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国际地位形成之荒

毛国际地位形成之荒谬

刘自立

明年初，即是戴高乐政权认可人民毛国政权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此国内严重争议毛主义及其个人功过是非之时，看看上个世纪西方大国于毛之国际承认，可以得出一般性否毛和赞毛不一样的解释。这个解释不单是外交内政延续说那么简单——这个解释尚说明，在上个世纪冷战爆发，缓和和变异的年代，毛主义本身的变异和西方意识形态同样变异的故事。这个故事一旦出现，世界上简单是非和价值论的分析，随即产生很多麻烦。说苏联和中国是一个非自由国家和独裁政权，对于西方政客一如戴高乐之辈，业已毫无意义。其间，如何估计法、中建交和后来中美，中日，中英建交，成为人们非毛和是毛化两种潮流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据。就像我们前此说明周恩来主义那样。周恩来主义在内政方面的错误，一般而言，业已十分清楚；但是，周的国际认可却没有随着对他的揭露而稍微改变。这是因为，周恩来和毛的所谓外交政治，对于西方的价值格局和战略格局带来了一些麻烦。一般而言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间性说，无是非说和外交格局说，让人们再三重温二战时期张伯伦主义带来的对于捷克绥靖主义之态度，以及后来发生的实际上是纵容希特勒之恶果。这个例子一般而言被戴高乐和尼克松完全抛掷脑后，且定义毛之举措完全异象的另外一种说辞。于是，我们只能带着迄今未解的惶惑和矜持，保持对于伟大反法西斯战士的某种怀疑——而这个怀疑同样可以面对罗素，蒙格马利，马尔罗，萨特等朝拜毛者。

拒官媒载，“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爱慕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关注这个正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古老国家。“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张锡昌《戴高乐的中国梦》）。）朝拜之因或有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内政的误解和盲目，乃及他们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朦胧认知等因素，成为他们区隔毛和希特勒的一种基本尺度。比如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社会主义观点——“密特朗当政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力主西欧联合，保持同美国的结盟，赞成美苏中导协议。在政治上，他主张用社会主义加自由来改造法国的政治体制”（资料）——于是，此间提出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区隔——而区隔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标识，其实不是取消法国共和而改变成为毛主义人民国。这是两种社会主义解释而毋庸赘言。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正好表达这二二不一之前提。

故此，我们从二战以来的苏美共治主义扩展而言之，且对毛的国际地位的形成，乃及迄今为止,西方政客对于后毛主义之继续认可，给予一个粗浅的分析，以便让区分毛之是是非和给定他的历史地位一个异样的说法。毛在一战时期的政治地位是十分模糊的。他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徘徊在不能聚焦政治学正确性的盲目讨论之中，从而映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愚蠢和浅薄——这当然可以和日本知识人的、对于西方政治学一步到位的（也就是政治上三权分立说）看法，做出本质区别——而日本人带动改革的民间知识人和脱藩、尊王官民一体一类改革“民运分子”（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隈和板垣……），成为日本亦民亦官的、施行郡县－民主制度之先驱——并扑灭了社会主义运动。而中国五四运动开创的兼收并蓄，实际上，就是给共产主义肆意入华一个绝对自由主义的借口。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借口本身，被消灭自由的那个主义所最后吞噬（见悉尼.胡克，关于自由消灭自由本身的论述）。这是一个天大的“自由”借口和“自由”误会。而在此借口当中，毛主义痞子运动和武装割据，带来了二战时期，他的同样的并不自由的所谓自由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

这样一来，当二战爆发前后，毛主义在国际思潮之光谱中的定位，几乎完全被纷杂的世界思潮之紊乱所遮蔽。二战以后，所谓罗斯福主义之苏美共治和杜鲁门主义之让出大陆，协助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给毛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地位，带来了不确定因素。而在此之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主义，发明了继续斯大林对待东欧反法西斯“资产阶级政府”之“联合”策略（短暂的联合）；被成为“联合政府”。这个斯大林主义后来变成了马歇尔主义。更有甚者，有史迪威将军主张的，训练和支持毛－周军队的策略（虽然未能施行），更成为二战以后中西历史上绥靖CCP的一大奇观。（而马歇尔直接阻止了蒋介石军队对于林彪军队的国家围剿——可见白先勇甚或蒋介石本人的历史回顾。）于是，在四十年代，由所谓美国赤色知识人和中共知识分子一起组成的，或者称其为谢韦斯，斯诺和什么人之主义的美国延安派代表，把西方邱吉尔扼死布尔什维克的坚守（西方价值之主义），完全实行背离和背叛。这样，在中国一大群左翼知识分子的围观叫好声中，美国政权就像美国政客起劲叫喊苏联是一个新型自由国家那样，支持毛派。

于是，在抗日斗争和战争中，模糊保全自身的毛主义，非但没有被揭露和批判，反倒成就他们攻击蒋介石出让东北，施行不抵抗主义之共党单独抗日的神话——这个神话，后来稍有改变，成为中共实际上左右了所有成功抗战之史绩，而国民党节节后退。所以，在二战大是大非问题上，东、西方历史学家们并未达成一致见解，而评定毛之抗战表现。只是直到近些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之一部分，才逐渐说明毛之抗战真相。这是一。

二，如何评价毛之朝鲜战争期间的表现。这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韩战爆发，完全取决于艾奇逊和李普曼不管朝鲜论。他们撤除了对于韩国的“拉.迪方斯”阵线。而随着毛的用兵，邱吉尔和杜鲁门们，又撤销了打算战略打击毛的麦克阿瑟主义（邱吉尔叫嚣，如果对中国施行打击，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早就忘记了扼死布尔什维克之萌芽论）。于是，美国的艾克（新总统）就像认可了古巴的卡斯特罗的肯尼迪一样，认可了毛主义。之前，蒙哥马里访问中国。这是一个肯定毛之二战、所谓八路抗日神话的国际忽悠。1961年9月蒙氏第二次访华。……“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资料）

三，在此之后，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带去了毛所愿望的苏－中联盟之实施。

四，后来发生的苏中反目，西方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见解和分析——其实，苏联人乃及赫鲁晓夫对于毛的三面红旗的批判（主要是毛的人民公社），说明，即便是苏联人，即便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虽然赫鲁晓夫早就开始批判之），仍旧认为毛的举措是违背常识的。

五，于是，我们又回到1964年。这个年头对于毛乃至对于周，十分重要。西方的政客对于毛的大饥荒，大涂炭和大屠戮（五十年代初叶的土改和镇反……），没有丝毫谴责；64年1月，戴高乐率先开此恶例：对于毛，可以不作任何人权和饥荒谴责，而不带任何条件地加以承认之。这个恶例的开创，使得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基辛格一类人，后来找到了同样的、只讲马氏机会主义，不讲马氏共和主义之行径。

也就是，六，在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以后，戴高乐这个货色带来了对于毛的认可厚利“中法建交”——而在涂炭国人之cp称之为“浩劫”之文革以后，尼克松填补了国人置疑毛－林文革基本主义之错，之罪，之恶之真空——尼克松转移了对于世界上人们试图解释文革的那种企图——尼克松制定了迄今为止、美国两党不作任何更动的美－中关系说。这是一个偌大的政治，外交，价值和自由－不自由课题。人们或者忽视这个课题，或者找回它的答案。（虽然，这个主义受到六四事东、西方机会主义的成功。于是，玖拾年代以后，所谓人权贸易脱钩的做法，让西方经贸主义代替了对于中国价值非礼的谴责；乃至希拉里要把她排名于后。）

所以，就像周恩来63－64年访问十四国那样，受到所谓第三世界之欢迎；毛对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策略和战略，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毛－邓主义——泛资本主义之有主权，低人权论——而对于这个后毛主义，西方政客和资本如逐其臭，疯纷而来。这其实不是黄祸而是白祸。黄祸没有白祸的支持，热心和甚至膜拜（他们的低劳力，低法制，低资源——尚且不说其无……），当然无法运行；这些原先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们，看到了史迪威们没有看到的所谓CCP资本主义。原先，他们在给罗斯福的关于延安的报告说，CCP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一种工人党，农民党一类可以施行资本运作的党——（见鄙作关于史迪威）而后来，他们真的发现，毛－周－邓果然是一种红色资本党了。呵呵。所以，我们在此提出的、关于毛之主义框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以上这一点（人们也许过多注意到毛对尼克松，转移了关于林彪事件的颠覆性影响，而走上了比较国内政治更加引起西方注意的国际牌局。）而这个牌局的结局就是，毛－邓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在毛－尼克松会面的时候，便已定夺而后发挥之。成为奠定红色资本主义之一个开端呢。在此意义上，说毛是一个绝对摒除资本主义而要完全扫除资本主义之苗的说法，只不过说对了一半，甚至一少半呢。

最后，是什么东西让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大肆肯定毛，从五十年代，到柒拾年代？这个逻辑是，人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红色资本主义，CCP资本主义和毛之资本主义（毛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开场者和提供者，要早于邓——……所谓哈耶克主义，是阻止那些叫嚣民主和工会者篡夺资本家的权力——而他不知道，如果工会和CP业已篡夺而且成为新的资本家——这条奴役之路又该如何弯回——还是要阻止工会和工人权力吗？！）人们也不知道何以在西方既有价值论，自由论和民主论，也有殖民论，战争论，均衡论和利益论前提下，人们举措如何——人们一直以来无法把这二者在理论上苟合起来，而在实际上，却能不断地，没完没了地、不顾道德和人权地，近乎极端无耻地将它们予以苟合（就是所谓南桔北栀——人们业已说了很多）。这即是我们所谓价值——资本之结构，之博弈，之“冷战”。在此新冷战里，如果价值一方失败，那就意味着毛主义的战胜和红色资本的胜利。也就是，所谓新式张伯伦主义的卷土重来。

所谓“西方衰落论”之始作俑者之流如施本格勒们，不过是惧怕希特勒权力意志和尼采权力意志的结合（加上资本无耻论），会消灭西方文明——他的担忧，有一半随着希特勒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有着另外一半，却因为权力－资本的新式结构的出现，让施本格勒可以获得新的观察点和出发点——而在另外一边，“历史结束论”，忽略了红色资本主义走进历史的挑战；以为西方价值在苏、东崩溃以后，完全占据了主流，而忽略了中国崛起；故此，衰败和结束——这是两种错误导读。因为，施本格勒挑战了一次西方，现在，轮到毛主义来了。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继续挑战；而挑战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现在人们写字、看书有一个习惯，左右两翼皆是，就是有意回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真相，见地，就像动物庄园中物那样，左翼要删除很多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其实右翼也是这样。）于是，能不能发现权力－资本的最后脱节，至少现在，人们在南桔北栀的东方市场上没有做到——而民主、自由之至，之要，要做到无论东西的资本受法治约束——不象哈耶克那样，只是约束大多数，工人和工会成员，也要约束那些从庶民，平民和流民业已变成政客，精英和资本家者类——这是防止奴役之路的另外一个方面。（换言之，如果一个小偷或者强盗在中国受到危险，在美国，他们的人，他们的钱，就不是赃物，而可以堂而皇之藏入美国银行而获得ID了吗？……）这是一个绕有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