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说得不对！（补充版）
刘自立
最近，文革造反派领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样回返清华，对文革定位说了一些话；主要意思是：……“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老蒯言）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也许仁智皆备，难以一统。我们的说法，也该阐明一下。主要有几种观点，提供老蒯参考。1，文革是毛刘斗法，采用无法无天的办法，打倒刘邓陶，回返到比较毛刘周时期更坏的一类极权主义统治——这类统治的党内内涵，就是从65年以前的毛－刘双日统治，走向绝对独裁和个人迷信——这个统治，又以保留邓的权力为冗余，为毛的后期统治让位给邓做好准备；虽然，以后发生四五运动，邓的党籍，依然保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游戏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且以其死和周恩来之死做死后较量之局面。究竟是毛胜，还是周胜，迄今没有结局——因为，邓的改革出现的问题，正在以毛化泛滥的情形，出现在中国；如，重庆现象，即为其证。
2，本质来看，毛刘斗法并不是自由派谴责文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刘“是非”说——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从这一点看，老蒯本来就是政治斗法里面的一个卒子——这个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谐或者“被斗争”与他们的此一时彼一时之需要——用后，即可扔掉。在此意义上，蒯大富的悲剧地位和小丑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看到，蒯的说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绝食和后来被周平反的日子里，我们作为文革时期的少年人，曾经通过让红旗杂志的林杰，上传他是于高层，为老蒯后来被平反，作出努力；这样的拥毛派行为，当然是毛、周乐意见到的举止。问题在于，时过半个世纪，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有些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意义，就是无意义；因为，就像人们探索共产党究竟有无真理一样，人们探索文革有无积极意义——是打倒刘有意义，还是拥护毛有意义；这个意义，现在看来，就是无意义。
3，为什么？因为就像纳粹运动一样，人们并非要区分纳粹集团内部有无内斗和分歧，而在于，总结和探索纳粹运动对于人类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死难。这就是说，蒯，作为清华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应该对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迫害，负责，承罪和忏悔；这个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所谓打击是非论——这个打击，或者不打击，至少对于笔者而言，毫无意义。故此，蒯，应该对于比如砍去人头这样严重的伤害事件，直接或者间接负责——更主要的是，他们应该对于死难者负起道德责任和良心谴责。如果只是认为打倒刘，是因为刘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谴责希特勒对他的迫害一样；忘记了作为冲锋队员的蒯，对于整个清华学校的动乱和死难负有责任，那么，是非就会颠倒，道德就会湮灭。文革的罪过，不是党之文件所谓对于党内大员的破害，而是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伤害。这是关键的所在。人们看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文革死难者在千万种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这个迫害狂群体的首领。至于他为什么要打击刘少奇，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像刘一度整他一样，毫无意义——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场上，也不站在刘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人受难者的立场上，问题才会发现，才会改观。
4，作为一个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后来的发迹（据说变为款爷），既得利于毛——也得利于邓；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悖论。所以，谴责邓和谴责毛，都是蒯并未做出的应有义举。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邓毛体制的和谐与斗法。其实，邓改革的实质，早在中共《共同纲领》里面，就语焉不详地点到为止了；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共同纲领施行五十年（如刘少奇所说）；那么，结局为何？就是从社会主义改观成为权贵主义之今天垄断局面——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成为红色资本家——含荣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个东西，很多人殊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许装作不知），中国红色资本家群体，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使得，抑或仅仅使得类似荣氏家族占据资本的主角和统治地位，而是红色血统和红色家族及其子弟来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体。于是，共同纲领必将转化成为特权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党的逻辑。这个说法和老蒯又有什么干系？
5，这个干系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对特权论，其实，是他的整个反对资本主义之举的一种伪善；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言）——现在，这个血统论统治，五百个家庭统治，也一样是“一家”统治的资本主义。这个东西，难道是反特权吗？根本不是。所以，他们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帜摇晃一下，以为可以唤起群众之平等主义意志；而这个意志，也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其实，巴黎公社，就是一种二率悖反；首先，马克思就既反对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构主义”就是布朗基主义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义和无建制主义；他们代替孟德斯鸠主义建构理论和权力监督治衡理论的一切举止，只不过，稍稍具备一点点反对俾斯麦之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麦本人予以认可的一种宽容；而作为暴徒和破坏者，巴黎公社成员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复了巴黎公社杀人灭教的传统——他们就像巴黎公社的无神论者一样，在摧毁一切，怀疑一切……于是，一群民粹＋极权的运动员，在老蒯们、聂元梓们的旗帜下，乱动起来，形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回却到极权主义加权贵主义的原点；而老蒯们，却还在讨论什么毛如何、如之何；刘如何、如之何？七十岁快到的人，真是没啥子出息。
在来一个方面，用法国革命比拟文革的论点，俯拾皆是，含糊不清。这些中、外人士以为，凡是暴力革命，都是以暴力，作为革命手段，革命目的的，需要否定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种残酷的事实。法国革命，是在要求恢复三级会议——英国革命，是在主张挽救议会掌政的目的中，以某种继续历史的要求为目的，以或许暴力的手段开始和开展的（克伦威尔等等）——这中形制和风格，完全不同于文革。文革，是要连原先的“弱“极权主义覆灭，制造一个“强”极权主义，为其目的。为其手段。此间，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要点。其一是，文革，不像法国英国美国革命，是要恢复传统，限制帝制，还权于民。保持自治；而是恰恰相反，要剥夺一切人，哪怕是国家主席的权力和人权（尽管，这个主席的出现，并无合法性资源可寻）。再是，法国革命提出的口号和复辟时期施行的拿破仑主义，是在双向路径上开展暴力——遏制暴力，以恢复秩序，施行自由和宗教归依为之诉求；与中国文革打倒政治宗教文化存在，完全不一。三，即便是在1789和93年的残暴革命时期，法国革命，也是以自由的倒影为现，出现了众多的群体和党派，从罗兰党人到丹东，从罗伯斯庇尔到富歇，从拿破仑到基佐类、夏多布里昂类政治文化精英……而文革，只是在完成毛一个人的意志。所以，众多人的暴力和一人的暴力，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这个走向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走向和所谓改革开放的走向。前一个走向，可以被无数文化人和历史家否定，但是，他们无法否定，这个通过法国革命和革命—复辟走向带来的共和和民主；同样，无论西方资本如何乐意看到和投资中国市场，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也无法将“改革开放”定位在自由民主的局面之上，以普世价值实现对其之肯定。所以，任何将文革和法国革命危险类比的方式和观点，都是盲目有害的。
6，如果回顾历史，老蒯和“四.一四思潮”提倡者周泉樱之间，一直存在争执。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肯定造反派可以掌权，可以坐天下；不单可以打天下，也可以坐天下（——毛说，为什么造反派可以打天下，不可以坐天下……）；可以推行周先生眼下主张的、反对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论——而稍后时期，周君更主张支持“三个代表”，且有其系列之表述——而蒯，则主张毛的文革精神，造反精神。其实，二者归一，不过是体现了毛作为革命异端和最大独裁者的一币两面。毛是革命者；这个革命者要来一个打倒当时国家机器和政府体制的文革；但是，这个革命，不是顺乎人意和天意之革命，而是反革命——因为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废弃反动的极权主义政治，反而越加加强了这个统治——而他晚期的回到体制之内，又充分反映了一种反对民粹甚至反对革命的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体制内、外强加于人的所谓革命，使得蒯，周二人，不过是他的机会主义需要的襄助者和推行人。所以，蒯之团派和周之四一四，也是文革之一体两面。故此，周先生参加蒯氏六十大寿的庆祝，说明，他们的战友情怀尚不可抹煞；当然，团派和四一四之间，个人友情之间和政治观点之间，尚有分歧，并未弥合。这种分歧，并不反映四一四思潮可以脱离毛之羁绊；更不可以说明，团派有任何可以对抗毛氏资源的文革论和后文革反思精神。这是文革研究者很少予以澄清的两面一体论。周后期的民主试错论和毛氏革命论，更是他主张文革伟大论，文革民主论的反射，并无反思和检讨文革的优势。
所以，四一四思潮肯定十七年的特征，昭然若揭，起书焰灭；而肯定十七年，则是共产党反思文革的一大观点。换言之，如果你加入官方反思和否定论，那么，你的否定文革论，就是主张回到十七年论；而团派反对十七年，不过是采纳了毛打倒一切的十七年黑暗论——可是，毛自己可以这样说，毛自己同样不会、也不能说，49年的易帜，不具备合法性；镇反，土改，反右，文革，不具备合法性——毛，绝对没有这样的历史否定论。所以，在此层面，毛自己也不是十七年绝对否定论的作者和拥护者。他只是利用反对十七年，来达到他的十七年论，而已。我们的看法是，不论蒯大富、还是周泉樱，都不是十七年彻底的否定者。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就连很多文革烈士，也具有反文革，拥戴毛的面貌；抑或，具备反对文革，拥护刘的态度——这都是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于是，现在，又有新一种论点出现：拥护党，反对毛（我们前此业已对此看法做过说明）——这个观点就是，主张回到党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主张回到陈独秀的晚期共产党优越分子那里，施行忘却陈独秀建党事业的极大危害——主张回到一党天下的，开始于毛氏统战时期的所谓联合政府状态，并且对他们民主人士走进中南海不置一词——主张回到继续对蒋介石、国民党施行全盘否定的历史错读之中；诸如此类。所以，反对毛的思潮，在今天，忽然改换成为新的红潮汹涌以前，人们主张，施行一种去毛后，挽救党的主张。这个主张也就是肯定十七年，继而在逻辑上，肯定改革开放，并且谆谆教导国人要相信这一天的合理出现：党，终于抛弃了毛。这是中国人走不出老蒯的红毛论，也走不出周氏的灰毛论的怪圈桎梏。
7，说一些题外话，来做出一种提示。现在，文革红潮运动正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重新爆发，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之势头。笔者在北京几个公园，发现大唱红歌的现象糜烂于兹，不可收拾。细节发现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辈，在每每红歌唱毕之掌声欢呼声里，让在场者，（含笔者）莫不为之感动也。这里面，笔者认为，感动之由，主要是由回忆和纪念带来的莫名之物——这个物的煽动性力量，就是人们不是在忘却记忆，而是要重复原来的物什，而规避今天的现实——再说一边，不是纯粹的记忆在抹煞和左右中国人，而是“有选择记忆”在控制和影响之——与之相比，至少，这些红歌人群，乃至最多数人群，对于什么其他颜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这是一种大趋势。这个趋势在说，如果人们再度建立一个清华文革氛围，中国文革气氛；再度创造一个老蒯式领袖；他们，至少笔者看到，他们就会再次迎接这样的领袖和英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毛刘之间的间性区隔，几乎等于0——而他们寄托于毛的，就像他们寄托改革开放一样，最终，只是梦想。至于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换届这样的蒯式就势/旧式/救世之道，至少，现在还不可端见！这就是老蒯高调出现，人们瞠乎其后之因素。
8，最后的结局是国际性的。就像一些价值取消者，以取消树木主干来回复历史现实现象于根茎说一样（见德勒兹《千高原》）；他们以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价值主干乃至其说之结域/结构/基层，是一种可以逃逸和弥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对于分子说）群落——这是他们解构主义后学论的主要说法——这个说法，甚至在德勒兹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东西之经济贸易结构中去。他的意思是，这个结构和结域，正在继续施行一种内外互动论，而每每还是以西方主轴带动“第三世界”之经贸力量。这个说法，正在被严重动摇。这就是《千高原》一书出世和德勒兹去世后，国际间热门谈论金砖四国之今天现象。这个现象和老蒯有关系吗？或许，也有一些。这个干系就是，文革时期，法国德国之解构主义和解域主义，要来投合毛主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后学那里，是他们的主要根据——他们说，战争和游牧部落就是针对国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种反比和逃逸；这个逃逸，是以文革一类准战争方式，来打击国家主义中心论。这个说法，可以延展到无穷；我们只是说，文革逃逸，试错，证伪一类说法的准后学论调，当时，正是被老蒯一类假后学者，老毛一类伪后学者所利用，而大肆涂炭天下。现在，他们要解构西方经济中心论；以一种似乎是多元化体系来解域价值论和上帝说——这个后学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国，悄然变做现实和准现实。这就是，人们惧怕和恐惧文革复辟的真实理由。国际社会一度支持文革——现在，他们又认为金砖一类不是膺品而是宝贝——他们以另外一种视角，来迎合一种没有文革的文革，一种经济贸易媾和于极权主义式的张伯伦纳粹绥靖主义。这是世界悲剧的开始。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
用美取代丑
用美取代丑
——关涉德国启蒙展带来的争议
刘自立
要想让一个音乐会，一次艺术展，成为直接的政治抗议和斗争法码，势必令人失望和沮丧；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展示，都在心灵里给人一种美的启发；而这种美学启蒙，有时候远远胜过一种政治说教和政治宣言。我们知道，大凡总结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和极权主义毛，文革的宣传劣品，人们其实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正确出发，而是尤其感觉到那种文化膺品的拙劣和伪善，从而更加趋向寻找真正的艺术珍品。这样的经验，使得政治和美学产生一种纠结。这个纠结，其实从道理上讲，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鉴赏作品的天性，会拒绝丑陋和宣传——这个特征，也从经验上给出了结论。生活在毛时期和后毛时期的人们，尤其懂得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参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这样的人群极为希缺。这样的经验开始于七十年代——更早，也许开始于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人们对于苏，俄艺术的欣赏，产生了也许是第一代受到苏，俄混杂艺术熏陶的人们。他们在音乐艺术上，以音乐家李德伦，严良堃为代表；当然也包括画家们的参与等等。于是，在毛主席和后来八个样板戏占据中国舞台的时候，人们基于中共某种政治需求带来的艺术裂隙，对西方音乐艺术展示带来的机会，抓住不放，以排除类似毒药和污秽饮食过多产生的毒素。这个排毒的艺术欣赏，首先就是美学的自我洗礼和自我拯救。记得我们在北京欣赏米罗画展和其他画展时，身心愉悦和心智振奋的状态。虽然，米罗也好，艾舍尔也罢，他们远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欣赏者也无心无力，将此类展览一定要联系于政治表态和文化定位；但是，这样的画展，对于中国观众心灵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青年，在遍地荒芜的北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学讨论呢？无非是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各类西方艺术珍品。这些唱片，画册和书籍，并非给老三届直接的政治启蒙，而是首先在美学熏陶和艺术鉴赏上，带来一种自他和自我的训练。这种艺术鉴赏和音乐欣赏，给人一种特定的美学鉴别和美本身的洗礼；于是，这样的经验，一旦和政治学接轨，势必整体上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阴错阳差地自我探索这块西方文化大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想直接产生政治正确的诉求，势必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中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影响，他不会对应运而生的西方政治学，产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赞成一切类似德国启蒙展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原因。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任何人为地裁节人类之恶的‘合题’——导向斗争 ——信念/理性，往往流于幻觉
。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所识，所感浮士德之所以不朽，是他对这个过程采取一种荒诞的态度。
“这正是所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本文《关于歌德》）
我们新在的补充就是，“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为波普所激烈反对之观点），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老启蒙与新愚昧》刘自立）——再有这种人本真理论，变异成为暴力真理论和暴力本身（见马克思）——凡此种种，异化了真理和启蒙——直接导致中国之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后来一二九运动，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用愚昧代替启蒙。以后的启蒙变质遂在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贬抑过程而不为人道！所以，在肯定启蒙的一般意义而忽视启蒙的真正意义之间性关系上，人们其实着墨甚多，这里无须再赘。我们要说的是，不能以启蒙代替上帝之道；同样，也不能以圣经极权主义，取代启蒙和文艺复兴。这是大是大非的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其实远离现在北京启蒙展带来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是：我们既不能废弃启蒙于中国；也不能枉顾宗教普及于华夏。这是两面都要强调的事务之两面。可惜，从中领悟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和理性的人们，在此并不多见。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赘言与之，以便常识之术和生活之树双双来得健康和有益。所以，轻易废弃各种西方之文化展示，而强调一时之政治所需，也许，是并不恰当的选择。不知道读者诸君何种高见也。
——关涉德国启蒙展带来的争议
刘自立
要想让一个音乐会，一次艺术展，成为直接的政治抗议和斗争法码，势必令人失望和沮丧；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展示，都在心灵里给人一种美的启发；而这种美学启蒙，有时候远远胜过一种政治说教和政治宣言。我们知道，大凡总结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和极权主义毛，文革的宣传劣品，人们其实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正确出发，而是尤其感觉到那种文化膺品的拙劣和伪善，从而更加趋向寻找真正的艺术珍品。这样的经验，使得政治和美学产生一种纠结。这个纠结，其实从道理上讲，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鉴赏作品的天性，会拒绝丑陋和宣传——这个特征，也从经验上给出了结论。生活在毛时期和后毛时期的人们，尤其懂得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参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这样的人群极为希缺。这样的经验开始于七十年代——更早，也许开始于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人们对于苏，俄艺术的欣赏，产生了也许是第一代受到苏，俄混杂艺术熏陶的人们。他们在音乐艺术上，以音乐家李德伦，严良堃为代表；当然也包括画家们的参与等等。于是，在毛主席和后来八个样板戏占据中国舞台的时候，人们基于中共某种政治需求带来的艺术裂隙，对西方音乐艺术展示带来的机会，抓住不放，以排除类似毒药和污秽饮食过多产生的毒素。这个排毒的艺术欣赏，首先就是美学的自我洗礼和自我拯救。记得我们在北京欣赏米罗画展和其他画展时，身心愉悦和心智振奋的状态。虽然，米罗也好，艾舍尔也罢，他们远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欣赏者也无心无力，将此类展览一定要联系于政治表态和文化定位；但是，这样的画展，对于中国观众心灵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青年，在遍地荒芜的北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学讨论呢？无非是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各类西方艺术珍品。这些唱片，画册和书籍，并非给老三届直接的政治启蒙，而是首先在美学熏陶和艺术鉴赏上，带来一种自他和自我的训练。这种艺术鉴赏和音乐欣赏，给人一种特定的美学鉴别和美本身的洗礼；于是，这样的经验，一旦和政治学接轨，势必整体上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阴错阳差地自我探索这块西方文化大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想直接产生政治正确的诉求，势必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中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影响，他不会对应运而生的西方政治学，产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赞成一切类似德国启蒙展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原因。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任何人为地裁节人类之恶的‘合题’——导向斗争 ——信念/理性，往往流于幻觉
。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所识，所感浮士德之所以不朽，是他对这个过程采取一种荒诞的态度。
“这正是所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本文《关于歌德》）
我们新在的补充就是，“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为波普所激烈反对之观点），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老启蒙与新愚昧》刘自立）——再有这种人本真理论，变异成为暴力真理论和暴力本身（见马克思）——凡此种种，异化了真理和启蒙——直接导致中国之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后来一二九运动，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用愚昧代替启蒙。以后的启蒙变质遂在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贬抑过程而不为人道！所以，在肯定启蒙的一般意义而忽视启蒙的真正意义之间性关系上，人们其实着墨甚多，这里无须再赘。我们要说的是，不能以启蒙代替上帝之道；同样，也不能以圣经极权主义，取代启蒙和文艺复兴。这是大是大非的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其实远离现在北京启蒙展带来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是：我们既不能废弃启蒙于中国；也不能枉顾宗教普及于华夏。这是两面都要强调的事务之两面。可惜，从中领悟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和理性的人们，在此并不多见。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赘言与之，以便常识之术和生活之树双双来得健康和有益。所以，轻易废弃各种西方之文化展示，而强调一时之政治所需，也许，是并不恰当的选择。不知道读者诸君何种高见也。
2011年4月13日星期三
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纵览中国网刊编按： 因艾未未的抗争及其命运，在本刊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该主题颇有意义，值得仔细梳理与深思。目前，有关各方的观点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呈现，为了腾出空间为其他精神交流开辟舞台，特此为上述论争画上句号。谢谢各位参与者理性的辩论风度，谢谢读者诸君的关注。
————————————————————————————————————————
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
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刘自立
后现代对于现代文化的解构和批判——现代派对于传统和古典艺术的批判——超越时代性的、各种艺术的杂糅和跳脱，是不是可以不顾政治环境和文化桎梏，随心所欲，用之无界，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课题。我们前此言及的艾未未艺术和政治诉求，是不是一种可以不顾存在精神，意识，目的、手段分离的，所谓策略政治艺术，亦可一榷。上述表达的时代背景，产生艺术种类的说法，是不是时代使然，也可一说之。后学艺术，虽然特征明晰，风格独特，但是，其政治文化背景无一不是脱离极权主义政治土壤的一种文化探索。虽然，就像阿伦特指出的，在现代派崛起的作家群落中，有“看见文化就要掏出手枪”一类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萌芽提倡者和配合者——比如，提出用焚尸炉烧死异己的萧伯纳和倡导纳粹主义的庞德等。这里，还是要给他们批判专制一个肯定的空间；而他们文化非合法性的说法，就是他们的极端主义批判，导致极权主义上台的批判——如，胡风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的批判——暗合了后来文革和毛的大批判运动——他自己也毁灭其中。也就是说，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导致两种结局：一种，是用自由民主代替之——
一种，是导向天堂而归入地狱之极权主义文化批判——如，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等等。所以，看清楚任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判主义，肯定他们的积极因素，否定他们的消极因素，乃是估量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们重点探索中国这块土壤，是不是可以容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课题。现代性批判，简略说之，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王国维的对于古代性死亡的反抗和绝望——这个现象导致斯人斯文扫地和毁灭（他自杀于湖）——但是，他的死，启动了民国保存各种传统文化的建制之努力。这个努力，主要表现在民国大学，报纸和宗教的建社与教育上。这个事情，人们说得很多了；南北之马相伯，英敛之；北大、清华之中西，现代、古典文化合璧；大公报，观察等的言路自由等，加上主要是民国经济的私有制和乡绅制，形成民国文化某种现代性和古典性的接轨——排除了文化极权主义的大一统。至于这个现代性的转型，后来在台湾发生，也主要是依靠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大陆对于宪法，媒体和制度层面的投资和建设——他们这些胡适，张君劢和张季鸾等，造就了台湾转型必备的前人才和前物材，是不可以须臾忽略的、转型前期、有形无形的精神物质之准备。说，台湾只是蒋经国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就未必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物了——当然，还要加上当时美国放弃台湾的具体背景，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就与我们上述所言，同样具备两种文化态势：一种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如，张君劢的宪政主义，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加之我们的祖宗文化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另外一种，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和文化消灭主义，虚无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里的走向，十分明确。前者导致自由，后者导致极权。而其都是依据对于专制的批判而存身与发展的——这个对于专制的批判，后来，就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建制之一切肯定性现代－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东西，就是毛主义。所以，毛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反拨和异数。
所以，毛建制之假制和伪制，说不上他是现代性，还是封建性。因为，他的制度和无制，全部消除了传统政制和政治的君相制衡，政教制衡一类古典系统，造成一般人们所谓的帝－师合一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文化政治载体。这个东西，后来因为个人迷信和毛的死亡，发展到后极权时代，克里斯马的死亡状态——但是，极权主义消灭大学，报纸，宗教，垄断政治经济的局面，未被触动——加上现代极权主义和资本世界的勾结，产生毛主义计划经济内向和封闭形态，无法表达的坏资本主义和卖国主义。这是后极权主义文化不东不西，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文化现状所在。至于何以我们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输入后学而趋之若骛，其中因素多多；但是，主要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民国比较幼稚的文化哲学分类上，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之故；他们对于现代性的主要思潮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界读不确，误读甚广，概念朦胧。如，对于社会主义，对于自由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等等，皆处于语焉不详和言之不确的状态；如，要施行苏联经济计划和欧美民主模式等等——后来，更加发展到要施行毛主指导下的联合政府之新民主和新自由——却枉顾毛主早就有言在先：对不起，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搞独裁！——他们这些张，罗，黄们，中南海情结的绽放，可定不是一朵j花。所以，文革前后，中国文化，既不是所谓现代性民国时期文化幼稚的继续——也不是纯粹传统的，所谓古代文化的衍变，而是文化膺品和文化奴才造就的文化消亡。
于是，这个时期结束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文化杂糅状态再度出现且形成新诱惑；因为不知道如何总结文革和评估毛主，故，出现邓氏上台前后的文化和政治忽悠状态（如，邓肯定民主墙；务虚会议肯定耀邦观点，等等）。这个时期，或者稍后一点，文化理论上的杂糅局面继续延续，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论，西方后学文化和某种复古主义，加之，就是整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后学出现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主要用之来解构文革；解构毛主；解构（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解构的最为有力的教主，不是别人，就是鼓吹猫论和相对主义，无道德论之改革导师——他的这种扭曲的“后学”，导致几十年以后，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经济的全面解构——这个解构，主要不是瓦解某种文化宗教中心论，而是恰恰是要强调这个中心——于是，一切表层的中心“解构论”彻底破产；这个解构，转化成为维护之局面，维稳之局面，实在是中国伪解构论的核心；中国伪后学的本质——对于封建（一个假名词）和专制的批判，又，重新导致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复生。
这是呼应后学或者伪学之出台的、中国拿来之后学的、确切的政治经济背景。这是“中国后学”当时出土的土壤和本性。解构主义，立马变成中国式否定道德，取消历史，抹煞真相和抵触真善美美学的，类似庞德呼应法西斯的那种“拆”之文化（拆普世价值和历史传统）——并且再后来，成为真正拆房霸土之中国圈地运动——这个拆的真实含义，既有萧伯纳焚尸炉和纳粹焚尸炉的味道，还有中国“拆”之“解构”哲学被拿来的更加恶臭的味道。这个东西的继续演变，就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全面的道德沦丧和全民腐败——加之全民的势利/实利主义和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之皮革奶主义。我们中国的后学土壤，就是这种伪后学和真奸诈组合。虽然，正面价值，被后学水、孩一起倒掉；反过来，他们的虚无主义批判，也许，也稍稍伤及某种、某些少许的、官方利益和官方利益论——这是我们看见的，在大陆允许，合法，出版，牟利之所谓‘批判作品”出现的原因；一点点文化批判的味精一类产物，其作用就是告诉人们，虽然，一整锅汤，业已腐烂，但是，未知素，还是可以尝尝的。
就如某些争辩者言，如果说艾未未的东西是逢美骂美，逢共批共，那么，他是不是就是后学者？这个问题，也是假问题。因为，艾氏尚未可能，也绝无希望，可以分身成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之人物。因为，如果他在美国就是乔姆斯基——回来中国就是某某某某——那么，这个艾氏，难道不是滑稽大师了吗？美国，当然可以产生和必然产生学后（含哲学语言学艺术和小说等等）；而中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以产生后学呢？美国后学，要解构民主和自由之中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和现代糅合的新文化，以便自由－平等，全论不遗；但是，美国和欧洲后学，全无取代现代性政治哲学建制之宪政主义之学问和方法——后学政治学建制论是什么？无人可以回答——所以，艾氏在美国，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批判者和后学艺术模仿者。他的价值，完全不在那里（他可以用用东方学方式赚钱，等等，除外。）他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就是他自己说的，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含文学艺术之正面政治化——
说，艾未未政治取消化，如何如何，是某人对于何以中国官方和御用（如汪晖等），大肆鼓吹“非政治化”的路线图，一无所知，枉予置评。
须知，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正确，才主张“不”政治化；而婊子是要立碑的，他们的碑坊，就恐怕是批判一切的“后学”和厚黑学了。难道这还不是常识！故此，所有一切的草泥马一类，只不过是另类的自由表达，和西方后学完全毫无关系——如果你对官方说：草泥马，你就是自由者；如果，你对于自由说：草泥马，你就是御用和五毛——此间，根本没有什么后学存在——艾未未的什么八奶图，几奶图，不过是一种革命讽刺——他全无要否定一切的，否定美国制度的任何后学用意。他的分离，若成就他为美国人的小历史和小空间，对于维权者艾未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的所有意义就在中国大陆——而这个大陆批判不是后学，是“前学”。至于说什么那样子可以打扮一下，避过镇压等等——请问，你是不知道你说的后学者被逮捕了这件事情，还是说，那些所有打着红旗者反红旗者，可以避过一劫（我们前文业已提过）——这可能吗？用什么后学做手段，可以安全革命呢？这个说法子虚乌有。羞羞答答的红旗论者和后学论者，在残酷现实面前，可以休息了。
《纵览中国》首发
————————————————————————————————————————
艾未未给我们的更大启示---兼与刘自立先生商榷
作者：郭保胜
一种，是导向天堂而归入地狱之极权主义文化批判——如，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等等。所以，看清楚任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判主义，肯定他们的积极因素，否定他们的消极因素，乃是估量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们重点探索中国这块土壤，是不是可以容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课题。现代性批判，简略说之，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王国维的对于古代性死亡的反抗和绝望——这个现象导致斯人斯文扫地和毁灭（他自杀于湖）——但是，他的死，启动了民国保存各种传统文化的建制之努力。这个努力，主要表现在民国大学，报纸和宗教的建社与教育上。这个事情，人们说得很多了；南北之马相伯，英敛之；北大、清华之中西，现代、古典文化合璧；大公报，观察等的言路自由等，加上主要是民国经济的私有制和乡绅制，形成民国文化某种现代性和古典性的接轨——排除了文化极权主义的大一统。至于这个现代性的转型，后来在台湾发生，也主要是依靠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大陆对于宪法，媒体和制度层面的投资和建设——他们这些胡适，张君劢和张季鸾等，造就了台湾转型必备的前人才和前物材，是不可以须臾忽略的、转型前期、有形无形的精神物质之准备。说，台湾只是蒋经国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就未必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物了——当然，还要加上当时美国放弃台湾的具体背景，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就与我们上述所言，同样具备两种文化态势：一种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如，张君劢的宪政主义，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加之我们的祖宗文化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另外一种，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和文化消灭主义，虚无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里的走向，十分明确。前者导致自由，后者导致极权。而其都是依据对于专制的批判而存身与发展的——这个对于专制的批判，后来，就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建制之一切肯定性现代－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东西，就是毛主义。所以，毛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反拨和异数。
所以，毛建制之假制和伪制，说不上他是现代性，还是封建性。因为，他的制度和无制，全部消除了传统政制和政治的君相制衡，政教制衡一类古典系统，造成一般人们所谓的帝－师合一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文化政治载体。这个东西，后来因为个人迷信和毛的死亡，发展到后极权时代，克里斯马的死亡状态——但是，极权主义消灭大学，报纸，宗教，垄断政治经济的局面，未被触动——加上现代极权主义和资本世界的勾结，产生毛主义计划经济内向和封闭形态，无法表达的坏资本主义和卖国主义。这是后极权主义文化不东不西，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文化现状所在。至于何以我们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输入后学而趋之若骛，其中因素多多；但是，主要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民国比较幼稚的文化哲学分类上，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之故；他们对于现代性的主要思潮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界读不确，误读甚广，概念朦胧。如，对于社会主义，对于自由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等等，皆处于语焉不详和言之不确的状态；如，要施行苏联经济计划和欧美民主模式等等——后来，更加发展到要施行毛主指导下的联合政府之新民主和新自由——却枉顾毛主早就有言在先：对不起，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搞独裁！——他们这些张，罗，黄们，中南海情结的绽放，可定不是一朵j花。所以，文革前后，中国文化，既不是所谓现代性民国时期文化幼稚的继续——也不是纯粹传统的，所谓古代文化的衍变，而是文化膺品和文化奴才造就的文化消亡。
于是，这个时期结束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文化杂糅状态再度出现且形成新诱惑；因为不知道如何总结文革和评估毛主，故，出现邓氏上台前后的文化和政治忽悠状态（如，邓肯定民主墙；务虚会议肯定耀邦观点，等等）。这个时期，或者稍后一点，文化理论上的杂糅局面继续延续，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论，西方后学文化和某种复古主义，加之，就是整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后学出现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主要用之来解构文革；解构毛主；解构（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解构的最为有力的教主，不是别人，就是鼓吹猫论和相对主义，无道德论之改革导师——他的这种扭曲的“后学”，导致几十年以后，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经济的全面解构——这个解构，主要不是瓦解某种文化宗教中心论，而是恰恰是要强调这个中心——于是，一切表层的中心“解构论”彻底破产；这个解构，转化成为维护之局面，维稳之局面，实在是中国伪解构论的核心；中国伪后学的本质——对于封建（一个假名词）和专制的批判，又，重新导致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复生。
这是呼应后学或者伪学之出台的、中国拿来之后学的、确切的政治经济背景。这是“中国后学”当时出土的土壤和本性。解构主义，立马变成中国式否定道德，取消历史，抹煞真相和抵触真善美美学的，类似庞德呼应法西斯的那种“拆”之文化（拆普世价值和历史传统）——并且再后来，成为真正拆房霸土之中国圈地运动——这个拆的真实含义，既有萧伯纳焚尸炉和纳粹焚尸炉的味道，还有中国“拆”之“解构”哲学被拿来的更加恶臭的味道。这个东西的继续演变，就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全面的道德沦丧和全民腐败——加之全民的势利/实利主义和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之皮革奶主义。我们中国的后学土壤，就是这种伪后学和真奸诈组合。虽然，正面价值，被后学水、孩一起倒掉；反过来，他们的虚无主义批判，也许，也稍稍伤及某种、某些少许的、官方利益和官方利益论——这是我们看见的，在大陆允许，合法，出版，牟利之所谓‘批判作品”出现的原因；一点点文化批判的味精一类产物，其作用就是告诉人们，虽然，一整锅汤，业已腐烂，但是，未知素，还是可以尝尝的。
就如某些争辩者言，如果说艾未未的东西是逢美骂美，逢共批共，那么，他是不是就是后学者？这个问题，也是假问题。因为，艾氏尚未可能，也绝无希望，可以分身成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之人物。因为，如果他在美国就是乔姆斯基——回来中国就是某某某某——那么，这个艾氏，难道不是滑稽大师了吗？美国，当然可以产生和必然产生学后（含哲学语言学艺术和小说等等）；而中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以产生后学呢？美国后学，要解构民主和自由之中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和现代糅合的新文化，以便自由－平等，全论不遗；但是，美国和欧洲后学，全无取代现代性政治哲学建制之宪政主义之学问和方法——后学政治学建制论是什么？无人可以回答——所以，艾氏在美国，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批判者和后学艺术模仿者。他的价值，完全不在那里（他可以用用东方学方式赚钱，等等，除外。）他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就是他自己说的，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含文学艺术之正面政治化——
说，艾未未政治取消化，如何如何，是某人对于何以中国官方和御用（如汪晖等），大肆鼓吹“非政治化”的路线图，一无所知，枉予置评。
须知，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正确，才主张“不”政治化；而婊子是要立碑的，他们的碑坊，就恐怕是批判一切的“后学”和厚黑学了。难道这还不是常识！故此，所有一切的草泥马一类，只不过是另类的自由表达，和西方后学完全毫无关系——如果你对官方说：草泥马，你就是自由者；如果，你对于自由说：草泥马，你就是御用和五毛——此间，根本没有什么后学存在——艾未未的什么八奶图，几奶图，不过是一种革命讽刺——他全无要否定一切的，否定美国制度的任何后学用意。他的分离，若成就他为美国人的小历史和小空间，对于维权者艾未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的所有意义就在中国大陆——而这个大陆批判不是后学，是“前学”。至于说什么那样子可以打扮一下，避过镇压等等——请问，你是不知道你说的后学者被逮捕了这件事情，还是说，那些所有打着红旗者反红旗者，可以避过一劫（我们前文业已提过）——这可能吗？用什么后学做手段，可以安全革命呢？这个说法子虚乌有。羞羞答答的红旗论者和后学论者，在残酷现实面前，可以休息了。
《纵览中国》首发
————————————————————————————————————————
艾未未给我们的更大启示---兼与刘自立先生商榷
作者：郭保胜
最近，刘自立先生就艾未未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发表文章，认为艾未未是典型的民主自由现代性争取者，与后现代主义无关。这篇文章，似乎是针对本人同在刘文发表的纵览中国上发的文章《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的。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澄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艾未未的更大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刘自立先生没有看清，我在文中一再指出：“艾未未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来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技术，但这个技术也是使他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不然那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何单单就是艾未未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后现代主义方式，是给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最大的启示。
我也多次在上文中指出，艾未未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诉求主题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地位。如果说，现代性是对中世纪黑暗城堡的颠覆，
那么后现代又是对民主自由大厦的再次颠覆。后现代对中国来说是奢侈，对国人来说，如何解构中世纪城堡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艾未未深谙此理，但对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不妨碍他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技术。这就如同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冒出那么多推特、脸书使用者一样。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中国，有御用文人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在为专制辩护、诋毁现代性的时候，也需要更多人拿起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手段，来颠覆专制、确立现代性。
技术手段的时空变幻，的确让人对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定位错乱。而艾未未之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将后现代主义运用在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实践中。推特成为他作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法院成为卡夫卡城堡，受难学生成为每天的生存标本，“去你妈的”“草泥马”“裆中央”“河蟹盛宴”都成为个体对权力的反讽。这一切不仅使当局瞠目结舌，也对海内外民主斗士们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震撼。正如我在《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文中写到的艾未未对我们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方式的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无目的性以及游戏、反讽、无厘头、调侃等特征，大大降低了民众抗争的风险和成本，可动员最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参与。相对于现代主义特征的组党、宣言、游行、示威等目的性、精英化、知识分子化的政治活动而言，重视草根、户外、时尚、娱乐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后现代方式使那些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更加年轻化、平民化、网络化、艺术化，这些方法，必将对其他现代性追求者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这也就是艾未未在众多现代性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也是艾未未伟大勇敢的抗争精神之外，给我们的更大启示，是他的更大价值所在。
刘文对艾未未的定位，不仅忽视了艾未未追求现代性的方法，也忽视了艾未未不同于其他追求现代性者的身份。艾未未首先不是刘晓波，更不是刘贤斌，就是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了，他也绝不会去争取当个国会议员什么的。也许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他同样是个颠覆者、反讽者，因为人的自由与体制的矛盾永无尽期。这就如同他在纽约时多次参与游行示威、多次尝试个体与权力的对抗到底能走多远。在中国，他对他人说，他这样做也是在体验一个个体针对一个体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的中指指向天安门，同样也指向白宫。他无疑是个任何社会中的“颠覆分子”，永远是一个内心中持守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等价值观的“颠覆分子”。
不把艾未未定位为一个运用后现代主义技术的艺术家，不仅理解不了他的行为和思想，也会把他政治化后招来对他更大的惩罚。如果把艾未未单单定位为一个用现代性方法追求现代性的争取者，那我们就不能看出其特色，也使他所抗争的专制者加剧对他的迫害。在对艺术懵然无知的中国专制者眼里，艾未未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者”、“敌对势力头目”，是一个比刘晓波、刘贤斌更加有危害的政治颠覆分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艾未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在实践自己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而已。所以中共当局抓错了人，不仅践踏了人权而且也践踏了艺术。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艾未未定位为用传统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斗士的话，那我们就会犯与愚昧的当局一样的错误。
总之，我之认为艾未未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抗争者、是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以他的生命行为展现方式来判断的，至于他的生命行为诉求的主题，当然是现代性。在中国这个类似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所有个体的大部分人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而国人要追求的，真正是西方国家在16、17、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要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艾未未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方式对我们追求现代性时的巨大时代价值，这也是不能否认反而要尽力效法学习的。
其实刘自立先生没有看清，我在文中一再指出：“艾未未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来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技术，但这个技术也是使他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不然那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何单单就是艾未未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后现代主义方式，是给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最大的启示。
我也多次在上文中指出，艾未未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诉求主题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地位。如果说，现代性是对中世纪黑暗城堡的颠覆，
那么后现代又是对民主自由大厦的再次颠覆。后现代对中国来说是奢侈，对国人来说，如何解构中世纪城堡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艾未未深谙此理，但对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不妨碍他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技术。这就如同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冒出那么多推特、脸书使用者一样。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中国，有御用文人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在为专制辩护、诋毁现代性的时候，也需要更多人拿起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手段，来颠覆专制、确立现代性。
技术手段的时空变幻，的确让人对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定位错乱。而艾未未之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将后现代主义运用在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实践中。推特成为他作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法院成为卡夫卡城堡，受难学生成为每天的生存标本，“去你妈的”“草泥马”“裆中央”“河蟹盛宴”都成为个体对权力的反讽。这一切不仅使当局瞠目结舌，也对海内外民主斗士们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震撼。正如我在《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文中写到的艾未未对我们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方式的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无目的性以及游戏、反讽、无厘头、调侃等特征，大大降低了民众抗争的风险和成本，可动员最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参与。相对于现代主义特征的组党、宣言、游行、示威等目的性、精英化、知识分子化的政治活动而言，重视草根、户外、时尚、娱乐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后现代方式使那些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更加年轻化、平民化、网络化、艺术化，这些方法，必将对其他现代性追求者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这也就是艾未未在众多现代性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也是艾未未伟大勇敢的抗争精神之外，给我们的更大启示，是他的更大价值所在。
刘文对艾未未的定位，不仅忽视了艾未未追求现代性的方法，也忽视了艾未未不同于其他追求现代性者的身份。艾未未首先不是刘晓波，更不是刘贤斌，就是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了，他也绝不会去争取当个国会议员什么的。也许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他同样是个颠覆者、反讽者，因为人的自由与体制的矛盾永无尽期。这就如同他在纽约时多次参与游行示威、多次尝试个体与权力的对抗到底能走多远。在中国，他对他人说，他这样做也是在体验一个个体针对一个体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的中指指向天安门，同样也指向白宫。他无疑是个任何社会中的“颠覆分子”，永远是一个内心中持守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等价值观的“颠覆分子”。
不把艾未未定位为一个运用后现代主义技术的艺术家，不仅理解不了他的行为和思想，也会把他政治化后招来对他更大的惩罚。如果把艾未未单单定位为一个用现代性方法追求现代性的争取者，那我们就不能看出其特色，也使他所抗争的专制者加剧对他的迫害。在对艺术懵然无知的中国专制者眼里，艾未未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者”、“敌对势力头目”，是一个比刘晓波、刘贤斌更加有危害的政治颠覆分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艾未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在实践自己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而已。所以中共当局抓错了人，不仅践踏了人权而且也践踏了艺术。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艾未未定位为用传统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斗士的话，那我们就会犯与愚昧的当局一样的错误。
总之，我之认为艾未未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抗争者、是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以他的生命行为展现方式来判断的，至于他的生命行为诉求的主题，当然是现代性。在中国这个类似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所有个体的大部分人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而国人要追求的，真正是西方国家在16、17、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要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艾未未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方式对我们追求现代性时的巨大时代价值，这也是不能否认反而要尽力效法学习的。
——《纵览中国》首发
2011年4月10日星期日
“四五”运动反思与启示
“四五”运动反思与启示
刘自立
1976年周、毛相继死亡。此前后有拥护邓小平上台的“四五”运动。如何看待这场过去几十年的人民运动，对于反思今天的政治启蒙，产生正、负两面的意义。正面意义是，四五否定毛和文革；负面意义是，它被框架在拥护共产党“正面人物”的运动诉求中，并无太多突破。这个运动的重要合法性，乃是我们估价这场运动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民只有在看到体制内合法性诉求存在并且张扬的形势下，才会走上街头，形成规模，达致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往往像伊朗革命和中共革命本身那样，走向变型和异化。一场伟大人民运动，最后被邓式人物（在伊朗，则是霍梅尼）掌控和篡夺。这一点，并非我们涉及的重点。重点是如何估计在中国49年以后的人民运动中，人民跟随共产党所谓改革力量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在六.四运动中又重新出现。
赵式改革和“四五”拥护周恩来的运动特点，二二归一。是中国人走上街头的基本护法和保全要素。如果不是所谓中央和《人民日报》的两分方法和双头影响，单靠一种尚未形成的人民独立运动估计和指导四五和六四，就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之定位。于是，我们回到独立人民运动的某种考量上来。这是眼下人们估计与应合中东改革的某种局势。这个因素，按照基本上业已式微的实质来看（“因为集会没有进展，也没有亮点来激起民众的热情，中国的茉莉花似乎已经凋谢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北京之春》载）；业已发生凋零、规避的结局——且，至少在笔者看来，这场在海外煽情的改革，基本上属于子虚乌有的存在——任何改革绝对，不是看到镇压力量对于无形存在和空气的镇压，就可以转变到实质性存在的。这里的课题研究究竟诉诸何处？就是人民运动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面的反对派和独立运动的阙如。
这里出现几种误读。一种是，人们尤其是党内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原党内高官们，他们一直以来，对于党内民主和新民主主义，怀抱莫大的期许。这些人物的观念和行为，其实，就是主张以四五和六四周恩来式和赵式改革模式，应合今天的政治诉求。他们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加上温总的政治改革呼吁，使得他们似乎看到，他们一直以来怀抱的那种改革方式，好像并未死掉。这是最为真实的纪念四五和六四之党内反对派人物的想法。可惜，这种想法，被毛式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定性，予以消灭。其实，跟随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张的党内改革呼吁（甚至某种行动，某种文字），很多并非党内人物，也具有这样的改革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深度影响，就来自四五和六四周恩来合法性和赵式合法性资源——这个合法性，虽然，以囚禁赵式十多年为结局；但是，中央毕竟还是给出了某种对于赵的安抚；他们这样认可。
故此，完全脱离党内陈旧理念和改革诉求的独立改革运动，在中国，基本上尚未诞生。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需要一二百年（方氏言），其中，并非没有现实估计。因为，严格意义上独立的改革、革命和起义运动，必须具备的条件，并不是埃及人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是的，无政府主义可以些许产生某种积极瞬间，但是，这个瞬间，必须瞬间转化到有领袖，有组织，有主张，有纲领，有策略的传统改革因子上——否则，这个无政府主义表现的积极精神，不是很快让位给独裁者，就是转到极端左右翼的非自由精神和非民主程序的专制－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常识。并不需要再行解释毛革命和其他革命成果，走向反面之结果就是毒果之结局。二，可是，相反的一点是，如果中国之极权主义形态，在根本上消灭和消弭了任何反对势力（甚至在埃及和缅甸，都会产生反对派——在完成改革前后），那么，形成和四五，六四不同的反对派运动，就是一种挑战历史的开端，而非完全回到四五和六四——这样一种运动之所以困难重重，简单说，不是因为他无须革命传统，而是因为他缺乏传统手段。
三，在另外一个方面，所谓技术化进程和经济化进程的进步，会自然而然产生技术决定论之论调，也是完全并不现实的估计——所谓类网媒体＝革命和改革手段之目的说，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觉；就像人们错认毛式革命不会消灭以往任何基本社会形态和基本社会设置一样，人们对于“革命”的传统方式完全处于误判之中。因为任何专制主义形态之下的社会存在，都可以被毛之极权主义形态一举消灭。这包括商业，贸易，文化（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媒体，宗教，组织（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转化成为摆设和花瓶），甚至就连城市和农村，农村和村落的原有规划和设计（乡绅治理等等），也会一夜完蛋（——北京城市破坏——梁、林的计划经济附和城市规划的观点，彻底破产）……所以，涉及到互联网，就像涉及到原子弹一样（满足朝鲜家族统治之废核合理说），可以完全脱离政治设计和专政控制之说，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唯技术论论点。我们说，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是在某种政治和技术的结合部，才能预计和估量的课题而非相反。世界上不存在脱离政治，尤其是脱离极权主义政治的网络自由。
所以，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课题上，我们回到一种传统的提问方式上。中国—中共的改革软肋何在——这个问题和它现在处于优势和基本上可以持续的优势有关，有得考量和预估。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持续存在的关键何在？这个课题，同样可以横向计较之——这个计较就是，如果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可以镇压成功——如果奥巴马不试图推倒卡扎非政权（他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打不赢第三场战争——如果埃及和突尼斯，只是中东现状的一种异数——如果美欧国家的世界地缘政治和利益格局维护，只是在照顾埃，突两国造反的因素之外，照旧原样，原秩序，原格局，那么，中国－美国之间的间性关系论，就会回到后六四时期美中关系的基本稳定局面，且产生一轮轮出卖纳吉和赵氏的现实和悲剧；一切，回到旧的秩序上去。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美国人对于四五的缺席和六四的背叛。现在利比亚焦灼的战争和政治局面，使得好像最有智慧的政治评论家和政客本身，都陷于不知所云的双调对位之上，乏善可陈，语焉不详。这是世道和局面失控的一种现实和未来因子；如何对应，正在形成死结：卡扎非的镇压会成功吗？他是全身而退，还是半身而退，他会变成米罗什维奇吗？……
我们的深层次的提问是，如果这样的局面出现，埃及和中东的变局，很快就会回到埃、突革命并不影响世界经济外交格局的、老世界秩序内，且在这个基本上美国和欧洲毫无作为或者作为有限的后法老时期，施行原法老世界的老罗斯福孤立主义政治和绥靖主义政治。这样，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演化的进程，就会在中国重演——中国改革虚伪论的后果，就是保全共产党权贵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势力，而施行诺民克拉图式的、换汤不换药、改名更姓而实质不动的那种、同样是党内保全方式——尽管，这个改革方式，现在，业已被他们自己的主张，完全放弃，完全不搞——但是，这个方式，因为可以进退自如，所以，还在以温和与幻想的预言，继续以某种方式，许诺把未来赐给奴隶；这是一句老话说出的，主人赐给奴隶最后的礼物，就是相信未来。这是一种稍稍大胆的估测；虽然，这个估测，就像彗星撞地球一样可能性很小。所以，回到基本的提问上来，中国模式，究竟会遭遇如何的挑战，才会不是万寿无疆或万劫不复？这个挑战就是，美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出现了无法和中共经济施行互补和同构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史无前例，毫无经验可谈的。因为，苏联崩溃的经济状态，就是撒切尔要求他们施行“政治贷款”——而这个政治贷款，就是政治（苏联）放弃。
中美和苏美，苏欧（西欧）当时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处于完全相反的性质。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引发的中国选择性全球化，导致世界文化，言论，媒体，产品等完全被中国杜绝于国门之外——而这是欧美基本上的、类似“政治贷款”的那种演变要素——现在，这个要素，彻底不存在了——虽然，世界上对于中国禁止外国媒体和文化产品自由出入中国，提出了不疼不痒的指责，但是，世界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和这样一种言论死亡的国家施行对话，施行废话的“机制”。所以，当几个完全采纳儿戏态度的外国人和外国华人，学着他们似乎理解的荒诞口径，而对严肃革命和严肃改革施行拆烂污儿戏的时候，人们看到，就像穿鞋的要挟赤脚的人，跑出一万里那样，除去他们这些鞋子贵族的欣赏和荒诞，一无所有。我们说，完全的悲观主义和盲目的游戏主义，根本和改革、革命无关。只有严肃研究中国国势和国情者，只有严肃研究世界，历史，各国之改革与变故者，才能说话算数，不会离谱。这是我们纪念四五和六四的基本态度——完全赞许和完全的否定，都是对于这两场运动的错判——其本质意义的彰显，更会被弃置九霄，南辕北辙，形同虚妄。
《民主中国》
刘自立
1976年周、毛相继死亡。此前后有拥护邓小平上台的“四五”运动。如何看待这场过去几十年的人民运动，对于反思今天的政治启蒙，产生正、负两面的意义。正面意义是，四五否定毛和文革；负面意义是，它被框架在拥护共产党“正面人物”的运动诉求中，并无太多突破。这个运动的重要合法性，乃是我们估价这场运动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民只有在看到体制内合法性诉求存在并且张扬的形势下，才会走上街头，形成规模，达致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往往像伊朗革命和中共革命本身那样，走向变型和异化。一场伟大人民运动，最后被邓式人物（在伊朗，则是霍梅尼）掌控和篡夺。这一点，并非我们涉及的重点。重点是如何估计在中国49年以后的人民运动中，人民跟随共产党所谓改革力量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在六.四运动中又重新出现。
赵式改革和“四五”拥护周恩来的运动特点，二二归一。是中国人走上街头的基本护法和保全要素。如果不是所谓中央和《人民日报》的两分方法和双头影响，单靠一种尚未形成的人民独立运动估计和指导四五和六四，就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之定位。于是，我们回到独立人民运动的某种考量上来。这是眼下人们估计与应合中东改革的某种局势。这个因素，按照基本上业已式微的实质来看（“因为集会没有进展，也没有亮点来激起民众的热情，中国的茉莉花似乎已经凋谢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北京之春》载）；业已发生凋零、规避的结局——且，至少在笔者看来，这场在海外煽情的改革，基本上属于子虚乌有的存在——任何改革绝对，不是看到镇压力量对于无形存在和空气的镇压，就可以转变到实质性存在的。这里的课题研究究竟诉诸何处？就是人民运动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面的反对派和独立运动的阙如。
这里出现几种误读。一种是，人们尤其是党内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原党内高官们，他们一直以来，对于党内民主和新民主主义，怀抱莫大的期许。这些人物的观念和行为，其实，就是主张以四五和六四周恩来式和赵式改革模式，应合今天的政治诉求。他们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加上温总的政治改革呼吁，使得他们似乎看到，他们一直以来怀抱的那种改革方式，好像并未死掉。这是最为真实的纪念四五和六四之党内反对派人物的想法。可惜，这种想法，被毛式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定性，予以消灭。其实，跟随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张的党内改革呼吁（甚至某种行动，某种文字），很多并非党内人物，也具有这样的改革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深度影响，就来自四五和六四周恩来合法性和赵式合法性资源——这个合法性，虽然，以囚禁赵式十多年为结局；但是，中央毕竟还是给出了某种对于赵的安抚；他们这样认可。
故此，完全脱离党内陈旧理念和改革诉求的独立改革运动，在中国，基本上尚未诞生。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需要一二百年（方氏言），其中，并非没有现实估计。因为，严格意义上独立的改革、革命和起义运动，必须具备的条件，并不是埃及人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是的，无政府主义可以些许产生某种积极瞬间，但是，这个瞬间，必须瞬间转化到有领袖，有组织，有主张，有纲领，有策略的传统改革因子上——否则，这个无政府主义表现的积极精神，不是很快让位给独裁者，就是转到极端左右翼的非自由精神和非民主程序的专制－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常识。并不需要再行解释毛革命和其他革命成果，走向反面之结果就是毒果之结局。二，可是，相反的一点是，如果中国之极权主义形态，在根本上消灭和消弭了任何反对势力（甚至在埃及和缅甸，都会产生反对派——在完成改革前后），那么，形成和四五，六四不同的反对派运动，就是一种挑战历史的开端，而非完全回到四五和六四——这样一种运动之所以困难重重，简单说，不是因为他无须革命传统，而是因为他缺乏传统手段。
三，在另外一个方面，所谓技术化进程和经济化进程的进步，会自然而然产生技术决定论之论调，也是完全并不现实的估计——所谓类网媒体＝革命和改革手段之目的说，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觉；就像人们错认毛式革命不会消灭以往任何基本社会形态和基本社会设置一样，人们对于“革命”的传统方式完全处于误判之中。因为任何专制主义形态之下的社会存在，都可以被毛之极权主义形态一举消灭。这包括商业，贸易，文化（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媒体，宗教，组织（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转化成为摆设和花瓶），甚至就连城市和农村，农村和村落的原有规划和设计（乡绅治理等等），也会一夜完蛋（——北京城市破坏——梁、林的计划经济附和城市规划的观点，彻底破产）……所以，涉及到互联网，就像涉及到原子弹一样（满足朝鲜家族统治之废核合理说），可以完全脱离政治设计和专政控制之说，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唯技术论论点。我们说，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是在某种政治和技术的结合部，才能预计和估量的课题而非相反。世界上不存在脱离政治，尤其是脱离极权主义政治的网络自由。
所以，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课题上，我们回到一种传统的提问方式上。中国—中共的改革软肋何在——这个问题和它现在处于优势和基本上可以持续的优势有关，有得考量和预估。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持续存在的关键何在？这个课题，同样可以横向计较之——这个计较就是，如果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可以镇压成功——如果奥巴马不试图推倒卡扎非政权（他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打不赢第三场战争——如果埃及和突尼斯，只是中东现状的一种异数——如果美欧国家的世界地缘政治和利益格局维护，只是在照顾埃，突两国造反的因素之外，照旧原样，原秩序，原格局，那么，中国－美国之间的间性关系论，就会回到后六四时期美中关系的基本稳定局面，且产生一轮轮出卖纳吉和赵氏的现实和悲剧；一切，回到旧的秩序上去。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美国人对于四五的缺席和六四的背叛。现在利比亚焦灼的战争和政治局面，使得好像最有智慧的政治评论家和政客本身，都陷于不知所云的双调对位之上，乏善可陈，语焉不详。这是世道和局面失控的一种现实和未来因子；如何对应，正在形成死结：卡扎非的镇压会成功吗？他是全身而退，还是半身而退，他会变成米罗什维奇吗？……
我们的深层次的提问是，如果这样的局面出现，埃及和中东的变局，很快就会回到埃、突革命并不影响世界经济外交格局的、老世界秩序内，且在这个基本上美国和欧洲毫无作为或者作为有限的后法老时期，施行原法老世界的老罗斯福孤立主义政治和绥靖主义政治。这样，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演化的进程，就会在中国重演——中国改革虚伪论的后果，就是保全共产党权贵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势力，而施行诺民克拉图式的、换汤不换药、改名更姓而实质不动的那种、同样是党内保全方式——尽管，这个改革方式，现在，业已被他们自己的主张，完全放弃，完全不搞——但是，这个方式，因为可以进退自如，所以，还在以温和与幻想的预言，继续以某种方式，许诺把未来赐给奴隶；这是一句老话说出的，主人赐给奴隶最后的礼物，就是相信未来。这是一种稍稍大胆的估测；虽然，这个估测，就像彗星撞地球一样可能性很小。所以，回到基本的提问上来，中国模式，究竟会遭遇如何的挑战，才会不是万寿无疆或万劫不复？这个挑战就是，美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出现了无法和中共经济施行互补和同构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史无前例，毫无经验可谈的。因为，苏联崩溃的经济状态，就是撒切尔要求他们施行“政治贷款”——而这个政治贷款，就是政治（苏联）放弃。
中美和苏美，苏欧（西欧）当时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处于完全相反的性质。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引发的中国选择性全球化，导致世界文化，言论，媒体，产品等完全被中国杜绝于国门之外——而这是欧美基本上的、类似“政治贷款”的那种演变要素——现在，这个要素，彻底不存在了——虽然，世界上对于中国禁止外国媒体和文化产品自由出入中国，提出了不疼不痒的指责，但是，世界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和这样一种言论死亡的国家施行对话，施行废话的“机制”。所以，当几个完全采纳儿戏态度的外国人和外国华人，学着他们似乎理解的荒诞口径，而对严肃革命和严肃改革施行拆烂污儿戏的时候，人们看到，就像穿鞋的要挟赤脚的人，跑出一万里那样，除去他们这些鞋子贵族的欣赏和荒诞，一无所有。我们说，完全的悲观主义和盲目的游戏主义，根本和改革、革命无关。只有严肃研究中国国势和国情者，只有严肃研究世界，历史，各国之改革与变故者，才能说话算数，不会离谱。这是我们纪念四五和六四的基本态度——完全赞许和完全的否定，都是对于这两场运动的错判——其本质意义的彰显，更会被弃置九霄，南辕北辙，形同虚妄。
《民主中国》
2011年4月9日星期六
艾未未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者！
艾未未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者！
—— 他是典型的民主自由现代性争取者
作者：刘自立
艾未未说，在泛政治化的中国，艺术势必也是政治性的（大意/援自“德国之声”）。这就是，他定位他的艺术和政治观点不能超越现代性的说法——这个说法，让他和所有诗歌和文学小人的、政治不等于文学、或者提倡什么纯文学，纯艺术者，拉开距离；让他成为今天中国最大良知的体现者——这个说法的含义是，他直接和超越政治（甚至宗教中心论）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般性反对权利的说法（德理达和富科），正好相反相成，互相抵触；他提倡基本的政治建构和普世价值。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的观点和行为，业已被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所否定。他们在60，70年代，跟随毛主义思潮玩弄的法国德国等“1968年运动”；他们赞扬的，由萨特等人号召尊仰的格瓦拉主义，早就破产；他们的任何支持曼德拉和金的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要占领佛罗里达等等），无一不归入西方政治系统和政治建制。所有企图实现后现代主义之政治制度的说法，和实现共产主义，可以同归一类乌托邦妄想。他们在理念上和文学上保存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在发掘人性悲剧和世界悲剧层面上，偶有存在之价值。这些价值包含一些自悖的逻辑解构/结构和文学理想——如，他们制造（或许是反映）一种史事；如，纳粹潜艇救助英国客轮；如，苏联士兵强奸德国妇女；如，盟军的二战时期之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历史和事实——他们研讨自西班牙内战以来、左右双方价值和利益的较逐和龃龉——他们甚至说，奥斯维辛的屠杀和耶稣、和上帝之鞭、希特勒有关；从而实际上、最为有力地呈现了，类似保尔.策兰诗歌诉求的超越性圣经解构。他们最后在语言和逻辑实证主义上，基本上诋毁了真理论和强权论——从而为权利的分立也设下很大埋伏之攻击。所有这些，都是明确而常识化的后现代“真理”和后现代虚妄。但是，所有这些，和我们现在涉及的事件和人物，毫无关系——和艾未未先生的艺术，政见和人格，毫无关系。虽然，艾未未一般性的人体和建筑艺术，表层上和后现代有些瓜葛，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和维权行为，彻底是现代性的，不是后现代的。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所以，把艾先生的行为艺术和政治表达归纳为后现代主义，彻底是无知和错误的认定。就像“他们”要解构和否定一总人类的语言——就像美国人蒯因说的，物质与词语是一对原罪——但是，就连老蒯和维特根斯坦也无法杜撰一种超越性的语言，以证实常识和逻辑的非法和无能——他们最后除去拥有一些争论的特例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当他们把反对极权主义，套用在民主政治上，并对这列自由真理论大行挞伐的时候，他们显示了他们的极端虚妄——就像富科一般性反对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一样，他无法反对用武装和暴力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和反对今天卡扎非的战争——这是一种权力对于权力的抗衡。是的，除去杀死希特勒，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放和解构纳粹？没有！所以，后现代主义之谬误在于，他无法设计一种传统的自由民主力量，来完成人们称赞的历史上的结构先行，而解构后在的，那种一般性政治见解（波斯人迎接了希伯来人和旧约——而希腊，造就民主）——除非你找到一总针对卡夫卡城堡的荒诞于现实，诉诸一种绝对人性的，绝对非政治的，绝对真理的文学而行事，而思考，但是，政治现实迫使你回到传统——同时，你又无法改变在布拉格之春的政治诉求和苏东后跨台的政治革命里，挽回人性——而老卡，也无法更改任何涉及专制主义文化空隙和文化传统里面的现代性诉求，且由他为自己之文学所用。这就是说，奥地利并无铲除老卡和贝多芬和梅特涅甚至马克思的后现代土壤。这就是传统政治载体，对于文化的承载和宽容——苏联和黄俄是既不能容忍马克思，也不能忍耐卡夫卡的（从马克思给当时官方报纸撰文而言）。换言之，他们不能容忍老艾的现实说明，艾先生并无任何传统专制主义空间和文化隙罅可砍利用，以承载其人，其艺术，其观点。这就是说，艾未未面对的根本就不是后现代土壤。
后现代土壤是什么？就是现代性实现的民主国家——乃至专制主义、开明专制承载的制度空间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来自希腊僭政文化（乃至古波斯，古。今埃及，古、今利比亚文化－老中国，新、老印度－乃及全球化的文化化和政治化——不能只是经济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专制主义文化空间——而独裁和极权主义专政，就像雅典2,0000人民主一样，并不是真正的，主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伟业的存在和载体（顾准和李慎之双方都未参透这一点）。所以，后现代主义真实的内涵就是，他们企图在永久和永恒的批判之中，完成对于民主的监督和诟骂——而民主，也必须认可这一点——否则，就不是民主；而这个诟骂民主，本身，就成为民主——而后现代，故此成为民主之产物；无论他叫骂到天上去也罢（看看乔姆斯基躲在美国漫骂故乡的幸福生活巴！）而在严峻的另外一头，艾未未，就没有获得这样的后现代游戏的权力和雅兴；就像他的前任都关入监狱一样。这是什么主义导致的，除去废物和庸人，一般人自有判断。我们说，用一种庸俗而实际的比喻，后现代，是要解构和批判一所业已建成的传统性房子，要这样、那样，要肯定和否定并举（解构，不是破旧立新人定胜天——否定天地——而是改善式否定，肯定式否定－见德理达“延异”一词之解）。所以，对于艾未未来说，不是要拆除一所未盖的自由之屋，而是要首先建立这样的价值和艺术之屋——在此意义上，艾未未，绝对不是拆派和解构派，而是建设派。他的，无论如何带有所谓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艺术作品，只要还原到他的行为思维之政治艺术上来，就马上，转换成为自由之现代性的民主诉求——这就是说，他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典型和代表。他的所有行为和艺术都该肯定，赞许。
再来说说，中国人何以热衷于什么后现代呢？其实，误解很多，流毒甚广。1，八十年代，也许更早，国人、文化学者中，就有倚靠后现代，乱解和胡说国人文化现象的一种流行；这是一种感冒。他们说，后现代就是“拆”，一个字。他们胡解的文学和诗歌作品、评如垃圾之。他们这样一群“拆者”的肯定作用，就把历史中的所谓坏历史，归入整个历史整个文化。就是钱穆先生说的，把罪衍归入古人，以帮助极权主义文化灭掉文化和历史，时间和空间。2，更为现实的是，他们借助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罪恶之批判，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造成一种国人既无历史，也无文化的一无所有之现状，以便让非自由、非民主之手，可以操纵这种一无所有的极权庸众，以达到文化荒原之建立。3，他们以假装漫骂一切，为一切之观点，唯独不触碰他们真正应该面对的，类似艾未未没有回避的现实，以得到一种虚伪透顶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马克思式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武器”本身，就是马克思的暴力淫威，荒淫无耻。4，借此，他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怀疑一切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将普世价值，连同传统文化和人格品性，一并抛却，成就一种利益排斥思想的王塑式游戏。最后，他们在批判现代主义的时候，以否定传统政治和历史真实，达到他们曲构历史，取消真相的目的——因为据说，真相和假相，在语言逻辑的相对主义上，是并无不同的。这样，他们以智慧出发，以无耻做终。这就是萨特自由就是被自由，不自由和自由选择——被选择的无道之则。这就是他从毛师那里，从切那里，得到的灵感和灵魂。所以，把艾未未冠以萨特，德理达和什么后现代艺术人物的帽子，完全是日月颠倒，胡说八道。我们尊重后学，但是，那是在我们建设了自由之大厦以后，而绝对不是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谈论后学的资格。这也就是我们反对后现代游戏主义之所在。严肃，真实，真理和常识，乃至普世价值，和后学语言的晦涩狡猾深瑟诡辩乃及后黑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国人最重要的补课不是后学,而是堂堂正正的自由和民主这些现代性常识和诉求。所有滑向不可知论的后学无意义主义，真正是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的同谋。除此之外，别无他在。人们务必在此一点上，有所警醒。
《纵览中国》首发
—— 他是典型的民主自由现代性争取者
作者：刘自立
艾未未说，在泛政治化的中国，艺术势必也是政治性的（大意/援自“德国之声”）。这就是，他定位他的艺术和政治观点不能超越现代性的说法——这个说法，让他和所有诗歌和文学小人的、政治不等于文学、或者提倡什么纯文学，纯艺术者，拉开距离；让他成为今天中国最大良知的体现者——这个说法的含义是，他直接和超越政治（甚至宗教中心论）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般性反对权利的说法（德理达和富科），正好相反相成，互相抵触；他提倡基本的政治建构和普世价值。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的观点和行为，业已被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所否定。他们在60，70年代，跟随毛主义思潮玩弄的法国德国等“1968年运动”；他们赞扬的，由萨特等人号召尊仰的格瓦拉主义，早就破产；他们的任何支持曼德拉和金的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要占领佛罗里达等等），无一不归入西方政治系统和政治建制。所有企图实现后现代主义之政治制度的说法，和实现共产主义，可以同归一类乌托邦妄想。他们在理念上和文学上保存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在发掘人性悲剧和世界悲剧层面上，偶有存在之价值。这些价值包含一些自悖的逻辑解构/结构和文学理想——如，他们制造（或许是反映）一种史事；如，纳粹潜艇救助英国客轮；如，苏联士兵强奸德国妇女；如，盟军的二战时期之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历史和事实——他们研讨自西班牙内战以来、左右双方价值和利益的较逐和龃龉——他们甚至说，奥斯维辛的屠杀和耶稣、和上帝之鞭、希特勒有关；从而实际上、最为有力地呈现了，类似保尔.策兰诗歌诉求的超越性圣经解构。他们最后在语言和逻辑实证主义上，基本上诋毁了真理论和强权论——从而为权利的分立也设下很大埋伏之攻击。所有这些，都是明确而常识化的后现代“真理”和后现代虚妄。但是，所有这些，和我们现在涉及的事件和人物，毫无关系——和艾未未先生的艺术，政见和人格，毫无关系。虽然，艾未未一般性的人体和建筑艺术，表层上和后现代有些瓜葛，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和维权行为，彻底是现代性的，不是后现代的。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所以，把艾先生的行为艺术和政治表达归纳为后现代主义，彻底是无知和错误的认定。就像“他们”要解构和否定一总人类的语言——就像美国人蒯因说的，物质与词语是一对原罪——但是，就连老蒯和维特根斯坦也无法杜撰一种超越性的语言，以证实常识和逻辑的非法和无能——他们最后除去拥有一些争论的特例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当他们把反对极权主义，套用在民主政治上，并对这列自由真理论大行挞伐的时候，他们显示了他们的极端虚妄——就像富科一般性反对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一样，他无法反对用武装和暴力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和反对今天卡扎非的战争——这是一种权力对于权力的抗衡。是的，除去杀死希特勒，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放和解构纳粹？没有！所以，后现代主义之谬误在于，他无法设计一种传统的自由民主力量，来完成人们称赞的历史上的结构先行，而解构后在的，那种一般性政治见解（波斯人迎接了希伯来人和旧约——而希腊，造就民主）——除非你找到一总针对卡夫卡城堡的荒诞于现实，诉诸一种绝对人性的，绝对非政治的，绝对真理的文学而行事，而思考，但是，政治现实迫使你回到传统——同时，你又无法改变在布拉格之春的政治诉求和苏东后跨台的政治革命里，挽回人性——而老卡，也无法更改任何涉及专制主义文化空隙和文化传统里面的现代性诉求，且由他为自己之文学所用。这就是说，奥地利并无铲除老卡和贝多芬和梅特涅甚至马克思的后现代土壤。这就是传统政治载体，对于文化的承载和宽容——苏联和黄俄是既不能容忍马克思，也不能忍耐卡夫卡的（从马克思给当时官方报纸撰文而言）。换言之，他们不能容忍老艾的现实说明，艾先生并无任何传统专制主义空间和文化隙罅可砍利用，以承载其人，其艺术，其观点。这就是说，艾未未面对的根本就不是后现代土壤。
后现代土壤是什么？就是现代性实现的民主国家——乃至专制主义、开明专制承载的制度空间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来自希腊僭政文化（乃至古波斯，古。今埃及，古、今利比亚文化－老中国，新、老印度－乃及全球化的文化化和政治化——不能只是经济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专制主义文化空间——而独裁和极权主义专政，就像雅典2,0000人民主一样，并不是真正的，主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伟业的存在和载体（顾准和李慎之双方都未参透这一点）。所以，后现代主义真实的内涵就是，他们企图在永久和永恒的批判之中，完成对于民主的监督和诟骂——而民主，也必须认可这一点——否则，就不是民主；而这个诟骂民主，本身，就成为民主——而后现代，故此成为民主之产物；无论他叫骂到天上去也罢（看看乔姆斯基躲在美国漫骂故乡的幸福生活巴！）而在严峻的另外一头，艾未未，就没有获得这样的后现代游戏的权力和雅兴；就像他的前任都关入监狱一样。这是什么主义导致的，除去废物和庸人，一般人自有判断。我们说，用一种庸俗而实际的比喻，后现代，是要解构和批判一所业已建成的传统性房子，要这样、那样，要肯定和否定并举（解构，不是破旧立新人定胜天——否定天地——而是改善式否定，肯定式否定－见德理达“延异”一词之解）。所以，对于艾未未来说，不是要拆除一所未盖的自由之屋，而是要首先建立这样的价值和艺术之屋——在此意义上，艾未未，绝对不是拆派和解构派，而是建设派。他的，无论如何带有所谓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艺术作品，只要还原到他的行为思维之政治艺术上来，就马上，转换成为自由之现代性的民主诉求——这就是说，他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典型和代表。他的所有行为和艺术都该肯定，赞许。
再来说说，中国人何以热衷于什么后现代呢？其实，误解很多，流毒甚广。1，八十年代，也许更早，国人、文化学者中，就有倚靠后现代，乱解和胡说国人文化现象的一种流行；这是一种感冒。他们说，后现代就是“拆”，一个字。他们胡解的文学和诗歌作品、评如垃圾之。他们这样一群“拆者”的肯定作用，就把历史中的所谓坏历史，归入整个历史整个文化。就是钱穆先生说的，把罪衍归入古人，以帮助极权主义文化灭掉文化和历史，时间和空间。2，更为现实的是，他们借助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罪恶之批判，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造成一种国人既无历史，也无文化的一无所有之现状，以便让非自由、非民主之手，可以操纵这种一无所有的极权庸众，以达到文化荒原之建立。3，他们以假装漫骂一切，为一切之观点，唯独不触碰他们真正应该面对的，类似艾未未没有回避的现实，以得到一种虚伪透顶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马克思式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武器”本身，就是马克思的暴力淫威，荒淫无耻。4，借此，他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怀疑一切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将普世价值，连同传统文化和人格品性，一并抛却，成就一种利益排斥思想的王塑式游戏。最后，他们在批判现代主义的时候，以否定传统政治和历史真实，达到他们曲构历史，取消真相的目的——因为据说，真相和假相，在语言逻辑的相对主义上，是并无不同的。这样，他们以智慧出发，以无耻做终。这就是萨特自由就是被自由，不自由和自由选择——被选择的无道之则。这就是他从毛师那里，从切那里，得到的灵感和灵魂。所以，把艾未未冠以萨特，德理达和什么后现代艺术人物的帽子，完全是日月颠倒，胡说八道。我们尊重后学，但是，那是在我们建设了自由之大厦以后，而绝对不是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谈论后学的资格。这也就是我们反对后现代游戏主义之所在。严肃，真实，真理和常识，乃至普世价值，和后学语言的晦涩狡猾深瑟诡辩乃及后黑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国人最重要的补课不是后学,而是堂堂正正的自由和民主这些现代性常识和诉求。所有滑向不可知论的后学无意义主义，真正是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的同谋。除此之外，别无他在。人们务必在此一点上，有所警醒。
《纵览中国》首发
2011年4月2日星期六
色戒乎？色不戒乎？——大陆间谍片的荒诞与色诱
色戒乎？色不戒乎？
——大陆间谍片的荒诞与色诱
（北京）木木
间谍，一个古老的职业。间谍，一种诡异的人生。间谍，一种无耻的狰像。
间谍，一总被抛弃的社会怪胎。她们的与世和人身/生，凄惨绝伦，也精彩幻妙，却并不值得世人学仿；因为这是一群社会边缘的毒菌。
间谍们为达成某种目的，不择手段，异化自身，人格分裂，心身隔离……；诸如此类，尤其是女间谍，更是以肉体作为致胜利器。
抛廉耻和羞耻于外，每每不能自拔。成为中外碟战史上的异类风景。她们的危险和美丽俱在，使得美丽转化成为色情——所有这些，人所共知，无须赘言——我们只是要问，何以眼下大陆对于这样的间谍人生，间谍戏码，趋之若骛，特色展览，有着用不完的激情，把不完的细节。这个现象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商业目的？——商业目的和社会追求之间究竟关系何在？这里我们不能就金无怠那样的男间谍多言其功罪，只是对于现在大家热衷的女间谍戏码，提出看法——这当然也不仅仅限于中国 ——美国之《尼基塔》一类间谍女体，也同样吸引世人关注。总之，她们不论中外，皆成生活异化，女体为诱，不择手段之榜样。在此类特务塑造的片子里，人民的欣赏心理和社会赞赏，又意味何在？他和宣传和洗脑究竟关系如何？美国之尼基塔如果不是洗脑，那么，中国之《潜伏》，《旗袍》一类戏呢？这样的导演、演员和剧本，究竟在迎合什么样的主子的意志（“意志的胜利”和“意志的摧毁”）？沉醉于特工，间谍和美人之电视剧的观众，很少思索这样的提问。就此，我们尝试简单分析之。
这些片子的套路（如，《潜伏》，《旗袍》等等）给出的一个陈旧模式是，凡是活动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所谓抗日派系，都是卵翼在国、共产两党下的间谍，优势是女碟；而第一成功、第一有效的碟战胜利者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次之；日伪间谍，基本上不见首尾。碟战，成为西方“手段就是目的”这个哲学的中国表达—— 导演们细节毕显地展览这些女碟的脸部和臀部。这样的碟战片，导致所有的间谍、（尤其是）女间谍，据说可以既入虎穴，魔窟和淫窝，又可洁身全退。这些女人，并不像《色戒》那样赤裸上阵，出卖肉体，甚至敌我同床，媾之与身——却又半遮半掩，出尽色风——这是一种色情共产主义和享乐间谍双料的结构——是苏联时期 KGB色情间谍旧版，在中国的重演——只是更加具备中国式朦胧和意淫。大陆《旗袍》一剧，就在承袭《色戒》方面煞费苦心，吞吐有致，塑造出来一个色情朦胧的角色关小姐。与色戒异同有类。作为间谍的女人的诱惑和色情，虽被所谓“旗袍”文化掩饰，却处处表达了导演色迷观众的赤裸用心。这类电影，在大陆“特色” 文化里，究竟起到何种政治和文化作用，其实观众一目了然。是的，导演和演员在共谋一种商业目的，以完成这个极权主义文化一度拒绝的色情文化；他们说，那是传统和专制主义的颓废垃圾。
在《旗袍》一剧里，人们看到几个同样无道无耻的剧情：关萍露，作为一个色情间谍，她的情色寄托于汉奸上司丁某的旗袍研赏上；且用成百成十的旗袍，演绎一种据称是那个汉奸领袖十分高雅的女人“品味”。于是，影片场面，以各种仅次于三级片的打情骂俏作为唯一调料，上映一种又赤裸（色情暗示狠；男人翼淫；女人体秀），又隐蔽，又张扬，又模糊的画面，让中国人的视觉，超越革命－反革命，抗日－反抗日，是非－反是非的历史绍述，完全进入细节把玩的颓然主义。这个超越，其实就是变相的色情。且不说这个戏码的演绎和逻辑十分粗野和愚笨，只是在演绎色情可以“不”色情上，业已十分成熟。其中，“常在河边走，可以不湿鞋” 的角色，居然可以和汉奸丁某，和日本军头某某等出入舞场，形色相照，却仍不堕其身。这是中国色情片的想入非非。同样，此片也赫然塑造了日本人，尤其是高级别军头的“兵兵”有礼和文化“品味”。在日军野蛮屠戮中国人的时候，演员们出演的历史，不过是上海百乐门的舞会和旗袍展览之色场；而与此对比，中国反抗者类，却被塑造成为一群活脱脱的酒鬼和白痴——乃至最后主角叛变，等等。
这类片子里的共产党人，除去有着一些神出鬼没的二郎神功用，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新四军和什么军，和国军几十此正面战役之间，究竟表达了什么关系——如，韩德勤部遭遇新四军的打击，数万人为共产党消灭——继而产生“皖南事变”——这个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真相，在碟片里当然不会说及。这只是延及之一点。整个国民党正面抗日和戴老板打击日寇的正面作用，在片子里每每肆意进行涂写——姑且不说，这不是一部历史片；即便是文学作品，这样的外道和涂界，也是十分粗野的。导演只是用女人的脸部大写和身体曲线，勾勒一种外在于真实的图画——这导致她们的女碟和战士，更本不具备任何文学或者戏剧的真实性，就不要说艺术性了。这是继大陆红色文化强奸历史以后出现的、新一波历史涂炭——和他们前此的伪道德说适成反照。和红色文化的荒诞一样，现在，他们把目光转向旧时灯红酒绿的都会风情；且用那些可以是共产党，也可以是国民党的女间谍们，充当这种历史－现实的调料，渲染那种今天他们真正过活的腐败和无耻；而他们的玩偶，就是这些据说可以全身而退的萍露们。这是革命和统治之间的转换，是统治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化；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共妻的朦胧诗。那些双料或者n料间谍们的多脸部、多体位行止，正好是他们点缀现在浮华都会的道具。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演员知道一些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常识；中国观众知道一些基本的道德和基本的廉耻——他们还会盲目欣赏这样的前革命者和前间谍们吗？他们还会将此片类看作是他们乐见的精彩人生和间谍＝英雄之榜样吗？欣赏女人的“旗袍”，是不是就会变成欣赏硝烟和血肉之间的一种奴性美学呢——虽然，这个“美学”，在片子里每每出现——但是，它很快就被关小姐对于丁汉奸的假戏真作和真戏假作所化解，所异化，所颠覆了——她口口声声“干爹干爹”的叫喊，难道不会令人想到，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叫喊斯大林为父亲，毛时期，叫唤党为爹娘的一幕幕一出出悲剧吗？因为，当一切的一切只是臀部和脸袋掩盖下的人体秀和旗袍秀的时候，所有的历史，政治和战争，就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是非。这种对于历史的歪曲和对于女人、女演员的亵渎和玩弄，最大程度满足了很多导演和观众的低劣品味 ——这个品味就是他们说的，汉奸的文化“高品味”的演绎（见台词）。是的，这是中国文化赝品中每每出现的一种手法，且现在业已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手法就是，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大陆这种不择手段的的政治，过程就是目的，目的是虚设的前途等等内涵（共产主义虚妄），转换到女人的被和谐和被出卖上去，且在一定的检讨逼迫下，出台一种半遮半掩的情色暗示和诱导；这是“异化”这个概念，对于间谍人生的最好写照：手段，就是目的——这样一种间谍哲学，逐渐演变到中国社会不择手段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我们说，所有间谍、特务和奸细都是可耻的。虽然，他们也许是民主和自由的某种功臣，但是，他们变形的人生和道德，根本不能作为普遍社会形态施行宣扬和宣传。因为，这样的宣传，只是引导人们像间谍一样，将一切的人生标准和道德规矩置如敝屣，而仅存的旧日的文化和传统，被施行解构和毁灭。这其实就是：开创和延续中外人士人好像业已十分熟悉的厚黑学、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娼妓哲学。
这个异化过程，将所有人生的基本形态，用一种“目的正确论”——民族解放和人民建国等等，予以摧毁，亵渎和涂炭；她含括摧毁纲常的婚姻（假结婚）；旧日的道德（和汉奸上床）；传统的文化（“旗袍”——诱惑和色情——该片每每出现丁，吴等人动手动脚的各种色情显示……）；政治和历史的正面演绎（肆意歪曲史实 ——把中共抗日放在不适当的位置；等等）；战争和和平的崇高追求（将日本人的野蛮，说成是军阀对于美女的情有独钟和美学玩弄；《旗袍》对日军将军的胡乱塑造……；须知，日军慰安所里的大量亚洲和国女被强奸，轮奸和屠戮——而片子里，却特色玩弄军阀的意淫游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个异化的完成，的确张扬了过程，手段，细节和易数，乃至形成对于其“目的”的式微——这使人想到另外一种清教徒似的的对于性的排斥之革命；而这种革命，在文革时期，是以强奸女知情和杜绝女人花衣、烫发为宗旨——这是殊途同归。因为，读过列宁和聂恰耶夫革命纲领者知道，革命，造就人是机器；人是非人；造就女人是石女；又，它同时造就女人是妓女，是玩偶（丁某的旗袍玩偶），是间谍；总之，它最后造就人类社会是“动物园”，是“1984”。一切囊括其中，万变不离其荒诞和寡道。
另外，革命是异化，业已勿庸置疑；而当这个革命转换成为民族主义的时候，也好不到那里去。我们看到，在研讨妇女地位和妇女尊严的时候，色情间谍和卡扎非的绿色女人卫队，没有什么不同。故此，当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读者和观众，不自觉地被大陆导演的美女文化和汉奸文化所腐蚀的时候，他们往往对于间谍们在虎穴之中饱受和饱偿斯德哥尔摩情结，产生特定的那种满足感和观赏感；就像他们在德国演绎一种类似李芬斯达儿的意志之胜利戏码；这个戏码在丁度.疤瘌斯的手下转换成为纳粹帝国淫荡群体的影画；在日本鬼氏导演手里，变成对于女体侮辱的“花与蛇”；等等。一切，都是性和法西斯的结合。暴力和情色的结合。现在，随着导演们和男主角大肆玩弄女演员、女体和情色而到达廉耻地步之时，大众转向高雅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可能性，业已微乎其微。这是整个中国现代无耻文化的一种写照；一种人生如无耻间谍一样的、无道生活、厚黑生活和逐腥生活的写照。这也是我们估算中国花朵开放必然迟缓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个极权主义人民的定义，本身就是矛盾。这种比较某种西方色情文化更加虚无和虚伪的文化，正在大陆猖獗泛滥，且为一些西方的商业之徒视为瑰宝。而在西方，色情无权解释历史；间谍，也无法称为榜样（虽然，他们在冷战里功勋赫赫……）；手段，不是目的；异化，也不是生活。这是基本的人类道德诉求和文化定位。但是“旗袍们”的定位，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一般而言，间谍被抛弃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潘汉年和金无怠的结局和关氏一样，并无不同；而关露（片子里关萍露原型），也因潘案被迫害致危致困致病。晚年凄楚穷聊，几乎落魄亡魂。我们看到，她的死亡几乎是在完全不被社会了解和同情的1980年代，也就是她为党国共产奋斗几几半个世纪以后。这是如何一种政治娼妓的命数啊！虽然她撰写了潘的生平文字，但是坊间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潘的平反也是在水落石沉的照样依旧之状态里敷衍了事而已（见史料）。
2，关参与日伪国三方签署和约，共同对共之在场照片公布，就是一个例证（电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公布与之，当然是共产党（电影）——而这个举动业已说明关氏已被抛弃——且不说她是不是在历史上更多有共－日关系谈判结构沆瀣之情报举动，只此一举，自然很难排除共产党随时准备放弃之——潘汉年史料有限公布内容，直到他最后被灭掉，也有此说；更何况关氏小人物。这个总背景就是，共产党几分抗日，几分内战（打击蒋介石抗日军队）之间的拿捏和策略，造就了一种往还于日寇汪伪之间的间性谍制。这是世人尚待挖掘的重要史料。
3，这是一种显然的做法：共产党同意关氏成为公开的“日中亲善大使”，以至于造成世界影响；这意味着共产党业已在手段－目的上，逾越底线，出卖民族，让共产党奸细公开成为日本傀儡——无论如何，这个影响业已造成共－日暗中与公开勾结之铁证。这个做法，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交待于国人，于媒体，所以，关氏忍辱含屈，疯癫屈辱，却汉奸罪明，无可如何，成为必然。交待和杜撰的那一场疯戏虽然震动魂魄，却依然是一种破绽百出的荒诞和无耻——鉴于党国（两个党国）抛弃一个弱女子而言。
4，关被抛弃（不许结婚与钱氏）也是一个证明；虽然后来纠正，里面情形究竟如何？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钱氏女儿的哀求，死事就可铸成。她的疯癫，在影片里本来就是举世皆知之事，但是，片中只用一个个人的努力（钱氏上告）而挽回；真实之中，究竟是挽回、还是抛弃，就很难说得清；因为党国（共）看见社会致疯其女而保持缄默——须知，那业在抗日胜利以后——是可忍，孰不可忍！真实之中，周恩来方面之关之前友王氏抛弃之，也是一个铁定的死事。（史料）
5，报纸披露关为汉奸，究竟是报纸独立所谓？国民党所为？还是共产党此前业已公布所谓在场照，事实已经一目了然——而此事导致关疯狂险死，又和她成熟的党性和人性直接抵触。也是我们诉诸本文，人性变异之重点。剧本、剧情忽略了一个常识。国治时期，大公报等独立媒体，并不会一股脑跟在党国中央日报之后造谣生势，侮蔑贤良，诋毁忠臣——剧本以为这和现在媒体发出一片新华社通告，大家就跟屁其中，完全没有自知自主判断类同——这只能偏偏庸众。
6，最为重要如第一条，共产党和日伪之间是不是有所勾结于关氏行为之中，史料躲闪，迹痕犹在，那就是后来毛要感谢皇军侵略——既然后来如此，当时又是如何 ——这是等到更多档案公布后，才可以发现和深入之真相。现在很多共片重复共产党抗日主调，忽略几十次主要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抗日伟绩，是在是枉道从势，毫无截至。至于国民党人的正面抗日敌后志士，更是被歪曲成为酒色饭蛋，穷凶极恶之漫画嘴脸；就更是小儿科了。
7，关氏疯癫和后来丁某设局，假婚姻和钱攻击救出关，纯粹杜撰（指电影）——这种设计非常庸俗。它往往只能造成一个男谍前妻被敌方打死情节。不然不能完成新旧转换；试想，如果前人不死，后人如何？大小为妻，两头为大，还是真实告知之进了北京就换人……——而丁氏死，也是演戏，并无史实；史实是，丁默群（原型李世群）确为毒药谋杀于日军手下（史料）；至于瞎编一个日军也被报复毒死，更是“瞎得”厉害。
8，日军换装为国军一事并无史料披露；反倒是林彪四野中有日军改正加入之。是共军里面有日军加入参与内战之证。看看有关史料。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
——‘日本人受到了解放军的重用’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 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军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被分配到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等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着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 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 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史料http://bbs.tiexue.net/post_4438709_1.html/）
最后，国军是正面抗日力量，就连共产党后来也有此说——虽再后来，又有悔认——历史却不是小姑娘的鞭子，可以随意编撰。所以说，是谁要“接受”，谁该接受，接受合法；谁要摘桃子，侵吞胜利果实，史实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抗战后军统中统接受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可厚非——至于接受大员贪污侵吞民财，则当另外说清楚。我们并无史料证明这是伪证——这是大公报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持续发展。这一番简述，当然不是本文设及重点；也不是影视作品强调之史感，但是，忽视和歪曲史实，则是此部意淫之戏对于历史背景的窜改和涂抹。须要点出为止。
出 处 :北京之春
——大陆间谍片的荒诞与色诱
（北京）木木
间谍，一个古老的职业。间谍，一种诡异的人生。间谍，一种无耻的狰像。
间谍，一总被抛弃的社会怪胎。她们的与世和人身/生，凄惨绝伦，也精彩幻妙，却并不值得世人学仿；因为这是一群社会边缘的毒菌。
间谍们为达成某种目的，不择手段，异化自身，人格分裂，心身隔离……；诸如此类，尤其是女间谍，更是以肉体作为致胜利器。
抛廉耻和羞耻于外，每每不能自拔。成为中外碟战史上的异类风景。她们的危险和美丽俱在，使得美丽转化成为色情——所有这些，人所共知，无须赘言——我们只是要问，何以眼下大陆对于这样的间谍人生，间谍戏码，趋之若骛，特色展览，有着用不完的激情，把不完的细节。这个现象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商业目的？——商业目的和社会追求之间究竟关系何在？这里我们不能就金无怠那样的男间谍多言其功罪，只是对于现在大家热衷的女间谍戏码，提出看法——这当然也不仅仅限于中国 ——美国之《尼基塔》一类间谍女体，也同样吸引世人关注。总之，她们不论中外，皆成生活异化，女体为诱，不择手段之榜样。在此类特务塑造的片子里，人民的欣赏心理和社会赞赏，又意味何在？他和宣传和洗脑究竟关系如何？美国之尼基塔如果不是洗脑，那么，中国之《潜伏》，《旗袍》一类戏呢？这样的导演、演员和剧本，究竟在迎合什么样的主子的意志（“意志的胜利”和“意志的摧毁”）？沉醉于特工，间谍和美人之电视剧的观众，很少思索这样的提问。就此，我们尝试简单分析之。
这些片子的套路（如，《潜伏》，《旗袍》等等）给出的一个陈旧模式是，凡是活动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所谓抗日派系，都是卵翼在国、共产两党下的间谍，优势是女碟；而第一成功、第一有效的碟战胜利者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次之；日伪间谍，基本上不见首尾。碟战，成为西方“手段就是目的”这个哲学的中国表达—— 导演们细节毕显地展览这些女碟的脸部和臀部。这样的碟战片，导致所有的间谍、（尤其是）女间谍，据说可以既入虎穴，魔窟和淫窝，又可洁身全退。这些女人，并不像《色戒》那样赤裸上阵，出卖肉体，甚至敌我同床，媾之与身——却又半遮半掩，出尽色风——这是一种色情共产主义和享乐间谍双料的结构——是苏联时期 KGB色情间谍旧版，在中国的重演——只是更加具备中国式朦胧和意淫。大陆《旗袍》一剧，就在承袭《色戒》方面煞费苦心，吞吐有致，塑造出来一个色情朦胧的角色关小姐。与色戒异同有类。作为间谍的女人的诱惑和色情，虽被所谓“旗袍”文化掩饰，却处处表达了导演色迷观众的赤裸用心。这类电影，在大陆“特色” 文化里，究竟起到何种政治和文化作用，其实观众一目了然。是的，导演和演员在共谋一种商业目的，以完成这个极权主义文化一度拒绝的色情文化；他们说，那是传统和专制主义的颓废垃圾。
在《旗袍》一剧里，人们看到几个同样无道无耻的剧情：关萍露，作为一个色情间谍，她的情色寄托于汉奸上司丁某的旗袍研赏上；且用成百成十的旗袍，演绎一种据称是那个汉奸领袖十分高雅的女人“品味”。于是，影片场面，以各种仅次于三级片的打情骂俏作为唯一调料，上映一种又赤裸（色情暗示狠；男人翼淫；女人体秀），又隐蔽，又张扬，又模糊的画面，让中国人的视觉，超越革命－反革命，抗日－反抗日，是非－反是非的历史绍述，完全进入细节把玩的颓然主义。这个超越，其实就是变相的色情。且不说这个戏码的演绎和逻辑十分粗野和愚笨，只是在演绎色情可以“不”色情上，业已十分成熟。其中，“常在河边走，可以不湿鞋” 的角色，居然可以和汉奸丁某，和日本军头某某等出入舞场，形色相照，却仍不堕其身。这是中国色情片的想入非非。同样，此片也赫然塑造了日本人，尤其是高级别军头的“兵兵”有礼和文化“品味”。在日军野蛮屠戮中国人的时候，演员们出演的历史，不过是上海百乐门的舞会和旗袍展览之色场；而与此对比，中国反抗者类，却被塑造成为一群活脱脱的酒鬼和白痴——乃至最后主角叛变，等等。
这类片子里的共产党人，除去有着一些神出鬼没的二郎神功用，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新四军和什么军，和国军几十此正面战役之间，究竟表达了什么关系——如，韩德勤部遭遇新四军的打击，数万人为共产党消灭——继而产生“皖南事变”——这个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真相，在碟片里当然不会说及。这只是延及之一点。整个国民党正面抗日和戴老板打击日寇的正面作用，在片子里每每肆意进行涂写——姑且不说，这不是一部历史片；即便是文学作品，这样的外道和涂界，也是十分粗野的。导演只是用女人的脸部大写和身体曲线，勾勒一种外在于真实的图画——这导致她们的女碟和战士，更本不具备任何文学或者戏剧的真实性，就不要说艺术性了。这是继大陆红色文化强奸历史以后出现的、新一波历史涂炭——和他们前此的伪道德说适成反照。和红色文化的荒诞一样，现在，他们把目光转向旧时灯红酒绿的都会风情；且用那些可以是共产党，也可以是国民党的女间谍们，充当这种历史－现实的调料，渲染那种今天他们真正过活的腐败和无耻；而他们的玩偶，就是这些据说可以全身而退的萍露们。这是革命和统治之间的转换，是统治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化；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共妻的朦胧诗。那些双料或者n料间谍们的多脸部、多体位行止，正好是他们点缀现在浮华都会的道具。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演员知道一些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常识；中国观众知道一些基本的道德和基本的廉耻——他们还会盲目欣赏这样的前革命者和前间谍们吗？他们还会将此片类看作是他们乐见的精彩人生和间谍＝英雄之榜样吗？欣赏女人的“旗袍”，是不是就会变成欣赏硝烟和血肉之间的一种奴性美学呢——虽然，这个“美学”，在片子里每每出现——但是，它很快就被关小姐对于丁汉奸的假戏真作和真戏假作所化解，所异化，所颠覆了——她口口声声“干爹干爹”的叫喊，难道不会令人想到，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叫喊斯大林为父亲，毛时期，叫唤党为爹娘的一幕幕一出出悲剧吗？因为，当一切的一切只是臀部和脸袋掩盖下的人体秀和旗袍秀的时候，所有的历史，政治和战争，就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是非。这种对于历史的歪曲和对于女人、女演员的亵渎和玩弄，最大程度满足了很多导演和观众的低劣品味 ——这个品味就是他们说的，汉奸的文化“高品味”的演绎（见台词）。是的，这是中国文化赝品中每每出现的一种手法，且现在业已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手法就是，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大陆这种不择手段的的政治，过程就是目的，目的是虚设的前途等等内涵（共产主义虚妄），转换到女人的被和谐和被出卖上去，且在一定的检讨逼迫下，出台一种半遮半掩的情色暗示和诱导；这是“异化”这个概念，对于间谍人生的最好写照：手段，就是目的——这样一种间谍哲学，逐渐演变到中国社会不择手段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我们说，所有间谍、特务和奸细都是可耻的。虽然，他们也许是民主和自由的某种功臣，但是，他们变形的人生和道德，根本不能作为普遍社会形态施行宣扬和宣传。因为，这样的宣传，只是引导人们像间谍一样，将一切的人生标准和道德规矩置如敝屣，而仅存的旧日的文化和传统，被施行解构和毁灭。这其实就是：开创和延续中外人士人好像业已十分熟悉的厚黑学、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娼妓哲学。
这个异化过程，将所有人生的基本形态，用一种“目的正确论”——民族解放和人民建国等等，予以摧毁，亵渎和涂炭；她含括摧毁纲常的婚姻（假结婚）；旧日的道德（和汉奸上床）；传统的文化（“旗袍”——诱惑和色情——该片每每出现丁，吴等人动手动脚的各种色情显示……）；政治和历史的正面演绎（肆意歪曲史实 ——把中共抗日放在不适当的位置；等等）；战争和和平的崇高追求（将日本人的野蛮，说成是军阀对于美女的情有独钟和美学玩弄；《旗袍》对日军将军的胡乱塑造……；须知，日军慰安所里的大量亚洲和国女被强奸，轮奸和屠戮——而片子里，却特色玩弄军阀的意淫游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个异化的完成，的确张扬了过程，手段，细节和易数，乃至形成对于其“目的”的式微——这使人想到另外一种清教徒似的的对于性的排斥之革命；而这种革命，在文革时期，是以强奸女知情和杜绝女人花衣、烫发为宗旨——这是殊途同归。因为，读过列宁和聂恰耶夫革命纲领者知道，革命，造就人是机器；人是非人；造就女人是石女；又，它同时造就女人是妓女，是玩偶（丁某的旗袍玩偶），是间谍；总之，它最后造就人类社会是“动物园”，是“1984”。一切囊括其中，万变不离其荒诞和寡道。
另外，革命是异化，业已勿庸置疑；而当这个革命转换成为民族主义的时候，也好不到那里去。我们看到，在研讨妇女地位和妇女尊严的时候，色情间谍和卡扎非的绿色女人卫队，没有什么不同。故此，当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读者和观众，不自觉地被大陆导演的美女文化和汉奸文化所腐蚀的时候，他们往往对于间谍们在虎穴之中饱受和饱偿斯德哥尔摩情结，产生特定的那种满足感和观赏感；就像他们在德国演绎一种类似李芬斯达儿的意志之胜利戏码；这个戏码在丁度.疤瘌斯的手下转换成为纳粹帝国淫荡群体的影画；在日本鬼氏导演手里，变成对于女体侮辱的“花与蛇”；等等。一切，都是性和法西斯的结合。暴力和情色的结合。现在，随着导演们和男主角大肆玩弄女演员、女体和情色而到达廉耻地步之时，大众转向高雅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可能性，业已微乎其微。这是整个中国现代无耻文化的一种写照；一种人生如无耻间谍一样的、无道生活、厚黑生活和逐腥生活的写照。这也是我们估算中国花朵开放必然迟缓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个极权主义人民的定义，本身就是矛盾。这种比较某种西方色情文化更加虚无和虚伪的文化，正在大陆猖獗泛滥，且为一些西方的商业之徒视为瑰宝。而在西方，色情无权解释历史；间谍，也无法称为榜样（虽然，他们在冷战里功勋赫赫……）；手段，不是目的；异化，也不是生活。这是基本的人类道德诉求和文化定位。但是“旗袍们”的定位，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一般而言，间谍被抛弃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潘汉年和金无怠的结局和关氏一样，并无不同；而关露（片子里关萍露原型），也因潘案被迫害致危致困致病。晚年凄楚穷聊，几乎落魄亡魂。我们看到，她的死亡几乎是在完全不被社会了解和同情的1980年代，也就是她为党国共产奋斗几几半个世纪以后。这是如何一种政治娼妓的命数啊！虽然她撰写了潘的生平文字，但是坊间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潘的平反也是在水落石沉的照样依旧之状态里敷衍了事而已（见史料）。
2，关参与日伪国三方签署和约，共同对共之在场照片公布，就是一个例证（电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公布与之，当然是共产党（电影）——而这个举动业已说明关氏已被抛弃——且不说她是不是在历史上更多有共－日关系谈判结构沆瀣之情报举动，只此一举，自然很难排除共产党随时准备放弃之——潘汉年史料有限公布内容，直到他最后被灭掉，也有此说；更何况关氏小人物。这个总背景就是，共产党几分抗日，几分内战（打击蒋介石抗日军队）之间的拿捏和策略，造就了一种往还于日寇汪伪之间的间性谍制。这是世人尚待挖掘的重要史料。
3，这是一种显然的做法：共产党同意关氏成为公开的“日中亲善大使”，以至于造成世界影响；这意味着共产党业已在手段－目的上，逾越底线，出卖民族，让共产党奸细公开成为日本傀儡——无论如何，这个影响业已造成共－日暗中与公开勾结之铁证。这个做法，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交待于国人，于媒体，所以，关氏忍辱含屈，疯癫屈辱，却汉奸罪明，无可如何，成为必然。交待和杜撰的那一场疯戏虽然震动魂魄，却依然是一种破绽百出的荒诞和无耻——鉴于党国（两个党国）抛弃一个弱女子而言。
4，关被抛弃（不许结婚与钱氏）也是一个证明；虽然后来纠正，里面情形究竟如何？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钱氏女儿的哀求，死事就可铸成。她的疯癫，在影片里本来就是举世皆知之事，但是，片中只用一个个人的努力（钱氏上告）而挽回；真实之中，究竟是挽回、还是抛弃，就很难说得清；因为党国（共）看见社会致疯其女而保持缄默——须知，那业在抗日胜利以后——是可忍，孰不可忍！真实之中，周恩来方面之关之前友王氏抛弃之，也是一个铁定的死事。（史料）
5，报纸披露关为汉奸，究竟是报纸独立所谓？国民党所为？还是共产党此前业已公布所谓在场照，事实已经一目了然——而此事导致关疯狂险死，又和她成熟的党性和人性直接抵触。也是我们诉诸本文，人性变异之重点。剧本、剧情忽略了一个常识。国治时期，大公报等独立媒体，并不会一股脑跟在党国中央日报之后造谣生势，侮蔑贤良，诋毁忠臣——剧本以为这和现在媒体发出一片新华社通告，大家就跟屁其中，完全没有自知自主判断类同——这只能偏偏庸众。
6，最为重要如第一条，共产党和日伪之间是不是有所勾结于关氏行为之中，史料躲闪，迹痕犹在，那就是后来毛要感谢皇军侵略——既然后来如此，当时又是如何 ——这是等到更多档案公布后，才可以发现和深入之真相。现在很多共片重复共产党抗日主调，忽略几十次主要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抗日伟绩，是在是枉道从势，毫无截至。至于国民党人的正面抗日敌后志士，更是被歪曲成为酒色饭蛋，穷凶极恶之漫画嘴脸；就更是小儿科了。
7，关氏疯癫和后来丁某设局，假婚姻和钱攻击救出关，纯粹杜撰（指电影）——这种设计非常庸俗。它往往只能造成一个男谍前妻被敌方打死情节。不然不能完成新旧转换；试想，如果前人不死，后人如何？大小为妻，两头为大，还是真实告知之进了北京就换人……——而丁氏死，也是演戏，并无史实；史实是，丁默群（原型李世群）确为毒药谋杀于日军手下（史料）；至于瞎编一个日军也被报复毒死，更是“瞎得”厉害。
8，日军换装为国军一事并无史料披露；反倒是林彪四野中有日军改正加入之。是共军里面有日军加入参与内战之证。看看有关史料。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
——‘日本人受到了解放军的重用’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 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军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被分配到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等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着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 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 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史料http://bbs.tiexue.net/post_4438709_1.html/）
最后，国军是正面抗日力量，就连共产党后来也有此说——虽再后来，又有悔认——历史却不是小姑娘的鞭子，可以随意编撰。所以说，是谁要“接受”，谁该接受，接受合法；谁要摘桃子，侵吞胜利果实，史实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抗战后军统中统接受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可厚非——至于接受大员贪污侵吞民财，则当另外说清楚。我们并无史料证明这是伪证——这是大公报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持续发展。这一番简述，当然不是本文设及重点；也不是影视作品强调之史感，但是，忽视和歪曲史实，则是此部意淫之戏对于历史背景的窜改和涂抹。须要点出为止。
出 处 :北京之春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