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浅释/补充版/
刘自立
导读——
杨小凯期待毛的所谓“第一次文化革命”（可以改变阶级关系，导致公平平等说），即以实现所谓巴黎公社的梦想；又，他反对毛回到体制内的“第二次革命”；将毛的这个文革说成是革命派的策略和妥协，以备卷土重来——这是他的臆望。殊不知，毛意反覆，根本没有取代“十七年”的任何方案——他，与其说是一个造反派，不如说，是一个嬗变的皇权（甚至神权）使用者；这类皇/神权在身者，有时，是会反对官僚的；但是，他的体制决定他最后要保护他的权臣和“宦官”（江青类戚臣）。这是杨不能参透毛文革民粹主义实质导致的为文之致命缺陷。他不知道毛文革既然可以率领人民革命，也可以左右“人民文革”‘：这里，他犯了两个毛病。第一，那时节，人们不知道巴黎公社是一个妄想，不是法国（复辟派）主流，也无替代三权分立说的任何可能，且最后被之摒弃；二，毛根本不是要试验巴黎公社，而是借助公社打鬼；打完了，自己再变成鬼。叫做人鬼一体论——也就是体制内、外游刃有余。
一、总论
文革异端思潮辨
1968年元月，杨小凯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引起很大反响。
现在，时隔几四十年，我们重温此文，正方反方都可以获得某种不无意义的解读。这个解读，包涵了历史本身的证明，思潮的摩荡和个人的反思。
一个看法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回响，文革时期有没有真正的异端思潮。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问。
现在的回答是截然相反的。
于是，我们要问，那个时期如果有异端思潮，其发生学的证明如何给予；如没有异端思潮，仅仅是产生某种初级阶段和某种青春期的感性反抗，中外学界对待那一代人的影响如何估价。这个影响所涉及的层次和实质又该如何确位。最后是，理性的，健全的思考，和现在海内外的异见势力产生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本身的推进和演化的结果如何。如何结束延续至今的，实质的流亡和精神的流亡。
杨文发表，呈现了他明确的时代色彩。这个色彩被包裹在千篇一律的欢呼呐喊当中，却又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当时的正统，以至于杨本人被陷囹圄。而这个囹圄之思是不是果然触及和碰撞了毛主义，他何以会碰撞之，碰撞之根据何在？
哪些是属于体制内的碰撞，哪些属于体制外的碰撞？
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给出一种概念的回答，那么，文革异端思潮这个提法本身，就产生一种对于文革的误解。
这是因为，无论是毛在文革准备阶段，还是毛在文革高潮时期，异端的出现和被整肃，其实，是带着悲剧性和盲目性的。换句话说，这类异端的出现，与其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异端，不如说是正统思维发生分裂后，正统本身被赋予不同诠释的结果。而解释权和权利本身发生的联系，牺牲了一大批属于此威权解释者否定的思想——擅自解释者有罪了——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因为你的错误解释而被划归异端。因为真正的异端，不是对于权威的解释，而在于解构！
那些把老正统和新策略不加区分，或者无力区分者，所做的解释，就演化为毛思潮，毛之新思潮盛行之下的怨死鬼。
因为，我们很难从那些牺牲者的文字或者口述中发现那种属于1957年的思维——那种思维和毛主义是两张皮，来自两个世界，缘起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轨道。
还有就是林昭的基督教思想和遇罗克的思想。遇碰撞了毛社会的阶级划分的种姓主义实质。是解构，不是解释。
异端在1957年
换言之，那些无辜和勇敢的牺牲者，他们60年代的所谓的“异端”思想，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而是对于“那个人”的思想，或者被看成正确，或者被看成错误的思想之附庸。因为枷锁中的“异见”分子，或者说是党内，体制内的，自称原教旨主义者的人们的异见，其实是和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手段发生误会的结果。而毛本身，则享有此一时彼一时，朝三暮四，为所欲为之权利和思想。于是，把毛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原教旨信奉者们，遭难了。
许许多多企图揣摩和推论，暗示和明示的努力，都是在毛的诗意政治中被轰到台下，变做了屈死鬼。而毛太极八卦，游刃有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57年以后，做为公共舆论和意见的某种民间言论及其思维基础，已经被彻底颠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为某种异端势力，在行为和思想上已被禁绝，退居黑洞。一些私人之间不构成任何领域的发言和怨恨，已经排斥在边缘地带，成为枕上膝下之谈，不为人知，不成影响——虽然，他们后来变成了书籍，变成了不忘云烟。
成功的宣传和教育，使得下一代人进入一种知识和思想普遍蛮荒的境地。所谓十七年的教育成果，做为一种野蛮的驯兽记，正在准备血腥的场面。而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把一批太子党的前身，首次推向他们接班的政治舞台。
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水至清则无鱼的红色国度中，人们的大脑，开始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发生社会主义变异。这个变异的结果是，从常识倒退到荒诞，成为历史和社会的进程——退程的证明。社会朝向反常识的仇恨和权欲演进，已经出露端倪。一个当时十七八岁的孩子，甚至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打死了北京宽街小学，他们的师长！！！见王友琴书）被灌输政治观念，杀戮，成为成年人和孩子，成为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物质和精神游戏。悲剧上演了。
毛说，要向教师开刀——他无耻地告诉那个傀儡斯诺。王友琴说，这个开刀是真的，不是比喻！于是回到杨小凯，他的中国向何出去，果然是给出出路之道，还是更本就是死路之辩？人们拒绝之，会产生何种处境，顺应之，又将如何？
何处去，给出何处去乎？
他的这个出路有没有历史根据，历史相似性，这个根据，这个相似性，品质如何？
巴黎公社——无政府主义
这个思潮是哪方神圣在发生影响？是乌托邦之空梦，还是一个策略？是恶性乌托邦，还是良性乌托邦？（所谓恶性，就是我们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排除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议会斗争——斯，毛，金等人的胡作非为；而良性的，也许是早到北美，现在以色列，日本的类似“公社”的试验，如上百个“基布兹”。杨文显然不知道基布兹而祇是知道巴黎公社。
于是，在总括巴黎公社和一般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人们看出来，这个文本本身和实践的分离。这个分离很奇怪，被这些列宁们，毛们，忽而这样解释，忽而那样解释。其实，巴黎公社之无政府主义的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毛们和列宁们和俄国之无政府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宁们当然懂得他们的掌握政权，是无政府主义精神之结果或者结果之一。于是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们，在俄国受到一种无名的对待。
1917年取得政权后，克氏举行隆重的葬礼，列宁们没有企图干预。
本此一点，杨文就不知道这个看法——这个看法不是必然要在四十年后才可以看得见，那时的读书，也会看到这一层次——这个对待巴黎公社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此其一。
其二是，正好是列宁在延续这个朦胧诗意的政治诉求。他夸赞巴黎公社某些其实本质是反政府行为和无政府精神的一些原则，如取消常被军，施行工人和官吏的经济平等。而他们没有诉诸一般自由主义者诉求的那些古老而新鲜的制衡原则，党派政治和舆论监督。没有这个起码的原则，这个平等是无稽之谈。当然，看到这一点，恐怕是要进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了。在1968年，人们，青年学生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笔者响应列宁的这个观点则是1967年春天了。我们以为，彼一列宁之巴黎公社，就是此一文革之毛；彼一理想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是欧洲的历史在中国1966年的推进和实施；毛发展了列宁，于这个绝对平等论上。敌手不是其原先之敌，而是他的政治盟友。
这个推断的荒诞何其明确。虽然，我们那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但是，用绝对成熟眼光看，分析的必要性并不以年龄做为衡量。
毛的敌手们的敌对性质是无法用任何一种理论加以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列宁的党派政治，都无法说明刘少奇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毛的不同。而刘们，也绝对不会同意在文革中自毁其1949年时期以来建立的特权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毛，刘，在这个方面是一个门洞里的人家。
于是，摒弃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决定论，才可以实施毛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变化成为毛的意志和其他人的意志的斗争。更加可悲的是，毛的意志受到他的蛊惑，变成人民的意志。而刘少奇，成为敌人。这个历史，叙述很多，此不重复。要点是，毛的文革和巴黎公社无关，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关，和经济政治决定论无关，甚至和政治斗争的任何合理的逻辑无关。
在取得毛的合理性的同时，全国人民已经全部脑死亡，包括某些所谓的异端思潮，如“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篇东东何以是脑死亡。
二、关于北京公社的假命题
为了让过去的读者产生回忆，今天的读者产生判断，我们不厌其烦地援用杨文的原始段落，以明确他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这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分析。
科学的预见
——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
毛别出心裁地提出北京人民公社，不过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想和刘，周体系，即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做一个表面文章的区别而已。一如前书，他朦胧巴黎公社，以区别北京市委，国务院……这些名词。
他区别这些名词，是为了在所谓的文革时期，来一个翻天动地的政治社会变化。而他的计划或者阴谋是，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名义，来一个其实是消灭个人宿敌的斗争。他化私为公，以为中国要施行什么了不起的公社了，其实，这个新的公社领袖还不及老家伙，老领袖，1966年的毛，还不如八大时期尾巴被夹住一半之毛。而更为搞笑的是，公社一词，已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历史上。那就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人民公社。
毛以其浪漫杀死饥民千万，中国人还要迷恋这个沾满血腥的什么公社，真是毛泽东思想之大胜利。
杨小凯不能免俗，笔者不能免俗，都参与其中，不知其耻，反以为荣，这个思维很怪。更加奇怪的是，四十年后，人们还要将此毛式见解硬充异端，说其神秘伟大，就不合适了。
鬼画符——五七干校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
所谓五七干校，不过是毛的另一个别出心裁的举措。是要搞乱社会和周，刘的社会基础。周刘的社会基础，很大部分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在1949年以后惊若寒蝉，畏首畏尾，毛之于皮。但是，在1964年以后，这个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某种比较嚣张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在毛所谓的文教战线上归依刘的路线，形成在文化上架空毛的社会基础的态势（而毛，除了空洞的，他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万岁——这个唯一的口号财产外，快要变得一穷二白了……）。
于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63年64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式文化和刘式文化，就是夏衍，周扬，邓拓的文化，区别于毛式文化，大行其道。
毛自然暗中愤怒。愤怒之余，毛发明了一个五七干校。这个办法有效。才子佳人们都一屁股滚到泥巴里去了。
知识分子改造，自1950年代开始，这个时候，结束的开始，变成开始的结束。知识分子之改造被纳入毛的一个战略计划，成为一种新的改造，不同于1950年代的改造，语言和实践有了新东东，有了新诠释。
我建议，读者其实不必研究五七生活之理论，祇要看看那些为人称道之打油如扬宪益，聂甘弩，邵燕祥的诗，就可全知全了。我们不责怪扬文的当初，祇是这个当初，就层次很低。
特权依旧的文革
——“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杨文也许是理想主义的宣誓，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验的说辞的受骗者。你看到他在空洞地制造一个毛的生产力的神话。
新的生产力比1949年更新了，所以要来一个新的革命，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这个新的生产关系是啥呢？文革关系，是毛。
可是天啊！当时的经济景况究竟如何呢？他的国力究竟如何呢？
毛式的社会革命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又是如何呢？这些明显的客观事实和主观实事，都不尽在国人的计数当中。“运动”了！如此而已。哪里有那么多的革命契机，生产关系契机！
关于和平演变，在当时的人们心中视为洪水。在扬文里亦如此。此无异端信息呈现。
有人告诉我，杨文其实受到两文文风之影响。一文是共党宣言，一文是新民主主义论。读者有兴趣，自可比照。祇是，杨是外地人，不知道北京早有内部书店，有其他可对照之文本，较之上述二者，高！
三、一月风暴的喑暗
官僚倒台的假相
——一月革命风暴……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９０％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
前此已经说过，文革的阶级变动是人为的。一个真正的阶级变动就是1949年。这个变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话很像“让”（！缺少一个主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主词就是邓——这个主词就是所谓阶级变动，财富权利变动财产权利再分配。
财产，权利，到“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吗？
绑架者要你杀人，他说，你杀人后，就是财产的取得者。被绑架者去做，做完了。他又被绑架了。他不明白。绑架者说，现在，你是要被消灭的对象，因为，你是杀人犯。
这个逻辑很简单。毛对蒯大富就如是一番议论。至于说人民的热情，一如前说，脑袋们发生变化后，人民的热情，同样是蜕变和败坏之热情。
杨文当时没有看出来吗？
老实说，当时是有人看出来的。不是完全没有人看出来。但是异端者扬，没有看出来。这个是很可悲，可怜的。
“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这种判断是何等的可怜啊！
多数暴政
——“９０％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
看来杨文当时还不懂得“多数的暴政”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从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
一个我们所说的驯兽过程的完成，是文革暴力实践的纳粹式屠场的建设完毕。
这个屠场看似多数，其实秉承一己之意志，之好恶，之潜意识。
一个1920年代的边缘人，成为阿伦特后来所谓的专制主义者，是合乎逻辑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无法填补极权主义之壑，祇有毛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和边缘人才可以崛起而如是为，如是说。
他们的本事不是消灭感情，就像马基雅佛里说的，要利用人群的感情。
杨的感情被利用了。但是他以为是独立思考。其实是被利用了。
百分之玖拾。这个数字导致的悲剧已成邪恶之经典。
斯大林说，杀一个人是杀人，杀一百万，就是一个数字。
杨做为当时的人物，没有这个感觉。不前卫！
修正主义辨
——“‘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这里除去毛式教育和驯化的话语风格外，无新思维。祇是他提到修正主义这件事情值得一说。
其实，反对修正主义这件事情，在演变成为纪念修正主义这件事情之间，历经半个多世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对于反思此事的过程而言。
恩格斯晚年就是修正主义了。早一些时候，谭天荣提起过黑格尔——恩格斯体系。
起码说，杨文应该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接轨的一些思索。这些思索是可以通过读书来加以领会而独立于文革宣传以外的。
二是，文革恰恰是要罢官。其他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关系”都没有发生变化。
一说，毛是在体制内，外游泳，如鱼得水。
又一说，独裁者是要制裁和消灭官僚的。恺撒。斯大林。毛。
但是，文革为以后邓式改革铺垫了道路，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邓依旧没有触动官僚的利益——就像毛没有触动，是一样的。
杀死彭德怀，刘少奇，但是，“红色系列”没有触动。到老邓，财产权利，更是更上一楼，要一步登天了！
勉为其难！要让杨小凯当时说这样的话。这个话，他后来是说过的。
四、文革：一次性动乱
革委会，一个怪胎——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阶级变更是存在的。特权阶级的存在，早在文革以前，内部流传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在阅读者心目中多少产生了对于阶级这个概念的新解释。
革命的成果是不是已经让权利阶级拿去了，早有定解。土改以后的土地政策，就是把土地所有权的拿回。
工人拿的低薪和高级干部的特权，说明这个阶级关系的实质。
民族资产阶级被剥夺。
到了文革时期，一种反特权的幻觉产生。但是这个幻觉加重了上述人群的经济政治负担。地主资本家及其眷属遭到灭顶之灾。知识分子大量被杀，自杀。干部阶层受到严重冲击，包括高级干部受到冲击。但是，在这个人群之中，祇有高级干部存在解放的可能性。地主和资本家，没有此可能性。
至于毛从公社退到革委会，正好说明此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不动。
人事斗争，这个词，可以准确说明一切。
旧的国家机器，本来就是毛的最后最终的依托。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改变。
群众的智慧，祇是毛认可范围内的某种愚昧的智慧。这个智慧，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运作或者停顿，祇是看毛的意志，毛的好恶。
革命，本来就没有果实。革命，本来是反革命意义上的革命。
军队国家化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取消常备军，本来是列宁语焉不详的一种呓语。他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也没有取消军队，取消常备军。正确的提法是：军队的国家化。可惜先锋人物的文章里没有此一意识。
虚假的阶级对立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这里，毛被杨划入资方反对派，把官僚体系中人物如周恩来等划入资方。这个假设是幼稚和虚伪的。
毛的战略是要打倒周和刘。但是，说他们已经分裂成为劳资双方，太可笑了。
而人民的站队，无论是站在哪方，都是站在共产党一方。这个是毛进行文革和取胜于对方的基本估计。
真正的反对派，在1949和1957已经杀戮完毕。现在，为了这个人事斗争，全国陪绑。地富反坏右，所有投降者，服从者，仅仅因为其身份，成份，又遭涂炭。
扬们以为在此一人事斗争的拉锯战里，人民有什么位置，有什么觉悟。其实，人民一无所有。
而我们这些青年人，则在文革后期，像抛垃圾一样被抛到农村。异端者没有做出任何准确的文革前景预测。
毛回到体制内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祇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支左，三结合，革委会，无疑是毛回到体制内的明确信号。群众专政，刚好是毛专制和斯大林专制之不同。消灭肉体和消灭心灵，是斯毛不同之处。于是，中国历史上，我们见伟大导师之导，是如何一个局面。
其间，毛派和刘派的矛盾是，毛成功地再次“引蛇出洞”。引刘少奇等人出动。引诱他们镇压群众，镇压学生，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这是发生在全国各地派，撤，派工作组的前前后后。
刘们枯竭的想像力，不可能想到，毛的全国运动，其实是打倒他本人。刘也不知道，文革不止打倒像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师那样的“四类干部”，或者祇是打倒像清华蒯大富那样的新右派学生。他们打倒一大批。结果，正中毛反对之之下怀。刘，于是边缘化了。
这一切，是在表面的平等博弈中完成的。但是不平等的是，刘的威望，思想，政策，没有达到1949年确立的毛之神话和神权地位。毛找回所有这些手段，他登高一呼，或者出外一巡，南北上下，即可完成神圣同盟之复建。
加之周的站队，他的信号《东方红》一上演，毛就大局已定。
支左，三结合，革委会，……是在毛的战略部署当中。这个部署，没有杨文的所谓军队的介入，革命的阶段性，公社的初级阶段，等等。这些是滑稽的图解，是左倾幼稚病的精神症状之勃发，没有实质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所谓第一次，第二次文革的提法，也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他。准确的提法是，毛在文革初期，打倒其政敌，为此，他动用了上海的政治势力，将其提升到北京官僚的高度。
然后，他并启双方的官僚势力，形成党内的主流，即林彪四人帮，且把分成左右两派的政客们架空旗下，而居其上，运动其一，或者其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此，他的官僚的确受到一些牺牲如杨余傅。但是，全国人民在这场游戏中妻离骨散，家破人亡者无计其数。杨在当时杜撰这个群众专政之幻觉，无论于史于今，都是毫无意义的。
五、毛，体制内外的游荡
二月逆流辨
——“‘二月逆流’。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９０％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祇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二月逆流的产生，是毛派体制内两种治国，治民方式的争执。也是毛派因应官僚们反对实行体制内部人事变化做出的鲁莽举动。更是他们反对毛借助另类党内势力，把他们居于边缘化的一次抗争。这个抗争没有改变毛原有政治体制的任何企图。
祇是在毛欲打倒刘，这些官僚不明就里，以为毛的棍子要挥舞到他们自身，而爆发不满。
可是，他们忘记了，周的倒向毛，可以说，是周保全自是势力的一个交换。在交换大体得体的条件交错中，周向毛示意，他的团队和毛的团队之某种对等关系的重要性，被不成文确定了。毛没有致死谭等。而毛周都做出了让步。遂形成周一直以来稳做总理之现实。
周，于是成为怨妇。
革命人民的权利本来也是零。他们的所有文革式“民主”权利，坦率讲，祇有在做为毛的御用工具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存在。无论是其组织，报纸甚至武器。
这类一人专权之下的大民主，是对于中国人史无前例的愚弄和迫害。这个大民主，是大专制的孪生兄弟。其多数暴政的性质昭然若揭。
军队问题没有动。毛不会侵害他的长城。后来他有反对派要“毁我长城”的说法为证。这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红色资本家问题。
如果说毛的国家是红色资本家，当时看来是不准确的。在这个不准确的前提下，言周是红色资本家，同样是不准确的。这是从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运营方式来做判断的。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来做判断，中国也不是资本家之国度。
可是，在另一个方面，按照“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之说法，这个是托洛茨基的话，那么，中国这个畸形的资本主义，倒还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权利方面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国家里，如果说那个唯一的“资本家”是谁，就非他莫属了；周，不行。周的样子，涵养和作风，有一点资本家的洋气，毛太土气了！
“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文革时候没有可能改变于万一。毛说，要是走资派上台了，就是法西斯专政。其实，走资派一直在走。他就是要走资的带头人。他不是说，他喜欢右派吗！不是和尼克松啊，基幸格啊，大谈走资吗！
异端者有此见解和预测者人，无！
没有国内战争
——“八月局部国内战争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一段让人想起军阀混战之真理论。
此其一。其二，在搞乱社会，顺水摸鱼，叫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毛主义一面，武斗，祇是愚民之间的混战。他一声吆喝，武斗就可以停止。因为，他的武器的批判，是以批判的武器做为基础做为前提的。
他祇是说，如果他的政治斗争，人事斗争，权利争夺失败，要揭竿而起，重上井冈山。他没说，要通过武斗让无产阶级掌权吗！不是说过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杨在当时的这个看法很可笑。
一丁点异端思维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物件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
如果说这里存在杨文所谓异端因素，勉强可以算数的，就是这一段。走资派控制的军队是镇压群众的机器——这段话的引出，是用毛的说法，“进驻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这话当然不是杨晓凯说的“镇压群众”。这个偷换概念是想说明军队的性质是镇压机器吗？
很难这样说。因为一，一个毛的帽子盖在杨文的头上。也就是说，杨以为，是毛要改造军队。毛式军队的原本性质是军民雨水情的。就回到军民鱼水情？——这当然是左派幼稚病了。我们无需说明共军的起家，土改，变异和终局。许多历史记载呈现了真相。我们祇是要说，期望在毛的领导下取消毛的命根子——军队，这太可笑了。
至于说毛要打倒周等红色资本家，更是滑稽荒诞。杨文说的1967年八月份的地方局部武斗是“国内革命战争”，更是胡说。此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个泰山，就是毛的文革依旧沿着打倒刘少奇的既定轨道发展。一些被御用而后又被抛弃者们打派仗，是毛本不愿意看到，且很快被收拾，被清场，被分化，被镇压了。这里的国内战争本不是原义上的战争，连军阀混战的格也不够。祇是几个各种各样的毛式忠诚者自作多情的自杀式胡闹。
群众自治？还是他治？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说到这里，杨构思出一个现实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场面。可惜，他美化了这个场面。这个场面的后面，是杀戮的悲剧和牺牲者的苦难。那种社会秩序是不是有一个短暂的“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值得严重怀疑。
所谓的“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
1，文革的确出现了所谓的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吗？（其实，“财产权利再分配”是江青的提法。见其《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自立加注。）
我们没有看到文革对制度，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做任何的改变。人民公社奄奄一息，但是还是存在着。农民的异化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农奴地位一天也没有改变。工人在书记变换成为革委会成员以后，照样他们的低薪工作。社会物资短缺依旧。
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变成疯人院。历史，被完全窜改了。文学和哲学死亡了。
政局出现的变化是，毛的政客排队里，江青一类婊子卫列前排，刘少奇等没影了。难道这个叫做财产和权利再分配吗？江青提出的这个她似懂非懂的问题，祇是呼应她自己地位的上升。
2，军队是镇压机器。这个镇压自1949年以来是明确存在的。
不止于这个年代。AB团，延安整风，……一系列的镇压是1949年镇压的预演，文革镇压的预演。杨文说，这个机器今天，文革期间，要演变了。毛要演变之。是军民鱼水情了。
“靠国内革命战争”，靠改变了的军队去革命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想想1989年，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了。
农民问题的幻觉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
于信息的封闭，杨文没有可能知道被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祸。气象历史纪录否认了灾害的提法。
农民问题是一个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承包制是后文革时期。后承包时期的现在，土地的再被剥夺，是农民遭遇的二茬罪。
六十年代，中国农民在人均能量占有不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活中，农作中，何来农民的发动，和革命呢？杨的天方夜谈和文革前后时期一切天方夜谈是一样无聊的。
六、关于人民大救星
有没有武装支左？
——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受骗者的不幸不在于他是否受骗，而在于他是否把骗子看成是大救星。杨文怎末可以相信这样的观点——“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难道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骗局吗？“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难道不是昭然若揭的结局吗？
我们承认，文革和1949年的许多所谓之异端，是对毛的思维进行不正确揣度造成的。这个揣度，甚至用前毛思想与之对照，也是不成立的。比如，你不可以用新民主主义来揣度合作化，用“八大”来揣度阶级斗争，用毛的拥苏来揣度批修，等等。
杨的揣度太离谱了。毛会武装军队反对他的国家吗？除非他真的“重上井刚山了。”（祇是做为不可携带枪械的中国，抢枪事件的确出格，被肯定，是要有勇气的。但是这个举动在肯定毛的大前提下一个也不成立。）
组党还是佣党？
——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份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这是杨的第二个异端因素吗？祇是他自相矛盾，不了解组党的政治前提是宪政政治的实行。
而实行毛领导的政党，就又退回到不组党或者组假政党一个层面上去了。异端杨晓凯不懂没有可能在恺撒手下组织西塞罗的反对派。
大空想和小实践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杨写道这里已经大概是以梦境取代现实了。
一如前言，毛的各种辞藻之闪烁，口号之呼叫，阴谋，阳谋之实施，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加上虚伪的浪漫主义。截至1967年冬天，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刘的大字报，毛大概已经志得意满，踌躇满志了。“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不是，你不可以拿到你从来没有拿到的东西。
当然，杨小凯在当时反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委会事务，是先进人物的一个看法。祇是他寄托毛的巴黎公社，实在是一种怨妇情结。毛对于怨妇，是无情的。
杨锒铛入狱。
九大，一个玩笑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祇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重复一下。杨文此处对于“九大”的召开的失望和对于组建毛政党的呓语，已经超过精神健全之怨妇之理性。他的呓语表现在，他主观地认为，九大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开始。除了诗人T.S.艾略特以外，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了。
恐龙思维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
是关于毛式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武装暴动，这个恐龙思维，在杨文里滑稽的演绎。
好恶江青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副主席１０.２４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为杨文的这种奇思怪想感到恼火。因为他搬出毛后又搬出江青，来证明他的所谓理论。
虽然，这是一个孩子和青年人在四十年前的理论。但是深刻的时代烙印变为他的文本戳记，今天读之，也可谓令人扫兴。
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本来是革命者或者说是革命投机者的战略和策略武器。列宁和毛莫不如是。他们和他们那个托洛茨基或者陈独秀，都是在争论这个道理时走到一起来的。
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世界革命……这些东东不一而足。就是一个革命的布朗机主义翻版，加上颠覆政权和党派侵扎。
马克思本人首先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说，就是要把这个反平衡说运用到俄罗斯广袤的农村。列宁主义就是一次偶然性政变促成了他的虚伪理论之胜利实践——而这个理论又虚化了孙文的主义——遂使得中国不平衡了多半个世纪，才退回去，重新来。（以下的关于“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之说法也是不离教旨的荒诞说。）
杨文当时没有怀疑所有这些平衡或者不平衡理论背后的荒诞，他奉为圭皋的东西，其实是一些革命小人祸国殃民之权术，而已。
至于他说，江青伟大……如何如何。在当时，我们不怪不责。我们也许也有此念，祇是很微弱的。
但是，当今，我们在筛选文革异端思潮的时候，把这个吹捧江青的文章登上不同政见之舞台，就显得太可笑而太乏味了。
二次革命论的幻觉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祇能搞成这个样子，祇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这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杨文这里的观点其实来源于托洛茨基。简言之，就是托派是反对给国民党“一次革命”领导权的。斯大林命令陈独秀让权给蒋介石，遭失败。
问题是，如果中国革命在1927年以前就胜利了——按照托洛茨基的战略，胜利了。事情会是如何发展呢？陈独秀们会发动反右斗争和文革吗？
笔者以为也许会。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使然。因为我们看到过的五四运动的“极左”言论和文革的一脉相承。虽然其前提不同。文革是一家独鸣，五四是百家。但是革命之风格，气味和手法，皆相似，甚至相同。
至于说文革要有“第二次革命”，那末，道理很简单，就是周、毛分裂，毛又要打倒周。他会如法炮制。而周，其实已经栽倒，几乎栽倒在“批周公”运动里。没有必要明示打倒周，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周，很快被他整死——不许手术。一点近代历史的杨文，没有看到更多的书，如，列宁主义的解散议会和苏联对于中共的武装援助……如果看到这些，杨文就没有更多的兴趣来讨论风马牛不相及的二次革命了。
这个局限也是我们的证明：杨文和当时所有的局限文章一样，没有脱离黑洞。
杨唯一的直觉是对的，那就是，“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这个结局，其实已经瓦解了杨文的所有立意。
（撰于2006年，补充于2012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