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围思想考

红外围思想考 刘自立 　 (一) 　　文革派系考证，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这样说法，是因为文革派系虽然都掌控在“一个人的自由”之中，但是，服从和挣脱掌控，也给文革之暴力本质，一个值得商榷的余地。俩种极端的说法是，一，文革本有“人民文革”说——也就是造反派合理论和正面论；——二，文革官方说法，是造反派和“三种人”乃及四人帮，是文革祸首。这两种看法，其实，就是一种看法，毛操纵造反派而后将其发落成为反动派。这是我们常常所说之文革民粹主义（造反派合理论）和文革官方镇压（造反派反动论）之极权主义合一。没有没有造反派的文革；也没有没有镇压之之文革。这个弯子，如果研究者转不过来，那么，他们只能是文革官方镇压的反对者和所谓“人民文革”的拥护者；而人民文革的拥护者，却无法解释毛之在官方体制里，同样，成为文革掌控者，这个现实。而他们所谓的文革积极论，也就是“文革第一次发动”，或者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积极论（见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和文革第二次消极论，其实也是我们上述观点之转换一种后的不良反映；同样，是毛之民粹主义和毛之反民粹主义之集合。所以，毛文革成为不同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运动，“体制”和统治之一种风格，就是他敢于“炮打司令部”，施行民粹主义造反——而他的这个民粹主义阶段，其实，持续不到两年。毛，最终无法完成一种纯粹的、彻里彻外的民粹主义。因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早被他的前辈们框定在：社会主义就是由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型制之中而无法摆脱。换言之，毛的内、外体制论，不管是他炮打，还是炮熄，都是一种由民粹主义思潮，理想国思潮和人民万岁（——毛万岁合一）思潮的左右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极权主义异化。在搞清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要跟随现在所谓“道歉思潮”引发的两种方向之争、支持和质疑此次道歉，做出人头梳理和派系澄清——我们把这两种方向之争，称之为自由思潮和红卫兵思潮，乃及，红外围思潮，续作业于今之现实。这个红外围思潮的发展，是从同路人思潮发生以来的系列观念联系而生，而灭的（固然，今天，这股思潮远未完全消匿，而是借尸还魂地重新复活着，鬼祟着和坚持着）。这是文革遗风的另外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乃是极权主义现实中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之持续生存论；而其生存和红卫兵掌权和红外围依附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特色的平庸而远剩于德国之；从人数，本性和无道之范围而论。那么，红外围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观察，CP革命时期康生所谓党的“同路人”提法，是红外围最早的简称（？）；这个简称，后来被北上入海（入中南海）的那些并不民主，或者后来不民主，以前也不全民主之“民主人士”，领取和认同。他们的中南海身份，就是这个最先出现的红外围身份。以后，文革发动，党的同路人被1966年红八月的红卫兵分割成为45年党人和以后之（45年以前入党人士子弟不算红卫兵），等等。这样，缩小了的同路人及其子弟归属，理所当然地、变成后来他们所谓革命的建设者——革命的领导者之区隔——（接班人和“直接接班人”——也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些人）；也许包含现在那些“道歉者”之一或者之二一类人。于是，在文革中，赞成和反对这样的同路人分野的群体，开始产生。这个产生的过程，可以分成大背景和小背景。大背景就是，毛要打破过去他制定的革命特权，革命血缘和革命世袭论，施行由官方子弟革命特许论，转变成为平民子弟一样革命特许论，也就是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革命特许论。这是貌似进步于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狭隘血统论之革命特许状。小背景，就是中学革命派的分野，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四四派系的出现之历史狭隘原因，坊间多有分析介绍，在此无赘；我们只是要分析这样的派系分野的风格特征，内涵特征和走向特征。从最后一点说起。四三派所谓的否定十七年，和毛的所谓否定不约而同；严格说，是四三派秉承了毛的某一种思维趋向，而定下的派系原则——否定十七年，那么，产生两种结果：大一之：关于四三派观点和幻觉：1，否定十七年，要干什么？那么，四三派的回答当然就会秉承毛主义之一个部分，一个特点和一个风格，那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据说，这是继承了那个德国人的说法。2，否定十七年，就像鲁迅和易卜生提问，却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否定以后，用什么制度弥补和充填不是十七年的十八年，十九年……乃至永远？没有答案。3，于是人们就像记得CP热衷于巴黎公社建制那样，把巴黎公社其实没有建制，毁灭建制和废黜传统（文化，历史，道德，宗教……）之政治幻想和暴力无道（他们要杀死雨果和很多知识分子……），拿来作为宝贝于继承；其实，他们一不懂巴黎公社，二不懂毛之真实企图。 　　大二之，于是，因为四三派拿不出实际建制和远景，其热衷于毛之纯粹民粹和造反到底之幻觉，既不能到底，也无法继续。于是，四四派占据了政统（正统）的上风；这些四四派，并不想构想杨小凯体制论和革命论，也不奢望推举巴黎公社乃及巴黎公社的建制（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巴黎公社的普选和平等，在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里面，一天也不曾施行，无法施行和不能施行。）他们大大方方地保守于官方合法性和官僚合法性——就像他们苟合着大学（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在思想上和举止上，他们厌倦了民粹；在方法上，策略上，他们趋同于“同路人”风格（不管从二等公民之身份上，还是从二等观点之见解上，他们有着奴才般的忠诚和愚昧，软弱和投机。）但是，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的优势，就是后来被证明的，“十七年”，非但没有被解构，打倒和批臭，反而从中找到了刘、邓正统（政统）的所来之源。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在中国，除去十七年模式和后来发现的“模式”，其实，都不是真正复合普世价值和普世体制之模式。于是，问题的提法，开始出现一种争议。四三派和四四派关于十七年的讨论；大学中，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清华），究竟如何分野和定位呢？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改革，模式和价值超前的讨论。现在的回答有两种：一是，四三派和毛本身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是CP最终的选择。因为，体制和反体制，在文革的意义上，全都排除了选择正当体制的努力。四三派和团派不要体制的体制，和毛的所谓政治幻觉（连同马克思的，乌托邦的），本质相关，灵犀相共，都是要排斥那种普世意义上，操作可行上和治衡得法上的政治体制；而或者选择十七年，或者选择无法无天，再或者，选择中国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生态毁灭方式和人权低廉方式——也就是，资本之南桔北栀的非法治和不完全市场模式……）；而就是规避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些文革中人们不可发现的前景和“未来”，但是，四三派和四四派之争执、之终极目的，本源在此。 　 (二)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四四派走向和四三派走向，及其区隔和“前途”的课题——也就是回答，为什么，很多四四中人，变成红卫兵外围，迄今如此——而四三中人，却从“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演变成为、对于红卫兵和红外围人物的谴责者和揭露者。这是一道难题，而解释之，需要颇费力气。首先，就像刚才所说，四三派没有肯定“十七年”；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十七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的试验地，基础地和原则地，要想否定它，是要有些勇气的。这些勇气之来源，同样值得一考。一，首先要指出，不是四三派愿意或者有天才首创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是毛本人（关涉于此，比如他说，十七年来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都是毛言十七年——但是他更加指出十七年，长城不可毁——所以，他的循环逻辑等于0）；而毛和后来江青的关于干部子弟前途和历练的讲话——关于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八旗子弟蜕败的讲话，更加重要的，是她关于“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强调——成为杨氏和北京良乡电校四三原则的一种承托和发挥——加之本人，在67年随即跟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民兵）和履行巴黎公社普选和履行工人工资（对于干部阶层）……成为整个四三派的原则立场和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其自身独立思索的产物。就像“四一四思潮”强调捍卫十七年，十七年必胜一样，同样，不是什么文革异端思潮（这里，相对于十七年的所谓官僚体制之最大异端就是毛本人了——见笔者有关文章－《北京之春》）这样，就会产生二，四三派，作为毛派附庸地位之同样是平庸的恶之承载者，如何摆脱这个东西，寻找出路和走向。这就是说，四三派在有限度否定十七年以后，当然，也分成两种前途：1，就是摆脱十七年体制正统说，另起炉灶；这个另起炉灶，不是退回到十七年，而是进展到逐步接近普世价值和自由制度。2，有一些极端顽固四三派（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团派主义），则坚持西方左翼思潮，依旧肯定毛制和文革，试图制造再一次乌托邦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德国、法国68年运动的持续支持者和附庸者，而根本看不到68年，就和百多年前巴黎公社一样，在施行体制上，毫无希望，毫无意义。） 　　二，毛本人是四三派的鼻祖，他，同样也是四四派的源头。而分割成为四三，四四中人，很多人逐步演变成为体制内人物和体制外人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外是，红卫兵中人，也有喊出“五个现代化”的，如魏京生等人。）于是，从近期所谓前途和仕途而论，当今中国当然是四四派的天下。因为他们的十七年，由邓和后邓时期所肯定——更由六四镇压所肯定。四四派中人和红卫兵中人，因为都一度外在于中央视线，是因为毛暂时放弃之；而后，由CCP制定直接接班人政策后，他们被看成《决议》文本以外的主要势力而被纳入政权。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这样叫嚣——抑或相反相成。清华四一四派喊出的“四一四必胜”，更是成为刘邓胜出于毛的证据。于是，四四派中人，或者随波于流，或者上岸招安（他们本来就是准备招安的非干部子弟。）而四三中人，则经过文革，认为毛的试验不顾人权法理，道德规制，是一种界天堂而下地狱之路。这样，他们除去很少数转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多为成长为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履行者。因为，他们的放弃四三原则，不是肯定十七年或者否定之，而是要挣脱这个文革羁绊本身。于是出现三，是一种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肯定十七年者，比较否定之，更容易成为体制的拥趸和辩护——于是我们看见，文革拥护十七年，跟在贵族红卫兵身后，讲究捍卫红卫兵的，大多成为今天紧跟红卫兵权贵的新的外围人士和帮系；这个东西就是新的红外围其人，其“是”（以认可“宋氏道歉”为一道标准线）。这是一种悲哀。但是，这种悲哀的发生，被犹太人阿伦特定义为平庸的恶之载体，是再确切也不过的。因为，CP同路人的言行选择和前途断定，后来自然而然发挥成为新的平庸的恶（也就是八个所谓花瓶党人之平庸，之恶俗，之腥臭。）这些伟大的骑士们创造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新世纪唐佶歌德之歌，用其附会“联合政府”的空洞叫嚣，为中国人带来亘古未有的无独立，无自由状态。他们是红外围的生态祖先。 　　四，据实而言，红外围何以四、五十年接续不断地、成为红卫兵权贵的附庸和寄生，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必有其因。实举几项，以做说明。1，平庸的恶之承载，形成和发展，是因为人们恐惧现实，惧怕暴力和沉溺权财。这几项成为他们这些同路人不拾好歹和助纣为虐之成因。2，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之血统里，没有丝毫主义坚持和问题意识，抑或将其变异和腐化，把本来作为政治常识的原则是非，统统偷换成为似是而非的具体技术课题而加以应用（牵强附会）。他们是天生的一群庸人；而庸人的主要体症就是以服从为本性，为天职（他们在文革中袒护十七年，就是一个证明——而据反证之，则是四三中人。）于是，3，这些人，在进入中南海或者思想上如此这般以后，他们的政治身体和发音器官，即被改造和摘除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性远离四三派，远离怀疑一切，远离无政府主义，远离“炮打司令部”……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蹊跷。因为毛，并未把文革组建成为单单是四四中人——而他自己造就的团派和四三派，则成为一种对于他的体制的终生的炮轰者（而蒯大富，聂元梓等愚忠于毛者，除外。）这是一种辨证。这个辨证也许，仅仅是也许，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四四派娘胎里带出的媚态和服从，成为她们判断失误和待人系事的习惯与准则——而这种媚态和服从，在四三派里面绝无仅有——只是蒯大富和其他极左人物，依然非常愚蠢地认为，毛是真正的团派主义和四三主义；始终耿耿于怀于“第一次文化革命”（这个革命本就子虚乌有）。他们搞错了。毛是什么，他就是他本人的正、反两个极端组成的一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这也是辨证法。 　　五，于是，我们相系于今。讨论这个红外围可以成为今天没有红卫兵的红卫兵外围——也就是，政权和政治的外围。她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除去证实了平庸，证实了邪恶，更证实了文革的阴魂不散。这个“文革”，既真又假。真之所在，是因为文革单独权力运作下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中事宜，以貌似历史的面貌出现（如唱红歌，跳忠舞，万众一梦，全国一心等等……）；但是她们的文革缺少真正的民粹主义实践——这样的“文革：没有蒯大富，也没有聂原梓——这是官方之民间和民间之官方之双原型；没有这两个原型，只有一个官方原型，当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革。换言之，这种文革只是四四派的文革，不是四三派的文革；只是官员文革，不是人民文革——更不是毛主期待，实行，停滞，失控和终结之文革——而文革终结，不是终结了“革－文：革除传统，价值和自由”——而是开始了毛在四十年代讲过的：CP要搞资本主义。（见资料）这是一段另外的话题。但是，这段话题和“十七年”乃至其发展，紧密相系之。所以，四四派中人既可以完成革命，也可以完成（CCP）资本——既可以跟随毛，也可以跟随刘、邓——既可以成为同路人，也可以成为红外围。这是由平庸的恶支撑、豢养的，那种帮衬极权势道之枉道从势者类的、代代香火接续之物。这是中国人的平庸的恶；她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诊视了这样一种症候：极权主义和文革之毛，必须不单要有四三派（团派——帮助其打倒十七年，打倒刘、邓）——还必须有四四派，在文革阶段任务完成以后，从新开始旧的或者新的统一体：国人模式，而红外围则是那个文革和这个模式的平面支撑者和平民支撑者。这是那句话的新、旧诠释之一体：你们是建设者，我们是领导者。（！） 　 (三) 　　文革“红外围”形成的大概历史背景是这样的。66年，第一张大字报纷纷出现于各种中学，其写字者，一律是干部子弟。这不是偶合。这是一个信号。毛－刘、邓之流，要同时抢夺文革霸语权。这个蹊跷在于，毛一开始纵容这个举止——抑或是他抵制“水泼不进”的一种表现。继而，毛退出北京；工作组成立，进驻各种单位和学校（陈伯达这个典型的毛派，进驻人民日报）。于是，发生后来很多事情。毛的通盘计划就是要否定工作组形式的文革。于是，他否定了他自己同意的路线（工作组路线），而提出一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白色恐怖路线”（这里，哪里牵涉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国人居然对于这样的毛氏语言无法、也不能有任何察觉和质疑……）。于是，反对工作组而要回到或者创造毛式文革之呼声，开始出现。这就是毛一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二来支持反工作组之各类大学和中学组织之故。于是，在此浪潮中，一贯以血统革命论为准则的中国“革命”（——以至于文革）发生了变化。将军队派系，林彪派系拉入反对工作组之战略之毛，由各种军队子弟发声，形成一种所谓军干子弟乃及平民子弟参与的反对工作组文革之苗头——而大学造反派接过清华附中造饭口号，形成以清华，地院等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庞大毛派平民子弟之组织。据此为止，贵族红卫兵所谓革命特许状和血统站队论，随着刘、邓主张和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失败而告终。联动一类所谓的八旗子弟，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其实，是毛派聚焦文革方向，指其爹娘所致——于是，毛，暂时放弃了血统论而坚持平民论——但是整个CP并未贯彻到底这个毛氏路线；到了七十年代末叶，红卫兵不受谴责论和直接接班论，业成事实。 　　于是，出现平民子弟“闹革命”的毛氏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这个问题，同样比较难以回答。一方面，他们主张和实际上引来千万蒯大富和韩爱晶；另一方面，他们枪毙了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之所以这样有所指，有所不指，全赖毛的实际政治需要。在66——69年，血统论中人只能是保爹妈派和血统封建派，是些五世而斩派。所以，毛要触动这个底线。但是，毛很快就释放联动。说明他又要挽救这个底线。于是，在大面积煽动和诱惑下，广大学生和民众也就随着毛的双身、两面、“多元”起舞，隐、现于时。似乎一时间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这是平民子弟的灾难和节日。他们分成的（在中学）北京中学四三，四四派，大致也是跟随双身之毛分裂成为两翼之派系。于是，我们缩小这个范围，以观察其中的走向和发展。集纳北京打死校长那个学校而论。工作组派和非红卫兵派，在那里是一个例外。不像在其他学校，工作组撤退以后，大权真的旁落于非红卫兵派系——不，宋氏，一方面为刘、邓势力把持，又同时为毛把持——这样一种双向把持论中，宋，刘等人的权力角色，是北京几乎唯一的，不因工作组撤离与否而立于不倒地位之红卫兵。因为，比如在清华，蒯氏出现，随即意味着刘，贺和其他高干子弟权力旁落。可以说，宋氏倒否，证实了毛、双身两面的一个实例——而这个实例，在后来所谓薄希来一类人身上，同样得到了比较毛来得更加彻底的权财落实（“直接接班人”）。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于毛式文革的基本框架之内，所谓平民子弟造反的前途，究竟何在；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前途。 　　蒯大富造反，是没有前途的（他被毛象消灭土匪一样即将消灭——而邓实际上消灭之）。2，一般平民子弟，如果不是依赖于红卫兵或者十七年，他们也表现的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四四派的十七年，当然不是平民的，而是太子的。3，所以，平民子弟保卫十七年，实际上，就是既保卫党委，也保卫太子。4，到了文革结束，太子正确论和联动－西纠正确论——加上红卫兵元创者正确论（清华附中红卫兵反对暴力论——骆小海等人和后来某子道歉论——乃及他所说“毛主席伟大领袖论”……），一股脑，都成为一般平民子弟中保护太子的理由。5，这个观念，和他们在文革时期没有任何反对力和想象力之平庸有关。6，加之，她们在后来的生活中，被太子们诱以利益，钱财和房子……她们很快就在具体倾向上，转移到红卫兵立场上。于是，我们看见，在宋氏从蒙面（见《八九点钟的太阳》电影），到直面于纸张网络和会议，她们逐渐地试图恢复她们的正确性和权力面。于是，就像文革中那些袒护她们的人一样，太子周围，总会有一些红外围在作业，在作祟于文革研究（她们甚至偷盗第一苦主的文革资料）。7，这就是大范围研究平庸的恶的中国背景；这个背景的出现，一方面是文革乃需；另外，则是普世适用的、极权主义附庸支撑权力结构的、那种未解构前状态。这个状态只能在极权主义解构以后方才可以消失。8，就像极权主义研究者们研究纳粹系列迫害图一样，类似集中营统治，也不是完全由屠夫们亲自掌控。他们需要一些支撑这个局面的人们，包含运输死人者，管理囚徒者，“协纣为谑”者。他们组成迫害与被害的赋格。九，就是这样一种群体，在完成直接刽子手不能直接完成的，关涉坟墓，焚尸炉，毒气室……这样一些被执行事宜。9，这些人的出现，究竟是恶，还是平庸；究竟是是，还是非；究竟是屠夫，还是尸首？……记住吧，他们仅仅被叫做“犯人头”吗？……（见《倾向》杂志） 　 （四） 　　考察“红外围”人群和个体之较好对照物，牵涉到极权主义指涉下“人民”之定义（当然，主要是指平民子弟及其父辈一类人群；含，中程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小业主、商人子弟，……等等）。人民——这个一般泛指“政治正确”的人群，对于极权主义，对于毛，对于文革——乃至对于整个49年以后的历史，究竟具备如何一种含义呢？——当然，可以扩大而言之纳粹体制下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体制下并不完全雷同的人民和人群（个体）。关于极权主义人民一词指涉的一般性概念，是被笼罩在关于极权主义统治概念之中。就像很多极权主义研究者所云。但是，其中“人民”究竟是服从者，还是挣脱者；是思想独立的群体，还是未可改变的被洗脑固定之人群——他们的洗脑和反洗脑关系如何？加之他们的沉默，发声，宁默而生，还是宁鸣而死？——他们的利益，吃饭和服从，和怀疑，和挣脱……又是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不是不可改变？这个改变，是不是一旦出现，随即意味死亡？……这些对矛盾（复数），如何落实于个体？所谓个体自由，是在什么样子的启示和顿悟（长悟？）状态下，关涉到群体自由，结社自由和人民自治乃及体制和法制？这些，都同样需要严格定义与分析之。换言之，如果我们听信类似阿伦特和阿隆一类学者的话，那么，在争夺人民和启发人民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作用的恶，作用的平庸，作用的罪过……是不是永远都是遮蔽性固体而没有伸缩性……他们是合理的现实和现实的合理吗？如何确定这些实物和理性？如何分清是非曲直？乃及政治上的物质与暗物质；对称与非对称……甚至可以关涉到美学和丑学一类问题（类似翁.艾柯一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昨天）—— 一切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其取消历史和时间的关涉又意味何在？这些，也是一道道难题。其中，关于文革指涉的觉醒说，造反说和外围说，莫不与此有关。这里，就书摘式予以简单说明之。 　　我们来看，阿伦特指涉的人民思想状况和社会情形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基本呈现以下一些特征：阿伦特说 　　——“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下同） 　　这是一种现实吗？是绝对现实吗？“完全相同”的反映是不是彻底，干净，全部呢？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某些反映呢？（比如在“道歉”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同的反映真的出现了。这是非巴甫洛夫反映。）极权主义国家的未来公民，就真的是在时间完成式中出现的吗？如果这样，那么，潜在的前苏联和前东欧之哈维尔，之瓦文萨，之索尔仁琴……又如何解释呢？换言之，我们看到的那些成千上万的狗，模范公民和完全一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涵盖所有道歉平民之群体吗？于是，完全相同——对应于完全不相同？这里的分析是这样的。在毛文革时期，“完全相同”的反映，是占据绝对多数的人群之观点；巴甫洛夫之狗的观点和人民＋毛＝文革的观点不可动摇。但是，在四五运动以后，这个裂隙开始出现。人民开始转移自己的视线从毛游离到周，到邓。于是，在异议人士提出迥然“不同”的观点以后，巴甫洛夫狗效应开始瓦解。一大群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回答问题的小圈子开始出现。但是，就像四三派否定了十七年以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否定天堂之路导向地狱的方向之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而更加多数的人，则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皆大欢喜中，认为CP拯救了中国，自此，一切都是以CP为主导，为主干，为选择。这就是新的巴甫洛夫结构之表现，乃至持续发效以至于今。所以，我们挑开的只是阿伦特的一个隙罅，而不是全部。在“道歉”事件之中，这种巴甫洛夫效应同样表现在这些附和权贵虚以为蛇的红卫兵权力论＝道歉权力论（话语新霸权）。在此悖论之中——和他们认为四人帮垮台就是CP新生一类笑话，可以同归一体。因为平庸的恶的政治哲学前提就是在不否定纳粹的基础上给出一些模棱两可和偷梁换柱的“反扑”。这种反扑，实际上已经比较老邓否定文革还要倒退。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 　　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在于，每一个人都会不自由；这个说法的不合理性在于，如果没有一个人去争取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本身，不自杀也会死亡——而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正在探索一种自由和一种自杀之间的悲观的和乐观的关系，以求在实现事务的转换过程中，兼顾两头的结局：一头，仍旧是极权主义——而另外一头，业已开始了非极权主义的希望；虽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切断这之间的脐带而抛弃极权主义，但是似乎人们在思维上，业已开始切断阿式“无效”和极权“惩罚”（恐惧）？而那些保障在有效范围中的红外围，不愿意待见这一点，她们依旧保持独立和自由无效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实例看出这个两端错动论的奥妙。一个是，在七十年代末叶，改革大潮汹涌之际，出现三股势力挑战极权主义。一股势力就是官方势力，这个势力业已不是毛主义风格，而是实用主义之；但是在这股势力的历史根基中，也有施行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技巧（见延安时期CP关于不施行一党专政和施行资本主义之言论）；于是极权主义开始由他们导致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资本加权力）。二一股势力，就是借助CP改革而企图将其引入所谓新威权主义之路的几乎是全部改革派主张。这些人，附会邓的新加坡模式而企图找到一种CP融合资本模式论。（他们被称为新启蒙主义（＝新愚昧主义）之运动的后人、后学——而被许良应等睿智学人所批评和揭露。）三一股势力，就是盲目乐观于整个世界对邓发出微笑的那种局面之人——也就是国人中又是占据绝对多数之平庸恶的承载者（当然，包括那个时期的老美和欧洲人）。这些人群在以后的发展中没有丝毫进步。他们最后伙同宋氏和刘氏（进）一起，制造一种气氛，把一种对于文革批判和解释的权力，也就是歪曲和遮蔽文革真相的权力，以“道歉”之名，加以巴甫洛夫化，让今天的四四派人众匍匐在前，以称其确。这是一个悲剧中的笑话。 　　——“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同上/并参考笔者《阿伦特的大哀赋》）   　　这是三个标准；上帝，人民和个体。所以，结合极权主义体制这三者皆无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同样三个元素在起作用：1，如何看待毛的造神运动对于普遍中国人民的愚弄——她们之中的、66年八一八造神对于宋氏人物的意义和无意义。2，十九世纪极权主义派生物就是无神论；这个无神论是以人俗之中的客理斯玛类型，代替上帝赋予之礼物：客理斯玛——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在此转折中，荒诞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毛之流，更是以亘古未有的个人（“个神”）崇拜代替上帝，宗教，道德（她是先验的），文化（她是传统的）和革命（她是还原于前的，复辟的和历史的价值再造和重复）——而原型客理斯玛－上帝之恩赐，之礼物，之天才，之领袖，和东、西方一直以来的、无论是民主之，还是独裁之领袖，毫无关系。3，平庸的恶，正是因为她们认定人类自选客理斯玛，而不是寻找相应的上帝之选，之民，之才所产生客理斯玛。这样，在此20世纪独有的专制和极权客理斯玛中，迷信和盲目与之的红卫兵及其附庸——也就是平庸之恶的载体顺势而生，延续至今。故此，在此延伸分析中，阿伦特论及的艾希曼之流才被悄然或者显然引入文本。平庸的恶之携带者和人权法案之变异者，成长为双重的、对于人的服从和对于神的抵制，反对与涂炭。而“忏悔”，只能面对上帝——如果忏悔文化已经被消灭，就像上帝已经被消灭，她们的所有忏悔都是没有壁向，龛位，平台，所指和能指的；其为一种世俗的滑稽和形上的虚无。因为，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宗教铺垫和基础加以支撑，一切人类的，神祗的良知都会对之伸出拒绝之手——就像历史的回顾，只能是传统的接续，而不是任何纳粹和红卫兵文化可以取代的。按照阿伦特的见解，如果“上帝死了”，那么，至少“人民自治主权”还需亡羊补牢地给予宗教缺遗一种必须的补救。（？）这恐怕是最为一般性的结论了。

- 个人迷信问题与克里斯玛情结..刘自立（北京）

毛国际地位形成之荒

毛国际地位形成之荒谬

刘自立

明年初，即是戴高乐政权认可人民毛国政权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此国内严重争议毛主义及其个人功过是非之时，看看上个世纪西方大国于毛之国际承认，可以得出一般性否毛和赞毛不一样的解释。这个解释不单是外交内政延续说那么简单——这个解释尚说明，在上个世纪冷战爆发，缓和和变异的年代，毛主义本身的变异和西方意识形态同样变异的故事。这个故事一旦出现，世界上简单是非和价值论的分析，随即产生很多麻烦。说苏联和中国是一个非自由国家和独裁政权，对于西方政客一如戴高乐之辈，业已毫无意义。其间，如何估计法、中建交和后来中美，中日，中英建交，成为人们非毛和是毛化两种潮流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据。就像我们前此说明周恩来主义那样。周恩来主义在内政方面的错误，一般而言，业已十分清楚；但是，周的国际认可却没有随着对他的揭露而稍微改变。这是因为，周恩来和毛的所谓外交政治，对于西方的价值格局和战略格局带来了一些麻烦。一般而言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间性说，无是非说和外交格局说，让人们再三重温二战时期张伯伦主义带来的对于捷克绥靖主义之态度，以及后来发生的实际上是纵容希特勒之恶果。这个例子一般而言被戴高乐和尼克松完全抛掷脑后，且定义毛之举措完全异象的另外一种说辞。于是，我们只能带着迄今未解的惶惑和矜持，保持对于伟大反法西斯战士的某种怀疑——而这个怀疑同样可以面对罗素，蒙格马利，马尔罗，萨特等朝拜毛者。

拒官媒载，“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爱慕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关注这个正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古老国家。“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张锡昌《戴高乐的中国梦》）。）朝拜之因或有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内政的误解和盲目，乃及他们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朦胧认知等因素，成为他们区隔毛和希特勒的一种基本尺度。比如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社会主义观点——“密特朗当政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力主西欧联合，保持同美国的结盟，赞成美苏中导协议。在政治上，他主张用社会主义加自由来改造法国的政治体制”（资料）——于是，此间提出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区隔——而区隔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标识，其实不是取消法国共和而改变成为毛主义人民国。这是两种社会主义解释而毋庸赘言。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正好表达这二二不一之前提。

故此，我们从二战以来的苏美共治主义扩展而言之，且对毛的国际地位的形成，乃及迄今为止,西方政客对于后毛主义之继续认可，给予一个粗浅的分析，以便让区分毛之是是非和给定他的历史地位一个异样的说法。毛在一战时期的政治地位是十分模糊的。他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徘徊在不能聚焦政治学正确性的盲目讨论之中，从而映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愚蠢和浅薄——这当然可以和日本知识人的、对于西方政治学一步到位的（也就是政治上三权分立说）看法，做出本质区别——而日本人带动改革的民间知识人和脱藩、尊王官民一体一类改革“民运分子”（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隈和板垣……），成为日本亦民亦官的、施行郡县－民主制度之先驱——并扑灭了社会主义运动。而中国五四运动开创的兼收并蓄，实际上，就是给共产主义肆意入华一个绝对自由主义的借口。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借口本身，被消灭自由的那个主义所最后吞噬（见悉尼.胡克，关于自由消灭自由本身的论述）。这是一个天大的“自由”借口和“自由”误会。而在此借口当中，毛主义痞子运动和武装割据，带来了二战时期，他的同样的并不自由的所谓自由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

这样一来，当二战爆发前后，毛主义在国际思潮之光谱中的定位，几乎完全被纷杂的世界思潮之紊乱所遮蔽。二战以后，所谓罗斯福主义之苏美共治和杜鲁门主义之让出大陆，协助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给毛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地位，带来了不确定因素。而在此之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主义，发明了继续斯大林对待东欧反法西斯“资产阶级政府”之“联合”策略（短暂的联合）；被成为“联合政府”。这个斯大林主义后来变成了马歇尔主义。更有甚者，有史迪威将军主张的，训练和支持毛－周军队的策略（虽然未能施行），更成为二战以后中西历史上绥靖CCP的一大奇观。（而马歇尔直接阻止了蒋介石军队对于林彪军队的国家围剿——可见白先勇甚或蒋介石本人的历史回顾。）于是，在四十年代，由所谓美国赤色知识人和中共知识分子一起组成的，或者称其为谢韦斯，斯诺和什么人之主义的美国延安派代表，把西方邱吉尔扼死布尔什维克的坚守（西方价值之主义），完全实行背离和背叛。这样，在中国一大群左翼知识分子的围观叫好声中，美国政权就像美国政客起劲叫喊苏联是一个新型自由国家那样，支持毛派。

于是，在抗日斗争和战争中，模糊保全自身的毛主义，非但没有被揭露和批判，反倒成就他们攻击蒋介石出让东北，施行不抵抗主义之共党单独抗日的神话——这个神话，后来稍有改变，成为中共实际上左右了所有成功抗战之史绩，而国民党节节后退。所以，在二战大是大非问题上，东、西方历史学家们并未达成一致见解，而评定毛之抗战表现。只是直到近些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之一部分，才逐渐说明毛之抗战真相。这是一。

二，如何评价毛之朝鲜战争期间的表现。这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韩战爆发，完全取决于艾奇逊和李普曼不管朝鲜论。他们撤除了对于韩国的“拉.迪方斯”阵线。而随着毛的用兵，邱吉尔和杜鲁门们，又撤销了打算战略打击毛的麦克阿瑟主义（邱吉尔叫嚣，如果对中国施行打击，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早就忘记了扼死布尔什维克之萌芽论）。于是，美国的艾克（新总统）就像认可了古巴的卡斯特罗的肯尼迪一样，认可了毛主义。之前，蒙哥马里访问中国。这是一个肯定毛之二战、所谓八路抗日神话的国际忽悠。1961年9月蒙氏第二次访华。……“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资料）

三，在此之后，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带去了毛所愿望的苏－中联盟之实施。

四，后来发生的苏中反目，西方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见解和分析——其实，苏联人乃及赫鲁晓夫对于毛的三面红旗的批判（主要是毛的人民公社），说明，即便是苏联人，即便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虽然赫鲁晓夫早就开始批判之），仍旧认为毛的举措是违背常识的。

五，于是，我们又回到1964年。这个年头对于毛乃至对于周，十分重要。西方的政客对于毛的大饥荒，大涂炭和大屠戮（五十年代初叶的土改和镇反……），没有丝毫谴责；64年1月，戴高乐率先开此恶例：对于毛，可以不作任何人权和饥荒谴责，而不带任何条件地加以承认之。这个恶例的开创，使得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基辛格一类人，后来找到了同样的、只讲马氏机会主义，不讲马氏共和主义之行径。

也就是，六，在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以后，戴高乐这个货色带来了对于毛的认可厚利“中法建交”——而在涂炭国人之cp称之为“浩劫”之文革以后，尼克松填补了国人置疑毛－林文革基本主义之错，之罪，之恶之真空——尼克松转移了对于世界上人们试图解释文革的那种企图——尼克松制定了迄今为止、美国两党不作任何更动的美－中关系说。这是一个偌大的政治，外交，价值和自由－不自由课题。人们或者忽视这个课题，或者找回它的答案。（虽然，这个主义受到六四事东、西方机会主义的成功。于是，玖拾年代以后，所谓人权贸易脱钩的做法，让西方经贸主义代替了对于中国价值非礼的谴责；乃至希拉里要把她排名于后。）

所以，就像周恩来63－64年访问十四国那样，受到所谓第三世界之欢迎；毛对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策略和战略，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毛－邓主义——泛资本主义之有主权，低人权论——而对于这个后毛主义，西方政客和资本如逐其臭，疯纷而来。这其实不是黄祸而是白祸。黄祸没有白祸的支持，热心和甚至膜拜（他们的低劳力，低法制，低资源——尚且不说其无……），当然无法运行；这些原先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们，看到了史迪威们没有看到的所谓CCP资本主义。原先，他们在给罗斯福的关于延安的报告说，CCP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一种工人党，农民党一类可以施行资本运作的党——（见鄙作关于史迪威）而后来，他们真的发现，毛－周－邓果然是一种红色资本党了。呵呵。所以，我们在此提出的、关于毛之主义框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以上这一点（人们也许过多注意到毛对尼克松，转移了关于林彪事件的颠覆性影响，而走上了比较国内政治更加引起西方注意的国际牌局。）而这个牌局的结局就是，毛－邓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在毛－尼克松会面的时候，便已定夺而后发挥之。成为奠定红色资本主义之一个开端呢。在此意义上，说毛是一个绝对摒除资本主义而要完全扫除资本主义之苗的说法，只不过说对了一半，甚至一少半呢。

最后，是什么东西让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大肆肯定毛，从五十年代，到柒拾年代？这个逻辑是，人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红色资本主义，CCP资本主义和毛之资本主义（毛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开场者和提供者，要早于邓——……所谓哈耶克主义，是阻止那些叫嚣民主和工会者篡夺资本家的权力——而他不知道，如果工会和CP业已篡夺而且成为新的资本家——这条奴役之路又该如何弯回——还是要阻止工会和工人权力吗？！）人们也不知道何以在西方既有价值论，自由论和民主论，也有殖民论，战争论，均衡论和利益论前提下，人们举措如何——人们一直以来无法把这二者在理论上苟合起来，而在实际上，却能不断地，没完没了地、不顾道德和人权地，近乎极端无耻地将它们予以苟合（就是所谓南桔北栀——人们业已说了很多）。这即是我们所谓价值——资本之结构，之博弈，之“冷战”。在此新冷战里，如果价值一方失败，那就意味着毛主义的战胜和红色资本的胜利。也就是，所谓新式张伯伦主义的卷土重来。

所谓“西方衰落论”之始作俑者之流如施本格勒们，不过是惧怕希特勒权力意志和尼采权力意志的结合（加上资本无耻论），会消灭西方文明——他的担忧，有一半随着希特勒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有着另外一半，却因为权力－资本的新式结构的出现，让施本格勒可以获得新的观察点和出发点——而在另外一边，“历史结束论”，忽略了红色资本主义走进历史的挑战；以为西方价值在苏、东崩溃以后，完全占据了主流，而忽略了中国崛起；故此，衰败和结束——这是两种错误导读。因为，施本格勒挑战了一次西方，现在，轮到毛主义来了。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继续挑战；而挑战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现在人们写字、看书有一个习惯，左右两翼皆是，就是有意回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真相，见地，就像动物庄园中物那样，左翼要删除很多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其实右翼也是这样。）于是，能不能发现权力－资本的最后脱节，至少现在，人们在南桔北栀的东方市场上没有做到——而民主、自由之至，之要，要做到无论东西的资本受法治约束——不象哈耶克那样，只是约束大多数，工人和工会成员，也要约束那些从庶民，平民和流民业已变成政客，精英和资本家者类——这是防止奴役之路的另外一个方面。（换言之，如果一个小偷或者强盗在中国受到危险，在美国，他们的人，他们的钱，就不是赃物，而可以堂而皇之藏入美国银行而获得ID了吗？……）这是一个绕有兴趣的问题。

北京（三首）

北京（三首）


一、 城墙

 
 
我绕城而过，影子留下无城的恋情

而如今天坛上的耍辫人

依然把陀螺抽响，声撞坛墙，碎响而回

坛之光，挑起回忆
应对鬼树森森的王地

摄人心魄
梦，在猛醒时分还是滑润的
宛若历史循环中，夜初朦胧

让故人和人子相见

门镶，好大一个阔字
（但，这里的祭坛业已荒废

上溯到伏羲造字而众声喧哗）

围绕坛边的树木，都成先去之趣

他们蔓延北上

交叉南下而随河于意

东、西，出现了太阳去留的残迹，梦

勾连地平线

倔犟地抛向她自己

 
随后是城墙轰塌
红袖无家
而嫦娥诱党

香草，女人，崛起

然后断袖弯折

继而又河水干枯，沙滩上，红楼里

鬼影种种，一个叫数目的广场

方程式幻化烈色，铺垫其西方

红肉筵席，腐臭自此延伸，延伸

到并不很远的地方，那时
方向走失，所有的城墙倒塌
所有的护城河干枯

所有的方位感失灵

一方轨道，地上地下，穿越的
 是不合均感的城片
环路箍起院落

旧书肆，鼻息巨厦

一如马雅克夫斯基

 
 “一千五百行”，“向左”的叫嚣

向上，而不知道地气，人伦和祖胥（注1）

旗和旗，不再是历史的颜色

而且，中轴线，断断不续

蛇一半，毛一半，堵塞于星空和巷下

星星，绝对不可见
星星，象征的忏悔
被押宝成为一种新赌博
千年方正之市，今天死去，而且带走了

我绕城而过的尊严……

斜街上（注3），老楼前

老老龚，痴痴彳亍

他，画屏自毁
其儿
冲进

圆明园（注2）
 ……
那个过于完美的尊严，瓷瓶，玉玺，翘楚和质感

冰雪剔透……雪枯而去，而今，只留下雪

和血之残迹，只留下，不成方圆之故

天坛，古树，一两只猫

落单而滑稽地蛇隐无踪

昨天
它们还瞪着无星
悟空的眼睛，忘我
……

 
 注1：《一千五百行》，马雅克夫斯基的长诗。
注2：传说龚自珍子率人随洋人席抢圆明园。

注3：清朝诗人龚自珍一度居住北京南城下斜街一带。
 

 二、 往昔
 

那是七十年代
我高举几张唱片

把手伸出公共汽车的窗外
让未响的历史
还原在屋隅一角

 
我要把北京的美感
融入贝多芬

描摹街道和广场

革命和复辟之
结构和主题


高潮真的席卷残砖乱瓦

依墙而去

果真留下了
秩序依旧？
 
（那是一个幻想

维也纳般造型的

美若东、西

弱调的颤音

 
我，对比着
众多的罗马

于北京

独自回味
各种文史的边界……）

 
那是七十年代
年轻人横街而过

瞩目正在落潮的旗海
就像我们手托
一枚硬币

浮出红海洋

指向革命的反、正两面

（初读拿破仑——遥远的

近在咫尺的，暴动

和囚禁的年代？

集合于我们自己的
 93年）
 
……小屋里没有煤烟

冰冷的感觉
 延伸到
那个清朝学府的边缘

对街就是景山
（攀缘上升的逻辑
 第一次种下了我们思索的
种子，那时的颓败之母

也似乎鲜亮光泽
——因为颓败乃是一种孕育？
——魏尔伦跟随着
马斯涅，树一般蔓延

遗世独立？）

 
还是七十年代
封闭的煤园

里面有人高头大马
乘骑而过
激烈的语序

转变了，变成谜语

东、西方接轨的闹剧

让其忘却了
 毁皇弃城的机会（注）

 
那是七十年代
天还蓝，地愈寒

所有聆听古月者
似乐而动
似乎要在心中

构建京城
那一方规矩方圆


四方八落的庙宇
香烟聊聊
读经者，屋去人空

占卜的木锤

落于无间道

余念里，大音希声

 
那是七十年代
随着青年的远去

北京站呜咽着红轮
隔地而在的恋情
业度荒年北地

高梁红
青豆帐
流放
尚有归去来兮之感……

 
 
注：六十年代，北京政府有消灭故宫营造中央政府大厦的未实施计划。

 
 
三、自由

 
 
自由——是这样定义的

父亲弃世而去（注1）

为了他的未知的未来
自由——是这样定位的
我们转世而回

那个前世是什么？
是屈子问天
还是马远话半壁江山？

人远于山
 影藏于海
自然就是自由乎？

还是人定胜天

自由——是个卷藏的世界？

读于苦寒，结构随着解构

浩劫于救？
 我们在身心处
似乎看见自由

是这样问世
诞生和毁灭的？
自由，应该定位于不自由？
自由——很快示众而醒

群体与个人

遁于无形

浮雕
尚存于北京的复调
——毁灭与涅磐

她，在世纪末
最为世界关注
忘却
出卖

自由——在边界的

边界以外，一直延伸
他们不知道
所知

所道
业已袈裟在身
五灯会元

于其中心

禅
 是解构
这个建筑吗？

古老的北京
真的是
一缕轻烟，荡荡予飘乎？……

自由——很快就和那些不自由的人们
接轨了；他们来自古今中外
东西南北

被
传播智慧
于克里斯玛

这，神授之恩典乎？

而我们的神祗

何在？
自由——在我阅读北京的时候
回光向日，

开运推诚（注2）

奔赴各自所向

价值
何去何从？
阳光，月色，依然

自由——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和一度失约的信条
都盛放于约柜

那个看不见的
所在？
 

 注1：这里所指笔者父亲文革落难；纪念之。
 注2：此引西乡隆胜诗句，“纵不回光葵向日， 若无开运意推诚。”改制之。
 




2013. 11

关于“道歉”戏码登台的一些分析

“平庸的恶”再次展现

——关于“道歉”戏码登台的一些分析

刘自立

道歉，何时成为一个权力符号？此符号，是在这几天召开的北京一所中学里面的道歉聚会上形成的。这里，文革余虐宋氏，刘氏（刘进）等人粉墨登场，涕流满面，说是她们开始对文革受难者开始正式道歉了。这个戏码的序曲部分，一个“西纠”中人首创的（但是，他完全没有为他的那个叫喊“降落伞”的父亲的很多其他行为，道歉，反思和否定……）。我们在此之前，就已说过，红卫兵问题不是他们是不是道歉，而是他们是不是掌权、是不是继续掌权的问题。这个掌权和道歉如果合为一体，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景观；掌权者不作任何动作如颁“罪己诏”一类举动，在权、财完全“合法化”的统治基础上，施行一种对于文革所谓的忏悔和反省。这样的举动，究竟含带多少历史意义和含金尺度？受到置疑，绝对在所难免。我们说，这是全然不顾基本政治常识的伪说和作假——就像中国作假普遍化一样，现在，“忏悔”，这个宗教名词，也变成一种伪称。之所以如此说法，就是因为宋氏等人，是在我们所谓罔史避实的文革谎言中，施行所谓道歉的。其中，她们陈词滥调地一再施行戈培尔式重复所在，不过几点：1，她们学校卞老师被打死，是“学生”责任（规避文革红卫兵和毛的责任）。2，宋氏们工作组时期地有效统治是“秩序”的代名词；红卫兵是打人以后组建的。3打人发生后，她们是积极的“抢救者”和“阻止者”。……诸如此类（其中细节，可以参考张敏，朗钧，刘自立等有关文字）。这些说法，罔顾历史的特征极其明确。

就其重复的谎言，我们同样重复说明与辨析之：

1，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所谓毛路线和毛号召，一般学生如何发生打老师打校长行为。如何高一三班一类年级和学生，忽然变成恶煞横行无法无天之人？为何此类暴行可以横贯校园而不被阻止——卞老师尸体停放几个小时无人过问！当然，这种行径绝对是一种文革行为，而不是在一般年代，一般环境和一般年纪之学生行为……这些看法，我们早有说明。

2，  毛、刘之争，在关于派，撤工作组事情上，上层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说是工作组时期有着某种刘邓革命秩序，是宋氏们的一再重复之谎言；1966年6月，卞仲耘就是因为被有组织批斗，殴打，以至于几乎遇难——这难道就是宋氏们的秩序？

3，  毛从南面回到北京且撤销工作组，但是，这个由刘进，宋彬彬把持的校方专政机构的人头，并未改换——批判刘邓路线和继续毛路线成为宋氏机构权力一体化操作之基础；更因为后来八一八宋氏登上天安门，刘邓中宋，又一时得逞而和一般学校工作组势力式微，完全不同——宋，成为工作组帮凶和毛氏无工作组主要元凶，二位一体；呈现绝对的文革权力操纵者的双料面面，且继续把持校政。

4，  于是，六月份宋、刘殴打卞老师和八月份所谓“学生”（其实是红卫兵）殴打卞老师，成为刘邓路线和毛路线交叉，混合和殊同一体。这是人们几乎完全忽视的历史。而这些说法正好是所谓“道歉者”遮蔽历史和偷梁换柱的行为实质。

5，  道歉们一再所说的红卫兵是8－5事件以后成立的说法，一言蔽之，就是要遮蔽和摆脱文革罪恶行径之主要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在政权煽动下施行人人反对人人的，看似群众运动，实际运动群众之运动——而这个运动方式，就是由红卫兵中人先书面，后武力施行之、大字报加打死人这两种基本方式予以完成的——而权力作用，在于把卞老师等等一干老师和校长，定位敌人（四类干部），从而失去人权和生命权。这不是简单一句“高一三班”如何如何可以一笔代过得。

6，红卫兵何时创造，成立和作为，人们为文也多。只是一个文革常识要强调清楚。不管这个名词（红卫兵）细节如何，人员如何和行事如何，她们都是红卫兵实质的承载者。而宋所在学校红卫兵成立时间业有多人研究明确之，是在1966年7月底成立的。这符合毛回到北京之时间。这个时间巧合是有逻辑考究的。因为毛要排除官方文革形式（如镇反，反右，四清……），要别出心裁地搞一个民粹新招——所以他发明或者说支持了红卫兵。于是，凡是按照这个意志组织的任何组织，都是毛式红卫兵（——并且接合刘邓红卫兵的最先出现——在毛播发北大大字报以后。）所以，宋，刘之所以期望淡化和规避8月5号以前就有红卫兵之组织和活动，就因为她们既要开脱毛，也要开脱刘、邓。

以上是宋、刘道歉的基本情况，和她们继续罔史欺世，蒙蔽社会、尤其是蒙蔽那些不懂文革的人群之罪恶之继续。

“道歉”，不过是她们变换文革暴力威吓为诱惑和蒙蔽之手法的、另外一种荒诞游戏。

可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却不只是宋氏把戏，而是支持她们的，继续受蒙蔽的所谓群众（老师，校长和后代们）的，带有“平庸的恶”的那种可悲做法及其缘由。这个游戏居然从66年（也许，是从49年——或者19年或21年）持续迄今，而且丝毫没有觉醒的任何迹象。这恐怕就是中国特色的“和解”和“真相”之悲。在丝毫没有和解前提和提供真相之脆弱沙滩上的荒诞表演，成为中国公知们枉解南非和东欧和解真相的、对于中国转型的明吁和暗寓；但是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童话，完全无法适应中国现实。于是，在此道歉戏码的舞台上，一方面，是宋氏等权力中人企图依靠官方保障得到话语权和展开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携带极其准确定义之“平庸的恶”的那些群众和老师，在符合这个恶轴而围其旋转。于是，阿伦特饱受争议的这个政治哲学论断，在21世纪的中国，居然被人们如此异类地，又行发挥一通。这个“恶”，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阿伦特错误论证的艾希曼之平庸；这个说法现在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艾希曼具备的绝对不是所谓的平庸恶(无知，无思，责任，机械等等)——艾希曼是拥有罪恶，罪行和犯罪动机者，而且他的罪恶带来无数死难者；他是纳粹思想的主动有意积极和肆无忌惮的施行者，和平庸毫无关系——而所谓平庸，实际上就是含括包括那些纵容纳粹的，含括左翼犹太人在内的群众，乃及其社会基础（其实世界上的人们忘记了，这个平庸最合格的人选，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而张伯伦主义之平庸，现在符合所有和“CP资本论”共襄一构之西方平庸主义者。）回到文革话题。之所以宋、刘可以把巨多受难者和老师、学生召集一堂，听取她们颠覆历史和歪曲文革之戏作，就是因为阿伦特针对的平庸人群，在中国基本仍旧存在。这就是平庸恶的今天的诠释和地道存在；这是中国极其可悲的极权主义现实之一种。

这样的推论也许是比较合意的。首先，平庸并不等于邪恶；平庸只是纵容邪恶和犯罪的土壤。

再次，要让平庸完全不受限制，就像让罪恶完全不受限制那样，在制度和法本的缺陷中无法施行。起码，在20世纪极权主义开始建立体制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庸和罪恶的转化同样是有条件的。所谓法制－体制－无法无天，只是20世纪的产物。

第三，辨正看待平庸，在以往世纪之中，他发展和发挥成为由平庸而转向罪恶的可能性，是十分之小的；因为有西方传统政治，体制，道德和文化的保障——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中，含集权主义之中的法统和道统，依旧存在，这就让文明有取代平庸的可能——只是极权主义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第四，只有在极权主义土壤上，才会出现平庸之恶和极权之恶之相加。这是一个短暂而完全悖理的道德毁灭时期（加上毛主义纯粹民粹之政治不可能性操作，毛也会适时放弃民粹，转为官僚体制）。

于是的五，在平庸＝邪恶（犯罪）之框架里面，从平庸走向罪恶并不是全体人群的必然选择——虽然，反向思维之，反平庸者，微乎其微；而只有占据广大的平庸人群之优势，文革罪恶才可以广泛施行；毛主义运动才得以实施。这就是我们所谓毛主义极权＋民粹的文革运动说。

第六，在此运动说的胁迫进行之下，依然可以发现极为少数的人，就像遇罗克和林昭那样，处在绝对优秀的不平庸地位。可是，广大人群，基本上处于平庸但不是犯罪之地位。

故此七，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其他哲学家要着重研讨的，是平庸如何和怎样走向邪恶和罪行——而那些大多数，何以又不是完全走向邪恶如艾希曼，而是就像现在的宋，刘支持者那样，依然处于平庸－邪恶之罅隙当中，无法自拔。于是，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平庸，是不是有时候就是邪恶的铺垫和拓路者？这是一个非常伤众的判断。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个判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反之，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如果在没有言论，没有尊严和没有没有威胁恫吓和恐惧中产生的平庸，平庸也是不好随便裹身于人的。人，为什么要自甘平庸呢？她们并不愿意。这绝对不是一个判断智商的课题，而是一个判断政治和研讨历史的课题。

但是人们要问，如果第三帝国时期，人们开始讨论希特勒暴行，会有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现在国人讨论文革历史的结果——结果就是恶果——这个所谓研究的不受监督和不受制约，大行其道，而越发转变成为无道之祟的罔史欺世行径，也许，有着某种有恃无恐的依赖，也不好说。至此，研讨思辨层面上的平庸。当然，我们说过，不能给艾希曼一个平庸的称谓；因为，他不是犯下平庸之恶，而是反下绝对不是平庸的滔天大罪者（平庸铺垫恶，但其本身不是恶）；这是纳粹罪比天大，恶比海深的那种人类灭绝罪——这个罪过，同样可以延伸到文革时期毛的天大、海深之罪（毛，当然，也不是平庸）。我们的问题是，除去现在人们讨论的那些平庸的恶之有限范畴，宋、刘们是不是属于平庸的恶？她们是艾希曼吗？她们的观点，组织，行为，超过平庸了吗？这是一种个比较难以回答的课题。因为，我们认为，她们属于半个艾希曼，半个非平庸；同时，她们的另外一半，也属于平庸的恶（而不属于直接打人者的暴行——她们是打人的官方机构背景中人和权力中人——而且已经是成年人）；她们在道歉书中百般歪曲的历史和今天，使得她们似乎平庸，也似乎并不平庸呢！这是一些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如果人们回避这个事实，就像回避文革是由毛主义发动者发动的，且完全不去归类和分析何以出现八五，何以出现八一八，何以出现宋彬彬，那么，在此层面上，施行所谓的言说和道歉，就是袒护文革和极权主义的戏法。虽然，这个戏法可以让很多平庸的恶之背负者，再行一次类似犹太人纵容纳粹暴行的平庸之选，但是，恐怕她们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业已变得十分渺小了。宋氏七千言自辨书出版在“猫眼”网页上，受到两百页嘲骂和否定，即为一证；我们的提法是，也许中国所谓公知们，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宣誓人群，以支持宋氏，但是，广大老百姓和一般民众对于宋氏们的表演，心怀嘲弄和嘻弄戏谑……他们的表态，说明了自从宋，刘（叶维丽，于伶，冯静兰）们“五人谈”以来，一直的努力和混淆之完败。（“五人谈”，见《记忆》网刊47期。）

最后，我们在极端抽象的意义上，也是赞成她们宋、刘们对文革平庸和文革罪行施行道歉的。因为这是一种把文革钉上耻辱和罪恶柱子的总体方向性选择——就像人们一开始置疑人权，后来，还是抽象肯定之而唯恐避之不及于不人权。这是一个总体上的进步；虽然伴随这个所谓的进步，有着更多含义不确的概念混淆与之；比如资本，比如经济，比如国家，比如外交……就是。这样，坊间很多人士认为道歉值得肯定，只有极端左、右两翼者否定。这是一个误解。我们绝对不是不支持道歉；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可能，要对比如打死卞仲耘者，绳之以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只是反复强调，反思和忏悔的前提就是真相。这是唯一的前提，舍此无道。设想，如果有一天，宋、刘们不再坚持工作组秩序论，不再强调打人不是红卫兵论，不再强调打人后她们虚以尾蛇的抢救论，不再强调她们立象废史（该塑像下不作任何文字说明，就连卞仲耘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种字样都没有……），让后人无言以待，不再强调毛刘邓责任的虚无化……这样，我们就会对之丝毫不加任何保留地支持道歉论。可惜，她们并未如此做法——就如对于西纠历史的回顾和真相，也是含糊其词一样，她们没有确凿交待，真切反省和翻然悔悟。所以，我们对此道歉高潮，基本上采取置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于上述身载平庸之人，却也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难题。其中，很多耄耋之人和七老八十之辈，是不是因为年迈而清澈而完思而健康（思想上），事情也不是这样理想。我们显要提到的卞仲耘校长伴侣王晶尭老先生却和所有这些人物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对邪恶，同时，反对平庸者——他当然不会苟同宋、刘们的上述谬论。他的话语是，我绝对不会示弱！这是我们再先肯定的，优秀执着和坚定讨还历史真相之少数人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国人怀抱希望之所在。还有很多那所中学里面的良知未泯者，也向我提出不同的声音，以严格区隔于宋、刘们。人们也许会关注她们的以后的说法。这一点，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文革研究到了今天，依然是坎途漫漫，不到尽头。这和人们研讨很多亟待争议的其他历史课题一样，国人何时可以予以善待和正答，也许和历史转变的到来，或可同位。在此之前的任何过多的期待，都是会落空的。

所以，人们说悲观者，乐观之动因也；因为悲观者没有可以依赖的现成答案，只能孜孜以求，因悲观而不懈努力之。

从极权过渡到专制之梦想

从极权过渡到专制之梦想

刘自立

这是一个奇怪的课题。为什么不提从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因为，看来所谓健康转型——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式的转型，在此实施非常艰难；从理论上，从实际上，都几乎不见可能——所以，跳出来一个极权到专制，（也就是极权到威权主义或者开明专制）之转型梦幻。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之所以这个提法非常滑稽，是因为东、西方历史上，这类转型非常少见。其中最为说服的例子，也许就是戈式转型；于是，和以上所说民主转型有得一比。戈尔巴乔夫转型，到眼下普京专制－民主，是一个什么关系？人们议论纷纷。说其民主者，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俄罗斯国内的所谓主导力量的开明和自律（如申报官僚财产，不许官员国外转移资产，等等）——而批判者，主要看重普京政党的权力霸道属性和他们统治议会和杜马的专制属性——至于俄罗斯国内反对派和报纸是否自由，尚待专家分析陈真。但是，俄罗斯没有一种可以对抗普京强大俄罗斯权力政党之反对党，是一个关键标准。这个标准击碎了俄罗斯民主的神话。这样，从戈尔巴乔夫解体苏联，和普京政权党的复辟，可以说，俄罗斯从转型民主，转变成为一个新的专制国家。而所谓台湾转型，实在属于从专制主义转制，而不是从极权主义转之。这是很多学人和书籍业已多方陈述的事实。台湾五十年代的地方权力普选，业已出现非国民党人之候选，而蒋介石本人也不好阻拦，就是证据确凿之鉴。加之他们本身就是私有制度而完全没有施行布尔什维克公有制之第一次掠夺。等等。所以，这两个转型前提，务必加以注意。

这样，我们就把专制主义的特点和历史续上所说；专制是什么？就是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所谓和民主、自由有着血缘关系的那种政治制度。那种制度在基佐看来，比起自由，要年轻许多——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比较专制要古老得多（见其《欧洲代议制政府的来源》）。古代专制政府和王权政治，几乎可以归一；多出来的僭主政治，又是民主多数暴政政治之补充型制、——而到了中世纪，类似诺曼人封建制度和英格兰人的自由制度之融合，成为英国自由主义发轫的制度元素——而广泛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的自由城邦，成为他们对抗中央王权的正面封建和自由之载体。于是，专制之中的自由和自由之中的王权，成为西方专制主义饱含民主因素的政治结构。这个结构，到了基佐所谓中央集权主义时期，并未出现任何彻底解构的极权主义取代物。其中，英国的自治，成为美国独立后政治的来源——而德国郡县制度和西班牙卡斯提尔公社，乃至法国公社本身（第三等级），成为英、法等西方国家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宪章主义并存的民主机缘之政治体制，并随着宪政主义的健康发展，循序走向民主。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的间性之道。其中，所谓法治载体（郡法院）和自治城邦，成为西方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之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专制，就会走向极权，并不会因为某种法本出现而受到丝毫约束。

人类文明之所以在此政治框架中得以保存，发展和持续，就是因为一个再再简单的道理：专制不等于极权。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人类文明之政治制度之基础，而是在掘墓于此；故而，消灭专制，走向极权，成为20世纪政治和外交的一种新动向。这个动向一旦出现，人类历史上，以往的一切政治结构说和政治原理说，都要退避三舍，让位与之——而极权主义本身不是文明，不是制度，不是建构，它只是人类思维出现偏差以来，将其中错误倾向加以膨胀之结果。这个错误倾向，来自两大思想根源：一个是政教合一之柏拉图理想国之思维和路径——可惜，伟大的希腊人和整体西方思维，并未对此感到兴趣；他们在以往共和，王政和专制体制里，规避和脱离了政教合一的思维，而让王权和神权，成为政治＋宗教双层博弈的战场，而在此搏斗中谁也无法消灭谁（不像牧师斯大林可以消灭一切祈祷，而毛，可以帝师合一……）；加上他们从大宪章时期随即重视平民阶级而施行了以后之一系列类似威尼斯共和和佛罗伦撒共和之类的阶级妥协和经济共享（共和一词的元义），极权主义遂千年不曾出现（——至于马科斯.韦柏所论开始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之财政金融垄断，对于阶级和政治关系的作用——也就是，他所谓科层体制正面性的论述，人们要进一步加以讨论——因为，它牵涉到极权主义之财政垄断课题。等等。）

另外一个极权主义思维，就是人民论“普遍意志”之卢梭观点。这个观点导致人民打倒人民，也就是人人反对人人的、反对代议制政府的、对于人民意志之悖。这个反驳论的观点，也为西方政治哲学广泛公认；而法国人坚持对卢梭一院制和人民意志论做出N届共和的规避和反举，而不必赘言。故此，人类即便接触了恺撒，查理曼，拿破仑和俾斯麦，还是行径于一种文明之路和举办各种文明之邦（之国——而无论自治，帝国和统一）。我们说过，不是因为希特勒对抗和打破了俾斯麦的国际均衡政治——也不是因为希特勒根本不知道梅特涅主义和塔列朗主义——而是因为希特勒不知道巴巴罗撒神圣罗马帝国，给予各种城邦国家之自由——因为他要消灭这个自由。所以，在此一点上，希特勒忤逆了西方几千年历史传统之自由，之自治，之民主，之专制。就像日本封建之废，是因为他们要组建一总郡县制度，契合民主制度之宪政——而不是施行后武士时代的军部主义和军国主义—— 一旦如此作为，他们的宪政主义就会面临解体，亦无赘言之。所以，极权主义等待了几千年，或者几百年，才挑战人类，说明，人类自由比较专制古老；而专制比较极权古老；而古老的东西，往往就是哲学家们结构于解构，抑或相反的思维定式，或言，人类政治范式之坚持。说，有一种反对专制而不行民主的威权主义人类之政治科学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的“新范式”——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历史根据。

于是，我们的视角转向中国。中国封建和西方封建异同皆备。西方之，所谓封建，就是自治（基佐言），和中国之，并不雷同。虽然，中国封建，分为两个时期——秦前时期和秦后时期——但是，他们的封建和废封，亦还属于非极权概念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同样造就中国文明。于是，我们回到前题。一个回到封建或者反封建之专制中国，是不是对付极权主义之万应良方？这个提法是比较滑稽的。可以从以下几个可能性说起。1，回到中国封建的历史时机业已错过；因为中国封建前提，就是帝王体制和分封体制。这两个体制之所以完败，是因为中国没有日本的封王、政教论。这个王权统术，如果可以建立国人万世一系的道统和政统，一如日本那样，国人也许可以期待一个优良的王权的，威权的，类似查理曼和拿破仑那样的帝制复兴；可惜，中国皇帝轮流坐的历史，让帝王政统大打折扣（每一个王朝都是对于前朝的否定——虽然，他们的遗民、遗产都受到尊重）；所有平民皆可称帝和无论种基的思想（——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辛亥以前，就把帝王政统统统非政统化了……从刘、项到朱元璋，康熙、乾隆……所以，中国帝王非法论是几千年以来的帝王被绌的潜台词——固然，有“解放”说一类定义朝代更替和农民起义一类说法，仍旧组合了中华文明之结构（——而不是简单否定历史勃－亡“规律”说——并见钱穆等学人说法）。换言之，中国政治学政统之两类，一是帝王政治说，而是反对之之政治说；二二不可或缺（而在日本，没有这个说法。）

2，帝王合法性来源，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被美国哲学家潘恩等人反对之之世袭血统，相反，倒是因为皇室（无论是诺曼人，还是盎格鲁撒克孙人）之帝王，规随贵族甚至平民之特许状－宪章主义，而得到了某种历史正当性。如果帝王本身就是贵族的统领和平民的意志服从者和关顾者，其合法性，自然原自阶级妥协之政治结构（这也是所谓修正主义精髓所在）。如果英国帝王不是历代宪章和议会的保护者和支持者，而像法国人那样拖拉议会几百年，和致使革命成熟为罗伯斯比尔主义，那么，帝王非法性，自然水到渠成（而拿破仑浓缩了法国帝王正反两面而最终还是死得难看。）3，中国辛亥年的废黜帝王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挑战的挑战；因为帝王政统被消灭，而辛亥政统（所谓还政于民）尚未到来；于是，出现蒋介石专政。这个专制，依然还是属于文明之类的政治范式之属性。人们所谓民国范，就是对于范式政治，社会，宗教，文化，阶级，经济和外交的说笑提法（其实，历史上政治民主之最先进，最古老的范式，是无法更动如牛顿－爱因斯坦模式的——她，不是科学范式和科学范畴）。民国范的矛盾在与，蒋介石本人无法完成对于专制政治的最好处，最有效，最成本之反对——于是，他不反对，就有毛来反对——这个反对蒋专制的斗争，错综复杂，无可概言；因为，不能说反专制是一个错误——但是，也不能说，反专制一定就是正确——因为历史做出的回答是反专制，导致极权。

4这样，人们可以推算，就算你现在建立一种专制，比较极权要开明和温和；但是，这其中的指标意义何在？同样，我们可以推算和比较蒋介石专制之基础，之载体，之上层，之文化——最后，又触及蒋之民主多少和毛之民主有无——这个推算，也许是这样：人们就像回到八十年代一样，夹缝在专制——极权之间。这是一盘非常讲究的哲学，因为，你两头都不好否定。一头，是极权主义之专制余序：就像八十年代的所谓威权主义行政和文化——你要启动他转向脱离极权；而在相反方面，一切所谓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都身染和深印极权之政治，文化，人头和建制之内涵——那些胡、赵人物本身，就是两面人物。对于这样的分歧哲学，人们何去何从？5这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也是歧路各见：一种，是走向中国专制新时期之不可能政治和非政治政治。这个含义是，如果极权主义最上层并无人可以代替之，那么，即便是下等人物胡赵一类，也变不成赫鲁晓夫；这业已不是理论，而是历史。另外一种是，代替胡赵的所谓民间势力究竟如何聚集，作用和实践？难道一个网络可以一遮百丑而规避所有革命条件？（虽然胡赵可以在室内、事后，说出一百句建立反对党的言论……因为党“没治了”——但是，这并不是六四的切实实践。）在此逻辑中，六四的出路就是没有丝毫出路（除去他的未来主义影响）。这是一个逻辑。

6，但是，八十年代政治胡、赵化的宽松，是不是人们走向民主的过渡之威权主义阶段？这个提问，比较难以回答。我们的看法是，极权主义“宽松”是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真的走向威权，就像人们看待八十年代……另外一种，不过是49年和78年毛邓战略和策略之一种，那就是，用民主和自由，许诺和保障，施行说服术（也就是施行历史先声之短暂宽容。如何对待这个势必被毁灭的宽容，人们从合作社毁、拔自家地契、地桩，即可全查全考。）不是说，要利用民主墙吗？利用以后如何！这个利用就是威权吗？这是一个深刻话题。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其中含义无非有几。一是，私有制，含土地私有制——试问，常常提及所谓官僚政治、集中垄断，可以导致市场化畸形和官商一体之中国模式——试问，在此前提不变性质下，官营土地私有制，又会如何？这当然是一道未来时问题。二是，威权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化宪章归属；而斯大林宪法和纳粹宪法却有着威权主义无法归纳的权属。这个道理，难道只用“宪政”一词可以通解？三是，媒体自由；八十年到的媒体，究竟属于官印媒体，还是半之，半非之——他们和《自由中国》，和雷震、殷海光之，又有和质别？三是，就像所谓南方报业，他们的真实形制又是什么？四是，党治；新加坡有无党领导一切之部门，之企业，之太子，之寡头，之支部，之警军，之网媒，……这这、那那？如果没有，如何定位之，以区隔于吾。所以，专制之变，威权主义之变和极权主义之变之标识，就是看上述问题能不能解释，解决？

如果一切都是非党领导不可，那么，中国代议制政府究竟从哪里产生？没有任何准备的各个妥协的阶级领队在哪里？没有领队的阶级，是因为极权主义本身根本就没有阶级——而没有阶级，团体，利益和代表的，无论是专制还是威权，都不是历史上一度存在过的宪章和宪政载体——没有载体的游戏和规则，就是没有游戏，也没有规则——而没有规则的游戏，只是一种荒诞和任意——她，不是宪政，不是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它是什么？难道还要回答？从极权主义过渡到专制主义——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判断——这个判断带来的不切属性十分明显，那就是，其难度和悖论大于他们的说理和实施。因为，如果集权尚在高层而不涉及底部和社会，那么，极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会崩塌；同理，如果集权（也就是专制）涉及了底部而发生民权呼吁，那么，民主代替极权自然取代威权代替之。所以，何以人们听不懂那些不要民主而要集权（专制，威权……）一类人的话呢？因为他们不好说出极权主义来源的荒谬。这个荒谬本身，甚至，不是制度属性决定的，而是文明属性（和反之之属性）决定的。如果你要属于文明，那么，反对专制主义，可以导致对于文明的威胁，走向极权——20世纪苏联德国中国之尝试）——同样，如果人们要回归文明，那么，何以不坚持文明论和民主论，而要取道反对过的专制（反对过的蒋介石的专制论），而规避民主论呢？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塞途。因为人们不能因为导致极权可能，就反对反对专制——同样，人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要坚持专制，而不反对极权。这是一个道理。再有，如果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如果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么，国人将会再次犯下一个学习苏联的错误——那就是，当俄罗斯施行第二次革命的时候，国人又会落后百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屡次被历史，被文明，被人类所抛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