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之思
刘自立
高行健说过一个满富哲理的话,……一切选择,一切理念,一切格调,都取决于一个字:逃(大意)。现在这个字的含义并无多少更动。可以逃/走的,逃/走了。“逃走”的理由充足,正确,无可指摘。但是,这个逃字究竟要如何估计评判呢?笔者也不十分清楚。提出来做一个问卷,以期诸君回复之。我们首先说“不逃者”。再说,回来者。最后说,又逃,又回来者——如回来后,又逃出去的孙文于所谓二次革命后。不逃者是大有人在的。他们愿意坐穿牢底,这类人,共产党里面和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者里面,都有。我们看到,曼德拉,昂山素季,哈维尔等人就是这类人。这列志士不会逃;不是不能,不愿意逃也。但是,他们坐牢有些人道主义保障。比如,昂山可以居家代禁;哈维尔不是一判十年(他总刑期也没那么长);曼德拉最后待遇不错(释放他以前)。这就是说,他们不逃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可以忍受某种“人性化”监禁和软禁?人们常常把共产党监狱和国民党之做一个比较;把十二月党人和列宁被当局流放和古拉格,做一个比较,比较以后,得出什么结论,自然不必赘言。我们说,这是所谓专制主义监狱和极权主义监狱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专制主义监狱有着人类被囚禁以后的起码人格尊严,极权监狱,没有。第二,专制主义监狱可以写书,看报(在法国民主国家监狱,甚至可以纳妓),极权主义之,不能。于是,监狱情形,成为示范自由度的一个尺标——这个尺标,直接关系到大社会,大环境,大国度之自由度,业勿庸置疑。要把极权主义监狱坐穿而写作与之,是一个妄想。像曼德拉那样还通过线人和姆贝基等爆炸人,联络通信,更是痴心妄想。故此,监狱学的古拉格定位十分重要,人们尚续继续研讨。
不逃者,于中国,于西方,于非洲之异,就是如此。于是,这里出现很多逃出去者。其中原因众多,六四出去者有之,自己出去者有之,泛泛而出者,亦有之;人各有志,都是权利所在;他国接纳之,就说明一切符合国际法。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非法际可以解释的问题,继续存在。一个是,凡是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改变者,无一不是要回到中国施行之;再高明的遥控设施也无法取代类似孙文和其他先人回国,这件事情;因为这里的道理再清楚不过,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在外边,你算什么革命者和改变者?当然,外边也有事情要做。但是外边的事情,总是不如里面的事情更重要。有人说,现在世界一体,网络破界,他乡故乡。不错,一部分道理如此;另一部分道理,不是如此。拉赫马尼诺夫的交响乐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可以穿破国界,发生影响——但是昂山素季和慢德拉的事业,却必须在国内施行。故此,顾左右而言他,不是一种严肃的辩论方式。这个出去,还是不出去的选择,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结合各种政治定性和政治选择——这个政治问题的基本概念就是,在此政权里面,有无转型于缅甸,南非和捷克之自由空间?这个空间,如果不存在,出去的那些曼德拉和哈维尔,究要如何做事?(我们说,哈维尔反政治的政治,正是因为他可以反政治而取得某种胡萨克的有限监禁而不是无限监禁——而他的反政治出路,则在等待另外的苏美冷战的“政治”大结果;于是,中国反政治的等待和期望又是什么?——一种精神的,非政治路径的路径,如何接轨政治转变?——中国人等待什么样子的苏联解体?这是匪夷所思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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