俄罗斯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 

—— 十月革命百年反思

十月革命百年，坊间记思文章不多；即便提及列宁体制也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这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反思。所谓完美的反思，虽然不能说出鸡生蛋，是蛋生鸡那样的果敢逻辑，起码也要试探一下，才可完成为了忘却的纪念或者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我们从几个层面给这个纪念予以补充之。其一，俄罗斯1905年暴动，是其后来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序曲；一个伟大的暴民运动，何以诞生了两个跳蚤般的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于是，就像人们纪念法国革命抑或英国之一样，人们在挑拣凡是这类革命的迥然不同之处。这钟挑剔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们这些革命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革命。用教条主义的话说，就是极权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之反之革命迥然不同——虽然极权主义革命也是反对专制，却是导向极端专制——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专制主义之反之革命，就是我们前此说过的，是回到过去价值体系和制度层面的革命——叫做复辟式革命（见基佐革命论：——

基佐说，“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不论是对革命颂扬或诽谤的人们，都采取这种看法。在前一类人看来，革命是光荣的事件，它们第一次为人们发扬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义，而在它发生以前一切都是荒谬，不平与暴政；人类只有倚靠它才能获得尘世的拯救。在后一类人看来，革命却是最可叹的灾害，它中断了一个漫长的智慧、道德和幸福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做这种坏事的人宣告的主张，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无论是颂扬或谴责，无论是祝福或诅咒，在考虑革命问题时，各方面都忘记了革命的客观环境，他们同样地将革命和过去绝对孤立起来；他们同样地要革命负担起世界命运的责任。

“现在是清理所有这些虚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词的时候了。”

他说，“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务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做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企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的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力，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律中记载的圣.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

“人们反对特权，并企求在社会秩序中引进更多的平等：全欧洲的君主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一直到我们的时代，给予公民平等的进一步的步骤，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权的进步来衡量的。……

“……那些被认为专门属于英国或法国革命的原则、意图、努力，事实上不但早于法国、英国革命前几个世纪已经存在，而且恰恰正是归功于同样的原则的努力，欧洲的社会才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难道封建贵族是通过封建的秩序混乱、它的特权制度、他的残暴的暴力以及它对呻吟在它的枷锁下的人们的压制，难道他们是通过这些才参加各国的发展吗？不是的：

“他们反对了皇族的暴政，他们形使了自卫的权力并保持了自由的准则。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具有天赋的权力、具有绝对的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

“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祖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

“至于说就会僧侣们——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促进了文明？难道是由于他们自外于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人类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吗？不是的：

“由于僧侣们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法律下，一视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他们尊重并培养了科学，建立了学校，赞同知识的传播，并使智力活跃起来。……”（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而极权主义革命，则是彻底的未来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没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层面可以借鉴和参照，纯系一种理想国革命和乌托邦之。而柏拉图理想国未及之之革命，又和这种革命纠缠在一起，一致，却又不完全一致——因为西方专制主义，僭政与民主传统中，柏拉图为体制，法制和理念杜撰的那些价值论和准价值论，并不包含在希腊未及实践的极权主义之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是为了民主，法制，正义和人性，这是一种西方辩证法。于是，我们看到，理想主义革命和极权主义之，还是不完全一致。这即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点，则是即便是列宁式革命，也是借鉴和参照了以往革命的一切元素，一开始革命面貌模糊不清；这个孟浪和朦胧的革命，又和所谓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纠缠在一起以反对沙皇和所谓资产阶级；最为重要的和主要的元素，就是列宁后来奋力消灭的苏维埃组织。苏维埃主义其实是苏联政权的反面——也就是说，苏维埃一开始就被列宁利用，而列宁不是苏维埃主义真正的保护者和缔造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反思之处。没有这个反思，人们从资料，书籍和电影中看到的那种排山倒海般的民众运行时，是无从解释和说明的。在此一点上。列宁们大概都忘乎所以地自认为是苏维埃群众的代表。他们顺从了这个苏维埃革命的某些要素——就是反对沙皇和反对资产阶级。我们看到，1905年起义以后彼得堡，莫斯科乃及其他地方的苏维埃领袖四方八面，并不完全是、也不可能是布尔什维克一独掌控局面。而当改革带来革命和起义后苏维埃主义把君主立宪的尼古拉二世风头完全压垮羞辱和取代——虽然尼古拉二世实行了他的政治多党制度的改革，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看到，十月革命的所谓群众载体，在那个伟大的十月起义事件和十月宣言中就被命定而无可更改；她们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直接的产婆——这位疯疯癫癫的产婆加上疯疯癫癫的列宁们，托洛茨基们，直闹得整个东方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绝对不是禁锢在1917年，而是发端和肇始于1905年甚至更早——而直到20世纪后半叶俄人才半清算之。这是一种苏维埃主义甚至压倒列宁主义的事实和把戏；再就是，即便是伟大的尼古拉同志施行准规模准标准准许诺之言论开放，宗教宽容和结社自由，但是如果无法把俄罗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加以善处，如果这样的西方政治学和价值观，不能解决后来马克斯.韦伯说批判的伪立宪伪民主，更重要的是，如果民粹主义不会适当而止，又，基于此个主义肆无忌惮还加上极权主义入骨，那么，一切的理想或半截的理想就会彻底回归理想国。

我们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史料就可以代史试论了；虽然《红轮》等，当时或者后世的著作并不缺乏这类反醒于议论之。

维基资料——一如维特所言，……10月宣言是尼古拉二世被迫所为。“它的确立即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从10月17日到12月初六个星期的自由日开始。在这个时期，所有出版物，革命性的论文，小册子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即使沙皇正式保留审查挑衅性材料的权力。这个机会让新闻界以前所未闻的苛刻，批评的口气向沙皇和政府官员发表讲话。言论自由也为会议和有组织的政党打开了闸门。仅在莫斯科，头四周举行了400多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一些政党是宪政民主党人（Kadets），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Octobrists和俄罗斯人民最右翼联盟。

“所有从自由日中获益最多的群体是工会。事实上，自由日在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见证了工会化的顶峰。在莫斯科建立了至少67个工会，在圣彼得堡建立了58个工会;两者合并的大部分都是在1905年11月成立的。对苏维埃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时期：圣彼得堡有将近50个工会受到苏联控制，而在莫斯科，苏维埃有大约8万个成员。这个强大的权力部门让苏联人有足够的影响力组建自己的民兵组织。仅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就要求大约6,000名武装成员保护会议。

“圣彼得堡苏维埃社会党和其他社会党派也许在他们新找到的机会之窗中大大地被冲昏了头脑，要求与沙皇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这场战争的召唤毫无疑问地震惊了政府。工人们不仅被指控，而且自由日也对农民集体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由于宣言的出现，专制政府的权力开始减弱，带有政治组织的农民走上街头起义。作为回应，政府发动力量镇压和压制农民和工人。后果现在已经完全有效：政府借助他们的借口，在1905年12月份恢复了一度失去血腥星期日的权威级别。”

这就是苏维埃的力量吧！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是的，就像很多后来的抑或当时的作者做出的分析，苏维埃主义，社会主义，斯拉夫派，路标派，寻神派……社会革命党人（有译成社会主义党），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十月党，等等，不一而足的潮流，不一而足的政党，在对待苏维埃问题上，几乎都是顺之昌，逆之亡。故此，苏维埃被争夺的逻辑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便是后来人们研讨的问题。就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云，苏维埃和列宁主义悖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革命研讨话题。（苏维埃——资料：“在俄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大众组织被称为‘工人和士兵代表理事会’。这些机构应该在临时政府之下组织起来，直到制宪会议的选举可以进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防范反革命的警戒委员会。由于其在首都的地位及其对驻军的影响，拥有4,000名成员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其中最重要的。

“革命一开始，这些苏维埃就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控制，甚至孟什维克的民选代表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多。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俄罗斯人在失败后遭遇失败，临时政府在建立工业和平方面证明不足，布尔什维克开始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领导层，要求‘苏维埃的一切权力’。布尔什维克向工人承诺了一个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的政府，推翻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府机构——临时政府。1917年10月，临时政府被推翻，把一切权力交给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目击者约翰·里德写道：‘直到1918年2月，任何人都可以投票给苏维埃代表。’即使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并要求在苏维埃有代表权，他们也会得到它。例如，在临时政府的政权期间，彼得格勒苏维埃有资产阶级代表，职业男性联盟的代表，其中包括医生，律师，教师等。”以后，苏维埃成为苏联，就是政府代称和变异了。略）

我们认为，苏维埃主义，其实就是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壮大和成型——而过去仅仅包含俄罗斯农民的民粹主义概念，在05年革命后变得更加繁复和多议。因为民粹主义是革命和政权赖以支撑的一种多元元素。于是这个问题开始走向过去的民主主义卢梭主义基佐主义……等等面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指出，卢梭主义从一个反面转向了他的人民意向和普遍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面向和“人民”意志。在此层面，卢梭主义的法国革命实践，专制皇权和人民的对立，便成为以后苏联革命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其实不是阶级斗争（因为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地主斗争平农，店主斗争雇员——而是彻底完全干净地迥然相反一面倒的虚伪阶级斗争……。）所以，从理论上探索，苏维埃空壳主义与民粹主义人民空虚论变成了列宁主义的猎物和异端。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在列宁发现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这只俄罗斯蟹子，终于等到掐死俄罗斯之鹰的机会。（此处，十月革命起源于极端资本主义战争——和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极端形式论的阿伦特主义，殊途同归。）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就和极权主义运动合为一体了——所谓苏维埃万岁就和列宁之毫无二致。这个转换，后来继续转换成为一切民粹主义领袖运动的不二模式极权模式。这就是命运对于俄罗斯人民的嘲笑。这个嘲笑后来发展成为对于人民政权的背弃和解构。列宁，转成为斯大林主义，转成为古拉格运动。社会主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见巴库宁和托洛茨基言论/而且，笔者从来不认为世界上出现过真正的人民苏维埃和人民社会主义。）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乡村自治及其传统纠葛，在该历史时期的某种诡异转换，成为所谓马克思之“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一种第四卷资本论格式——你要消除格式化和范式化吗？那么，就要研究俄罗斯村社主义带来的繁复局面。我们看到，其中重要著作之一，就是马克斯.韦伯的《论俄国革命》。在其著作中，韦伯慧眼独具地分析了这个被马克思，赫尔岑，列宁……等人所看好的俄罗斯无资本主义传统，而直接通向社会主义之政治路径说——这是他们的路径依赖吗？韦伯说，那些激进社会主义人士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最低纲领，“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拉夫洛夫等缔造者的时代开始，在血液中就流淌着革命主义对一切‘发展法则’的反对。赫尔岑和拉夫洛夫都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赫尔岑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出现的观点是‘无稽之谈’……显然，这种实用主义理性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俄国公社里确实存在着共产主义，村社共产主义活生生的存在不仅能代表工人的观点，在法律上他们大多数人至今甚至还隶属于他们的家乡公社，而且还会不同层次的自由派人士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同上）

于是，如何看待村社主义，成为看待俄罗斯人民如何在坚守和抛弃之、之旋涡中紧紧打转的悲剧。又，这个村社问题和俄罗斯土地（改革）问题，究竟会如何联系和如何发展，也是韦伯关心的重要课题。简而言之，村社的形式和性质是他们所谓的宗族统治，逼迫锁居，不公分配和集体生产的某种（不同于古希腊德莫的）公社结构/Obshchina（维基资料）——

“这个术语源于单词obhchiy，obshchiy（common）。”

村社存在的土地属有特点是——

1，“绝大多数俄罗斯农民在社区中共同拥有土地，作为乡村政府和合作社。根据土壤质量和距离村庄的距离划分耕地。根据家庭中成年人的数量，每个家庭都有权从每个部门索取一个或多个带子。这种分配的目的不是那么多的社会（每个人根据他的需要），因为这是实际的（每个人都缴纳税款）。

2，“为了确保公平分配土地，定期根据人口普查重新分配土地。这是由国家强制执行的。

3“即使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一个农民在日常工作中通常几乎没有从obshchina独立，在社区（skhod）的全部集会中由村级（mir）管理。

4，“1905年，波罗的海省份不存在重新任职的任期，但西部和西南部（即乌克兰）农民占四分之一，草原农民占三分之二，其他地区占96.9％。

该机构被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4）有效摧毁，其实施将导致俄国革命和随后的苏联集体化。

“农民生产方式的组织是Obshchina发现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原因。个体农民，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通过建立家族联盟来分类，以便在社区成员之间分摊风险。

6，“米尔/村社本身及其风俗，古老而古老，然而，直到1861年农奴的解放之后，村庄社区才从退化贵族的祖先管辖权中退出并赋予自治权。”

7，“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把这种安排看作是俄罗斯农民有财产社会化历史的证据，并且缺乏资产阶级对所有权的冲动。”

“农业公社”……以后（斯大林时期）转变为集体农业/集体农庄。

其实，还有9，就是韦伯说过的，俄罗斯解放农奴之后乡村公社日益增强的官僚科层化制度对于原始公社的侵袭和颓待。（《论俄国革命》）

于是，在关于如何看待公社的问题上，几乎很多俄罗斯重要思想家，都看到村社的所谓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性质；这个性质，导致了俄罗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者对待社会主义的首肯——比如，他们的名称和态度，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此间，其实最为彻底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于是所谓彻底的社会主义者类和所有的科伦斯基，司徒卢威，查苏利奇，马尔托夫甚至普列汉诺夫者类乃及其主义，都迥然不一，因为列宁主义涵盖各压倒了社会主义解释权。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乡村公社问题，就像俄罗斯排斥天主教和希腊民主一样，他们开始一种托尔斯泰似的分田分地真忙——托尔斯泰是真正的土地社会化—反私有化者之一——这也就是坊间对于所谓地上天堂派的举证，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韦伯也没有看见后来苏维埃集体农庄的建制和核心——那个动物庄园的面貌和真相——韦伯只是参见了所有的党人们的各种土地改革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如何发展成为列宁主义，其实非常清楚——因为所谓的社会化一天也没有施行过，一天也不可能施行过；俄罗斯村社或者是施行官僚治理和统治的农奴体制；或者是施行家族封建领主似的剥夺体制；或者是施行缘于公社财产示意的反驳个体权利和权利的虚伪社会化剥夺；或者干脆就让国家占有体制辖制所谓公社集体化体制；等等。在斯大林主义施行集体化以后，这个反对私有化的做法业已成为人们想上天堂实下地狱之政。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是俄罗斯村社制度对于西方自治体制的反拨和反动——也即是说，若果俄罗斯乡村自治形成西方严格意义上的自治，那么，就像缘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中乃至延伸到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那种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式的自治就会悄然形成和发挥。但是，就像俄罗斯知识分子并没有能够承载这样一种改革，他们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掉。你看，在反对自治形式的要害问题上，“亚历山大三世对村社自治采取了官僚式的毁灭”（同上/韦伯）。于是，在即便是几乎完全臣服于之的脆弱自治和虚拟自治也是沙皇不可忍受的自由。这是导致乡村自治反向形式的苏伟革命反拨——这个反对意见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因此，在村社中建立‘兄弟会’是很重要的，由坚定地志同道合者组成，他们会主动关注公社的所有决议，并组织起来联合反对地主和富农、降低地租、为提高为从事庄园农活的工资而斗争，他们还会传播一些观念，认为土地只属于‘社会’，并只应该委托給双手进行耕耘的人；一个人有权拥有他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当前的村社已经（不完全的）拥有了这种权利”，他们社会革命党人号召农民成为其党徒而实现政治自由——继而与经济公示制度。这是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观点。这个观点还不是属于自治自由那个范畴还在未定之天。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存在的；因为社会革命党也承认，1，村社现在还是一个隔离区概念，是等级划分的产物；2，把土地分给村社不过是变相的增加特权，从过去的地主，转变成为现在的村社领主。于是，即便是社会革命党徒的观点也无法在村社理想和现实中间明确区分他们的前途。其实现实性问题是资本主义大市场是吞噬村社这个小蚂蚁的怪物（韦伯——所谓新民粹主义观点——而旧民粹之是忽略资本主义技术资本去威胁的书生。）

这样，看待资本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前途成为俄罗斯一个讲不清，说不明的逻辑——这个悖论就是以村社问题和土地问题展开的诘难——而主张社会主义者类也是千奇百怪之所在；比如主张土地社会化的社会革命人就反对马上施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等等。值得注意之，是列宁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土地私有化的支持者者。这是他们源于马克思主义先要发展资本主义逻辑的延伸；但是这个反对，后来，就像苏维埃转化和蜕变一样，成为反对之反对。这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一种党见。真正主张土地社会化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本身一无是处，根本对于俄罗斯的发展无益。而俄罗斯当时处在要和西方世界进行金融交互的维特主义时期。在此期间，俄罗斯土地改革，究竟何处，成为一个俄罗斯走向的关键问题。在一种悖论当中，俄罗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就和俄罗斯土地社会化带来的问题，一样多。这是一个我们后来发挥的先锋和保守主义同样带来问题的重复——这个重复就是，如果俄罗斯土地改革让乡村解体，那么，俄罗斯生产效应就会增长——反之，如果俄罗斯让保守主义，乡村主义和农民原则占据上风，那么，农民利益的所谓保护，就会让俄罗斯整体经济倒退甚至崩溃。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果俄罗斯农村破产，无产阶级就会乘势兴起做大，让俄罗斯村社破产，就等于让俄罗斯破产。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载众！韦伯认为，多数俄罗斯农民都反对土地私有化。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也牵涉所有国家的农业保护和农业补贴问题于后世后代）。那么，司徒卢威（该书可笑地翻译成斯楚夫——这是年轻人的笑话……）们何以对待呢？韦伯的叙述是十分清晰的。他列举了司徒卢威等人对于土地问题的看法。韦伯认为司徒卢威是一个英国个体主义者；他的土地政策是，1，瓜分贵族领地，皇室土地和国有之发给农民——不够时再征用私有土地,2，取消土地赎金（于1907年彻底取消。）3，试行国家土地拓殖。保护佃农土地改良成果。等等。这里关键是分地主张——司徒卢威也反对把土地改革的方案和公社挂钩。其间，反对瓜分私人财产和反对把土地分给公社，是一些王公贵戚的观点。按照公社原则，这里出现的难题是，“个人有权利拥有土地份额，而村社原则上也有权利拥有个人的劳动”……这是十分难以解释的纠缠。农民新得土地是不是要进入所谓公社内部你的“新的特殊经济共同体呢”？啥是这个共同体呢？如何又在其内部呢？至于是不是俄罗斯官僚阶层阻遏了沙皇的分地政策，坊间议论风生。

那么，土地问题究竟如何结局呢，这就牵涉到斯托雷平改革效应问题。这是很奇怪的，马克斯.韦伯几乎对此不及所谓。但是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是非常熟悉或者非常不熟悉的。因为他这个人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恶果和成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首肯方面，首先就是索尔仁尼琴的赞誉（《红轮》）——而反对者，几乎占据整个中国读者群。我们看到，在基本的资料现实中斯托雷平是被这样评价的——（维基）“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即土地私有化，将土地从地主或贵族手中交给农民。在前村社制下，农民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因为他们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产，其劳动成果的半数以上要转给他人。而农民只有当他确知劳动成果将属于自己时，才能焕发生产热情，才肯在土地上投资。……而在俄罗斯帝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斯托雷平总理执政的时期(1906-1910)改革之下——

粮食收成增加30% 到1913年，农业产值增长2%，居世界第一位

工业产值增加5%，居世界第一位

人口增长率1,5%，居欧洲第一位

国民收入总值，164亿卢布居世界第四

国民生产总值，65亿2100万卢布，居于世界第五

这辉煌的经济成就毁于了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

至1922年苏联建国时期，新生的红军和苏联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残破局面。”这是一个基本评价。但是其中很多内涵并非如此。俄罗斯土地问题尽管牵涉到所有制问题，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他们所谓社会化——前次提及）；而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形下，处理不好，两面牵扯，即便是私有制也会因为其不公正导致的官僚科层体制和富裕贵族乃至皇室特权影响而功亏一篑——而如果实行公有制，那么，就像人们实行社会化一样成为一种幻觉和梦想——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国有化变成了古拉格。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斯托雷平改革引发了左右两翼的战斗。这场战斗初看是以其被暗杀告终；其实不然，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几年稳定局面后面，隐藏着俄罗斯诸多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危机。其重要危机就是社会主义赫尔岑们的出现带动了新一波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运动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却是社会主义试验及其失败。其中失败的内外原因皆备不背。最为重要的倾向就是所为民粹潮流裹挟社会主义潮流，社会主义潮流裹挟着列宁主义潮流带来了最终的历史终结——俄罗斯伟大文明的几乎终结。这个倾向在索尔仁尼琴的书中记录翔实，无可忽略之。

我们再早对于这个倾向的记叙有所提及：（笔者《读红轮》）“我们认为，俄罗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义，在索尔氏书中赋明显的悲叹之调。也正是因为沙皇和人民绝对没有认识到斯托雷平主义的正面性质而导向了斯氏死后局面的到来。这个“警察统治”——之说法——在索书中，则是无法无天，根本就几乎呈现了无警察，无军队，无法律，无秩序的动乱局面；何谈警察统治？！《红轮》中记载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示威游行；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利斯叶发生了类似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校园，……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罢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学变成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人依照法律指控他们。……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工课。罢工罢课像波浪般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整个九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接连不断，一直到十月。……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只说警察哥萨克和士兵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总结之：首先，是杜马暴民的存在——他们本身就是非程序非民主非宪治的民粹主义在内阁的代表，他们代表着对于沙皇和贵族乃及平民的对峙——其次，是赫尔岑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乡村去的口号导致了对于地主和庄园的清洗和杀戮——再就是，官僚本社对于社会运动的镇压——包含斯托雷平镇压；固然那个理出斯托雷平‘领带’者亲自否认了他的命题（见《红轮》）。而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外部因素就和他自己造就的内部因素一样，双面危机集于俄罗斯一身且以其合力摧毁了俄罗斯文明。

自由或者自由主义的载体和民主的载体，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村社/城市概念——比如古希腊的德莫与城邦（Demo——Polispolis）都是这样的自由和民主的载体——而后来古罗马自治被推广，被盐田七生研究为凯撒所谓行善政致恶果之自治扩大化，也是这个意思——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中著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等城邦她们对峙于神圣罗马中央政权和罗马教皇政权，也成为世纪佳话。这些西方意义上的城邦主义和民主主义，并非只是一种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她们主要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这样看来俄罗斯村社何以发展为一种梦幻式、赫尔岑式和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萌芽，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个问题和上述城邦和德莫问题一样，他们是不是可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载体，而不是成为所谓的乌托邦载体，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实的俄罗斯革命历史和变革历史中，没有人会把这个俄国的基布兹至少发挥成为一个政治中立的乡村自治（而以色列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的乡村自治，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多大程度上是资本之，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于是，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言，至少那个时期的俄罗斯人一想到了自治这个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和政党，和革命，和法制，和思想联系起来。在他的那本《论俄国革命》一书中，关于俄罗斯自治问题乃至俄罗斯涉及的波兰问题等等都有所讨论。这个自治形式和村社形式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同时也是两个问题的一个宗旨。他们互文互补成为革命群众和政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类似西方历史政治层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关联性层面依然是有关俄罗斯立法年代所带动的俄式解禁方式和自治方式。他们在世纪初叶（20世纪）解禁的各种多党试验也是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地方自治会和解放同盟与自治会基础上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关乎一体。上文所言之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等就是参与这种自治，这种民主，这种解放之人。于是关乎解禁问题自然牵涉到俄罗斯立法改革之产物俄罗斯帝国宪法，乃及莫斯科和彼得堡相继召开的俄罗斯地方自治大会。

帝国宪法施行了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结社自由（也即是韦伯“不知道怎么回事”地出现了那么多政党）——其中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等雨后春村般出现在俄国大地——而1903年社会民主党中之布尔什维克籍此诞生——请注意，这是世界上出现共产党的一次主要迹象。这个迹象是由尼古拉二世允许出现的，是他主张帝国宪法条例规定的政治产物。当然，这也是一个鸡蛋与鸡的间性逻辑所导致之。人们注意到，自由的意志来源于民主的众人到场，而这个到场导致的人人争执人人的共和精神，又必须以某种规则的出现再出现——这就是法政缘起——这个缘起又导致各个阶级，集团，皇室和平民之间性存在——严格意义上说，皇室本是共和纳入其中之该有之义，而非只有法国革命杀死之之模式才正确。在所有这些关键环节中，自治模式又是所有这些模式实施的载体，不管是战神山还是帕提农神庙，只要她们是自治的人人和政权，都是神圣的（也许可以被解散，但是不可以被镇压。）那么，俄罗斯地方政治的真理又是如何体现的？结论会和西方之截然相反，其结果即是村社的解体带来了革命的恶政。这是善政导致恶果，还是恶政导致之？我看两者皆备。你看，首先是俄罗斯自治本身一半以上是假的。假的，如何充真？韦伯响应一种关于俄罗斯没有历史的说法，并把这种说法言及所谓戴克里先制度（戴氏是罗马共和转向帝国且实所谓四皇统治的荒诞派创始者）之延续——而这种制度中没有自治该念，只有所谓“莫斯科维”（俄国古代称呼）概念。这样一来，“地方自治会是一个自治的现代机构，它成立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并且已经进行了一次改进——从一个代表纯粹的一般土地所有制（包括农民）的机构变成一个本质上基于等级原则组建的机构”，韦伯说，俄罗斯地方自治会最可堪比美国地方政府；而普鲁士之业已衰落，……而一般而言，村社要和警察，政府，官僚……作斗争，“普列夫通过这些手段平迫使地方自治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消极的协会的角色，……他想把地方自治会连根拔起，用国家官僚制度取而代之。”（同上）在俄罗斯新宪法中“无权反对中央权威”是地方自治单位选举之上院的危险掣肘——而下院的直接选举，又有所谓的“独裁政府一察觉到有来自杜马的威胁，就立刻会用权力让工人和杜马进行鹬蚌之争，至少表面上是成功的，目的是阻遏那些涉嫌自由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以前政权的一贯伎俩。”他涉及到前此提及之农民问题——“一旦民主党同意基于一种财产选举资格的选举权，就意味着农民大众显然被排斥在选举之外，各种反对力量就会联合所有没有选举权的农民，因为农民大众的仇恨就是指向有选举权的私有财产主，地产主，尤其是富农……以及乡村资产阶级，”“他们甚至排在无产阶级之后”！这些大概就是俄罗斯伪自治的一些颜色和真实。

最后的课题是尤为重要的辨析，因为它关系到十月革命前后俄国人对待西方资本，西方资本对待列宁的态度。也就是说，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以其犀利的思索和敏锐的嗅觉，察觉到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战争织体的诸多环节和细部。他的发现大概是，民主和资本是两架马车，不是互为轮轴的自然因果关系。这个关系说和无关系说，甚至在一定呈上用资本抵制民主，用阶级利益清洗阶级合作，用列宁主义沆瀣洛克非得和罗斯查尔德……这是十月革命后所谓彼得博格俱乐部驰援列宁的一些证据(——丹尼尔.伊斯图林著《彼得.博格俱乐部》一书22章——第二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失败，俄国的工业发展肯定会超过美国、英国和欧洲；而我们现在就将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是，通过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美国金融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延缓了俄国的工业增涨速度。华尔街的银行界和投资人在幕后控制了俄国的工业发展，从而阻止俄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最初的一个主要的对俄国革命进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苏克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他是美国的钢铁巨子，一八九二年他就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认为值得的事业。他相信，“一个死去的时候依旧富有是耻辱的”。到他一九一九年辞世，他共捐助了三点五亿美元。他还建立了一个分送财富的组织——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内战中，卡内基还很年轻，他亲眼目睹了内战的恐怖，所以他捐助了一千万美元建立国际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目的是组织未来战争的发生。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基金会受托人董事会编制了“马尔堡计划”。

“詹宁斯万斯在《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信徒》中写道，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将国际金融家与社会主义者联为一体，共同压制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成立，以强制和平……控制其委员会……（并进而）对人类的所有政治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88

“该计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编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同盟国和轴心国都造成了可怕的生命损失，那时，“强制和平”是一种政治修正，也是卡内基为之奋斗的自豪理想。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强制”和平同样意味着必须发动战争的必要前提。而卡内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受托人董事会为未来所准备的、掩藏在马尔堡蓝图之下的秘密内容。

“安东尼萨顿向我们提供了实施“马尔堡计划”的背景——配合处于国际金融控制者“终极力量”控制之下的国际政府。“俄国是那时——也是现在——全球最大的未开发市场。而且，俄国，当时和现在，一直都是美国工业和金融优势的最大潜在威胁。”89

“因此，萨顿进一步解释说，“马尔堡计划”的缔造者们需要发展一种覆盖全球的垄断，而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被美国工业控制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能在自家后院为美国工业实现的，如果从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给予适当的支持和推动，一个计划的、海外社会主义政府也能为它做到。”

续，“——不满的温床

“二十世纪更替之际，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统治俄国。他是罗马诺夫王朝（始于一九一三年，终结于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任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统治的版图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和中国接壤，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也是俄国的领土。按照美国少将约翰﹒汉布里﹒威廉爵士（他作为一名英国军官，在战争期间驻扎在俄国）的说法，沙皇对“同盟国事业的忠诚，只有他对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可以媲美。”

“罗曼诺夫王朝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将俄国西方化。尼古拉斯二世试图让俄国工业达到欧洲的现代化科技水准。不幸的是，他用的是他的劳力。许多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最低的工资，而这些则为一九〇五年彼得堡“血色星期日”有组织的工人抗议建好了舞台。不过，沙皇的军队镇压了第一次起义。旧有的秩序维持着风雨飘扬的权力，一直到战争的第一年。直到一九一八年，机会再度出现，独裁统治被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族被处以死刑。

“吉奥格斯海顿的书《强奸宪法：自由之死》很有趣。从中我们能知道，约翰D洛克菲勒的个人特使，乔治凯南花了二十年来鼓动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行动。他的出现和影响使美国资本家很容易通过善意的援助，利用“仆从”俄国市场来压制反叛者。

“为什么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们如此着急推翻俄国独裁统治？这是否是又一个，发动俄国革命更相关的理由？

“一句话：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石油！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俄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一九〇〇年，俄国富有石油的巴库油田生产了超过美国生产总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产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

“革命的混乱和破坏摧毁了俄国的石油工业。在《华尔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萨顿写道，“由于缺乏技术，到一九二二年，一半的油井都荒废了”，另外一半也几乎无法使用。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加里艾伦也提到了，革命摧毁了美国的竞争。‘在很多年里，革命有效地消灭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的竞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标准公司再一次进入并重新开始俄国的石油生意。’

“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了消灭（威胁自己的）竞争，并让俄国人民在数十年里保持贫困和堕落，他们必须找到可以实施成功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现了。”)而列宁所谓新经济政策，无外乎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转不灵的马车强行拉动。而在十月革命之前，有两个俄罗斯大员牵涉到关于世界格局和内部改革运转的民主，革命，宪政，村社，土地，主义，道德，上帝……诸多问题之一的最为重要问题——就是俄罗斯“改革开放”问题——这个问题转变成为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大人的历史作用说。维特的观察结合韦伯的观察，人们在一百年后看到了不单是苏俄改革问题之关键，同样看到了中国之。维特的外资支支持论缘起于西方对于沙皇镇压1905年起义。维特发现，要想把如果问题一揽子加以解决之道，就是勾结西方金融体系，把俄国马车加入到他们的轨迹之中。他说，这是比他们反对镇压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这个逻辑伸展出来这样一些推论和试验。维特主义被韦伯看成是俄国和美国两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竞赛资本主义之事实。美国加上欧洲的资本运作是不是可以转轨并行与之，就是维特主义试验的关键——但是，正是这个节点，被韦伯查出端倪。他说，民主和资本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可以互相分离甚至掣肘之关系。这是一。

民主与否的课题带动了俄罗斯价值体系的转轨和把持——资本主义政党（尤其是大资产积极之），当然愿意施行维特主义于自身的资本结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阶级对峙时期，其他阶级利益何在的问题凸显——于是，又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产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一体两面；韦伯以为，这是他们首鼠两端之写照……民主和资本既然开始互相分离，那么，民主中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俄罗斯落脚？于是出现坊间所谓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自由派）的间性对峙。这个间性对峙就以托尔斯泰的反对西方政治价值体制说为其总代表。这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加上了托尔斯泰主义。我们不得不引用韦伯书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注释，“对列夫.托尔斯泰来说，宪法、人身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的可憎之物，或者最好也就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发现了亨利.乔治，而且近来在《俄罗斯思想》发表了一篇题名为《重大的罪》的文章，宣称罪只存在于私有制之中，在取消了土地私有制之后，其他一切事工都是可鄙的。”（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下同）这并非偶然。我们看到韦伯简单提及的索洛维约夫的伦理命定论诸如此类的寻神呓语。……但是寻神关键不是不提政治而锁死了政治和西方政治学；这个桎梏导致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们对峙自己的或者普罗、或者布尔乔亚的理念大打折扣，让他们变成那个拜占庭主义和东正教主义的余须和尾巴（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议论过基督教和希腊化之间的对峙——而俄罗斯成为罗马之反，却要自称第四罗马所在云云……）。再说一遍，托尔斯泰主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而反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支持列宁。但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不是它的本质。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三是，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究竟是不是一种同伙关系还是难说。社会主义者科伦斯基和社会会主义者列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与之之关系。维特引进西方资本；克伦斯基引进民主；而列宁既引进资本，也引进“民主”（这个民主就是他籍此发迹的民粹—极权）。我们回过来看看韦伯的逻辑：

——“要是没有外国金融界的警告，……沙皇可能永远不会公布《10月17日宣言》，或者至少很快就会废除它。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狂暴有所顾忌，他也担心过军队的叛乱，而且对方战事的溃败也让他萎靡不振，但是如果独裁者不是受到了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冰冷无情、心如铁石的宰制，这一切都可能无济于事。”

证券市场一片低迷让维特们看到了转变之之方略。

——“维特与普列夫的统治举措相反，……维特乐意与资产阶级达成谅解来反对大众。”这样做俄国必须实行法制。

——大银行家和企业家的政党合法秩序党应运而生，“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会终结“民粹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无疑马克思主义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这种浪漫主义的位置。”因为它无法应对俄罗斯土地问题。

——“如果我们打算指望‘物质’利益的‘自动’结果来实现‘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那今天它们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因为民主和个人主义根本就是指相反的方向。”“有些人总是担心世界上会有太多的民主和个人主义，而缺乏权威、贵族和对职位的尊重……人们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以确保民主的个人主义不能充分发展。”

——“一切经济指标都指向越来越‘不自由’的方向。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发展趋势，它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如今人们正在把它输入俄国，倘若有人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有着建设性的和亲关系，那简直就是荒谬至极，更不用说‘自由’（Liberty）了，（不论是在任何意义上理解这个词）。问题毋宁是说：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事实上，当且仅当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一样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自由时，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经济的‘社会化’催生的内在‘自由人格’……已经微乎其微了。”所谓清教徒现实天堂的预期业已“防止那些维持现状有利可图者做任何改变。”

——“一方面，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能继续成功收获它长期的推行的蛊惑政策的果实，这些政策一方面叫嚷着要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扼杀资产独立性的任何良好发展。并操纵各个阶级的互相厮杀。”

于是我们提出纪念十月革命的另类主张。

这个主张就是，十月革命就和列宁主义乃及斯大林主义一样是一个人类虚拟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造就的迫害和破坏和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几个怪诞产物息息相关。这几个怪物就是，战争；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含资本主义之和社会主义之）；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主权概念（——源自威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主权国家论——一直到联合国体制），加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与此相关的毛主义，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苏加诺主义，甚至西哈努克主义，不一而足。这些主义及转换，又造就曼德拉主义，昂山素季主义（有了折扣因为民族问题……）。这些类似印—巴—孟分治导致的千万人罹难和数百亡人死亡，以及毛主义强加中国人的饥荒导致的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列宁斯大林导致的千万人的政治罹难和（乌克兰）饥荒死亡……不胜枚举的十月革命前后脚的战争，改政，独立，解放，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抗之之）产物。这个悲剧，其实，不仅仅是1918年1月份街头镇压立宪和理想的结果和恶果，而是十月革命导致的资本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派生物之反思之轨迹，是不是不被反思。毛主义有一个“走资派还在走”的文革语言。这个语汇的含义就是，走资派的出现，打倒和复出，就像十月革命一样，成为资本主义沆瀣之，反对之，双向走轨的把戏。这把戏，用毛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其实，布尔什维克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是不是同样可以造就一种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工程共治之结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联合国结构和苏联乃及后苏联结构。这个结构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必须结构？这才是我们思考十月革命的根本所在。

关乎于此，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

用戈德华特的话说即是，“先贤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私的煽动家所带来的威胁——后者会以经济利益的虚假许诺诱使大部分民众授予政府巨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严禁这类的权力转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为实际上处于公共权力的自然合法边界之外；第二，通过将公共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权力机关维护各自的特权，从而有反抗其余权力机关侵蚀的天然动机。

“但是先贤们并非预言家。他们了解，这些政府的规则，无论多么天才的安排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无论多么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没有什么能阻挡决意抛弃它们的人们。在上节的分析中，只有当民众有足够的决心维护它时，这个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美国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戈德华特）

用马克龙的话说即是，“但我们必须记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一代人。我们无法将自由通过血缘传给我们的子孙，它必须被争取、被保护、被传承，被一代又一代人捍卫。’”

 

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祭

一

2006年，是一个纪念年。文革四十年，是很重要的纪念。

文革发生，远因近果，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或者简称波匈事件；所以有此说法，是因为毛的文革理论和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深层根据，来源于对于修正主义之批判；而修正主义之现代集大成者，就是那几个在中国做为贬抑词的象征性人物，赫鲁晓夫，铁托和伊姆雷。纳吉。

纳吉此大名，和1956年布达佩斯之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名词，就像那些不可或缺的其他国际人物和事件之名称一样，被中国化和党文化化了，被遮蔽和扭曲了。

于是，解释何为修正主义，成为那个时期以来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许是现在所说的头等大事或重中之重一类。

辨正赫鲁晓夫和纳吉，是怎样一种修正主义，其异同如何，是一件亟待澄清的事情。因为，赫鲁晓夫之修正主义的核心，是批判了，揭露了斯大林。而纳吉，做为此批判之受益者和受害者，在整个匈牙利事件中，其几度沉浮，以至最终毙命，是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对待苏联——这个斯大林货色的国家，紧紧相系的；而批判斯大林和保卫社会主义，又使得纳吉成为赫鲁晓夫思想中的悖论。（虽然，赫氏并不欣赏那个匈牙利的斯大林分子拉科西......）。

这期间，人物之间，主要是苏东人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批判斯大林，是为了批判社会主义，还是相反？

纳吉之社会主义和赫氏之社会主义区别何在？

中国人介入匈牙利事件，是否成为赫氏下决心镇压的重要原因？

在此以前，赫氏一度支持纳吉而规避拉科西。赫鲁晓夫对于匈牙利的武装干涉，成为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死亡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纳吉之命运是否胜也萧何，败也萧何。

纳吉是不是只是被赫氏抛来甩去的傀儡呢？答案截然相反，他是社会主义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自由化英雄——换言之，社会主义土壤可以产生自由主义。这个英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鄙以为大大超过赫氏本人，铁托本人和中国的胡，赵。正如中国一个诗人所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出血斑斑！”在贯彻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转型方面，赫氏也好，铁托也好，胡赵也好，都没有能够找到和具体践行的办法，而留下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也就是说，纳吉在五十年前开创的理论的和实践，至少超过铁托和胡赵的转型诉求和转型实效。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虚伪的巴黎公社原则和所谓“实践检验真理”一类马列主义臼穴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个实践检验真理说，其实来源于当时苏联『真理报』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是，我们提倡各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实践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云云。（『真理报』1956年12月，见『苏南关系』一书英国斯蒂芬。克利索德编人民出版社）——而纳吉，就大大超越了这个检验和实践——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制和脱离华沙条约组织，使得东西方的人们瞠目结舌。

我们当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早就演变成为寡头政治。其政治实践，包括经济实践，也只能够是思想国有化，权贵经济和独裁者本人的裁定。而纳吉的实践，超越此道，形成一个短暂的，反此之道的，真正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检验政治经济的实践。虽然，其指向真理的实践之脆弱和幼稚，不足以抵抗当时还非常强大的赫鲁晓夫乃至毛主义的正统社会主义势力及其思潮。

更加重要的是，在纳吉实践这一非社，非资的政治路线图的时候，东西方两个阵营，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态度，是赫氏积极的武装干预，肆意镇压；一个是美国人，艾森豪维尔和杜鲁门的新一波绥靖主义。他们当时对于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之兴趣，大大超过匈牙利人的流血！

在许多关乎于此的记载中，绕有趣味的，是基辛格的看法。在『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对于艾克们的冷淡和怂恿，亟尽批判之能事——而他在文革期间和毛，周的谈话，则完全忘记了他对于纳吉的同情。此公的一头两面思维，使人看到西方此类怪兽的狡诈和城府。

于是，过去的五十年，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对于伟大的匈牙利人都负有罪责，至少美国在道义上是有罪的。虽然，我们看到美国战后认可并维护东，西欧的划地为牢的原则，也许保持了冷战条件下的和平。而其相对的孤立主义态度，使得东欧民主之到来，也许延后了几十年。

是的，维护这个界限的价值，难道只有牺牲匈牙利起义才有可能吗？难道美国的做法，不是让苏联的镇压成本降低到零吗！

同理，当苏联人在十几年以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在北京发生1989年事变的时候，美国人表现的态度，都让我们想起他们对于纳吉见死不救的态度——这个关于中国政策的“熊猫”化宝贝，迄今还影响着那些被阿伦特称之为帝国主义思维的政客们。

而修正主义，好像的确比起帝国主义，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的命运，来得更加重要。

毛，在半个世纪以前，正是看到了这种威胁而越发变本加厉地要想对此加以消灭，从肉体和心灵上加以消灭。但是，历史的吊诡是，修正主义不但以工党和社会党的面目进入西方社会，而且以中国特色进入毛以后的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虽然，这个修正主义的变种，如今已经变得难以识别——因为他不是朝向普世价值演进，而是再度发展出来一个中国式怪胎。这个怪胎，就是反普世价值的修正之修正——就好像实践了古老的否定之否定，而又丝毫没有辩证法的活力出现那样。辩证法变成东方的，类似基幸格式的相对主义和马基亚佛里主义。

这类马基亚佛里主义者，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他们用来蒙蔽世人的新毛派旗帜，已经不是红色而是黑色。而黑色的旗帜，在红与黑的较逐中，猎物，究竟死于谁手，当下还是扑朔迷离的。

五十年以前，自诩为修正主义批判者的毛派中国人，一直以来，对修正主义忧心忡忡——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毛和邓，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事实——邓虽然说，对于批修，要“一风吹”，但是，其实他是在悄悄地实行铁托五十年前做过的事情，就是靠拢西方和美国。他知道，共产党对于是不是一定要批判修正主义这件事情，并不是唯此唯大之唯一，而充实政权的实力，甚至可以反对某种反修。他的态度当然和毛相反——而谁也不知道，毛如果多活十年，是不是又是一个邓——因为，他和尼克松的接触，已经使得他懂得了一个西方政治的哲理——越是违背自己的原则，越是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毛派的“觉醒”，也许来得太晚。其一塌糊涂的统治，在1976年前后，已经气息奄奄，就要崩盘。

1976哗变以后，毛之思想和政治资源已经枯竭。修正主义可以救中国——邓，开始派出人马访问南斯拉夫，邀请铁托，这个昔日之“帝国主义之走狗”访华，并实行某种有限度的转型，引进外资和实行土地承包等等。。。。。。

于是，至少毛对于赫氏和铁托的批判，已经暂告终结。

这就是毛，邓对于修正主义批判之逻辑的终结。（虽然，在事情刚刚发生的是时候，毛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僵化的。他对于赫氏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还是表现了自身的看法。下面我们还要提到之。）

二

这样看来，在匈牙利事变发生的时候，东西方的政治家们各自表达了他们对于匈牙利事变的看法，产生各自辨正于此的所谓政治逻辑。

这些逻辑，虽然已经逐渐随着一个历史大进程的逻辑的出现和作用之，而变得日益式微和没落，但是，毕竟在当年，这些逻辑，一度呈现了他们的历史强辩之性质，并且以此拖延历史，至少有五十年之久。

这些逻辑的前提，是人们对于历史进程的推断和判别。这些判别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源于各自对于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和利益政治百般的考量——这里，即包涵赫鲁晓夫对于苏东集团的利益考量，也包括西方人，美国人，对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如前述。现实即合理之原则，在历史本身未发生剧烈错动以前，好像言之成理，而历史的错动，使得历史本身的秩序和合理性逐渐凋落。

重复而言，对待匈牙利事件，毛们，赫氏们，铁托们，纳吉们，乃至艾克和杜鲁门之流，都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思考。这些政治思考，于今看来，又是怎样一种逻辑和推断呢？

我们也许可以首先来看看铁托们的态度。

一般而言，在匈牙利事变发生以后，铁托们好像站在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之上，对于苏联人的野蛮和粗鲁，报以某种不乏良知的谴责。而这种谴责，使得历史对于修正主义者的面目，真假难辨，形成似是而非和模棱两可之特色。

我们不得不有些印证，以说明这种貌似公允。

这里，我们引用了赵启强先生的一些资料（『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

赵先生对于纳吉和匈牙利人，在事变发生以后表现的，几乎是英雄的和主人翁（这个社会主义形容词）气概，十分赞扬。而对于南斯拉夫人的古道热肠和见义勇“说”，做出全面肯定。顺着事变的演进，赵说出一系列铁托和南斯拉夫的辩护纳吉之词，使人们看见了铁托们的“正义感”。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这当然是一个很正面的概括。

顺下来是，“1956年10月24日，面对着街头的苏联坦克，。。。。。。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纳吉于11月4日和他的追随者42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并获得了政治避难权。”

这是众所周知的。纳吉躲进南使馆。这也多少表明的铁托的态度；但是，这个行止只是表面上的——请注意！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1956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11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11月4日，纳吉和他的41名政府要员及家属，刚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苏联的坦克装甲车便包围了使馆大楼。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这里，是赵先生叙述的纳吉最后的命运——

“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17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11月21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权“不想就纳吉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实行惩处，”“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11月22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发出保证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辆公共汽车接这些难民回家。车刚开出了大使馆，就被苏联装甲车包围。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以后，发生了最终纳吉被苏联人杀死的悲惨结局。

从南斯拉夫人的这些表态看，好像他们是站在纳吉一边，只是出于苏联人的淫威，不得已使纳吉落入虎穴。

但是，在一批被英国人克利索德披露的材料中，南斯拉夫人的面目，就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了。克利索德引用有关历史档案，他写道——

“事情告一段落，可是依然紧张。”

这里，考氏所说的“告一段落”是指，即1956年10月，纳吉暂时控制了政权。苏联方面撤出军队，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接纳了纳吉政权。但是阴谋没有停止。赫氏和马林科夫飞往铁托的布里俄尼岛，试探南斯拉夫的态度。“同时试探中国，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党可能做出的反映。”

克氏写道，“铁托对于拉科西和格罗下台表示欢迎，对纳吉上任表示赞同，但是现在对匈牙利事态发展又有了新的想法。苏联领导人满意地离开了布尼俄尼岛，因为他们知道，即将对匈牙利采取的行动，可能使辛苦得来得苏南和解蒙受损失，但却不致破裂。”

赫鲁晓夫在其著名回忆录里也说，“我们向铁托报告我们为什么前来向他提出我们已经决定派军队进入布达佩斯的问题。我们要求他做出反应。我原来猜想，铁托会做出我们和波兰同志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遇到过的更加强烈的反对。但是他的回答使我们有高兴又惊奇。铁托说，我们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我们应该使得我们的部队尽快行动起来。他说，我们有责任帮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他向我们保证，他完全了解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我们本已做好和他顶牛的准备，但我们反而得到他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甚至要说，在力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方面，他比我们走得还要远。”（『赫鲁晓夫回忆录』）

考氏补充说，“铁托已经设法使赫鲁晓夫相信，“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为伊姆雷。纳吉及其同伙提供避难权一事是否做得正确，现在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而且赫鲁晓夫在写给铁托的信中曾说道：“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自从布里俄尼会谈以来，你已经完全同意我们对亚诺什。卡达尔同志的态度，。。。。。。他能够在目前艰难的时刻和条件下，领导一个新的政权。”（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摘自恩维尔。霍查的一份报告）

而这个卡达尔（据说他已经精神分裂。基辛格就是这样说法——作者），正是把纳吉交给苏联军队的人。一个不大不小的叛卖者。

考氏还提供一个细节。“有礼由相信”，俄国人一度准备绕下伊姆雷。纳吉一条性命，以换取南斯拉夫加入苏联阵营”，由于南斯拉夫拒绝了这个交换，纳吉被处决——而且，南斯拉夫人本来准备公开这些文件。

而铁托，还在联合国通过匈牙利案件协议前，指示其代表不投票。

他后来发表了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小撮”论，即反革命利用了群众，多数人被蒙蔽，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

这样，我们看到的南斯拉夫人是极为虚伪的。其与苏联幕后交易，和其官面上那些义正词严之说，形成两张皮，变成两个面目，甚至两个心灵。一个是道义拯救者的形象，而另一个，是犹大——虽然有人说，耶稣和犹大联合，才有新世界——而且，是耶稣让犹大去叛卖他的。。。。。。

我们分析一下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的交易，其逻辑内涵究竟何在。

其一是，纳吉，成为赫鲁晓夫引诱铁托加入苏联阵营的一个诱饵。但是，南斯拉夫人更加看重的，不是匈牙利的自由民主，而是他自身铁托式的独立。

其二，赫鲁晓夫和铁托的牢不可破，或者“不牢可破”的友谊，实质上，建立在他们对于斯大林的否定上。铁托和斯大林的关系，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变得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对于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和蔑视，遂使得斯大林变成铁，赫制定友谊的一个前提。

其三，如果苏联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因为反斯大林而受到动摇的任何迹象，赫鲁晓夫就会马上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而铁托，也不会因为有可能丧失自身的南斯拉夫模式，而接受苏联的“招安”

四是，在权衡自由和国家利益方面，铁托的亲西方趋向，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到底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而不是他原来的同事创生的，同样从社会主义土壤中生长的德热拉斯主义。不然的话，南斯拉夫的纳吉——德热拉斯，何以被他的亲密战友所整肃呢！

五是，赫鲁晓夫虽然开启对斯大林的批判，开启现代修正主义之路线图，但是，他并不具备转型到西方价值观的，那些思想路径和精神储备，他不过是一个稍俱常识而反对斯大林屠戮政策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自由民主的，实践的和理论的前景可言——就像邓，也无此前景可言那样。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南斯拉夫所谓独特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后面，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即，他的工人自治，工人委员会等貌似更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货色后面，究竟是不是一种纳吉式的，接近西方的社会主义——但是，那却是另外一个课题。

三

南斯拉夫人确实表现出一种原本意义上的修正主义，或者说，机会主义作风。他们对于纳吉的拯救像是演戏。铁托这个戏子的表演，至今还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多少受到肯定。

于是，对于纳吉和匈牙利事件，从赫鲁晓夫到铁托，修正主义者做了充分的表演。一面，是恪守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另一面，则则悄然潜入异端，或者在遇到可怕的异端时，招回正统。因为普遍来说，他们没有正面异端的准备和储备。文化和精神上的，都没有。

于是，他们变得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看似灵活，却随时准备背叛，翻脸甚至屠戮。在西方，实用主义表达一种解构，是对于宗教和一元中心主义的解构——而这个解构，在东方，在苏联，则完全变种为撒谎和强辩。本来就没有宗教和政治原则之辈，在违背虚假原则的时候，表现得好像先知先觉。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喉舌而取得话语权。而他们，其实是心中没有上帝和原则的一群败类。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和铁托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各取所需，从教条主义者演变成政治流氓。而流氓，好像也有流氓的逻辑。他们在所谓的“无间道”玩耍的地狱游戏，也好像产生规则，只是这种规则，只对创造规则的人负责，不对被迫参与游戏者，相应堕入此游戏的人民负责。他们如果可以称得上解构了什么，那么，这个解构，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投机——一种没有思想的投机——比如“不要争论”，“猫论”等实利主义行为。那么，1956年，赫鲁晓夫的逻辑又该如何阐释呢？

赫鲁晓夫的逻辑，首先是反对斯大林，不能不说是他，而非别人，开启了俄国的新时代，或者用爱伦堡的话说，叫做“解冻”。赫氏此举，对于苏俄是一种拯救——虽然，他的短视，引起匈牙利事件的毁灭。但是，这个毁灭，却是苏联毁灭的开始。苏联的毁灭，不过推延了几十年。这个毁灭的逻辑，使得赫氏之后来者，如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之流，得以继承这个政治遗产。虽然，在匈牙利事件上，赫鲁晓夫又回到斯大林的霸权主义上面。一个政治流氓，成长为一个改革者，或者说，一个改革者，最终演变成一个政治流氓，很不幸，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的。

如果说，所谓帝国主义有其内，外之别，有其对内民主，对外专制两面——这个两面，正在被如今的伊拉克战争所颠覆——那么，修正主义，也是如法炮制，有他的两面性。在1957年，这个两面性表现在，赫氏一要批判苏斯大林，二要消灭纳吉。须知，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纳吉，或者纳吉之半——更加彻底的毛是持此论调的。

所以，虽然赫氏镇压了纳吉，但是，他开创的”解冻“之功绩，依然值得赞许。

也许，正是因为赫鲁晓夫的两面思维，使得纳吉的沉浮，呈现几乎无迹可寻的迷像。这个迷像，表现在他们对于纳吉的支持，苏联在事变发生后，第一次撤军行动，安德罗波夫甚至接纳了纳吉的中立宣言，等等。

从苏联当时的言行上看，理论上，他们并未批评纳吉的行止。实践上，他们也未马上作出检验。他们也在思索和等待时机。

匈牙利事件的缘起，可以说是苏联人启用了纳吉，而惩罚了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而在事变过程中，苏联人对于纳吉也有过明确的支持。直到最后，米高扬等人还处于支持纳吉的立场上。

而不幸似乎是突然发生的。没有任何有效的解释或者警告，他们逮捕了纳吉，选择了卡达尔，强行翻过了这棘手的辉煌一页。

我们现在还是要引用这些资料，以澄清纳吉一度受到赫氏和苏联人支持的历史——“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

。。。。。。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指拉科西——作者）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担任。”（赵启强文，下同）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指纳吉的系列改革措施——作者）超越历史!”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纳吉被开除出党。

注意，一个是1953年，一个是1955年。接下来是1956年。这一年“10月14月，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10月23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步骤：解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

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是由匈牙利政府出面邀请的坦克。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纳吉复位和苏联坦克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个谜团吗？！

10月23日，纳吉发表了讲话——““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苏联都在10月30日发表政府公报说：“纳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请注意！这是在纳吉发表了著名的解散共产党（10月31日）和实行多党制（10月30日）的讲话以后！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

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

以后，发生了前此提到的米高扬赞扬“纳吉同志”的场面。“然后两人拥抱，热泪盈眶”但是，实际上，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滚滚开向布达佩斯。

“10月31日，纳吉再次召见安德罗波夫。他说，“军事专家已无可辩驳地证实，新的部队已越过边境，因此，匈牙利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立即生效。”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中立宣布书交给他。”

11月1日纳吉发表了那封言词激烈的，关于匈牙利中立的宣誓书。其中说道——“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政府对于人民负有深远责任，为表达匈牙利数百万人民齐一的意志，仅此宣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永为中立国。”（『大外交』）

这就是所谓战后的奥地利模式。

缓兵之计，就是这样表演的！

11月4日。“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4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匈牙利著名知识分子呼吁救救匈牙利，但是无人/国响应。响应的，都是一些赞成屠戮者，如毛，周和印度的尼赫鲁。而艾森豪维尔们也明言，他们不赞成以敌国包围苏联的做法。。。。。。

全世界叛卖了纳吉和民主！叛卖了匈牙利！

。。。。。。一切，就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从历史的瞬间，匈牙利惊心动魄的十三天里，究竟是看到苏联的政治伎俩，还是从这个伎俩中看到，某种被处死的新思想，在处死者那里也发生了影响。他们在获得异端正统的悬念中，突进了这个异端思想，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和合理性。至少，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那里，无论是铁托，还是纳吉的反斯大林主义，都得到了某种肯定。这个肯定证明，他们对于拉科西，格罗之流的欲罢不能和不能欲罢。只是在超越的时候，黑白反差才逐步显露出来。正想有人所言，斯大林的阴魂不散，他还高悬在科林姆林宫。但是，触犯斯大林，也是触犯赫氏，这个命题看来荒诞，其实真实。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党的态度。这个，也许是我们行文的中心，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议论多瑙河的专家。

如果一定要回顾毛的态度，首先，是他对匈牙利事变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杀人！他说，东欧人之所以吃到他们自己的苦果，就是因为他们杀人规模太小，而我们要杀很多人（张戎『TheUnknownStory_Mao』）。

“Back 1954 Mao had dispensed his ideas on state craft to the man who was to be hungary's prime minister when the uprising started, and rashege dust old dust that Mao had uerge him to keep a total griponthearmy and all but told him that the hungarian regime should make it spower unchallengeable through killing.”（1）

毛认为应该帮助匈牙利人来镇压起义；如果因此事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他，可以出任世界共产主义之领袖。。。。。。

——这就是毛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基本思考。一个是镇压，一个是出头——由他取代赫鲁晓夫和苏联人担任世界共运领袖。

张戎说，当毛听说南斯拉夫独裁者，逮捕了铁托的亲密战友和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德热拉斯的时候，他喜形于色（“he showed such delight),而彭德怀，则说他是忘乎所以（“that，his face lit up”）。他对匈牙利人说，因为你们没有杀掉那些后患无穷之阶级敌人，导致今天的局面失控。

期间，毛对于杀人是不是不假思索，也不全是。在波兹南事变的时候，乃至苏联出兵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一是让其小兄弟到波兰教训苏联人，反对出兵，一让苏联人做出“自我批评”（刘少奇语/社会主义动词）。但是，在权衡了社会主义大计以后，他的真面目开始暴露。以至于世间对于中国主张干预南斯拉夫的说法比比皆是。

克利索德说了，在他们警告在波兰应该谨慎从事以后，“北京劝说他们以坚定的立场对付匈牙利人。中国人自从结束了他们的“百花齐放”阶段，并要求莫斯科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以来，南斯拉夫人对对中国同志越来越表现出批判的态度。”（同上书）

然而，做为一代枭雄的毛也是知道的，只是一管枪杆子是瘸腿的办法，还要有笔杆子，或者说要阴阳兼顾。所以，中国人此一时彼一时也！因为劝阻干预波兰也好，赞成镇压匈牙利也好，这些矛盾之外，有何一线贯穿之原则呢？

有没有一个潜规则呢？

有的。

我们来看看事务的深层真相。其实说来，中国党就是毛的代名词。他的态度，语言甚至词汇，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脑，唯一之脑。这个脑筋在旋转的时候，不是呈现什么神秘的严肃性和战略格局——就像塔列朗和梅特涅们所设想和框架的那样，因为那些设想和现实，毕竟是一种实际的操作和明白的罪恶——而是进入一个绝对荒诞的构思框架，毛的世界革命和世界杀人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建立，靠中国人的血和肉体，靠他们的奴隶劳动。

毛1949年以后的所谓战略格局，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手法的继续。他要人民，人肉赴之战争一百年。此其一。

其二，他把中国人的血汗，完全充当他个人野心的赌资，一开口就是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对埃及纳赛尔代表，说还可以派出几十万人的志愿军到埃及。前此我们说过，英法美等国，之所以抛弃了匈牙利人，是其忙于运河的争夺；）上百成千的战舰潜艇的制造和数十亿美元的原子弹建设——从苏联购进其技术，等等。

于是，在张书里，人们讨论了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应该有饭吃，有好日子，富裕日子过的问题，且把这个问题和前此波南斯大林分子把国家搞成民不聊生，以至于导致人民起义，联系之，并企图改换一种富民政策之实行。但是，毛对于这个办法嗤之以鼻。他说过，富裕不是好事情。宁肯要草，不要苗一类尽人皆知的看法。而张的英文之说法是——People say that over rich is bad,

but in the fact poverty is good. The poorer people are,

the most revolution they are. it is dreadful to imagine a time when everyone will be rich...

from a surplus of calories peopel will have two head and four legs...”

(2；......“富人热量过度，就会长出两个脑袋四条腿”。笔者）

其三。他说，地球上死掉三分之一人甚至一半，也不稀奇，社会主义就此建立。这是张戎先生新近著作中披露，或者别的一些作者也已经披露过的，骇人听闻的毛之世界战略内容。

而张女士书给我们最大启发的所在，一方面是其不厌其详的采访和阅读，带来的详尽之历史档案资料，另一方面，是她总结把握的观点。这个观点新颖独特，极为准确，对笔者启发甚巨！

此观点涉及了毛，做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和翻云覆雨者的魔鬼伎俩。

做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毛首先表现在他思考了苏共二十大的反斯报告。张说，毛整天躺在他的那张床上，左思右想，殚精竭虑。他想了些什么呢？

关于1956，57年，毛的真实想法是，他要接替斯大林成为共运领袖。但是，时机还不成熟——比如说，他要要挟苏联卖给核武器。但是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他就开始耍弄赫秃子了。

为达到目的，是他提出的，以此为交换条件——苏联人签署提供核子援助的条约，而他，才可以参加1957年十月纪念。并且订出“卖身契”之日期，在该年十月十五号以前签署之。而赫秃子出于他的政治危机感，他受到内部人员攻击而地位不牢，所以就草草答应了毛。毛，于是成行。他还带去他专用的入厕设备。

这个卖身契，就是一笔由中国人埋单，价值四十亿美元（“U.S$4.1billion(in1957prices)”）的原子建设项目——合算现在的价值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中国人当时的人均收入之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5元，就是七八十美元），和来年开始的大饥荒，就是祸始于这个四十亿美元！！！

由此可以知道，以后中国人的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铁托主义的虚妄！

在和赫氏的武器交易中，毛如愿以偿，只是他的花销过巨，直到他死掉，才中止其武器竞赛的残酷游戏——而在此期间和苏修的论战，不过是他做秀和做大之野心的拙劣表演。这个表演，让中国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如何看待毛论，赫论和铁论之间之间性存在的问题。现在，张戎女士说得异常明白，这个理论，被实际的记载，一拳击得粉碎！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古巴危机之解决，好像双双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基辛格谴责美国政府，在匈牙利事件上不闻不问。不久，就开始了赫，肯著名的戴维营和解。但是，时隔二几十年，对于他和尼克松到北京的和解，却做出大转调。

在此一端，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加上毛的看似原教旨主义，实则拆烂污主义之间，历史被夹杂当中，摒除了所有的貌似公允的理论试探和实践试探。

在彼一端，1956年，北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之文章，煞有介事地主张一种是非，一种理论，一种政策。

毛们在『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是怎样指责南斯拉夫的呢？

——说南斯拉夫实行了所谓的私有制。

“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三农问题。“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有意思的是，铁托的农民是被迫出卖土地的。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出卖土地又是如何一种“被迫”呢！

——官僚资本主义化。“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

看看我们自己的“改制”和“私有化”吧！

我们本文提及的匈牙利事变，“九评”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这是几个代表呢？

托尔斯泰被人们说成是俄罗斯的一面镜子；南斯拉夫呢，现在，好像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了。

上述的话语，现在看来是多末熟悉甚至亲切！他们的引进外资，他们的私有制，他们的贫富差别，他们三农问题，。。。。。。不一而足。

但是，在这些不知所云或者已知所云的幻觉和野蛮后面，毛和铁托的关系，则呈现另一番天地也！张戎说，“when Zhou Enlai saw that it was unlikely he could line up the poles proposmaoas

the head of communist camp,Mao turn at once to the other most anti-

moscowcommnuist country Yogoslavia.An envoy already there in January 1957 was instantly instructed to request an ultra-private meeting with Tito, at which he asked the Yogoslav president toco sponsora world communist summit with Pieking, using the argument that the Soviet Party in such disrepute that no one would listen to it. at very moment Mao was trashing Tito to his inner circle as an enemy-

just as he trashing Gomulka. Mao's cultivation of two communist was completely opportunistic,based solely on the fact they were the most anti-soviet. after listening to Mao's pitch, Tito not only declined to co-sponsor such a confernce, but would not even commit to attend.”（3）

而周恩来告诉彭真，在他访问南期间——1957年1月——要单独会见铁托，“向他转达我党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但是铁托以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多边以致双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阎明复）

毛，周的这个猴儿急的举措看来极为愚蠢。铁托只是敷衍之，而不愿意和毛为伍。他可能不久就看到了中国人骂他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文章——见到那个很诡谲的『九评』里面，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文章。

关乎于此，在苏联出现反斯报告以后，毛的态度转来转去，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他辗转反侧，不知所终呢？

他放弃了苏联式的经济政治统治方式吗？

如果他晚死几年，会发生学习铁托的事情吗——因为和美国的接触，就是和铁托主义言归于好。

于是乎，会在毛时代出现政左，经右的实用主义和中国特色吗？

这些由匈牙利人呼喊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气数如何，还是喷薄欲出抑或方兴未艾吗？

归结到一点，南斯拉夫主义救党于一时，现在，他可以永远不采纳普世价值，而一味兴隆其权利经济和政治独裁吗？

共产党内，也有人剖析过毛的所谓心路历程。阎明复在一本杂志上撰文说道，毛在1956年九月的一天，接见了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塞维林诺夫。毛的谈话说明，在反对斯大林方面，他，也是一个先行者。他说，他是“半个铁托”。他的意思是，铁托反对斯大林，有某种合理性，独立性，值得肯定。

他反对斯大林（并回顾历史），是因为一，斯大林指示王明，在反围剿中归于失败。

二是，斯大林要王明实行服从蒋介石领导抗日。

三是，雅尔塔会议支持蒋介石。延安整风也是批判斯大林。

四，就是以为毛是半个铁托。毛说，我们批评斯大林，但是“还不能够登报，不能够让帝国主义知道。”

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斯大林，和他争吵，“和他吵得很厉害”。

但是，众所周知，毛有一个名言，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

他对那个南斯拉夫官员说，“苏联一般而言，总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口号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不同，我们的人民不满意。”

阎文承认，波匈出现事变后，“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苏共出兵用武力解决了匈牙利事件。”（『炎黄春秋』20056）阎文只是一笔带过这个超级严重的事件，流血和杀人——中共学人和官员的文字，对于人命大事，总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

这之后，一论，二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继出笼——“九评”，相继出笼——赫鲁晓夫下台，产生了偶合和误解，以为是毛把他给骂下去的。事情其实仅仅是一个偶合。赫鲁晓夫的国内政策，并无让他具备抵御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更多政治资本，也就是说，没有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运用的，那些也许是普世价值的资本。

于是，毛从一开始，基于反斯大林发生的对于南斯拉夫人的同情，在“九评”时代来了个大颠倒。关于阎说过的，毛指责个人迷信的话语，在1966年后，由于林彪，妖孽作祟，煽风点火，使得全中国变成毛式疯人院，而被彻底抛弃。

他完全把铁托推到对立面，变成另一个超级斯大林。

魔法是时时变化的。

是的，毛，南关系和苏南关系的拉锯战，持续到1975年，毛改变了对于铁的看法——因为，毛已经可以公开指责苏联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并在1969年和苏联公开发生武装边界战争——毛已经称呼铁托是“铁”了。

而邓，则大量从南斯拉夫这面镜子中，汲取他的“美学”了。。。。。。。

时隔不多年，华国锋就在北京会见了这个“走狗”。人们开始互相吹捧，说是一切都过去了。而那时毛刚刚死掉，铁托说，毛的去世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他强调走南特色的自主道路——这个提法也许就是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滥觞。（见『铁托文集』人民出版社）

而所有这些变迁的惨重代价，是由中国人承担的，几千万人，在这个怪圈的束缚中死于非命，做了这个革命大祭祀的牺牲品！

注：

（1）（此处英文文字为意译，下同。）1954年，毛告诉一位匈官员，要全面掌控军队并以杀人来确保匈体制不受挑战。

（2）贫困不是坏事是好事。穷人的革命性强。。。。。。。

（3）1957年，毛认为应该举行一次和铁托的单独谈判以谋求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共党高峰会议，以讨论苏共声名狼藉和指挥失灵。毛对铁正在划敌为友，就像他对待哥穆尔卡。依靠这两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反苏派。但是，铁则拒绝了毛的“猫腻”。

 

作为屠场的“卡夫丁峡谷”

一、原教旨主义定位

    这里的原教旨主义者，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也是一种异议分子，只是这个异议是带有某种正统色彩的，就好像基督教中，人们要辨析“基督”的希腊文涵义一样，其用意是回到‘旧约’，或者回到希伯莱文的教义和犹太人的观念而不愿意罗马化；于是出现一大批批判后耶稣时代者，如圣。保罗等人就被质疑和批判，遂使之成为教会争议史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之原教旨涵义如何，迄今还是在争论的。

    这里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说，你们那些马克思主义窜改者是不算数的；上到列宁，史达林，毛，还有那些小半拉子，是不算数的。算数的是老马，老恩，还有第二国际中人，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他们很真诚地翻阅‘资本论’和老马早，晚期的着作，企图把老马也来个“两头真”：一个是他的早年人道主义精神，就是着名的异化说；一个是他的超越“卡夫丁峡谷”说（就是主张俄国革命——后来果然出现了这个叫做十月革命的怪胎），加上恩格斯的斗争哲学和议会哲学的折中物。

    他们说，这样一来，老马就还原为一个很伟大而占有真理之一部分的学者了；他要是写出‘资本论/第四卷’，就会很好阐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别引用他晚期占有之俄国生产方式之资料；也许，还会直接引导我们中国革命了；再也许，也会和康得啊，黑格尔啊，费希特啊等人排列在一起了。法国的解构主义者德理达更是火上浇油地说，老马思维是一切时代的意义（大意）。

    这个说法的延伸，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要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真老马结合，会有别一番景致了；又说，如果中国也反对马克思反对的新闻出版检查，反对某种官僚主义，甚至主张在一个时期里保留私有制，那么，中国革命也许就是一个好革命，而其领袖就是好领袖，其党派是好党派，可以在“党内”实行民主，云云。于是，马克思主义好像一个受到了冤枉的小媳妇，一肚子委屈不得伸张的模样儿。

    而什么是真正的原教旨？在马克思主义者人群里，也是各说各话，自以为是的。首先是毛。他反对王明。他说，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史达林，谁让他叫王明一会左，一会右呢？我们反对了他，反对了史达林，中国革命就胜利了。中国革命胜利了，就是马克思主义胜利了。（大意。见05年6月号‘炎黄春秋’杂志）而史达林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俄国人打败了希特勒，是苏联的胜利，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也就是他的胜利，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了。小半拉子如胡志明的反美胜利，卡斯楚的反美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结合，和本土结合，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受指责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实质性的胜利。这个说法难道还没有说服力吗？

    是的，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可以补充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里，马克思主义之胜利者遍布世界，他们是老斯，老毛，铁托，季米特洛夫，赫鲁雪夫，金日成，一大堆。他们荣耀得快要一步登天了，几乎就是耶稣和上帝的代名词了，谁还说马克思主义不行呢？

    至于后来发生的变化有些无奈，是因为的确，“事情在起变化”。史达林被赫鲁雪夫批了；毛的文革一塌糊涂了；铁托搞“工人自治”了；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要重复铁托赞扬有加的纳吉主义了……于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说法应运而生。反对修正主义一出来，就有出来一种说法，叫做某某某党（马列）。那些在毛活着时候跑到北京晋见毛者，那些（马列）者，也是自以为是马的原教旨信奉者。

    四人帮倒台后，邓时代来了，那些（马列）就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事情何时消失了，笔者考证粗疏，（马列）那些人，好像一下子就销声匿迹，无踪影了。

    邓说，不要争论了；赵说，他也不知道啥叫社会主义了；云云。一时间好像真是要，多谈问题，少说主义了。

    邓的座上客不是那些（马列）改了，像是什么金融大亨，西方政要和港台人士了？什么时候热门话题又出现较真老马之真假问题呢？实在是在自由主义思潮开始遍袭中国的特定时期，也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再思索中国去向何方之时。而外国人说是一轮轮的“小阳春”。而到了严酷的89年以后，正式出现基本上是两种反思热；一个是自由主义思潮；一个是所谓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

    就像一百年前那样，孙中山早在他的“民生主义”里，把过时的——当时孙文即认为这个主义过时——马克思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他知道，也是在一百年前，孙文就知道了边沁和卢梭的思想，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中国可以借鉴之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他，不是老马的早期，也不是他的晚期思想，要借鉴。他说，老马是“大错特错”的。

    他说，马克思是个病理学家，不是个生理学家。他的意思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其早期是有病的，“现在”也有病（他那个时代）。他的早期的残酷，是其病理明显的根据，这一点马克思看到了，把他定格了，也就错误了，他不知道病是可以医治的，有医治的基础，就是政治的生态是好的，互相监督制约，可以动用别人的手开刀——不是像共产党说的，给自己开刀——就药到病除，有除病的肌理；他的中期，也是有病的，左派一直批判之，说是要拿毛主义来对比衡量，要来开其刀，除其病；像萨特，德理达，富科就那样看法；后来“毛病”太重，知道是癌症类，生理机能有毛病了，不听劝，讳疾忌医，于是萨特们哈哈一笑就跑开了；德理达还留个尾巴；是给老马留个后罚皇歉舾龊舐贰�

    所以，孙中山的“诊断”是很高明的。资本主义有毛病，也有他的生理强健之处，何时到年老病残，还说不好；而这个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当然也不是天堂，但是无民主，就是地狱了；他没有错。

    这样看来，老马思想是明确的，主流是明确的；主流是错误的，荒谬的，所以就没有早期晚期，一定要拿非主流来争辩，无强辩之必要。所谓孙文是革命之先行者，就说他是先知先觉，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他摒弃马克思主义于一百年前；甚至那时候，他就肯定了第二国际的做法，比我们要胜过百倍，要先进百年。后来人们纪念修正主义一百年，说修正主义是对的，社会党，工党是对的，那是一百年后了，没有孙文来得及时，他确实是一个放眼世界的人。而我们的较真派，比起他，是过于迟到的不及格者。

    至于共产党人说，我们是孙文学生，我们又是老马派。这个矛盾是这样产生的。是因为孙中山在他的着作中，是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对列宁赞扬备至。于是，共产党就找到了一个看似有道理的逻辑：你赞成列宁，就是赞成马克思。殊不知，孙文也就是在这个政治逻辑上犯了二律悖反的错误；也是他无奈的实际生存条件所致。或者说，他的对于列宁的拥护，处于某种政治策略的考量，也未可知。

    由于孙中山一开头，就有了把世界两大思考合流的“可观”局面，中国两派人马，起码在北伐前后，就是在一团浆子的思维里横冲直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伙在一块，大家一起往前冲。我们的前辈几乎好像是无头野马，冲冲杀杀，一辈子。到了晚年，他们一下子觉醒了。觉醒以后，却还是分成两派；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于是，一辈子的冲杀，在两个主义面前停顿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是痛定思痛，乱定思乱——也许，痛和乱，还没有完呢！

    这个时段，世界上除去德理达这类左派，马克思主义好像却是已经寿数有限，日没图穷了。几年前，法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共产党人成为一种过世恐龙。只有尼泊尔毛派，还在那里冲杀。而他们的主义，正在小心地，或者被改变为拉登主义，或者被改变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就是原始资本积累主义，不要脸的掠夺主义。这个掠夺，他们是记在帝国主义掠夺之帐目上的——因为中国人只有内陆掠夺主义传统，没有海洋掠夺主义传统，悲夫。

    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人之所以在孙文一百前批判了老马以后，何以乐此不疲地为马克思伸张其所谓“两头真”主义呢？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俱在。

    历史上，参加革命者是据说，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引领自身之行动的。他们的五四，一二九，乱七八糟，是有马克思的影子所在的，在他的笼罩之下的；二来，这个革命带来的是他们的某种实际好处，如在党政军内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哪怕很少），行政级别等。他们没有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汲取这类好处——有人戏称这类人是黑白通吃的，“先自由起来者”——他们对于老马之感情色彩很浓重，很真挚。所以，他们在现实发生和老马说教南辕北辙时，一定要那着「资本论‘——这部圣经——来念念有词——说，你们背叛了老马啊！其实，老马是不是值得背叛，姑且存而不论。

    我们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自由主义早在欧洲完成了他们举世皆知的政治学说。不要说穆勒，边沁，就是霍布斯，培根，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就早早在马克思之前，完成了关于人类政治思维的起因和归宿的理论。甚至这个理论在亚理世多德和西塞罗，在伊拉丝谟和马丁。路德的笔下，也有比较马克思更为精彩和准确的论述。在中国，马相伯关于基督教/天主教的论述，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说法，在两个很大的层面上，实际上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无聊的话语权。虽然，我们也承认恩格斯后期一些断断续续，语焉不详的“反革命”论，自有其道理和迟到的觉悟。但是，他们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的短见，还是在人类思维不太清醒的时候，乘虚而入，造成二十世纪亘古未有的对于人类的杀戮。

    简而言之，耶稣说，要进天堂，你要受难，要先死去，而再复活；而马克思说，要在地上建立天堂；为此，要杀掉阻止者，这是活的天堂（但丁也有在地上建立天堂说）。

    问题就麻烦了。这个麻烦就是，天堂的概念被更动了。以前，为了解释，或者取得对于天堂的解释权，人类投入杀戮；现在是，你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就要被杀戮，因为，据说，那是另类的上天堂之戒律。

    这当然是西方人无法容忍的。你马克思和耶稣搞在一起了。你算个啥嘛！

    但是，我们中国人至今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

    中国人里，胡适是看不起老马的。还有一个是吴宓。他在五四运动第二年，就大声疾呼，说是，你们不要做负筛选。西方主流文化是亚理世多德和伯拉图，不是马克思和易卜生（见‘会通派’言论）。可惜，没有人听吴宓的话。

    于是，同样主张传统说的吴宓，主张沿袭孔孟而非法家，秦始皇的吴宓，一辈子受到国人的不理解，苦难深重。

    再有是，我们现在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是否恢复一部分老马的学说原址呢？是不是又走错的地址呢？

三、从市场到价值

    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是，马克思不知道他的思想有可能造成乱局，他没有时间，也许也无意作出某种显而易见的声明，说，他的观点是一种历史拷贝。他和恩格斯的晚期言论，就像是躲匿在他庞然巨着后花园的几颗小草，无以呈现其主体的面貌。他的异化说和卡夫丁说，鬼知道他意图何在。

    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之学者在检点老马的观念时是很下功夫的。他们的功夫，对于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有好处的。主要的好处是，他们指出了斗争哲学的不对和所谓专政的不对，要学习到议会去——其间，马克思主义已经经历了很大变化。虽然恩格斯也许是始作俑者，是第二国际鼻祖，但是，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存在可以让你进议会。你何以不可以，无可能进入史达林或者毛泽东的“议会”！这个，他们没有说，也无以言说。因为甚至进入的“主体”，如反对党，民间人士等已经被消灭了，只是生存的肉体，不是政治的实体了。那么，谁进入呢？这不是开玩笑吗！

    虽然如此，弥足珍贵的是，原教旨们现在是对马持有批判态度的；他们一方面是主要研究马克思，被其话语包裹；一方面是怀疑的，选择的，还有一种叫挽救的；所以，原教旨不是指全面捍卫；那个太保守。他们批判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也许是主要思想，以说明他们作为学者的认真态度，但是却有“盖盆何以望天”的无奈感，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旁及或者仔细展开自由主义的话语群，以避开马克思主义之谬。

    关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劳动价值说，九十高秩的余孚先生说——“对待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丹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丹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於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而孙中山，是拿美国福特公司的做法来反驳马克思的。孙文的主要论点是说，劳动时间，劳动价值等，在福特公司的做法和老马的原则背道而驰。福特是缩短劳动时间；降低产品价格，等等。

    余先生又说道——“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於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丹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丹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丹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於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

    他说——“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於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

    至於科学是生产力，是一个好像真理的说词.但是，近现代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也多对於科学的异化做了论证（如苏珊。桑塔格）。生产的异化，当然包括科学的异化。把人科学化的结果，和把人生产化，生产过程，生产品，时间等的异化，同样可以等同於科学化过程。马克思主义者一谈起科学，就红光满面了。殊不知，科学固然可以解构人的劳动强度和缩短劳动时间，但是，这个科学的过程，如没有民主自由的空间和时间，他同样是奴役的，压榨的和异化的。许多科幻电影如「THX138」，就和「1984」一样，没有否认科学带来的集权和专制，反而让这个专制变得更加精准，残暴和毫无人性。数位，变成专制统治最为有力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现在早就没有批判，只有统治。人，也许就是科学和数位的工具和非人类。这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科学灭绝人性的最强优势。

    问题实在在於，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科学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是以他的忽略劳动时间作为人权衡量标准，而是以其对於人的超现代科学控制作为标准。这个标准以科学衡量人，而非相反。我们也许可以预言，如果人类没有这个见解，一味崇尚科学而不设置必须的前提，即人驾驭科学，而非相反，科学就会马上变为科学的灾难.这个趋势用在中国，就是，民主崛起的拒绝，导致专制科学主义的泛滥和人类的新灾难.这个趋势现在刚好正在开始！

四、卡夫丁峡谷

    那么，余孚先生对於马克思着名的“卡夫丁峡谷”说，做了什么样子的批判呢？他写道——“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於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

    “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於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於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以上皆见余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不仅仅是空想或者幻想，而是变成了一个“地狱化”实践.俄国的集体农庄早就成为杀戮的实验场；而中国的人民公社，也许正好符合马克思的真正用意：“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这个公用制度，就是造就另一种农奴制度，把亿万农民桎梏在人民公社里成为这个社会的贱民和劳动工具；甚至他们要进城吃饭，也会因为没有粮票而要背负粮食，易其粮食而换饭食（这个例子其他作家早有记载）。马克思异想天开的实验，是以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几千万人饿死作为反证的。中国社会没有对农民的任何“垫款”。过渡先是“共产”的，后来就是共公的大面积死亡。好个“卡夫丁”屠场！这个屠杀的后续步奏，至今也未完结.中国非土地私有化的桎梏造成的三农问题，也是“卡夫丁”效益的持续和做大。这究竟是马克思在开玩笑，开人类的玩笑，还是他的迂腐和愚蠢呢！

    虽然，恩格斯确实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他们自己的失误；马克思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名的论断，都多少说明了问题.於是，我们来看看恩格斯是如何“忏悔”的吧！

    这些并不知晓忏悔的共产党人！

    胡甫臣（他也是八十高夀的老共产党人）先生写道说，“1895/3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还说过：‘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社会制度的变迁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要以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实现，是很不可能的。’”

    这是胡甫臣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援引的，恩格斯对於马克思主义解说的重要段落。

    虽然胡先生把对於马克思主义的纠正，看成是邓的某种自觉——而邓的自觉，据说来源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和哈默的互动，是要纠正取消私有制，还是要坚持国有制，现在不是很明显吗？自然，史达林没有这个策略。凡此种种，我们持有巨大的保留——正如胡文引用的，“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国有经济已变成利用垄断权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把它叫做权贵资本（这就滑向了裙带资本主义或权力资本主义的邪道），成为增值最快的资本，它们依靠垄断手段已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了。有人通过国库去挖民间资源，一来’化（平民之）私为公'，二来‘化公为（权贵之）私'.”

    再说，转向不公正的私有化，是对公有化的否定之否定，是错误在错误基础上，罪行在罪行基础上的重复。这个逻辑现在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抢夺几千万人的合法共有财产，“让混蛋们先富起来”，并不能成为“某种”私有制出现的理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没有预言，他的龙种生下的跳蚤们，今晚，也成了嗜血成性的新新资本家——他以为事情就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的。哪有这末简单！

    是的，对於私有制的否定，或者否定之否定，在马克思以外，还有一种中国式的儒家集体主义起作用，就是“大公无私”，后来发展到“斗私批修”啥的，起了作用；这是中国人天性看上马克思的集体主义，而没有看上穆勒的个人主义之深层次原因。我们从严複的“群己权介”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己，是要服从群的；群是社会，而社会，是国家，是皇天后土！於是，严複小心翼翼地把他翻介的穆勒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悄然摒弃了。

    而孙中山，他强调的自由，也是带有“训政”色彩的大公无私。这一切，就是变相地消灭“私有制”，私人性；不但是消灭财产，还要消灭思想，人格。就是，财产的国有化，导致思想的国有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传统起源於德国那些非自由主义哲学传统，起源于黑格尔和圣西门，这是尽人皆知的，是尽人皆知的错误.而列宁，则在最大限度上，从马克思，布朗基和后者其他机会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那里，学习到一切政治权术和武装斗争的艺术，党派斗争的艺术，利用资本主义出版言论自由的裂隙，利用空前软弱的克伦斯基弱势政府，乘虚而入，一声炮响，造成既成事实。他完成了“峡谷”说的实践；虽然，在七十年后，人们把他的塑像拉倒在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城市的街头，人们说，“再见，列宁！”。

    而我们说，再见，卡夫丁峡谷！

五、再见，列宁！

    我们曾在某部电影里看到类似赌徒的列宁，在他郁郁不成功时候的歎息；也看到他取消合法议会，一举完成武装起义时的狂喜。

    而赌徒列宁，非常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由他这类人灌输到工人中。这就是极权主义群众，政党，领袖说的来源。当然，这个斗争艺术，和恩格斯说的加入议会，合法斗争，是不同的。

    现在之所以说恩格斯的话有道理，也无道理，是因为，他们参加的议会，允许他们：加入，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立后，你们异议者，你们工农，你们反对派要来议会吗？哈哈，对不起了；你们？休想。

    所以，“党内民主”，实在是一个笑谈。党，就是非民主；民主，就不是党——这个，孙中山就是这样做的——何来“党内民主”？笑话了。问题的提法是，要在民主的体制下组党；而不是先来个什么党内民主，党外是一片漆黑。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上所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没有说明，或者没有推论，他们设计的制度，恰恰不可以产生他们认为自然可以争辩的某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免除检查制度等等。他们实在是在享受他们批判和深恶痛绝的制度的宽容。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免谈，我们也就不会来此争辩，因为书已经被烧掉；喉咙，被哢住。言论思想，未生而死。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彻底瞭解，何以马克思主义残生至今的起码生存之道——他是资本主义宽容的产物。而他对於资本的批评，与其说是为了人类，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学说.在理想和现实的较量中，马克思赢于一时，而败于永远；他的边边角角的真理之论，无法赎回他的学说之造孽。

赫尔岑的困惑 

一一 关于《往事与随想》的随想（增补稿）

一

自從巴金先生推出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一書以來，以後又有新的英文譯本，坊間一致贊揚，充分肯定赫爾岑此書的革命意義和歷史意義，肯定他作為俄國革命先驅的人格和觀念。

筆者不想就此話題給出新解（在批判沙皇意義上），只是對他的俄羅斯前途論乃及俄羅斯特色政治問題（如，後面將會提及之俄羅斯村社主義），做一個完全不同的分析，以期和讀者探討個中難點和困惑。

一般而言，革命導致對于專制主義、對于俄羅斯沙皇的反對和起義，觀念（隨想，人物和場景）和革命前途密切相聯；可是，革命可以導致專制之反，也可以導致對于專制的開明或者反動的背叛——即，革命也可以導致反對專制的極權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納粹主義。俄羅斯革命在此岔道上困惑再三，最後選擇了反對專制導致極權的列寧主義道路（當然，在共產黨執政七十年後，他們又廢黜了這個斯大林主義政權）。于是，反對沙皇統治的悖論就此形成。俄羅斯思想史和宗教政治之歷史，尤其是1905年人民起義以後俄國知識分子“路標”派，對于俄羅斯前途和俄羅斯政治宗教走向之大疑問、大爭執，一度產生類似我國五.四以後政治路徑選擇一般的嚴重爭論。這場爭論導致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幾乎摒棄歐美政治價值論，主張宗教救人、救國的面向上，陰錯陽差，聖俗兩軌，不能兼顧，終使列寧主義乘虛而入，坐大成為既消滅政治價值，也消滅宗教價值的人類殺戮主義——而中國五.四以後反對傳統，以俄為師的道路，在幾乎反向的路徑指引下，也做出和俄國革命殊途同歸之結局，即痞子當道，文化絕滅和道統斯文盡除。何以俄羅斯人要反對西方當時的自由民主價值論，自呈體系，自找前程，自我中心，規避了人類的普世價值呢？

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們對于西方軸心文化和西方（主要是羅馬教廷）宗教中心論持有異議；這個異議，導致他們嚴重懷疑就此政、教兩分法得出的歐美政治命題；這個命題就是，宗教拯救論並不能代替人文主義和宗教的有限分梳和結合，人文主義走向宗教改革之路，使得政治哲學和政治路徑，產生完全不同于宗教解救的層面和目的。這個基本的政治實踐論，在西方當時十九世紀的整個演進里充滿了並不完善，並不美好、甚至夾雜丑陋殖民主義的霸權味道（也就是其文明高下論）、民主自由的幼稚論（對內民主，對外殖民一類做法看法），讓很多不乏睿智的西方哲人含俄羅斯學者困惑不解。他們看到的、類似施本革勒一類學人甚至尼采一類天才所揭示的西方沒落論和上帝已死論，造成了對于西方政治學觀點的嚴重懷疑。這些懷疑，主要包括民主精英政治導致的權力集中和道德滑坡。西方文化道統中的貴族和僧侶傳統，一度在遭遇技術科技和資本貿易的大量吞噬和殘害。精英人物轉移到以後白璧德所謂科技主義和權力主義兩個面向上，幾乎要求民主自由在這兩個帶有極權概念的政治科層體系中，逐漸就範和屈從。施本革勒並無虛言。他的預言就是，底層無文化階層，反傳統道德人物希特勒的出現及其統治方式的坐大和哲學影響。這個預言，在當時俄羅斯人那里，也同樣時興。其政治推導方式和施本革勒等人也有一致之處。而赫爾岑有名的幾個觀點，就是對于西方價值論是不是真理表達的嚴重懷疑。我們刪繁就簡地予以說明，以期討論方家。

二

赫爾岑的一個著名觀點是，西方政治體制（私有財產，三權分立等）的完成本身，使得體制完善轉變成為體制僵化；體制僵化的結果面臨革命和改革作用之逐漸式微。其體制的完成，變成了對于體制和人性的雙重扭曲甚至異化（這里當然遭遇一個新民主和新自由對于老式之民主自由的再改革——另外一個面向是，“新論”，新人論導致的民粹主義、社會主義扭曲背叛了民主自由本身）。

这里的观察前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之金融体制。有作者认为社，资体制的本质是金融垄断——“良好的资本主义既重经济增长，又有社会公正。金融的适度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更好地配置资源、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当金融过度扩张，金融资本积累成了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时，资本主义就成了金融资本主义；当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时，资本主义就成了权贵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加上经济金融化，形成了21世纪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第223页）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从“C-M-C”到“M-C-M”，再到“M-M” 的讨论（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C-M-C，以及“高级形式”M-C-M，和金融资本主义M-M，其中C代表商品，M代表货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提到的“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和“银行的‘恐怖主义’ ”，对我们认识严老师试图揭露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不是完全没有价值。”见《宇观金融学：解密财富和权力》夏明）这当然是赫尔岑“不如”马列之处。一噱！

再就是，赫爾岑說出了一個極其夸大卻不無道理的預見——他認為，如果英法政治體制在逐漸僵化以後不思再改進，則會出現兩個極為堪慮之前景。一個前景是，帶有革命極權主義傳統之法國體制和國家風格，會讓法國體制國體和政體演化和轉變成為波斯（國家體制）風格——一個極帶中央極權主義色彩的國家；而英國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政治，如果不思改進，則會變成他所謂停滯不前的中國體制（當然，他認為中國體制在某一個有限時期是保守和完善的；等等。）

最後就是，赫爾岑在分析宗教內在性和政治外在性上，會通所有路標派，前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知識分子之主張，認為國家與國人之最後拯救，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宗教——這也是從陀斯妥耶夫斯基到索爾仁斯基、一代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堅持和秉持的看法（俄羅斯文學之所以會創造出如此璀璨碩果之原因——因為人性化挖掘和塑造來源于宗教的巨大之道德力量——含其藝術和音樂——而大眾民主政治，也許正好做不到這種精英文明之文化創造）。但是，拯救之道在西方，並無這樣漫長誤國/無果之過程；其人文主義教導的政治學走向，一方面，秉持馬基雅維利主義之實用主義和道德相對論，一方面，制定和約制宗教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平衡與程序，很快就為開創世俗世界的救人之道和救國之道，奠定了思想和實際的基礎。政治民主的國家，在規定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上的清晰性和互助性，遠遠超越宗教拯救之道的含混主義和整體主義——雖然，反向來看，政治獲得自由的國家，則會更加有助于宗教對于政治訴求的所謂會通之須。

所以，起碼在這個三個課題上，赫爾岑主義沒有給予當時俄羅斯社會以適當的解釋和規範；他的看法，並未逃出革命、無政府、民粹和列寧主義——這樣一種所謂從“杜、車、別”－列寧主義之邪道走勢，正好是隨想一類思想並不準確之處；也就是我們所謂反對專制、導致極權之路之呈現。這是對于隨想之隨想的負面反思，卻又是對于西方政治價值論的正面肯定。我們前此討論索爾仁尼琴關乎于此的看法，也呈現了他的對于俄羅斯道統的堅持和執著；而這個道統原則依然保留了對于赫爾岑主義的預留空間（見其《紅輪》）。在注意他的談話內容的時候，我們發現，索氏並不堅持美國抑或英法的價值論，文化觀，而是反復推崇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來的、純粹俄羅斯價值論（他基本上遵從從卡拉姆津和陀氏開宗的宗教中心論——而不是羅馬中心論思維；更不是歐美政治價值論）；這個俄羅斯中心論，導致兩個現在看來皆已破產的政治選擇；一個是，列寧摧垮了俄羅斯上帝——

一個是，摧垮俄羅斯上帝的列寧被俄羅斯新的民族主義摧垮——只是，當我們定位當代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時候，關乎他們是不是采納了民主自由價值論方面仍極大存疑。這是不是也要歸結為赫爾岑遺留的遺產呢？

三

此時，我們援引赫爾岑具體觀點，以闡釋其正確抑或並不正確的說法，用歷史借鏡今天。首先，我們引用他的著名的法國之未來為波斯論，再言及其英國之未來為中國論——這樣一種看似奇特卻有內在合理性的看法。（這個看法，直接導致時下人們對于所謂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普遍討論——這個討論，從反面論證了赫爾岑的觀點︰不是英國在變成中國，呈現負面體制和發展停滯的歷史因果，卻是完全相反，英國之所謂衰落，歐洲之所謂衰落，正在凸現中國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甚至美國也會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而讓位于中國——世界歷史真會如此演化乎？！）赫爾岑的說法是——

所有制度都有開始與結束的時刻；當西方共和和民主制度完成以後，他們似乎面對社會依然存在的弊端無可如何——遂引發此中制度之可疑性說明——

“斯.穆勒談到的這個世界，還沒有完全能站穩腳跟，也未能完全定型；數不清的沉渣浮到表面，一切都渾濁不清……

“到那時候，按照斯.穆勒的說法，英國就可能成為中國（當然是大大改進的中國），既保持著自己的全部自由，同時也完善著自己的立法，既隨著這種必須這樣做的習慣的養成，借以減輕法律的強制性，而這種不成文法是比起任何法庭和懲罰更能扼殺人的意志的。（三點說明。1，中國之改進在當時是什麼情形？清朝的制度和法律建設嗎？——這里皇權廢相的所謂制度，正在成為中國開始枉顧法律，取消制衡的皇極制度。2，英國不成文法和法制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抑或不一致性？3，意志論和自由論之間，是不是在不成文法之框架下無法操作而日益懈怠和廢弛？答案其實非常清楚。歷史和他開了玩笑。）

“而法國這時候將走上波斯生活燦爛的軍事軌道，因為文明的中央集權所給予當權者的一切，並把其他民族栓在中央集權專制獨裁制度的命運上，……現在他的祖阿夫兵（法國前殖民地部隊的雇佣兵——原注）的面貌，已不屬于歐洲型而屬于亞洲型了。（亦三點說明。1，即便法國革命之各個派別施行輪流坐莊和殺戮，也未能做到以後俄國和中國共革命之自上而下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殺戮。我們說過，法國革命各個派別的輪番屠殺，一方面說明革命暴力的殘酷和無道，另外一個方面，也說明，即便革命，法國革命之自由和俄國革命之不自由是顯然不同的；後者未能將革命轉變自由主義；而前者可以，其一部分原因是兩個革命思維和資源不同——法國革命不是盧梭普遍意志而是非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列寧和毛主義極權主義革命迥然有別。2，法國中央極權主義在其復闢時期業已轉化成為皇權和革命之不極端主義。這是復闢時期法國知識分子的共識。3，法國從革命到復闢，如英國一樣，實現了對于共和和皇權的改造，完成了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的合一——這在以後中國辛亥革命中有所體現；卻在俄國列寧主義和中國毛主義革命中，真正實行了反動的權力復闢——其建政的反動性，超過沙皇和中國朝廷。赫爾岑所謂法國和英國的見解，不是歐洲主流社會當時的見解。）”

雖然，赫爾岑還是振振有詞，續爾再言的，“由此可見，問題不在于預言英國遭到與中國同樣的命運（英國從來沒有遭到和中國同樣的命運——是指這個話不是穆勒說的，是赫爾岑自己說的——自立注），這種說法是否恭敬，預言法國將變成波斯，這樣說法是否失禮。不過說句公道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侮辱中國和波斯就無可厚非。斯.穆勒並未觸及的真正的問題是，是否真正存在某種足以除舊布新的新式的力量的萌芽？有沒有某些幼芽的健康的嫩株能使逐漸凋零的青草起死回生？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這個民族是否能夠容忍最終被用來給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肥，心甘情願地充當沒有出路的苦力，陷于無知的半饑半飽之中……從被食人者變成食人者。”（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下同）（這里的歷史軌跡和預言故事和他說的正好相反；英國之類新老殖民主義，直到現在，還在繼續其享用中國和“波斯”土壤——勞動力，資源和投資環境——無工會制約資本的暴力剝削之便利，而絕非相反——自立。）

至于他所謂如果英法“人民被壓垮了，新的波斯和新的中國將不可避免”——這樣的預言，很像中國崛起論者和中國稱霸21世紀者之鼓吹論調——只是赫爾岑比起他們早說了一、兩百年，而已——事實究竟將如何演進呢？

四

于是我們回到一個主要政治課體，英、民主制度是不是壓垮人民；新的中國和波斯是不是“不可避免”？赫爾岑的預言能力不能不使人驚詫做愕，因為他實在有一些預見能力和分析天才；只是這個預言好像方向和坐標完全搞顛倒了。是的，這個中國模式不單挑戰現今西方價值體系，而且挑戰過歷史上西方思維體系和制度體系；一如前言，西方民主＋殖民體系的調整，無論在施本革勒之一戰時期還是在赫爾岑之十九世紀中葉，皆呈現未完成曲式；世人都不能看出其價值論的政治“正確性”——包括美國民主剛剛開始時期的奴役性質，英法民主的殖民性質等等；赫爾岑對于美國畜奴主義的抨擊，是為一例——他尚未研究，抑或不可能研究後來聯邦黨人關于美國政體和國體的調整乃及林肯的廢奴主義。這樣，他的所謂美好體制之建立之完成之僵化論，吻合當時所謂之黑暗現實，成為他的“地下室革命”的一個源頭；也成為列寧和斯徒盧威、米留科夫、普列漢若夫同一抑或分歧的全部內涵所在。這里的歷史軌跡還是十分清楚的。俄國基督教巡神主義和西方（比如，斯賓諾莎的神權國家論）的基督教元教旨主義，共同對峙世俗國家論和憲政論，使得反對專制主義的斗爭和反對歐美政治論乃及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混淆一體，難解難分。這當然給了列寧主義和要撲滅俄國正當改革的克倫斯基政府之德國人，一個正面的回應——列寧主義和德國殖民主義加起來反對俄國政府，俄國改革和俄國自由——加上美國財團對于俄國的覬覦，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自然如魚得水，趁火打劫，馬到成功。

我們還是看看赫爾岑自己的說法——

“我們眼前有一個可怕的例子，自從人類開始紀事的時候起，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除了美洲以外）對廣大國家體制合理和自由發展如此好的情況都集中到了一起；在貧瘠的文明古國或者在還沒有開墾過的土地上，一切妨礙發展的因素，在這里都不存在。18世紀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學說，在排除了法國的黷武主義之後，英國的COMMON

LAW，在排除了過去的等級後，成了他們國家治理的方式的基礎。除此之外，還要什麼呢？舊歐洲幻想的一切︰共和，民主，聯邦，各個地區的自治權，以及把大家都寬松地聯合在一起，中間只打了一個松松的結子的寬松的政府腰帶，都應有盡有。

“這一切又產生什麼結果呢？

“社會多數人掌握了專權和警察權；人民自己行使著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第三廳和劊子手的職能；八十年前曾宣布過的‘人權’的人民，由于‘鞭子權’而分裂了。南部諸州把奴隸制（原文黑體字——自立注）一詞寫上了自己的旗幟，就像此前尼古拉把專制一詞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一樣，他們對思想方式和議論的迫害和壓制，其卑鄙程度並不亞于納布勒斯國王和維也納皇帝的所作所為。在北部各州，‘奴隸制’還沒有上升為宗教教條；但是，在一個丟開賬簿的只是轉動了桌子和招魂的國家——在一個保存著清教徒的公誼會，容不得異己勢力的國家中，他們的教育和信仰自由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赫爾岑續爾說著，“一個國家越自由，政府和干預越少，它的言論權和信仰獨立權利越是得到承認，它的群眾就越不容忍異己勢力，社會輿論就變成了憲兵隊和刑訊室；您的鄰居……把您置于監督之下。

“難道只有自身得不到任何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嗎？”（同上）

是的，難道還要如何解釋赫爾岑完全弄反了的說辭嗎？民主造就了自由，自由造就了監視，壓迫和排異；最後，那個對于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解釋，變成了幾乎是阿倫特和阿隆筆下對于納粹的管制和屠殺畫面。這樣的黑白混淆和概念混亂，究竟如何可以發生呢？還是該回到我們文前提起的反對專制之錯誤——導向極權主義——其間含有對于人類社會和人本的某種烏托邦和巡神論幻覺。這個幻覺，導致赫爾岑和所有的別爾嘉耶夫，索洛維約夫，舍斯托夫乃及俄羅斯精神領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股腦走向對于美國和西歐政治價值論的否定。這樣的否定之一部分責任和因素，來自被批判者自身——就是我們說過的，西方中心論和殖民主義之罪。這個“水果變成結果”的路程，其實剛才走了一小半；十九世紀路徑的朦朧和社會的黑暗、光明，不單赫爾岑看不清楚，施本革勒看不清楚，馬克思看不清楚，但是，其所謂的現實構想和理想預估，在所有的孟德斯鳩，洛克和李嘉圖筆下業已成形，凸現和幾乎是完善起來；他們不是看不清楚，而是看得極其清楚準確和坦率。一句話，民主不是好東西，但是沒有比這個不好更好的東西。赫爾岑認為，批判是理想型的；暴力主義和機會主義者涅恰耶夫認為，無原則，無神則，可以舉事，成功，傳世；列寧批判了他自己根本不懂的馬赫主義——顯示他的“真理論”導致的暴力，暴力思維，暴力語言乃及行動。是的，不是體制和政府只要存在，就等于無政府主義筆下的黑暗對象——不是!反之而已，恰恰是枉顧民主政治和建政價值的批判主義，懷疑一切主義和赫爾岑主義，馬克思主義，導致政治路徑和民主框架的垮塌和走型。是的，正如我們前此一再言及，當人們，當知識分子，當革命者，當無神論者要批判專制主義內含的文化核心和文化精要的時候，當他們一見文化就要拔出手槍的時候，埋葬專制和埋葬人類的法西斯主義，就開始啟動了。中國和甦聯的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在批判專制主義之蔣介石和克倫斯基的革命基地上發跡發展和成功的——而這個起點，涵括赫爾岑對之自覺不自覺的批判型思維。

五

在批判和嘲笑了西方所謂體制完善、僵化和反動帶來的後果甚至惡果後，赫爾岑給出了他的方案。這個方案就是他的村社社會主義，也就是給馬克思列寧奠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基礎的“跨越卡夫丁峽谷”論。

這位“就代表整整一個領域，就代表一個思想飽和到驚人地步的國度”（高爾基語）的村社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主要綱領是，“在俄國農民的小木屋中，我們發現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的農業共產主義基礎之上的經濟與行政機構”。（赫爾岑《赫爾岑文集》下同）俄國無產階級之存在之力量不如西方之，而農民及其村社的存在，天然具備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的存在，甚至可以修改“資本論”（據說，馬克思晚年正是發現于此，準備修訂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成功理論——為列寧的突破資本主義薄弱環節，準備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于是產生跨越論和所謂潛在之資本論“第四卷”觀點。這個“第四卷”，其實就是列寧主義革命。村社理論的闡述，坊間不乏其文；我們看到趙岩先生有比較完備的考證和論述（見趙岩《赫爾岑與俄國的“村社社會主義”》）。只是其結論和我們不太一致。因為，他自律或者沒有能夠將這個理論和列寧主義，甚至中國之“人民公社理論”加以對比。其間，我們發現，赫爾岑講的村社狀況，其主要特征，恰恰不是所謂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就像西方中世紀以來之自由市一樣，俄羅斯村社的土地自有，是村社賴以存在的前提和條件——這個前提和自由市自享收稅權，選舉權乃及自持軍隊權，有些類似。這個生產和分配元素，其實，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基因，恰恰是所謂私有制資本主義的基因。于是，和上書赫爾岑不願意走向英法之政治道路有關，村社主義的發現，使得本來可以變成所謂資本主義因素的因素，被說成是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的“轉基因”異化，讓俄國最終走到列寧和斯大林消滅農民、毛主義奴役農民的社會主義大潮中去。

趙岩先生引述道（同上），“第一，村社生活具有‘民主主義’或者集體主義的特征。最能體現村社自治功能和民主性的是米爾會議。米爾會議是農民的代議制機關，是村社最高權力機構。農民可以在鄉米爾會議上處理村社一切共同的事務、選舉地方審判員、村長等等。米爾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農民自治的村社傳統。（像不像西方自由市？——自立）

“第二，村社具有共同佔有土地的特征。赫爾岑認為，俄國擁有可以滿足社會主義條件的土地制度，村社土地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它是天然的社會主義要素。赫爾岑把村社最重要的原則和道德規範之一的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精神視為‘原始主義’思想。他認為，共同佔有和分配使用土地使村社具有了集體主義的性質，使村社成員之間結成了同志、兄弟般的關系。可以說，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俄國農民用自己的全部歷史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歐洲的民族是以財產私有為基礎的，因此人們頭腦中形成了個人主義的精神，但是俄國人民從遠古時代起已經習慣了公社所有制，公社的社會公有思想把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社會主義原則的實現在俄國具有廣闊的前景’。”

這里的解析是十分清楚的。一，所謂村社集體主義，不是官方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的、列寧主義和毛主義的集體所有，而是建築在個體主義土地私有基礎上的互助和集體——這個性質的關鍵部分走向，可以是資本主義產權中的走向，就像西方、美洲（獨立戰爭以前）各個自治區的農民“聯邦”；而社會主義完全改造和滅絕了土地私有而後互助的根本性質。二，米爾會議，恰恰是所有歐美民主自治的起點，他完全可以有把握走向資本主義國家政體和國體，而拒絕走向消滅這類民主萌芽的極權主義——試問，列寧主義里面，可以存在任何米爾會議因子嗎？所以，這里，赫爾岑又完全搞錯了！三，真正道德主義和平均主義，是社會主義思維還是資本主義思維（經過調整的資本主義——因為沒有適當的詞匯可以代替這個體制之說辭——資本主義，其實是一個一點也不準確的詞匯），這是一個有待解決，但是似乎業已解決了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眾人之惡，帶來公共之善。這個解釋者是這樣理解道德和公平的。建基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有恆產、方有恆心之制度，規定人性只能被制度約束，要有公共的制衡體制，在準備好一切政體和政客性惡之基礎上，來滿足人性善之要求。這業已成為政治學的常識。但是，赫爾岑主義並不了解這個邏輯。四，取消和規避了所有這些政治條件，社會主義，就會滑向極權主義——而不再是抑或偏向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右傾，抑或偏向共團主義，工黨社會主義之左傾——所有這些都在可以掌控範圍之內——唯獨列寧主義一旦施行馬克思之蠻橫“跨越卡夫丁峽谷”，一切就轉變成為災難；如果古拉格代替（沙皇之）西伯利亞流放地，列寧主義者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之流放文化行將全部滅絕。這是赫爾岑當然不能意料的後現實發展。

為了簡明說出這個赫爾岑悖論，我們只好重復陀斯妥耶夫斯基說過的話，“我被流放十年，罪有應得！”（見其《群魔》）

我們在其他地方曾經對此斷言做過一些分析。我們的意思是，反對沙皇的偉大抑或俄羅斯最偉大作家，是這樣對待“革命”與流放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于俄國革命暴力罪人涅恰耶夫的指斥，就是他著名的泥潭論批判——豬，附身在罪人身上，滾入（革命）泥潭——這就是陀氏的反革命論、其偉大著作《群魔》表達的要旨。這個要旨之指向，一句話，就是不要讓革命和自由主義者在消滅道德，上帝和沙皇後，滾入萬劫不復之地。但是，俄羅斯人沒有遵從陀氏而是遵從了所有的赫爾岑們。這是他們付出七十年代價、幾千萬生命之跨越卡夫丁峽谷，帶來的慘劇。至于赫爾岑要為此付出多少責任，是一件十分復雜的事情。我們知道，批判和推翻沙皇的正當性，在歷史中，甚至在現實中，並無太過——但是問題接踵而來，難道列寧可以將沙皇一家全部槍斃嗎？這個俄國克倫威爾和弒君黨人，是不是會就此帶來村社理想和公平呢？不是，事情完全相反。事情正好被陀氏言中，革命和俄國人滾進了泥潭。我們看到，在所有這些事情發生以後，激烈反對列寧和共產黨的元路標派成員，在巴黎向布爾什維克政權做出激烈批判。（見劉自立《俄羅斯思想辨正》）于是，我們後來又發現，在俄國知識界，赫爾岑並非主流派之唯一。他們的源流分二。一個是反革命派，反政治價值派，巡神派——再一個，才是赫爾岑等，加上杜，車，別。列寧是赫爾岑的接班人；而不是別爾嘉耶夫和索洛維耶夫的接班人，更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接班人。主要因素是，前者的政統和正統是俄羅斯文明，宗教，而後者要跨越，要屠戮，要腰斬這一切。

這類事情在中國，基本上，也是在同樣的、陰錯陽差的知識分子指向中，導致整個斯文掃地，文化喪身，共產成私。俄國人最後槍斃了沙皇；中國人則推翻了所有傳統和文化軸心以來的價值。他們說，這就是反對專制——而我們說，這個反對專制走向了極權主義和對于中華概念本身的褻瀆和侮辱。

我們看到，中國百年以來，反對封建主義和皇權專制導向的辛亥革命，最終不能解決“以俄為師”之災難，而被毛主義引向對于民國價值的涂炭，形成了中國赫爾岑主義的人民公社論和中國式跨越；這個跨越，今天，已經轉變成為西方人贊揚的新的卡夫丁峽谷論了。

這個教訓形成“歷史是不接受教訓的”這個結論（也是赫爾岑主義負面意義之凸現）。

此不贅也。

难道只有斧头，斧头，还是斧头？

——读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一卷

       一

      

       笔者在1986年，曾经译介过西方报纸对于索尔仁尼琴《红轮》这本大书的评论（见《北京之春》）。时隔二十多年，现在，在京可以买到《红轮》。此乃读书界一件大事。虽然此书只出版二十卷的第一卷（上、中、下），但是，读之，依然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伟大俄罗斯作家关于天、地、人的浩然长问；为天有眼啊，为神有灵啊，难道只是天苍苍兮上无缘！举头仰望兮空云烟！天地人，本来就是世界本体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索尔仁尼琴继承了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传统，以一个俄罗斯文学家和历史家的眼光和心灵，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就是天地人三部曲的成书结构；析而说之，这个三步曲式，第一个，是读解历史中的天道与地道；再一个，是读解人文的革命改革；最后一个，是读解陀氏行文风格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启示。他继续了这个天问人道。只是，其所谓俄罗斯价值论，甚至超越了普世价值论，形成和俄罗斯思想和思想家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思想民族性和俄罗斯弥赛亚风格。其中，主要呈现的赋格曲，也和文学界所有伟大赋格一样，抬头望天而低头眷顾于大地苍生；他的赋格的具体内涵，不止是诗歌和文学的烂漫驰骋和想象，而是直接涉入红轮碾过后俄罗斯天地涂炭的血光之色。其叙述与剖析犹如滚雷划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段残酷而残暴的历史，令人错愕惊诧。该书提问的具体方式是：革命暴力之索非娅和扎苏利奇方式；（绝对不是）——列宁的方式，和斯托雷平以一人之身全力抗争的改革方式与和平方式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互补和赋格？

      

       俄国历史是不是最终会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抵消恐怖主义之涅恰耶夫和列宁的革命，是不是只要遵循赋格复调的对话而不是独白的民主，就能不单成就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之大业，也能成就俄罗斯进步之梦想。答案却是完全相反的。巡神派的天道说，被世俗革命之暴力取代，是因为他们不能付诸建立地上天国之行动——而建立社会主义天堂的革命，却只能杀死上帝。早在《群魔》（抑或译成《鬼》）之伟大设问中，老陀就此二律悖反提出了后来由巴赫金总结的赋格曲：革命，还是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方面，陀氏因为参加革命而遭流放，一方面，他坦诚，十年流放，对于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于是，群魔所示的圣经中人被魔鬼附体而像猪一样陷入泥潭的说法，成为世纪之谈，永久获得了他的哲学和文学的意义。这个赋格风格，在《红轮》中，完全继承。我们看到，索氏提供的、列宁站在一人高之火车红色车轮旁，准备启动他的革命论，成为该书的命题象征——也就是，列宁狂喜于战争的爆发，在1914年前后；他要一改战前他所陷入的扃困无聊和绝望，用它蜥蜴般的毒辣和狡诈，利用战争，以其一条所谓“金色蜥蜴”（索氏语）之身，咬死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列宁成功了。这个水果就是恶果的逻辑，此前，呈现于索氏关注的暴力和改革的争执之中。他的所谓复调风格，正是在考察索非亚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主导动机的时候蔚然形成而展示于后人的。也就是说，当斯托雷平千方百计要为沙皇的政府施行被俄国杜马搞得颠三倒四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附和暴力的作乱），斯氏就像那个德国的俾斯麦一样，似乎要以其铁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政党之上——他试想实现的土地私有化和君主立宪之理想，最后被两颗枪弹结束。

      

       这样，索氏以其对斯托雷平巨大的好感和严格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俄罗斯俾斯麦的功德举止，他在盛赞了贵族女子如索非娅等人的极度高贵的献身精神以后，将此话题引向斯托雷平。这样，男性化的阴柔和女性化的刚烈，双双形成那个时期的伟大俄罗斯精神。人们赞扬的并不是暴力和牺牲，而是那种革命家，恐怖者和贵族女性的高贵，纯洁和无私。他们/她们是俄罗斯精神和品德的榜样。人们无权指责任何历史上献身于暴力革命的女性或者男性，因为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人类净化世界的悲剧人物——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无权指责中国历史上反抗暴政的战斗英雄；同理，他们是中国文化中不可褫夺的一部分。这是赋格之一面织体——另外一面织体，就是暴力本身带来的无政府和作乱状态。这里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局面，业已变得毫无权威性，毫无秩序和道德。一切，因为暴力女性鲜花般的殒灭而更加显得魅力无穷。在此鲜花包围中，作怀不乱而更见决心者和清醒者，就是这个斯托雷平。索尔仁尼琴几乎放弃了他的复调和“对话”平台，而以托尔斯泰的“独白”和统率（叙述）方式，对斯托雷平的做法给予了历史和后历史的肯定。这里暂且说出几个要点，以做提示（待后文引证）。一个是，杜马在结合社会暴力方面，起到完全破坏政府的作用。他们的议会，和街头巷尾的破坏活动首尾相接，层出不穷。杜马，成为分裂俄国的、几乎是抵制改革的存在。（但是，请注意，就像俾斯麦有时候解散议会一样，这里，斯托雷平解散杜马的意志也并非诋毁这个政体，而是出于某种行政的困难——这和列宁完全否定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彻底消灭议会体制，迥然不同。）二，所以，斯氏主张的非社会主义革命之改革，遭到左右两面的诋毁和反对——这主要涉及他的改革系列——而改革系列之首要，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村社制度及其历史，前景。这个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倡议，同样遭到左右两面的夹击。三，按照俄罗斯派和赫尔岑诸人物的看法，村社主义，可以是俄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捷径——后来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成为后来列宁主义世界成功的前奏——而恩格斯所谓对于赫尔岑的批判，则是从两面加以呼应：1，村社具备公有制度之性质，但是，2，资本主义业已全面包围了村社；如果不能施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村社制度自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见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3，斯氏的改革，包涵的村社废弃主张，本身带有一般性自由和民主之主张——这些主张，包涵了他的关于发挥和继承村社地方自治概念的政治动机——他的眼光，甚至关注到美国地方自治的民主政体性质。我们在伯克和美国几大先贤之“联邦党人文集”中，皆看到这样的自治主义之主张乃及实行情形。所以，斯托雷平并非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派或者西方派人士，其独立思考放眼西方的性质和他强壮的体魄产生内在的严重的一致性，是让索氏极度看好的地方。4，在关于村社性质的课题上，社会主义者如恩格斯、赫尔岑这样一些人，以为村社是天然浑成之集体所有制度之范畴和模型——他们忘记了基本一点，村社是自然经济的人员组合和经济实体；和后来社会主义、由一个政权从上而下统治之新村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如果恩格斯和赫尔岑认为，中国和苏联以后之“村社”也是俄罗斯村社的翻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错误在于，赫尔岑的俄罗斯村社和恩格斯所谓原始公有制度模型，与其说是政治上层的统治模式，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蜜蜂组合，更为贴切；反之亦然。我们知道，如果看待村社制度，主张他的公有制集体性质，那么，就要有一个严格甚至苛刻的前提，那就是，村社不受中央政府干预，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索氏强调斯氏观点：你只有承认他人的财产，你自己的财产才获得承认）——土地；土地就是感情（施本革勒语），这个说法亦适用于俄国——土地的集体性质很像一种标准的共有制而既非私有也非公有（我们所谓西方自由市式的管理和统治，其实也带这种特点——自由市，不是社会主义的雏形而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雏形——但是，他的小集团性质也是非纯粹个体的；“市”，亦为“集体”；个体之载体；）这个集体所有制度中的个人性质，土地“私人”的性质，是集体的前提，而非相反。

  所以，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卢梭主义（普遍意志），专制主义（之一部分），并不是村社主义的自然走向，而是她走向极度扭曲背叛和辱没之歧途。这一点，无论在马、恩还，是在赫氏那里，完全被看走了眼！5，索氏此书说，在“领带”（隐含绞索之意——斯托雷平绞索）统治的十几年来，俄罗斯暴力主义逐渐被控制，被消解，世道和平，人民居安。只是战争打破了沉寂和秩序。虽然，斯氏的改革并未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并非改变，是在说明了反对斯氏之力量的逐渐形成。他们还是利用了斯氏看到过的政府无能，议会反制，百姓作乱并未受到根本的遏止和改善，而被恐怖主义加以煽动和利用。所以，在战争出现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而且是向恶劣的方向改变——也就是向着列宁这条蜥蜴狂喜于战事的爆发之方向改变。于是，俄罗斯课题，走向了世界化和世界大战的漩涡。站在漩涡中心的、业已不是稳住大局的斯托雷平，而是搅乱天地的列宁——也就是说，稳住过大局，拿捏过均衡和制止过吞并的俾斯麦，死了，所以，出现了希特勒——而战争给中共以机会，也是道出于兹。按照列宁的说法，1905年起义是没有世界因素的，现在，这个世界因素出现了。《红轮》在第一卷里充分描写了列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心理和外贸。其间，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令人激赏。在细节大师的笔下，历史融入文学，体现了高于政治的人文关怀；其文本大开大合，确不是痘饤琐考之辈可拟可比（亦见下引）。

      

       是的，索氏提及的、关于蜥蜴的意志策略和阴谋论，并未像当时坊间（甚至像中国文人记者，如，胡政之的同步报道）披露的那样翔实；如，列宁领取德皇威廉千金以往，前来施行他的颠覆革命、颠覆俄罗斯克伦斯基政府；而后再出卖俄国于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中——这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爱国贼相反相成，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西洋景。暴力主张，从涅恰耶夫泥潭主义开始，而后发展到列宁的四两拨千斤！全部关键课题尽含其中。这里也可以聊分几点。1村社主义之争，在恩格斯批判赫尔岑主义的时候，依然强调资本在全世界的崩溃之前提，而在他们首鼠两端的策略运用中，一旦出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就形成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说，毛的第三世界论，等等（加上波而布特和格瓦拉们的实践）。所以，俄罗斯人争执村社主义的内涵业已改变，扩大和扭曲。2，战争是内政之持续，抑或，战争是外交的持续之说法，现在，改观成为内政可以是战争的持续，外交可以是战争之持续这些说法的悖拗，颠倒和扭曲。列宁和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观点，现在演变成为世界红轮及其碾压的轨迹。正像美国人一度支持列宁一样，美国人也企图支持中共，于1940年代末叶——于是，在另外一个文本里，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对此大加抨击和批判——一要强调俄罗斯价值，再要强调革命资本共同性之特征——而在红轮里，他只是抨击了受西方支持者列宁，没有更多笔墨言及支持者。3，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走向。1905年的日本和1917年的德国，成为俄罗斯两次起义的外部条件。双头鹰面在西方的雄视下转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含斯大林模式）。

      

       4，面对“第三罗马”之莫斯科抑或彼得堡，仇视西方的精神层面，现在，转变成为现实层面。列宁可以帮助威廉推翻克伦斯基，也可以直接推翻德国政府——如果不是魏玛政治家阿伯特制衡了德国左右两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会义无反顾地施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后来被斯大林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是西德）。于是，如何对待西方价值论和如何对待普世价值论，这里，出现了分歧和论战。这个论战，现在（眼下）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中、俄两国不伦不类的“另类结盟”为契机，重新出现在世界，以反对美欧价值乃及其政治体系，等等。5，这样我们须从西方的革命和体制双向轨迹来验证反对西方的俄国革命派，是不是会最后一笑且笑到最后——是的，他们没有笑到最后。西方革命之出发点，一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她不是建立在卢梭普遍意志的革命基础上，恰恰相反，即便是残暴的法国革命，也是事出多头，轮流坐庄，逐个杀戮；这个意思就是，即便是丹东抑或罗伯斯庇尔，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从来没有形成统合全法国为一党一派之全能－极权主义革命和独裁（即便是在罗伯斯庇尔法制时期）。他们轮流上台，再被轮流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情本身就和苏联与中共革命迥异。那是一个斯大林，一个毛，一个波尔布特杀死全民的革命。无论共和也好，皇帝（从波拿巴到拿破仑）也罢，都实行不了后来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元化杀戮——自上而下的杀戮（含思想者死——拿破仑也没有杀死斯达尔夫人——只是杀死了安关公爵；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政客）；一个人的意志杀死全民和全民人人反对人人，是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皇权，共和之西方特色和东方杀戮主义之不同。反共和的人民国“共和”，不是共和，是独裁，这是判断的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共和之政治经济的解读迥异。法国革命的多架马车之死本身，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虽然这是杀戮时期的自由，也是自由之反——这个赋格；换言之，即便是断头台时期，法国也不缺少自由。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种历史；他是西方学的重要东方参考，反之亦然。

      

       这是（自由）革命和（极权）革命之间的极大不同。6，在历史上左派崛起的原理，完全在于右派体制上的缺陷。这个历史远起希腊民主——如，民主的多数杀死苏格拉底——近至1957年匈牙利事件等；美、苏为了维持苏联方面的“有限主权论”，放弃了对于纳吉的支持；加上美国对于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绥靖主义政策，导致后冷战时期价值论和政治论陷入朦胧状态；中国官方将此局面称之为“非政治化”政治——其实，中共在一切领域施行的是泛政治化，而要求美国施行非政治化。此举极其荒唐。7，左派崛起，正是因为右派在很多领域中不能解释和维护现实正义。索氏提到的赫尔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潮和体制之历史，现在看来，业已脉络清楚，不难厘清。主要的线索可以大致三分。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索氏和很多作家业已直接将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同）。这里主要涉及英国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德比内阁（含主要政治家迪斯累里），被迫认可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再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争取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带来的体制分梳说（中国人滑稽地提出过，要施行欧美民主和苏联经济模式，于四十年代）。8，最后，就是革命两分法；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和兴衰沉浮带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评介——也就是，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等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含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产生之区别、之意义——也就是，革命两面性的判别：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其纳入民主普世价值系列——一个是列宁式革命，它导致人类灭绝和文化灭绝。9，所以，索氏面对的“红轮”时期，也就是，赫尔岑的伟大著作涉及的“往事与随想”，揭示了他们和我们夹杂在专制主义误读和极权主义选择时期的两难处境。这些处境，是在暴力和改革的互相选择中胜败两处的。红轮作者倾向的改革路线和赫尔岑提出的左派批判，地下室革命和反皇权斗争，对于后来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示范，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中、俄命运之共同体；值得我们反思。

 二

      

       “红轮”之前是“红死”；这是一个说法。“红死”——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彼得大帝处死基督屠惨烈场面的命名——他是改革对于天道的反叛（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与反基督》）。这个反叛带来的道德沦丧，促使后来的巡神派人物企望力挽狂澜于既倒，给予耶稣，准确讲，是俄罗斯上帝，还以一个说法。这样，道德本体论在此岔道上引来两个“替天行道”者；一个是巡神派基督王国的鼓吹者；再一个，是取缔天道，代以魔道的无神论革命派，列宁主义——其间，所有改革者，在天道与人道方面处于比较正面却低调的位置，这就是斯托雷平等人的反对红死和红轮的实践和说道。于是我们发现，革命，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他们的政统都是要改变上帝，代替上帝；而改革者，往往是追随原有上帝而处理世俗事务。这是避免红死的一个比较好些的政治处理；但是，其弱点在于，这个没有上帝指令的改革，很容易被世俗中的机会主义者所篡夺和曲解，成为他们改天换地的障碍。这是很多历史篇页呈现的悲剧、荒诞剧的篇章；比如，斯托雷平就说，他要制定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宗教信仰的政策”。这是非常准确的宗教、人文两分法。可惜，懂得这个俄罗斯政教分离者，极其罕见。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至少也是先知（见托尔斯泰电影《最后一站》）——处死自己儿子的彼得大帝的改革道德，正是因为他的红死，成为魔鬼的替身或者本身；他的经济政治强大，因为附身于道德的渺小，而为伟大俄罗斯人所诟病。这样一来，红轮碾过之处，首要任务就是：第一处死上帝，第二处死皇上。他们的弑君屠民道德，成为俄国人七十年后必然（体制）死亡的一大段前奏曲。是的，我们所说的赋格曲是这样组成的。他的主导动机在左手上是天道，在右手上是人道。这本来就是赋格的基本结构。但是，其间发生很多异化。赋格，在巴赫那里，是上帝在人们心里——在保尔.策兰那里，就是魔鬼妖舞，肉体消灭；天地之间，不再是心灵行走之地，而是魔鬼应许之地。这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复调结构。

      

       于是，夹缝在这两个年代的俄罗斯“红轮”时期，究竟是什么政治结构呢？我们说，他是后一种结构的前奏——就像加尔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几乎成为烧人、烧书的魔鬼一样，赋格的潜在结构，其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复调和组成——《红轮》“承前启后”，演绎了道德和人类的大毁灭，大拯救，成为这个赋格文本的负面再现；亦成为二十世纪大屠杀的表率；也就是伪基督的所谓二次降临。若说，天道人道之间的赋格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索氏书中则存在着一个较小的赋格，就是我们所谓赋格中的赋格。这个赋格虽然显示对于世俗事务的处理，但是，其实，她依然是人类仰望星空的一种间接表达。这个区隔之大致存在就是，改革者要面临他的左、右手和声处理的难题；这个革命练习曲往往和暴力和非暴力，鲜花和大炮形成一种对峙和渗透的结果。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面对暴力的恐怖主义、索非娅和同样恐怖主义的列宁——同时，他祈祷上帝和沙皇的秩序可以做成和平之改革。不幸，小赋格变成了一个戏谑曲。一切崇高和正义咏叹调变成匪徒和投机者的丑角杂耍；佞臣和玩偶活崩乱跳，而人民，却在几乎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革命中“人人反对人人”。此间的逻辑表现是，如果圣徒们和知识分子们不再汲取乃至排斥西方式的政治组合，走上一条或者到农村去串连革命，或者躲进教会和书斋里，空论“巡神”，那么，这个假赋格自必引进消灭真赋格的单一单一结构和意志，做成一种有违伟大文化的小调；这个下流小调，就是毁灭消极自由和消极崇高的无耻的积极革命说和机会主义——当机会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时候，他的理想不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对此的解构；这个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一样，存在多种调性和织体、节奏和旋律，这种革命只有一个猪一样的呻吟和叫嚣，其单调和丑陋，势必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个东西，就是列宁这个鞑靼人的审丑“单响乐”。

      

       如果从列宁主义入手，分析这段历史，并不能巧妙绍述这段历史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俄罗斯人的两级化分梳；一个，是1905年后“路标派”的空谈，一个，是在此之前业已采取行动的活动家和革命者之暴力。我们说，那时，虽然，业已存在马克思，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存在列宁，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米留科夫和斯徒卢威……，但是，主要的历史角色是涅恰耶夫——而后，就是列宁。当涅恰耶夫成为俄罗斯“单响乐”的主旋律，其表达的观念和意志，几乎成为历史主宰而消解了所有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精神——虽然，老陀还在浅吟低唱他的革命和反革命赋格于一身——托翁还在高唱呼喊他的反对私有制和建立地上天国（他成为革命派反对虚伪道德的首要打击目标——固然，他可以最后献出全部所谓私有财产，沦落他乡。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者的忘我和杀他，成为新人、新道德身体力行之榜样。于是，为了凸现和对称于后页绍述的改革，索氏对此几乎所有暴力革命者、暗杀英雄实行历史表彰和名氏列表。我们看到这个庞大表格散发的一种俄罗斯贵族兼革命者的独特气味；这是为了表现赋格总谱的上面的部分、还是下面的部分呢？（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些贵族女杰的托底和“帮衬”，俄罗斯交响乐是无法引进斯托雷平和列宁的——虽然出现列宁，对于索非娅而言，仍是一个回旋曲式；但是，本质业有不同。）当二十世纪中叶，戴高乐在巴黎宣布不能镇压当代的伏尔泰（萨特等）的时候，民主的无敌人状态傲然凸现——这个滑稽的法治典型，也在百多年以前的俄国，上演戏剧性一幕：“俄国恐怖刺杀的逼租”薇拉.扎苏利奇，因为法庭当廷宣布她刺杀行为无罪，为历史留下奇特的一笔。这个薇拉事件的法庭辩护词是这样说的，“俄国之所以伟大，未必是由鞭刑促成的！国家犯罪，只是证明我们需要尽快地提倡国家革命学说。不能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动机视而不见，这是一次真诚而高贵的情感宣泄，是革命情感的崩发！这是一次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跃，薇拉不需要杀死特列波夫，而是让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们的判决又在受重创的人再加上一些痛苦！”（《红轮》下同）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辩护律师的话获得满堂喝彩，连大法官都投以掌声，陪审团宣告薇拉‘无罪释放’！”民众为此欢呼雀跃。

      

       这样，失去以制度为敌——因为制度和法庭宣告她可以刺杀——这个恐怖理想者得了忧郁症，在日内瓦郁郁而终。可是，索非娅.佩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就没有这样顺利了。这个同样的高贵与残暴者，也是贵族出身。在索氏笔下，她的暴力倾向和孤僻，矜持（对男人），冷酷这样一些性格组合吻合。她和薇拉为涅恰耶夫工作一样，为克鲁泡特金工作，帮助他出逃。同样是理想主义结合了革命观念。“梦想发动社会主义起义，希望专制制度和罗曼诺仆夫王朝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灭亡。”请注意，除去这样一些一般性革命理想外，索氏提出了重要补充，“她本人是在有意识地勇敢献身和努力实现当女皇的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总而言之，索氏这样总结，没有个人私产和意志的革命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一种追求，那就是革命。”索非娅24岁就开始了这种无私革命。最后，这个“刺沙皇的女人”被沙皇绞死了。这些女人感动了屠格涅夫，他写道，“圣洁的妇女，快登场吧！”这些圣洁女人被《红轮》一书记载——她们是：薇拉.扎苏利奇，索非娅.佩，菲格纳，伊万诺夫斯卡娅，采布里科娃，多拉.布里连科，玛丽娅.斯皮里多娃，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热尼娅.格丽格多维奇（“又是一位将军的千金”），娜塔莎.索利莫娃，丹娘.列昂季耶娃（“已被选为皇后的宫廷女官”），……。就是这样一个女权队伍，写出了男性自觉汗颜的暴力抗争历史——但是，索氏转辟一章，就刺杀斯托雷平的男人博格罗夫，另花笔墨，精雕细刻。这个博格罗夫的并不简单的观念是，“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了，俄国既没有像前一年爆发武装起义，也没有引发罢工，革命偃旗息鼓，硝烟尽散。这场原本可以胜利的战争就着样失败了。”

      

       但是，这个勇敢者同样看到，“即便这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真的意外获得胜利，他们也组件不成铁的革命队伍；即便博格罗夫真的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专制制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群恶棍除去掠夺财产外，别无他求，胜利之后，他们也是毁掉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祸首。”（这样，这个博格罗夫就变成不能下贼船的、中国式瞿秋白一样的革命者和“多余的人”）；因为他看到党人之祸，却为自己找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党的纪律，无政府学说允许成员根据个人意愿自行选择行动路线。”于是，参加或者不参加革命，成为这位有效刺杀者的小小赋格。至于细节和观点，博格罗夫说，“如果处死尼古拉二世，那将发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会为斯托雷平进行大屠杀。至于说到尼古拉，他不过是斯托雷平手中的玩偶。”这位勇士如是说。这个说法，为读者转入博格罗夫与斯托雷平的对位找到些许根据——很明显，这个对位是粗糙和龃龉的，既不是和声（和谐——这是克鲁泡特金抨击政府的靶子）复调，赋格，也不是俄罗斯美幻绝伦的交响乐，现在，他的出现，比较斯特拉文斯基的节奏变换和声响尖利，更加噪音四起，震耳欲聋。这个小赋格的政治艺术，就这样被索氏、先是对女杰和博格罗夫的讴歌，再是对斯氏的“平反”，很是恰当和巧妙地组合起来——当然，就像老陀并不认可他小说中的革命派和自由派观念一样（他甚至可以做到文学家的中立）；说索氏要为哪些人辩护，扎苏利奇，还是斯托雷平，按照巴赫金主义，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索氏对于斯托雷平的偏好和维护；虽然，他因此有违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主义。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近再现这位俄国俾斯麦的篇章了。

   三

      

       关于斯托雷平的俄罗斯赋格曲在照样演奏——他甚至影响到中国——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改革的争执；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争执和关于体制和革命的争执，并未完成。我们看到，斯托雷平改革和不满意改革的农民暴动起义的数据记载；也看到改革如何让列宁们看到改革消解革命的所谓黯淡前景。改革和革命的赋格潜在于整个俄国——但是，改革因为不能解释政治上“正确”，社会上“不正确”的矛盾，使得革命（在战争的引发和诱导下）有机可趁。1905年以来的所有思索，总结和反馈，终于以一种负面的反改革和搞革命的结果，以1917年的爆发，呈现给俄罗斯人。这个结果的灾难性质，又过去七十年，被重新扳了回来。俄罗斯国家国体和政体正向一个明确又模糊的价值和路径挺进。于是，和所有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红轮》对于这段历史采纳的或许是中立，或许不是中立的立场，成为整个俄罗斯赋格曲的一部分，而并非呈现、抑或只是呈现索尔仁尼琴的复调织体——因为，他在文本中，明显站在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主张一种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暴风雨暂时停息的状态——虽然，暴风雨不是停歇了，而是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这样，人们就跨越历史（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疑问：改革，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和灾难。回答“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索氏的改革呈现的社会不公和掠夺性质，才导致革命发生——回答“不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改革并未完全镇压革命，才带来对于改革的颠覆。（我们中国人，现在，依然被这个回旋曲所困扰；提出的问题极其类似：邓改革，终究是要走出一条道路，还是要把整个中国撞死在改革之墙上！）这里，改革引发的系列课题中，以我们中国式说法归结为，政治改革是不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抑或相反；社会革命，是不是改革导致的权利－权利博弈和存废的结果；改革的正确性质是不是要造就后殖民主义西方政权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对于中国极权主义的勾结和同谋。于是，最后，中国改革的极权主义政府前提和俄罗斯改革的沙皇专制主义政权前提，是不是可以混淆和抹平，从而根本对此不加以甄别和区隔。我们说，无论如何，沙皇的专制主义，上到彼得，叶卡捷林娜，下到尼古拉，他们难道是列宁斯大林甚至毛式统治者，享有列宁毛式极权文化和无文化吗?这是很少为人关注的基本之改革与虚拟之改革的迥异。排除和回避了这个区别，历史的脉络将永久模糊和扭曲，不得解释和还原。我们的意思是，斯托雷平的专制主义政权改革和邓式改革之迥异，在于，一个是专制的改革，一个是极权的改革；不可混淆，无法等同。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识别，我们看到，索氏笔下之所以为改革和“领带”辩护，全部出发点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皇权之下的革命和改革都可能成为历史正面遗产，而极权主义救党救政权的任何修补，最后导致的，只是这个政权中人继续掌控和劫掠国家财富，并以外国利益、外国国家利益，为其双向出发点。这一点，在列宁这个间谍的卖国观念中就合了他们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和相对真理论，而彻彻底底地消灭了真理。这是我们阅读《红轮》可以看到的现在。回到原本，这个改革的过程，牵涉到对于民主和议会，这个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判断——这在书中记载为斯托雷平和维特之间的龃龉和对抗；政府，内政大臣和议会的对抗；俾斯麦式的宰相和议员的对抗，等等。但是，我们说过，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的说法，并不止于言辞，而在于俾斯麦认可西方政治游戏规则的基本存在——这也是斯氏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所谓“斯托雷平的绞索”（“领带”）说，索氏是这样评述的；述的方面是，“俄国与基督教保持了许多世纪的联系，对俄国历史的专一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对抗。”评的方面更多，（在一次议会辩论上——六月三日政变后）“ 我们的改革，为使其具有生命力，应该从俄罗斯民族汲取力量，拥有土地的下层居民一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只要俄国存在，俄国的全体女儿就要努力保卫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政权”；他把议会叫做：“异国的花朵”；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说，“‘俄国根本没有历史，最好不要谈历史。整整1000年间，正由于专制制度，俄国没有培养个人，没有个人便没有历史’。”罗氏说，恰恰个人权力是被国家破坏的——“罗季切夫是否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演讲成为经典式的演说，又没有饱含着他的立宪民主党的暴怒之情呢？他又得寸进尺，继而谈到战时军事法庭，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引经据典，摘引经典警句，以及对他的贪得无厌政党那份专注感情也不至于驱使他用手拉紧他脖子的扣绊，叫他‘斯托雷平的领带’（换个名叫‘穆夫约夫衣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依然不能载入史册，留名千古。”索氏继续写到，“性格的力量，在一年半之前俄国根本无人知晓，这种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斯托雷平一直流到议会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的话，请求斯托雷平的宽恕。这是15次议会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1906年俄国政府宣传斯托雷平农民享地政策时，“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决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杜马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啻是立法机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但是那时候庄稼尚未到收割期。）这就是俄罗斯特色的权力分立之现状（当时状态）；虽然，我们并未看到索尔仁尼琴涉及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援引——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一步到位地宣示和饯行所有的洛克，孟德斯鸠，私有制和三权分立——但是，在索氏回顾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中，西方私有制普世价值正在凸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叶，知识分子们并不得西方普世价值之门径而入——系列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搅成一个酱缸。这样的厘清，并不困难。我们看到，《红轮》是这样排列这些基本价值的——1，自治概念。“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受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争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请注意，历史和事实的逻辑是，沙皇要斯托雷平实施的改革的内容，具备所谓正常政治体制的设计和预估——这本当是革命派和民主派议员的愿景；但是，他们却因为要施行另外的废皇主义革命，从而有意延宕了这个改革——将他指向革命和毁灭——于是，十月革命接踵而来。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反改革逻辑。）

      

       ——2，私有制土地和产权概念（并且涉及了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叶争执的内在和外在自由拯救和出路问题；也就是反驳了巡神派的所谓灵魂超度之空言泛论！）索氏说，“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和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互相挚肘，都受约束，难道就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足够份额土地，以使他们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们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他又说，“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得到方方面面人士的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最理想的土地公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俄国可以超越式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说之源。）但是，农村村社的俄罗斯朦胧诗并不能排斥土地私有制的基本观念和普世价值。“……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里灵，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的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基本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是什么？就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几个小伙，一个姑娘就可以煽动几百人造反的俄国，土地私有化，分田给农民，可以对付任何破坏活动。斯氏这样认为。书载“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额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远见卓识。（以下是俾斯麦式的评价和证明——自立）它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国的赤忱，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居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能力。他剪除身边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1910年，“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200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开始了他的移民政策实施，“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

      

       ——3，结社自由等。此前，俄国处在革命爆发，改革未行，革命尚未完成这种状态里。这时候，出版结社言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就为如何估价那时候的自由，给出一个判断；而索尔仁尼琴对此不以为然——他以讽刺的笔触勾画了这副图景——这是一个俄国特色和俄国悖论与欧式价值之间的悖拗。他说，各种团体自由活动；不求合法地位；出版极度自由，不必经过政府核准；大学隐藏着仓库，武器，实验室和革命组织执行局；法庭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革命者肆无忌惮，从外国运回武器，煽动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地方政权摇摇欲坠。“恐怖战胜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400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工厂正在举办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畜生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和牡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拚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砸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的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省长对此无能为力；而牧师参加了打劫；军人也在和学生一起示威……这就是俄国的自由——这是索氏之所以提出俄国俾斯麦的前景图面。可是，斯氏死后，战争和这种图面死灰复燃，形成本来就乱而如今更加革命烈焰汹汹涌动、致使全国崩溃之结局。这个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宁的革命加叛国。

 四

      

       是的，我们回过头来稍稍评析这些价值和价值异化。这些正确价值需要有效的路径倚靠而体系之，实现之，否则就是一场空谈。这就包括国内策略和国际战略的运用。可惜，因为俄罗斯参加所谓世界殖民体系的重新划定而导致内政从改革走向混乱，民粹和暴动——和所有后期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俄国不能幸免于这个并不正确的改革＋侵略（这在我们多次言及的西方老殖民主义那里，叫做民主＋侵略；两个促成社会主义的战争，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口号是，把战争转变成为革命；一个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毛的策略是针对国府，消极抗日，积极备战）——于是，命运转向，时运始悖——出现了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列宁式狂喜——这个狂喜的无耻性和无道性，昭然若揭。（我们看到，内政和外交的赋格，于是在此无耻的机会主义戏谑曲中，击鼓而出，扬旗呐喊，覆盖大地——即便是俄罗斯这样广袤之大地）。一个和马克思一样享尽西方言论和行动自由的痞子和盗贼，开始利用法国，英国和瑞士这样的支点撬动地球。地球，居然被他们撬起了！这不是玩笑，而是二十世纪的人类死亡史。列宁是这样抓住时机的。改革带来的社会调整随着斯托雷平之死而死；所谓反革命镇压窒息了社会。双重的失望，对于改革的失望和对于革命的失望，使得流亡者群体出席几乎是犬儒主义倾向。列宁们虽然等待第二次革命，可是“地下工作瘫痪了，工人们像一群群蚂蚁涌出巢穴，纷纷参加工会，加入社会保险，随之地下活动似乎成为过了时的东西，侨居国外成了人人向往的事，……”。是的，这个情形就是改革窒息革命，或者说，改革带来转机和俄国之希望（这个希望和现在流网国外的异议人士，有着不同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国内所谓官方和党内民主派启动政治改革，他们乐见其成，不想，这个虚拟和幻觉最大时限拖延了一种真正的改变）。于是，出现列宁机会主义爪子伸向命运，俄国命运的运作方式——虽然，我们否定这个方式，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共产党人对于时机的把握，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这是列宁们成功的主义和实际的辨正法秘诀。所以，战争出现的时候，列宁们开始兴奋。“这就是战争爆发成了那么好的事情。战争爆发了，这该有多么高兴啊！在那里（指流亡地——自立）所有那些取消派受到了压抑，合法性的意义在急剧下降，而侨居的意义和力量相反在增加！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心又往侨民那边转移了。”故此，索氏分析这个列宁主义的思维方式。索尔仁尼琴说，“当一项紧急任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跟不上了时，所有这些不久前的合作者便令人失望地变得迟钝起来，就像路边地柱子一样落后了，离去了，被遗忘了，有时在新的转折时期突然遇见时已经变成了敌人。”这时候，列宁变老了。“愁眉不展，胡子没刮，两道红褐色的尖尖的的眉毛，忧郁的下巴，他正无望着窗外，不过是斜着眼睛。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娜佳都熟悉。现在不能和他顶嘴，而且一般来说，现在不能向他提任何问题，不能用任何话来打搅他，包括和母亲讲话。现在就这么让他坐着，陷入沉思，在沉默中摆脱所有苦恼……只要经过半小时，他那紧蹙的额头就会舒展看来，那满是皱纹的脸也会熨平开来。”这是对一个革命者意志的考验。

      

       接下来，课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确定下来，开始运作了。除去利用瑞士这个“革命澄水箱”，列宁在等待着，“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这一刻”，“现在这一刻来到了！一只沉重而巨大的轮子，像机车的红轮在转动着，必须让它有力地转动永远不停顿下来。他一次也没有站在群众面前，一次也没有指示群众如何运动，就像这个轮子，自己的这颗转动的心所牵动的那样，是使他们全都转动起来，但是，并不像它现在吸引着他们那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动。”这个方向把握的艺术，简单说来，就是以和平的名义，叫嚣革命的战争——就像我们的共产党叫嚣抗日而转向中国内战。这是大国革命家们方向艺术的把握要诀。不懂这个要诀，也就是不懂列宁主义。“那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毛病的、肮脏的、流着口水的女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取群众奢谈‘争取和平’，甚至‘反对吞并’。所有人觉得这很自然：反对战争，不就意味着‘争取和平’？他们首先应该挨打才是！/他们之间谁有眼光看到，有毅力做出这样的伟大决定：不但不阻止战争，而且要推动战争，要把战争引到国内去！”“我们不会直接说，‘我们拥护战争’，但我们就是要拥护战争。”这已经是十分清楚，丧心病狂的人格、心理在列宁身上和盘托出。而其具体策略也并不缺乏。列宁开始实行“德国主义”——“不能像愚蠢的牧师那样在几条战线之间举起手来挥舞袖子。”“应该看到德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去寻找谁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需要寻找谈判的道路，秘密地去查明：如果俄国出现了困难，俄国会不会呼吁和平？德国会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会不会把俄国的革命者置于命运的肆虐下？”这也就是坊间所云之列宁接受德皇金钱的状况。（这样，列宁对于国内一度沮丧而国家再度疯癫的形势信心满满。关于整个俄罗斯命运，被革命赌徒放在了赌桌上。“我们要打掉你的大国气势，要了你的命！……我们要肢解你，使得波兰，使芬兰分离出去！使波罗的海地区分离出去！使乌克兰分离出去！使高加索分离出去！要叫你完蛋才好！”在出行的瞬间，他看见了鹰；“从鹰的飞翔中突然间密切地注视着这只小小的、唯一的。金色的蜥蜴，一颗心突突地跳动起来，随着蜥蜴的出现鹰摔了下来，你在最近的石头缝隙旁抓住了它颤抖的尾巴，把它往后拽，就像拽一条宽带子，就像拽着这样口号的一大幅布：……要变为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啊——欧洲的所有政府都将垮台！！！”

      

       总结这个历史，不需要后人如何反思（反思也是必要的）；和历史做出同步关注者不乏其人。大公报胡政之（当时未在大公报）就对全局之政治、之战争做过评述。他的简单分析是，一，英俄之间和德国之间的对峙；俄国和德国互相利用——德皇威廉第二利用列宁而被反利用之——列宁的欧洲完蛋梦，在德国并未实现——东、西阵营的对峙导致战前（二战以前的苏、美、欧格局。我们看到，胡先生的文字，可以对当事人索氏，做一个东西人物和观念观察的比较。我认为，索氏的观察和胡先生的分析，各得要领，各分千秋；恕引如兹，“‘所以，胡先生一言蔽之，世界战争之因就是开拓殖民地之需要--- -这是所谓经济学上剩余价值，创造于海外殖民地低端市场之换一种说辞----就是说，德国要接之英国发展海外领地，‘宜在亚细亚土耳其一带谋发展，’‘朝有事即可从此方面出波斯湾以略苏伊士运河及埃及，进侵运动颠覆英国之宝库，此皆德人所处心积虑，而英人所万不能堪者。此次世界大战，即以英德争霸为最大内因。’胡说，奥，法，俄，意‘皆受英德称霸而牵引而入漩涡。’日，美因此加入战争。此为德英关系之大概。/英德争霸，俄国关系密切之。俄国‘由黑海自由出入于地中海， 在俄国实为生死所关。彼德意志之须收亚细亚土耳其于手中，以胁埃及，以制英国，在俄国亦有同情，是则德须东进，俄利南下，两国之对英正处于同一之地位，而其相互间利害冲突乃不可避免矣。’/为此，‘英遂结俄使德孤立，划定波斯范围，承认俄土之关系。’/‘土耳其见英国保全该国热心减退也，则益于德昵，德土关系密切， 德在巴尔干益居优势，于是英感印度压迫之危机，俄苦南下发展之障碍，忌妒怨恶之怀蓄之久已，空前大战触机随发，此又英俄德三国世界政策之交叉的冲突也。’/于是德国之战争，着力点就是在与争夺巴尔干，经营亚细亚（ 土耳其），获取波斯湾海权，以胁印度，压倒英国。英于是占领波斯湾，更于法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图截击德军未果。所以，‘嗣又分兵于美索波多米亚，一举而陷巴格达，得与北方之俄军相呼应（本来德国让列宁援助该国，反对英国——自立注）。不幸俄国过激派崛起，军队解散，能力全失。 英国对德失一战斗力上之大助力。’于是，德国唆使乌克兰独立；要支配波罗的海；占有波兰煤矿；.. ....胡先生在此指出，波兰于德是一道‘防御堡垒’，‘且可经俄领伸巨掌于我之新甘吉黑等省，筑远东经营之大地盘。然则俄德媾和之关系于世界大局与中国之将来者不亦大欤。方今德俄媾和虽签草约，然过激派政府初非各国所承认，俄国内部之变化，今日尚难预测。’/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远及天边之事， 而是直接关乎我国今后之命运如何。胡先生如是说，‘将来德国在俄占得何等地位，终须待欧战平和会议时确定使德而终胜，则一面得志于俄，益贯彻其经营亚细亚土耳其之大计化，以胁英国之埃及印度；一面复挟战胜之威以临我，我必无幸使德不能大胜耶。/于近东问题，必与英国为妥协之处，而别注全力于东方经营，则我亦无幸于此’。”

      

       胡先生还说——他直接解释了德国为何没有加入列宁主义的世界战争——“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前文之阿伯特——自立注），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 胡政之文存》上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 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刘自立 《胡政之的大论政》）

      

       至此，第一卷《红轮》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会在后卷看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记叙，观点和刻画。是的，《红轮》是在文学方式政治学和史学方式之间的间性写作。这样的写作，好处在于，他有时候，可以突破政治写作的“政治正确性”桎梏，将文本和思维引向更为广阔的人性关怀。这也是俄罗斯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永恒不灭之所在。这种写作，并不妨碍谋种政治价值的凸现；但是，和以政治指向为其唯一指向的作品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伟大文学作品”，势必会超越政治范围，提出文学和宗教的更大课题甚至是天地赋格的不可解析的难题——比如，我们在言及二战前后文学作品时，业已看到关于二战盟军轰炸德雷斯顿和苏联红军危害人权于战败国的文学，德国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之记叙，皆不能以政治、战争之胜败确为其唯一导向——这个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价值和欧美价值之间的所谓媾和与同谋状态，索氏在其他场合与文本中，也有揭示，在此，不能一 一。（革命，是不是和资本完全冲突呢？从理论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仁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刘自立 《俄罗斯思想辨正》）我们的评析，并不能全部牵涉索尔仁尼琴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历史大事件和生活小细节之间的故事脉络和人格再析。因为，我们只是撷取这个政治文本的滴滴答答，实属万一于伟大作家。希望有全面抑或专门的文本解析和历史分析之议论出现。

五

      

       《红轮》为人们研究俄罗斯改革，革命，战争之历史，提供了极好的视点。第一卷的革命前奏曲包涵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改革的失败和式微，则因为俄罗斯沙皇，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改革人物和改革内容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固然，这并不能完全毁弃改革——可是，顶替改革，转变之为革命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看到这个机会，以其蜥蜴之身（索尔氏语）咬死这头俄罗斯双头鹰；于是，列宁走到前台，斯托雷平乃至维特等改革派被击倒，边缘化和最终消失（含俄罗斯“巡神派”人物和观点被人民忘却）。一直以来呈现模糊状态的俄国历史，开始走向“红轮”碾过和“斧头”（索尔氏引用了赫尔岑的语录，却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劈砍的明显现实；索尔氏的第一卷之所以冠以“1914年”之标题，就是这个逻辑的昭示。我们的分析就此涉及斯托雷平被暗杀后，俄国政局负面或者说恶性演变。其中主要线索是，斯托雷平退出政治舞台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处境，表演及其人格、心理、意志和素质在伟大作家笔下的描述和刻画。这是一个所谓的承前启后的阶段。尼古拉前衔改革和斯托雷平主义，后续列宁和暴力革命。其间，主要出现的历史事件是，1905年后持续的罢工和起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俄国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广泛的造反，动乱和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状态）；日俄旅顺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主要是俄英博弈带来的俄德反目和斗争——德皇威廉是尼古拉的表哥）；最后是，列宁利用了这个动乱的俄国，利用了即便是克伦斯基也强调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各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克伦斯基而言）。于是，由卡拉姆津（索尔氏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开始记叙的俄国历史，走到了消灭历史的极权主义阶段。作为一部并不能准确定位文体类型的《红轮》一书，作者并未完全运用史学专修、史料援引的直接方法和手段，而是采纳文学创作，传说和创作之类和文史兼顾的写作特点，不单记叙了大人物的故事，也在各个章节托出了一些必定在以后篇章里、首尾衔接的小人物在革命和独裁制度中的遭遇。其细节呈现，在此第一卷3中，就有如此表达；比如，当斯托雷平被穿甲弹击中死亡后，凶手首犯被绞死；但是其他次犯受到赦免——不只如此，主要的是，俄国社会对于斯托雷平的死秉持了一种麻木甚至庆幸的心理，上下一致（几乎是一致）对此事件报以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个社会状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俄国社会，知识分子，上层官僚，沙皇本人，对此人物代表的改革不以为然。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出现的消弭暴风雨状态并未有所持续，而是基本上被打破了“僵局”；虽然这个僵局表达的改革，在索尔仁尼琴那里，颇有正面肯定，颇负积极涵义。相反，随着这个改革之死的到来，沙皇变得更加优柔寡断，行色不一，左右徘徊；下层群众重新开始暴力反抗，出现了学生和军人，出版物和炸弹，街头示威和炸桥、炸路一体化的暴力行动——加之本文尚未涉及的涅恰耶夫主义，巴库宁主义，赫尔岑主义(被俄罗斯知识分子戏称为“地下室革命运动”和他本人所谓“斧头”主义)控制和煽动了暴力斗争，故事变得和西方历史完全迥异——和西方革命完全迥异——和西方知识分子主导的所谓右翼势力的变革，完全迥异。而在1905年以后，俄国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了不着边际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路标派”中人并未能直面俄国现实，找到政治运作方式，占有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的绝对神意论和反对世俗论造就了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政治采纳现实主义态度的反面；他们躲在象牙塔里的非路径依靠，变成了列宁乘虚而入的路径。

      

       于是，西方价值论体现在改革中之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农民占有土地，议会政治等等概念和诉求，在更加激烈的革命观念主导下，开始异化走型——地方自治变成各立山头；自由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一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论）——农民的村社被取消，农民变成中学生煽动造反和起义的对象，到处杀人放火，霸占地主庄园，响应工人革命号召——而议会政治中的杜马，更是变成呼应街头政治的所谓室内动乱曲——正面的，西方学人积极肯定的俾斯麦主义，变成了反对斯托雷平主义（他们说，斯氏是俄国的“绞索”和“领带”（索尔氏在前章为此做出了辩解），是俄国的俾斯麦——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官僚正在利用这个充分的民主形式，将其带入革命和暴动。多元化的俄国知识结构正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化，民粹主义化和列宁主义化。列宁，站在瑞士这个革命支点上（一如前文所说），看见这头俄国之鹰正在被他这条金色的小蜥蜴接近，触摸和最终咬死！于是，《红轮》第一卷第三章，开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大规模记叙状态的前奏。这个前奏就是众神死亡前奏曲——这个前奏曲的中间部分，就包括了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的麻木和轻视状态——包括所有西方价值无法逃脱的殖民主义扩张和战争；所谓后期于西方老牌殖民主义之日俄，走到了殖民主义命运衰落时期；命使其然，他们没有了西方殖民主义民主＝殖民之一面，之可能，之（所谓）胜利，变成了民主的反面，变成了列宁殖民地解放论，苏维埃论，（中国以俄为师论）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满洲开发论，侵略中国论。等等。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和真理的列宁们，正是利用这个所谓薄弱环节，将20世纪的巨大灾难，不单降临于俄罗斯而且席卷东方和东欧。列宁看到了中国革命，看到了德国革命，误认整个西方阵营也会被他这条金色的蜥蜴咬死。这个遗产虽然后来被颠覆，现在，却在中国模式的世界认可之契约状态下，反向影响着斯大林主义已死的俄罗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死亡，它正在以最大的反弹，企图像20世纪初叶那样，实行新一轮革命和资本的结合，哈默和列宁的结合，彼得博格集团和苏维埃主义（中国政权）的默契。等等。故此，重新看待《红轮》，看待俄罗斯历史、革命走向和反革命走向的历史意义，绝对没有过去。

      

       索尔氏的文本议论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将俄罗斯动乱看成他的文本因果之分析，从中得出何以会造成如此的结局；而是在几乎一开始描述的改革前后，俄罗斯社会，就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也就是说，这个书面图画，一开始就是如此。这个病入膏肓不是一切被桎梏，被弹压，被绞死那种情景，而是呈现俄罗斯社会的极度活力，极度爆炸和极度不安。这些因素，即便在反对改革的前改革时期是这样，斯托雷平死后，这个暂时平静的局面须臾即被打破；动乱接踵而至，改革后时期，亦复如前。不是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二月革命时期这样，可以说，俄罗斯社会在前、后尼古拉时期，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得以找到时机的根本原因。一切皆在动摇，脆弱不堪，一击即垮；十月革命，只是最后一棵压倒之之稻草？事情是这样提出挑战的：俄罗斯社会，究竟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这个课题，不单是俄罗斯历史会正面遭遇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之历史，也都一度正面遭遇之。这个革命爆发论，如何解释、解决？我们的粗略看法有三。

      

       一个是，革命元起的观念不同。法国革命之观念，当然是人权，博爱；英国革命程序，起事于皇室废止议会（运作）；而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它的观念，并不明确，或者说，是在反向方面，比较明确——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颠覆西方政治哲学之主流——而更为重要的是。

      

       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结合——虽然他们反对涅恰耶夫和列宁（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到“路标”派人物结束——以后，又出现索尔氏）——但是，他们并不在人文主义政治实践路径上左杀右突，寻找可能；不像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左拉和基佐们，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广泛意义上的德雷福斯主义，人权主义和宗教政治之传统主义（夏多布里昂等人主张的天主教复兴；拿破仑制定法典）。于是，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在行为上，是统治者和底层人士结合的图画；在思想格局里，则该是知识分子左右统治阶层中人和广大民众；这种左右，包括本人直接参与政府（如，科列孟梭，夏多氏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和局外反对派一起，形成强大的观念引导和舆论定向。这是包括斯达尔夫人在内的、广大反对派产生的巨大反弹和独立之作用。这些加在一起，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含俄罗斯扎苏利奇式的，索非娅式的，列宁式的左翼观念和（暗杀，暴动）方式），就会被大大解构和转移。其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对于左翼政治的消解、镇压和消灭，正是因为其知识分子的亦官亦民，亦左亦右——右，就是如，大隈重信，坂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的民运色彩和官方色彩的合一融合——左，就是官方必然弹压的社会主义兴德秋水派，等等。但是，俄国和中国之知识分子则完全不是这样运作，也许，也无可能这样运作。

      

       第三，杜马中看似秉承西方模式运作中人，却吃里扒外，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勾结一势不可理喻——斯托雷平这样要摆平左派者，既得不到工农支持，皇帝对他也不愿赞同。这里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如果政府不能弹压左派，让其看似公正平等之主义坐大，就会产生最后消灭公正平等于一个最无人性之体制里。历史表明的，就是这种状况，我们无须多言。所以，虽然索尔氏企图再现这样的图景，但是，他的逻辑和潜则，仍旧是并不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式对话，记叙和复调中，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却仍旧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在谈及1905年沙皇对于1月9号事件的处理上，索尔氏就呈现两面皆为其辩之方法。简而言之，一个说法是，沙皇是软弱的，自由化，并且提出了类似罪己诏一类的东西——沙皇诏谕；另外一面，沙皇的的确确是开枪了，镇压了。那么，究竟是要镇压对？还是放任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两难——但是，容忍这个两难任意发展下去，无疑是绝对不对的——而这就是俄罗斯历史走向列宁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六

      

       在如何看待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课题上，坊间常见的看法，就是把斯托雷平和中国之邓式改革持平而论，且加上维特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些内容——意在指向所谓自由主义右翼的经济决定论之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自由起来，先和解（与共）起来。这是一种看偏的观点。我们强调，斯托雷平改革的关键是，他不是第一把手，不是邓式最高首脑；二，斯托雷平改革面对的，是强大的左翼集团，含俄国杜马中的议员中一部分；从《红轮》观点出发，杜马是导致俄国超级动乱之源头之一。这个说法和索尔氏评介斯托雷平和整个俄国左翼思想行止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线，他本来可以抑止正在高涨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最后的列宁主义革命。这个抑止的前提，应该是沙皇对他的权力支持和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舆论阵地上的呼应。但是，由于这些条件并未成熟，发展，壮大到可以抑止左派思潮之局面，所以，在斯托雷平强力推行改革的三四年时间里，俄国社会虽从暴风雨中得到暂歇，政治经济局面大致好转；其中，维特的系列经济金融改革（引进外资等等）也在发生正面效益；但是，强大的反改革思潮，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他们利用了改革的不平等化和所谓的政治镇压（这是《红轮》一书尤其要纠正的历史误读），导致改革思潮，全面导向列宁主义。三，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前提，是俄罗斯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虽然，这个西化过程，不能(像日本一样做到化西)导致整体思想转向斯托雷平和沙皇全盘化西，是因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潜在思潮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不平等的改革坚持。这样，斯托雷平在几乎是一片俄国社会之嘘声和轻视中被夺命而去，改革全面转向列宁之蜥蜴手段和目的，也就是手段高于目的之涅恰耶夫主义。我们看到，列宁对于斯托雷平的评介，是俄国问题专家金雁们的援用，不妨予以书示——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金雁 《十月革命二三事》）

      

       我们的商榷：首先就是中俄改革的巨大不同。我们前引之《红轮》绍述之俄国动乱，一方面是动乱，暴力和党政本身；另外一方面，说明斯托雷平也好，沙皇也罢，业已处在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且专制改革之阶段；也就是金雁先生所谓“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这个许多政党，在中国六四时期前后是根本无望出现的。这是绝大的前提迥异之一。再，就是我们所谓取消俄罗斯村社的前提条件和我们改观人民公社，也是前提迥异。俄罗斯村社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治体制，其特点是没有对它的直接经济统治和干预——也就是我们援用欧洲中世纪自由市之模式与之对比之道理所在（如，选举自主，税收自理，土地集体等等——而自由市也是税收自理，师长自选，甚至自持军队，等等）。所以，改革前提完全不一样。改革失败的原因之重要一点，索尔氏说，就是因为杜马抵制村社改革，不愿意提供改革安定秩序说。这是后面和列宁主义作乱一样严重的革命起源和动乱结局——也就是说，改革施行的手段被杜马拦腰斫断；即便他不得不遵循一个议会原则而坚持杜马的工作权力。书中当然有很多篇幅写到维特在俄国动乱时期用其自由主义安慰和抚平暴动暴民而显无效之内容，使人感到万般无奈，无何如何。因为，按照索尔氏，全部俄国知识分子站在暴力一边（他忘记了，还有一班知识分子站在上帝天国那里，而不是站在现实政治一边）。于是，维特自由主义往往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中被嘲笑的对象。这是索尔氏笔下并无赋格的一边倒写法了。

      

       金雁说到列宁的说法。但是正是这个列宁掩饰了一个蜥蜴的内脏般肮脏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这个逻辑的实际发展自动推倒了列宁主义的说法。我们说，如果不能把斯托雷平改革叫做民主实践，起码，它也是专制主义实践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实践——我们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业已提及当时俄罗斯杜马和言论结社结党的，几乎是到了极端化社会暴乱式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有无多少之问题。所以，正是列宁本人和他的党羽、含一切的暴乱党人，在超越所谓的人权底线，宪政底线和人权底线，将俄罗斯引向社会主义暴动和杀死上帝（此间暂时不谈其宗教状况）。这个逻辑就是，列宁们和他的前驱们超越俄罗斯传统路径和西方政治路径、改革路径带来的某种弊端和危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直接把俄罗斯带入利用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义氛围和毒气中。这个不要资本主义（不要斯托雷平的）改革，转变成为要列宁，要斯大林。这是“红轮”和“斧头”（赫尔岑语）逻辑的必然说明——而列宁煞有介事地批判的俄罗斯专制主义改革，正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人众、上下合力的负面颠覆，导致了十月革命这个俄罗斯和人类灾难的到来。其中，主观努力的一部分意志和实践，就是彻底否定改革，走向革命。

      

       我们认为，俄罗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义，在索尔氏书中赋明显的悲叹之调。也正是因为沙皇和人民绝对没有认识到斯托雷平主义的正面性质而导向了斯氏死后局面的到来。这个“警察统治”——之说法——在索书中，则是无法无天，根本就几乎呈现了无警察，无军队，无法律，无秩序的动乱局面；何谈警察统治？！《红轮》中记载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示威游行；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利斯叶发生了类似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校园，……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罢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学变成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人依照法律指控他们。……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工课。罢工罢课像波浪般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整个九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接连不断，一直到十月。……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只说警察哥萨克和士兵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

      

       这时候，维特要求皇上发出一份由皇上签署、他本人撰文之奏章，“就是用广泛赋予自由权利之法挽救俄国：首先立即实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然后逐步弄清居民中占大多数的通情达理的人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样的，并相应地建立起法律制度，这需要很多年，因为居民不可能很快养成公民习惯。”维特要尼古拉宣布一个诏谕，“甚至说如果尼古拉不签字批准给予自由，他就要开枪自杀。维特劝道，即使有一位敢作敢为的军人现在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尼古拉失算了，他没有受到欢呼，“那些狂热的人并不感谢皇帝，反而公开撕毁他的肖像，辱骂现存政权，把让步说得一文不值，不要‘国家杜马’，而要立宪会议。……人们举着红旗，庆祝胜利，嘲笑沙皇，对他毫无感谢之意。”“皇帝发诏谕像是火上浇油，莫斯科一下沸腾起来，甚至街上高唱马赛曲时总督都尔诺沃也脱帽向红旗致敬；一名医生逝世竟有近十万人前去参加葬礼，发表的许多演讲都是要人们不要相信诏谕，要推翻沙皇；大学里散发新手枪，彼得堡工学院学生向谢苗诺夫团投了炸弹。”“报刊审查已完全停止，革命报纸公开流行；高等学校里的大会连续几周不停举行；与西伯利亚完全失去联系；鄂姆斯克以东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伊尔库茨克建立了共和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被遣返回家的后备部队发生兵变并蔓延开来；莫斯科有一个掷弹兵团也发生兵变；沃龙涅日和基辅也有士兵骚动；……水兵们在彼得堡横行霸道；……城里的煽动家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财产，无人阻拦；农民骚乱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革命党公开讨论如何在军队中进行工作和发动起义。”……(《红轮》)是的，右翼无力乏味和无聊，导致了左翼的猖獗。这是左右博弈的一般性结局。中国和欧洲莫不如此，只是结局迥异。含日本，镇压左翼成功者，虽然残酷，无道甚至非人，但是，他们避免了左翼成功前后的更加残暴，更加无道和完全非人。所以，站在平等和公正立场上的左翼之政治正确说，莫不隐含着实实在在的小至巴黎公社，大至苏联中国这样的暴殄天物之物，之精神，之体制，之无体制。历史的逻辑并不是列宁说的，要中断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而是要中断斯托雷平的俄罗斯唯一政治正确论和经济正确论，使之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历史也正是这样写完的；虽然它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红轮》提供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最大限度看到改革的俄罗斯可能性，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性带来的不正当的历史推动——倒退；如果求全责备，理想主义，那么，你不满意斯托雷平的结果，就是承受毒果和蜥蜴的发展壮大。这就是索尔氏写作一卷斯托雷平篇章（含维特）的由衷用意和拳拳之心？也许，是这样的。（我们赘言，如果将斯托雷平改革等同于邓改革，就是抹平霄壤之别，抹平天地之别和专制极权之别；完全是无稽之谈。）

七

      

       世间一切改革、革命甚至起义，都有一个现实和传统的条件及其条件转换。传统的条件就英、法两国（革命时期和复辟时期）和美国（独立战争前）而言，就是追回被统治者和皇上废弃，中止和破坏了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乃及其宪政制度——因为，宪政制度不是从革命时期开始的，而是从革命时期以前几百年、上千年旋即建立，但并不完善的。这个证明是非常明确的——如，英国人，议会和革命党（其实是反对党）要恢复议会决断和议事的权力；法国革命，也是要恢复被中止几百年的三级议会；美国独立战争更多是要争取美洲人的宪政权利——“无代表，不纳税”。故此，一切革命之名义（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出师有名），都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着的，不是要无中生有。二是，一切改革、革命，都是主义在传统中被窒息，在现实中被复活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组合；也就是所谓革命载体本身，乃是一种传统社会多元化力量的再现，而不是再消灭。法国革命之第三等级和贵族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自治地区农民和庄园主的力量，就是这样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力量，不是新人新势力的挖掘和再组。中国和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也是这种专制主义留下社会缝隙后，孙文操作的前提——其社会民间力量的存在（哥老会，三合会，洪门等——和水浒梁山泊的存在并无本质不同）成为革命的出发点，而不是再造没有民间力量存在的社会和乌托邦。（我们说，唯一不同之例是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分类。简单说，这个民众示威，在中期，起码，是受到人民日报、电视台等党之一部分媒体的宣传鼓动，而使得人民看到了某种示威的“合法性”——即言，纯粹极权主义之分裂，是产生社会变革的一种可能——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社会多元化载体之存在，所以，最后，反对派也因此而消失了。）

      

       俄罗斯1905年的图景，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断裂和危机之存在。这个反对派和体制的博弈在知识阶层，宗教阶层和一些皇族贵族方面，业已受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改革因素的启动之影响——废黜农奴制度，施行西化建都，阅读（叶氏等）法国启蒙著作，质疑并且即将废黜村社制度等等，说出了托克维尔改革引发革命之道理——这个道理的核心，就是“旧制度产生大革命”。俄罗斯旧制度正在蕴涵着新制度参与的新、旧改革意志和改革方式，即为以后维特和斯托雷平之改革。所以，民众被鼓动起来，实出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这是起义事件的前因；起义被镇压，更是反映了俄罗斯社会首鼠两端，不一而是的绝对犹豫状态，这个状态，使得沙皇镇压革命的力度大大降低。其镇压的前提和合法性，也因为战争失败而显得更加乏力——暴动公众又受到列宁主义或者其他暴力主义、社会主义煽动，把左翼政治观点，推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不再对启蒙运动的学者和著作感兴趣，他们超越了理性制度建设和革命目的论，转而走向极端主义甚至（废止价值规律和道德准则的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泥潭。因为其中，人们看到的文学审美和托尔斯泰审美的某种虚伪和假象，他们更加愿意听从暴力论者的许诺和鼓动。所以，一方面，镇压，没有解决思维问题；二，镇压和绥靖齐头并进，犹豫不决加中途而废。俄罗斯社会，这样犹豫不决；沙皇尼古拉，更加犹豫不决。附身在沙皇身上的非独裁者性格在书中暴露无遗——于是，这样的性格，被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性格钢铁所折断。这是《红轮》极力描述尼古拉性格之俄罗斯忧郁典型。这个典型，如果放在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和夏里雅宾的歌声中，会是俄罗斯艺术的增值——不幸，他被安置在革命和政治层面，于是，悲剧一旦发生，尼古拉全家就遭到灭顶之灾；俄罗斯人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屠杀。

      

       现在，我们看看书中对于历代皇上改革和统治的施行情景，索尔氏总结和归纳——“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因素，因为已习惯了掌权的集团，先是没有赶上，后来又不愿意看见和赶上新时代变化的步伐，即应在自己占有较大优势的条件下，出于最有利的地位时，做出深谋远虑的审慎让步。让步之初，不可抗辩的权威性、政权、资本、土地、不断被荐举等，当你的一切权利被慷慨的太阳洒满阳光，没有任何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对人的本性是最难以接受的。”（《红轮》下同）

      

       他说——

      

       “亚历山大一世当政时，这样开明的改革已经开始，但是由于他缺乏远见卓识又被抛弃和摒除。战胜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蒙蔽住了作为作为政治家亚历山大的智慧，本来改革的最佳时期应在战后进行，可惜失去了机会。十二月党人起义猛然使俄国偏离正常轨道，胜利尼古拉一世错误地理解了他的胜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次胜利给他一个暗示，似乎能一劳永逸地阻止革命运动，只有他的统治时代结束了，才能再次发生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急于进行改革，但国家未能走出刊刻的低估，踏上平台之途。恐怖分子出于他们乌合之众的本性和革命恶毒心理暗示，认为现在正是他们进行暗杀的最后时期，认为只要靠开枪射击和扔炸弹才能葬送改革，恢复革命行动。他们得以成功后进一步设想，他们能使亚历山大三世因其性格宽厚可能做出广泛让步，由于他爱俄国不会放弃复兴俄国的途径，他们逼使亚历山大采取不合做和顽抗的态度。于是有一次失去了机会。

      

       “尼古拉二世意外地登上皇位，由于他的年龄和性格的柔软，对俄国最严酷的年代和延误的时间局面，最最缺少充分准备。1901年、1902年和1903年稍纵即逝的紫红色的曙光擦肩而过，他和他身边的所有官员却不明白曙光的征兆，他认为永恒不变。惟命是从的俄国，必定要服从占据俄国王位者的意志，而这样的轻举妄动又碰在日本的峭壁上。在他经受考验的年代，只要彼得大帝才有能力应对，此外罗曼诺夫王朝中没有第二个人。”

      

       索尔仁尼琴说——

      

       “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尼古拉二世，签署1905年宣言以自保。”

      

       “于是保守与改革派发生争执；“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完全拒绝立宪机构，拒绝让步，也是行不通用的，否则只能促进革命爆发。俄国无论怎样也不会回到1905年以前的转态，制定宪法，意味着应当学会按宪法办事。

      

       “但是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不断扩散尔后脱离正轨，很快就引向革命。维特的选举法（资料——

      

       “在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同时，沙皇政府于12月11日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法》。 新选举法允许工人参加选举，为此在原布里根选举法规定的 3个选民单位之外，又增 加了工人选团，城市选民范围也有所扩大。但这一选举法的性质仍是反人民、反民主 的。第一，没有实行普选制。所有的妇女、学生、未满25岁的青年，现役军人和游牧 民族均被剥夺选举权。第二，选举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者选团由2千名选民中产生1 名复选人，而城市、农民和工人选团则分别由7千、3万和9万名选民中产生1名复选人， 即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第三，选举不是直 接的。大地主和城市选团是两级选举。工人和小土地所有者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 级选举。第四，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而是受到政府、警察的严密监视。国家杜 马代表总数规定为524人。”）

      

       召集到塔夫利宫里来的，不是俄国，而是俄国的一副讽刺画。这部选举法依旧不能真正代表俄国，因为还没有包括准备参加普选的公民大众。因此，为保留杜马，就必须修改选举法。修改选举法虽然是沙皇的旨令，但是宣言发表以后，又有违法，可是没有其它途径塑造具有工作能力的杜马，简单地解散杜马，又会激怒大众，引发新的混乱的动乱！处于这种矛盾状态，只有采取不合法的方式修改选举法，才能体现真正的选择制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权。

   “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动路线是走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必须保持平衡，既不能掉在这一面，也不能掉到那一方。只有处于两个革命之间，两方敌对群众之间，在两种平凡和庸碌之间，才是最可靠的行动路线。

      

       “这年夏天，斯托雷平秘密会见了立宪民主党人”……；开始了他用改革消弭革命的尝试——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云，知识分子，改革官员和沙皇，都不是命运袒护一方的得力者，而是乏力者——其中，上帝并不眷顾的整个东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诡秘的关系解释是，因为俄罗斯要摆脱罗马中心论，也就顺势摆脱的西方政治见解及其实践，造成全部阴错阳差之险恶；即便出现最伟大道德家托尔斯泰，也无济于事；俄罗斯的要害之处是，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生论式的、俄罗斯宗教本体文化；可他们非要获得第四罗马之创造，之地位不可；反之，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弥赛亚和托，陀两氏，没有获得俄罗斯大众和信众的如此看好和拥戴，他们像日本和土耳其人那样，直接接受西方宗教和政治价值论，也许，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必然消失，但是他们的行动轨迹，也会变得十分简单。镇压和改革齐头并进，使得列宁们无处遁身和施展，也就会跨过斯托雷平所谓的黑暗时期，转而看见列宁的黑暗和消失。可惜，事情不是这样。斯托雷平的改革，他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废止村社等等措施，一直受到群众和杜马两头夹攻。他和维特的自由主义，很快就被更加负有煽动性的革命暴动所取代。人们自杀式戴上本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大众戴上的“领带”——绞索——是革命自己戴上的。他们不止是戴上沙皇的镇压绞索，更为以后戴上列宁比较沙皇严酷一百零一倍的新绞索，不遗余力，全力争取；真正将天堂变成地狱。历史对于东正教和（儒教——会直接导致布尔什维克——马科斯.维伯说）儒教，就是这样规定他们要戴上列宁和毛之新绞索的。这很是世界历史上匪夷所思的案例和范式；一个范式老化，陈旧和反动的典型。当人们、尤其是索尔氏对于斯托雷平加以赞扬，说他是更加优秀的俾斯麦主义者的时候（见《红轮》），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因为时代和条件完全不同；斯托雷平不是俾斯麦，也未能成就俾斯麦带给德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之成功（俾斯麦失败于他身后的希特勒）。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页，对于俄罗斯，其中牵涉了很多诡异和恶劣的因素。简而言之，俾斯麦战胜马克思，不费吹灰之力，而斯托雷平只能屈就他身后的列宁。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俾斯麦的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共产国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镇压，来源他的国际均衡政治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合法性，加之他对于反对党的相对存在（不是由他消灭和杀绝反对党）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使得可以他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马克思主义；而拿破仑，占据了宗教和自由的话语权，这使得复辟时代的人们，可以避开厄尔巴岛的独裁者气味而转换到自由主义思潮。但是，在俄国，事情完全相反。他们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是在“巡神”派空中阁楼里清谈上帝之国，另外一面，涅恰耶夫派开始了无法无天的革命策略和战略；这个无法无天，最终转变成为列宁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德国和俄国，只是因为时代和年代不对，就犯了殖民主义错误；而老殖民主义就万般正确；不是，天意是，这个后来的殖民主义，在已瓜分份额中抢不到地盘，也抢不到合法性——这个不合法性，就是因为旅顺的败阵和克里米亚的丢失——于是，列宁看到了战争和战争失败，给他带来的狂喜；他启动了利用战争的全盘“蜥蜴”计划（蜥蜴，是索尔仁尼琴赐予列宁的一个绰号——见《红轮》）。其实，这个话题，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有过时。不过，殖民主义不再是战争的继续，而是利益和资本的继续，此不赘言。尼古拉二世的忧郁，带来其国内外政治操作的摇摆不定；这两面主义，也在国际关系上呈现出来。他的表哥德皇威廉，最后和他反目，开战，支持列宁（金钱援助）。但是，他的所谓的人性化两面处理，也是他不得伟大皇帝性格之原因；他不是彼得，不是叶卡捷琳娜，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列宁——他是一个“红死”时期后（彼得大帝镇压基督徒，造成血海，称之为“红死”——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和反基督》——“），“红轮”时期前，命运锁定的末世皇帝。这是一个神话，是众神之死之终曲——也是我们的大师所言“文化神州丧一身”之俄罗斯版。今天，在国际关系上，这个宿命依然存在；虽然，这个宿命对于日本这个胜利国，其实也是一个（更远的）宿命——他们的宿命就是，最终被两颗原子弹，结束了尊严和野心。这个课题直到现在，还在日本正常立国之过程中，步履艰难，举步不前（不能前！？）

      

       那么，中国呢？！

      

       中国人真的以为俄罗斯人没有找到的俄罗斯弥赛亚，中国人，可以在“新”孔子化里找到吗？（——别尔嘉耶夫说，“现代国家应当被揭示为多神教的《旧约》国家，而不是基督教《新约》国家。现代国家，俄罗斯国家或别的国家，为什么不敢称之为基督国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的国家，完全有理由称之为非基督徒国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只有依据教会的联合体和承认某种大主教真理，才能得到解决。”他说，“教会将成为一个王国，地上和天上的上帝王国，这时宇宙灵魂最终地与逻各斯连合起来，……一切国家的消灭和废除，即上帝造物的最终启示。”

      

       “结论是——

      

       “人类为最终走上神人的道路，显然应该彻底经历抽象人道主义的诱惑，试图站在历史过程的顶峰，在大地上独立自主地安排好，恢复元气，从而否定自己存在的一切根源。随着imperium romanun，虚假神权政治、教政合一和政教合一的诱惑而来的是人道主义。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诱惑。从前人们把人——教皇和人——帝王崇拜如神，并以此改变了上帝，后来又崇拜所有的人、人类、民意，为相同的人类政权（该解读为“不同”——自立注）——人民政权而改变上帝，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面包问题和政权问题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把非宗教意识引向末世论的预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新历史的极限阶段、人类的最后诱惑（资本主义，更是最后的诱惑——自立注），它们因外表与负有彻底解决面包和政权使命（没有解决——自立注）和新神权政治种种形式的相似而感到非常可怕。……现代人越加尖锐地感到，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

      

       中共国六十年亦为“红轮”之历史，（赫尔岑）“斧头”之历史，可以顺利交接为世界文明和经贸文化历史上的中国模式—— 一个第N罗马之中国宗教本体论和新轴心，出现了吗？

      

       中国人摒弃所谓俄罗斯斯托雷平和维特自由主义，他们找到了所谓的新左和老毛式主义乃至实践，真的会改观世界一向以来对于右翼价值的维护，并由中国人加以改换成为新左翼加极右翼合一之模式及其有效性吗？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阅读《红轮》的基本层面上有所提问和分析；因为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出现了俄罗斯模式，而导致整个世界走上二十世纪大杀戮的历史——难道世界上的人们，还要来一个中国模式，对抗西方模式，最终产生二十一世纪之屠戮吗？

      

       古语云，“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难道不该这样考虑吗？

      

     

俄罗斯思想辨正

  耶稣竟然甜到整个世界是苦的地步。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自由主义及苏维埃大坟场

 

自由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乃至中国自由主义究为何何物？异同如何？施行之，结果如何？是一个不大不小的 问题。前此我们绍述之俄国信仰，体制，革命简况和观点的时候未能将此课题适为展开。在参考有关书籍后，我们得出的看法，和以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发生之条件 多有吻合——和世界之，也无大异——这个自由主义的要点就是：自由主义是专制体制中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某种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反对派单元，一方 的反对主义和颠覆主义；更多的指向，是对于政府合法性予以认可以后的反对派运动。这个反对派运动之结局无外两种：一种是政府镇压；一种是互动成功。互动成 功本身，是政府专制性质导致，而非极权主义一面权力可以成全之。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在政治载体有效或者无效性遮蔽下的有限反对公司之操作，不是无限公 司，更不是革命集团可以为之，证之。这些话，我们前此屡屡提及，却少有人为此“接招”，辩论和否定——当然，也谈不上任何肯定和延续。这就是坊间自由主义 妄谈泛滥的结果——这种自由主义，往往成为一般性反对派笼统提出的口号式内容，既无对于（极权）政府采纳自由主义可能性研讨，也无自由主义本身是不是可以 拓展空间的条件反思。我们一度印证日本学者福泽渝吉的说法。他认为，自由主义其实是中世纪自由市权力独立的产物。没有这些权力前提和公民意识，自由主义即 无法存身，更谈不上发展之。这个情形和中国儒学存身于皇帝体制一样，是其体制导致的直接产物——取消这个体制，就无儒学存在的任何条件——这是陈寅恪先生 的观点。英国自由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边沁和穆勒们促成的英国实用主义，实力主义和海外殖民地战争的最好注解。所谓英国以其高度文明统治印度低 级文明，乃是穆勒的著名观点。幸福成本和最大利益观，建筑在英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印度的人权和印度人经济利益之上，就是一个显然不错的证明。 所以，英国代议制政府对内实行大宪章以来之法治和人权——却对印度实行总督统治而罔顾民主（其有一部分自由和法制）——对于中国的统治，则更不在话下。那 种因为英、美自由价值观普世而行的提倡者，对于殖民主义只说好，不说坏，和中国式观点，反向而论，都是一种宣传偏执！

 

 

在 体制内实行自由主义操作，是俄罗斯自由主义最早的原则。有学者对此原则施行了语义解答和历史诠释。他的看法（也许是他所译原文的见地）十分清楚明白；那就 是，俄罗斯自由主义不是革命利器，也不是有效社会革命和政治改变的措施，更多一种类似巡神派的文学虚构和教义幻型。这种人物幻型，往往成为国家理念和理想 的追逐目的，却不知他很少提供政治途径和政治阀门，以期通达其理想国（和中国左派文学指向很类似——抑或说，是鲁迅们很类似于俄罗斯文学）。这些理想就 是，塑造一种对于自由主义讥讽和嘲弄的对象和角色，寄托对此自由化批判的转化——转化成为宗教中心论甚至忏悔中心论——而这样的宗教自由主义，因其无效， 就被极端革命派放进反驳之的革命宣传文字和口号中。列宁们既要反对沙皇，也要反对司徒卢威和普列汉若夫；却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了所有这些斯塔夫 罗金（而鲁迅塑造了所有这些祥林嫂）以后，究竟什么是其政治前途。就像打倒伊朗巴列维，参加霍梅尼革命者言：我们不知道革命以后会这样！他的意思就是，霍 梅尼其实比巴列维更加封闭，野蛮，无耻——但是，“我们”当时只想打倒巴列维，没有想到霍更加封闭，野蛮，无耻。中国革命，也就是我们所言，何以毛之取代 孙之——俄罗斯十月革命，何以取代克伦斯基之二月革命之问题。此前，业有一些说明。所以，俄罗斯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同样无外乎两种土壤。一种，是袒护沙 皇统治，袒护俄罗斯民族主义之大弥赛亚说，袒护斯托雷平的权贵土地改革；一种，是维持“巡神派”宗教乌托邦“建国”论，要建立地上的基督王国而不可得，从 而转向内心忏悔和内心自由，变成梦乡和异国诗童（他们十月革命后悉数流亡国外）。于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经过几百多年的鼓噪、失败和同样不知所云以后，除 去建造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次伟大之俄罗斯音乐，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里法善可陈，价值观念和原创观念，十分稀薄和混乱。以至于直到今天，俄罗斯人对于普京 这样的KBG和国际贩毒者，仍然不知其本质，其面目，其野心；皆缘于普京是一个俄罗斯新式弥赛亚(就连索尔仁尼琴，也对此客恭维备至)，一般俄国人更是与 他心气相通，无法识辨之。

 

 

俄罗斯自由主义确切含义是什么？她首先体现在俄，西贯通的自由主义者“臣服”情结——“在中古英语里，Liberty 代表国王和臣属之间特殊的契约关系，即国王赋予臣属的经济或政治特权（如领地征税权），臣属同时须承担一定义务（如交纳贡税或随王出征）。

 

 

“自由主义概念之于俄国是典型的舶来品，Liberalism 词汇和自由主义观念进入俄国，有一个较长的与俄国本土文化和语言的交换过程。

 

 

“Free 与вольный 和Feedom与освобожда 则没有共同词源，只是在意义上基本相近 均属于古斯拉夫语，早在十九世纪以前已经广泛在俄国社会中使用。尽管其词义中均含‘自由’，但是，从古罗斯语言中的‘自由’到近代俄语的‘自由’，乃至近 代政治学和哲学范畴的‘自由主义’（Либерализм ）有一个较复杂和较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直接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认识过程。

 

 

“‘воль ’意为‘自由’，‘无拘无束’和‘意志’，вольность 意为‘自由’，‘独立自主’，在古斯拉夫语中意为‘特权’和‘优惠’。即或指贵族特权，因此俄国统治者和社会人士最初理解自由，即是‘特权’，是与贵族阶 层的特权相关的。其形容词为вольный ， вольный Город意为享有特权的自由市（请注意，这里提到自由市——自立注），вольный Казаки 意为自由的哥萨克”，（俄语）自由港口，等等。

 

 

引证者张建华先生指出（上同）——

 

 

“1698年1月至4月，率领俄国使团在英国伦敦访问的彼得一世曾经旁听过英国三级议会的辩论，随后他很不以为然的表示：‘英国式的自由在这里就像豌豆放 在墙上一样不是个地方，应该了解人民以及如何管理它。”张说，提出自由主义思想者乃叶卡捷林娜二世；并在参考孟德斯鸠之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概念；西方自由主 义概念在俄国并不存在；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就产生于君主制自身之中”；彼得大帝“把英国式议会民主拒之门外”（中国人同样把英国议会和 英国宪章拒之门外——

 

 

“（于）‘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 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於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 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 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 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

 

 

“（李家驹说辞同理，谓：法自上裁（参日），是权生法而法不生权（见其摺）。

 

 

“载泽，汪大燮等人之论谓：英国法制：条理烦赜，不易察晰——是为对于英之宪政不解——不解于英，等于不解法。

 

 

“美国之：‘纯任民权，与中国不同’。贬斥民权显矣。

 

 

“法国之：‘比之英吉利，一则人民先有自治之力，而后政府握其纲；一则政府实有总制之规，而后人民贡其议，施之广土众民之国，自以大权集一为宜。’——鉴王大燮，载泽等人之考英法美摺。）

 

 

 

“3，这个‘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树民牧之的说法，严格说，就是不必言法，回到古制，提倡君治人治，也可。至于说，‘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孟森政论文集》）（刘自立 《法意大转变之再启示》） ）

 

 

综 合议之，中、俄趋同论，还是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宪章，后来亦无；原来没有议会，后来变形而已。于是，无中生有的困难就是异体载入；异体载入，首先面临排异反 映；再次就是“开刀”位置，是否可以拿准；最后，开刀也许自惭，自杀，也已经证明。清末宪政手术失败，就是因为选项错误，并未开刀、改变体制——遂导致孙 文革命——这个革命是历史必然，却出现好事多磨之训政主义——这个训政，类似俄罗斯袒护彼得一世和实行斯托雷平领带之改革翻版。于是，欧美耶稣前后几千年 之希腊政体和瓦片选举，被东方两国忽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俄罗斯变故之中，赫鲁晓夫主义和戈巴契夫主义究竟是把俄国带向移植成功，还是异体犹在，又要 变形，事情在未定之天。从理论上讲，俄罗斯和大清国之历史上政治建制的空虚和脆弱，正好是世界分成东、西方之关键所在。这里的历史决定论虽然狭隘，宗教预 定论虽然荒诞，但是，世界理性也非完全理想路径。甚而言之，上帝如何安排东方中国和东西方俄罗斯进入这个希腊化，摩西（律法化）世界，也在未定之先。所 以，当索洛抑或别尔们将摩西法律主义钉牢在政治化范畴之中加以排斥时，政治宗教的分野产生遂悖论于西方后来之权利分立和制衡机制——因为，俄罗斯人说，摩 西化本身，就是亵渎上帝意志的人权/神权歪曲——于是，事情在俄，在华，确实非常不一样于欧美政治学见解。这个分野，现在演变成为中美俄三角对峙，此俱深 层次政、教根据，或者无根据之根据，亦不为怪。

 

 

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即便提及自由主义，也往往是和他们抨击的革命者，社 会主义者，涅恰耶夫和魔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精神领袖的著作中可以见到。为什么俄罗斯人有着一直以来的文学梦想而无政治梦想，抑或， 此等梦想很为单薄和脆弱呢？笔者认为，全部缘于其绝对主义。我们曾经这样看待这个课题。如果二战时期德累斯顿轰炸对于美军和盟国而言，政治上不可厚非，那 么，对于文学中人——任何一个德国妇女和孩子之死亡，这个轰炸绝对是罪恶的——现在，很多这样的作品出版。德国铁达尼克号的故事，德国女人被苏联红军胁迫 的故事，波兰卡廷惨案等，都在说明一个政治定律不能揭示的文学和宗教议题：个人位格，个体和个人主义，在整个西方文化和宗教中重要的，不可疏忽，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一个人的死，无关于整个战争，国家，主义和道德取向。所以，俄罗斯人的文学情结，正好是在解释这样一种文学的，非政治道德情怀的是 非功过。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的绝对主义在绝对道德，绝对是非和绝对文化上没有错——他们错在，如果“绝对”绝对不能操作，绝对不能解释反对斯大林，是否意 味肯定重生之“新的希特勒”（斯大林）的时候，只有政治可以操作之——热战，冷战，苏联解体，俄罗斯继续逐梦，拥护普京，等等——于是，在这个操作的间 隙，回到俄国的索尔们，其依旧抱残守缺地，非常杰出地，绝对不一般地继续批判苏联，批判俄罗斯，批判美国。因为文学家诸公的天然职责就是批判——就连我们 也认同民主可恶，也要批判——因为民主至少有一半不好（丘吉尔主义）——但是，人类除去民主，就更坏；难道不是吗！所以，俄罗斯文学伟大和俄罗斯政治渺 小，似乎业成定局。

 

 

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幽雅的“虚构”，都是一种奢谈——也许我们过于凶猛地采用了这个词藻——因为，在 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意外发现了关于苏联极权主义暴政和纳粹暴政治勾结的史料（见影片——《苏维埃的故事》）——于是，自由主义的任何讨论在苏联政权 面前，都显得牛头不对马嘴。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最基本层面，是建筑在人类生存基础上的。如果任何一种历史和国家以屠杀千万人而试图解释其自由，这就不是哲学 辩正，而是魔鬼论道了。我们所见的苏维埃的故事，正是建筑在这样一片骷髅和尸体之上——那也是这部2008年出版的新电影的招贴画。影片分成几个内涵。这 里简单绍述如下——

 

 

纳纳粹和苏维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影片指出，在列宁死掉一年有余，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有人撰文 指出，希特勒的爸爸正好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动协会的主席；他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社主义，并无很多不同；他们都是劳动和自由的捍卫者——这篇文章 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戈培尔本人。

 

 

二，一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用阶级斗争来实行人类戕害，不是用种族主义；不，影片指 出，马克思在当时的新莱茵报上撰文指出，在所谓大革命时期，有一些民族过于软弱而应该被消灭掉。这个提示，和他们以后用所谓无产阶级消灭异己阶级——再用 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无产者和农民，殊途同归——但是，首先发明种族消灭者马克思，却是希特勒种族灭绝的前辈魔鬼，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和说明。

 

 

影 片揭示，斯大林为了对应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对其进行掠夺粮食的政策，致使那里七百万人饿死。这一年，该地出口西方的粮食高于任何年份。影片画面出现了类 似奥斯威辛集中营埋葬枯骨的惨烈画面。成千上万体若干柴的男人和女人，被推入遍布整个苏联的森林和原野之万人坑——那苏联地图上标记的黑点，几乎覆盖了整 个红色面积的绝大部分。影片说，西方人，对此默不作声·（在另外一部影片中，作者揭露了美国人是如何任用二战时期里昂屠夫的故事。那个里昂屠夫是：克劳斯 巴比——

 

 

“纪录片《敌人的敌人》：克劳斯·巴比于1913年出生于波恩附近，是二战期间盖世太保驻法国里昂地区的负责 人。 1942年至1944年，克劳斯·巴比在任法国里昂地区盖世太保司令期间，参与杀害、拷打和虐待法国抵抗战士与和平居民，把数万名法国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 辛，被称为‘里昂屠夫’。二战结束后，为了将巴比发展成‘反共工具’、‘冷战勇士’，美国中情局向法国当局说情，让他逃脱了死刑的惩罚。 1951年3月，巴比出逃玻利维亚隐藏起来，并取得该国国籍，更名为克劳斯·阿尔特曼。”（资料）而正是这个巴比，和艾西曼等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生活在 拉美，过着上层人物的生活。他们受到西方的庇护。巴比，则是因为贩毒嚣张，最后不为美国容忍，被迫引渡法国受审，获判无期徒刑。）

 

 

在 斯大林和希特勒勾结方面，影片罗列了很多雄辩的文件和史料，说明39年以前苏德勾结的事实；莫洛托夫亲往柏林和希特勒政权制定共同瓜分世界的计划；苏联和 德国共同出兵侵略波兰——在很早以前，马克思认为：波兰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必要存在——而后来发生的卡廷惨案，现在也已众人皆知。（需要指出，那时， 波兰人无法辨认苏德之间士兵的国别，因为苏联人和德国人所穿制服完全一样。）

 

 

此外，苏德默契使得苏联大局侵略芬兰，轰炸和屠戮那里的百姓，妇女和孩子。

 

 

对 于集中营问题，苏联比较德国更早，也更晚。因为在奥斯维辛建造以前，苏联就有了这样的人间改造“天堂”；以后，纳粹覆灭，苏联坚持这种古拉格。而苏联人的 罪恶是，他们把千万逃往苏联的犹太人，悉数交还给德国人——影片再现了这种体面交还的欢喜场景；那些妇女和孩子眼巴巴看自身的命运和性命，被苏维埃士兵们 葬送了。

 

 

很多苏，德秘密签署的文件，被影片披露，那是双双加盖苏联KGB印章和德国盖世太保印章的绝密文件。

 

 

故 此，如果人们把眼光转到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他们指望奢谈自由主义的雅兴就会烟消云散；也就是说，他们的阿赫玛托娃除去写作集中营外，绝对不会再去探讨政 府和知识分子如何互动或者如何隔绝——她要探讨的，恐怕是人在苏联，何以为人，抑或为鬼之问题——自由，这个人类很是昂贵的东西，只能建立在基本人性的商 榷，而不是建立在人性和兽性较逐的酷刑柱上。那些被苏联特务拴在人类和动物实验室中的人们，难道还会谈论自由吗！我们之所以说有一种是是非非的俄罗斯思 想，意味着我们并未奢谈“苏联思想”的可能。这一点是极其明确的。苏联，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是一个生命和生命被活埋在广阔而不能“自由呼吸”（像苏联一首 老歌唱的那样）之古拉格和苏式奥斯维辛之问题。于是，如果一定要谈及这里的“哲学”，那末，我们最后指出——正像影片痛切叱责的那样——是谁在为整个苏联 体制和纳粹体制造势言明？就像阿伦特对于犹太人有过指责那样——最早提出让人死于毒气而无痛苦者，不是别人，正是萧伯纳。影片录制了萧翁对此毒气消灭一部 分不该存在者，有着现身说法的镜头——这不能不再次让人想起他们要“烧掉稗子”和“不能存在”的人的说法——谁先，谁后讲出这个“无痛死亡法”的呢！仅仅 是萧伯纳吗？还有那个说过“一见到文化，我就要拔出手枪”者，难道不是这类毒气转换者吗？所有批判专制，引来虚无的前后极权主义者，难道不都是毒气发明者 之类吗？影片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殊途同归；他们赞扬“新人”的方式，如出一辙——试问，俄罗斯新人，究竟是谁，最先创造和提倡过新人，呢！人们 还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吗？还记得莱蒙托夫“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口号吗？历史是一个戏谑的魔鬼，虽然，他往往是穿戴上帝的装束登场做戏的。

 

 

《路标》和十月

 

 

一 个常见的提法是，改革导致了革命——斯托雷平的官场私有化改革，使得类似国产邓改革的局面（注意，斯拖累平时期是专制，有空间；邓是利用批判文革，进而转 换成为再极权——其无政党政治，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更无议会操作；甚至无维特和维堡宣言；等等）：经改反政改之局面，适时出现，虽很快转化成为布尔什 维克革命——故言革命不好，或者很不好。“不可轻信革命”。（见金雁文章《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第二，激进主义之所以可以登山政治舞台， 是因为改革本生革命——这是旧制度含大革命之关系论。第三，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袒护官方，远避批判，不讲公正，成为现在人们所言之精英苟同政权化，是使得革 命和改革出现大众化和民粹化，继而完成共产党化之忤逆过程；是一个官方和知识分子双肩责任与罪过之大悲剧。最后，列宁们正好运用了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缝 隙，遂使得苏维埃变成孟什维克，孟变成布（尔什维克）。所有这些逻辑似是而非，极需确之，榷之。这里，首先应该区隔“两种革命”。我们前此言说之别尔嘉耶 夫们，之所以枉顾和忽略了民主国家模式，就是因为他们一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二避民主模式——也就是，前此所谓自由宗教模式而非自由世俗政权模式 之规避。其俄罗斯主义之深层认知和哲学，使得他们概论革命而否之。这是一种革命反向论导致革命正向论——其实，是反革命论的过程。

 

 

我 们从金雁先生揭示的1918年列宁镇压议会、宪政，可以言之。所以，问题的提法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一个岔路口。就像英、法革命同样产生许多类似岔路口一 样。俟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无法一统局面而使得革命完结抑或完结不能的时候，随之出现了拿破仑的双向复辟——导致王统、独裁兼顾议会，民主，宗教和法典之改制 ——叫做“我在帝王面前是人民，我在人民面前是帝王”——这样一种革命加反革命复辟主义秩序。这个秩序会杀戮安关公爵，也会释放夏多布里昂这样的自由主义 乃至容忍斯达尔夫人反对派。于是，复辟成为革命首选。就像基督教极权没有颠覆文化一样（见T.S艾略特语）拿破仑拯救了法制和天主教。于是，法国革命本生 的革命涵义并不是十月革命的预演。十月革命之所以颠覆了文化本身，主要就是我们前此所言之俄罗斯人没有看到世俗民主政权的价值所在。他们热衷于一个宗教神 权政体、立宪君主制而不可得。邃让列宁得志，得之也。

 

 

二是，斯托雷平改革呈现的议会和反对党政治，本来可以走向民主多 元。因为俄国知识界是一些宗教乌托邦主义者，巡神不等于巡民主，故而失算。他们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实践派。在实践和观念上，他们让位于负面革命者，而丧 失类似英、法革命的观念主导和实践探试。也就是说，百多个政党和几届杜马的召开，本身就是专制－民主交错所在——本来可以引向自由革命，也就是英、法正面 革命。但是，俄罗斯学者的宗教高尚论和世俗卑微论，造就了所谓言语巨人和行动侏儒。于是，行动巨人和语言胡说八道者，占有了思维的主要领地。所言改革本生 革命的良机，在二月革命之后混乱而自由的局面中，被列，托火中取栗，造成比较沙俄坏一百0一倍的极权政体。其中，不是俄罗斯人的智慧有问题，而是他们聪敏 过度的绝对化，妨害了他们起来主导正面革命。

 

 

三是，他们没有利用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缝隙和空间，即利用这种专制主义之 民主可能性——他们将民主可能性和民粹现实性，拱手交给列、托，而使得专制稍稍自由之良性空间，变成了多元较逐而邪恶取胜的博弈场。这个教训就是，一，如 中国清末那样，革命改革之遗嘱施行者慈禧，成为革命最后对象，是因为康梁不是冯自由和章太炎而放弃革命——遂有辛亥产生。但是，和俄国革命不同，孙文革命 继承了欧美政治价值论，而非儒学孔孟之“宗教价值论”——这些价值论，在中国辛亥时期，业已退居后卫，不是先锋和时髦——乃至五四甚至要颠覆之——于是， 中国人世俗主义传统也许在此层面帮助了孙中山革命。我们说，俄国立宪和清末立宪，都是王室努力之结果；但是，如果立宪释放的空间被宪政派加革命派利用，就 是拿破仑主义；俾斯麦主义和迪斯累里主义；也就是孙文主义——被列宁和毛利用，就是宪政之死。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由改革走向革命，而是走向什么革 命，何种革命。如果否定任何一种革命，除非你可以保住皇权，实行革命加传统兼顾，否则就是无法无天，暴殄天物。

 

 

四是， 否定革命观，现在盛行一时。说明金雁先生刊文于官报，乃是官方允许之限。这是一个很大的蹊跷。说明，反革命，是他们乐意见到的言论。我们倡言俄罗斯革命失 败，乃是因为他的十月成功——这个悖反之问是，柒拾年，你再成功，内涵还是失败了——因为你不是正面革命；所以，他的最初胜利，导致最终解体。这是一个并 不奇特的逻辑。奇特的逻辑是，中国人枉顾革命一般性意义，而要倡导一种无前提改革（改革主导权问题——邓，不是斯托雷平）。这些话我们言及多次。你要政 改，主体是谁？这就是一个未定之先：异议者不可议，不可与；主导者是政改的对象。这个荒诞是不是“以头撞墙”？再说，俄罗斯革命还是触发于专制留下革命资 源之体制，不是消灭一切资源之体制；消灭一切资源之体制，也许，也消灭了革命？这个疑问很大，很多，很严重——以至于当我们言及于兹，如遇山洪猛兽，而不 得规避。这里要说明的是，十月革命也好，英、法革命也罢，不可能产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相反的环境里——这个相反的环境，就是中国改革后六四时期， 改革成为革命和改革之反的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环境。

 

 

在此无条件，无资源，无襄助（德国皇帝给钱于列宁）之下，并不 是我们一言放弃，一言不轻信和绝决暴力，就可以完成“不革命”前途的——这是一种根本无前途之不革命论——几乎和列宁革命一样一塌糊涂。于是，俄罗斯政治 宗教课题的提出，完全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革命抑或反革命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给出的信息十分充分，但是，没有适合中国特色革命和改革的对应之物。完全是因 为俄罗斯政教合一的主要特征和中国无宗教、无神论，无寄托，无载体之政治和体制使然。一面，是以宗教思维代替政治进行；一面，是以枉顾一切宗教和文化，造 就比起宗教化虚无来得空洞百一0倍的犬儒和苟且。于是，我们依托革命和改革的背景和养分十分稀疏。并不是一句，“不要轻言革命”，可以搪塞得了的。我们的 参考背景，也许可以转向俄罗斯“路标”们指出的方向和点到的要领——我们很望阅读像《红色车轮》这样悉述二月革命之典籍——惜缘于俄语之碍而不可得。所 以，聊胜于无之下，只好回到一百年前，路标们所言所向。一份官方文件指出——

 

 

“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 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茲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 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 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 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

 

 

“ 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资料）那么，路标派究为何物呢？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新人和革命 传统究竟要把俄罗斯带往何处？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们，是不是一向所言之“反动派“呢？俄罗斯自由，究竟是和那些势力纠缠与契 阔？此类问题，都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但我们缘于缺少资料，只能苟剪述之。有学者曾经撰文，对总持《路标文集》者司徒卢威（有人认为主要组织撰写者是格 尔申宗）的观点描述之——

 

 

“斯徒卢威认为：‘法制国家是国家体制发展的最高形式，法律具有普遍性的基质。法制国家的理 想是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定位标，然而，这种理想与俄国的现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 ‘国家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政权和管理在人们之间确定了超理性的联系，政权不只是是整顿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调整社会生活合理规则的工具，政权首 先是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国家期望强大，也应该强大，每一个繁荣的国家过去是、将来仍将是这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注重对国家外部实力的关注， 而自由主义注重在国家内部关系中对公平的关注，有些国家内这两种思想在国家政策中充分结合，而在个别国家内部渗透了国家强盛思想的帝国主义战胜了传统理性 的自由主义。’

 

 

“斯徒卢威强调： ‘我不知道，是否斯托雷平指出了‘伟大俄罗斯’这个说法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对我们而言，这个说法并非意味着拥护旧制度，而是对新的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呼吁。 这种国家体制试图依赖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有爱国主义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建立新的俄国国家体制。”（张建华 《斯徒卢威：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这段话的自由主义表达很为确切；原因是，国家专制主义是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唯一隙罅；相对比照的、就是极权主 义无比对性之自由主义丧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多次言及的沙俄抑或满族非极权，有专制隙罅之自由主义空间问题。

 

 

这个问 题就是出现斯托雷平政治空间：反对党（多大上百），议会政治，批判可能性，等等自由主义要素所在——这些要素和西方约翰.穆勒等人互动于政府之自由主义稍 许有同——也就是，民主的多少问题，不是民主的有无问题——民主的有无问题，本生自自由主义绝迹。同时，斯托雷平“领带”赫然存在。沙皇和他解散了头两届 立宪议会。米留克夫们无奈处之。这是自由主义的两面币和政府同之之局面。对比之，中国极权政府不给自由主义空间，也没有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可能。所以，主 张国家论，强大论甚至自由论，在俄国皇朝专制主义治下并非没有可能；其可能性丧失，乃是因为俄皇之民主性－专制性，使得民主空间时大，时小，时有，时无。 这是造成自由主义式微，而民粹主义坐大的一个原因。但是，自由主义式微的更加重要的原因，皆是我们多言其操作性的阙如和观念的空想性质。（比如，胡适之和 蒋介石之间自由主义互动，就没有毛之颠覆论，人民论和劫掠论，更具煽动性。）2是，俄国自由主义分子袒护斯托雷平改革之不公正性，遂使得他们丧失了人民的 信任和支持；3，更不要说他们的基督王国比较列宁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时显费解和空洞了。4，这一点俄，中雷同。5，不雷同的是，强大俄罗斯，到底还是出现 了一个柒拾年。

 

 

这个有效性的出现——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斯大林的强大——证实了部分改革派遗嘱和愿景的实现（——而中 国强大论，现在业成“中，美国”论之新双头鹰象征，耐人深思）。故此，司徒卢威在涉及沙皇强大论上，并非背离国家主义加自由主义原则。只是这样的期望，成 为自由主义并不兑现世俗事务和人民期待的证据，遂使他失落于俄罗斯，并且为列宁取代。所以，自由主义“路标派”的正确性，在历史考证面前，败阵于暴力革 命。这是一个必然吗？缘于这个强大性，十月以后，1918年，前“路标”派中人再度出版了激烈抨击十月革命的文集《来自深处》，表达了和《路标》以前所版 《唯心主义》势成“巡神派三部曲”的观点。其特征是，《唯心》表达了司徒卢威等人转向绝决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式批判，《路标》表达了规避马克思主义的、对于 1905年革命的反思；《深处》则对于浮上台面，实行具体杀戮和诛心的布尔什维克全面进行否定和痛斥。这个过程的正面阐释，却依旧是规避民主革命和宪政革 命，仍旧对于君主立宪还抱幻觉和理想。其在《深处》表达的观念和《路标》如出一辙，继续以精神论和道德论，批判列宁主义，而枉顾建设民主社会的欧美建制和 国家。继续认为外在形式的实现（民主国家）不能化解俄罗斯政治危机，只有回到巡神主义之路，复归内心，才能重建罗斯帝国。别尔嘉耶夫对于前，后革命的总结 就是——

 

 

“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许多思想家那里，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最终被歪曲的、根本矛盾的态度。将政治引向生活的外在建构——从技术观点看，它事实上就是这样。……因此有限的手段变成了无限内涵的目标。”（《路标》）

 

 

“ 经济唯物主义与科学实证主义一样，它在俄国本土上也未得以正确接受。……在俄国，经济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特殊的‘阶级的主观主义’，甚至变成了无产阶级的 ‘神秘主义’。”他强调，“在俄国，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运动与国家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并且没有能够鼓 舞人的思想。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革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神秘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也恰 恰是那种使人觉得像乌托邦的东西在俄罗斯则最现实。”（《深处》——这和他繁复强调的俄罗斯宗教精神完全风马牛——自立注）

 

 

其他批判（在《深处》）还有司徒卢威——

 

 

“俄国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她已落入无底黑洞。许多人开始认为，统一的大俄罗斯只是一个幻影”。（言中了。）

 

 

司徒认为俄国人在十月中只是继承着其古代以来之“道德恶习”。

 

 

 

弗兰克认为——

 

 

社会主义是外在胜利而非“内在胜利”，俄国社会主义是“暴徒式的社会主义”。（和列宁的鞑靼人背景考证联系起来。）

 

 

《深处》前言说——

 

 

“要促使社会生活的良好开端在宗教意识的深处生根，而现在两者的根本联系的脱节，则是不幸的和罪过的。正是这样的脱节，才酿成大错，道德和政治灾难就要降临到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头上。”等等。

 

 

司徒卢威说——也许堪称总结——

 

 

“在俄罗斯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因此也未曾出现基督教道德世俗化，未曾把基督教变为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制度，如同西方国家那样。俄罗斯有宗教和宗教精神，但是宗教未能作为必须遵守的原则渗入日常生活中。”所以，无政治的宗教和无宗教的政治，双向落空。于是，我们想到中国……

 

 

另 外，他们在十月期间，强调反对以暴易暴对待布尔什维克之新原则——这个原则的操作，除去流网海外，文字批判，别无他途——不像列宁，可以实际上卷土重来。 于是，反对05年革命和反对17年革命的俄国自由主义，在丧失具体行动能力上败阵于前沙皇和后苏维埃政治。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自由主义不提供面包 和实惠——是其失败因素——中国自由主义亦同——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革命和资本

 

革 命，是不是和资本完全冲突呢？从理论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 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 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 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 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 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 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 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 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 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

 

 

但是，他谈到的西方欧、 美支持布尔什维克之主张，却是他睁亮他的老人之眸而神态强调与明确言之之含。于是，我们从这个提示察拣到关乎于此的大量材料，证明索尔所言非虚，实是铁证 凿凿，不容否认；却百多年来被人完全遗忘或者视而不见。这类材料主要解释彼得博格集团一个世纪的所作所为。试看如下史料——

 

 

在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一节该书印证如兹，恩人卡内基。“最初的一个主要的对俄国革命进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苏克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他是美国的钢铁巨子， 一八九二年他就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认为值得的事业。……到他一九一九年辞世，他共捐助了三点五亿美 元。”（见关于彼得博格集团材料——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21295.shtml）

 

 

恩人洛克菲勒。“吉奥格斯海顿的书《强奸宪法：自由之死》很有趣。从中我们能知道，约翰D洛克菲勒的个人特使，乔治凯南花了二十年来鼓动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行动。他的出现和影响使美国资本家很容易通过善意的援助，利用‘仆从’俄国市场来压制反叛者。

 

 

为什么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们如此着急推翻俄国独裁统治？这是否是又一个，发动俄国革命更相关的理由？

 

 

……一句话：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石油！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

 

 

俄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一九〇〇年，俄国富有石油的巴库油田生产了超过美国生产总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产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加里艾伦也提到了，革命摧毁了美国的竞争。‘在很多年里，革命有效地消灭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克伦斯基政府——自立注）的竞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标准公司再一次进入并重新开始俄国的石油生意。’

 

 

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了消灭（威胁自己的）竞争，并让俄国人民在数十年里保持贫困和堕落，他们必须找到可以实施成功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现了。”

 

 

恩 人英国政府。“比如，辛普森、撒切尔和巴特莱特律师事务所——该所擅长重组与并购是一家坚决站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体之后的美国华尔街主要律师事务所。萨 顿写道，“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迹象之一就是，合伙人托马斯撒切尔写了一份报告，在获得英国内阁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份备忘 录不仅仅就俄罗斯政策（支持亲布尔什维克的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当时的大通银行，现在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执行董事）作出了明确建议，甚至还声称，“应该给 予苏联全面的支持，帮助其组建志愿者革命军。”

 

 

恩人摩根、莫罗。“另外一个和布尔什维克有牵连的华尔街公司是JP摩根。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摩根的合伙人德怀特.莫罗（查尔斯林登伯格的岳父）的自传中揭发说：

 

 

莫 罗对俄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七年。那时，他的法律合伙人，托马斯D撒切尔已经是革命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了。他和亚力克斯﹒甘博格（他作为所有俄国 纺织行业辛迪加的代表来到纽约）的友谊又强化了这一兴趣。“我觉得”，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写道，“必须为俄国做点事的时候到了。”他个人对于俄国特使和国 务院的进一步官方联系很积极。他为利特维诺夫给日内瓦的亚瑟萨尔特爵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这还不是全部。在巴黎时，他在Foyot’t（译注：当 时法国参议员们常去的酒店）举办了一次宴会，邀请了拉科夫斯基和他的其他苏联代表。”

 

 

恩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另外一 个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大型组织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它控制着五家纽约主要银行。在《与俄国的未知战争》中，罗伯特﹒马多克斯一九七七年说过，“威廉﹒劳 伦斯﹒萨内尔（兰德英格索尔公司总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写信给威尔逊总统，‘我同情现在的苏联政府，觉得它最适合苏联人民。 ’乔治福斯特皮博迪（一九一四年之后一直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副主席，著名慈善家；他为洛克菲勒组建了‘普通教育委员会’）声称，他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垄断 政府。”

 

 

一想到这三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最高层（萨内尔、皮博迪、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公开支持布尔什维克，我们脑子就晕了。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让一切都清楚了。华尔街银行家们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第一次叛乱失败就开始做出支援反应了。他们为列宁安排了去瑞士的安全通道，让他免于受害。”

 

 

于 是，十月革命首先由德国政府支助列宁千万马克（见鄙文《胡政治看世界》——《新世纪》网转载）；再由欧美财团和政府支持掌权者列宁，整体呈现一个革命和资 本勾结之话题，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左派和右派中人抑或反对革命，抑或反对资本，却很少有既反对革命又反对资本者——但是，这却是不能删除的证据：革命，有 时候就是资本——虽然涅恰耶夫没有想到这一层，列宁和毛却想到了。毛70年代勾结美国，邓访问之，再见哈默于列宁近百年之后，业已说明这个革命和资本重新 开始勾结之第二次出发。人们回避这个话题，好像这里的皇帝是衣着整备，不是光腚者；他们错了。不管他们如何看重资本和美欧体制，却不能说明资本无孔不入， 无原无则的本性。马克思也许在其批判中点击了资本网站的虚弱和虚伪，这一点也许有0.1的正确性。因为他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一起，资本就完蛋了。他又错了。 资本可以和革命联姻，把革命转变成为反革命。俄国和中国的事情业已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言，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其实老托也不 全对——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百分之一——是苏维埃强奸了整个俄罗斯；业有欧美大亨配合其举，为共谋同犯之所在也。所以，革命者幻觉的水至清之状 况，实在是一种枉谈。革命了，就不要革命，要反革命了。这就是结论。

 

 

但是，索尔什尼琴说到一种历史的事实（真相——他 最愿意提出的看法——自立注）和逻辑的关系。他说，他们支持过布尔什维克；但是冷战爆发，关系对峙；他们又战胜了（苏联）。这个逻辑解释，又当如何呢？事 情就是这样。欧美实用主义在东方大势已去的情形下，是不会主次颠倒的；在此之前，他们是无所不用极其，见利忘义的。这就是中苏“低人权经济”和“无人权经 济”举办时期，南橘北枳之效应——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何理解？一是内因二是外局；三是勾结；缺一不可。不能缺掉主谋之害，也不能 缺掉外在转内之嫌。难道不是非常简单而可悲之结局吗？同理，支持低人权经济的美、欧，才不会顾及于此而撒手这个廉价劳力和暴利资本——相反而言，高人权经 济如何使得暴利获取，这不是简单算术问题吗！故此，当苏联威胁美国（养痈遗患之逻辑），业成犄角之势，美国大资本当然不会枉顾本国利益而继续前此之道。而 在另外一面，资本和制度的张力，在莫斯科和北京全部忘却和枉顾索尔所谓道德品质和宗教关怀的时候，美国和西欧的道德法则就可以救亡俄罗斯和中国的道德沦丧 吗？这个问题从百年前白璧德批判西方道德沦丧可见一斑。道德何时未为沦丧呢？东、西方，何种时代有其不丧之局面呢？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战争？和平？专 制？民主时期？还是人文时期？道德何时没有沦丧！人们只是痛斥共产党和“私产党”道德沦丧。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他道德沦丧呢？——资本；欧、美资本。这就是 革命和资本的关系——补充之，极权主义是资本大行其道而无法无天之市场，伪市场，真官场，如此而已。

 

 

改革和覆灭

 

 

斯 拉夫派和西方派除去在宗教和理论可以上打笔战，在实际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又你我渗透，异同皆备。前述革命问题，直接指向俄国革命改革道路之走向，也就是 后来马克思所言是不是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跨越论的主要涵义是，俄国有一种村社制度，在此制度中包含社会主义因素而阙如私有土地的形制，从而可以使 得俄国不必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而直接走向所谓社会主义。列宁就是继承马克思这个后期观点之实践者和成功者。但是，胜利者在理论上的错误并不会因为暂时的 窃国之举而被历史恒久肯定。苏联的解体，也许不是一种自由的完结，至少是其开始。其中，强调村社制度之俄国特色者，其实，不仅仅是后来所言知之马克思，赫 尔岑等人，即发首论于此，且跟随之不乏其人。形成此一俄国特色者，指出的俄国未来走向，也并不一致，但是，主张村社制度的实际结果，无疑倡导了俄国颠覆世 俗和一般性私有制体制而迈向社会主义。这个教训的内涵，同样包含了中国革命中，是不是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说——这样一个陈独秀主义和后来毛主义之争辩焦点 ——争辩的结果，也是错误方胜利而正确方失败。一个继承所谓专制负面之毛统，代替了专制中国千年正面历史，传统和时间，在中国卡夫丁里，全面疯掉。这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比较理性和信仰，知觉和荒诞一类课题，更加严重。因为，他导致参与国家命运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出路之问题，之选择。卡 夫丁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简述之，是如下情形——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 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 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 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 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马 克思还说，“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 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 之上。

 

 

“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 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 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原因是：‘农业公社 ’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 存下来；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 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 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同上）

 

 

于 是，马克思在妄言西方必然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观点外，预言俄国可以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通过村社道路，直奔社会主义——列宁完成了马克思预言的实 践，造就了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于是，俄罗斯和中国，成为公社制度的践行者和死亡者。顿河流域成为俄国农民反抗集体化和窃粮红军的战场，而终于被斯大林镇 压，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就是卡夫丁峡谷和“动物庄园”——中国公社化，导致几千万人死亡，成为饿鬼之乡；这些都是卡夫丁屠场造就的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后 果。既没有出现跨越资本主义的成功，也没有回避对“社会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的全面背离；中、俄两个国家的卡夫丁主义，或者成为西方后卡夫丁主义蚕食 的对象，或者成为与社会主义实践迥异的恶资本变型，业已不待多言。值得关注的，仍旧是我们涉及的当时赫尔岑和反对之之学人的争论，作为以史为鉴的教训而备 唏嘘不胜之慨！有关史料记载，赫尔岑一度是“投身革命地下室”的非涅恰耶夫分子。他的黑格尔主义和别林斯基之，都是企图造就历史哲学之狭隘逻辑于俄罗斯而 最终告以失效。这个社会主义抑或卡夫丁村社主义，是其主张的要点之一。“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成熟，在他看来，俄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相对 而言不太发达，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俄国由来已久的村社制度实际上就可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只要能在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 社会主义理想就完全有可能在俄国实现。赫尔岑的这一学说在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稍后出现的民粹派运动的理论先声，后来无疑也影响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理 论”。（资料）固然，赫尔岑对于当时同在瑞士的涅恰耶夫，极感无聊，无意襄助，但是，他对于促成俄国民粹主义起到关键作用。

 

 

在 索洛维耶夫看来，村社主义并不如何合理，他认为，1，村社制度本来就不是俄国特产。西欧主要是东方一直保存着这样的形制。2，“俄罗斯民族自身已经出现了 摆脱公社统治的愿望，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保护，这种陈旧的制度就会被彻底动摇。”3，他认为，保护这种形制是为了避免农村破产，农民变成兼并趋势中的奴 隶。4，“公社土地占有制本身完全不利于农业成就，公社保证了每个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但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保障这块土地的丰产或把生产力归还给贫瘠的土 地。”5，欧洲多数地区农民也参与了土地占有。6，“无论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也不能只在他人的缺点和不幸之上建立自己未来的大厦。”7，“无论是斯 拉夫主义者对人民的理想化，还是某些文学社团‘对农村’的向往，或著名的‘到民间去’运动，都没有形成任何经常性的社会活动，没有建立起有文化阶级与普通 百姓的真正团结。8，“这样的热情在英美的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能找到许多”。9，“这个理论的错误只在于宽大了社会经济因素在俄罗斯－斯拉夫世 界中未来的意义。”但是，索洛并未言中。到农村去，成为中国人革命的一个口号；且以此为契机，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举和胜利——列宁主义革命，却在稳固 这个专制村社的基地上，实行对于农民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到农村去了——不是要建立任何什么神权或者俗权政治，而是要建立强盗当道，农民为奴的体制或者非 体制——跨越的不止是卡夫丁，几乎将人类道德和价值底线全部踏在铁蹄之下。所以，马克思上峡谷和上天堂的美意，统统下到地狱——这就是他异想天开的逻辑推 论和历史哲学——一个推出死亡峡谷的天才之论。俄罗斯人如上述者，虽然洞若观火，心察有迹，却还是被“和谐”到峡谷里去了，几乎“峡谷”了一个世纪，才得 以爬出来；而我们东方村社中人，还是深陷峡谷，公社与之——公社的显形消除以后，其无形业在，死而不死，阴魂不散。人们难道视若无睹吗！

 

 

革命和制度

 

革 命问题是不是和制度问题完全反向？我们对于西方史料的回顾得出结论，革命就是回到传统。但是，如果传统不是自由民主，革命是不是就是回到专制？其间答案有 二：是，也不是；因为，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就是回到“部分传统”，回到专制之坏，而不是专制之良——因为专制之良，有着他的君相制衡和天道一系（儒释 道）——而极权主义要摧毁之和变种之；如，中国毛革命就没有完全回到传统，而是开创了反对传统的极权主义制度或言制度之无；而俄罗斯十月革命同样开创了和 传统（其传统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沙皇与百姓的“父子关系”论）迥异的、反革命极权主义制作；而英、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传统——恢复天主教 和法典，实行各阶级平等甚至保留皇权之制度（英国）——也就是我们所言革命和制度之连带关系，革命预设前景问题和革命不是破旧立新，而是立新含旧，改造旧 制，保留宗教信仰和政治专制中的自由因素，等等。总之，西方回到传统——是因为传统“有过”良性体制的前置，而不是虚无——俄国革命要回到传统，就产生了 民主传统本身本不存于本土本系的繁复之难！这和英、法从“未来走向过去”，几乎完全不同。同理，俄国革命之所以不可以恢复传统，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类传 统，没有希腊和耶稣；他们是所谓拜占庭主义之延续，是政教合一之延续，是所谓第三罗马莫斯科和第四罗马彼得堡之道路的重新出发；结果，他们制造专制后的极 权，则在于他们汲取专制中最坏的极权主义萌芽，而行专制之坏，之负面，之罪恶。专制走向民主的尝试，在俄国和中国，却选行极权选项，完全离悖，势成逆选， 是革命走向更坏的实践之证明——就是我们所言和他们俄罗斯学者所言，革命，成为更坏的制度和无制度。这是我们多次言及之论点。俄国涅恰耶夫同志，正好是在 这个问题上完全堕入泥潭而形同猪猡——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援引：猪走向（革命）泥潭之论点，“群魔”抑或“鬼”之描述，证实之。

 

 

 

是 的，涅恰耶夫虽然成为巴库宁的学生，却青出于蓝而胜于兰，成为革命权威的袒护者和践行者——而无政府主义自始至终反对政府，反对权威乃至反对革命权威。就 像革命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自相矛盾地、举出对于政府实行暴力而形制权威的做法：无政府主义摧毁制度的武力，难道仅仅是一种温文尔雅之非权威、非暴力之 举吗？当然不是。所以，当巴库宁联络了涅恰耶夫，中国革命者继承了列宁和前此之克鲁炮特金们，他们的革命指向，在一个废黜权威，建立新王霸业中，沆瀣一 气，狼狈为奸。自不在话下。其中，言及涅恰耶夫主义，第一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反对权威者。这个判断被否定了。涅恰耶夫成为革命权威肆无忌惮的保护者，以至于 他声称，他本人就是“革命第一资本”。这个“资本论”成为《革命教义问答》文本的第一要义。第二要义，就是他的社会毁灭说。马克思说要以无产阶级领导革 命，涅恰耶夫说，必须和社会上的匪帮结盟，以成革命。而关键是，匪帮意味着消灭一切社会法则和社会良心，继而消灭社会本身。第三要义是，此公不知道革命究 竟要建立什么样子的社会——一如前言，马克思、列宁和毛都犯有这个无制之错，唯独孟德斯鸠等人在革命前，就已经设计了后革命的全部政权制衡细节和人民监督 权责之制度。

 

 

 

此录《革命教义问答》（谢尔盖.涅恰耶夫），节略——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 革命者无自我。第二条：与整个文明断绝联系。第三条：拒绝科学。第四条：鄙视社会舆论。第六条：无情破坏。第七条：不受私欲驱使。

 

 

 

革命者对革命同志的态度

 

第 八条：以破坏与否衡量忠诚度。第九条：团结。第十条：“每个同志手下都应该有几个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即非完全亲信者。他应该把他们看作共同的革命资 本中交由他支配的一部分。”第十一条：（略）第十二条：不做口头革命派。第十三条：破坏等级制。第十四条：伪装身份。第十五、十六、十七条（略）。第十八 条：奴役，剥夺高层人士。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条（略）。

 

 

 

本协会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十三条：消灭一切国家。第二十四、二十五条（略）。第二十六条：“把这个强盗界团结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摧毁一切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全部组织、秘密活动和任务。”

 

 

 

（注：未带引号句为作者概括。）

 

 

 

这 是一个基本区隔和本质迥异。接之之问题就是，何以俄罗斯人并未言及这种制度建设，而只是大讲基督教心灵启迪和得救，以至于要“以头撞墙”，也不事制度建 设，墙之建设之问。唯一的答案就是，他们本来就是西方哲学政治或言政治哲学的亲子－亲父系统外之国家（见汤因比）。俄罗斯作家们之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治之 争，在大篇幅中顾左右而言他，只是没有研讨建设一个准西方法治国家之倡议。上帝之城和地下之城之间，中介物质只能是民主建设和良性专制建设，但是，俄哲走 向，还是隅于一向所说之人性空论和道德泛言之主、客观研判上，呈现大而无当，空而无悟之局面。

 

 

 

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如前言，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教会尤其是罗马教会，对教廷采纳政治统治方式颇有微辞。主要表达是，教廷的法律，管制，压迫甚至战争手段，当然含烧死异教 徒，巫女和巫师的杀戮本身，并非教廷可以采纳的统治方式，而是一种据说远离教廷本意的政治方式。于是，在俄罗斯学者面前，摩西十戒的政治意味，似乎远强于 其宗教意义，且带有某种负面内涵；而教阶制度、等级制度和教权之极权内涵，更加违背所谓罗马“普世价值”——这似乎等于西方文化本身与本体——而排异了东 正教俄罗斯的权力和风格。所以，由此延伸的、对于革命同样采纳此等方式的“政治”统治，当然理应也受到非议。

 

 

 

索洛维耶夫引述说——

 

 

 

“教会从拜占庭带来了国家观念。……首先在基辅，然后在莫斯科，在那里，通过自己的祝福、祈祷和教会的教会机构的集中设立而使约束一切的国家政权所在地得到巩固。

 

 

 

“ 按照这样一个真实图景，由教会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的最高精神力量，完全献给了一项历史事业——建立和巩固国家专制。……但在莫斯科时代，这一民族政治任务 采取了吞没一切的规模，以至于掩盖了俄罗斯人民的意识的一切后来目标，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最高原则被忘记了，整个实践世界观采取了粗鲁的多神教性质。这样， 国家联合过程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此过程是和人民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导致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野蛮化。”这就是索洛所言的俄罗斯“生长疾病 ”，发生论先天有疾。接下来他说明这种国家野蛮化的匡正之法——

 

 

 

“认定地方的和某个时代的传统的绝对不变性，就是在根 本上消灭了基督教普世主义和基督教进步。与此相关，也表现出了旧礼仪派在实践上的不正确性。他们确信自己是俄罗斯民族教会，亦即民族统一的最高宗教形式。 但实际上，俄罗斯民族自己（大多数）则不这样理解：他们他们没有选择宗教的统一形式，而是选择了政治的统一形式，没有把统一民族确定为教会，而是确定为国 家，有谁在我国人民中听说过俄罗斯教会和俄罗斯牧首，等等呢？而至于什么是俄罗斯国家和沙皇，则是人人明白的。”

 

 

 

于 是，这个逻辑贯串整个学界直到1917年（甚至以后时期）。辨正的宗教之上论，就是这样，“斯拉夫主义基本思想中所包含的唯一意义仅仅在于，对于作为基督 教人民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国家不是最高实践理想，不是终极的、绝对独立的、自律的或自足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一般地说，国家是强行维持的个体力量的平衡状 态（在历史形成的民族集体范围内）。对道德意识来说，这种强制性的、外部加强的和靠暴力维护的状态不可能是最合乎愿望的；社会理想和历史生活的目标在于全 部个体力量的自由的道德平衡，或所有力量的团结。在这一终极理想中没有国家性质和政治的地位。但是在历史现实（它趋向理想但距离理想尚且十分遥远）基础 上，关于最优秀的政治制度问题是完全合法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共同标准就在于这样的国家理念，即国家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个暂时性国家哲学往往被宗教道德之上论完全湮没。其另外的，通常的结论是，“把作为实际力量的人民和国家加以神化，是在逻辑上否定真与善的一切客观原则。”

 

 

 

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就是——

 

 

 

“ 人道主义产生了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力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人道主义开始肯定自己是抽象原则，不只是独立的，而且是崇高的原则。人们否认一切超人的圣物，承认 人和人类为崇高圣物。摆脱虚假的神权政治和宗教掩盖着的无人性，其结果消灭了一切宗教圣物，崇拜人和人类。所以，整个的人道主义解放过程具有双重性；既含 有伟大直理，神人宗教的部分，又含有伟大的谎言，形成着人类自我神话的宗教部分。”“人道主义是自由主义和法国革命的根据，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的灵魂。”等等。这个看法和阿伦特说法殊途同归。宗教价值观和道德普世主义本来源自摩西和圣经。这时候，人道和以后的人文主义解构了这个起源，转向人类 本体论，这以后，一切神权意识，就随着人权意识漂流而去了。（见《极权主义起源》）这当然是西方唯制度论者的一种担忧。这个担忧往往以国家之外无国家权力 者及其团体倡导和践行人权，而国家往往虚以尾蛇。这是过去的担忧，也是今天的担忧。

 

 

 

前，后革命时期，统治者不惜以此武 力炫耀权威，镇压异己，制造僧侣特权等等，和专制主义政权之做法同，故而对此提出严重置疑和批判——这个批判，含带对于沙皇镇压起义和限制自由的政治手段 之批判。故此，拿出何等方式，排除革命暴力和统治暴力，适成疑问和焦虑所在。索洛等人除去认可利奥一世和格利高利一世，认为其未违背教廷己律，其他一切后 来者都是罪人；至于教廷的惩罚方式，据说，他们只应该具备和遵守革除教门为其大限之制度——因为异教徒和不同异见者，只要被革除教门，他就和教廷解除了任 何关系，不再应该受到后续的追究和惩罚——但是，事实和历史并未遵守这个契约；而是在大量的杀戮和镇压中，完成教皇、教廷甚至传教者之权威。于是，摆在人 们面前的严酷逻辑是，不是教会可以独立呈现一种非惩罚措施而对异端和独立分子实行了宽容，恰好相反，教廷的自由历史，就是不自由历史，就是屠杀和迫害的历 史和人道主义、神道主义兼顾之历史。所以，教廷的破坏，一旦和革命的迫害联系起来，伪基督似乎有权实行对于“反革命”的杀戮和镇压。这个历史的逻辑，既不 是历史哲学，也不是现实哲学，而是哲学和人道之忤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却总归是一个事实。还原革命和信仰的办法，只有澄清革命和信仰中，这种排除异端 的做法——这件事情，在一百多年前由法国人开始实施——政教分离和由政治自由带来的宗教宽容，方才使得上述教廷拨离破害成为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拨离 了教会破害，却引来了革命毁灭——人类，尤其是东方和半东方之俄罗斯，就是这样摆动历史的。这个教训在挨过涅恰耶夫革命和列宁主义革命以后，也才提上俄国 国家和教会的议事日程。这段路走了几百年，却终于走出了路径和方向。

 

 

 

于是人们看到这样一种吊诡：信仰主义可以因为不信 仰或者信仰其他，受到破害；革命阵营内部外部，也可以因此据理，依法炮制，大开杀戒，迫害有理；因为你也不信仰或者信仰其他。在信仰主义和普世价值开始自 我调整和自我反省的时期，革命党接过这种信仰主义，实行集中营管制，洗脑和改造。他们的名词，不是天堂，胜于天堂，他们的“教士”，不是信徒，胜于信徒， 他们权威，不是信条，胜于信条。这个皈依的事实变成诡辩和辩证法。所言共产主义线性思维逻辑和他们共产党天堂路径，成为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后时期的历史发 展；尤其是在俄国和中国。这个事实简单地证明了以下事实：革命和革命教义，可以是宗教模仿，却因为宗教统治本身就是政治统治，而取形制于其中，实行模仿宗 教的个人崇拜——也就是克里司马崇拜，代替了上帝崇拜——希特勒崇拜，可以颠覆德国传统中对于路德的崇拜；法、瑞之新教崇拜，可以转变加尔文烧死异端之神 道；杀戮犹太人和其他非日尔曼人种的事实，在圣经内外发生三次！！！中国信仰，可以在颠覆本来就没有信仰的儒释道解约之地，使游民存在之隐地尽数消失，实 行消灭一切之“水泊梁山”。故此，极权主义宗教（T.S.艾略特的提法）变成了革命极权主义。所有迫害异端的绞肉机一旦开动起来，就会变成协和广场的“正 确”杀戮和断头游戏——这时，宗教的存在与否，业已变得无足轻重和形同虚设；宗教，革命，（革命法制和罗伯斯比尔法制）制度和半制度，混淆一起，难分难 解，成为一堆尸体主义现场。上帝在屠戮中，看着六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不知道他那时在何处闲逛。于是，革命在取代上帝和皇统上，完成了二十世纪的“辉煌历 程”，乃至于二十一世纪，人们还是未能来得及反思和解释，何以毛革命，伊朗革命和切.格瓦拉革命，还是为解构主义者欢呼叫好。人们从对于宗教中心论的解 构，发展出对于理性，制度和思想的解构（甚至置疑语言本身的真理表达性，等等），就是不知道以生命常识，来看待人权和尊严。阿伦特痛斥的“贸易与死亡欢乐 共舞”，正在成为解读革命、制度和教义之东方“新合法性”契机。这是二十一世纪绝大的警讯。不知殷鉴不远的人们，你们难道不为此而警惕吗！

 

 

 

 

 

 

 

自由和选择

 

 

 

 

 

 

 

 

 

别 尔嘉耶夫是一位唯神论者；“巡神派”代表者之一。他虽然不像荒诞论者舍斯托夫那样卡夫卡，但是，其着心之论，还是严格区分了世俗政权、外在形式与神秘内 容、神恩王国之不同。所以，别尔对于康德的主、客观二元论大不以为然。他的神秘论、神性论之核心，就是所言之对于“必然”性的扬弃——必然性和国家乃至自 然统属一个范畴，不是“自由”之属；他认为的“可见之物”：多神教，犹太教和世俗国家，业成次等存在，而真正被他定义的自由国家和基督教王国，却应该是、 始终是天国之物，“不可见之物”和非必然之物——这个天国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地上国家的消亡——抑或天地合一，人神合一。于是，在此非必然之物中，产生朝 向基督之选择的自由。只有这个自由，才是原本意义上的自由，舍此无他。至于民主模型和人民选项，也就被排除在他的基督王国之外，语焉不详了。他就是这样宣 告自由未来完成式的。他的“教会说”，也许是这个理想的唯一现实载体，他认为，教会的存在是人们一切冀望之所在——我们下面提及之索尔仁尼琴也有这样国家 一塌糊涂，唯教会存在使得人心尚轨，希望不灭之论调——他几乎抨击美国，也抨击苏联和苏联之后。这个断言，在很多选项上呈现了俄罗斯人非常不一般的见地， 却不是鉴真和坚实的看法。因为，唯宗教论和唯心灵论，不能解释人性之本来面目。因为上天堂的条件十分“苛刻”，一般人望洋兴叹；搞不好，人品素质和人际混 乱的现实，将会把不进天堂者摒除门外，而导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之说，难道历史不是这样一部变形纪吗！

 

 

 

其间，别尔嘉耶夫 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抨击马克思主义之国家权力，企图用暴力主导宗教自由——而其实，这类主义本来就要消灭宗教，以政治力量主导之，形成政教合一。故 此，别尔认为凡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外在性和世俗政权的宗教企图，都是心怀叵测，不值得加以效仿和必须予以否定的；其打着自由博爱等旗号，实行宗教领之域的 颠覆，不是在主张和缔造自由，而是以此为借口，来取得世俗的权力，从而毁灭自由。按此逻辑，别尔嘉耶夫颇有远见之明；一如前述，别尔和舍斯托夫一样是知识 的敌人。他们认为一个科学，一个国家，这两个概念都是神往基督的阻碍和鸡肋；就连索尔仁尼琴也为此主张：书多读，无用论，这一类他所谓“人民委员的教导 ”（在他青年时期所听）之正确。于是，采纳暴力形成国家和采纳国家主张的“自由”，诚为别尔痛斥之原则；而还自由本真，就要建设一个基督王国；这是最终实 现自由之过程。这是他的自由观的要义。但是，如何解释他的非世俗国家之自由过程和自由目的呢？别尔的意思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舍弃所有世间从必然达致自由的 外在实践，改行摒除外在形式的内心自由。这是一般而言，建设世俗政治之反的宗教学者们的通论——问题是，这个世俗国家消灭后的地上天国，究为何物，没有人 可以说得清楚。附带而言，别尔基希望于教会这个载体。他在文本中对于凡是反对和主张自由外在于教会者，新教个人主义者，予以彻底批判。他认为，在宽容和强 制之间，凡是感受到教会形制之强迫者，问题在他自己，不在教会。人们似乎看见了这个教会圣地，乃为未来主义基督王国的胚芽和雏形——只是这个雏形永远不可 能成长。

 

 

 

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别尔不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在言及政治路径的时候主张政教分离；他却说，“上帝王国”乃是 不同于一切国家之理想形态。他的观点缘于对民主世俗国家之形制非常陌生；希腊化和第三罗马莫斯科，第四罗马彼得堡，都没有带来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色彩—— 这是俄罗斯学者很少言及之处。这个陌生化效果，也许就是俄罗斯人对于自身东正教、政教合一模式的经验判断——他们认为宗教化国家即为终极理想国家之形制。 但是，实践之的条件根本阙如；反倒是后来由涅恰耶夫发明的革命论，所设条件和手断伎俩全备，诱力十足，几乎不可抗拒。然而，当别尔嘉耶夫言及一种政教合一 或者神权政体的时候，他的说法仍不无积极涵义。因为，他在某种不涉及政治学内涵的论调中，仍然涉及了自由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凡是牵涉到宗教政 治化的企图，都会带来毁灭宗教的革命试验，从而既颠覆国家也抛弃上帝。他准确预言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否定道德的暴动。他们于二十世纪初叶标榜 的“路标”派观念中，否定过1905年革命，以后，又否定了他们亲历的十月革命——而在十月革命后其流亡时期，他们坚持其反革命立场（见后文）。

 

 

 

问 题还是在于，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在历史上现实中，被证明为几乎永远正确，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带来民主制度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甚至中国革命——孙文主 义革命——虽然这个革命首鼠两端，有其天然的弱点和不确性，但是，他的基准还是欧美政治价值坚持其中，而绝对不同于毛革命——退一步说，这个孙文主义革 命，没有将专制因素改变为极权因素：消灭私有制（他们以消灭私有制为借口，最后施行官僚和血统私有制——从而完成真正世袭的私有制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所有 制；其间，以公有制，国有制为夺取最后私有制权力的政治过程和革命过程；）全面控制文化，取缔报纸，大学，教会；实行国有制和官僚权贵制；实行宗教掌控和 以无神论为最高“宗教原则”的“信仰自由”；等等。也就是说，凡是乖戾革命就是反对上帝之说法，在法国和英国的后革命时期，被证明为完全相反。我们多次提 到夏多布里昂的天主教复兴，就是拿破仑一个正面做法。这些，为熟悉法国历史和凯瑟琳女皇（她和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交往）之别尔们所忽视。这是一个不能区分“ 两种革命”和“两种政治”的政治观导致的天真论和偏执论。虽然如此，别尔们对于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未来革命（俄国革命）肯定由无神论者发动（完 成），鼓吹之，警世之。接之的问题是，何以马克思主义既是宗教线性主义的延续，又是这个宗教本身的覆灭者和破坏者？道理为别尔们所揭示：那就是，马克思主 义正好是将宗教政治化的伪基督宣扬者和操作者——就像别儿们抨击罗马教廷以政治方式宣扬和操作宗教一样（如前所述之妄人加尔文主义者所谓，所为）——这也 是别尔们厌倦和扬弃罗马主义的切肤之痛。这个逻辑上的缺失，导致的就是世俗正面努力的同样缺失——这个缺失，正好是列宁和斯大林们趁虚而入之门路。事情的 蹊跷正在于此。

 

 

 

别尔嘉耶夫说——

 

 

 

“现代国家应当被揭示为多神教的《旧约》国家，而 不是基督教《新约》国家。现代国家，俄罗斯国家或别的国家，为什么不敢称之为基督国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的国家，完全有理由称之为非基督徒国家。教会与国 家的关系问题，只有依据教会的联合体和承认某种大主教真理，才能得到解决。”他说，“教会将成为一个王国，地上和天上的上帝王国，这时宇宙灵魂最终地与逻 各斯连合起来，……一切国家的消灭和废除，即上帝造物的最终启示。”

 

 

 

结论是——

 

 

 

“ 人类为最终走上神人的道路，显然应该彻底经历抽象人道主义的诱惑，试图站在历史过程的顶峰，在大地上独立自主地安排好，恢复元气，从而否定自己存在的一切 根源。随着imperium romanun，虚假神权政治、教政合一和政教合一的诱惑而来的是人道主义。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诱惑。从前人们把人——教皇和人——帝王崇 拜如神，并以此改变了上帝，后来又崇拜所有的人、人类、民意，为相同的人类政权（该解读为“不同”——自立注）——人民政权而改变上帝，社会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使面包问题和政权问题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把非宗教意识引向末世论的预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新历史的极限阶段、人类的最后诱惑（资本主义，更是最 后的诱惑——自立注），它们因外表与负有彻底解决面包和政权使命（没有解决——自立注）和新神权政治种种形式的相似而感到非常可怕。……现代人越加尖锐地 感到，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的。”

 

 

 

请注意这最后一段话中最后一句；这是精彩中的精彩——“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 的。”（关于这个论调，其阐述了非常深刻的悖论：人权主义诉求的基础是神道论和上帝道德律令；而法国革命取消了神权论，改为人权论。于是，人权，人文和人 道，成为神权普世道德的转向和规避——这是一个关键时期（见阿伦特）——于是，人人可以解释的人权成为人权和道德世世代代自有说法的人权之反；就是因为上 帝道德律的瓦解。这个悖论的最好解释是：人权状况迄今只是非政府组织宣扬的的道德虚置而非政府权力的真正代表和实施。这个现状表现为真实是，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以作为人权退却的借口，而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这就是奥巴马主义的要素。

 

 

 

我们再次援引阿伦特的说法，以期引起有兴趣读者的关注——

 

 

 

“在分析和解构西方人权虚妄说的时候，她尖锐指出柏克的人权两分法之荒诞，从而揭示了西方政治、历史之人权罔顾，人权虚伪说——而这又牵涉到种族和阶级分野的历史背景。

 

 

 

“她说——

 

 

 

埃 德蒙.伯克‘反对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一些著名论点。这些论点支撑着他的结论，即人权是‘抽象’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依靠一种对权利‘限定继承’，像 生命一样转交给子孙；他还宣称，人的权利不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人权，而应该具体地说到例如‘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根据伯克的观点，我们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于‘ 国家内部’，所以法律的依据不必是自然法则、神的旨意、任何关于人类的概念，例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人类’、‘世俗的尊严’等等。这一概念和人权去上帝观 化有关，而于普世价值说无关。（伯克坚持之民族、种族和阶级偏见和盘托出——加上现在一些笔者呵护其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文字，其实，正是他们不谙伯克和迪 斯雷利主义之所在。）

 

 

 

“因为正是这类看法牵涉到以下更加荒诞的说法——

 

 

 

阿伦特对于人权历史和西方人权观念一阵痛批；‘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

 

 

 

“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 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 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 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人是自己之 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 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权一直以来总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而非相反——‘如果说一个部落或一个‘落后的’社群并不享有人权，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整体，明显还未达到文明阶段，未达到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的阶段’。

 

 

 

‘由于人类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相信世界各国是一个家庭的幻象，渐渐地，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成为自明之理。’

 

 

 

“ 所以，阿伦特总结说，人权假定可以脱离政府，于是政府外行为，形同虚置。无国籍者并无政府，更无人权。‘更糟糕的是，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为达成 一项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都被一些边际人物—— 一些没有政府经验的国际法学家，或者由理想主义感情支配的博爱主义者——嗤之以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有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人权的含义获得了一种新 鲜的解释；他们变成了无权利者的保护人的标准口号，一种附加的法律，一种对于无权者来说别无选择必须依赖的例外权利。’”（刘自立《阿伦特的大哀赋》） ）这就是人权论和神权论互相较逐和博弈的所谓对立统一吧。也就是，在这个神权丧失的年代里，别尔们所言的人权附属于神权，有他一定的道理——并且在绝对意 义上，就是这样——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绝对的，可以操作的其他资源；于是，愿景和现实，产生背离，出现困境。但是，人类不可能轻言放弃国家人权行为并对 此完全做出妥协，转移给上帝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人类存在的“存在主义”之意义吧；也许，可以叫做新一轮“巡神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二者得兼。

 

 

 

这 样，就像一切俄罗斯人所认定的那样，其间，民主模式的国家和专制模式的国家，在其是非优劣之选项上，都倾向于跳过这一过程，忽视甚至否定具备西方价值的世 俗民主政权之建立，抑或企望建立之观念，之历史——即便在苏联解体以后，索尔仁尼琴还是非常怀念这种、他没有明确言及的宗教王国，而对美国式或者西欧式建 制，斥之以鼻。人们在较真了究竟俄罗斯人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之问题后发现，他们的学者，从来认为基督教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却很少言及或者较真美、欧政治 （世俗）体制，是不是具备普世价值之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别尔嘉耶夫式的“必然”。因为从学理上说，自由，如果失却了争取之的全民运动，那么， 个人心灵的解脱，如何造就政治民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和每个人面对圣、凡之不同态度有关——因为，宗教国家的真正神权体制，在历史上并无“必然导致 自由”之路径可言。于是，别尔和其他很多俄罗斯学人一样，不是缺少了宗教自由，而是缺少了政治自由。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必然”之问题乎？根据这个逻辑，神 恩既然不能体现，抑或在可见事务中，在可见将来中，不能实现，于是，就有既取代神，也取代人（之自由）者，登高一呼，完成了不是以暴力主张基督主义，而是 将圣经彻底抛弃的无神论革命。他们开始重新诠释所谓“从必然到自由”（见恩格斯）的路径倚靠。这种自由——必然论，取代了俄罗斯人蔑视西方的独立思索，变 成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屠杀教士行动，不一而二，接二连三地发生，发展甚至壮大起来，从1848年革 命到十月革命，从闽采尔起义到普加乔夫起义，莫不如此；革命不会因为神恩和基督的约束而丝毫减弱。别尔嘉耶夫等人的上帝悟觉论（反智论），除了制造出伟大 的文学人格以外（“死魂灵”和“群魔”），直接变为布尔什维克的愚民和洗脑。心灵的挣扎，变成心灵的扭曲和心灵的取消；人人，变成千人一面，他们具有统一 的“纳粹表情”；甚至就连服饰，也会成为蓝蚂蚁或者绿蚂蚁。别尔所言奴隶不该进教会的道理，变成只有顺民才有资格“信仰”（共产主义）。唯意志论，昨天的 “撞墙论”、“鸡蛋论”和“巡神论”，今天，变成“墙大”/强大论和禁锢论。布尔什维克的“国有思想”，取代了别尔们的基督；理性立国的忤逆和信仰解构， 超越和消灭了“逻各斯”和本体。这个挑战的证伪，就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这个几几没有枪声的革命，成为心灵不受考验而大众趋炎附势之举；当苏维埃制度一举 功成的时候，他们宣告了“他们”的地上和天上的“国家联合体”苏维埃；既而再将苏维埃尽数消灭（见阿伦特），只剩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见托洛茨 基）——这就是：共产主义在天上，社会主义在地上——未来，也是天地联合体；几乎所有反省和心灵，都业已归0。人心，现在不是因为不设上帝，不进教堂而亵 渎了神明，而是你不进布尔什维克，就进不了“天堂”，只能下到古拉格。到了像柏林纳粹和北京文革时期，人民被希特勒、毛驱使，心灵和道德连同其内心位格和 外在形制，一起总完蛋。良知、良心就道革命，暴力横行天下，人心岂止不古，传统早已阉割。这时候，人间之中，东、西方一样，无人提及“上帝之城”；他们说 毛主席就是“人类的灯塔”（法国人语）。这个悲剧，既嘲弄了别尔嘉耶夫，也同时嘲弄了俄罗斯民族。一个最为显赫的哲理（而不是圣条）提示，人类在不能完成 天国之城建立以前，难道就不能企图建立一个世俗自由国家吗？不；完全不是。欧、美国家，虽然远非公正(索尔仁尼琴说，欧、美的罪恶，和我们一样多)，甚至 恶贯满盈，但是，他们还是解决了一个所谓中间状态——自由，必然兼备的国家之建立问题——其建立的不是基督王国，而是民主国家——按照别尔之说法，也许， 以后，他们再建立天地合一之国，也未可知。这就是我们不能舍弃世俗选择的理由；没有这个世俗选择，你的神圣选择，也就等于0。于是自由选择问题，至少现 在，只能跳出基督，走向世俗化。

 

 

 

 

 

 

 

荒诞和认知

 

 

 

 

 

 

 

荒 诞和认知这一对悖论，在绝对意义上讲，没有意义——其含义是，按照科学的和形式逻辑的意味所涉及的“真理”论，在实证论和绝对论意义上，不能成立。比如， 形势逻辑的判断式，如，“天鹅是白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前者在澳洲被证伪；在两极被否认——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都有一种反智主义（在西方 是反理性主义，在中国是禅宗，佛道）“证明”过这个解构的“意义”。于是，认知主义从其一开始就具备了他的反面。俄国反智主义被解读为反对哲学范畴和理性 可知/不可知论的无知主义；也就是别尔嘉耶夫等人反对的客观主义和认知（走向上帝）说。其学界巨擘如托尔斯泰等人，皆是如此说法。托翁说——

 

 

 

“我反思那些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知识/教育所得的知识，它们没有给生活意义。

 

 

 

“这种缺乏理性的知识正是我一向排斥的。我无法理解人们对上帝/对三位一体/对上帝创造了魔鬼和天使的信仰。这些信仰与理性相悖。因此我开始想到：也许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没有道理，而看起来没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如今，我明白科学知识不能给我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开始理解：虽然信仰看起来是个非理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它们至少都和有限无限的个性有关。

 

 

 

“ 什么是信仰？它不仅相信上帝和看不见的东西，而且是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它是生活的力量。我开始理解人类智慧最深的源头，只有信仰才能回答我们源头在哪里， 我没有权力拒绝它们，只有它们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托尔斯泰《我的忏悔》）但是，生活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生活里人们的交流起码在私领域和一部分公共领域 里，语言，知识，（一般性）判断，是不会较真意义绝对性的：这就是形式逻辑辩论于实证逻辑而导致维也纳学派式微的深刻原因。比如，逻辑式（形式逻辑）制造 的语式和判断不能说出“真理”，也和“客观”无涉——如上述提问；但是，人们总是可以区分意义之一部分，从而使得交流信息得以存在，可以接受：我们说，这 就是实证逻辑不能取代形式逻辑之原因。因为，我们的交流，实在是在相对意义上完成的。比如，我问你，今晚是不是看了电视——你不会问，你问我看索尼/还是 东芝——也不会说，我今晚“拒绝洗脑”——更不会说，如果“建国大业”上演，人们会联系到隋之“大业”和王莽之“建国”——虽然，提出这个看法者，非常天 才。这就是意义相对性所在，不是意义绝对性所在；一味追逐意义绝对性，不是加入生活而是毁弃之。

 

 

 

其实，认知，知觉和理 解过程本身，也是无知和有知的结合。一向所说佛陀坐悟，禅宗顿悟，耶稣直觉（他的判断很直接，很武断），都是一种非理性认知。但是，这样的认知在圣经解读 中，在安瑟论的诠释中，不能以荒诞取之，读之，解之。因为，用荒诞，不能解释荒诞（我们十年前即有此论）。文学，哲学，诗歌，绘画和音乐，不能解除创造者 的媒介物之运用——即便埃舍尔，可以最大限度对于这些媒介，笔触，字迹，图形，格式塔和中心论，实行质疑和解构，但是，他只能在结构的基础上解构，而非相 反。悟觉的反向操作（像八大山人和梵高），也只能是变形再早的元素，而非完全排除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大智若愚，也是“愚”起才智，而非虚无之故。当 然，认知和科学过度操作带来的白璧德主义反对论，同样，提示了两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培根和卢梭的科学技术论和浪漫主义，如果吞没了信仰和直觉，政治领域 的操作，就会变成一种文学化杀戮——这是托克维尔的担忧所在——于是，大智所在，还是要回到政治理性和宗教信仰各司其职的智慧而非愚昧之中。于是，俄罗斯 绝对化反理性主义，一旦陷入政治漩涡，就不能自拔，是因为它们这个民族的相对意识不能生长和成熟之故。于是，凡是理性和科学一旦被“巡神主义”占领，他们 就把民主这个相对主义操作，让位给或是沙皇，或是列宁。这是荒诞主义哲学导致的直接结果。舍斯托夫即为此类中人。他和尼采殊途同归。因为尼采，可以反对建 立过上帝逻辑的西方——而俄罗斯没有这个原创，即要解构之于无结构之时——这是关键不同。再是，尼采超人的意味，在于人人变成价值颠覆者，而俄罗斯沙皇统 治中，颠覆了个人和体制主义，也就颠覆了人人——于是，梅列日柯夫斯基们只好用批判加尔文主义来提倡个人解放。但是，强大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则完全继承了 加尔文，而不是路德。因为路德对于个人和集体和上帝的关系，一度引经据典，给与说明。这是路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姑且看他原话。

 

 

 

据梅列绍述，路德看法如下——

 

 

 

“ 是的，罗马教会正在衰败。路德不知道，也不希望出现这一情况，却挽救了罗马教会；或者，他至少挽救了罗马教会尚可挽救的一切。为了理解他是如何挽救的，应 该看看他宗教经验的主要的和深刻的根源。把人的位格和基督的神性位格统一起来的，已遭破坏或已干枯的联系在这一经验中即使没有得到恢复，至少也活跃了起 来。外在物重新变为内在，多重变为单一，一般性变成教会性，变成个体。‘他（耶稣）和我之间的一切不是他和一切人之间的一切，而仅仅是在他这独一者和我之 间的一切，这一切也是独特的，通过他，在他之中：这就是焦点，天上之太阳——罗马教会的基督之分散的，已经冷却的光芒之汇焦点。”

 

 

 

“ 人能够保持人的外在形体，同时却丧失了内在的形象，却还是像一个人，但不再是人：这是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人在保持，增加人类精神内在力量，滞留在现代 人所谓的’文化’‘文明’水平上，又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奇迹之同时，却可能具有一种内在的动物或者毒虫式的面目，或者甚至没有面目，以一种空虚的面具取代 面目，

 

 

 

”如果成为某种存在物，就是成为一个人，个体的终点就是人性的终点。人可能得到拯救吗？信徒知道可以；救世主降 临不是徒劳的。他们还知道，人不可能在荒野中，而是只能在家园中，在那不可分者之中得到拯救；不是在国家中，而是在教会中。（这是俄罗斯反对建制的最早说 法吗？——自立注）。“

 

 

 

梅列记述了路德派对于歌德派关于个人是耶稣大树之枝杈之反驳。歌德援引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立马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15）“

 

 

 

梅列说，“歌德在把人的位格从存在之唯一根据——上帝的位格切割开来的时候，正好忘记了这一点：他一向认为也可以对人的位格说，‘只要你’。

 

 

只要你就是你自己

 

 

对一切损失就不必恐惧“

 

 

“ 因为位格的量度是质量，而我们量度数量。位格的特点是独特性，特殊性；然而，我们的特征是无限重复。我们首先要求的是与世人相似，有甚于蚂蚁像蚂蚁，一片 叶子像一片叶子，因为这些东西还有互不相似之处；我们要彼此相像，如一滴水像一滴水一样。我们不想成为完整的整体，而是成为部分不想成为一个单位，而成为 片断；首先成为人体，人群，部落有机的单元，然后成为在我们看来构成世界的物质团块的物理舍斯托夫如何辩正非理性主义？他说，“‘在这里，不把知识看作是 人的最终目的，知识不证明存在，其自身却应从存在中得到证明。’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真理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信仰，舍斯托夫摆在读者面前的问题无比尖 锐他要人们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要雅典还是要耶路撒冷？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就是希腊哲学与《圣经》的对立，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就是思辨与启示的对 立。”这是一个纲领。姑且无论对错。“以头撞墙”，是舍斯托夫的名言；荒诞，是其神、人感悟方式；对抗，是其思维方式（这个方式和禅宗之悟，有的一比）； 存在和选择，是其目的和手段；逻辑和哲学之虚无，是其核心。他的意思，就是上述描述：耶路撒冷主张信仰，雅典主张理智——邃产生俄国人应该摒弃认知主义而 换信反智主义之舍氏局面。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却深函对于信仰的若干解读；这个解读就是索洛之理想神权说及其变种。在此一点上，舍， 索大同小异。这个观感，和俄国历史之走向直接有关；也就是我们所言，耶路撒冷主义直接导致俄国对于西方政治发展观的阙如和曲解。其中，他们还是忽略了民主 模式，对于恺撒归于肉体（上帝归于精神）的以偏代全。其间，历史的恩怨曲直和人事的是是非非，在所难免。但是，理解耶路撒冷的非理性主义，是不是一个确 解？当然疑问重重。其一是，犹太人之旧约和罗马人之新约之间的龃龉和冲突。俄罗斯人采信弥赛亚而非耶稣之偏向，说明了这个选择的取向。

 

 

其 二，舍斯托夫的存在主义，是在俄罗斯没有自由选择的时期提出——他和存在主义之西方的自由选择，有异时异地之隔，于是，成为本质不同（他们要解构没有出现 的房子）。其三，存在主义是在西方获得人权以后的不满，却以希特勒的选择，代替过民主和专制的“无选择”，而走向极权；可惜，海德格尔之辈正好这样定位， 使得人文主义走向宗教虚无——虚无，刚好是纳粹的起点。民主和自由中人，则在完成了人人并不反对人人的时候——在完成了、据说早于康德十七个世纪提出的： 人不可为手段之原则时(罗马哲学家塞内嘉提出)——尝试了国家建制，法律体系和“集体”制度（结社自由），且在此前提下，提出个人自由问题和选择问题（对 于民主模式不满之表达或言：永恒批判）——但是，出于专制中人，如果不分条件和状况炮制这种存在主义，则首先遭遇前提枉顾的荒谬。理由是，选择，是自由的 结果，不是未果——这是基本状况，不是偶然之举——所以，反对理性和知识（函政治知识）之结果，得出不要政治，不要知识，只要荒诞和上帝的舍斯托夫主义， 正是剜掉政治自由和民主操作核心的虚妄之举——虽然，他和信仰（非理性）好像吻合，却有天壤之别；因为上帝之信，是一种心灵的体悟，而反逻辑操作，往往就 道政治，排除了心灵解放。

 

 

索洛曾经和斯拉夫派进行论战。他重申了政治操作，有可能兼顾神权的某种说法（主要言及彼得改 革），还是比较通达的观点。延伸观察，尼采观点和自由主义观点，实在是某种知识主义的反拨和变种，其前提就是知识和理性（他们要解构造好的房子，不是未造 之）——但是，尼采也好，马克思、列宁也罢，其实是在自由主义制度中，享受了此制允许批判的一种权力，而绝非苏联制度使然；苏联，中国之制度，无法产生列 宁和马克思；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自由制度，取消了这个政治前提，书籍一旦烧毁，认知/人之选择，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落得民可由之，不可知之之野蛮主 义；在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泛滥以后，选择的存在主义，变为不可选择的理据——他们在取消意义（这几乎是）唯一一点上，批判宗教意义，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构 造其伪真理——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不谈政治，甚感兴趣，大规模在VOA这类媒体胡言乱语——殊不知，政治意义的基本确立，才是人权和神权顾及的深层人伦和 神伦意义的前提——启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出发的——说，你是一个奴隶，不可议人之存在，那么，你的存在主义选择，又是什么，又有什么启示可言呢！按照理 想主义教权，教皇和一个普通基督徒，在传授福音上是平等的；教皇没有传教的特权。这就是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划一。

 

 

第 二，固然，罗马教廷的体制是一种官阶和官僚制——其为俄罗斯学者诟病——但是，我们不能为此就连孩子也给倒掉。（路德，就是这样一个既反对教廷，又拥护罗 马的“两面人”；这是他的难点。）而思辨和启示的对立，本来就是一种大自由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类思辨，也就没有这种“人神”权利的存身。绝对分开于之，就 会产生既无启示、也无思辨的结果——历史就是这样发展和认定的——“以头撞墙”，可以是鸡蛋和墙的关系，也可以是革命和体制的关系；并不一维而论；有时 候，鸡蛋胜利，是正面革命胜利，强者下台；有时候，是更坏的革命（反革命），代替之，成为强者——并无鸡蛋和头和墙之间绝对化的关系转换。所以，当存在主 义者一般性提倡“撞墙”的时候，鸡蛋，也许非常强大，但是，其实，鸡蛋一旦强大到可以垮墙，未必总是好事。列宁这个鸡蛋，就很糟糕；比起克伦斯基之墙，糟 糕一百0一倍。

 

 

第三，自由主义鸡蛋总会要垮墙的。这很好；但是，墙体如果并不腐朽，垮墙的理据也就并不充足。如此等 等。第四，罗马是墙，拜占庭和（第三罗马）莫斯科（加第四罗马）彼得堡，是不是鸡蛋之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拜占庭和俄罗斯是不是有一种被边缘化，而罗 马是不是有“拉丁化”之嫌，大而言之，也是鸡蛋和墙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人最为关注的议题。这个东西的解读应该是，西方教会被全世界世俗权力、国家政权取 代的时候（所谓教会失败，俗权胜利），其中，官方－国家之人权因素致胜，乃是不可轻视的要素——世俗政权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权，人道和神道的毁弃，刚好相 反；也就是说，雅典和耶路撒冷乃及莫斯科，彼得堡之人权，往往是在政治变革中做到的，不是在神权张扬下做到的——而反对神权的革命乃至人文主义，其实并未 取消神权而是将他放到适当的地位或者被克己复礼（复制度）。

 

 

关乎于此，索洛和其他俄国学者都有很好的论述：即，关于言 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关系说，等等。他们在此一方面的论述与西方同。最后，精神自由是在集体自由这个前提下被呵护的；不是个人自由、忏悔和反省导 致自由，而是（正面）政治制度导致自由——没有反向成功的例子；一个也没有。所以，俄罗斯作家关于农奴解放如果可以只寄托于其“心”之解放，就无须农奴解 放之观点；论述十分精彩。于是，关于哲学范畴和宗教范畴之意义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论述：自由，是从人类追寻制度解放开始的，而不是解放自由心灵，抑或只是 解放心灵——人类只有制定了这种允许自由的制度，追求上帝的议题，才开始变得有意义（整个西方的民主，其实早于耶稣，是在希腊多神教时代即已出现）——而 非相反；在取消自由的前提下，实行荒诞论，实行无逻辑之“以头撞墙”，以获取自由和人权，实在是本末倒置。沙皇和列宁都不会完全找到宗教意义上的“意义” 和“异议”，且由卡夫卡认领其中，得到保护，等等。这也是一种历史证明，不单是历史上的名实之争如此，后来的实证主义和解构哲学还是无法逃出常识的范畴。 所以，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都会为无法实证上帝倍感焦虑。而在政治上搭建了讨论平台以后，人类却可以在未完成之巴别塔上，讨论意义的终极之问；这个讨 论，不是在平台搭建之前，先行将异议人士烧死，然后一致举手，全部通过——这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讨论“法则”——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被允许讨论的时候， 方才出现意义/异议问题；绝对不是相反。

 

 

于是，俄罗斯人跟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后 面，大谈存在主义，实在是，他们错置了前提。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列宁“以头撞墙”之成功。鸡蛋坚硬起来，墙，化为齑粉；这个辩证法，不好玩！墙化为齑 粉以后，难道耶路撒冷就可以存在乎？耶路撒冷的存在，是因为耶和华、耶稣要搭建自由之“棚”，之“墙”，之“殿”——这些所谓犹太教“宗教唯物主义”，正 附和政治涵义的存身前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讨论意义和人权问题，可以涉及宗教，但是，一般而言，宗教不提供政治实现的手段；政治目的是由政治 目的实现的；宗教，往往是在复辟时期采纳的制度建设中中兴起来的——就像希腊实行政治，犹太追寻耶和华，罗马落实基督化（有彼得圣座——墓穴——和道统） 一样，拜占庭和彼得堡宗教自由，实在是要政治议题代为开道，筚路蓝缕而后实行之；不可以稍许相反。也许，世俗政治和神权政治的奥秘皆出于此；有点不可思议 乎？反之，正是因为宗教终极意义的存在，一切政治议题方才由此产生——因为，时间由此开始，空间由此拓展；一个人的神义的开始，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神 人”之意义，就在于此“神人”也是人；人，不可须臾没有政治预设和（正面的）政治制度赖为栖身。

 

 

理性和信仰

 

 

俄 罗斯理性和信仰是区隔西方普世价值的一种重要参证。其中其理性的摒除和信仰的异化，是其伟大思想家百多年来艰苦探讨和争辩的结果；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主要 争执焦点，就是如何采信罗马天主教中心论抑或反对之；而信仰派教旨和非理性派观点，在摒除理性主义和采纳直觉、反智和意志论上，又有异化而同归之特点。于 是，百多年来，俄罗斯思想的特点，在劣币驱除良币的道路上坎坷行进，大致走上了一条准东方和准西方的政治路径，而遗留了绝大的政治疑问——乃至像索尔仁尼 琴这样的良知人物，最后，也在评定斯大林问题上产生匪夷所思的错误——他们（普京等）重新竖起捷尔仁斯基雕像，出版百万字吹捧斯大林的书籍，导致俄罗斯思 想继续在涅恰耶夫式的泥沼中滚动。中国人百年前以俄为师的辨正和借鉴，今天，成为重新思考和批判的起点。所有关于十二月党人，巴库宁和涅恰耶夫的思路，在 比照中国政治课题时，更加相近于之，而非和法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那样疏远离奇。

 

 

因为，趋同性的中、俄思维倾向，莫过于 他们错误了解了西方的基督和民主——俄罗斯思维的关键所在是，从理性批判的原教旨主义之俄罗斯信仰论，走向尼采式的反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导致对于理性立 论之国家主义了解的错误——也就是，他们没有看到操纵恺撒和上帝的可能性（他们说，恺撒归于肉体，上帝归于精神；而精神统治肉体，等等）——而中国政治， 则在既缺少理性、也缺少信仰的负面双重性上，直接滑向否定理性，操作“实践”和毁弃信仰的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而偏偏缺少马基雅维力主义中政治理性的张 扬。所以，回顾百年来俄罗斯主义的政治错误论或者革命错误论，导致的、几乎是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们像中国政治传统一样，既无理性发扬的历史，也无信仰滥觞 之元创——而中国革命，也在同样缺乏上述两点中，跌跌撞撞，熙熙攘攘，破坏和牺牲惨重。于是，当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提出神权政治国家之极端理想的时候， 他却在看重彼得大帝政治改革的层面，一反其神权主义原则而肯定彼得政治操作和彼得政治思维。这个启示非常重要，因为，索洛看到，他的神权政治操作的虚妄和 历史不可能性（虽然他本人不会认可这个定论）——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何以彼得的政 治改革，导向的不是英美政治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治——其间，提问的轨迹依旧可以回到俄国不是西方（虽然他们相反强调之；强调就是因为阙如）而是东方这个 老调子上——彼得的西化和清末中国的西化，没有像日本之“化西”那样成功，还因为“日本无革命”而俄国是负面革命的首作俑者。所言涅恰耶夫之“革命教义问 答”，就在既反对理性，又打倒信仰（采信伪基督加伪信仰）方面，完成了最初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列宁主义，就是一要反对正确的理性，二要启用伪基督助伪信 仰——这和毛主义采纳中国特色革命和实践，如出一辙。而关键的问题还是，西方有民主和耶稣，俄国半有之，中国没有。于是，革命正面性，回到传统，回到民 主，回到希腊和基督之，就是我们所言之革命“回归论”。在俄国和中国本来就没有，或者半有之状况中，走向伪基督和（实质上之）反革命，也就“顺理成章” 了。

 

 

乌托邦主义之涅恰耶夫说，劳动及其分配是未来主义政治建设之核心，劳动与否 成为衡量生存与“人权”的尺度——人们难道没有想到，在奥斯维新集中营的门楣上也写着：“劳动使人自由”之话语吗？一个卑鄙的，被写入“鬼”世界的堕入泥 潭之“猪”首（变易拿破仑——见奥维尔），革命大牧首，前列宁分子，难道可以用劳动来消解千年人类不仅仅是劳动之世界史吗？——这和马克思所言之劳动决定 论如出一辙；而当马克思制定和预言未来的时候，他的共产主义生活，与其说是人们的生活，不如说是世间的漫画。于是，在西方人摒弃乌托邦和马克思的时候—— 其主义直接转化成为德国社民党的议会道路——俄国和中国却采信了革命教条——在1965年苏联人完成了“普通法西斯主义”反省后，66年之中国“火炬游行 ”（红海样）重新出发——鸡被拧断脖子一百次，也不会实行归纳法——这就是世界悲剧的原地主义原型。

 

 

人们看到，在诸多 细节上，俄国反革命论和保皇论的基调看起来很像针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论和无神论，但是，保皇主义的非理性信仰和非政治操作，比对涅恰耶夫的手段即是目的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之唯革命论（从其暴动和暗杀到列宁的组党政治和人民革命），显得力不从心和顾此失彼而最终引来失败；俄国信仰派的非理 性主义见之涅恰耶夫革命论，如小巫之赌大巫，必输无疑；而其信仰主义，则因为批判政治干预教廷和“教皇主义”，使得普世价值式微，罗马正统被否定。于是， 深行鬼祟、野蛮和无道的涅恰耶夫主义和列宁主义，便以对于所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否定为正确论，登上了俄国政治舞台——也就是，以其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 政治操作，取代了索洛维耶夫一向以来坚决反对之“宗教政治化”——列宁的信仰政治化（伪宗教），比起罗马和拜占庭宗教政治化，利害一百0一倍。所以，非理 性、反智主义甚至存在主义，直接走向俄国革命论之列宁主义伪理性和“人民选择”。十月革命鼓吹的（无产）阶级优先，工人制宪和苏维埃掌权的“信仰”，取代 了俄罗斯前辈哲学家所有的政治预设和无预设。于是，转了一个圈子，俄国人回到专制甚至极权，而并未因为这些争执，获得稍许进步；从而移步西方罗马教廷之“ 普世主义”。大致上，这个俄罗斯思维就是如此。于是，我们阅读无论是舍斯托夫，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克夫，陀斯妥耶夫甚至托尔斯泰，看到了白银 时代俄哲们的睿智和勇气，看到了其思维的混乱和清晰，看到了整个俄国因为艰难西化或者化西的尝试、失败和失败之伟大，确有眼戒摘除，却视线依旧模糊之感。

 

 

俄 国宗教哲学的概念和逻辑大体上是这样，他们辩护于东正教之拜占庭主义，却很少涉及希腊民主之先验、后验的理性和政治——他们采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反对 罗马之拉丁化和希腊化，主张宗教和教廷要重视民族主义，却很少看到他们言及基督教最后政教分离的普世作为——他们强调一种罗马化的缺陷和拜占庭化的正统， 却很少启用欧美革命中圆融革命和宗教的复辟主义，拿破仑主义，俾斯麦主义和迪斯累里主义——更少涉及如何直接或者间接操作正教分离。因为他们缺少回归希腊 化的民主主义和雅典模式（民主和专政）；俄罗斯陌生化于希腊民主，而希腊民主却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的起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索洛维耶夫们争取的 俄罗斯中心论，很像中国主义，中心主义，实在是勉为其难，苟且布道，甚至是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武器，没有取得武器的批判——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心之国的 改革工具论，西学体用论等等论调的成就武器不批判性。加上俄罗斯民族性是以弥赛亚救世说为基准，以陀斯妥耶夫俄罗斯中心主义为原则，以列宁“新民主”（见 汤因比）为手段，以俄罗斯双头罗马鹰为象征，时至今日，这个俄罗斯主义论调并未完全确立其民族国家之一的应有地位；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仍然是要遵循这个弥 赛亚精神，而苦苦求索一种区隔于西方的俄罗斯价值论——这个追求和中国特色的使用殊途同归，光谱各现，乃至在基本批判层面（以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批判东 西方极权主义），左右摇摆，瞻前顾后，甚至负面选择之——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从古拉格回归斯大林的终级原因。

 

 

这是俄罗斯 人汲取，批判和反思西方精神，却在最后定位上举错不纠，一路下滑。所以，辨正俄罗斯精神和思想之任务，现在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始了；要重新开始。一般而言 之赫尔岑“投身革命地下室”，主张村社社会主义之赫尔岑乃至主张“新人说”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是专制之反，还是极权之源，历来的文字总是以偏代全，语 焉不详？严酷的逻辑其实是，赫尔岑主义不是导向民主而是导向列宁；而老陀主义也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革命；而列宁－斯大林统治最后归于赫鲁晓夫主义到普 京主义这个变种，究竟是民主转型还是俄国老思维的重复，人们尚待辨正；这个过程的孰是孰非，还在未定之天。——于是，俄国思想观对于宗教和政治分析而言， 与其说是一种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世界革命的异化和亵渎，是反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恶果——我们说，赫尔岑“投身革命地下室”的起因，是对陀斯妥耶 夫斯基革命反对论和上帝（沙皇）维护论的反拨和讽刺——而老陀的反革命论和对于专制的袒护，几乎直接跨入涅恰耶夫杀死沙皇全家的鼓动和策划——而列宁最终 完成了对于尼姑拉二世全家的杀戮。逻辑上的爬梳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人们并不是历史明鉴的对照者；镜往往是反向出现的，变型出现和黑暗出现的。这一切，都是 因为所有的人认为，他们就是光明，他们就是天堂。

 

 

之所以说俄国采纳和采信了宗教政治化，是因为其哲人和文学家几乎皆看 到西方的宗教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路德和加尔文主义开始的，如何“在地上建立天国”这个改宗派观点，在西方历史上呈现这样一个过程——强调个人信仰自由 的位格说，肯定了来自圣经和保罗的个人融合集体论；这个集体论的特色就是，以个人服从加尔文的严酷原则为唯一标准，他是实行类似教皇排异运动之排异运动之 魁首，主持对此间反对派先烧书，后烧人的野蛮和魔鬼之道——“在旧约的神政之后，在这里，在日内瓦，重新出现的不是一个神圣的人，而是神圣的人民；国家和 教会的目标不再是个体的神圣性，而是集体的神圣性”（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个（卡尔文）教廷杀戮论，导致类似德意志民族的反拨，产生个别民族和罗马教廷 之间的龃龉和背离——而反对教皇的路德派则成为不自觉农民起义意志的旗帜；于是，路德和加尔文开始与政权一道镇压农民起义，杀死闵采尔，实行政教合一的教 廷和皇帝双向统治——这个农民起义的指向则为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到奠基作用。

 

 

这个逻辑的延伸就是，宗教的罗马中心一 旦式微，道统和政统发生分崩离析的革命效应；不但出现闵采尔而且出现尼采——俄国的尼采就是舍斯托夫，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坚持上帝的无理性认知；而尼采干 脆将基督钉死在他所谓千年疯人院之耻辱柱上——随后，列宁的无神论革命将舍斯托夫和尼采并用无二，产生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无理性和超人——极权克力司马之伪 基督杀戮。这个杀戮，在西方人看来似乎违背了人权的基本底线；但是，这个不服从者即为“稗子”和“不存在人类”（见保罗言论），即可烧死之宗教道德论和死 亡论，却并非始于那个列宁或者其他魔鬼，而是直接肇始于西方宗教改革。俄罗斯人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就在其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名著里，有所记述和分析。他所援 引的加尔文迫害异端的“文革”和“纳粹”手法令人汗颜，却是事实——这个历史，就是后来毛和希特勒先烧书，后烧人的历史悲剧。其中，人们不可不记得的被烧 之人的名字之一，就是塞尔维特。塞尔维特成为十月革命前和后来一切宗教覆灭之革命的、也许是第一个最重要受难者——他的主要罪责，就是因他指责了改宗派加 尔文。我们引证梅列日科夫斯基如下——

 

 

“断头台上的大锄刀是在塞尔维特火刑柴堆上锻造出来的。”

 

 

“‘稗子’，‘魔鬼的儿子们’，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人要像火中麦草那样焚烧；他们焚烧之时，‘上帝的儿子们’，都将得救。”（保罗的话——自立注）

 

 

梅列说，“加尔文把国家和教会联合了起来，或者可以说他想要把他们联合起来。但是，他是否知道，这二者是不能联合的呢？国家在教会中消解，正如冰在火中你要；教会会在国家中熄灭，正如火在水中那样。……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的任何尝试在历史上都一定不可能的。”

 

 

“这时候刽子手到来，拉住塞尔维特的手，把他引向火刑柴堆。底下是冷杉和松木干柴，上面放了还有绿叶的橡树树枝。雨已经停了，但是湿淋淋的树枝不能很快烧起来。……‘不要折磨我太长时间吧，’塞尔维特对刽子手说。

 

 

“那刽子手把他拉上柴堆，让他站在小木凳上，用铁链把他捆在柱子上，又用绳子在他脖子上缠了四五圈；那刽子手在他头上放置了一个撒满硫磺的橡树树枝，把《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塞著）绑在他胸膛上，又把他论三位一体的著作当作引火柴挂在他脖子上，准备用它来引火。

 

 

“下面的柴薪点燃，但是放在上面的湿树枝发出的烟雾压灭了火焰。看到这种情况，民众中有些人就拾起捆捆干柴投到火里，以求缩短塞尔维特的痛苦。”

 

 

接受类似死刑的受难者很多——

 

 

日内瓦（加尔文统治的教区）成了悲哀之城；但丁笔下的地狱。“密探们从加尔文布道的讲坛上站起来，观察听众听讲的动态。有两个人被捕，是因为看到一个人打瞌睡从凳子上摔下来时咧嘴笑了一下；另外两个人是因为吸鼻烟。”

 

 

很对人因言治罪。一个说了不该把教会挂在加尔文裤腰上；一个说了原罪不是魔鬼是人自己的。

 

 

一个差点被处死的老妇，“因为她过度地盯着望了一眼加尔文。

 

 

一个不愿意再祷告的人被流放。

 

 

“ 有两个儿童，因为在教堂前院吃了两个佛罗林的蛋糕而遭受荆条抽打，还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打了他妈妈一拳，险些被斩首。有些人因为吃的东西超过法律规定的两盘 （一盘肉和一盘蔬菜）而被捕。人们被捕入狱，还因为阅读《阿玛迪斯》，因为穿流行样式的鞋和短袖衫，因为扎上了上帝‘十分厌恶’的‘发辫’，因为斜眼瞥了 一下一个法国流亡者（加尔文是法国人——自立注），因为跳过舞，或者观看过别人跳舞。有一个农夫被捕，是因为他说自己的几头牛懒，‘有犄角’，也就是说， 是‘魔鬼’，却不知道加尔文曾经十分权威地声明过‘人比畜生还坏’。”

 

 

“跟魔鬼一起进地狱也比跟加尔文一起进天堂 好！”这就是日内瓦人当时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发展就是：人们上天堂的欲望，将人带入地狱——阿克顿这样总结。（极须注意的是，当这个圣徒和魔鬼死亡的时 候，人们顶礼膜拜之，下葬之，歌颂之；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个人绑架了他们，又释放出使之得救的大救星信息——在所有极权混蛋死亡的时候，都出现类似的状 况。人们到了日内瓦（含笔者），都要观摩和瞻仰日内瓦大学区（加尔文创建）且对这个妄人的塑像，久久凝望。这就是：斯得哥尔摩综合症……）

 

 

注： 所引书籍含，托尔斯泰《我的忏悔》，陀斯妥耶夫斯基《鬼》，梅列日科夫斯基《路德与卡尔文》，索洛维耶夫《俄罗斯与欧洲》，舍斯托夫《以头撞墙》，别尔嘉 耶夫《自由的哲学》，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董晓 《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金雁文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圣经－新、旧约全书》，影片《苏维埃故事》，影片《敌人的敌人》，等等。

读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一卷

   

   一

       笔者在1986年，曾经译介过西方报纸对于索尔仁尼琴《红轮》这本大书的评论。时隔20多年，现在，在京可以买到《红轮》。此乃读书界一件大事。虽然只出版了此书20卷的第一卷（上、中、下），但是，读之依然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伟大俄罗斯作家关于天、地、人的浩然长问；为天有眼啊，为神有灵啊，难道只是天苍苍兮上无缘！举头仰望兮空云烟！天地人，本来就是世界本体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索尔仁尼琴继承了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传统，以一个俄罗斯文学家和历史家的眼光和心灵，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就是天地人三部曲的成书结构；这个三步曲式，第一个是读解历史中的天道与地道；再一个，是读解人文的革命改革；最后一个，是读解陀氏行文风格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启示。他继续了这个天问人道。只是，其所谓俄罗斯价值论，甚至超越了普世价值论，形成和俄罗斯思想和思想家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思想民族性和俄罗斯弥赛亚风格。其中，主要呈现的赋格曲，也和文学界所有伟大赋格一样，抬头望天而低头眷顾于大地苍生；他的赋格的具体内涵，不止是诗歌和文学的烂漫驰骋和想像，而是直接涉入红轮碾过后俄罗斯天地涂炭的血光之色。其叙述与剖析犹如滚雷划过十九世纪和20世纪那段残酷而残暴的历史，令人错愕惊诧。该书提问的具体方式是：革命暴力之索非娅和扎苏利奇方式；绝对不是列宁的方式，和斯托雷平以一人之身全力抗争的改革方式与和平方式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互补和赋格？

   

      俄国历史是不是最终会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抵消恐怖主义之涅恰耶夫和列宁的革命，是不是只要遵循赋格复调的对话而不是独白的民主，就能不单成就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之大业，也能成就俄罗斯进步之梦想。答案却是完全相反的。巡神派的天道说，被世俗革命之暴力取代，是因为他们不能付诸建立地上天国之行动——而建立社会主义天堂的革命，却只能杀死上帝。早在《群魔》（抑或译成《鬼》）之伟大设问中，老陀就此二律悖反提出了后来由巴赫金总结的赋格曲：革命，还是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方面，陀氏因为参加革命而遭流放，一方面，他坦诚，十年流放，对于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于是，群魔所示的圣经中人被魔鬼附体而像猪一样陷入泥潭的说法，成为世纪之谈，永久获得了他的哲学和文学的意义。这个赋格风格，在《红轮》中，完全继承。我们看到，索氏提供的、列宁站在一人高之火车红色车轮旁，准备启动他的革命论，成为该书的命题象征——也就是，列宁狂喜于战争的爆发，在1914年前后；他要一改战前他所陷入的扃困无聊和绝望，用它蜥蜴般的毒辣和狡诈，利用战争，以其一条所谓“金色蜥蜴”（索氏语）之身，咬死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列宁成功了。这个水果就是恶果的逻辑，此前，呈现于索氏关注的暴力和改革的争执之中。他的所谓复调风格，正是在考察索非亚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主导动机的时候蔚然形成而展示于后人的。也就是说，当斯托雷平千方百计要为沙皇的政府施行被俄国杜马搞得颠三倒四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附和暴力的作乱），斯氏就像那个德国的俾斯麦一样，似乎要以其铁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政党之上——他试想实现的土地私有化和君主立宪之理想，最后被两颗枪弹结束。

   

    这样，索氏以其对斯托雷平巨大的好感和严格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俄罗斯俾斯麦的功德举止，他在盛赞了贵族女子如索非娅等人的极度高贵的献身精神以后，将此话题引向斯托雷平。这样，男性化的阴柔和女性化的刚烈，双双形成那个时期的伟大俄罗斯精神。人们赞扬的并不是暴力和牺牲，而是那种革命家，恐怖者和贵族女性的高贵，纯洁和无私。他们/她们是俄罗斯精神和品德的榜样。人们无权指责任何历史上献身于暴力革命的女性或者男性，因为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人类净化世界的悲剧人物——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无权指责中国历史上反抗暴政的战斗英雄；同理，他们是中国文化中不可褫夺的一部分。这是赋格之一面织体——另外一面织体，就是暴力本身带来的无政府和作乱状态。这里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局面，业已变得毫无权威性，毫无秩序和道德。一切，因为暴力女性鲜花般的殒灭而更加显得魅力无穷。在此鲜花包围中，作怀不乱而更见决心者和清醒者，就是这个斯托雷平。索尔仁尼琴几乎放弃了他的复调和“对话”平台，而以托尔斯泰的“独白”和统率（叙述）方式，对斯托雷平的做法给予了历史和后历史的肯定。这里暂且说出几个要点，以做提示（待后文引证）。一个是，杜马在结合社会暴力方面，起到完全破坏政府的作用。他们的议会，和街头巷尾的破坏活动首尾相接，层出不穷。杜马，成为分裂俄国的、几乎是抵制改革的存在。（但是，请注意，就像俾斯麦有时候解散议会一样，这里，斯托雷平解散杜马的意志也并非诋毁这个政体，而是出于某种行政的困难——这和列宁完全否定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彻底消灭议会体制，迥然不同。）二，所以，斯氏主张的非社会主义革命之改革，遭到左右两面的诋毁和反对——这主要涉及他的改革系列——而改革系列之首要，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村社制度及其历史，前景。这个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倡议，同样遭到左右两面的夹击。三，按照俄罗斯派和赫尔岑诸人物的看法，村社主义，可以是俄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捷径——后来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成为后来列宁主义世界成功的前奏——而恩格斯所谓对于赫尔岑的批判，则是从两面加以呼应：1，村社具备公有制度之性质，但是，2，资本主义业已全面包围了村社；如果不能施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村社制度自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见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3，斯氏的改革，包涵的村社废弃主张，本身带有一般性自由和民主之主张——这些主张，包涵了他的关于发挥和继承村社地方自治概念的政治动机——他的眼光，甚至关注到美国地方自治的民主政体性质。我们在伯克和美国几大先贤之“联邦党人文集”中，皆看到这样的自治主义之主张乃及实行情形。所以，斯托雷平并非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派或者西方派人士，其独立思考放眼西方的性质和他强壮的体魄产生内在的严重的一致性，是让索氏极度看好的地方。4，在关于村社性质的课题上，社会主义者如恩格斯、赫尔岑这样一些人，以为村社是天然浑成之集体所有制度之范畴和模型——他们忘记了基本一点，村社是自然经济的人员组合和经济实体；和后来社会主义、由一个政权从上而下统治之新村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如果恩格斯和赫尔岑认为，中国和苏联以后之“村社”也是俄罗斯村社的翻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错误在于，赫尔岑的俄罗斯村社和恩格斯所谓原始公有制度模型，与其说是政治上层的统治模式，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蜜蜂组合，更为贴切；反之亦然。我们知道，如果看待村社制度，主张他的公有制集体性质，那么，就要有一个严格甚至苛刻的前提，那就是，村社不受中央政府干预，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索氏强调斯氏观点：你只有承认他人的财产，你自己的财产才获得承认）——土地；土地就是感情（施本革勒语），这个说法亦适用于俄国——土地的集体性质很像一种标准的共有制而既非私有也非公有（我们所谓西方自由市式的管理和统治，其实也带这种特点——自由市，不是社会主义的雏形而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雏形——但是，他的小集团性质也是非纯粹个体的：“市”，亦为“集体”；个体之载体；）这个集体所有制度中的个人性质，土地“私人”的性质，是集体的前提，而非相反。

   

    所以，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卢梭主义（普遍意志），专制主义（之一部分），并不是村社主义的自然走向，而是她走向极度扭曲背叛和辱没之歧途。这一点，无论在马、恩还，是在赫氏那里，完全被看走了眼！5，索氏此书说，在“领带”（隐含绞索之意——斯托雷平绞索）统治的十几年来，俄罗斯暴力主义逐渐被控制，被消解，世道和平，人民居安。只是战争打破了沉寂和秩序。虽然，斯氏的改革并未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并非改变，是在说明了反对斯氏之力量的逐渐形成。他们还是利用了斯氏看到过的政府无能，议会反制，百姓作乱并未受到根本的遏止和改善，而被恐怖主义加以煽动和利用。所以，在战争出现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而且是向恶劣的方向改变——也就是向着列宁这条蜥蜴狂喜于战事的爆发之方向改变。于是，俄罗斯课题，走向了世界化和世界大战的漩涡。站在漩涡中心的、业已不是稳住大局的斯托雷平，而是搅乱天地的列宁——也就是说，稳住过大局，拿捏过均衡和制止过吞并的俾斯麦，死了，所以，出现了希特勒——而战争给中共以机会，也是道出于兹。按照列宁的说法，1905年起义是没有世界因素的，现在，这个世界因素出现了。《红轮》在第一卷里充分描写了列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心理和外貌。其间，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令人激赏。在细节大师的笔下，历史融入文学，体现了高于政治的人文关怀；其文本大开大合，确不是痘饤琐考之辈可拟可比（亦见下引）。

   

    是的，索氏提及的、关于蜥蜴的意志策略和阴谋论，并未像当时坊间（甚至像中国文人记者，如胡政之的同步报道）披露的那样翔实；如，列宁领取德皇威廉千金以往，前来施行他的颠覆革命、颠覆俄罗斯克伦斯基政府；而后再出卖俄国于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中——这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爱国贼相反相成，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西洋景。暴力主张，从涅恰耶夫泥潭主义开始，而后发展到列宁的四两拨千斤！全部关键课题尽含其中。这里也可以聊分几点。1，村社主义之争，在恩格斯批判赫尔岑主义的时候，依然强调资本在全世界的崩溃之前提，而在他们首鼠两端的策略运用中，一旦出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就形成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说，毛的第三世界论，等等（加上波而布特和格瓦拉们的实践）。所以，俄罗斯人争执村社主义的内涵业已改变，扩大和扭曲。2，战争是内政之持续，抑或，战争是外交的持续之说法，现在，改观成为内政可以是战争的持续，外交可以是战争之持续这些说法的悖拗，颠倒和扭曲。列宁和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观点，现在演变成为世界红轮及其碾压的轨迹。正像美国人一度支持列宁一样，美国人也企图支持中共，于1940年代末叶——于是，在另外一个文本里，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对此大加抨击和批判——一要强调俄罗斯价值，再要强调革命资本共同性之特征——而在红轮里，他只是抨击了受西方支持者列宁，没有更多笔墨言及支持者。3，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走向。1905年的日本和1917年的德国，成为俄罗斯两次起义的外部条件。双头鹰面在西方的雄视下转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含斯大林模式）。4，面对“第三罗马”之莫斯科抑或彼得堡，仇视西方的精神层面，现在，转变成为现实层面。列宁可以帮助威廉推翻克伦斯基，也可以直接推翻德国政府——如果不是魏玛政治家阿伯特制衡了德国左右两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会义无反顾地施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后来被斯大林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是西德）。于是，如何对待西方价值论和如何对待普世价值论，这里，出现了分歧和论战。这个论战，现在（眼下）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中、俄两国不伦不类的“另类结盟”为契机，重新出现在世界，以反对美欧价值乃及其政治体系，等等。5，这样我们须从西方的革命和体制双向轨迹来验证反对西方的俄国革命派，是不是会最后一笑且笑到最后——是的，他们没有笑到最后。西方革命之出发点，一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她不是建立在卢梭普遍意志的革命基础上，恰恰相反，即便是残暴的法国革命，也是事出多头，轮流坐庄，逐个杀戮；这个意思就是，即便是丹东抑或罗伯斯庇尔，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从来没有形成统合全法国为一党一派之全能－极权主义革命和独裁（即便是在罗伯斯庇尔法制时期）。他们轮流上台，再被轮流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情本身就和苏联与中共革命迥异。那是一个斯大林，一个毛，一个波尔布特杀死全民的革命。无论共和也好，皇帝（从波拿巴到拿破仑）也罢，都实行不了后来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元化杀戮——自上而下的杀戮（含思想者死——拿破仑也没有杀死斯达尔夫人——只是杀死了安关公爵；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政客）；一个人的意志杀死全民和全民人人反对人人，是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皇权，共和之西方特色和东方杀戮主义之不同。反共和的人民国“共和”，不是共和，是独裁，这是判断的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共和之政治经济的解读迥异。法国革命的多架马车之死本身，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虽然这是杀戮时期的自由，也是自由之反——这个赋格；换言之，即便是断头台时期，法国也不缺少自由。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种历史；他是西方学的重要东方参考，反之亦然。这是（自由）革命和（极权）革命之间的极大不同。6，在历史上左派崛起的原理，完全在于右派体制上的缺陷。这个历史远起希腊民主——如，民主的多数杀死苏格拉底——近至1957年匈牙利事件等；美、苏为了维持苏联方面的“有限主权论”，放弃了对于纳吉的支持；加上美国对于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绥靖主义政策，导致后冷战时期价值论和政治论陷入朦胧状态；中国官方将此局面称之为“非政治化”政治——其实，中共在一切领域施行的是泛政治化，而要求美国施行非政治化。此举极其荒唐。7，左派崛起，正是因为右派在很多领域中不能解释和维护现实正义。索氏提到的赫尔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潮和体制之历史，现在看来，业已脉络清楚，不难厘清。主要的线索可以大致三分。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索氏和很多作家业已直接将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同）。这里主要涉及英国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德比内阁（含主要政治家迪斯累里），被迫认可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再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争取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带来的体制分梳说（中国人滑稽地提出过，要施行欧美民主和苏联经济模式，于40年代）。8，最后，就是革命两分法；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和兴衰沉浮带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评介——也就是，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等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含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产生之区别、之意义——也就是，革命两面性的判别：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其纳入民主普世价值系列——一个是列宁式革命，它导致人类灭绝和文化灭绝。9，所以，索氏面对的“红轮”时期，也就是，赫尔岑的伟大著作涉及的“往事与随想”，揭示了他们和我们夹杂在专制主义误读和极权主义选择时期的两难处境。这些处境，是在暴力和改革的互相选择中胜败两处的。红轮作者倾向的改革路线和赫尔岑提出的左派批判，地下室革命和反皇权斗争，对于后来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示范，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中、俄命运之共同体；值得我们反思。

二

   

   

    “红轮”之前是“红死”；这是一个说法。“红死”——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彼得大帝处死基督屠惨烈场面的命名——他是改革对于天道的反叛（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与反基督》）。这个反叛带来的道德沦丧，促使后来的巡神派人物企望力挽狂澜于既倒，给予耶稣，准确讲，是俄罗斯上帝，还以一个说法。这样，道德本体论在此岔道上引来两个“替天行道”者；一个是巡神派基督王国的鼓吹者；再一个，是取缔天道，代以魔道的无神论革命派，列宁主义——其间，所有改革者，在天道与人道方面处于比较正面却低调的位置，这就是斯托雷平等人的反对红死和红轮的实践和说道。于是我们发现，革命，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他们的政统都是要改变上帝，代替上帝；而改革者，往往是追随原有上帝而处理世俗事务。这是避免红死的一个比较好些的政治处理；但是，其弱点在于，这个没有上帝指令的改革，很容易被世俗中的机会主义者所篡夺和曲解，成为他们改天换地的障碍。这是很多历史篇页呈现的悲剧、荒诞剧的篇章；比如，斯托雷平就说，他要制定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宗教信仰的政策”。这是非常准确的宗教、人文两分法。可惜，懂得这个俄罗斯政教分离者，极其罕见。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至少也是先知（见托尔斯泰电影《最后一站》）——处死自己儿子的彼得大帝的改革道德，正是因为他的红死，成为魔鬼的替身或者本身；他的经济政治强大，因为附身于道德的渺小，而为伟大俄罗斯人所诟病。这样一来，红轮碾过之处，首要任务就是：第一处死上帝，第二处死皇上。他们的弑君屠民道德，成为俄国人七十年后必然（体制）死亡的一大段前奏曲。是的，我们所说的赋格曲是这样组成的。他的主导动机在左手上是天道，在右手上是人道。这本来就是赋格的基本结构。但是，其间发生很多异化。赋格，在巴赫那里，是上帝在人们心里——在保尔。策兰那里，就是魔鬼妖舞，肉体消灭；天地之间，不再是心灵行走之地，而是魔鬼应许之地。这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复调结构。

   

    于是，夹缝在这两个年代的俄罗斯“红轮”时期，究竟是什么政治结构呢？我们说，他是后一种结构的前奏——就像加尔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几乎成为烧人、烧书的魔鬼一样，赋格的潜在结构，其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复调和组成——《红轮》“承前启后”，演绎了道德和人类的大毁灭，大拯救，成为这个赋格文本的负面再现；亦成为20世纪大屠杀的表率；也就是伪基督的所谓二次降临。若说，天道人道之间的赋格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索氏书中则存在着一个较小的赋格，就是我们所谓赋格中的赋格。这个赋格虽然显示对于世俗事务的处理，但是，其实，她依然是人类仰望星空的一种间接表达。这个区隔之大致存在就是，改革者要面临他的左、右手和声处理的难题；这个革命练习曲往往和暴力和非暴力，鲜花和大炮形成一种对峙和渗透的结果。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面对暴力的恐怖主义、索非娅和同样恐怖主义的列宁——同时，他祈祷上帝和沙皇的秩序可以做成和平之改革。不幸，小赋格变成了一个戏谑曲。一切崇高和正义咏叹调变成匪徒和投机者的丑角杂耍；佞臣和玩偶活崩乱跳，而人民，却在几乎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革命中“人人反对人人”。此间的逻辑表现是，如果圣徒们和知识分子们不再汲取乃至排斥西方式的政治组合，走上一条或者到农村去串连革命，或者躲进教会和书斋里，空论“巡神”，那么，这个假赋格自必引进消灭真赋格的单一单一结构和意志，做成一种有违伟大文化的小调；这个下流小调，就是毁灭消极自由和消极崇高的无耻的积极革命说和机会主义——当机会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时候，他的理想不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对此的解构；这个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一样，存在多种调性和织体、节奏和旋律，这种革命只有一个猪一样的呻吟和叫嚣，其单调和丑陋，势必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个东西，就是列宁这个鞑靼人的审丑“单响乐”。

   

    如果从列宁主义入手，分析这段历史，并不能巧妙绍述这段历史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俄罗斯人的两级化分梳；一个，是1905年后“路标派”的空谈，一个，是在此之前业已采取行动的活动家和革命者之暴力。我们说，那时，虽然，业已存在马克思，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存在列宁，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米留科夫和斯徒卢威……，但是，主要的历史角色是涅恰耶夫——而后，就是列宁。当涅恰耶夫成为俄罗斯“单响乐”的主旋律，其表达的观念和意志，几乎成为历史主宰而消解了所有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精神——虽然，老陀还在浅吟低唱他的革命和反革命赋格于一身——托翁还在高唱呼喊他的反对私有制和建立地上天国（他成为革命派反对虚伪道德的首要打击目标——固然，他可以最后献出全部所谓私有财产，沦落他乡。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者的忘我和杀他，成为新人、新道德身体力行之榜样。于是，为了凸现和对称于后页绍述的改革，索氏对此几乎所有暴力革命者、暗杀英雄实行历史表彰和名氏列表。我们看到这个庞大表格散发的一种俄罗斯贵族兼革命者的独特气味；这是为了表现赋格总谱的上面的部分、还是下面的部分呢？（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些贵族女杰的托底和“帮衬”，俄罗斯交响乐是无法引进斯托雷平和列宁的——虽然出现列宁，对于索非娅而言，仍是一个回旋曲式；但是，本质业有不同。）当20世纪中叶，戴高乐在巴黎宣布不能镇压当代的伏尔泰（萨特等）的时候，民主的无敌人状态傲然凸现——这个滑稽的法治典型，也在百多年以前的俄国，上演戏剧性一幕：“俄国恐怖刺杀的逼租”薇拉。扎苏利奇，因为法庭当廷宣布她刺杀行为无罪，为历史留下奇特的一笔。这个薇拉事件的法庭辩护词是这样说的，“俄国之所以伟大，未必是由鞭刑促成的！国家犯罪，只是证明我们需要尽快地提倡国家革命学说。不能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动机视而不见，这是一次真诚而高贵的情感宣泄，是革命情感的崩发！这是一次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跃，薇拉不需要杀死特列波夫，而是让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们的判决又在受重创的人再加上一些痛苦！”（《红轮》下同）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辩护律师的话获得满堂喝彩，连大法官都投以掌声，陪审团宣告薇拉‘无罪释放’！”民众为此欢呼雀跃。

   

    这样，失去以制度为敌——因为制度和法庭宣告她可以刺杀——这个恐怖理想者得了忧郁症，在日内瓦郁郁而终。可是，索非娅。佩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就没有这样顺利了。这个同样的高贵与残暴者，也是贵族出身。在索氏笔下，她的暴力倾向和孤僻，矜持（对男人），冷酷这样一些性格组合吻合。她和薇拉为涅恰耶夫工作一样，为克鲁泡特金工作，帮助他出逃。同样是理想主义结合了革命观念。“梦想发动社会主义起义，希望专制制度和罗曼诺仆夫王朝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灭亡。”请注意，除去这样一些一般性革命理想外，索氏提出了重要补充，“她本人是在有意识地勇敢献身和努力实现当女皇的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总而言之，索氏这样总结，没有个人私产和意志的革命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一种追求，那就是革命。”索非娅24岁就开始了这种无私革命。最后，这个“刺沙皇的女人”被沙皇绞死了。这些女人感动了屠格涅夫，他写道，“圣洁的妇女，快登场吧！”这些圣洁女人被《红轮》一书记载——她们是：薇拉。扎苏利奇，索非娅。佩，菲格纳，伊万诺夫斯卡娅，采布里科娃，朵拉。布里连科，玛丽娅。斯皮里多娃，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热尼娅。格丽格多维奇（“又是一位将军的千金”），娜塔莎。索利莫娃，丹娘。列昂季耶娃（“已被选为皇后的宫廷女官”），……。就是这样一个女权队伍，写出了男性自觉汗颜的暴力抗争历史——但是，索氏转辟一章，就刺杀斯托雷平的男人柏格罗夫，另花笔墨，精雕细刻。这个柏格罗夫的并不简单的观念是，“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了，俄国既没有像前一年爆发武装起义，也没有引发罢工，革命偃旗息鼓，硝烟尽散。这场原本可以胜利的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这个勇敢者同样看到，“即便这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真的意外获得胜利，他们也组件不成铁的革命队伍；即便柏格罗夫真的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专制制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群恶棍除去掠夺财产外，别无他求，胜利之后，他们也是毁掉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祸首。”（这样，这个柏格罗夫就变成不能下贼船的、中国式瞿秋白一样的革命者和“多余的人”）；因为他看到党人之祸，却为自己找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党的纪律，无政府学说允许成员根据个人意愿自行选择行动路线。”于是，参加或者不参加革命，成为这位有效刺杀者的小小赋格。至于细节和观点，柏格罗夫说，“如果处死尼古拉二世，那将发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会为斯托雷平进行大屠杀。至于说到尼古拉，他不过是斯托雷平手中的玩偶。”这位勇士如是说。这个说法，为读者转入柏格罗夫与斯托雷平的对位找到些许根据——很明显，这个对位是粗糙和龃龉的，既不是和声（和谐——这是克鲁泡特金抨击政府的靶子）复调，赋格，也不是俄罗斯美幻绝伦的交响乐，现在，他的出现，比较斯特拉文斯基的节奏变换和声响尖利，更加噪音四起，震耳欲聋。这个小赋格的政治艺术，就这样被索氏、先是对女杰和柏格罗夫的讴歌，再是对斯氏的“平反”，很是恰当和巧妙地组合起来——当然，就像老陀并不认可他小说中的革命派和自由派观念一样（他甚至可以做到文学家的中立）；说索氏要为哪些人辩护，扎苏利奇，还是斯托雷平，按照巴赫金主义，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索氏对于斯托雷平的偏好和维护；虽然，他因此有违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主义。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近再现这位俄国俾斯麦的篇章了。

   

   

   三

   

   

    关于斯托雷平的俄罗斯赋格曲在照样演奏——他甚至影响到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改革的争执；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争执和关于体制和革命的争执，并未完成。我们看到，斯托雷平改革和不满意改革的农民暴动起义的数据记载；也看到改革如何让列宁们看到改革消解革命的所谓黯淡前景。改革和革命的赋格潜在于整个俄国——但是，改革因为不能解释政治上“正确”，社会上“不正确”的矛盾，使得革命（在战争的引发和诱导下）有机可趁。1905年以来的所有思索，总结和反馈，终于以一种负面的反改革和搞革命的结果，以1917年的爆发，呈现给俄罗斯人。这个结果的灾难性质，又过去70年，被重新扳了回来。俄罗斯国家国体和政体正向一个明确又模糊的价值和路径挺进。于是，和所有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红轮》对于这段历史采纳的或许是中立，或许不是中立的立场，成为整个俄罗斯赋格曲的一部分，而并非呈现、抑或只是呈现索尔仁尼琴的复调织体——因为，他在文本中，明显站在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主张一种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暴风雨暂时停息的状态——虽然，暴风雨不是停歇了，而是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这样，人们就跨越历史（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疑问：改革，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和灾难。回答“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索氏的改革呈现的社会不公和掠夺性质，才导致革命发生——回答“不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改革并未完全镇压革命，才带来对于改革的颠覆。（我们中国人，现在，依然被这个回旋曲所困扰；提出的问题极其类似：邓改革，终究是要走出一条道路，还是要把整个中国撞死在改革之墻上！）这里，改革引发的系列课题中，以我们中国式说法归结为，政治改革是不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抑或相反；社会革命，是不是改革导致的权利－权利博弈和存废的结果；改革的正确性质是不是要造就后殖民主义西方政权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对于中国极权主义的勾结和同谋。于是，最后，中国改革的极权主义政府前提和俄罗斯改革的沙皇专制主义政权前提，是不是可以混淆和抹平，从而根本对此不加以甄别和区隔。我们说，无论如何，沙皇的专制主义，上到彼得，叶卡捷林娜，下到尼古拉，他们难道是列宁斯大林甚至毛式统治者，享有列宁毛式极权文化和无文化吗？这是很少为人关注的基本之改革与虚拟之改革的迥异。排除和回避了这个区别，历史的脉络将永久模糊和扭曲，不得解释和还原。我们的意思是，斯托雷平的专制主义政权改革和邓式改革之迥异，在于，一个是专制的改革，一个是极权的改革；不可混淆，无法等同。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识别，我们看到，索氏笔下之所以为改革和“领带”辩护，全部出发点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皇权之下的革命和改革都可能成为历史正面遗产，而极权主义救党救政权的任何修补，最后导致的，只是这个政权中人继续掌控和劫掠国家财富，并以外国利益、外国国家利益，为其双向出发点。这一点，在列宁这个间谍的卖国观念中就合了他们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和相对真理论，而彻彻底底地消灭了真理。这是我们阅读《红轮》可以看到的现在。回到原本，这个改革的过程，牵涉到对于民主和议会，这个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判断——这在书中记载为斯托雷平和维特之间的龃龉和对抗；政府，内政大臣和议会的对抗；俾斯麦式的宰相和议员的对抗，等等。但是，我们说过，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的说法，并不止于言辞，而在于俾斯麦认可西方政治游戏规则的基本存在——这也是斯氏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所谓“斯托雷平的绞索”（“领带”）说，索氏是这样评述的；述的方面是，“俄国与基督教保持了许多世纪的联系，对俄国历史的专一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对抗。”评的方面更多，（在一次议会辩论上——6月3日政变后）“ 我们的改革，为使其具有生命力，应该从俄罗斯民族汲取力量，拥有土地的下层居民一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只要俄国存在，俄国的全体女儿就要努力保卫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政权”；他把议会叫做：“异国的花朵”；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说，“‘俄国根本没有历史，最好不要谈历史。整整1000年间，正由于专制制度，俄国没有培养个人，没有个人便没有历史’。”罗氏说，恰恰个人权力是被国家破坏的——“罗季切夫是否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演讲成为经典式的演说，又没有饱含着他的立宪民主党的暴怒之情呢？他又得寸进尺，继而谈到战时军事法庭，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引经据典，摘引经典警句，以及对他的贪得无厌政党那份专注感情也不至于驱使他用手拉紧他脖子的扣绊，叫他‘斯托雷平的领带’（换个名叫‘穆夫约夫衣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依然不能载入史册，留名千古。”索氏继续写到，“性格的力量，在一年半之前俄国根本无人知晓，这种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斯托雷平一直流到议会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的话，请求斯托雷平的宽恕。这是15次议会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1906年俄国政府宣传斯托雷平农民享地政策时，“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决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杜马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啻是立法机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但是那时候庄稼尚未到收割期。）这就是俄罗斯特色的权力分立之现状（当时状态）；虽然，我们并未看到索尔仁尼琴涉及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援引——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一步到位地宣示和饯行所有的洛克，孟德斯鸠，私有制和三权分立——但是，在索氏回顾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中，西方私有制普世价值正在凸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中国在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们并不得西方普世价值之门径而入——系列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搅成一个酱缸。这样的厘清，并不困难。我们看到，《红轮》是这样排列这些基本价值的：1，自治概念。“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受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争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请注意，历史和事实的逻辑是，沙皇要斯托雷平实施的改革的内容，具备所谓正常政治体制的设计和预估——这本当是革命派和民主派议员的愿景；但是，他们却因为要施行另外的废皇主义革命，从而有意延宕了这个改革——将他指向革命和毁灭——于是，十月革命接踵而来。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反改革逻辑。）

   

    2，私有制土地和产权概念（并且涉及了他们在20世纪初叶争执的内在和外在自由拯救和出路问题；也就是反驳了巡神派的所谓灵魂超度之空言泛论！）索氏说，“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和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互相挚肘，都受约束，难道就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足够份额土地，以使他们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们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他又说，“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得到方方面面人士的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最理想的土地公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俄国可以超越式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说之源。）但是，农村村社的俄罗斯朦胧诗并不能排斥土地私有制的基本观念和普世价值。“……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里灵，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的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基本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是什么？就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几个小伙，一个姑娘就可以煽动几百人造反的俄国，土地私有化，分田给农民，可以对付任何破坏活动。斯氏这样认为。书载“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额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远见卓识。（以下是俾斯麦式的评价和证明——自立）它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国的赤忱，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居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能力。他剪除身边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1910年，“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200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开始了他的移民政策实施，“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

   

    3，结社自由等。此前，俄国处在革命爆发，改革未行，革命尚未完成这种状态里。这时候，出版结社言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就为如何估价那时候的自由，给出一个判断；而索尔仁尼琴对此不以为然——他以讽刺的笔触勾画了这副图景——这是一个俄国特色和俄国悖论与欧式价值之间的悖拗。他说，各种团体自由活动；不求合法地位；出版极度自由，不必经过政府核准；大学隐藏着仓库，武器，实验室和革命组织执行局；法庭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革命者肆无忌惮，从外国运回武器，煽动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地方政权摇摇欲坠。“恐怖战胜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400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工厂正在举办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畜生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和牡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拚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砸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的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省长对此无能为力；而牧师参加了打劫；军人也在和学生一起示威……这就是俄国的自由——这是索氏之所以提出俄国俾斯麦的前景图面。可是，斯氏死后，战争和这种图面死灰复燃，形成本来就乱而如今更加革命烈焰汹汹涌动、致使全国崩溃之结局。这个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宁的革命加叛国。

 四

   

   

    是的，我们回过头来稍稍评析这些价值和价值异化。这些正确价值需要有效的路径倚靠而体系之，实现之，否则就是一场空谈。这就包括国内策略和国际战略的运用。可惜，因为俄罗斯参加所谓世界殖民体系的重新划定而导致内政从改革走向混乱，民粹和暴动——和所有后期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俄国不能幸免于这个并不正确的改革＋侵略（这在我们多次言及的西方老殖民主义那里，叫做民主＋侵略；两个促成社会主义的战争，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口号是，把战争转变成为革命；一个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毛的策略是针对国府，消极抗日，积极备战）——于是，命运转向，时运始悖——出现了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列宁式狂喜——这个狂喜的无耻性和无道性，昭然若揭。（我们看到，内政和外交的赋格，于是在此无耻的机会主义戏谑曲中，击鼓而出，扬旗呐喊，覆盖大地——即便是俄罗斯这样广袤之大地）。一个和马克思一样享尽西方言论和行动自由的痞子和盗贼，开始利用法国，英国和瑞士这样的支点撬动地球。地球，居然被他们撬起了！这不是玩笑，而是20世纪的人类死亡史。列宁是这样抓住时机的。改革带来的社会调整随着斯托雷平之死而死；所谓反革命镇压窒息了社会。双重的失望，对于改革的失望和对于革命的失望，使得流亡者群体出席几乎是犬儒主义倾向。列宁们虽然等待第二次革命，可是“地下工作瘫痪了，工人们像一群群蚂蚁涌出巢穴，纷纷参加工会，加入社会保险，随之地下活动似乎成为过了时的东西，侨居国外成了人人向往的事，……”。是的，这个情形就是改革窒息革命，或者说，改革带来转机和俄国之希望（这个希望和现在流网国外的异议人士，有着不同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国内所谓官方和党内民主派启动政治改革，他们乐见其成，不想，这个虚拟和幻觉最大时限拖延了一种真正的改变）。于是，出现列宁机会主义爪子伸向命运，俄国命运的运作方式——虽然，我们否定这个方式，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共产党人对于时机的把握，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这是列宁们成功的主义和实际的辨正法秘诀。所以，战争出现的时候，列宁们开始兴奋。“这就是战争爆发成了那么好的事情。战争爆发了，这该有多么高兴啊！在那里（指流亡地）所有那些取消派受到了压抑，合法性的意义在急剧下降，而侨居的意义和力量相反在增加！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心又往侨民那边转移了。”故此，索氏分析这个列宁主义的思维方式。索尔仁尼琴说，“当一项紧急任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跟不上了时，所有这些不久前的合作者便令人失望地变得迟钝起来，就像路边地柱子一样落后了，离去了，被遗忘了，有时在新的转折时期突然遇见时已经变成了敌人。”这时候，列宁变老了。“愁眉不展，胡子没刮，两道红褐色的尖尖的的眉毛，忧郁的下巴，他正无望着窗外，不过是斜着眼睛。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娜佳都熟悉。现在不能和他顶嘴，而且一般来说，现在不能向他提任何问题，不能用任何话来打搅他，包括和母亲讲话。现在就这么让他坐着，陷入沉思，在沈默中摆脱所有苦恼……只要经过半小时，他那紧蹙的额头就会舒展看来，那满是皱纹的脸也会熨平开来。”这是对一个革命者意志的考验。

   

    接下来，课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确定下来，开始运作了。除去利用瑞士这个“革命澄水箱”，列宁在等待着，“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这一刻”，“现在这一刻来到了！一只沉重而巨大的轮子，像机车的红轮在转动着，必须让它有力地转动永远不停顿下来。他一次也没有站在群众面前，一次也没有指示群众如何运动，就像这个轮子，自己的这颗转动的心所牵动的那样，是使他们全都转动起来，但是，并不像它现在吸引着他们那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动。”这个方向把握的艺术，简单说来，就是以和平的名义，叫嚣革命的战争——就像我们的共产党叫嚣抗日而转向中国内战。这是大国革命家们方向艺术的把握要诀。不懂这个要诀，也就是不懂列宁主义。“那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毛病的、肮脏的、流着口水的女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取群众奢谈‘争取和平’，甚至‘反对吞并’。所有人觉得这很自然：反对战争，不就意味着‘争取和平’？他们首先应该挨打才是！他们之间谁有眼光看到，有毅力做出这样的伟大决定：不但不阻止战争，而且要推动战争，要把战争引到国内去！”“我们不会直接说，‘我们拥护战争’，但我们就是要拥护战争。”这已经是十分清楚，丧心病狂的人格、心理在列宁身上和盘托出。而其具体策略也并不缺乏。列宁开始实行“德国主义”——“不能像愚蠢的牧师那样在几条战线之间举起手来挥舞袖子。”“应该看到德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去寻找谁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需要寻找谈判的道路，秘密地去查明：如果俄国出现了困难，俄国会不会呼吁和平？德国会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会不会把俄国的革命者置于命运的肆虐下？”这也就是坊间所云之列宁接受德皇金钱的状况。（这样，列宁对于国内一度沮丧而国家再度疯癫的形势信心满满。关于整个俄罗斯命运，被革命赌徒放在了赌桌上。“我们要打掉你的大国气势，要了你的命！……我们要肢解你，使得波兰，使芬兰分离出去！使波罗的海地区分离出去！使乌克兰分离出去！使高加索分离出去！要叫你完蛋才好！”在出行的瞬间，他看见了鹰：“从鹰的飞翔中突然间密切地注视着这只小小的、唯一的。金色的蜥蜴，一颗心突突地跳动起来，随着蜥蜴的出现鹰摔了下来，你在最近的石头缝隙旁抓住了它颤抖的尾巴，把它往后拽，就像拽一条宽带子，就像拽着这样口号的一大幅布：……要变为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啊——欧洲的所有政府都将垮台！！！”

   

    总结这个历史，不需要后人如何反思（反思也是必要的）；和历史做出同步关注者不乏其人。大公报胡政之（当时未在大公报）就对全局之政治、之战争做过评述。他的简单分析是，一，英俄之间和德国之间的对峙；俄国和德国互相利用——德皇威廉第二利用列宁而被反利用之——列宁的欧洲完蛋梦，在德国并未实现——东、西阵营的对峙导致战前（二战以前的苏、美、欧格局。我们看到，胡先生的文字，可以对当事人索氏，做一个东西人物和观念观察的比较。我认为，索氏的观察和胡先生的分析，各得要领，各分千秋；恕引如兹，“‘所以，胡先生一言蔽之，世界战争之因就是开拓殖民地之需要——这是所谓经济学上剩余价值，创造于海外殖民地低端市场之换一种说辞——就是说，德国要接之英国发展海外领地，’宜在亚细亚土耳其一带谋发展，‘’朝有事即可从此方面出波斯湾以略苏伊士运河及埃及，进侵运动颠覆英国之宝库，此皆德人所处心积虑，而英人所万不能堪者。此次世界大战，即以英德争霸为最大内因。‘胡说，奥，法，俄，意’皆受英德称霸而牵引而入漩涡。‘日，美因此加入战争。此为德英关系之大概。英德争霸，俄国关系密切之。俄国’由黑海自由出入于地中海， 在俄国实为生死所关。彼德意志之须收亚细亚土耳其于手中，以胁埃及，以制英国，在俄国亦有同情，是则德须东进，俄利南下，两国之对英正处于同一之地位，而其相互间利害冲突乃不可避免矣。‘为此，’英遂结俄使德孤立，划定波斯范围，承认俄土之关系。‘’土耳其见英国保全该国热心减退也，则益于德昵，德土关系密切， 德在巴尔干益居优势，于是英感印度压迫之危机，俄苦南下发展之障碍，忌妒怨恶之怀蓄之久已，空前大战触机随发，此又英俄德三国世界政策之交叉的冲突也。‘于是德国之战争，着力点就是在与争夺巴尔干，经营亚细亚（ 土耳其），获取波斯湾海权，以胁印度，压倒英国。英于是占领波斯湾，更于法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图截击德军未果。所以，’嗣又分兵于美索波多米亚，一举而陷巴格达，得与北方之俄军相呼应（本来德国让列宁援助该国，反对英国——自立注）。不幸俄国过激派崛起，军队解散，能力全失。 英国对德失一战斗力上之大助力。‘于是，德国唆使乌克兰独立；要支配波罗的海；占有波兰煤矿；……胡先生在此指出，波兰于德是一道’防御堡垒‘，’且可经俄领伸巨掌于我之新甘吉黑等省，筑远东经营之大地盘。然则俄德媾和之关系于世界大局与中国之将来者不亦大欤。方今德俄媾和虽签草约，然过激派政府初非各国所承认，俄国内部之变化，今日尚难预测。‘/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远及天边之事， 而是直接关乎我国今后之命运如何。胡先生如是说，’将来德国在俄占得何等地位，终须待欧战平和会议时确定使德而终胜，则一面得志于俄，益贯彻其经营亚细亚土耳其之大计化，以胁英国之埃及印度；一面复挟战胜之威以临我，我必无幸使德不能大胜耶。/于近东问题，必与英国为妥协之处，而别注全力于东方经营，则我亦无幸于此‘。”

   

    胡先生还说——他直接解释了德国为何没有加入列宁主义的世界战争——“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亚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亚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 胡政之文存》上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 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刘自立 《胡政之的大论政》）

至此，第一卷《红轮》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会在后卷看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记叙，观点和刻画。是的，《红轮》是在文学方式政治学和史学方式之间的间性写作。这样的写作，好处在于，他有时候，可以突破政治写作的“政治正确性”桎梏，将文本和思维引向更为广阔的人性关怀。这也是俄罗斯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永恒不灭之所在。这种写作，并不妨碍谋种政治价值的凸现；但是，和以政治指向为其唯一指向的作品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伟大文学作品”，势必会超越政治范围，提出文学和宗教的更大课题甚至是天地赋格的不可解析的难题——比如，我们在言及二战前后文学作品时，业已看到关于二战盟军轰炸德雷斯顿和苏联红军危害人权于战败国的文学，德国泰坦尼克号的沈默之记叙，皆不能以政治、战争之胜败确为其唯一导向——这个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价值和欧美价值之间的所谓媾和与同谋状态，索氏在其他场合与文本中，也有揭示，在此，不能一 一。（革命，是不是和资本完全冲突呢？从理论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仁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我们的评析，并不能全部牵涉索尔仁尼琴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历史大事件和生活小细节之间的故事脉络和人格再析。因为我们只是撷取这个政治文本的点点滴滴，实属万一于伟大作家。希望有全面抑或专门的文本解析之议论出现。◆

   

   

    

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读《红轮》 

   

   

   索尔仁尼琴的大作《红轮》（第一卷1，2，3）中文版出版了。此书为人们研究俄罗斯改革，革命，战争之历史，提供了极好的视点。第一卷的革命前奏曲包涵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改革的失败和式微，则因为俄罗斯沙皇，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改革人物和改革内容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固然，这并不能完全毁弃改革——可是，顶替改革，转变之为革命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看到这个机会，以其蜥蜴之身（索尔氏语）咬死这头俄罗斯双头鹰；于是，列宁走到前台，斯托雷平乃至维特等改革派被击倒，边缘化和最终消失（含俄罗斯“巡神派”人物和观点被人民忘却）。一直以来呈现模糊状态的俄国历史，开始走向“红轮”碾过和“斧头”（索尔氏引用了赫尔岑的语录，却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劈砍的明显现实；索尔氏的第一卷之所以冠以“1914年”之标题，就是这个逻辑的昭示。我们的分析就此涉及斯托雷平被暗杀后，俄国政局负面或者说恶性演变。其中主要线索是，斯托雷平退出政治舞台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处境，表演及其人格、心理、意志和素质在伟大作家笔下的描述和刻画。这是一个所谓的承前启后的阶段。尼古拉前衔改革和斯托雷平主义，后续列宁和暴力革命。其间，主要出现的历史事件是，1905年后持续的罢工和起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俄国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广泛的造反，动乱和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状态）；日俄旅顺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主要是俄英博弈带来的俄德反目和斗争——德皇威廉是尼古拉的表哥）；最后是，列宁利用了这个动乱的俄国，利用了即便是克伦斯基也强调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各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克伦斯基而言）。于是，由卡拉姆津（索尔氏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开始记叙的俄国历史，走到了消灭历史的极权主义阶段。作为一部并不能准确定位文体类型的《红轮》一书，作者并未完全运用史学专修、史料援引的直接方法和手段，而是采纳文学创作，传说和创作之类和文史兼顾的写作特点，不单记叙了大人物的故事，也在各个章节托出了一些必定在以后篇章里、首尾衔接的小人物在革命和独裁制度中的遭遇。其细节呈现，在此第一卷3中，就有如此表达；比如，当斯托雷平被穿甲弹击中死亡后，凶手首犯被绞死；但是其他次犯受到赦免——不只如此，主要的是，俄国社会对于斯托雷平的死秉持了一种麻木甚至庆幸的心理，上下一致（几乎是一致）对此事件报以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个社会状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俄国社会，知识分子，上层官僚，沙皇本人，对此人物代表的改革不以为然。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出现的消弭暴风雨状态并未有所持续，而是基本上被打破了“僵局”；虽然这个僵局表达的改革，在索尔仁尼琴那里，颇有正面肯定，颇负积极涵义。相反，随着这个改革之死的到来，沙皇变得更加优柔寡断，行色不一，左右徘徊；下层群众重新开始暴力反抗，出现了学生和军人，出版物和炸弹，街头示威和炸桥、炸路一体化的暴力行动——加之本文尚未涉及的涅恰耶夫主义，巴库宁主义，赫尔岑主义(被俄罗斯知识分子戏称为“地下室革命运动”和他本人所谓“斧头”主义)控制和煽动了暴力斗争，故事变得和西方历史完全迥异——和西方革命完全迥异——和西方知识分子主导的所谓右翼势力的变革，完全迥异。而在1905年以后，俄国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了不着边际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路标派”中人并未能直面俄国现实，找到政治运作方式，占有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的绝对神意论和反对世俗论造就了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政治采纳现实主义态度的反面；他们躲在象牙塔里的非路径依靠，变成了列宁乘虚而入的路径。

   

   

   于是，西方价值论体现在改革中之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农民占有土地，议会政治等等概念和诉求，在更加激烈的革命观念主导下，开始异化走型——地方自治变成各立山头；自由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一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论）——农民的村社被取消，农民变成中学生煽动造反和起义的对象，到处杀人放火，霸占地主庄园，响应工人革命号召——而议会政治中的杜马，更是变成呼应街头政治的所谓室内动乱曲——正面的，西方学人积极肯定的俾斯麦主义，变成了反对斯托雷平主义（他们说，斯氏是俄国的“绞索”和“领带”（索尔氏在前章为此做出了辩解），是俄国的俾斯麦——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官僚正在利用这个充分的民主形式，将其带入革命和暴动。多元化的俄国知识结构正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化，民粹主义化和列宁主义化。列宁，站在瑞士这个革命支点上（一如前文所说），看见这头俄国之鹰正在被他这条金色的小蜥蜴接近，触摸和最终咬死！于是，《红轮》第一卷第三章，开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大规模记叙状态的前奏。这个前奏就是众神死亡前奏曲——这个前奏曲的中间部分，就包括了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的麻木和轻视状态——包括所有西方价值无法逃脱的殖民主义扩张和战争；所谓后期于西方老牌殖民主义之日俄，走到了殖民主义命运衰落时期；命使其然，他们没有了西方殖民主义民主＝殖民之一面，之可能，之（所谓）胜利，变成了民主的反面，变成了列宁殖民地解放论，苏维埃论，（中国以俄为师论）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满洲开发论，侵略中国论。等等。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和真理的列宁们，正是利用这个所谓薄弱环节，将20世纪的巨大灾难，不单降临于俄罗斯而且席卷东方和东欧。列宁看到了中国革命，看到了德国革命，误认整个西方阵营也会被他这条金色的蜥蜴咬死。这个遗产虽然后来被颠覆，现在，却在中国模式的世界认可之契约状态下，反向影响着斯大林主义已死的俄罗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死亡，它正在以最大的反弹，企图像20世纪初叶那样，实行新一轮革命和资本的结合，哈默和列宁的结合，彼得博格集团和苏维埃主义（中国政权）的默契。等等。故此，重新看待《红轮》，看待俄罗斯历史、革命走向和反革命走向的历史意义，绝对没有过去。

   

   

   索尔氏的文本议论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将俄罗斯动乱看成他的文本因果之分析，从中得出何以会造成如此的结局；而是在几乎一开始描述的改革前后，俄罗斯社会，就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也就是说，这个书面图画，一开始就是如此。这个病入膏肓不是一切被桎梏，被弹压，被绞死那种情景，而是呈现俄罗斯社会的极度活力，极度爆炸和极度不安。这些因素，即便在反对改革的前改革时期是这样，斯托雷平死后，这个暂时平静的局面须臾即被打破；动乱接踵而至，改革后时期，亦复如前。不是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二月革命时期这样，可以说，俄罗斯社会在前、后尼古拉时期，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得以找到时机的根本原因。一切皆在动摇，脆弱不堪，一击即垮；十月革命，只是最后一棵压倒之之稻草？事情是这样提出挑战的：俄罗斯社会，究竟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这个课题，不单是俄罗斯历史会正面遭遇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之历史，也都一度正面遭遇之。这个革命爆发论，如何解释、解决？我们的粗略看法有三。

   

   

   一个是，革命源起的观念不同。法国革命之观念，当然是人权，博爱；英国革命程序，起事于皇室废止议会（运作）；而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它的观念，并不明确，或者说，是在反向方面，比较明确——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颠覆西方政治哲学之主流——而更为重要的是。

   

   

   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结合——虽然他们反对涅恰耶夫和列宁（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到“路标”派人物结束——以后，又出现索尔氏）——但是，他们并不在人文主义政治实践路径上左杀右突，寻找可能；不像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左拉和基佐们，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广泛意义上的德雷福斯主义，人权主义和宗教政治之传统主义（夏多布里昂等人主张的天主教复兴；拿破仑制定法典）。于是，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在行为上，是统治者和底层人士结合的图画；在思想格局里，则该是知识分子左右统治阶层中人和广大民众；这种左右，包括本人直接参与政府（如，科列孟梭，夏多氏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和局外反对派一起，形成强大的观念引导和舆论定向。这是包括斯达尔夫人在内的、广大反对派产生的巨大反弹和独立之作用。这些加在一起，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含俄罗斯扎苏利奇式的，索非娅式的，列宁式的左翼观念和（暗杀，暴动）方式，就会被大大解构和转移。其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对于左翼政治的消解、镇压和消灭，正是因为其知识分子的亦官亦民，亦左亦右——右，就是如，大隈重信，坂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的民运色彩和官方色彩的合一融合——左，就是官方必然弹压的社会主义兴德秋水派，等等。但是，俄国和中国之知识分子则完全不是这样运作，也许，也无可能这样运作。

   

   

   第三，杜马中看似秉承西方模式运作中人，却吃里扒外，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勾结一势，不可理喻——斯托雷平这样要摆平左派者，既得不到工农支持，皇帝对他也不愿赞同。这里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如果政府不能弹压左派，让其看似公正平等之主义坐大，就会产生最后消灭公正平等于一个最无人性之体制里。历史表明的，就是这种状况，我们无须多言。所以，虽然索尔氏企图再现这样的图景，但是，他的逻辑和潜则，仍旧是并不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式对话，记叙和复调中，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却仍旧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在谈及1905年沙皇对于1月9号事件的处理上，索尔氏就呈现两面皆为其辩之方法。简而言之，一个说法是，沙皇是软弱的，自由化，并且提出了类似罪己诏一类的东西——沙皇诏谕；另外一面，沙皇的的确确是开枪了，镇压了。那么，究竟是要镇压对？还是放任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两难——但是，容忍这个两难任意发展下去，无疑是绝对不对的——而这就是俄罗斯历史走向列宁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

   

   

   

   

   在如何看待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课题上，坊间常见的看法，就是把斯托雷平和中国之邓式改革持平而论，且加上维特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些内容——意在指向所谓自由主义右翼的经济决定论之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自由起来，先和解（与共）起来。这是一种看偏的观点。我们强调，斯托雷平改革的关键是，他不是第一把手，不是邓式最高首脑；二，斯托雷平改革面对的，是强大的左翼集团，含俄国杜马中的议员中一部分；从《红轮》观点出发，杜马是导致俄国超级动乱之源头之一。这个说法和索尔氏评介斯托雷平和整个俄国左翼思想行止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线，他本来可以抑止正在高涨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最后的列宁主义革命。这个抑止的前提，应该是沙皇对他的权力支持和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舆论阵地上的呼应。但是，由于这些条件并未成熟，发展，壮大到可以抑止左派思潮之局面，所以，在斯托雷平强力推行改革的三四年时间里，俄国社会虽从暴风雨中得到暂歇，政治经济局面大致好转；其中，维特的系列经济金融改革（引进外资等等）也在发生正面效益；但是，强大的反改革思潮，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他们利用了改革的不平等化和所谓的政治镇压（这是《红轮》一书尤其要纠正的历史误读），导致改革思潮，全面导向列宁主义。三，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前提，是俄罗斯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虽然，这个西化过程，不能(像日本一样做到化西)导致整体思想转向斯托雷平和沙皇全盘化西，是因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潜在思潮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不平等的改革坚持。这样，斯托雷平在几乎是一片俄国社会之嘘声和轻视中被夺命而去，改革全面转向列宁之蜥蜴手段和目的，也就是手段高于目的之涅恰耶夫主义。我们看到，列宁对于斯托雷平的评介，是俄国问题专家金雁们的援用，不妨予以书示——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金雁 《十月革命二三事》）

   

   

   我们的商榷：首先就是中俄改革的巨大不同。我们前引之《红轮》绍述之俄国动乱，一方面是动乱，暴力和党政本身；另外一方面，说明斯托雷平也好，沙皇也罢，业已处在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且专制改革之阶段；也就是金雁先生所谓“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这个许多政党，在中国六四时期前后是根本无望出现的。这是绝大的前提迥异之一。再，就是我们所谓取消俄罗斯村社的前提条件和我们改观人民公社，也是前提迥异。俄罗斯村社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治体制，其特点是没有对它的直接经济统治和干预——也就是我们援用欧洲中世纪自由市之模式与之对比之道理所在（如，选举自主，税收自理，土地集体等等——而自由市也是税收自理，师长自选，甚至自持军队，等等）。所以，改革前提完全不一样。改革失败的原因之重要一点，索尔氏说，就是因为杜马抵制村社改革，不愿意提供改革安定秩序说。这是后面和列宁主义作乱一样严重的革命起源和动乱结局——也就是说，改革施行的手段被杜马拦腰斫断；即便他不得不遵循一个议会原则而坚持杜马的工作权力。书中当然有很多篇幅写到维特在俄国动乱时期用其自由主义安慰和抚平暴动暴民而显无效之内容，使人感到万般无奈，无何如何。因为，按照索尔氏，全部俄国知识分子站在暴力一边（他忘记了，还有一班知识分子站在上帝天国那里，而不是站在现实政治一边）。于是，维特自由主义往往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中被嘲笑的对象。这是索尔氏笔下并无赋格的一边倒写法了。

   

   

   金雁说到列宁的说法。但是正是这个列宁掩饰了一个蜥蜴的内脏般肮脏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这个逻辑的实际发展自动推倒了列宁主义的说法。我们说，如果不能把斯托雷平改革叫做民主实践，起码，它也是专制主义实践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实践——我们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业已提及当时俄罗斯杜马和言论结社结党的，几乎是到了极端化社会暴乱式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有无多少之问题。所以，正是列宁本人和他的党羽、含一切的暴乱党人，在超越所谓的人权底线，宪政底线和人权底线，将俄罗斯引向社会主义暴动和杀死上帝（此间暂时不谈其宗教状况）。这个逻辑就是，列宁们和他的前驱们超越俄罗斯传统路径和西方政治路径、改革路径带来的某种弊端和危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直接把俄罗斯带入利用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义氛围和毒气中。这个不要资本主义（不要斯托雷平的）改革，转变成为要列宁，要斯大林。这是“红轮”和“斧头”（赫尔岑语）逻辑的必然说明——而列宁煞有介事地批判的俄罗斯专制主义改革，正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人众、上下合力的负面颠覆，导致了十月革命这个俄罗斯和人类灾难的到来。其中，主观努力的一部分意志和实践，就是彻底否定改革，走向革命。

   

   

   我们认为，俄罗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义，在索尔氏书中赋明显的悲叹之调。也正是因为沙皇和人民绝对没有认识到斯托雷平主义的正面性质而导向了斯氏死后局面的到来。这个“警察统治”——之说法——在索书中，则是无法无天，根本就几乎呈现了无警察，无军队，无法律，无秩序的动乱局面；何谈警察统治？！《红轮》中记载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示威游行；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利斯叶发生了类似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校园，……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罢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学变成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人依照法律指控他们。……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工课。罢工罢课像波浪般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整个九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接连不断，一直到十月。……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只说警察哥萨克和士兵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

   

   

   这时候，维特要求皇上发出一份由皇上签署、他本人撰文之奏章，“就是用广泛赋予自由权利之法挽救俄国：首先立即实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然后逐步弄清居民中占大多数的通情达理的人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样的，并相应地建立起法律制度，这需要很多年，因为居民不可能很快养成公民习惯。”维特要尼古拉宣布一个诏谕，“甚至说如果尼古拉不签字批准给予自由，他就要开枪自杀。维特劝道，即使有一位敢作敢为的军人现在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尼古拉失算了，他没有受到欢呼，“那些狂热的人并不感谢皇帝，反而公开撕毁他的肖像，辱骂现存政权，把让步说得一文不值，不要‘国家杜马’，而要立宪会议。……人们举着红旗，庆祝胜利，嘲笑沙皇，对他毫无感谢之意。”“皇帝发诏谕像是火上浇油，莫斯科一下沸腾起来，甚至街上高唱马赛曲时总督都尔诺沃也脱帽向红旗致敬；一名医生逝世竟有近十万人前去参加葬礼，发表的许多演讲都是要人们不要相信诏谕，要推翻沙皇；大学里散发新手枪，彼得堡工学院学生向谢苗诺夫团投了炸弹。”“报刊审查已完全停止，革命报纸公开流行；高等学校里的大会连续几周不停举行；与西伯利亚完全失去联系；鄂姆斯克以东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伊尔库茨克建立了共和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被遣返回家的后备部队发生兵变并蔓延开来；莫斯科有一个掷弹兵团也发生兵变；沃龙涅日和基辅也有士兵骚动；……水兵们在彼得堡横行霸道；……城里的煽动家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财产，无人阻拦；农民骚乱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革命党公开讨论如何在军队中进行工作和发动起义。”……(《红轮》)是的，右翼无力乏味和无聊，导致了左翼的猖獗。这是左右博弈的一般性结局。中国和欧洲莫不如此，只是结局迥异。含日本，镇压左翼成功者，虽然残酷，无道甚至非人，但是，他们避免了左翼成功前后的更加残暴，更加无道和完全非人。所以，站在平等和公正立场上的左翼之政治正确说，莫不隐含着实实在在的小至巴黎公社，大至苏联中国这样的暴殄天物之物，之精神，之体制，之无体制。历史的逻辑并不是列宁说的，要中断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而是要中断斯托雷平的俄罗斯唯一政治正确论和经济正确论，使之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历史也正是这样写完的；虽然它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红轮》提供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最大限度看到改革的俄罗斯可能性，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性带来的不正当的历史推动——倒退；如果求全责备，理想主义，那么，你不满意斯托雷平的结果，就是承受毒果和蜥蜴的发展壮大。这就是索尔氏写作一卷斯托雷平篇章（含维特）的由衷用意和拳拳之心？也许，是这样的。（我们赘言，如果将斯托雷平改革等同于邓改革，就是抹平霄壤之别，抹平天地之别和专制极权之别；完全是无稽之谈。）

卢森堡和社会民主主义

一 质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批判

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被遗忘了。还是汉娜。阿伦特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给我唤醒了一些记忆——列宁说，卢森堡是鹰，虽然有时鹰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高飞如鹰——列宁以一个祖师爷的口吻来教训卢。在她死后还组织了对于卢遗产的批判。在中国60年代反修文章里，也多次看到引述列宁的这个批判。时隔半个世纪，究竟列宁是鸡，还是卢森堡是鹰，看得很清楚了。卢森堡这个鹰比列宁这个鸡，份量要重些，观点要正确些，人格要伟大些……列宁的遗产暴力专政和暴力夺权诸如此类已经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了；连中国党也不怎么倡导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了（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了）；但是，卢森堡一类社民主义却还是在世界上实际存在，并且引起一系列的思考和实践。换言之，列宁主义已经死掉，社民主义却还活着。这个现象已经呈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形态中，贯彻于他们的党派政治和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最近好像格外对社民主义感兴趣，在一系列课题上，似乎在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但是，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和伯恩斯坦、卢森堡们究竟有何不同呢？我们把卢森堡的观点逐一列出，也就一目了然了。

除了对于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权之存在表示明确反对外，如何对待社会民主运动，马列理论，革命方法，道德观念，文化定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卢森堡是观点明确而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她的道德文章、道德人格并不会因为她的革命观念发生扭曲。发生扭曲的，倒是列宁主义民粹主义者，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以至于列宁在晚年还遗憾地抱怨，他是勉为其难，似爬山到半腰上不去、下不来。

于是我们看到，首先，卢森堡是修正马克思的，修正《资本论》的——这个与谢韬前辈婉转拯救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卢森堡的观点，倒是和阿伦特同；阿在其著作中屡次提到，关于资本主义民主和殖民地政治统治方式两重性问题——祇是她们二位表达角度和方式略显不同。

阿伦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道：“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祇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均见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

资本主义并未崩溃，也不可能马上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在卢森堡时代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间，出现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死论而他们的主义实际上死了——祇是，这个不死论，并不是说明卢森堡是资本化社会的拥戴者，恰巧相反，她是反对者，是改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这个改造者的政治论断，说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吞食外在要素之必须和必然。什么是资本主义吞食外在之要素呢？一种方式，是和极权主义统治机器在政治经济上谋得媾和效应——如，香港和大陆就是这样的媾和；毛时代，和西德、日本的经贸媾和，亦如此；再早，有列宁和哈默的媾和（列宁签订“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就是一种叛卖行止这个无原则间谍，如何不可以和迁就其屠杀政策的美国人合作呢？）——资本主义不是要关闭和苏联和毛的政治经济联系，而是要“吞食”和继续吞食这样的半关闭、半开放的“市场”——到了80年代，即邓时代，邓完全看透了这个吞食主义的致命症，施行了各取所需的开放模式，让资本主义之吞食和他的改革开放，结合一体——也就是说，邓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面的卢森堡主义者，他不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之；而且是为其家族和集团所利用。这样，邓主义，就和吞食主义接轨至今。

在另一方面，邓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汲取了资本和允许资本之吞食，也就广开市场，广开资源，广煞生态，广开奴工。这个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暴力）性质，从毛式皇权改变成为媾和与吞食主义二者得兼得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原则，对内，是中国崛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就是卢森堡所谓迎接“不断吞食”——“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开放式吞食主义。这个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门徒和谢韬先生们可以理解的——他们祇会说，啊，邓改革了，开放了，但是，没有政治改革了……殊不知，卢森堡早就有言在先，你不解决资本吞食主义，如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呢？

所以，西方资本有两个本性。一个，是在其国内实行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在现在的后殖民地或（准殖民地地区），如中国地区等——施行外在“资本原始掠夺”。

这当然是一个悖论。美欧日国，在民主法治之游戏规则辖制下，近百年来，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各种维权组织。他们的工人和蓝领尚动辄要上街游行，罢工示威。他们那里，吞食主义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在中国，双重压榨之一重，就是来自西方。这个课题日益被东、西方学者重视和强调。也关系到其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定美欧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消除其在中国的吞食主义？这个难点，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回答。换言之，美国政府可以管理其国内的资本家，用政治法律甚至经济杠杆来操控吞食主义——但是，他又如何管理在中国地区的资本家呢？那些一小时不足一个美元的廉价中国奴工，在西方资本家那里与在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那里，一并是吞食主义之牺牲和饕餮之物、大鱼大肉也！他们要反对这个类似供奉慈禧太后的统一中国市场乎！反之，中国的官僚阶层，在国内可以施行残酷的奴隶佣工，但是，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哈佛，在耶鲁，照样可以大谈民主和市场——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中国的政客究竟是民主乎？专制乎？好像都是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这个畸形的中国市场，他们究竟如何用“看不见的手”——人权政治和经济剥夺这个熊和鱼掌，来干预奴隶制度的中国市场，无人可以解答。撤销资本输出？不对。鼓励资本输出，亦不对。这是一个矛盾。

正确的解决法则，当然是在中国实行“吞食有度”——就是和西方“允许剥削”一样（暂用一句老话），但是，不可以完全剥夺人权，不可以不让组织工会，以延续生命和健康，延续“剥削”，叫做可持续发——一句话，在中国实行民主法治之经济政治制度。

所以，卢森堡主义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反资本论观念，是一种远见卓识，颇有预见性——颇有对于中国国情的预见性。这难道不是卢森堡的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吗！

二 反对列宁的革命暴力论

19世纪末叶，德国和东欧关于“改革还是革命”的论题，成为德国民社党各派乃至社会上知识份子争论的关键议题。伯恩斯坦的看法今天看起来是正确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社会的赤贫者，祇是穷人——“普选制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革命，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已经让位给社会“改革”。

这个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都反对这个看法。阿伦特说，“然而，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第一，爆发革命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实现的国家；第二，得到群众强有力的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存在。阿伦特说，革命乃是‘日俄战争’失败之果；列宁还说，“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组织；祇要旧政体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得权利。”卢森堡立场之转变，就在于她对于上面这两个观点都不同意。她的主要看法是，“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革命失败。”“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是她忧心忡忡之最。“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所有的事务，那么，唯一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公共领域是不俾斯麦时代以来，已经存在的事实；如果不是，卢森堡立论就站不住脚；但是，革命尚未到来在——祇是产生了希特勒式的“革命”，看来，卢森堡是要在既时的德国实行民主，而非要建立以后东德那样的政体。

现在引进正题。在上面的引述中，读者已经知道大半。一是，对于改革－改良，还是革命加暴力的课题，伯恩斯坦已经十分清楚地加以概括和定论——要排除革命。为什么？德国工人已经享受到政治权利：普选。这个普选制度当然开始于俾斯麦时代。我们看到，排除革命的观点之前提，就是工人可以溶入现代政治系统。二是，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于是，我们对照中国社民主义的改革观点。他们要主导改革、政治改革、在胡温领导下主导之——这和伯恩斯坦的看法本末倒置——伯恩斯坦是在工人获取了政治权利、选举权利以后，才排除革命，而决非在此之前。二是，工人还是穷人，不是赤贫，更不是奴隶（像山西窑奴）。当然，还有本文未及提到的权利，宗教、文化、自由等权利。这样，包含罗莎。卢森堡在内的反对者，实际上已经把革命架空到一个莫名以对的“理想主义”层面。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坚决支持这个反对伯恩斯坦运动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工人获得民主权利以后，照样实行夺权，什么“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实际上就是那时候的恐怖组织。考茨基究竟在那时候采取什么态度？其实，他是消极对待派。他无所事事，并不实际热衷革命。

那么，卢森堡究竟是如何改变到反对列宁主义之革命立场呢？她从一个道德律，开始思考。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越过底线的人，就会变得无可救药——凡是参加毛氏革命者，是不是具备了卢森堡那样的道德勇气，来回顾一下他们参加瑞金、延安，是不是扭曲了国人之道德呢？看来，这个课题，是一个政治课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你顺从毛思想，来一个现在的什么思想，而枉顾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中国儒家式道德文化和道德判断，要来一个坯子运动，那么，你最初的选择本身，就是道德败坏。为什么卢森堡可以预见革命导致的道德败坏，使她甚至丧失了革命正当性的信心呢？因为，那个举世周知的效应说，应该成为她心目中最为感到恐怖的存在。为了平等而导致的法国革命之93年，难道不是印鉴在先吗？为什么良知，不能阻止列宁的梅毒般的野心膨胀呢？“一个小团体！”这是什么话！

我们都知道，革命是败坏目的和手段的最好试验厂——这个议题，多少年前已经被人讨论很多，很熟。从这里看，卢森堡有意无意在强调这个手段恐怖论的危害。道德崩溃，不但是革命本身会被吞食，革命者，还会成为有意无意的吞食者和迫害者——然后，他们自己再别人被吞食——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正确”革命说。希特勒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看到，在慕尼黑事件以后，连德国传统法庭，也认可了他的行为——不管是不是有限度，有条件，精神上，是对他怀柔了，绥靖了，维护了他，支持了他。希特勒在建设德国、消灭失业、崛起国力、增加GDP上，无不“正确”，全民拥戴之——但是，还是有人识破了这个痞子的野心——他们却是绝对少数。（立芬斯达尔这个法西斯奥运的支持者，以后说，她是为了艺术；可笑！——现在，斯皮尔博格要来一个立芬斯达尔之反，受到世人关注。）

毛正确吗？社会主义，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全民拥戴。好像很正确。跟着跑的人说，他们这批人跟着毛，本来就是为了民主——希特勒还是为了德国哩！他也有自由——新自由，新人（见《西方的衰落》施本格勒）。 这些极权主义都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毛语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但是，伟大的卢森堡却没有任何经过这样的过程的可能性，就被杀害了；但是，她凭着她的人性的光辉，照耀了这个未来的道德领域，乃至所有人类良知领域的衰落——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从而获得了她的不朽。而我们这些伟大的民社主义者，却在经历了不知多少“过程”以后，还要忽略这个扭曲道德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屠夫，难道可以容忍吗！

在这个意义上估量，他们的“民社主义”和卢森堡，实在有天壤之别。

三 不党不群

那么，卢森堡对于党组织采取了什么态度呢？重复而言，她知道，“大规模的革命组织祇会带来麻烦。”“她对列宁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采用的策略的异议”，“在‘组织’问题上，罗莎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在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胜利；的确，她是如此不信任那种不惜代价夺取权利的行为。”“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代替宗教。简而言之，当‘她在反对教会的时候很小心地避免攻击宗教。”阿伦特说，直到她与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被人杀害，她一直以来就是一位并不“成功”者。

这些评语说明了什么？作为一位波兰犹太人，罗莎的背景极具欧洲的犹太人历史色彩。而她选择政治，与其说是为了理念，不如说是为了社会。她参与到政治行动里，明确地认识到组织的力量，会使人产生的变异。于是，在道德层面上，第二个传统原则相随于第一个传统原则——如果革命扭曲了道德，她就反对革命——如果革命组织起到“绝大多数人”无位置的党的作用，她就拒绝组织。这两点相辅相成——就如国人所谓君子不党，不可结党营私，不可党同伐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罗莎根本没有任何斯大林和毛统治经验时萌发的先知先觉。所以，我们祇能把她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预言家。以后，列宁和毛的群众－政党－领袖原则，驱除了群众和党，成为唯此唯大之唯一和一维；灾难全部由此到来。

一个热衷社会主义运动者，却对党人持有这般看法，难道不是一种大隐“隐于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奇迹吗？

那么，何以那个“没有声音的胜利”——也许和亿万“万岁”之呼叫相辅相成——不为其齿，却为其耻呢？因为她骨子里是一个知识份子、知识人。这样的知识人的最大支撑，就是道德、人性和人格；不是什么党性和毛性——而道德的支撑，难道可以枉顾宗教乎？不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她即便反对教会，也要小心避免直接攻击宗教。于是，在文化道德的最高层面宗教课题上，罗莎理所当然对列宁主义的无神论保持距离。这样，卢森堡虽然进入社会主义运动，却成功地避免了几个重大误区的涂炭和媾和。第一，就是上面说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结果，使她产生了保持宗教敬畏的底线，并不是“无限忠于”，“无限热爱”而是极其、极其有限。第二，就是她保持了不党主义——这个结果，使她有可能产生多少一种自由主义的空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她是一位反对女权主义者，且高呼“差异万岁！”）。

我们对此做出的反思是，何以党员中主张修正和重新信任马克思主义者，不为自身留下这样的宗教自由之位置呢？换言之，如果作为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他首先要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信仰，留下余地。这个空间，是我们在后毛时代，在继续非毛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毛时代，就是从对他的绝对信任开始游离——直到人们，人民或者公民，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帝师分离”上，要做的事情有多么大，多么重，而非现在这样忽然坚持几个四，坚持忽然几个三，实属颠三倒四——和坚持毛主义时代不作政教分离一样。我们这个国家，本属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唯独不可以以党文化，以一蔽多地遮盖文化和宗教，即便她是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化——殊不知，中国人存在在世界上，就是依靠这样一些文化，孔、孟，李、杜还有《红楼梦》……。这个原则，起码，在卢森堡那里有意无意地，感同身受地予以了很多关注——甚至，和她的著名党员身份，保持一种区隔。这完全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政治形态的选择，如果不知道把任何党的思想，放入一个有限政治思维，而以为他就是君临天下之统治思想，就不单是疏远了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文化兼容原则，而且疏远了正常的文化诉求——很可惜，现在，我们的社民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尚有这个文化宗教空间之存在。他们皓首穷经地证明老马正确，试问，这个绝对正确主义，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学学卢森堡的保持距离，甚至诉诸直接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吗！重复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本是抵御毛化体制和党文化的现成武器，祇要加上现代性诉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要改良比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而非数典忘祖，唯党是从，祇是要求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任何改革——这样的政治思维绝对不是社民主义的传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之社民主义。对于儒家的批判，就和犹太文化对于罗莎的濡染和其反思一样，不可以一维之政治思想取代之。民主诉求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还原；文化和宗教还原的前提，又是民主；我们所有的阙如就是党文化决定和取代了一切，而这是必须予以改变的。◆我们的社民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尚有这个文化宗教空间之存在。他们皓首穷经地证明老马正确，试问，这个绝对正确主义，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学学卢森堡的保持距离，甚至诉诸直接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吗！重复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本是抵御毛化体制和党文化的现成武器，祇要加上现代性诉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要改良比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而非数典忘祖，唯党是从，祇是要求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任何改革——这样的政治思维绝对不是社民主义的传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之社民主义。对于儒家的批判，就和犹太文化对于罗莎的濡染和其反思一样，不可以一维之政治思想取代之。民主诉求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还原；文化和宗教还原的前提，又是民主；我们所有的阙如就是党文化决定和取代了一切，而这是必须予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