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

 阿伦特的大哀赋--再读《极权主义起源》(下)

 

 

刘自立

 

于是,"个人"这个单性名词很快成为"人民"这个集合名词界线不分的混淆--个体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人伦、政治观点要则;其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中得以发展;且在二十世纪后,越过其所谓的衰落期--"阶级社会崩溃的气氛下,欧洲的群众心理有了发展"(同上)--成长到二战以后。(其间,关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成为前者坚持正确原则之证--费边主义和边沁主义兴起,对于约翰.密尔(穆勒)而言,是社会主义渗透了自由主义,是为其转折点--(见陈奎德《海耶克传》)--但是,这个争论,在眼下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似乎是)要被否定之否定了。在经济自由主义观念受到置疑的今天,政治学自由主义也受到怀疑或者滞后。那种先经济、后人权的观点,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人炸毁自己的军舰那样天真烂漫。但是,在自由主义受到嘲笑而超人哲学(种族优越学)取代之的历史回眸中,重新确定自由主义之原则,是重新出发和重新寻找正确路径之需要。而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无不受到错误引导而走偏了自身之路,忽视了社群主义的关照和认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学挑战,当引以为鉴,深察其中。

阿伦特的表述基本上秉承两个原则,一是极权主义政权消灭阶级说和她更加著名的犹太人问题分析。前者与后者既有关联,又有区隔。

她在该著中说--

"……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成员'(加黑体字--笔者)而行动,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党,否则他绝对不直接面对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实施有直接责任。"

又说,"阶级成员资格及其有限的群体义务和对政府的传统态度,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使公民不会感到对政府的统治负有个人责任。只有当阶级制度崩溃,使民众系结于政体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关系也随之而去的时候,民族国家居民非政治的特点才会暴露。"(同上)

她说,"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这对于根本不受历史上政党代表的中国人是陌生的。)

"阶级保护墙的倒塌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成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国人也从未体会到在革命运动前后什么是愤怒的"个人"。)德奥诸国一战后失业群众剧增,"他们在相关的国家里人数上占有很大比例,自二战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支持了极端倾向的运动。"(这里涵括了第一次大战后的纳粹和二战后的左倾运动。)(同上)

于是,阿伦特在这里讲到的"民族成员"和"阶级成员",是为她解释极权起源之要点。

从极权主义两大政权来看,德国纳粹的种族消灭政治和斯大林的阶级消灭政治,互为引证,东西兼治,成为屠杀人类的可悲历史--加上中国毛泽东主义之"阶级斗争"论,其实也是阶级消灭政策和后极权主义的内陆"殖民"政策(即:由一部分人剥夺另外一部分人,以制造原始积累之新资本官僚体制),故此,出现世界历史上三大极权主义体系。

一直以来,阿伦特在其著作中辟出专门一章,题目就是"无阶级社会"。其观点简约而论,即:极权主义消灭了各个阶级赖以斗争的人权、也就是个体主义。纳粹统治者明确告知德国人,他们是没有人权,没有个人(身份)的螺丝钉--这个说法就是"分子人"之说法(所谓最弱的社会结构也比无结构社会要好些,正是阿伦特对其之批判);而毛的以这个阶级推翻那个阶级的革命和运动,与纳粹如出一辙,也是要根除个人的任何阶级属性。我们在辨析毛之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尤其强调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就是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毛延续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其实,这个误解的原因十分单纯,就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毛政权使得农民和工人成为其政权最大的牺牲品。而纳粹,更加肆无忌惮地说,作为个体存在的任何个人,都是荒谬的,要被镇压和屠杀的--他们组建"命运共同体"、无社会结构于国家于社会--于是,这个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关键在于,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强调一种阶级分化,融合和斗争说。这种斗争自古已有,且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中展现其态。我们熟悉的希腊城邦和中世纪自由市,加上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地方议会,英国革命前的议会,都是法国革命之前阶级斗争和"各阶级允许斗争"的历史事实。其三权分立原则的出台,甚至肯定孟德斯鸠所谓英国第四阶级即暴民阶级,对于政权之制衡作用。稍后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俾斯麦"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说法,也呈现了阶级斗争和允许进行之之做法和观念。基佐关于西方各种政治体制轮番出台,是为了争取自由--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肯定了阶级斗争。所以,和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刚好相反,阶级斗争,正是西方社会不消灭阶级的历史证据。

所以,到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执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之"制度"说出台以后,这种阶级斗争概念,走向完全相反的路径。致使阶级庇护的个人,成为一种无载体存在。这种其实是寄托于近代专制和民主政府篱笆之下的自由主义诉求,当然很少言及阶级斗争之必要。但是,这同样是自由主义对其本国居民不言而喻的事实和概念前提。在这个自由主义移位到中国以后,这个不言而喻成为不言不喻,甚至根本就罔顾前提和罔顾现实。其大致的表现是,自由主义在民国政权里业已式微,形同虚置,但是,自由主义载体,还是基本存在,没有所谓大一统的文化极权;到了共产党这里,一切就根本颠倒。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基本消失,连同自由主义个性说。回到阿伦特,她认为,即便在西方,这种个性说也只是对待某一部分人,而罔顾另一部分人。于是,和西方极权不同,中国极权是将一切人,一切"人人反对人人"的运动,纳入毛制内而从无列外(并非制度之外的多余人运动--在精神和实际上如此);而纳粹主义,则刚好是敲碎了最后至兴登堡魏玛宪法之最后一道体制内防线,而杀出西方法权之重围,推举希特勒民主登台,而后毁灭民主。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

在细读阿伦特个人主义辨析的时候,人们发现,她所执拗的逻辑仍然是,所谓国家和群社组织,没有将一部分人纳入到自由主义者所谓近代国家的法权和民主体制中,而形成多余人的存在。这个赘人体系,因为反对政权对其的抛弃而形成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这股力量,最后成为颠覆资本主义法权和体制的极权主义原动力。于是,最为明显的"阶级斗争"观点,成为阿伦特和马克思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殊途、不同归的世界观。其区别则是,马克思企图以阶级立法,阶级专政,营造一个理想社会--列宁企图以劳工群众之苏维埃主义代替旧政府--而斯大林以共产党官僚体系颠覆了苏维埃制度(这里,一如阿伦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论一样,区隔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墨索里尼的专制空间和纳粹绝对极权之间的自由预留问题)--而阿伦特认为,正是因为阶级忽视问题,导致了阶级冲突的发展,而形成了某种中国人所谓流民群体的出现(这是一种并不贴切的类比)。这样,阶级斗争和阶级抛弃,转变成为一种体制外力量,最后形成极权主义之阶级根基;而这个阶级斗争的势头,很快就被纳粹主义利用而融合于极权主义政权。人民,成为除去共产主义名词之外,又一种所指无意义的涵涉。因为人民,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阿伦特那里,都成为一种虚无主义集合名词,而基本处于无解状态。人民和无产阶级,和犹太人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权镇压的对象、纳粹消灭的对象。

阿伦特说"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同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同一个梦想"的最好诠释--"只是在梦中才有隐私",纳粹理论家如是说--这样的提示比比皆是,中国人还是呈现了巴甫洛夫效应;即便这个效应看来是反党的。

利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利用西方资本中介的犹太人群体,最终造就极权政治消灭阶级,戕杀(某几个)种族的历史悲剧。这是西方世界末日文学和虚无哲学预言、却无法制止的悲剧。其源头,皆来自资本主义法权阙如本身。马克思可以以某种资本未调试状态,实行暴力革命之鼓吹;阿伦特则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制造资本过剩之经济力量,抛弃了那些不为其法制保护者,加上那些"印度女皇"们,构成了极权主义的源泉。对外不民主的力量,最后导致对内极权--她这样认为--这个预警,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对待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理念,所谓"同舟共济"政策,其实是阿伦特批判的、对外不民主之原则的延伸。这个势头,即过剩资本流向生产和成本低端地区的一贯趋势,造就了一股毁灭其自身的极权源头--而这股力量,现在结合东方极权和东方生产方式,以跨越东西方的势头,正在形成反对他们的美、欧资本力量。这个趋势,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地步?至少奥巴马中国政策团队中人,一无所知。

在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之分析中,阿伦特对于西方人的人权双重标准提出尖锐的批判。其矛头指向,首先是那位反对法国革命的英国人柏克。

在分析和解构西方人权虚妄说的时候,她尖锐指出柏克的人权两分法之荒诞,从而揭示了西方政治、历史之人权罔顾,人权虚伪说--而这又牵涉到种族和阶级分野的历史背景。

她说--

埃德蒙.伯克"反对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一些著名论点。这些论点支撑着他的结论,即人权是'抽象'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依靠一种对权利'限定继承',象生命一样转交给子孙;他还宣称,人的权利不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人权,而应该具体地说到例如'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根据伯克的观点,我们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于'国家内部',所以法律的依据不必是自然法则、神的旨意、任何关于人类的概念,例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人类'、'世俗的尊严'等等。"(同上)这一概念和人权去上帝观化有关,而于普世价值说无关。(伯克坚持之民族、种族和阶级偏见和盘托出--加上现在一些笔者呵护其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文字,其实,正是他们不谙伯克和迪斯雷利主义之所在。)

因为正是这类看法牵涉到以下更加荒诞的说法--

阿伦特对于人权历史和西方人权观念一阵痛批;"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

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权一直以来总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而非相反--"如果说一个部落或一个'落后的'社群并不享有人权,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整体,明显还未达到文明阶段,未达到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的阶段"。

"由于人类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相信世界各国是一个家庭的幻象,渐渐地,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成为自明之理。"(同上)

所以,阿伦特总结说,人权假定可以脱离政府,于是政府外行为,形同虚置。无国籍者并无政府,更无人权。"更糟糕的是,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为达成一项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都被一些边际人物-- 一些没有政府经验的国际法学家,或者由理想主义感情支配的博爱主义者--嗤之以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有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人权的含义获得了一种新鲜的解释;他们变成了无权利者的保护人的标准口号,一种附加的法律,一种对于无权者来说别无选择必须依赖的例外权利。"(同上)

这个二律背反的解释十分清楚。人权是一种应由国家保护,却得不到保护的、个人或者民族权益的流失。

人权是政府行为的悖项和悖论--有了国家,就没有人权;没有国家,也没有人权--民族解放可以是人权之张扬,也可以完全相反--很多苏丹式问题,朝鲜式问题和中国式问题,是为证。

从理论上说,人权问题结合前此言及之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问题之关系,是一个理还乱的棘手问题;对于中国式人权考量,主要看西方人权发明者,是要按照阿伦特批判的否定路径,虚以应对,还是真正考量把人权从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圈套中,加以改革,解套和去魅。

对待人权,没有哪个所谓民主政权和现代国家,现在正面面对之,处理之,诠释之。迪斯雷里说,英国权利里有比人权更好的东西(同上)--现在,美国人说,人权因为经济危机,变成三等货色--就是她们被阿伦特言中之不幸;亦为我们国人面对国际人权式微事实之悲。

极权主义利用了资产阶级反对者的现代观念,使得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几乎成为人类历史结束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国家,社群和法权概念,也同样朝向结束的趋势发展。最后他们迎来了既不要现代派,也不要保守派的虚无主义。既然可以对阶级和种族加以利用,然后消灭之;既然可以对人民和革命加以利用,如法炮制;当然,极权者也可以将国家加以改造而完全颠覆几千来的国家概念。于是,正像作者所说,在极权主义者眼中,一个被法律判决之人,也要比一个根本罔顾法律存在的死难者,来得有些人格--专制主义者都知道尊重死者,哀荣亦至,但是,集中营里的最大原则,就是消灭死者的身份(实行彻底遗忘)--他是谁,这是一种颠覆纳粹真理的不法提问。

阿伦特逐个论及的极权政权和极权运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极权主义真相,但是,其中的所谓逻辑深处,还是灵犀点通,东西合璧的;只是,我们同样注重他们的区别和趋同。这个区别的根据,当然就是历史文化的根据(前此,我们已经稍有论及。)于是,分析的轨迹基本上遵循这样两条道路: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希特勒,斯大林和毛,他们是如何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自然包含暴君制度,专制独裁和古往今来一切的镇压,杀戮和监禁。但是,正如阿伦特所说,所有国家体制(就不论古代希腊的民主体制,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现代代议制政权),都会秉承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就是,对待敌对势力的报复和镇压。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上,极权主义将其改造成功--他们不是杀死敌人;不是仅仅镇压反抗者;不是实行稍有民主自由空间的某种造反和镇压轮流转化的进退之策;不是,他们要镇压人!只是在区分人被转化为分子和螺丝钉的时候,有一个先后主次的顺序。正如刚刚我们引证的,希特勒杀光犹太人以后的目标就是波兰人--列宁说,要杀死一半的俄国人,就会实现理想--毛说,只要心还在,人(敌人)就要死。这样一来,极权主义变成第一不是专制,更加不是自由和民主--虽然,他们一直以来就在抛掷新民主,新自由,新人--他们在某个时期,成功地做到了几百万人走进焚尸炉而不会,不知,不敢反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于是,人,这个目的本身,成为不是目的,甚至不是达成革命,运动,夺权的任何手段。阿伦特观念的独特和深邃之处在此。她驳斥了极权主义是吃掉自己孩子的革命猛兽--这种说法--她说,不是这样:

"手段变成了目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经不适用了,恐怖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利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在继续。"

"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务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屠杀地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以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屠杀;……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是无法得到证实的,用普通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同上)

极权不是独裁,不是专制,甚至不仅仅是暴政。阿伦特说,"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同上)

关乎于此,我们曾一度举出毛式极权主义之所以不可以专制和威权之十大理由。再简约举出:

"从商、周到清末,中国体制虽然逐渐落后凋敝,却文化生机坚守正道,传统犹在,文明延续而名家辈出。

二,封建之对于王权的制衡,中外皆然。秦破封建,实行郡县治,是一种最大的不监督主义。其间,汉唐之宰相权利的挣扎,是为后来的权制造成多少一点正面影响。

三,封建政治之儒道互补的文化空间,开启政教分离和政、教互敬的正面传统。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即是一大证明。

四,封建或者废封以后的经济制度在基本层面,没有否定私有财产(注意:希特勒也不是公有制--自立加注)。文化之主体,就是地主存在,就是地主文化。加上水浒游民,在社会层面上完成包公和五鼠之类的结构和互补。

五,清官传统和贵族文化造就了文化延续和中华文明。比干以降,到海瑞上书,这个传统使得政治选择,在比较良性的过程里发展。海瑞打倒严嵩,就是一种中国制衡制度有限发挥作用之所在。所以,皇权黑暗时期和皇权开明时期,各占其一,不是完全可以无法无天。

六,专制之上述内涵,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出来一种儒家气节。这个气节,造成了代代才人和勇士。

七,清末改革失败。中国人把传统截止,造就马列毛,造成极权主义政治,于是一切作废,从文明到文化;从文人到文章。五四运动开启两个端口,一个是西化,一个是共产主义化。最后,启蒙变异,成为全知全能之极权。

八,在看待民国历史的时候,民国历史学家业已指明专制文化空间和中国特色(真正之特色)之存在。

九,于是,极权在二十世纪造就了蒋介石为毛代替。中国历史完结,时间完结,文明完结(时间开始了=时间结束)。

十(四十年代末期,所谓左派)罗、章啊,黄、柳啊,甚至戴、李啊,一股脑都跑到毛主席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宪政主义操作。"(刘自立  《一种政治戏谑--中共搞不了威权之十大理由》)

这种一切许可,可能-也不可能;目的是有的,也没有;手段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诸如此类,究竟如何实施,定则和非则呢?的确,人们的常识判断和逻辑判断全都被废弃重来,或者更本就不重来--他们的时间开始了;也结束了--他们的人性遭到灭绝既而人伦颠倒,民族灭亡,国家消失--他们在一个、原则就是无原则的辩证法里苦苦挣扎,开始人是不死、不活之人的生活和生活之死。其特点是:

1,领袖原则被秘密警察之秘密过程和命令所代替;抑或领袖异化为秘密警察头子,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反傅歇主义传统消失(傅歇,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和拿破仑时期的秘密警察头子--自立加注)。

2,"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政变"。(所以,只能等到他们死后事情或有变化和不变化--本质不变--如,毛-邓关系。)

3,在此之下,"几百万人组成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百万精英成员构成的超级党。"(这里绝对没有什么作为将来反对党的"中产阶级"。)

4,宣传+谎言+谎言重复。

5,宣传"犹太阴谋论"(这是西方人置疑犹太上帝的由来已久的观念;从艾科到卡赞札基等人,再到所谓"达芬奇密码,圣殿骑士,911犹太人阴谋",不一而足。)

6,干部政策。

7,秘密警察。

8集中营。

9,意识形态和"逻辑"过程。(如前绍述)。
……

以上是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极为简单的作者引书--这和她的极权主义运动又形成一种辨正关系。这个关系说,使得人们看见以前的纳粹主义和后来的文革。这些关系说,也是确定东、西方运动说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直接牵涉到这种运动和革命的关系(其实是民粹和极权的关系。这些东西有,1,科学宣传--就是制造科学真理论,"科学"、社科类牛顿"万有引力"正确论和万能论;"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则一直怀疑这种非功利说对于中国政权是否适用。)

2,预言。"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

3,神秘性。面对混乱和灾变,群众宁愿相信"意识形态虚构"。

4,虚构掩盖真实。

5,"国家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这个目标就是:保存种族。"--希特勒 《领袖言论选集》)(在此,种族和阶级成为两个极权话题,如上绍述。)

6,组织:同情者和党员(同路人--这个中国名词也在这里出现--据说是康生发明了这个词汇;待考)加上纳粹精英。

7,领袖。(前此,关于极权政权的洋葱结构说里,关于领袖并不重要之阿伦特观点,我们几年前,说了不同的话。)

8,"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组织"。

9,于是,这种运动和这种国家,这种政权互相砥砺,磨合,一体化。成为自政党化运动以后一党化运动的成型和发挥。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这种变多党为一党一人一言的客力司马鬼魅。其造成的群众影响,至少在我们这里还受欢迎,除魅不成,反倒是毛热不减,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国耻!

我们看见,几千或者几百年来,从"列维坦"开始(甚至更早到西赛罗、色诺芬)争议的国家,人际,个人之关系的政治论理学如何走向绝对黑暗。而阿伦特的"人人反对人人"之说、之引,也恰好正是霍布斯的名言。这其中究竟发生了如何一种发生论和发展论及其前景呢?一个道德问题摆在前面。所谓"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道德"(福科语)--加上解构主义的相对论:中心解体,语言解构,真理破产,……康德乃至十戒之法典传统,面临尼采式的批判--价值重估的无上帝论,让言及于之者疯狂,也让民众和知识分子同样发癫。阿伦特所谓知识高层对于极权无一免疫,就是这种情形。这样,国家必须论,列维坦主义,从其开始,就面临后来的彻底解构。事情就是这样荒诞。

霍布斯主义从拯救人类于自然法则和丛林法则,开始了国家主义之论述--最后,在制造出一个最为庞大的猛兽以后,人类不但不会受到保护,还会尽数被吞噬。这是列维坦悲剧的逻辑。(仅从德国人忘记俾斯麦稍有反对党,稍有议会论和皇权论的纵横捭阖中感到腻烦,就知道他们取消兴登堡的俾斯麦最后一抹色彩以后,德国人就开始了一个纯粹颠覆传统的纳粹运动。而俄国人和中国人,也是从腻味专制主义开始,将自己的革命原则,最终建立在纳粹之列维坦上:而他们彻底忘记,列维坦一书中关于暴力受害者有权暴力反抗的段落。人,是不接受历史教训的动物?!当索尔什尼琴再次吹捧斯大林的时候,人们终于弄懂了逻辑推演和归纳的无力--列宁式逻辑"过程"的鬼魅;国家主义的遮蔽。等等……)

一如启蒙导致革命,革命毁弃法规,常识遭受颠覆,于是,全能、总体、真理主义把一切政治微积分改造成为一道简单命令式:服从=真理。

罗素否定了"桌子"(加贝克莱之"感觉复合"),但是,你面对"悬崖",就可以跳下去吗?!而维特根斯坦所谓"沉默"不言,也是相对语言而言;无无语言之沉默也!

这就是逻辑的双向悖论:真理是有限的;但是,追求真理无限--追求真理,是在不可论证的命令式中产生的:自由,就是允许不赞成真理。……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阿伦特的大哀赋--再读《极权主义起源》(上)

 

 

刘自立

 

"大哀赋"之所谓,缘起于中国明末清初之抗清名将和闻人志士夏完淳。其所做哀赋,意在抗清复明而呈遗民情结("国屯家难,瞻草木而抚膺;嶽圮辰倾,睹河山而失色。劳者言以达其情,穷人歌以志其事。追原禍始,几及千言")

这个故事和阿伦特主义的关系就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前朝产生很多反思;这个反思对于阿伦特,就是究竟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其法权,自由,民主,殖民,资本和暴力…….这个哀赋和我们一直以来观察现代欧美对于中共的绥靖主义政策,关系颇大颇深--她的看法,推之于己,亦"追原禍始,几及千言",同样是我们自己对于国家和理念的悲咒和批判。之所以说阿伦特对于西方国家之历史,之法制,之自由民主观,有一个大批判,不是言重,而是确实;是她书中见解的深邃和批判的锐利。这个大批判,其实就是对于古往今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却必然的)否定;除去她几乎在"画外之音"里,屡屡提及之国家、群社、法规和文化的几乎是先天的已设--她以此不言而喻来对比此等制度和文化的大湮灭趋势--既而指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在19世纪前后的堕落,转型和几乎灭亡;产生了第三帝国--而亡于整个欧洲文化对待其前朝的批判和讥讽(那种所谓现代主义加上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如何解构了其传统,其尺度,其习惯的;西方自希腊以来的一切,是不是象尼采一样,要在"复兴"之后说明上帝和诸神皆死(见瓦格纳主义);文化革命(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是不是对颠覆,废弃和最后毁灭了西方文化和体制本身。那些不足,离奇,偏执和虚伪,究竟是不是西方近代国家之过,之祸,之罪?

这都是非常深刻的议题;其不单出现在阿伦特一个人的观念里,他们几乎流传了整个一代或者几代人。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把20世纪极权主义概念对峙于它的老祖宗,西方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而事实却是,这个对立之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理念本身和极权主义千丝万缕,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唯一使人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当极权主义发生,发展,覆灭(中国却正在崛起这个主义)之后,阿伦特主义分成了两个界面:极权主义造就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后衰落下去;东西德的统一,却令人心悦诚服地看到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想和前途。所以,如果这样看问题,问题的提法也许更加准确--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有继承自由主义之西方政治传统,摒弃其极权主义滋生其中的资本主义之恶,之罪,才能最终解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尤其是最后解构其自身仰赖东方的那种殖民意识(经济上的负面全球化)--加之最后解构中国政权,这个最后的后极权主义国家--使之幸免于和资本主义"同舟共济"之局面,是为课题的最后结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难产的事务;就像张伯伦一战以后一心一意搞建设而为祸欧洲一样,东、西,中美格局,是不是要重复张主义之覆辙,是我们阅读《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最后必须。

我们可以从几个偌大的观点锲入,以解其见。一个观点,就是她的上帝虚无观。这个观点一出来,马上接上她的人权边际论(下面论及)--也就是她所谓国际人权(观念和组织)并不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之道,相反,人权一直以来就是虚以委蛇的资本体制和种族优越和民族优先的花边(迪斯雷利称,人权于英国并不是最好的东西)。再就是她的自由不可能论--关于极权主义抑或集中营体制里自由的不可能性,空洞性和无用性。她在分析了极权主义核心地带集中营以后写道--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阿伦特 《极权主义起源》)。这段话之所以难解,就在于阿伦特定义的反对运动对于希特勒政权群众基础是否牢不可破、还是不牢可破之矛盾;再是,反抗者是不是因为反抗而获得了和民众同样尚未看见的隙罅和空间(自由空间);三,敌人和非敌人--无辜者的"命运共同体",是不是给反抗者一种不会毁灭的机会,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也给无辜者一种机会、或者不给;最后,革命资源在任何暴君和专制主义政治中向来存在,但是,极权主义消灭了这个资源。等等。

之后,就是坊间国人和异评家所谓国际资本价值罔顾问题,阿伦特用"死神与贸易的欢乐共舞",一言以蔽之。

其主要理念涉及贸易者欲壑难填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历史、现实(让人想起俾斯麦所说,社会主义者之欲壑难填--难道资本主义就不是欲壑难填?--自立注)。它直接战争国际、运动人群;使得政治经济文化(批判)结合并构。她认为,资产阶级从不问政治到与权利结合,与政治,与政权结合,最终走向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则在很多方面罔顾资产阶级法权和人权意识,甚至变成某种贪婪无度的金钱和利益的追逐者。最后,处于帝国主义者文化影响下,纳粹终于解构了西方最后和最初所有的文化和道德根据,用所谓更坏的体制(其实是无体制,无法制,甚至无目的),代替了较坏的(体制:她所谓先锋派文人批判的资产阶级虚伪和法外之人,之群体;等等。)历史和政治的嬗变使得最有文化和最没有文化,最贫困和最富裕,最优等和最卑贱者,围拢在希特勒面前,呈现一种灭绝人性的兽性和戕害。她说,那时的人们,只是要求改变,改变旧有的一切--至于改变以后用什么代替之,填充之,业已在巨大改变的呼声中死去--于是,即便出现灾难的阴影和迹象,纳粹的脚步声近在咫尺,人们还是疯狂地要求摒弃一切的传统和规则。上帝的天堂也不能不使他们更加看重希特勒的地狱--也就是阿克顿的欲上天堂,实下地狱,成为结局。

在《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全结构中,其贯穿该论的线条即如此:

--上帝死亡说(抑或根本就并不关顾人类说,《人权宣言》在阿伦特看来,就是第一次废弃上帝)。

--普遍主义国家观念对峙于个体主义;共象对峙殊象(见黑格尔)--也就是个体或失去国家群社法制文化之眷顾甚至保护(涵法律和文化种族意义上的保护)之人--变成多余的人,被抛弃的人--这样一种多余之人最后纳入纳粹群社或言第三帝国,最终,其个体再转换成为螺丝钉和分子原子,成为极权载体下毫无任何尊严的"载民",暴民和机器。阿伦特其实是在坚持或者发出一种遗憾:社群没有将全部人类囊括其中而产生天网恢恢,却又疏又漏的局面,致使几百万,几千万犹太人,波西米亚人,亚美尼亚人,白俄罗斯人沦入万劫不复之地而成为纳粹反对西方正统的人类载体。在这里,阿伦特一次次言未及之的政治架构,正是她屡屡肯定"政治"一词的正面用心,良苦用心。如果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不是纵容犹太金钱主义者,如果他们知道群社与国家有责任一直保护所有的人,那么,以后出现"人人反对人人"的、人人无权无责状态,或许可以不至发生。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如果",还是不能成立。资产阶级和他们幻觉中的或者实际上的(名誉)贵族,从普鲁斯特的书中走向人们,说,还是有着一种死亡或者并不死亡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存在--比如,优等文明和优等人种就是这种法外施人,化外显贵的继续;虽然保护体制中人和保护一切人尤其必要,但是,西方文明并未遵循这个轨迹。走在所谓正常道路上的公民越来越少了。这种道不可道者,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论述中经常涉及的政治经济载体中人--那些对内民主,对内法治之大框架并不呵护此等人群:糟糕由此发生,蔓延和滋长;人,抛弃了人;纳粹接纳了他们--再毁灭之--就像无产阶级被无产阶级专政毁灭。在绝对之意义上,存在主义或者瓦格纳诸神没落主义,是整个人类、也是被抛弃者们绝妙的写照。

--这些失去保护的多余者,成为过剩资本转型极权主义的人力载体。最早的殖民主义者,连带那些开拓者和总督大人,那些"黑暗之心"之人--康拉德著作中的白人--成为后来普遍意义上的"印度女皇"或者什么皇帝了。这是阿伦特概念重的要点:资本对外侵略殖民,对内民主自由。这样的论述遍及其政治表达和学术撰述。这个表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支持民主体制抑或反对之,很不好说。(因为,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说,也是站在西方人之东方学立场上,实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由此肯定所谓(走向社会主义之)资本阶段说,而无论其他。恩格斯甚至在十九世纪虚假的香港所谓"面包投毒"案中,和官方报刊一道叫骂中国人。所谓亚细亚生活生产方式必须接受资本主义洗礼--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全球化观念。)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却是绝对的批判者而与马恩大异。她坚决谴责(和她一样,还有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绝不饶恕资本主义的这类罪与恶。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之妄说,只是一种对待道德罪恶的辩护词;于实于虚都是十分虚谬的观点。

接下来的问题延伸是,这一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说和东方之起源于匮乏资本体制,如中国,苏、东政权,又形成一个悖谬。问题是,恰好在多余与匮乏之不同经济基础上,东方和西方同样产生了极权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视角。

再有,所谓国家群社罔顾和抛却者,成为极权之人力载体说,和所有逃脱专制极权国家和体制,逃脱控制者,又于阿伦特的说法刚好--这些"逃"者(见高行健语),正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如,1949年逃亡海外和港台者;1989年逃往美国欧洲者,等等--于是,在这里阿伦特的逻辑不合"东方学"(见萨义德)中的实际情形。是为一问!

--T.S.艾略特所谓"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说,耐人寻味,而阿伦特刚好在我们开始的地方做了她的结束。她在该书第三版序言结尾说,苏联之赫鲁晓夫时代或为极权主义之解构时代--但是,她撰写该文的日期,恰恰是19666月--文革超级极权主义之毛式运动,却是以阿伦特完全无法理解之全部,囊括于"体制中人","群社中人"和"国家中人"--当然,所有这些"群社"和"国家"并非阿伦特所指设,而是完全相反--其为毛式极权主义运动之前提,而非以能够逃脱或者可以叫做无人管地带者为其前提;其资本之所谓"多余力量",也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中国饥荒刚刚过去两、三年的极度匮乏时期,没有阿伦特所谓资本帝国化之海外运作、殖民主义运作和过剩资本之踪影;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文革,从来不是资本多余势力导致,而是恰好相反。故此,阿伦特的极权主义非常奇特地罔顾了中国毛泽东主义的极权和文革。笔者也许孤陋寡闻,不知道阿伦特是否研讨和批判过毛主义运动,一如她认为运动是极权主义之无目的,非功利主义之白日梦,却不想关乎于此,有所反持:邓小平以不同方式实行之极权主义,恰恰是改变革命成为秩序说之先声--其特权体制与官僚体制,无对外殖民之嫌,却坐实了人吃人的"坐天下"之政策,500个特权家庭统治中国的政策,不像阿伦特说的。他们的目的是有的;功利也是有的;只是主义和立场皆无--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大改造--而他们没有的,却恰好是希特勒和毛的虚拟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的巴巴罗萨死了。

--阿伦特作为犹太作家之反对极权主义观念,直接涉及类如迪斯雷利(新译为狄斯累利)之犹太主义变形纪;涉及普鲁斯特等犹太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甚至涉及后者"半个犹太人"之著作《追忆逝水年华》。说明犹太人之体制外、局外人和异己身份之奇特,之灰色,之兴亡。其风格、指向和定见和很多边缘作家一致,如,本雅明,马克思或者乔伊斯(的布卢姆)等。她对于内在性和浪漫主义的批判,也正好着力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末日情结。一旦布莱西特说,"先吃饭,再讲道德"--马上引来其观众、衮衮诸公的鼓掌叫好和阿伦特坚决的谴责。对资本带来的"荒原"之批判,成为她鄙视"众神黄昏"的讥诮笔法。那种视文学史为一种堕落前兆的回顾,我们在鲁迅这种批判人物文字中似曾相识,却又觉得缺少建言和前景。(当然,阿伦特从革命之社会解放和政治建设两个层面,认定了法国英国革命的预设力量之正面性,而否定了俄国革命之破坏;亦强调了制度建设和预设的无比重要。)

--阿伦特因此对西方主流价值具备极为深刻的反省精神。上述关乎于此的个人主义批判--相对于她几乎呵护之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群社主义),与一般解构/结构主义之反思迥异--也和自由主义之反对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不同。其异军突起,正是秉承上述逻辑之结果,而其反结果论之;个人主义就是走向尼采的极端个人和瓦格纳众神之死的暴力美:从存在走向虚无(海德格尔)。这个阿伦特的结果和水果是,一以贯之地批判个人主义,并且把这种其实是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群社主义,定义为他们一开始就规避社群之结局。于是,她的个人主义批判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首肯,有大区隔,完全迥异。因为,她并非因社群压制个人而反对集体主义;却是因为国家罔顾个人而大呼憾事。

那么,她究竟是批判个人主义,还是批判社群主义?适成哈姆雷特之问!

一个简单的逻辑被颠覆了:由自由主义干预论,发展到国家理性论之马基雅维利和黑格尔主义,正好没有走到阿伦特所谓的社会和国家对于个人和少数民族之拯救论;其处悖论,国家主义直接迈过自由主义人权说和个体说,走向极权。问题就在这里:一般而言,自由主义是对于极权主义最后、也是最初的批判;但是,阿伦特主义正好反向持论:自由主义正好是走向极权的开始--因为它一开始就规避社群主义--而最后,国家极权成为极端个人主义加极端社群之恶果。这个论述就是:一个斯大林等于全体;毛就是人民;领袖就是党的化身。等等。

这个逻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这样一来,阿伦特的批判风格,就成为左、右两派观点之敌人。她在否定右派虚伪性上,看似成为左派绝对主义的坚守;但是,当她看见左派成为极权加纳粹(精英)时,她又成为左派之反。只是因为她认为,极权主义之罪恶,皆来源于资产阶级现存秩序的反对力量。资本主义豢养了反对其虚伪甚至其罪恶的反对派,从而导致极权主义--而一度维护这种罪之恶、恶之罪的负载者:犹太人--最后却转变其恶为罪,不是受到惩罚,而是受到毁灭--因为据说,恶受罚;罪毁灭。

这时,犹太人作为英国"蓝色之花"的迪斯雷利主义,一瞬间和他所象征的犹太人梦想一起见鬼去了。

最后,(纳粹)革命带来更坏的(制度)代替较坏的(制度),这种类似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普遍结果--而相对于邱吉尔之较好的民主制度之说法。

阿伦特说:

"当1914年战争席卷欧洲时,感谢上帝的不只是希特勒",荣格赞美"钢铁风暴"。托马斯.曼说,"战争比胜利更能够给诗人灵感"。一位知识界的人士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会拔出手枪。""这种对战前时代剧烈不满的虚无主义式爆发以及后来尝试使之恢复。从尼采和索黑尔到巴列图,从韩波和T.E劳伦斯到荣格、布莱希特和马尔洛,从巴库宁和纳恰耶夫到亚历山大.勃洛克,其实忽略了,在一个弥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里,厌恶是多么正当的。""布莱西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写《三便士歌剧》时的情形",(同上)呈现了暴民和精英在颠覆传统价值上的极端一致性。

塞利纳和纪德公开表达杀死犹太人的欲望。"精英中那种揭陋虚伪的无法抵制的欲望可以由事实来证实衡量,甚至连希特勒动手杀死犹太人也不会破坏这种兴致"。"极权主义运动伪称泯除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分离的现象,恢复人的神秘性而非理性完整性,这同样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

"普鲁斯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局外人和新来者,即'淫奢之城'的居民,不仅更附于人性,而且更加正常。"(迪斯雷里和普鲁斯特都知道,"……因此贵族阶级得以在失去一切政治意义的时候,能继续决定一个社会的等级。"(同上)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像胡风,郭沫若等人在四十年代末期,配合毛、周暴民意识,实行文化围剿,以摧毁蒋介石专制民主之文化现象呢?

而不同点是,纳粹不消灭他们的第一流天才(见本书)而与毛相反。毛既要消灭第一流活文人,也要消灭孔孟甚至贝多芬、莫扎特(见当时《光明日报》批判无标题音乐。)

所以,阿伦特的真理和晦涩,正在于此!

于是,诚如现在坊间谈论的,纳粹是不是七天可以做成?我们的回答是,可以,其实,也不可以--因为,按照阿伦特,纳粹和反犹,不是一日之工,不是一朝之露,它是百年甚至千年之患,之隐,之魅。所以,焕发一日之新,重新来过,不是其复活,而是其未死。因为,阿伦特观点之集大成,就是:纳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所谓资本主义的、几乎是必然结果--这个结果,经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自我转型调试,有了基本的抗体和抵御能力--但是,其迪斯雷斯所谓要英国女皇做"印度女皇"的奢言,正在转变成为新的一句口头禅:中美"同舟共济"。

故此,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转向权利(政府)资本和帝国主义之看法,只是打开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秘诀;而我们阅读之,受到她的某种启发,就是要打开中国极权主义之奥秘--而这个奥秘,正好又是考证"印度女皇"之迪斯雷里主义和奥巴马之东、西"同舟共济"主义之开始。

所以,我们说,在阿伦特结束的时候,在1966年,在经过了文革四十多年以后,我们中国极权主义之研讨,才刚刚开始。

就像我们从哈耶克的纳粹论里,见过一些文革主义类证,但是,毕竟那是纳粹,不是文革。所以,当共性遮蔽了个性抑或相反的时候,语言也许不能将逻辑之必然性和盘托出。

我们并不见得可以罔顾维特根斯坦,固然,至少布拉德累告诉我们,如果语言的强迫和逻辑的强迫代替了怀疑,极权的脚步声就在身边。这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之所以提及逻辑事务,是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他们的逻辑。阿伦特说,"'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其阶级斗争和日尔曼优等论"慢慢失去了,好像已被过程本身吞噬";"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BC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A。"(换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才会正确","历史提供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托洛茨基如是说。)(同上)

而这个逻辑发动的过程,其实只有一半,就是上述代替较坏的取代物,是什么之问题--党的逻辑说,要进入过程,取代问题,可以消灭;这个逻辑的正确就会保持;也就是号召人们推论一种必然--而其实是必然之反,人类之悖,理性之反(他们千方百计说明非理性之尼采和福科主义的正确),以及逻辑本身的非推论性:你不能问,谁是党,这个宏大叙述如何代表人民,如果逻辑和现实悖反,谁应该负责?这些问题,都被埋葬,没有人会这样提问(至少在官方媒体中,无人此问。)逻辑必然性和真理问题,正是因为真理解构和范式突破而得以转换--而如果这种转换既而颠覆真理和抛弃范式,那么,不单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不会出现,还会造就孩子和水一起废弃之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极权,全能,主体思想的可怕之新,之误,之祸。

回到专制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基本分野上,就像人,是不是要成为人,这个问题一样简单,一样复杂,一样魅力四射而黑暗无底。区隔一件事务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是常识。逻辑,恰恰在违背之的情形下,创造了爱因斯坦。于是,宇宙折叠理论和人类科隆实践应运而生;但是,逻辑依然不能更改到,一如罗素否定了桌子,你面对悬崖,就可以跳下去!

所以,常识范畴,也就是哲学语言中所谓范式范畴,常常就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虽然他们说过,要解构范式,不是根据旧有的实行改造,而是重新发明新的--这个论点,在科学发现中极为中肯,但是,时移到政治哲学中来,就悲剧发生,人将不人--已然不人。极权主义正是要颠覆社会常识,突破所谓范式,毁灭一切传统,实行不是解构的毁灭。《极权主义起源》一书,虽然重点实在"起源"--一如我们前面提及;但是,正面说一说何谓极权--含其政权,运动,意识,人物,当然也是阿伦特精彩所及。我们大致可以简约梳理这个轮廓,使人们看清楚至少是西方极权之概貌而推及至东方,从而发现异同。

关于这个范式之争,我们一度有所思考--

"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一个基本的描述。这个描述是温习其'突变'理论的全部基础。(这种突变使人想到"七天纳粹"说……自立加注)

范式的特点和(传统)理论的特点是不同的。它首先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常规'和'非常规'领域。而范式的理论规定,则倾向于确立常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有限内容,而非无限可能性。这个有限可能性,对于确立传统研究者的传统前提和出发点,是持有肯定态度的;而对于超越这个传统的非常规可能性,则持有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对范式(PARADIGME)而言,他在通过非常规方式获得科学新观点的时候,这些范式往往呈现的是落日景象。沃尔夫刚.施太格缪勒阐述库恩的看法说,'规范化和公理化是一种后来的现象,在库恩看来这常常是一种衰亡的征召。'(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下),除特别注明外,下同)他说,每每一种或者多种'精确'的表达方式,是科学面临危机时刻的表现。而范式的观察者并非是中立的观察者,他们就像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观察不同的现象和想象领域中的课题--亚氏观察'一块挂在绳子上摆动的石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看到的是一种受到阻碍的情况,而伽利略则将同一种情况看作一种摆动。'

"范式的出现和经验主义拉开距离,是因为范式参与现象的观察,而非处于所谓'中立'状态。而库恩和波普的分歧点何在,完全取决于他们针对范式理论的歧见。也就是库恩派所言,范式对于经验反驳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带来的第一种看法是,库恩对于波普的,在经验领域中的证伪存在,持有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种相反的经验和反例是确乎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打击的不是理论而是使用这种理论的人。'

"施太格缪勒继续介绍说--

'他们把反例作为反例,即作为对人们迄今相信的的论据的驳斥;他们相信这些理论已经被证伪,并且想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他们最终又用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这一新理论已经得到反复的经验证明,而赢得了其余的研究者。'

不,不是这样!

'库恩认为,真正的进程同这类胡扯从来是不一致的,它有完全不同的本质。'

"这些完全不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接下来的说明:

--由于研究中'特例'的积累,范式受到了其前所未有的挑战,常规科学陷入危机。于是,抱残守缺者和怀疑旧事务者产生区别,他们的'信念'产生区别--对于旧范式失去信念者,开始尝试进行新的抛开范式的选择--这里,范式几乎就是旧范式的等意词。

--于是,出现常规和非常规科研的对峙。库恩拒绝了抱残守缺者的殚精竭虑的突破,如中国人说的亡羊补牢;他也否认新旧范式的转换,即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他只是相信'突如其来'的一夜转变,这种灵感式,非合理化转变。他说,牛顿力学不是相对论的临界点,因为他们使用的概念完全不同。

--新,旧各派之间的讨论时有发生,却是各说各话,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所持范式没有通融性。有趣的是,'更多的合理性不是在新范式一方,而是在旧范式一方。'

--(施太格缪勒在以下句子中加上重点圈号)'并非新的理论消除了旧理论的问题,而其自身暂时尚且未面临任何问题。倒是新的理论最初总是困难成堆,这些困难要比已经陷入危机的传统范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之和还大得多。'"(刘自立 《民主的证伪问题》)

所有这些逻辑讨论,应该归结到一句话,如果在社科领域企图实现牛顿式万有引力之真理,以图启蒙,真理和实践,就会直接走向极权--这是毛的实践论,列宁的反马赫--马克思的阶级真理(共党宣言)--希特勒的纳粹民粹和党粹,一脉相承的新"范式"论,新逻辑论,新本体和认识论之集成。所以,布拉德雷才会说,黑格尔主义严重"堕落"--就在于其国家主义罔顾人权和人性之历史规律论,历史意志论--人们还是急欲回到康德双重性,经验-先验;天-地、星空律令之下,回到摩西或者耶稣之博爱而不是"博恨"之毛主义和纳粹主义。这是非常明确的原则。(故此,在1917年和1949年,逻辑大师们对于列宁主义逻辑的微弱反思和金岳霖等国学逻辑者们,他们投降毛主义逻辑,就是一种十分悲哀也深刻的反逻辑现实。只有洪谦先生做出沉默状以呈尊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

难道只有斧头,斧头,还是斧头?

 难道只有斧头,斧头,还是斧头?

笔者在1986年,曾经译介过西方报纸对于索尔仁尼琴《红轮》这本大书的评论。时隔20多年,现在,在京可以买到《红轮》。此乃读书界一件大事。虽然只出版了此书20卷的第一卷(上、中、下),但是,读之依然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伟大俄罗斯作家关于天、地、人的浩然长问;为天有眼啊,为神有灵啊,难道只是天苍苍兮上无缘!举头仰望兮空云烟!天地人,本来就是世界本体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索尔仁尼琴继承了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传统,以一个俄罗斯文学家和历史家的眼光和心灵,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就是天地人三部曲的成书结构;这个三步曲式,第一个是读解历史中的天道与地道;再一个,是读解人文的革命改革;最后一个,是读解陀氏行文风格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启示。他继续了这个天问人道。只是,其所谓俄罗斯价值论,甚至超越了普世价值论,形成和俄罗斯思想和思想家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思想民族性和俄罗斯弥赛亚风格。其中,主要呈现的赋格曲,也和文学界所有伟大赋格一样,抬头望天而低头眷顾于大地苍生;他的赋格的具体内涵,不止是诗歌和文学的烂漫驰骋和想像,而是直接涉入红轮碾过后俄罗斯天地涂炭的血光之色。其叙述与剖析犹如滚雷划过十九世纪和20世纪那段残酷而残暴的历史,令人错愕惊诧。该书提问的具体方式是:革命暴力之索非娅和扎苏利奇方式;绝对不是列宁的方式,和斯托雷平以一人之身全力抗争的改革方式与和平方式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互补和赋格?
俄国历史是不是最终会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抵消恐怖主义之涅恰耶夫和列宁的革命,是不是只要遵循赋格复调的对话而不是独白的民主,就能不单成就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之大业,也能成就俄罗斯进步之梦想。答案却是完全相反的。巡神派的天道说,被世俗革命之暴力取代,是因为他们不能付诸建立地上天国之行动——而建立社会主义天堂的革命,却只能杀死上帝。早在《群魔》(抑或译成《鬼》)之伟大设问中,老陀就此二律悖反提出了后来由巴赫金总结的赋格曲:革命,还是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方面,陀氏因为参加革命而遭流放,一方面,他坦诚,十年流放,对于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于是,群魔所示的圣经中人被魔鬼附体而像猪一样陷入泥潭的说法,成为世纪之谈,永久获得了他的哲学和文学的意义。这个赋格风格,在《红轮》中,完全继承。我们看到,索氏提供的、列宁站在一人高之火车红色车轮旁,准备启动他的革命论,成为该书的命题象征——也就是,列宁狂喜于战争的爆发,在1914年前后;他要一改战前他所陷入的扃困无聊和绝望,用它蜥蜴般的毒辣和狡诈,利用战争,以其一条所谓“金色蜥蜴”(索氏语)之身,咬死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列宁成功了。这个水果就是恶果的逻辑,此前,呈现于索氏关注的暴力和改革的争执之中。他的所谓复调风格,正是在考察索非亚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主导动机的时候蔚然形成而展示于后人的。也就是说,当斯托雷平千方百计要为沙皇的政府施行被俄国杜马搞得颠三倒四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附和暴力的作乱),斯氏就像那个德国的俾斯麦一样,似乎要以其铁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政党之上——他试想实现的土地私有化和君主立宪之理想,最后被两颗枪弹结束。
这样,索氏以其对斯托雷平巨大的好感和严格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俄罗斯俾斯麦的功德举止,他在盛赞了贵族女子如索非娅等人的极度高贵的献身精神以后,将此话题引向斯托雷平。这样,男性化的阴柔和女性化的刚烈,双双形成那个时期的伟大俄罗斯精神。人们赞扬的并不是暴力和牺牲,而是那种革命家,恐怖者和贵族女性的高贵,纯洁和无私。他们/她们是俄罗斯精神和品德的榜样。人们无权指责任何历史上献身于暴力革命的女性或者男性,因为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人类净化世界的悲剧人物——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无权指责中国历史上反抗暴政的战斗英雄;同理,他们是中国文化中不可褫夺的一部分。这是赋格之一面织体——另外一面织体,就是暴力本身带来的无政府和作乱状态。这里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局面,业已变得毫无权威性,毫无秩序和道德。一切,因为暴力女性鲜花般的殒灭而更加显得魅力无穷。在此鲜花包围中,作怀不乱而更见决心者和清醒者,就是这个斯托雷平。索尔仁尼琴几乎放弃了他的复调和“对话”平台,而以托尔斯泰的“独白”和统率(叙述)方式,对斯托雷平的做法给予了历史和后历史的肯定。这里暂且说出几个要点,以做提示(待后文引证)。一个是,杜马在结合社会暴力方面,起到完全破坏政府的作用。他们的议会,和街头巷尾的破坏活动首尾相接,层出不穷。杜马,成为分裂俄国的、几乎是抵制改革的存在。(但是,请注意,就像俾斯麦有时候解散议会一样,这里,斯托雷平解散杜马的意志也并非诋毁这个政体,而是出于某种行政的困难——这和列宁完全否定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彻底消灭议会体制,迥然不同。)二,所以,斯氏主张的非社会主义革命之改革,遭到左右两面的诋毁和反对——这主要涉及他的改革系列——而改革系列之首要,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村社制度及其历史,前景。这个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倡议,同样遭到左右两面的夹击。三,按照俄罗斯派和赫尔岑诸人物的看法,村社主义,可以是俄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捷径——后来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成为后来列宁主义世界成功的前奏——而恩格斯所谓对于赫尔岑的批判,则是从两面加以呼应:1,村社具备公有制度之性质,但是,2,资本主义业已全面包围了村社;如果不能施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村社制度自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见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3,斯氏的改革,包涵的村社废弃主张,本身带有一般性自由和民主之主张——这些主张,包涵了他的关于发挥和继承村社地方自治概念的政治动机——他的眼光,甚至关注到美国地方自治的民主政体性质。我们在伯克和美国几大先贤之“联邦党人文集”中,皆看到这样的自治主义之主张乃及实行情形。所以,斯托雷平并非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派或者西方派人士,其独立思考放眼西方的性质和他强壮的体魄产生内在的严重的一致性,是让索氏极度看好的地方。4,在关于村社性质的课题上,社会主义者如恩格斯、赫尔岑这样一些人,以为村社是天然浑成之集体所有制度之范畴和模型——他们忘记了基本一点,村社是自然经济的人员组合和经济实体;和后来社会主义、由一个政权从上而下统治之新村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如果恩格斯和赫尔岑认为,中国和苏联以后之“村社”也是俄罗斯村社的翻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错误在于,赫尔岑的俄罗斯村社和恩格斯所谓原始公有制度模型,与其说是政治上层的统治模式,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蜜蜂组合,更为贴切;反之亦然。我们知道,如果看待村社制度,主张他的公有制集体性质,那么,就要有一个严格甚至苛刻的前提,那就是,村社不受中央政府干预,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索氏强调斯氏观点:你只有承认他人的财产,你自己的财产才获得承认)——土地;土地就是感情(施本革勒语),这个说法亦适用于俄国——土地的集体性质很像一种标准的共有制而既非私有也非公有(我们所谓西方自由市式的管理和统治,其实也带这种特点——自由市,不是社会主义的雏形而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雏形——但是,他的小集团性质也是非纯粹个体的:“市”,亦为“集体”;个体之载体;)这个集体所有制度中的个人性质,土地“私人”的性质,是集体的前提,而非相反。
所以,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卢梭主义(普遍意志),专制主义(之一部分),并不是村社主义的自然走向,而是她走向极度扭曲背叛和辱没之歧途。这一点,无论在马、恩还,是在赫氏那里,完全被看走了眼!5,索氏此书说,在“领带”(隐含绞索之意——斯托雷平绞索)统治的十几年来,俄罗斯暴力主义逐渐被控制,被消解,世道和平,人民居安。只是战争打破了沉寂和秩序。虽然,斯氏的改革并未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并非改变,是在说明了反对斯氏之力量的逐渐形成。他们还是利用了斯氏看到过的政府无能,议会反制,百姓作乱并未受到根本的遏止和改善,而被恐怖主义加以煽动和利用。所以,在战争出现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而且是向恶劣的方向改变——也就是向着列宁这条蜥蜴狂喜于战事的爆发之方向改变。于是,俄罗斯课题,走向了世界化和世界大战的漩涡。站在漩涡中心的、业已不是稳住大局的斯托雷平,而是搅乱天地的列宁——也就是说,稳住过大局,拿捏过均衡和制止过吞并的俾斯麦,死了,所以,出现了希特勒——而战争给中共以机会,也是道出于兹。按照列宁的说法,1905年起义是没有世界因素的,现在,这个世界因素出现了。《红轮》在第一卷里充分描写了列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心理和外貌。其间,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令人激赏。在细节大师的笔下,历史融入文学,体现了高于政治的人文关怀;其文本大开大合,确不是痘饤琐考之辈可拟可比(亦见下引)。
是的,索氏提及的、关于蜥蜴的意志策略和阴谋论,并未像当时坊间(甚至像中国文人记者,如胡政之的同步报道)披露的那样翔实;如,列宁领取德皇威廉千金以往,前来施行他的颠覆革命、颠覆俄罗斯克伦斯基政府;而后再出卖俄国于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中——这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爱国贼相反相成,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西洋景。暴力主张,从涅恰耶夫泥潭主义开始,而后发展到列宁的四两拨千斤!全部关键课题尽含其中。这里也可以聊分几点。1,村社主义之争,在恩格斯批判赫尔岑主义的时候,依然强调资本在全世界的崩溃之前提,而在他们首鼠两端的策略运用中,一旦出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就形成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说,毛的第三世界论,等等(加上波而布特和格瓦拉们的实践)。所以,俄罗斯人争执村社主义的内涵业已改变,扩大和扭曲。2,战争是内政之持续,抑或,战争是外交的持续之说法,现在,改观成为内政可以是战争的持续,外交可以是战争之持续这些说法的悖拗,颠倒和扭曲。列宁和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观点,现在演变成为世界红轮及其碾压的轨迹。正像美国人一度支持列宁一样,美国人也企图支持中共,于1940年代末叶——于是,在另外一个文本里,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对此大加抨击和批判——一要强调俄罗斯价值,再要强调革命资本共同性之特征——而在红轮里,他只是抨击了受西方支持者列宁,没有更多笔墨言及支持者。3,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走向。1905年的日本和1917年的德国,成为俄罗斯两次起义的外部条件。双头鹰面在西方的雄视下转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含斯大林模式)。4,面对“第三罗马”之莫斯科抑或彼得堡,仇视西方的精神层面,现在,转变成为现实层面。列宁可以帮助威廉推翻克伦斯基,也可以直接推翻德国政府——如果不是魏玛政治家阿伯特制衡了德国左右两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会义无反顾地施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后来被斯大林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是西德)。于是,如何对待西方价值论和如何对待普世价值论,这里,出现了分歧和论战。这个论战,现在(眼下)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中、俄两国不伦不类的“另类结盟”为契机,重新出现在世界,以反对美欧价值乃及其政治体系,等等。5,这样我们须从西方的革命和体制双向轨迹来验证反对西方的俄国革命派,是不是会最后一笑且笑到最后——是的,他们没有笑到最后。西方革命之出发点,一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她不是建立在卢梭普遍意志的革命基础上,恰恰相反,即便是残暴的法国革命,也是事出多头,轮流坐庄,逐个杀戮;这个意思就是,即便是丹东抑或罗伯斯庇尔,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从来没有形成统合全法国为一党一派之全能-极权主义革命和独裁(即便是在罗伯斯庇尔法制时期)。他们轮流上台,再被轮流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情本身就和苏联与中共革命迥异。那是一个斯大林,一个毛,一个波尔布特杀死全民的革命。无论共和也好,皇帝(从波拿巴到拿破仑)也罢,都实行不了后来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元化杀戮——自上而下的杀戮(含思想者死——拿破仑也没有杀死斯达尔夫人——只是杀死了安关公爵;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政客);一个人的意志杀死全民和全民人人反对人人,是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皇权,共和之西方特色和东方杀戮主义之不同。反共和的人民国“共和”,不是共和,是独裁,这是判断的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共和之政治经济的解读迥异。法国革命的多架马车之死本身,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虽然这是杀戮时期的自由,也是自由之反——这个赋格;换言之,即便是断头台时期,法国也不缺少自由。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种历史;他是西方学的重要东方参考,反之亦然。这是(自由)革命和(极权)革命之间的极大不同。6,在历史上左派崛起的原理,完全在于右派体制上的缺陷。这个历史远起希腊民主——如,民主的多数杀死苏格拉底——近至1957年匈牙利事件等;美、苏为了维持苏联方面的“有限主权论”,放弃了对于纳吉的支持;加上美国对于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绥靖主义政策,导致后冷战时期价值论和政治论陷入朦胧状态;中国官方将此局面称之为“非政治化”政治——其实,中共在一切领域施行的是泛政治化,而要求美国施行非政治化。此举极其荒唐。7,左派崛起,正是因为右派在很多领域中不能解释和维护现实正义。索氏提到的赫尔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潮和体制之历史,现在看来,业已脉络清楚,不难厘清。主要的线索可以大致三分。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索氏和很多作家业已直接将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同)。这里主要涉及英国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德比内阁(含主要政治家迪斯累里),被迫认可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再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争取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带来的体制分梳说(中国人滑稽地提出过,要施行欧美民主和苏联经济模式,于40年代)。8,最后,就是革命两分法;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和兴衰沉浮带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评介——也就是,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等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含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产生之区别、之意义——也就是,革命两面性的判别: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其纳入民主普世价值系列——一个是列宁式革命,它导致人类灭绝和文化灭绝。9,所以,索氏面对的“红轮”时期,也就是,赫尔岑的伟大著作涉及的“往事与随想”,揭示了他们和我们夹杂在专制主义误读和极权主义选择时期的两难处境。这些处境,是在暴力和改革的互相选择中胜败两处的。红轮作者倾向的改革路线和赫尔岑提出的左派批判,地下室革命和反皇权斗争,对于后来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示范,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中、俄命运之共同体;值得我们反思。
“红轮”之前是“红死”;这是一个说法。“红死”——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彼得大帝处死基督屠惨烈场面的命名——他是改革对于天道的反叛(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与反基督》)。这个反叛带来的道德沦丧,促使后来的巡神派人物企望力挽狂澜于既倒,给予耶稣,准确讲,是俄罗斯上帝,还以一个说法。这样,道德本体论在此岔道上引来两个“替天行道”者;一个是巡神派基督王国的鼓吹者;再一个,是取缔天道,代以魔道的无神论革命派,列宁主义——其间,所有改革者,在天道与人道方面处于比较正面却低调的位置,这就是斯托雷平等人的反对红死和红轮的实践和说道。于是我们发现,革命,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他们的政统都是要改变上帝,代替上帝;而改革者,往往是追随原有上帝而处理世俗事务。这是避免红死的一个比较好些的政治处理;但是,其弱点在于,这个没有上帝指令的改革,很容易被世俗中的机会主义者所篡夺和曲解,成为他们改天换地的障碍。这是很多历史篇页呈现的悲剧、荒诞剧的篇章;比如,斯托雷平就说,他要制定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宗教信仰的政策”。这是非常准确的宗教、人文两分法。可惜,懂得这个俄罗斯政教分离者,极其罕见。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至少也是先知(见托尔斯泰电影《最后一站》)——处死自己儿子的彼得大帝的改革道德,正是因为他的红死,成为魔鬼的替身或者本身;他的经济政治强大,因为附身于道德的渺小,而为伟大俄罗斯人所诟病。这样一来,红轮碾过之处,首要任务就是:第一处死上帝,第二处死皇上。他们的弑君屠民道德,成为俄国人七十年后必然(体制)死亡的一大段前奏曲。是的,我们所说的赋格曲是这样组成的。他的主导动机在左手上是天道,在右手上是人道。这本来就是赋格的基本结构。但是,其间发生很多异化。赋格,在巴赫那里,是上帝在人们心里——在保尔。策兰那里,就是魔鬼妖舞,肉体消灭;天地之间,不再是心灵行走之地,而是魔鬼应许之地。这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复调结构。
于是,夹缝在这两个年代的俄罗斯“红轮”时期,究竟是什么政治结构呢?我们说,他是后一种结构的前奏——就像加尔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几乎成为烧人、烧书的魔鬼一样,赋格的潜在结构,其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复调和组成——《红轮》“承前启后”,演绎了道德和人类的大毁灭,大拯救,成为这个赋格文本的负面再现;亦成为20世纪大屠杀的表率;也就是伪基督的所谓二次降临。若说,天道人道之间的赋格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索氏书中则存在着一个较小的赋格,就是我们所谓赋格中的赋格。这个赋格虽然显示对于世俗事务的处理,但是,其实,她依然是人类仰望星空的一种间接表达。这个区隔之大致存在就是,改革者要面临他的左、右手和声处理的难题;这个革命练习曲往往和暴力和非暴力,鲜花和大炮形成一种对峙和渗透的结果。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面对暴力的恐怖主义、索非娅和同样恐怖主义的列宁——同时,他祈祷上帝和沙皇的秩序可以做成和平之改革。不幸,小赋格变成了一个戏谑曲。一切崇高和正义咏叹调变成匪徒和投机者的丑角杂耍;佞臣和玩偶活崩乱跳,而人民,却在几乎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革命中“人人反对人人”。此间的逻辑表现是,如果圣徒们和知识分子们不再汲取乃至排斥西方式的政治组合,走上一条或者到农村去串连革命,或者躲进教会和书斋里,空论“巡神”,那么,这个假赋格自必引进消灭真赋格的单一单一结构和意志,做成一种有违伟大文化的小调;这个下流小调,就是毁灭消极自由和消极崇高的无耻的积极革命说和机会主义——当机会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时候,他的理想不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对此的解构;这个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一样,存在多种调性和织体、节奏和旋律,这种革命只有一个猪一样的呻吟和叫嚣,其单调和丑陋,势必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个东西,就是列宁这个鞑靼人的审丑“单响乐”。
如果从列宁主义入手,分析这段历史,并不能巧妙绍述这段历史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俄罗斯人的两级化分梳;一个,是1905年后“路标派”的空谈,一个,是在此之前业已采取行动的活动家和革命者之暴力。我们说,那时,虽然,业已存在马克思,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存在列宁,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米留科夫和斯徒卢威……,但是,主要的历史角色是涅恰耶夫——而后,就是列宁。当涅恰耶夫成为俄罗斯“单响乐”的主旋律,其表达的观念和意志,几乎成为历史主宰而消解了所有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精神——虽然,老陀还在浅吟低唱他的革命和反革命赋格于一身——托翁还在高唱呼喊他的反对私有制和建立地上天国(他成为革命派反对虚伪道德的首要打击目标——固然,他可以最后献出全部所谓私有财产,沦落他乡。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者的忘我和杀他,成为新人、新道德身体力行之榜样。于是,为了凸现和对称于后页绍述的改革,索氏对此几乎所有暴力革命者、暗杀英雄实行历史表彰和名氏列表。我们看到这个庞大表格散发的一种俄罗斯贵族兼革命者的独特气味;这是为了表现赋格总谱的上面的部分、还是下面的部分呢?(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些贵族女杰的托底和“帮衬”,俄罗斯交响乐是无法引进斯托雷平和列宁的——虽然出现列宁,对于索非娅而言,仍是一个回旋曲式;但是,本质业有不同。)当20世纪中叶,戴高乐在巴黎宣布不能镇压当代的伏尔泰(萨特等)的时候,民主的无敌人状态傲然凸现——这个滑稽的法治典型,也在百多年以前的俄国,上演戏剧性一幕:“俄国恐怖刺杀的逼租”薇拉。扎苏利奇,因为法庭当廷宣布她刺杀行为无罪,为历史留下奇特的一笔。这个薇拉事件的法庭辩护词是这样说的,“俄国之所以伟大,未必是由鞭刑促成的!国家犯罪,只是证明我们需要尽快地提倡国家革命学说。不能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动机视而不见,这是一次真诚而高贵的情感宣泄,是革命情感的崩发!这是一次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跃,薇拉不需要杀死特列波夫,而是让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们的判决又在受重创的人再加上一些痛苦!”(《红轮》下同)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辩护律师的话获得满堂喝彩,连大法官都投以掌声,陪审团宣告薇拉‘无罪释放’!”民众为此欢呼雀跃。
这样,失去以制度为敌——因为制度和法庭宣告她可以刺杀——这个恐怖理想者得了忧郁症,在日内瓦郁郁而终。可是,索非娅。佩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就没有这样顺利了。这个同样的高贵与残暴者,也是贵族出身。在索氏笔下,她的暴力倾向和孤僻,矜持(对男人),冷酷这样一些性格组合吻合。她和薇拉为涅恰耶夫工作一样,为克鲁泡特金工作,帮助他出逃。同样是理想主义结合了革命观念。“梦想发动社会主义起义,希望专制制度和罗曼诺仆夫王朝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灭亡。”请注意,除去这样一些一般性革命理想外,索氏提出了重要补充,“她本人是在有意识地勇敢献身和努力实现当女皇的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总而言之,索氏这样总结,没有个人私产和意志的革命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一种追求,那就是革命。”索非娅24岁就开始了这种无私革命。最后,这个“刺沙皇的女人”被沙皇绞死了。这些女人感动了屠格涅夫,他写道,“圣洁的妇女,快登场吧!”这些圣洁女人被《红轮》一书记载——她们是:薇拉。扎苏利奇,索非娅。佩,菲格纳,伊万诺夫斯卡娅,采布里科娃,朵拉。布里连科,玛丽娅。斯皮里多娃,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热尼娅。格丽格多维奇(“又是一位将军的千金”),娜塔莎。索利莫娃,丹娘。列昂季耶娃(“已被选为皇后的宫廷女官”),……。就是这样一个女权队伍,写出了男性自觉汗颜的暴力抗争历史——但是,索氏转辟一章,就刺杀斯托雷平的男人柏格罗夫,另花笔墨,精雕细刻。这个柏格罗夫的并不简单的观念是,“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了,俄国既没有像前一年爆发武装起义,也没有引发罢工,革命偃旗息鼓,硝烟尽散。这场原本可以胜利的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这个勇敢者同样看到,“即便这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真的意外获得胜利,他们也组件不成铁的革命队伍;即便柏格罗夫真的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专制制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群恶棍除去掠夺财产外,别无他求,胜利之后,他们也是毁掉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祸首。”(这样,这个柏格罗夫就变成不能下贼船的、中国式瞿秋白一样的革命者和“多余的人”);因为他看到党人之祸,却为自己找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党的纪律,无政府学说允许成员根据个人意愿自行选择行动路线。”于是,参加或者不参加革命,成为这位有效刺杀者的小小赋格。至于细节和观点,柏格罗夫说,“如果处死尼古拉二世,那将发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会为斯托雷平进行大屠杀。至于说到尼古拉,他不过是斯托雷平手中的玩偶。”这位勇士如是说。这个说法,为读者转入柏格罗夫与斯托雷平的对位找到些许根据——很明显,这个对位是粗糙和龃龉的,既不是和声(和谐——这是克鲁泡特金抨击政府的靶子)复调,赋格,也不是俄罗斯美幻绝伦的交响乐,现在,他的出现,比较斯特拉文斯基的节奏变换和声响尖利,更加噪音四起,震耳欲聋。这个小赋格的政治艺术,就这样被索氏、先是对女杰和柏格罗夫的讴歌,再是对斯氏的“平反”,很是恰当和巧妙地组合起来——当然,就像老陀并不认可他小说中的革命派和自由派观念一样(他甚至可以做到文学家的中立);说索氏要为哪些人辩护,扎苏利奇,还是斯托雷平,按照巴赫金主义,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索氏对于斯托雷平的偏好和维护;虽然,他因此有违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主义。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近再现这位俄国俾斯麦的篇章了。
关于斯托雷平的俄罗斯赋格曲在照样演奏——他甚至影响到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改革的争执;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争执和关于体制和革命的争执,并未完成。我们看到,斯托雷平改革和不满意改革的农民暴动起义的数据记载;也看到改革如何让列宁们看到改革消解革命的所谓黯淡前景。改革和革命的赋格潜在于整个俄国——但是,改革因为不能解释政治上“正确”,社会上“不正确”的矛盾,使得革命(在战争的引发和诱导下)有机可趁。1905年以来的所有思索,总结和反馈,终于以一种负面的反改革和搞革命的结果,以1917年的爆发,呈现给俄罗斯人。这个结果的灾难性质,又过去70年,被重新扳了回来。俄罗斯国家国体和政体正向一个明确又模糊的价值和路径挺进。于是,和所有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红轮》对于这段历史采纳的或许是中立,或许不是中立的立场,成为整个俄罗斯赋格曲的一部分,而并非呈现、抑或只是呈现索尔仁尼琴的复调织体——因为,他在文本中,明显站在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主张一种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暴风雨暂时停息的状态——虽然,暴风雨不是停歇了,而是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这样,人们就跨越历史(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疑问:改革,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和灾难。回答“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索氏的改革呈现的社会不公和掠夺性质,才导致革命发生——回答“不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改革并未完全镇压革命,才带来对于改革的颠覆。(我们中国人,现在,依然被这个回旋曲所困扰;提出的问题极其类似:邓改革,终究是要走出一条道路,还是要把整个中国撞死在改革之墻上!)这里,改革引发的系列课题中,以我们中国式说法归结为,政治改革是不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抑或相反;社会革命,是不是改革导致的权利-权利博弈和存废的结果;改革的正确性质是不是要造就后殖民主义西方政权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对于中国极权主义的勾结和同谋。于是,最后,中国改革的极权主义政府前提和俄罗斯改革的沙皇专制主义政权前提,是不是可以混淆和抹平,从而根本对此不加以甄别和区隔。我们说,无论如何,沙皇的专制主义,上到彼得,叶卡捷林娜,下到尼古拉,他们难道是列宁斯大林甚至毛式统治者,享有列宁毛式极权文化和无文化吗?这是很少为人关注的基本之改革与虚拟之改革的迥异。排除和回避了这个区别,历史的脉络将永久模糊和扭曲,不得解释和还原。我们的意思是,斯托雷平的专制主义政权改革和邓式改革之迥异,在于,一个是专制的改革,一个是极权的改革;不可混淆,无法等同。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识别,我们看到,索氏笔下之所以为改革和“领带”辩护,全部出发点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皇权之下的革命和改革都可能成为历史正面遗产,而极权主义救党救政权的任何修补,最后导致的,只是这个政权中人继续掌控和劫掠国家财富,并以外国利益、外国国家利益,为其双向出发点。这一点,在列宁这个间谍的卖国观念中就合了他们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和相对真理论,而彻彻底底地消灭了真理。这是我们阅读《红轮》可以看到的现在。回到原本,这个改革的过程,牵涉到对于民主和议会,这个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判断——这在书中记载为斯托雷平和维特之间的龃龉和对抗;政府,内政大臣和议会的对抗;俾斯麦式的宰相和议员的对抗,等等。但是,我们说过,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的说法,并不止于言辞,而在于俾斯麦认可西方政治游戏规则的基本存在——这也是斯氏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所谓“斯托雷平的绞索”(“领带”)说,索氏是这样评述的;述的方面是,“俄国与基督教保持了许多世纪的联系,对俄国历史的专一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对抗。”评的方面更多,(在一次议会辩论上——6月3日政变后)“ 我们的改革,为使其具有生命力,应该从俄罗斯民族汲取力量,拥有土地的下层居民一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只要俄国存在,俄国的全体女儿就要努力保卫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政权”;他把议会叫做:“异国的花朵”;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说,“‘俄国根本没有历史,最好不要谈历史。整整1000年间,正由于专制制度,俄国没有培养个人,没有个人便没有历史’。”罗氏说,恰恰个人权力是被国家破坏的——“罗季切夫是否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演讲成为经典式的演说,又没有饱含着他的立宪民主党的暴怒之情呢?他又得寸进尺,继而谈到战时军事法庭,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引经据典,摘引经典警句,以及对他的贪得无厌政党那份专注感情也不至于驱使他用手拉紧他脖子的扣绊,叫他‘斯托雷平的领带’(换个名叫‘穆夫约夫衣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依然不能载入史册,留名千古。”索氏继续写到,“性格的力量,在一年半之前俄国根本无人知晓,这种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斯托雷平一直流到议会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的话,请求斯托雷平的宽恕。这是15次议会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1906年俄国政府宣传斯托雷平农民享地政策时,“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决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杜马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啻是立法机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但是那时候庄稼尚未到收割期。)这就是俄罗斯特色的权力分立之现状(当时状态);虽然,我们并未看到索尔仁尼琴涉及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援引——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一步到位地宣示和饯行所有的洛克,孟德斯鸠,私有制和三权分立——但是,在索氏回顾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中,西方私有制普世价值正在凸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中国在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们并不得西方普世价值之门径而入——系列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搅成一个酱缸。这样的厘清,并不困难。我们看到,《红轮》是这样排列这些基本价值的:1,自治概念。“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受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争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请注意,历史和事实的逻辑是,沙皇要斯托雷平实施的改革的内容,具备所谓正常政治体制的设计和预估——这本当是革命派和民主派议员的愿景;但是,他们却因为要施行另外的废皇主义革命,从而有意延宕了这个改革——将他指向革命和毁灭——于是,十月革命接踵而来。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反改革逻辑。)
2,私有制土地和产权概念(并且涉及了他们在20世纪初叶争执的内在和外在自由拯救和出路问题;也就是反驳了巡神派的所谓灵魂超度之空言泛论!)索氏说,“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和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互相挚肘,都受约束,难道就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足够份额土地,以使他们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们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他又说,“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得到方方面面人士的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最理想的土地公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俄国可以超越式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说之源。)但是,农村村社的俄罗斯朦胧诗并不能排斥土地私有制的基本观念和普世价值。“……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里灵,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的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基本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是什么?就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几个小伙,一个姑娘就可以煽动几百人造反的俄国,土地私有化,分田给农民,可以对付任何破坏活动。斯氏这样认为。书载“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额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远见卓识。(以下是俾斯麦式的评价和证明——自立)它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国的赤忱,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居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能力。他剪除身边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1910年,“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200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开始了他的移民政策实施,“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
3,结社自由等。此前,俄国处在革命爆发,改革未行,革命尚未完成这种状态里。这时候,出版结社言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就为如何估价那时候的自由,给出一个判断;而索尔仁尼琴对此不以为然——他以讽刺的笔触勾画了这副图景——这是一个俄国特色和俄国悖论与欧式价值之间的悖拗。他说,各种团体自由活动;不求合法地位;出版极度自由,不必经过政府核准;大学隐藏着仓库,武器,实验室和革命组织执行局;法庭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革命者肆无忌惮,从外国运回武器,煽动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地方政权摇摇欲坠。“恐怖战胜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400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工厂正在举办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畜生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和牡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拚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砸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的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省长对此无能为力;而牧师参加了打劫;军人也在和学生一起示威……这就是俄国的自由——这是索氏之所以提出俄国俾斯麦的前景图面。可是,斯氏死后,战争和这种图面死灰复燃,形成本来就乱而如今更加革命烈焰汹汹涌动、致使全国崩溃之结局。这个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宁的革命加叛国。
是的,我们回过头来稍稍评析这些价值和价值异化。这些正确价值需要有效的路径倚靠而体系之,实现之,否则就是一场空谈。这就包括国内策略和国际战略的运用。可惜,因为俄罗斯参加所谓世界殖民体系的重新划定而导致内政从改革走向混乱,民粹和暴动——和所有后期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俄国不能幸免于这个并不正确的改革+侵略(这在我们多次言及的西方老殖民主义那里,叫做民主+侵略;两个促成社会主义的战争,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口号是,把战争转变成为革命;一个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毛的策略是针对国府,消极抗日,积极备战)——于是,命运转向,时运始悖——出现了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列宁式狂喜——这个狂喜的无耻性和无道性,昭然若揭。(我们看到,内政和外交的赋格,于是在此无耻的机会主义戏谑曲中,击鼓而出,扬旗呐喊,覆盖大地——即便是俄罗斯这样广袤之大地)。一个和马克思一样享尽西方言论和行动自由的痞子和盗贼,开始利用法国,英国和瑞士这样的支点撬动地球。地球,居然被他们撬起了!这不是玩笑,而是20世纪的人类死亡史。列宁是这样抓住时机的。改革带来的社会调整随着斯托雷平之死而死;所谓反革命镇压窒息了社会。双重的失望,对于改革的失望和对于革命的失望,使得流亡者群体出席几乎是犬儒主义倾向。列宁们虽然等待第二次革命,可是“地下工作瘫痪了,工人们像一群群蚂蚁涌出巢穴,纷纷参加工会,加入社会保险,随之地下活动似乎成为过了时的东西,侨居国外成了人人向往的事,……”。是的,这个情形就是改革窒息革命,或者说,改革带来转机和俄国之希望(这个希望和现在流网国外的异议人士,有着不同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国内所谓官方和党内民主派启动政治改革,他们乐见其成,不想,这个虚拟和幻觉最大时限拖延了一种真正的改变)。于是,出现列宁机会主义爪子伸向命运,俄国命运的运作方式——虽然,我们否定这个方式,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共产党人对于时机的把握,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这是列宁们成功的主义和实际的辨正法秘诀。所以,战争出现的时候,列宁们开始兴奋。“这就是战争爆发成了那么好的事情。战争爆发了,这该有多么高兴啊!在那里(指流亡地)所有那些取消派受到了压抑,合法性的意义在急剧下降,而侨居的意义和力量相反在增加!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心又往侨民那边转移了。”故此,索氏分析这个列宁主义的思维方式。索尔仁尼琴说,“当一项紧急任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跟不上了时,所有这些不久前的合作者便令人失望地变得迟钝起来,就像路边地柱子一样落后了,离去了,被遗忘了,有时在新的转折时期突然遇见时已经变成了敌人。”这时候,列宁变老了。“愁眉不展,胡子没刮,两道红褐色的尖尖的的眉毛,忧郁的下巴,他正无望着窗外,不过是斜着眼睛。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娜佳都熟悉。现在不能和他顶嘴,而且一般来说,现在不能向他提任何问题,不能用任何话来打搅他,包括和母亲讲话。现在就这么让他坐着,陷入沉思,在沈默中摆脱所有苦恼……只要经过半小时,他那紧蹙的额头就会舒展看来,那满是皱纹的脸也会熨平开来。”这是对一个革命者意志的考验。
接下来,课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确定下来,开始运作了。除去利用瑞士这个“革命澄水箱”,列宁在等待着,“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这一刻”,“现在这一刻来到了!一只沉重而巨大的轮子,像机车的红轮在转动着,必须让它有力地转动永远不停顿下来。他一次也没有站在群众面前,一次也没有指示群众如何运动,就像这个轮子,自己的这颗转动的心所牵动的那样,是使他们全都转动起来,但是,并不像它现在吸引着他们那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动。”这个方向把握的艺术,简单说来,就是以和平的名义,叫嚣革命的战争——就像我们的共产党叫嚣抗日而转向中国内战。这是大国革命家们方向艺术的把握要诀。不懂这个要诀,也就是不懂列宁主义。“那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毛病的、肮脏的、流着口水的女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取群众奢谈‘争取和平’,甚至‘反对吞并’。所有人觉得这很自然:反对战争,不就意味着‘争取和平’?他们首先应该挨打才是!他们之间谁有眼光看到,有毅力做出这样的伟大决定:不但不阻止战争,而且要推动战争,要把战争引到国内去!”“我们不会直接说,‘我们拥护战争’,但我们就是要拥护战争。”这已经是十分清楚,丧心病狂的人格、心理在列宁身上和盘托出。而其具体策略也并不缺乏。列宁开始实行“德国主义”——“不能像愚蠢的牧师那样在几条战线之间举起手来挥舞袖子。”“应该看到德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去寻找谁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需要寻找谈判的道路,秘密地去查明:如果俄国出现了困难,俄国会不会呼吁和平?德国会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会不会把俄国的革命者置于命运的肆虐下?”这也就是坊间所云之列宁接受德皇金钱的状况。(这样,列宁对于国内一度沮丧而国家再度疯癫的形势信心满满。关于整个俄罗斯命运,被革命赌徒放在了赌桌上。“我们要打掉你的大国气势,要了你的命!……我们要肢解你,使得波兰,使芬兰分离出去!使波罗的海地区分离出去!使乌克兰分离出去!使高加索分离出去!要叫你完蛋才好!”在出行的瞬间,他看见了鹰:“从鹰的飞翔中突然间密切地注视着这只小小的、唯一的。金色的蜥蜴,一颗心突突地跳动起来,随着蜥蜴的出现鹰摔了下来,你在最近的石头缝隙旁抓住了它颤抖的尾巴,把它往后拽,就像拽一条宽带子,就像拽着这样口号的一大幅布:……要变为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啊——欧洲的所有政府都将垮台!!!”
总结这个历史,不需要后人如何反思(反思也是必要的);和历史做出同步关注者不乏其人。大公报胡政之(当时未在大公报)就对全局之政治、之战争做过评述。他的简单分析是,一,英俄之间和德国之间的对峙;俄国和德国互相利用——德皇威廉第二利用列宁而被反利用之——列宁的欧洲完蛋梦,在德国并未实现——东、西阵营的对峙导致战前(二战以前的苏、美、欧格局。我们看到,胡先生的文字,可以对当事人索氏,做一个东西人物和观念观察的比较。我认为,索氏的观察和胡先生的分析,各得要领,各分千秋;恕引如兹,“‘所以,胡先生一言蔽之,世界战争之因就是开拓殖民地之需要——这是所谓经济学上剩余价值,创造于海外殖民地低端市场之换一种说辞——就是说,德国要接之英国发展海外领地,’宜在亚细亚土耳其一带谋发展,‘’朝有事即可从此方面出波斯湾以略苏伊士运河及埃及,进侵运动颠覆英国之宝库,此皆德人所处心积虑,而英人所万不能堪者。此次世界大战,即以英德争霸为最大内因。‘胡说,奥,法,俄,意’皆受英德称霸而牵引而入漩涡。‘日,美因此加入战争。此为德英关系之大概。英德争霸,俄国关系密切之。俄国’由黑海自由出入于地中海, 在俄国实为生死所关。彼德意志之须收亚细亚土耳其于手中,以胁埃及,以制英国,在俄国亦有同情,是则德须东进,俄利南下,两国之对英正处于同一之地位,而其相互间利害冲突乃不可避免矣。‘为此,’英遂结俄使德孤立,划定波斯范围,承认俄土之关系。‘’土耳其见英国保全该国热心减退也,则益于德昵,德土关系密切, 德在巴尔干益居优势,于是英感印度压迫之危机,俄苦南下发展之障碍,忌妒怨恶之怀蓄之久已,空前大战触机随发,此又英俄德三国世界政策之交叉的冲突也。‘于是德国之战争,着力点就是在与争夺巴尔干,经营亚细亚( 土耳其),获取波斯湾海权,以胁印度,压倒英国。英于是占领波斯湾,更于法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图截击德军未果。所以,’嗣又分兵于美索波多米亚,一举而陷巴格达,得与北方之俄军相呼应(本来德国让列宁援助该国,反对英国——自立注)。不幸俄国过激派崛起,军队解散,能力全失。 英国对德失一战斗力上之大助力。‘于是,德国唆使乌克兰独立;要支配波罗的海;占有波兰煤矿;……胡先生在此指出,波兰于德是一道’防御堡垒‘,’且可经俄领伸巨掌于我之新甘吉黑等省,筑远东经营之大地盘。然则俄德媾和之关系于世界大局与中国之将来者不亦大欤。方今德俄媾和虽签草约,然过激派政府初非各国所承认,俄国内部之变化,今日尚难预测。‘/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远及天边之事, 而是直接关乎我国今后之命运如何。胡先生如是说,’将来德国在俄占得何等地位,终须待欧战平和会议时确定使德而终胜,则一面得志于俄,益贯彻其经营亚细亚土耳其之大计化,以胁英国之埃及印度;一面复挟战胜之威以临我,我必无幸使德不能大胜耶。/于近东问题,必与英国为妥协之处,而别注全力于东方经营,则我亦无幸于此‘。”
胡先生还说——他直接解释了德国为何没有加入列宁主义的世界战争——“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亚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亚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 胡政之文存》上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 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刘自立 《胡政之的大论政》)
至此,第一卷《红轮》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会在后卷看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记叙,观点和刻画。是的,《红轮》是在文学方式政治学和史学方式之间的间性写作。这样的写作,好处在于,他有时候,可以突破政治写作的“政治正确性”桎梏,将文本和思维引向更为广阔的人性关怀。这也是俄罗斯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永恒不灭之所在。这种写作,并不妨碍谋种政治价值的凸现;但是,和以政治指向为其唯一指向的作品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伟大文学作品”,势必会超越政治范围,提出文学和宗教的更大课题甚至是天地赋格的不可解析的难题——比如,我们在言及二战前后文学作品时,业已看到关于二战盟军轰炸德雷斯顿和苏联红军危害人权于战败国的文学,德国泰坦尼克号的沈默之记叙,皆不能以政治、战争之胜败确为其唯一导向——这个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价值和欧美价值之间的所谓媾和与同谋状态,索氏在其他场合与文本中,也有揭示,在此,不能一 一。(革命,是不是和资本完全冲突呢?从理论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仁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我们的评析,并不能全部牵涉索尔仁尼琴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历史大事件和生活小细节之间的故事脉络和人格再析。因为我们只是撷取这个政治文本的点点滴滴,实属万一于伟大作家。希望有全面抑或专门的文本解析之议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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