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权过渡到专制之梦想

从极权过渡到专制之梦想

刘自立

这是一个奇怪的课题。为什么不提从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因为，看来所谓健康转型——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式的转型，在此实施非常艰难；从理论上，从实际上，都几乎不见可能——所以，跳出来一个极权到专制，（也就是极权到威权主义或者开明专制）之转型梦幻。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之所以这个提法非常滑稽，是因为东、西方历史上，这类转型非常少见。其中最为说服的例子，也许就是戈式转型；于是，和以上所说民主转型有得一比。戈尔巴乔夫转型，到眼下普京专制－民主，是一个什么关系？人们议论纷纷。说其民主者，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俄罗斯国内的所谓主导力量的开明和自律（如申报官僚财产，不许官员国外转移资产，等等）——而批判者，主要看重普京政党的权力霸道属性和他们统治议会和杜马的专制属性——至于俄罗斯国内反对派和报纸是否自由，尚待专家分析陈真。但是，俄罗斯没有一种可以对抗普京强大俄罗斯权力政党之反对党，是一个关键标准。这个标准击碎了俄罗斯民主的神话。这样，从戈尔巴乔夫解体苏联，和普京政权党的复辟，可以说，俄罗斯从转型民主，转变成为一个新的专制国家。而所谓台湾转型，实在属于从专制主义转制，而不是从极权主义转之。这是很多学人和书籍业已多方陈述的事实。台湾五十年代的地方权力普选，业已出现非国民党人之候选，而蒋介石本人也不好阻拦，就是证据确凿之鉴。加之他们本身就是私有制度而完全没有施行布尔什维克公有制之第一次掠夺。等等。所以，这两个转型前提，务必加以注意。

这样，我们就把专制主义的特点和历史续上所说；专制是什么？就是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所谓和民主、自由有着血缘关系的那种政治制度。那种制度在基佐看来，比起自由，要年轻许多——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比较专制要古老得多（见其《欧洲代议制政府的来源》）。古代专制政府和王权政治，几乎可以归一；多出来的僭主政治，又是民主多数暴政政治之补充型制、——而到了中世纪，类似诺曼人封建制度和英格兰人的自由制度之融合，成为英国自由主义发轫的制度元素——而广泛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的自由城邦，成为他们对抗中央王权的正面封建和自由之载体。于是，专制之中的自由和自由之中的王权，成为西方专制主义饱含民主因素的政治结构。这个结构，到了基佐所谓中央集权主义时期，并未出现任何彻底解构的极权主义取代物。其中，英国的自治，成为美国独立后政治的来源——而德国郡县制度和西班牙卡斯提尔公社，乃至法国公社本身（第三等级），成为英、法等西方国家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宪章主义并存的民主机缘之政治体制，并随着宪政主义的健康发展，循序走向民主。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的间性之道。其中，所谓法治载体（郡法院）和自治城邦，成为西方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之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专制，就会走向极权，并不会因为某种法本出现而受到丝毫约束。

人类文明之所以在此政治框架中得以保存，发展和持续，就是因为一个再再简单的道理：专制不等于极权。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人类文明之政治制度之基础，而是在掘墓于此；故而，消灭专制，走向极权，成为20世纪政治和外交的一种新动向。这个动向一旦出现，人类历史上，以往的一切政治结构说和政治原理说，都要退避三舍，让位与之——而极权主义本身不是文明，不是制度，不是建构，它只是人类思维出现偏差以来，将其中错误倾向加以膨胀之结果。这个错误倾向，来自两大思想根源：一个是政教合一之柏拉图理想国之思维和路径——可惜，伟大的希腊人和整体西方思维，并未对此感到兴趣；他们在以往共和，王政和专制体制里，规避和脱离了政教合一的思维，而让王权和神权，成为政治＋宗教双层博弈的战场，而在此搏斗中谁也无法消灭谁（不像牧师斯大林可以消灭一切祈祷，而毛，可以帝师合一……）；加上他们从大宪章时期随即重视平民阶级而施行了以后之一系列类似威尼斯共和和佛罗伦撒共和之类的阶级妥协和经济共享（共和一词的元义），极权主义遂千年不曾出现（——至于马科斯.韦柏所论开始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之财政金融垄断，对于阶级和政治关系的作用——也就是，他所谓科层体制正面性的论述，人们要进一步加以讨论——因为，它牵涉到极权主义之财政垄断课题。等等。）

另外一个极权主义思维，就是人民论“普遍意志”之卢梭观点。这个观点导致人民打倒人民，也就是人人反对人人的、反对代议制政府的、对于人民意志之悖。这个反驳论的观点，也为西方政治哲学广泛公认；而法国人坚持对卢梭一院制和人民意志论做出N届共和的规避和反举，而不必赘言。故此，人类即便接触了恺撒，查理曼，拿破仑和俾斯麦，还是行径于一种文明之路和举办各种文明之邦（之国——而无论自治，帝国和统一）。我们说过，不是因为希特勒对抗和打破了俾斯麦的国际均衡政治——也不是因为希特勒根本不知道梅特涅主义和塔列朗主义——而是因为希特勒不知道巴巴罗撒神圣罗马帝国，给予各种城邦国家之自由——因为他要消灭这个自由。所以，在此一点上，希特勒忤逆了西方几千年历史传统之自由，之自治，之民主，之专制。就像日本封建之废，是因为他们要组建一总郡县制度，契合民主制度之宪政——而不是施行后武士时代的军部主义和军国主义—— 一旦如此作为，他们的宪政主义就会面临解体，亦无赘言之。所以，极权主义等待了几千年，或者几百年，才挑战人类，说明，人类自由比较专制古老；而专制比较极权古老；而古老的东西，往往就是哲学家们结构于解构，抑或相反的思维定式，或言，人类政治范式之坚持。说，有一种反对专制而不行民主的威权主义人类之政治科学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的“新范式”——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历史根据。

于是，我们的视角转向中国。中国封建和西方封建异同皆备。西方之，所谓封建，就是自治（基佐言），和中国之，并不雷同。虽然，中国封建，分为两个时期——秦前时期和秦后时期——但是，他们的封建和废封，亦还属于非极权概念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同样造就中国文明。于是，我们回到前题。一个回到封建或者反封建之专制中国，是不是对付极权主义之万应良方？这个提法是比较滑稽的。可以从以下几个可能性说起。1，回到中国封建的历史时机业已错过；因为中国封建前提，就是帝王体制和分封体制。这两个体制之所以完败，是因为中国没有日本的封王、政教论。这个王权统术，如果可以建立国人万世一系的道统和政统，一如日本那样，国人也许可以期待一个优良的王权的，威权的，类似查理曼和拿破仑那样的帝制复兴；可惜，中国皇帝轮流坐的历史，让帝王政统大打折扣（每一个王朝都是对于前朝的否定——虽然，他们的遗民、遗产都受到尊重）；所有平民皆可称帝和无论种基的思想（——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辛亥以前，就把帝王政统统统非政统化了……从刘、项到朱元璋，康熙、乾隆……所以，中国帝王非法论是几千年以来的帝王被绌的潜台词——固然，有“解放”说一类定义朝代更替和农民起义一类说法，仍旧组合了中华文明之结构（——而不是简单否定历史勃－亡“规律”说——并见钱穆等学人说法）。换言之，中国政治学政统之两类，一是帝王政治说，而是反对之之政治说；二二不可或缺（而在日本，没有这个说法。）

2，帝王合法性来源，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被美国哲学家潘恩等人反对之之世袭血统，相反，倒是因为皇室（无论是诺曼人，还是盎格鲁撒克孙人）之帝王，规随贵族甚至平民之特许状－宪章主义，而得到了某种历史正当性。如果帝王本身就是贵族的统领和平民的意志服从者和关顾者，其合法性，自然原自阶级妥协之政治结构（这也是所谓修正主义精髓所在）。如果英国帝王不是历代宪章和议会的保护者和支持者，而像法国人那样拖拉议会几百年，和致使革命成熟为罗伯斯比尔主义，那么，帝王非法性，自然水到渠成（而拿破仑浓缩了法国帝王正反两面而最终还是死得难看。）3，中国辛亥年的废黜帝王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挑战的挑战；因为帝王政统被消灭，而辛亥政统（所谓还政于民）尚未到来；于是，出现蒋介石专政。这个专制，依然还是属于文明之类的政治范式之属性。人们所谓民国范，就是对于范式政治，社会，宗教，文化，阶级，经济和外交的说笑提法（其实，历史上政治民主之最先进，最古老的范式，是无法更动如牛顿－爱因斯坦模式的——她，不是科学范式和科学范畴）。民国范的矛盾在与，蒋介石本人无法完成对于专制政治的最好处，最有效，最成本之反对——于是，他不反对，就有毛来反对——这个反对蒋专制的斗争，错综复杂，无可概言；因为，不能说反专制是一个错误——但是，也不能说，反专制一定就是正确——因为历史做出的回答是反专制，导致极权。

4这样，人们可以推算，就算你现在建立一种专制，比较极权要开明和温和；但是，这其中的指标意义何在？同样，我们可以推算和比较蒋介石专制之基础，之载体，之上层，之文化——最后，又触及蒋之民主多少和毛之民主有无——这个推算，也许是这样：人们就像回到八十年代一样，夹缝在专制——极权之间。这是一盘非常讲究的哲学，因为，你两头都不好否定。一头，是极权主义之专制余序：就像八十年代的所谓威权主义行政和文化——你要启动他转向脱离极权；而在相反方面，一切所谓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都身染和深印极权之政治，文化，人头和建制之内涵——那些胡、赵人物本身，就是两面人物。对于这样的分歧哲学，人们何去何从？5这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也是歧路各见：一种，是走向中国专制新时期之不可能政治和非政治政治。这个含义是，如果极权主义最上层并无人可以代替之，那么，即便是下等人物胡赵一类，也变不成赫鲁晓夫；这业已不是理论，而是历史。另外一种是，代替胡赵的所谓民间势力究竟如何聚集，作用和实践？难道一个网络可以一遮百丑而规避所有革命条件？（虽然胡赵可以在室内、事后，说出一百句建立反对党的言论……因为党“没治了”——但是，这并不是六四的切实实践。）在此逻辑中，六四的出路就是没有丝毫出路（除去他的未来主义影响）。这是一个逻辑。

6，但是，八十年代政治胡、赵化的宽松，是不是人们走向民主的过渡之威权主义阶段？这个提问，比较难以回答。我们的看法是，极权主义“宽松”是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真的走向威权，就像人们看待八十年代……另外一种，不过是49年和78年毛邓战略和策略之一种，那就是，用民主和自由，许诺和保障，施行说服术（也就是施行历史先声之短暂宽容。如何对待这个势必被毁灭的宽容，人们从合作社毁、拔自家地契、地桩，即可全查全考。）不是说，要利用民主墙吗？利用以后如何！这个利用就是威权吗？这是一个深刻话题。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其中含义无非有几。一是，私有制，含土地私有制——试问，常常提及所谓官僚政治、集中垄断，可以导致市场化畸形和官商一体之中国模式——试问，在此前提不变性质下，官营土地私有制，又会如何？这当然是一道未来时问题。二是，威权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化宪章归属；而斯大林宪法和纳粹宪法却有着威权主义无法归纳的权属。这个道理，难道只用“宪政”一词可以通解？三是，媒体自由；八十年到的媒体，究竟属于官印媒体，还是半之，半非之——他们和《自由中国》，和雷震、殷海光之，又有和质别？三是，就像所谓南方报业，他们的真实形制又是什么？四是，党治；新加坡有无党领导一切之部门，之企业，之太子，之寡头，之支部，之警军，之网媒，……这这、那那？如果没有，如何定位之，以区隔于吾。所以，专制之变，威权主义之变和极权主义之变之标识，就是看上述问题能不能解释，解决？

如果一切都是非党领导不可，那么，中国代议制政府究竟从哪里产生？没有任何准备的各个妥协的阶级领队在哪里？没有领队的阶级，是因为极权主义本身根本就没有阶级——而没有阶级，团体，利益和代表的，无论是专制还是威权，都不是历史上一度存在过的宪章和宪政载体——没有载体的游戏和规则，就是没有游戏，也没有规则——而没有规则的游戏，只是一种荒诞和任意——她，不是宪政，不是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它是什么？难道还要回答？从极权主义过渡到专制主义——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判断——这个判断带来的不切属性十分明显，那就是，其难度和悖论大于他们的说理和实施。因为，如果集权尚在高层而不涉及底部和社会，那么，极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会崩塌；同理，如果集权（也就是专制）涉及了底部而发生民权呼吁，那么，民主代替极权自然取代威权代替之。所以，何以人们听不懂那些不要民主而要集权（专制，威权……）一类人的话呢？因为他们不好说出极权主义来源的荒谬。这个荒谬本身，甚至，不是制度属性决定的，而是文明属性（和反之之属性）决定的。如果你要属于文明，那么，反对专制主义，可以导致对于文明的威胁，走向极权——20世纪苏联德国中国之尝试）——同样，如果人们要回归文明，那么，何以不坚持文明论和民主论，而要取道反对过的专制（反对过的蒋介石的专制论），而规避民主论呢？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塞途。因为人们不能因为导致极权可能，就反对反对专制——同样，人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要坚持专制，而不反对极权。这是一个道理。再有，如果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如果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么，国人将会再次犯下一个学习苏联的错误——那就是，当俄罗斯施行第二次革命的时候，国人又会落后百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屡次被历史，被文明，被人类所抛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