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论世界政治
刘自立
胡政之先生是一个报界通人。他参加巴黎和会后游览欧洲，观察世界（主要是西欧），研讨全局，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卓越的见地。他在欣赏西方文明的同时，将民主与侵略联系中国现状，得出很准确的政治结论。比如，在俄国问题上，他比我们近人几乎提早百年，看出列宁不过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间谍，其使命是要作为德国之武器以反对和颠覆协约国、主要是英国之友克伦斯基之政府——而在50年代，悉尼.胡克曾经在其著作中对此有所提及——在21世纪初叶，这个问题再被搬上网络，有目共睹。
胡先生对于德国之观察，也是十分及时和准确的。我们现在谈论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之修正主义，如何可以被用来解决中国之特色主义——也是和胡先生的先见之明互为参照的。他在考察德国民社主义的同时，对于列宁主义和李布克内西等人的激进主义，做出他准确的评估。这就是，他基本上肯定了F.艾伯特两边受窘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实行魏玛宪政之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有经受得住希特勒纳粹的动摇之而结束。却为后来德国恢复传统和民主做出了示范。
胡先生更加熟悉日本课题。这和他一直以来就是日本问题专家和一度留学之有关。他的文存中有对于日本政界大佬大隈重信的采访，更加见出他作为重要记者的能量。而大隈之一席谈，很容易使人想起李鸿章对于俾斯麦之交谈——而梁启超绍议之俾斯麦中国观，改革观，业已成为中国学人引证和论述中国改革及其失误之佐证。胡先生对于日本左右两翼之考究，见出他对于日本专制和民主之批判。他的批判不单对于社会主义之在日本之兴衰，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之路径转移有所交待——虽然，他并未直接显赫地了解到这个转移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和中国反对之之革命取胜的原因。
以下，我们稍稍对上数议题做适度展开，以见胡先生的世界观和全球论。
首先谈德国的事情。一直以来，人们谈论德国必然言及俾斯麦；言及之必然言及两个话语。一个是，强权战胜公理；一个是其铁血政策。其实，此为一种误解。强权理由，并未使用在德国——而使用在殖民地——这就是我们所谓民主悖论之所在。德国对于俾斯麦，是一个强人和民主，和议会，和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博弈过程——不是一方取缔一方，而是以双方之双赢或者一赢来左右德国政治。其国内政策，并未改变他支持反对党存在，“为反对党搭起金桥”之原则——
德国政党历史悠久，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出现各种类型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主要有：①德意志保守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代表容克贵族和高级军政大员。②进步党，1861年6月成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③德国人民党，1865年成立，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 8月在爱森纳赫市成立。1875年10月该党被俾斯麦政府宣布为非法。在1890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同年10月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资料——注意，是在“非法”后，获得参选——是为非法乎？——其实，史料载，俾斯麦厌恶马克思而和拉萨尔过从甚密。）
——议会政治、普选政治的民主选项。说他是铁血之，其实只是普鲁士统一之路上俾斯麦纵横摆阖的某种战略之施行。内政如是；外交亦然。德国之铁血政策并未使俾斯麦放弃其政敌，国敌和外交之友（塔列朗之继承人）梅特涅的地缘政治与均衡战略；没有因为普奥，普法战争之大胜而实行希特勒式的扩张和吞并政治——这一点，是公正历史学者对于俾斯麦充分肯定之处。而胡先生主要考察了俾斯麦之后之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即一战结束时期的德国政治。
这个政治时期的特点，就是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庸人政治家放弃俾斯麦之战略均衡政治，一味逞强扩张乃至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为希特勒凸现极至，以为可以彻底放弃俾斯麦主义而施行德国之意志而完蛋。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
“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胡政之文存》下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
“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这个迹象，从理论上说，即是以迪斯累里为“蓝色之花”（阿伦特语）之犹太人异样与同构于欧洲政权之准反对派和准迎合派二律悖反角色之历史与存；也就是犹太人不得家园带来的矛盾现状的写照。所以，胡先生看出此道，为一般学者不知言、而不能言者。此一。二是，胡先生看出来德国可以避免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分化之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述中庸力量，终于排斥了列宁主义和右翼极端势力。他说，“尤有怪者，两极端之性质绝对不相容者，却又勾结之形迹，盖保守党利用过激派推翻现政府而收渔翁之利。”不管如何说法，德国人还是秉承了俾斯麦德国人施行普选的高贵性格，重新举行大选。
胡先生说，德国当时之要员皆为平民阶层出身，叶百尔（艾伯特），保尔，密勒（外长），叶尔兹伯格（财长），Moske（警察总长）皆为平民出身。所以，“偏重于劳动界之保护”。所通过之“国难捐法”“令富豪之家毁家纾难”；“今日德国，贫者乐而富者苦固矣”；“最苦者厥为中产阶级”。于是，工人委员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相继成立。“政治上之代议机关为现在兹国民议会，系一院制，用男女平等之直接普通选举。立法上代议机关为联合议会，……略同于联邦参议院。”“德国每个城市皆设有工人会”、“凡有二十人以上工场，应设代议会”。等等。于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里，德国人突破的既是保守主义压制左倾势力的资本家利益主义，同时也取缔了急进派列宁主义废黜民主和议会政治的苏维埃体制，走上回归德国民主之道路——虽然，胡政之先生并不认同俾斯麦前后时期之德国多党政治为其民主而认其专制——但是，那毕竟不是可以模糊和抹煞的所谓专制主义里面的民主和民主里面的专制（俾斯麦主义）。
这是所有价值观政治唯一尚存的人权和工人诉求——人们同样不可忘记，正是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某种共识形成了福利主义的德国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和议会道路一起，杜绝了列宁主义忽悠大众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和政治欺骗。虽然，彼之德国，尚具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这种色彩毕竟排除了列宁主义为主选项。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个进展就是，将恩格斯主义溶入普世价值。这和排斥普世价值之中国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百年以前的选择。胡政之先生的绍述，给我们后辈几乎是无穷之启发！换言之，社会主义之包含于普世价值之要，就是多党、议会道路；普选；司法独立和独立工会之政治体制。这些要素，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们的选项——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概念。
二是，至于胡先生讲的德国人抑制豪强之社会主义政策，更不见“民主社派”之诉求——他们具备强烈的中国特权维护者的意识而非工人、农民和弱势者之意识——也是必须加以强调的——所以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最后，中国官方所谓社会主义体制，更是与抑制豪强完全相反。其和谐主义只是克鲁炮特金们前此激烈抨击的官方和谐论的拙劣翻版；其出台，只可以欺骗中国无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
二
笔者前此对于日本近代历史有过一个简单苟约的结论，就是民主加侵略。这个民主论，并无发展到宗主国对于海外殖民地施行任何民主之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和美欧国家之民主加侵略，并无不同。只是二战以前，新殖民主主义，日本大东亚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变种西方殖民主义，施行对于其国内外的法西斯统治，虽告终于这个民主加侵略的前殖民主义模式。对于这一点，细分与之，就是胡政之先生作为中国之唯一记者参与巴黎和会带来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同样缘处于民主加侵略之原则。这个侵略，就是日本人对应战败国德国退出所占山东以后，引发的系列危机；这个民主，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民主改革——及其对之如何看法，如何定义之问题。按照日本政治家，民运大佬兼三任首相大隈重信之观点，日本“无革命”产生的万世一系和传统、现代性结合，使得日本国内在完成三权分立等体制事项的时候，做到一步到位；且解决了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能性的问题——遂使日本避免了社会主义的悲剧——却在另外一个选项上，施行了侵略政策，导致日本民主对外模式的彻底失败。胡先生对于日本国国策研究，同样履行了这样的思索。他的看法缘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批判和对于日本侵华的激烈（而深沉）的反对。这些基本点，使得胡先生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在学界占据一席重要之地位。
胡先生作为记者参加巴黎和会，得以亲身见到当时之西方主要政治人物，如，威尔逊，路易.乔治，克列蒙梭等。他对于这些忽而民主，忽而强权（战胜公理）之人物的看法，比较我们现在对于西方人物更加隐蔽和朦胧的政治立场，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而区隔于后来他们在自由人权上的逐步调试和改变＋而实际上，威尔逊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和克列蒙梭对于德拉福斯事件呈现的人权概念，并未在巴黎和会上产生任何接续之表达；“顿令前此所怀之高洁之理想为之减退”（胡政之语）；而宁肯秉承闾尾之泻的帝国行径。胡先生记之：中国代表为山东问题出席平和（原文如此）会议共三次。一次，日主张，“日军自占领胶州湾及铁路后，凡从前德国享有之权力，自是悉为日本占有。”顾使维钧起言，希望各国听从中国意见。
二次，顾使要求将山东权力交还中国。对于日本和英国驱除日势力表达感谢。亦感谢协约国之驱逐日本。顾维钧说，“至日本代表，所引中日交换之文件，系由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要求而来。此项山东问题，本为欧战而起，‘二十一条’所订，不过权宜一时之计，不应有效；即令有效，而中国对德宣战以后，地位一变。……德国亦不能将胶州湾订新约转让他国”。
三次，“……威尔逊又读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换文，及一九一八年中日两国关于胶州湾铁路等条约（读至中国政府欣然承诺一语并加重朗读）。……英法与日既有成约，乔治与克里孟梭两君，均有维持日本要求之义务。中国自身亦与日本有约。
“顾维钧云，一九一五年之约，实出于日本最后通牒所强迫，不能有效。”
路易问威尔逊是否所闻最后通牒？
“答，‘未闻。’”
顾坚持日使危害中国观点。云云。坚持直接交还中国之主张。终于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这是大公报一九一九年九月胡政之之报道。各国为中国代表不签字而称为“真中国“也。
前此，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胡前往早稻田大隈宅邸采访之。其言战争之世界，如，中国楚汉相争和三国之战。今之德皇，可比项羽。还说，“旋又论及中国政治，谓借款为亡国政策，当图自立之道，世无有借款于中国而存好心者。又曰日本数年以来，国富增进在百亿以上，以中国之人力资源，稍加努力，则日本之区区富力，何足一比。是在中国之力除旧习，厉行新法而已，云云。”（后又访犬养毅君。）我们看到，大隈所言之逻辑缺陷。在日本国富一面，戛然而止，其实，就是其内外政策势然；而日本内政，没有不好说明的地方；日本外侵，就不好直说。于是，只好转而言及中国之大、之力说。我们过去写过关于大隈重信所撰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书评，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改革之路——
“福泽谕吉和箕作麟祥专门著译西著，如，《法国民法》，‘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而日本政党之历史背景就是如此展开的。一开始，木户组建渐进主义政党，板垣组建激进政党。尚有土佐之爱国公党等。明治十一年，西乡隆盛一度起兵，不成。后，‘有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成疾速之势，’就是大久保利通被刺。政府开设地方议会，‘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是年九月，板垣在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响应，十三年，‘如是团体凡九十六。……共九万八千余人。’‘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请愿之权。
大阪大会，欲生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知道政府弹压后，‘期成国会同盟’遂告速成。这时，大隈重信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放官——卖官——‘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将奏之朝廷。举朝震骇。’于是，在朝之官员和在野党蔚成合力，也就是大隈和板垣等两股力量，合成了日本走向民选议会的通途。”（刘自立 日本无革命——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于是，很好奇他们对于中国改革之说法，也就是中国如何做一番“厉行新法”之事；惜未见其详；好歹我们知道了他们在签订二十一条上，如，大隈之另外一张面孔——这张面孔与其绍述其改革、民主过程，实在是黑白两面，首鼠两端。这就是日本很伟大，也很无耻之处。
于是，既然看不见大隈之详，就来看看胡先生之详。胡先生在以后一篇文字里，对于日本国演进和其社会主义之道如何式微，所撰甚为细致。这就是我们所谓日本国，其实，以所谓资本主义政治路线代替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其继续这个明治好处，去掉坏处，在美国扶植下，得以民主全建和稳健。是一个相反于中国革命之正面路径——虽然，中国路径，似乎在时下，挑战了日本模式而莫衷一是。然胡先生时代，资本主义所谓弊端和社会主义所谓理想，不能不产生胡批判日本模式之言论。这个言论导致基本上否定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之正面性——他以为，日本五十年前元老理想覆灭，他们走向财阀统治民主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却是在认可日本为一宪政国家之基础上。其提法就是，“元老军阀与财阀势力嬗变之史迹。”其中涉及所谓民主虚伪性之证据。一为，选举和金钱挂钩。
二为，政客卖身为财阀之奴。
三，政党接受大公司豢养。
四，“观于此则代议士者，抵押于受爱顾之富豪社会。彼可以代表人民之自由，所余有几耶。”
五，打破这种限制选举，施行普选，即可“万几决于公论”——这其实是一种对于日本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之肯定；剪除前弊，式微官阀选举，就是胡先生所谓“明治三十四年之第十六届议会”，已经开其端绪。此见，其实是抨击选举之不成熟，不是抨击选举本身。但是，政党意志决定于财阀，是胡先生考证日本政治之坚定见解。他认为，民政党是桂太郎和三菱公司之沆瀣产物，而政友会是三井财阀的附庸。固此，我们简介这些“附庸”之发迹史，以证明其中自由竞争和官商勾结二元化轨迹之线索——
1869年，岩崎弥太郎任职大阪商会。得藩船3艘。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日侵台大发军火财。
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弥太郎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三菱后来居上，超过老牌财阀三井、住友，1879年，岩崎弥太郎居全日本富豪榜第3位。
1881年，庇护三菱的政客大隈重信下野，另组"改进党"；伊藤博文组成长洲藩阀政府联手三井公司，组建“共同运输公司。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激烈竞争。
岩崎弥太郎去世后，1885年9月29日，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持股数额超过共同方面
（资料）
可见，这种竞争的启示就是：1，平等起跑线，并不是没有建立。2，政商接轨的有限和无限权界——政客有下台之日——3双方依靠政界的可能性平等。4，没有以党/国控商、肆无忌惮的干预。5，这种竞争的非世袭主义得以贯彻（指政界权力的更迭嬗变，并无完全保证政界/公司太子世袭之烂习。等等。这不是“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起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至于说他们的政商勾结，也许还是被整体反对党和宪政的横亘所抑制和局限，并无合法贪污和合法权钱勾结的特权——只能在有限公司的政治利用中，打经贸经营之牌。于是，简单否定和肯定这种所谓日本经济和大企业发展模式，都有失误；对应所谓亚洲经济皇帝的家族模式，日本人中西合璧，并非完全斯大林化和邓小平化——那是没有同等经济体可以与之（官僚垄断经济）竞争之“‘一个人’的社会主义”（现在，据说是“一些人”！）固此，二战前后，日本发展模式的根系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胡先生一辈人很少验考的日本正面经验之一，而非负面经验。由此判断，对于日本正面政治经济经验（侵略除外）的接续和批判，双向导致了国人对于日本的看法失误。很少有前辈学人如康梁，如戴季陶，如鲁迅，如胡政之，可以像大隈重信和福泽渝吉一般细析日本政经和改革概况；加上日本侵华，一切正面当作负面，就几乎没有了日本历史的正确绍述。
于是，胡先生自然想到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此政的某种理由。这个悖论，现在并未完全消除。就拿美国政治而言，所谓九一一阴谋论和所谓超级金融集团（主要是美联储）操控美国政治和选举，乃至左右提携和镇压拉美和其他地域之非美化政权，都是这个理论现在的延伸。而右派对此的反驳，其实就是拿左派实验的失败作为证伪。于是，所谓阿连德之被皮诺切客所杀，好于其上台联络中，苏，成为左翼力量之说，甚嚣尘上，看似有理——其所谓经济发展合法论，乖巧出台，得以佐证——不想，这个经济发展合法论，和“杀二十万争取二十年稳定”之发展论，中国成长为第三世界强大经济体论，难道不是如出一辙！所以，胡先生时代，相比之下，幻觉一个非财阀民主为共产党民主，就成为必然的写作趋势。
接下来，他以日本无产阶级观念，分析了日本人社会主义理念的发生论和式微论。其中，他对于这个发展，做了充分估计，却还是没有丧失他作为一名记者和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因为，一句话，他的行文与结论当中，见出日本共产党最后的消失，是其加入了所谓资产阶级之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而非革命和暴力斗争——此端不能不说，日本人，还是继续着“日本无革命”之底线。其具体提法就是：
——“期望有产阶级之国会对劳动者阶级为根本的解放。固毫不必应于实施普选之后，因行使选举权有效，犹得政治上之部分利益。”（日本劳动同盟总部宣言）
——“今也国民多年之希望已渐实施于会町之前。”（社会民众党宣言）
——“确立真正之工会运动方向为我等之任务”（劳农党宣）
——过激之共产党色彩不足取大众信赖。（农民党宣）
等等。随后日本政权发布解散准共产党组织之命令。其中函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学术团体解散之，函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高校左翼团体。至此，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基本结束。片山浅和幸德秋水之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遂告湮灭。日本的社会矛盾之解决，一是消灭暴力革命，二是纳入政党政治——对在野党，团，三是侵华战争和前此满洲国建立，另辟蹊径，各有得失。其中，所得，即是日本避免了反对所谓财阀势力，资本家势力，转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求变——其实，这个变化在中国苏联发生，确实改变了中、俄资本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有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日本有，起码有两个资本家（集团），如，三菱，三井等。这就是民主不好，社会主义更坏之根据。所幸，日本人没有从坏，走向更坏。再是，日本人没有堵死共产党，反对派的政治生机，引之如政党政治竞争。
如前所述，其政党政治在容纳反对派的时候，很清楚指出其博弈之径。最后，就是日本民主加侵略的整个体制转移了日人国内矛盾，走向其前辈老殖民主义者的扩张道路——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乃至希特勒的新殖民主义，势必遭到老殖民主义者的合力反对和打击——日德战争时期消灭民主自由的体制，其实就是背叛德日原本国内实施的俾斯麦主义，阪垣退助，大隈重信主义之反项，是势必被扳回的反动路线。所以，加上胡先生和大公报坚决的抗日态度，中国人由此对于日本人看法，发生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就是，一概抹煞和坚决蔑视之。殊不知，这种观念，正好妨害了中国人对于日本民主一面的冷静观察。
这是命运在捉弄人吗！续之之课题就是，中国之一些人，一些寡头，一堆黑领，一帮太子，一种共产党特权阶层之“资本主义”前途之问。这也是中、日政经体制比对的严重课题，不能不察。同理，中日现在的体制区别就是，一种日本所谓财阀民主和宪政民主，是不是可以对峙中国之特权，极权和无民主资本模式。从理论上讲，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反项对峙，是完全迥异之政经模式 —— 一个是明治维新的接续，一个是共产党“一个（些）资本家”主义的发展。其前途，难道不会因异而定之乎！可惜，现在中国模式大大亢奋于日本模式。美国人，很多人，都对此中国模式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不知所以；奥巴马中国问题智囊推出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美国以中代日价值观的改变和异化。这个可悲的榜样，使人不能不再读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比对之历史，以期做出解除一叶障目的蠢见。
三
如果把苏维埃革命和现在极端左右翼和原教旨主义恐怖革命，看成一种世界反面之道，道可道之道，就会更加难缠和费解——如果把上帝和魔鬼分开，成为一种老旧乌托邦和新幻觉，那么，这个幻觉其实阴魂不散——所以，回顾苏维埃主义对于胡先生一代人的极大之影响，就成为今天的卓越之士不可不研讨和深思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深层次含义是，所谓极端主义势力，观念和影响，究竟会在如何一种世界格局里面成为过去；抑或持留现在；危及将来。在中国，百分之零点几的人获享百分之玖拾的财富——在世界，这种极少数富豪占有全世界多数财富的事实，并未在自由民主之旗号下有所收敛；吕贝松电影《家园》不仅仅指出专制国家的生态破坏，尤其指出发达国家对于地球资源肆无忌惮的腐蚀和掠夺——在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中国和民主自由之美国，都是半斤八两，各负其过。
在此地球危机中，人类好像只有找到外星系统，外星思想，才能解决此道。这是人类两级归一的政治经济思维的最大失败。浪漫主义革命和科学主义肆虐，早就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诟病和批判。可惜，今天的政客和官僚，无论东西双方，都没有这个魄力和深度，来解释和反对这种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人们一面看到贫困和死亡，一面看到奢侈豪华；东西方混蛋的生活方式频任续在，不见改革，人们（多数人）唯独看不到地球为之面临毁灭之大危险。
在这个前提下，苏维埃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叶大行其道，无非是人类对于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殖民主义）之反对、之不满。虽然，苏维埃主义，其实是一种极其简陋和丑陋的货色，但是，人们面对自身国度之现实，还是看到了黑色之坏，而看不到赤色之祸。极左派和激进派之所以享有民众，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科学主义肆虐和浪漫主义作恶之内涵；一个卢梭，一个培根，也许就是民主加列宁的祸根，也未可知也。所以，胡先生一直以来，就有既要反对专制（中国）之黑，又要反对苏联之赤。他在很多文章里呼吁，不要因黑而赤，因赤而毁而亡。
但是，形势比人强，中国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打倒蒋介石，迎来毛主席之道路——这个道路同样反映在大公报之各种自由版面的倾向上。杨刚萧乾等人的副刊版面，就是左倾主义泛滥，理想主义煽情的典型。其间，如何看待苏联问题，就连胡政之也是左右为难，政见出多门，莫衷难一是。其大原则，本来十分清楚，如，应用英国经验来示范中国之民主，之议会，之自由——如，抨击苏联之极权主义弊端，来印证中国之道，不是苏维埃主义——但是，就像孙文联俄容共，在其二次革命时期，主张党内专制一样，胡先生也看到苏维埃主义之党内效率和铁血原则（那是真正的铁血原则，俾斯麦的铁血原则，见之就是小巫）。所以，胡先生之所以在共产党易帜之前，不知所以然地主张大公报无原则办报，就是他陷入世界价值模式的多重性困惑所致。（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就像国民党原则首鼠两端一样，现在，共产党也是首鼠两端——他们一要共产主义，二要资本主义；其实是进一步，退两步；叫做“坐天下”主义，财富聚敛主义，秩序稳定主义，和谐主义，取缔革命和造反主义，不一而足——这是胡先生当然不能预知的结果。于是，就像左派人士一样，其反对黑道引来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依然行之有效，叫做二战以后之罗斯福苏美共治主义，接续眼下之中美共治主义。于是，胡先生反对赤化也好，不反对赤化也好，其所谓“永恒”课题，还是接和大范围内之左右问题，上帝魔鬼问题，善恶问题和元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此对胡先生关于苏联之问，之答，之分析，稍做梳理，以求浅解之。
这个话题首先在胡先生对于十月革命之国际背景观察上得到解释。他认为苏俄革命其实是世界列强瓜分世界的产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帝国主义导致战争——其实，这个话要改过来，是帝国主义导致革命。
其间深意就是，列宁利用德国皇帝反对协约国之意志，将其转化为包括反对德国体制和主义的苏维埃主义。这是德皇恐怕始料未及的。关乎于此，胡先生说，俄罗斯“久崇专制，乃志士一呼，皇室扑到”；说的是二月革命——随后，“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柄，不惜通敌而弃友”——而后，“自捷克斯拉夫族崛起于海参崴，驱逐过激派”，英美法三国援助，（而过激派实为德国爪牙），结果中途受阻。成为海军上将高尔查克及其几十万人死于西伯利亚严寒之悲剧。——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黑海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率旧俄残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欲抵太平洋沿岸，以求东山再起（他们本应受到捷克军队的接应；后，其放弃或者背叛之）。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流亡者。
从1919年11月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酷寒夺去了人们的性命。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所行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他们历大严酷，抵贝加尔湖畔，欲越冰面。
彼时，风暴大雪迫温度降至零下69℃。这仅存的25万活口，终成冻尸。是十月革命大悲剧之一……。
胡先生几乎即时观察了此事件。他说，“夫西比利亚现在除捷克军与谢米诺夫军外，有两种政府。霍尔瓦特政府。有日本为后援，捷克斯拉夫族得到英美赞助，内之同族不相容，外之日美不相协，其形势将转趋复杂困难，殆可断言。日人之忌美者，甚至谓西比利亚之美人活动，已足以代替德人之势力，猜忌之深，于此可见。而日本浪人奔走西比利亚各处”，扩张野心可见，侵华俄欲图亦见之。故此，日本人与之，则直接牵涉到我国东北之安危利益，也是胡先生从俄国而捷克，而美国，而日本，而德国，终而我国之考量原则。所以，俄国革命在胡先生看来，至少有两个迹象，一个是卖国（列宁）可以革命；再是，赤化可以吃黑，结果比黑更黑——这个卖国可以革命（胜利）论，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法，如出一辙，你们皇军救了共产党——这就是列宁主义思想最为简单的真相之一种。列宁说过，只要俄国人死掉一半，俄国就会实现共产主义。
接下来的孙文（二次）革命，导致胡先生在关乎苏联体制和苏共看法上产生畸变。这个畸变，就是他对于苏共有效性做出肯定，从而在此极权主义论上大步后退。这个后退，和他以往对于苏联的看法彻底背道而驰——并且直接导致他派出曹谷冰造访苏联，范长江造访苏区，皆做出某种正面记者，从而为苏联和中共观背书，产生了胡先生中共苏共观的两面性和矛盾性——这个逻辑的延长，其实就是胡先生对于黑、赤问题深思和不得结果之结果——退言之，自由主义就是这样或可以两面报道，两面批判的媒体而不分政治之确与不确的。我们说，也许，某天，大公报恢复民间面目和自由言路之权力，那么，其批判和背书正反两面、在野党和执政党，也没有什么错处可以追究，因为笑骂成文，风闻无罪，新闻记者不以左右划定其标准和是非的。
可是，历史不是没有是非的；胡先生的合题，几乎就是黑格尔式强迫合题的变种——用中共“解放”，作为了答案；且自觉、不自觉迎合共产党多方操纵大公报之趋势，完成了胡先生始料未及的过程，同化之，迎合之，解构之；自我埋葬。于是，自由主义之正确与否，就有了另外一种标准；大公报如果坚持四十年代胡适之主义和蒋介石政府主义，是不是更加接近其自由主义面貌呢？惜历史没有如果。实际情形是，大公报里，（地下）共产党人如过江之鲫，翻云覆雨，明暗兼合，把该报真正引渡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王芸生后来悲叹，是他亲自埋葬了大公报。所谓毛之四不承诺形同废纸（函：人员不变，社名不变，主编不变，民间报纸不变）。回到原点，我们看看胡先生强调共产党/国民党有效性之论据——
一，巩固党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党（胡先生引用当时国民党看法——自立注）；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个人绝对服从……三，领袖一齐出来领导；四，在党的指挥下，统一军纪。云云。“同俄国人的关系实在很深，从党部以致军队，组织上受俄国感化，在在都有迹象可寻。并且曾得明验大效，又都不能否认”；“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讲讲党军政治部的办法。……这政治部组织，完全仿效俄国，各军各师各团都有，内分宣传和组织两部分。在军中灌输政治教育，在军外实行民兵联络，在内演讲，在外宣传，这是宣传科的事。在政治部办事的人，以学校教授大学生为最多，大都抱满腔不平之气，勇于奋斗，艰险不辞。军队之外，政治部的战斗力，确实不在兵士之下，这是一种俄国式的组织，实在是党军致胜的第一利器。”这个利器后来不是国民党专利，也不是军事打仗专利，而是中共治国之专利专器了。（“我在汉口，本想访问鲍罗廷，因为他病了”，未成。）
然而，胡先生并不是没有研讨过这个问题，而且曾言深刻，切中其（苏维埃）弊。和上述有效论，恰成对比。孰是孰非，后人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疑窦丛生，因为，时下共产党经济发展有效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变型苏维埃有效性，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还可以清楚记取二战时期，罗斯福关乎苏联“进步论”与其有效性评价之历史。故此，苏联问题直接带动中共问题之研讨，呈现于大公报和今人研讨文字中。在整个四十年代中叶，王芸生等人虽然在一系列重大课题上抨击共产党和毛本人，但是，其对于国民党后期的鞭挞，最后变成导向中共的歧途，而使该报社万劫不复，名存实亡。这是值得今人或可深刻反思和反省的地方。他在《东北之游》里开宗明义就写道——
苏俄情况，闻所未闻，一党专制，何至如此！发皇之象，实则杂沓；衣衫褴褛，货价空空；“产业荡然，拆买所余”；“商贾绝迹”；田野荒芜，“勤闹饥荒”；“以红军、警察、侦探三项为立国骨干，所谓‘偶语弃世’者，在今日俄国实现之。人之入党后，“子女须受党之教练，首以背叛父母为训。……万国所无之暴政也。”苏俄当局要人亦腐败，最受优待是红军，次为探警，再次为工人，“最受苛待者为知识阶级与商人。”“俄国法庭，专制严酷，世无伦比。无律师辩护，无上诉办法。”“两机关报外，无第二种言论。”这种国家党治究竟是不是一种效率之治呢？国共两党是不是记取了这样的万国所无之暴政呢？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决无一种看法——因为这个转正的体制对过就是赤色政权推翻的临时政府和他们杀戮的沙皇家室；究竟是要黑色之资产阶级抑或沙皇统治还是要苏联呢？参与革命和暴力的俄国作家，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十年后说的一句话是，“我罪有应得”。
谁，罪有应得呢！
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向的新环境和新计划。胡先生对此的看法是，他认为公有制的苏维埃坚持由此有了改变和放松，所以，压制工人抑或压制农民之政策，得以缓解——在广大顿河流域展开的对于农民和哥萨克的镇压，有所趋缓——造成后来人们议论之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救国救民之道——也是道可道抑或不可道也。压制农民推崇工人之政策，还是反向选择，似乎在新经济政策下得以转化。胡先生说，（彼时1926年）“ 列宁死后，金诺维夫（季诺维也夫） 与加列各夫（加米涅夫）颇有权威，二人皆列宁之死党而与杜罗斯基相水火也。金诺维夫兼掌第三国际，主持世界革命运动，尤为有力。……对经济主张厉行新经济政策。……杜洛斯基往岁反对列宁最力之点，为改行新经济政策，复活小资本主义。今则金诺维夫等旧干部一派亦因外交经济与现任干部意见不合，遂联合一致，反对史他宁等。吾人于此，当知俄国之经济政策，完全采温和稳当之办法，盖‘共产制度惟产业熟达之国家始得实现’，本系马克思所预言（胡先生不知道“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立注）。列宁以体现马克思主义自负，乃竟忽视马氏之预言，强欲实施共产制于俄国，卒至失败列宁及身悔悟，已许工商企业之私人经营，史他宁当权，对于中产阶级之保护，更为尽力，为此俄国年来政局安定，生产恢复之一大原因，亦即史他宁招致反对之所由。质言之，杜洛斯基辈，如果得势，则世人现在目为过激之苏俄政治，将益益左倾而过激。”此誉斯大林，是一个新见。
胡先生还说——
意大利为黑党，苏俄为红党，“一党嬗权，压迫多数人民，剥夺多数民众，……一系标榜无产阶级独裁，一系迎合资本社会好感耳。”。苏俄革命缘于帝俄压迫，欧战疲惫；而意大利“工人横行，……报复资本主”；左右归一，遂使得权。“近来，俄国国基渐固，反侧渐安，政府要人，就慢慢取销共产政策，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墨索里尼执政以来，“意国确实繁荣富强”。
这个论段跨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所谓：俄国经济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阶段论，直接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形式，进入社会主义，云云），直接变成了实验农场里面的“动物庄园”；但是，现在却冒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带来外国资本如哈默的援助和投资，使得列宁主义留下一个容纳资本主义成分和份子的罅隙。这是耐人寻味之处——因为，当青年哈默和老年哈默分别在俄国和美国见到列宁和邓小平的时候，他提出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统一于资本模式的“创见”，有了历史性的发展。这个发展，在俄国，虽然瞬间即逝，退回到集中营经济之斯大林模式——但是，转换到中国，却成就了另外一种列宁主义变型纪，且成为共产主义走出窘境的幻觉中之现实和现实中之幻觉。
此幻觉就是中共政治经济模式和中国价值论。
一切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吗？！
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推翻之、否定之、抛弃之之历史轨迹又放在哪里？
如果只有黑格尔是“合理”的，那么，其前辈后人莫非都是不存在的和不合理的吗？
黑格尔是从石头里蹦出的、无历时性、唯共时性之德国“猴子”吗？
……
以私有制与否，考量体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条件，现在破产了。中共体制之私有制性质，大大超过毛主义时代之伪装公有制形式。这个两制共存的唯一条件，就是看产权的是否合法。公有制带来的国家化掠夺，其实，其间不存在什么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含义——它就和“人民”，“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一样，在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社会的无人权、人格、人生之体制里，根本不存在一样。其权力之经济权界和政治权界，也根本就不存在。其间，只存在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权力结构决定论。所以，“公有制”，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其“私有制”，也同样要解决他们自身产权模糊之现状——但是，他们首尾不顾，只好先卡断前此夺取政权以消灭原有之私有制之是非成百——可是，他们业已发现，持续这种公有制产权模式，其个人，私有，特权，将无处落实；打天下，变不成坐天下，财富无法入帐，个人集团和政权不能致富——故此，一切要转变成为“他们”的“私有制”。于是，列宁或者哈默模式，“先进”，发展和异化到中共现在的私有制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重申托洛茨基所言，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小集团黑领阶层的资本主义。
于是，问题的症结何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们披上这个商品和市场标签以后，可以和美欧商业资本，取得价值一致的新衣和筹码。
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和“动物庄园”，现在砌好了最后一道接轨的墙角。
他们现在真的到了“令人最为亢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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