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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写作的一些悖论，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纪初，上个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当然，从后现代哲学中所谓的似是而非的思维特征来判断这个现象，悖论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既然是一个悖论，人们也有思考之的必要。这个悖论的定义就是：诗歌是时代的反映；诗歌不是时代的反映；或者说，起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反映。
于是，在第一个判断句的内涵里，诗歌和时代的呼应，成为衡量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但是绝非唯一的条件；
在第二个判断中，诗歌对于时代的脱节，或者说背离，是诗歌写作的常态；起码诗歌拒绝成为时代的镜子（像列宁说的，托翁是俄罗斯的一块镜子）。
这个悖论可以和上个世纪最后一些年代的非悖论时期的诗歌做个比较，以利分析悖论存在的条件。当然不用说在五，六十年代，诗人们只能，也只好歌功颂德，甚至有厮磨之嫌。近读老诗人穆旦七十年代的诗做，所谓的时代感呼之即出，但是已经不是所谓的厮磨之做，而是间离之做，是拉开距离以做观察而后投去一弹之做。他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时代的反思之精神。继而言之，什么又是他的反思精神呢？鄙以为，就是他在诗歌的文本中注入的理性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于弥漫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关于异化的思考；由此思考引发出人们对于人的地位及其尊严的追求 ----
……
人
神在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魔，
魔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神祇；
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
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这神魔之争在我们头上进行，
我们已经旁观了多少个世纪！
不，不是旁观，而是被迫卷进来，
怀着热望，像为了自身的利益。
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利得到了胜利！
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
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
心呵，心呵，你是这样容易受骗，
……
但现在，我们已看到一个真理。
（节选自穆旦 [神的变形]）
严格说来，这首形象性较弱而思维性颇强的诗作，尚未将人们在那样一个充满了神魔世界的内在感受完全彻底地再现出来。但是所谓坚冰已经打破，却是不虚之实（我们中的多数人当然还记得关于凸现人道主义之说的那场争论；那场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源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争论……）。穆旦的诗歌在取消神话的层面上欲图恢复人的存在和尊严，这个内涵是当时的艺术的也是政治的呼吁。虽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类诗歌层出不穷，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产生了有影响的诗人。无论这类诗人的艺术水准如何，当时的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精神。如，我们引用了一万遍的"我不相信……"那首诗，艺术的角度也是不如思维的契入更加来得震撼；因为在据说是同类作品中，在早于此作十年，就有另一种呼喊，叫做"相信未来"。
新诗的出现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自不待言。但是诗歌的创作毕竟不是新闻纸，所以他们在时代的强音试做弱处理的时候，往往游离至生活的表面以外。但是，一种更加深层的回顾却在这类游离中浮现出来。他们和新闻和事件的关系也是看似作者化，个性化了。进而推论之，由于这类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产生的广泛的影响，作家和作品也会在远距离近观中回馈于社会，甚至回馈于新闻的产生。比如说，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笔下的奥斯维辛就是这样一种反馈。究竟是在历史和事件影响着诗人还是抑或相反，看来是两者兼备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近在咫尺的历史事变，从这个世纪初到前一个世纪初。
秋槿，谭嗣同，汪精卫……早期的诗歌，承前启后，体制完备。加之诗人本身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地位，他们在呼应时代的政治变革方面，是双重的权威。他们的诗歌甚至更加有时代感，有新意，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都是千古不弃，却几乎已被遗忘的伟大杰作。而七十年代改革之初的诗歌中蕴涵的精神力量，在表现和接受方面，不如说是用，或者说是代用诗歌的名义，做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呼吁，做一个呐喊。不象上述新古体诗歌，做为表现者和接受者，二者统一。在白话统治了文坛近半个多世纪后，表现者和接受者的层面出现了反差。一方是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皆训练无素的文革后读者，另方则是稍微接触了中西文化的诗人，二者的间距不大，但是仍旧形成了反差。政治性文本的传播就像传播小道消息一样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在那样一个后"革命"时代，人们还无暇顾及诗歌微妙的和唯美的倾向，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贵族化和西化倾向了。虽然这个倾向很快就接踵而来了。
中国的这种诗歌政治或者说政治诗歌的局面，很是维持了一个阶段的。究其根源，是因为当时的读者也许只能接受这样的"美学"文本；我们根本无从想象，一个经历和接受了文革的读者群，会对政治以外的什么美学形式抱有好感和期待。这样的读者群，其实也反过来影响了作者。早就有作者提出"当代中国无大师"（仲维光）的看法，就是要指出，当时的作者的局限性--我们看到的，后来被称誉为什么"圣殿"的诗歌局面，从来也没有在中国这快陆地上出现过--那些苟活一时的诗歌小组的活动既无组织实力，也无思考实力--和俄罗斯的赫尔岑们，曼杰利什塔娒们的大制宏篇相比，根本是两码事。
我就看到过那时候的人们谈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文革书信。如果说确有其做，其诗人在反映着那个时代，也只是一些为茅屋之象做幻想之茅屋的一群，完全是一些比废墟好不到哪里去的精神和物质存在。包括老外，一些大大小小的汉学家在内的中国诗歌研究者和爱好者，他们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也基本上没有区分圣殿和茅屋的能力。我们能让他们说些什么政治以外的中国文学吗？我们能够让他们将中国那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取消为一种单纯的美学标准吗？（当然，我不绝对排除在那个年代末的非政治性写作和非现实主义美学追求，如"今天"派诗人严力的诗歌，就是一种超前的诗歌作品。）
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作品和时代的节拍吻合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和当时的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接受美学的两极。任何过于誇饰其美学价值的评估都是有欠妥当的。诸如此类的诗歌作品，拿到我们所说的悖论之天平上衡量之，他们的特征不是和时代脱节，而是刚好相反，他们的诗歌外形和内涵和时代完全吻合，完全合拍。（反对所谓朦胧诗的人们，则是一些连这一点都不敢正视，无力正视的官方语言思想的殉葬品。他们可以被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因为，在那个时期，有些良知的人们，知识分子们，都在诗歌作品里读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分析和感触，虽然这些作品还是属于接近废墟状态的作品，还远未能和国外的大师们的作品，和我们自己古代成熟的作品一较高下。
在政治力量的驱动下，诗人们的政治关怀得到了一定的回报。随之而来的幸运，是和官方对待之的厚爱直接相连的。朦胧诗人们的地位在国内外都已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成为经典文本和经典人物。这就再好也没有地说明了他们的反叛性和异端性的消解和灭绝。就像几乎所有生前被经典化的人们一样，他们前期的反叛性，已经像梵高的杰作一样被隆名和钱财埋葬了。反叛的反叛，正在回到前反叛的社会角色之扮演当中。政治的代价换取的个体回报，几乎可以说在商业上是价值连城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毕加索说过的话。他说，我是在用我的垃圾愚弄公众（大意）。）其实，几乎所有类似的名家都在玩弄拍卖梵高和他们自己的游戏。这可以说是蓓论中的悖论。在所谓政治上的单面人时代，艺术的命运好像也未能摆脱这个怪圈。我们对于名家的期待，只有在唯一一个前提下才是绝对正面的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们还是指望他们的先锋性和前卫性风格，能为我们带来主流社会以外的作品和启示，而非那些前反叛性作品，以及不向大众趣味扇耳光的随俗之作。如果一个作家的反叛性终其一生，那么，他的最后的被拍卖倒是可以被谅解的。我想，这样的作家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反叛之迷也许和人类社会共存亡。这样的期待是一个悖论吗？
2
我们很容易忽视时代和时期的划分。一般而言，时代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阶段，而与时期有别。但是时代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同样不好划分。大而言之，从但丁，赫尔德林和画家安格尔与音乐家贝多芬的身上，人们可以划分出他们身前身后的时代及其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划分这样的时代，或者说划分出这样的时期，也是颇费周折的事情。以年龄和年龄段来划分诗歌的群落是很好笑的。谁也不会对于李，杜的年龄差感到兴趣。对于新世纪的诗歌读者来说，我们不能不将198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分水岭。这是因为在1992年以后的商品化社会的到来之前之后，时代特征得以改变，或者说大部分得以改变。
和这个时期以前的诗歌比较而言，今天的诗歌，的确在是否反映时代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无方无圆起来。政治诗歌的总量在明显地减少（好像是诗人们自己在减持其量乎？）我关注到，坚持政治诗歌写作的人中，青年学者余世存的所谓模拟奥登风格的作品，几乎给我留下唯一的印象。就其大致是有感于底层命运的写作主题而言，这样的诗歌，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还是很准确，很情感化的，虽然他一点也不缺少理性的思考。
此外，坚持所谓"元语言叙述"（这是指元政治叙述或者说拟叙述）的海外诗人的政治关怀诗作，也还在追求和政治社会问题接轨。但是，可以说，在绝大部分诗歌作品中，这类作品几乎被一大堆和时代的另类特征接轨的诗歌淹没了。所说的另类时代背景，不是政治背景，而是取缔政治背景的准消费主义和前市场经济背景。这种关怀在无所谓关怀不关怀的调情气氛中，将所谓的关怀几乎消解殆尽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关于消解，解构之类的话题）。
那么，这样的诗歌写作就不是时代反映之写作了吗？又好像似是而非。因为没有政治的政治，其实是回避政治，回避政治关怀。在有意无意中自律一方的中国诗人中间，政治关怀自然被定位为无意义。这让笔者想起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排除上帝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个在卡尔纳普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严重忧虑！当然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映，巧妙地转化成为对于"那个"时代（几乎就是又一个"大唐盛世"）的适应和服从。这两个反映组成了又一组悖论。于是，中国人的上帝问题也好像被排除了；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能够和应该被排除的吗？
我们倒是应该叙述那些只是写作半商品化社会生活感受的那一群诗人。他们的年龄多少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已经发明了他们的诗歌派别，如"下半身"一类。他们对于终极关怀的解释，是一种反解释。在哲学和美学的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变得感性化了，本能化了。他们当然没有经历最初由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带来的，关于崇高和反崇高的议论。这个阶段严格说，是包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时期。他们的作品和说法给我们的感受，是对于政治的回避；包括对于文化和思想的回避。而对于政治的回避，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采取的美学态度，当然值得商榷。在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这组悖论中间，过于绝对的政治关怀，好像一向以来，是诗歌的对头。但是我们又很难忘却泛政治化社会及其思维方式，那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泛政治化的反动，应该是何种样子，我们今天又不得不重新思考之。究竟应该如何正面对待政治性，社会性的内容在诗歌中的存在和存活呢？
在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政治诗歌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做过一些交代。众所周知，在政治问题遍布一个社会的所有毛孔时，诗人对于政治的逃避是很可笑进而很可耻的。没有此类必要的政治关注和政治训练的诗人，他何以在他的读者，在被政治命运控制的读者中，做出以诗代言的交代呢？难道真有一种"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世家"的现代境界吗！旁及左右，索尔什尼琴的古拉格和他的天主教关怀，难道是他那个时代可有可无的一种精神选择吗？--进而言之，今天的，在被取消了古拉格的俄罗斯社会中，老索的关注又是什么？我们很少见到俄罗斯的"下半身"，只是听搞俄罗斯文学的朋友说，他们也有一个卫*？今天的中国是卫式化的社会吗？还是人们用一个不确定的模式，营造出了一个卫式"关怀"的写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的高度下降为一个青楼女子的自白；……固然，同样是青楼，按照林语堂的说法，数百年前，是她们创造了唐诗体制和形式以后的形式：词！
多元化世界在中国有其存在的证明，人们对此少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是否中国社会只有卫式社会的生活特征？在现代租界之奢华和与老外交媾的快感驱动下，政治和社会的关怀被推向一个唯一的唯性主义"写""做"！鄙以为，大群的农民，氓流和底层市民是没有此等关怀和兴趣的。他们艰辛的生活倒是在劳伦斯的矿工题材小说甚至在雨果的作品中似曾相识。
语言的放松，现在被用来制裁内容的紧张。这种紧张在消费主义写作群体中的确是极为罕见的。（诗歌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一种颇为紧张的语言探索----在马拉美和瓦雷里那里表现得极为突出----已经据说完全应该改换为一种所谓的口语写作。）他们的也许不止是吃喝玩乐的感性经验究竟如何应世，确是笔者十分陌生的领域。虽然，早在文革时期，鄙人就接触过所谓的玩家，但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克己复礼"的社会，究竟要如何的大玩一把，倒也值得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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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顺序的排列来看，诗歌写作从政治关怀到本能体验的径流，中间不可以忽视一个过度阶段，就是精神审美和非叙述写作阶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看到了他的独特风范。这个风范远未能说是政治关怀的成熟和本能体验的萌生，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西方几十年来，甚至可以说是近百年来的诗歌探索，在那个时段的诗歌写作中，都见出端倪和取得实效。过度的游戏主义和犬儒心态，还处在尚未成长状态。这种迹象既表明了那时候诗人的某种程度的单纯，也见出他们单纯里面的幼稚。这样的幼稚，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缺憾，但是这种缺憾尚为非自觉的，还不应由这个时期的诗人来负全责的。
一系列中外诗人的名字出现在诗人和评论家的笔下。中国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外国的诗人如：瓦雷里，里尔克，T。S艾略特，圣琼·佩斯，阿胥伯莱……的名字，象征着诗人对于外国诗歌美学的领悟和模仿。其间，一种不能说是绝对严肃，但也不能说是绝对荒诞的诗歌风格混杂其间，一时间有真伪难辨之象。逐个来分析某个外国诗人对于某个中国诗人的影响，是不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不存在了。笔者在一些较为出名的诗人的文本里，可以得到这类影响的关键证据。这样的看法，是就我们所说的悖论而言，这个悖论就是，诗歌的政治关怀已经在精神的层面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只是这个发展的势头，被我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所中断了。而后，当然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
诗歌的政治性和诗歌的精神性关系，类似于精神层面的哲学对于政治的覆盖；政治，其实是哲学的一个子目。这个判断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大诗人的美学关照里，都包涵了他的哲学--政治观；这样的政治观甚至是他的诗学之有机的组成部分。反而言之，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也都有他的诗学关照，他的诗歌的鉴赏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创作。也就是说，一个缺少所谓整体哲学精神寄托的诗人，往往是随波逐流的小诗人。在中国人对于哥德的研究里，人们就谈到哥德的神魔二元互动。其主要人物如浮士德和糜菲斯特的对立统--这也是浮士德本人心态与心路历程的二元互动--而这般如此的对立统一，则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意志之路产生一定的关系--而黑氏和中国近代思想历史的路径，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等等。
将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牵强附会地对应于某个哲学家是过于生硬的做法，但是我们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的身上，却可以检测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八十年代的诗人们，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将这类精神财富有意识地注入到自己的诗歌中去。虽然，在文字和形式上，在精神内涵的地域和时空上，他们同样面临着许多的难点和悖论，但是总体上说，他们的实验是有希望的。在那个时段，我们作为读者（和作者），看到了经过模拟的英国诗歌，法国诗歌，俄罗斯诗歌的种种不同的承袭性习作甚至翻版。在这样的习作里，虽未见出自身独创性的发现，但是这类准贝多芬式的写作，还是令人鼓舞的，难以忘却的。许多诗人的话语，穿过世纪的荒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记住了他们的箴言："挺住，就是一切"，"诗歌在散文结束的地方开始"，"残忍的四月……"，等等。这些话语的增值，也许是那些西方诗人自己也未想到的--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某种意义的新解。
随之而来的后现代话语，也似乎以此面目降临在我们的诗歌土地上。虽然他们降临后，已经有所易质。（我们的诗人和学者就后现代的一系列关键词也做了很准确的解释：如"解构""零度写作"，"无意识"，"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更正了一些误解和错植。尤其是对于解构一词的阐释----解构！其实是一种包含旧有传统的再造，而非拆毁，颠覆，等等。）
具体而言，什么是那个时代的诗人所关注的诗歌内涵，他们中国化的过程如何？如何对应中国的"诗情"，国情呢？就诗歌的内容而言，我们看到，类似虚无，空洞，坚持（挺住），痛苦，迷茫，甚至颓废，自贬，自责，有限度的世界主义和传统主义，哲理的玩味，宗教感（伪宗教感），文化整体论……等许多特质和特定的诗歌内涵，已经侵袭到我们诗人的身心。在西方人结束的地方，我们刚刚开始。总而言之，是那种非惠特曼式的诗歌品质和诗歌风格，在统辖着八十年代年代的诗人。他们的总体诗歌情绪是低沉而沉重的，是悲愴而苦闷的--他们对于文革的悲剧记忆犹新；他们的总体写作态度和写作状态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峻的，残酷的（残酷到他们人生的"行为艺术"……）。除去少数因颓唐而绝望的游戏制作以外（他们绝对不同于所谓的本能写作群体的为游戏而游戏），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是在沿用一种几乎已被公认的"荒原"精神，一种后乌托邦主义（虽然，其间夹杂着对庞德的东方学崇拜之崇拜）。
这类试验似乎预言和预演着一种极大的精神突破。虽然我们的精神储备和体制建设尚不完备，很不成熟。换言之，我们还是徘徊在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巨大阴影当中。但是，在这样的，类似慢板乐章的，大酝酿和大受孕的，生机勃然的诗歌写作，诗歌沉思中，一种比较健康的诗歌精神已在缓慢而坚毅地彰显和上升。其行动终点，很可能是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中国现代诗歌精神（至于说他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诗歌体制，在语言和节奏上，使得新诗的写作轨迹清晰起来，当然是一件更加艰巨的事情）。但是很不幸，很遗憾的是，他的中断已经就在眼前了，在那个年月的风波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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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诗友在研究所谓的荒诞诗歌且辟有一个网站。我对他们的实验乐观其成。
前此，笔者撰文讲述过"用荒诞不能说明荒诞"的观点，无外是说，荒诞的介定，是用非荒诞语言言之，荒诞本身不能说明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还应该进一步加以说明之。既然我们已经言及政治，就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说明吧！政治上的正确性，随着年代的发展，国家的分布，说法不一（如文明冲突论）。但是，起码在我们这里，政治的正确追求还未过时。政治真理，是否像一切已经被似乎陈述过的真理一样，在据说一经陈述就无真理可言的后现代哲学中受到挑战（但是他们的政治体制，似乎还是在沿用至19/20世纪，乃至更早的一套理论，一套办法）；这个挑战的结果之一就是荒诞出现的理由。卡夫卡并未因为奥国的政治制度的某种民主化议会和法制化而撤回他的变行记。他是如此，其他伟大作家亦然。这样几乎是永恒的批判似无终结。这当然是运用了政治和文学两个标准。但是，其间难道就没有一种暗中的通道吗？他们是永远平行而绝缘的吗？有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历史程序呢？答案好像并不绝望。因为历史是在冥冥之中做着他的安排，只是我们想起"天助自助者"这句话。
我们的意思是，在思维的荒诞和绝对的不可能性前面，人类的游戏，是在制定规则的前提下精心策划而一赌输赢的。在争取当赢家的战斗过程里，诗歌的警世之用似乎是在理性，而不在荒诞。尤其是在我们这类国家。因为最好的其中也有坏的；而尚未达到最好之前，何谈争取之的无用呢？也就是说，春天的的等待，有其规避春天之恶的判断；不然，诗人不是要遭唾骂乎！这当然也是一种悖论。
许多文本对此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将这个观点在诗歌写作中"活学活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沿用民主自由的观念并践行之，实现之，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严肃的；循此意义写作的诗歌不好儿戏！我们的悖论是，当我们回顾历史而反思理想主义诗歌创作时，政治上的标准，一度成为唯一的标准；反之，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回报只能是停滞不前，依旧如故；满足于一切行为的荒诞，和将行动至上，目的消解的机会主义做法殊途同归。在这样的荒诞主义特定前提下来写荒诞主义诗歌，顾左右而言他，是一个种变。
简而言之，西方的荒诞主义，是在他们实施了严肃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后，仍未到达理想境界后，所做的一种由他们介定的荒诞主义作品。这个荒诞和我们未完成时中的荒诞，是两个荒诞。比如说，德里达就为法律实施过程的"宽容"提出了和法律无法兼顾的"宽容"；我们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如何对应之？我们的荒诞诗倒是可以和马基亚维利的机会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量齐观？
于是，在选择荒诞和不选择荒诞当中，我们又发现了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荒诞：因为选择是一个合题，而后现代哲学拒绝所谓合题的呈现。
能指和所指，本来是在意义的前提下合为一的。但是在拉康那里，能指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所指，他们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诗歌的写作不能不受到这位医生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愈来愈大。我们的诗歌作者在能指方面的含量正在变小，变微----我们的诗很难说是一种歌，此为一例----能指的削弱并未能够扩大所指之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我们是在自律的选择里被抛弃的一群。加之我们的诗歌作者往往会忘记所有陈述的时空地域之前提，意义的引深已经成为悬念；而悬念的提供，又会使意义产生误植。尤其是在引用西方大师用言时，并未能把他们陈述的前提摆在面前，以廓其清。退而言之，是一种妥协中的共性，使得这种天各一方的话语系统普世而降，混淆杂处，为大众（世界大众，东西方大众）所共享。共享的破绽和痕迹随处可见。
有无可能在我们的第三世界的诗歌写作里将这个悖论化解和消融之？
仅仅回避荒诞前后左右的严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处之得体，化之有方。应该在对象兑现为词语的时候，只能将就于此，而不能说，"对像和词语是一组原罪"（蒯因语）。
这样，我们就兑现了我们自身的语言前提。因为我们要兑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可能不在诗歌的文本里有所反映。但这并非是说，我们无望等到有必要，有权利说出蒯因用言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同样不知道那时候的蒯因们又会如何说法了--至少我们不能走在时空之前说话，做诗（难道我们是由类似先秦哲人的超世纪材料构制的吗？）遗憾的是，情形刚好相反。我们在无数文本里大量引用西方古往今来一切大师的用语以支撑我们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其实是一个荒诞。荒诞主义的兴起，好像也因乎于此。
其实，荒诞的写作并非因为我们要提倡荒诞，而是我们证明了绝望。这是极为可怕的，哀，莫大于心死嘛！而那些贝克特们，加缪们和波们，是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历了澈骨的荒诞，绝望而后已。他们的荒诞是一种严肃而严竣的荒诞，是荒诞反面的精神所无法与之抗衡的绝对，他们因此而不同于我们的轻佻的儿戏。因为在我们的荒诞身边，有一种或可取代的非荒诞因子：他们是自律的，入世的，功利的和并不颠狂的。这类荒诞，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伪荒诞。进而言之，包围理性的非理性世界实在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这个理性的岛屿上，理性的存在似乎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一切和福科的所谓的客观阐述又会形成一个悖论。
5
有人说，今天是叙述的年代，一切写诗的人要叙述了。其实，诗歌的叙述与否，也是一个悖论。在语言本身没有被怀疑之前，人类文本的召唤性很是突出。他们按照文本行事并且籍此举办仪式，祭奠祖先。当文字上的图画和图画中的文字开始行使其则，他们独立的存在就变得极为明显，文本被赋予了双重的涵义：一种涵义是，文字本身的存在；二为，其解释说明外界之功能。这样一来，文字/图腾，就存在着非解释的可能性，也就是非陈述性，非叙述性。这是一个历史的证明。
虽然，前此所说的，比如拉康的意识说，就是和他的语言说紧密联系的。何以叙述不是一切写作的要素，和反叙述不是一切写作的要素一样，二者本为一体，缺一不可。所谓叙述，是说，一维的语言和一维的世界对应，你叙述的事情和语言的表达是一致的，没有任何歧义的，于是，读者随着你设想的线索一直走到底。这样的写作方式，应该说是很古老的，不古老，也说不上现代。因为人们早就对用一维的语言来仿造一维的世界心怀不满。人们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探讨用语言的多维性，来对应世界同样的多维性，以至于所谓零度写作，多成为语言多维化实验的重镇。在近现代诗作中，人们很少会发现绝对的叙述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换言之，一一对称的世界一旦改变成一和多的对称，叙述，就捉襟见肘了。这个道理在中国人看来极易理解。
再者，一首诗的形成，除非你看到的是最早的文本，不然，你就没有任何可能将某一文本看成是"元"文本；就是说，一首诗的文本叠累，和他的共时俱进的含义，多呈现多元化的叙述/反叙述功能，即不得不将叙述中的转折甚至转义，看成是叙述本身，从而开始走向非叙述和反叙述。
另外，文本体现的所谓的客体，究竟是否客体，至少今天的人们是很怀疑的。这个说法当然也不自今日始--驰名的移情说，现象学，都是例子。这意味着叙述的中断和反叙述形成之必要。在映证这样的诗歌实验时，我们看到过无数类似的文本。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如何介定那些游离在这二者之间的诗歌文本，像我们的老杜的"兵车行"，这一类诗歌中的叙述运用。其实，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一种诗人的借用形式，就像在任何非诗歌作品里，包涵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意因子一样。我们不应该籍此而否定大多数的非叙述文本风格的作品。
广而言之，在有，或者没有上帝的国度里，要想逻辑地取得叙述的准确性，本是上帝一笑之事--虽然上帝是否发笑，谁也不能断定。于是，叙述上帝是否发笑本身，就转化成为不值得信任的叙述方式了。这算是一段插曲。 这样的插曲如果进行一下政治关怀的话，我们自然会想到政治诗歌大行其道的时候，发生在叙述和非叙述之间的歧义：
…………万岁！万万岁！--是一个非叙述，是诗歌的叙述，是反叙述，但是他被看成了叙述，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客观"叙述。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和今天，我们都看见类似的诗作，他们运用的多维时空和N层面反叙述语言并非不可理喻。在文章结束前，我们援引一首这样的作品--
《地图收藏的心境 》
之一
虽然，这张地图已不是那一张
但指给我看，就理解
这地图的后面――
埋伏着歌声，鲜草和霜露
杏树的上方，神灵
它们的浮现，是远离。
道路、海面，以及天空的蓝调
不能压抑那些翅膀
居住在"这里"
一脉与一波
相连的"那里"，提示我注意：
从夜晚走向天明的路
有无数条
可以弯如弓，可以握如拳
可以开合半个真理。在劈开的老树边
挖一口金井，细腻温软，是一半的
真理。观它，天赋其形
它的精神，无从掘起
井、颓园、花坛与面容，好似，陷入
一种假说，而关于完整真理的
假说，锁入图形，发散出
微光，使我见到大光环
......
我想起在路口遇到的一个人
他是否没有祖国，没有往昔与未来
他凝望故事发生在阳光下
决非同一个故事
悬持在光环中
他从地图上的某一点
来到我的树下，如一只小鸟
随风袭来；如悬而未决的时刻
从故事中蒸发 ，怅然飞逝
或者说，鸟儿不知坠入哪一个
巢穴，眼底的？笔尖的？还是
一个心――居住之广大！
或者，在色调陈旧的心房里
祖先的地图在征战
我想让图翼伸展
变幻、繁衍出奇异的染色体
那些异样的醉意如星光
迈过阑珊，我望着－－
地图上凿开的是四季
填不满的千里是遗忘
......
之二
在灯下赏析
一张地图绣着一行行花纽
堂皇复堂皇；
红暗盘成一团团香火
已飘向
天上的画梁
读地貌之变迁
已读过的是一把叠扇
在风中呜哑；
读一队整齐的过雁
――那有情的
无声，胜过有形
之三
一次、再次，我转到地图的反面
是一个修复羊皮纸地图的人
指一指，"这"，看似一无所有
但这里生长着树木
但这里生长着结束
慢慢地我沿着一根细线条
穿梭往返
在天空下打转
在地图上转圈
细腻，要放飞
几世纪的幻觉
一面风筝就牵来
可以跃向九霄云外，也许
一百步飘飘然，坠落
于是
我安慰自己："现实"
似一缕余辉
画入幽深的峡谷
每当黄昏来临时
它将独自去丈量，如此的
可歌、可泣、和可叹！
......
之四
和我共同赏析地图的人
你要我的目光
平实些，或许更低矮；
因为高大的身影，从未
带来任何的拯救
尝试着寻找：
一张地图，"内""外"
隐蔽的交叉点；
它躲藏在
沉睡的意识中。
我试着在未醒犹睡时
把它寻找。
之五
说出你我居住的城市
说出你的朋友和敌人
说，在一个老式的窗前
历史――没收它的桃和梨
说，――在地图前，被抛洒向
广袤的田畴是不情愿
因此
我的头脑是一张区域图
只有
星空和麦浪，轻声地
交谈
也说，一根倒刺孤哑在指端
头顶柳叶在轻飘；
说，默契是天空卷走的一片云，也望
表达如清水
......
之六
住过的老屋已拖曳到
地图的后面
悄悄销毁掉
......
仿效一位老人
蹒跚如孩童
缓缓攀登
一座高塔在城池
再回首，探望
经历过登天般艰辛的人
再见一次――人与塔
在冷风之中变得黑沉
我体味到消失的悲惨
悲惨得
来不及
经历时空的转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