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卡扎非和庸人奥巴马

屠夫卡扎非和庸人奥巴马

刘自立

埃及之后就是利比亚吗？现在，战斗和抗争还在继续。利比亚人被卡扎非的野蛮部队残杀，人数业有三四百人；这个屠夫甚至排了军机来轰炸百姓。虽然，消息良莠皆备，是不是精英部队业已哗变；部落和酋长们是不是响应了起义群众；的黎波里是不是已经失控于卡氏家族；卡扎非是不是已经逃往……这些未定因素，还在神秘的命运指向下运作。对于卡氏屠杀行为，联合国和欧盟业已发出谴责。只有美国政府和奥巴马，装聋作哑，特持缄默。这个行为或者因为卡氏前此放弃试验核武器，后来建交于美国使然；且有巨大石油利益受益于美国人。人们看到，就是这样的利益诱惑和国家格局使得奥巴马政府和其本人，对于利比亚的人权灾难和卡氏屠杀，保持了无耻的沉默——我们乏于见到美国政府官员和议会究为何故，对此埃及之后伟大的利比亚民主抗争保持如此冷漠和旁观之态度——奥巴马团队的美国衰落论和由来已久的实用主义策略，是不是做甬者，尚待一段观察。这个现象，带出现实和历史中美国外交、政治、战略中负面因素的回顾。我们看到，美国右翼政治对于拉美民主基本上是负面因素；他们支持的皮诺切克们，垮倒于本国自由的抗争，导致美国认可的纳粹成员被抓捕和右翼屠夫的倒台；他们恢复六四后与中共之关系，且在后来的沆瀣与勾结中，大量炮制“中美国”和北京共识；他们对于埃及的支持，导致窃国大盗穆巴拉克窃取国家三分之一财富——据说，这是他们看待的、其埃以和中东政策的顶梁人物——于是，他们支持一个小偷三十年。这是连马基雅维利也无法为之辩护的是非相对主义和惟利是图。现在，埃及事务完全超越美国策略，一举推倒了这个小偷。事务发生连锁效应；法国的非洲榜样突尼斯和美国的非洲榜样埃及，皆被民主主义推倒；此一革命，连带推倒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利益格局，走向一个非美国战略主导的中东新格局。此时，多米诺骨牌之民主效应波及利比亚。美国人在此关键时刻，在其欧洲朋友和联合国至少提出对卡扎非杀人这件事情的表面谴责的时候，庸人奥巴马，居然一言不发，袖手旁观。他对于人权的素有承诺和自由假说，现在都见鬼去了。人们期待美国做出或者继续做出世界警察努力的梦想，正在破灭；新一轮民主和民族革命甚至伊斯兰主义的呼声，正在神秘诡谲地、因为美国的缺席，而发生悄然不知所向的变局。
半岛电视台全程24小时播放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家民主运动现场和进程的时候，奥巴马，岂有此理地面对了他要消减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计划——他们并且对中美国结构继续他原有的利益和所谓战略设想，并未丝毫有所“改变”（这个辞藻是这个黑人的专署权乎？）——他们给出的、中国之花的革命日期的定位，竟然是在遥远星河的漫漫长途上吗！——换言之，中国没有各种花之变化，其主要因素，就是这个“中美国结构”的深藏不露和根深蒂固。对于利比亚的表演和不表演，正好说明了奥巴马政府庸俗看待、也许可以称其为第五波民主浪潮的立场。这个拖延，正如上述，是真正的中美国作业，可以说，其开始于七十年代毛和尼克松的表演；后来表演于六四背叛——他们肯定了美国—中国、前店后场的商业和政治操作——这个操作，是从他们放弃台湾开始的。于是，我们回到主题。如果利比亚的革命成功，他究竟说明了什么？就和埃及革命成功，说明美国三十年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的荒诞和无道策略乃及其战略部署失算——利比亚如果出现卡扎非镇压成功，美国，就会再度支持了另外一个“六四”政权（利比亚的六四）？！——但是，如果伟大的利比亚革命成功，那么，事情又会如何变化。一个伟大的变化，就是作为古代文明之一支，利比亚文明汇合埃及文明，再加上以后伊朗（波斯）民主文明，中国民主文明，形成世界古代轴心文明之现代化格局，这个更新的巨变，正在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发展，也未可知。这是希罗多德们和蒙森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埃及，波斯和利比亚对于世界的影响；也是黑格尔现实与合理的辩证法之再现——“现实，就是不合理的”——这个判断的再度证实；因为变化和涅槃，才是最终的合理——于是，中国，埃及，波斯，利比亚等等古代文明之现代化进程，将会超越庸人奥巴马的石油利益和国家利益，重新塑造新一轮的“历史”和世界格局——这是新时代的希罗多德的梦想。这个历史，也许不是欧洲的历史，不是美国的历史，而是中国和非洲的历史。这是一个绕有趣味的观察；也就是说，未来世界，不是因为中国模式（中共模式）的延续，导致世界新式格局之出现，而是因为“中国民主模式”和非洲乃至所有的朝鲜，古巴和缅甸的民主模式之出现，把美国重新挤到民主的边缘位置。这是中国人唯一值得肯定的、民主中国模式之中国民族主义。
这是一个因为美国自己作为不当导致的结局。这类根据发生的结果究竟是花果还是毒果，至少现在对于美国人是苦涩和难耐的。仅仅因为卡氏一个狂人的默许（废弃核武器研制），奥氏这个非洲族裔者，居然对其本族非洲血亲同胞被杀戮采取六亲不认主义，这难道不是把对于非洲的发言权，拱手让给某种阿拉伯激进主义吗？对于以色列的过度偏袒，使得各种戴维营主义似是而非和是非不明，就是因为美国对于中东地域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导致以色列民主模式和埃及民主模式的格格不入和傲慢偏见——所谓民主国（狭义的概念、以色列的概念的）正确性，在新一轮的民主主潮中，作弄了犹太人的国家观念和地缘观念；也许，还会在美国和极端主义之间逢场作戏，互相较逐——而这个游戏的输赢，完全取决于美国是不是退出，旁观和消极对待利比亚的民主——含巴林（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驻地），也门和约旦等国的民主进程。一个没有美国的民主，也许会出现——一个排斥美国的主义，也许会鱼龙混杂地改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之局面—一个本拉登主义，是不是会响应半岛电视台的呼吁，以支持利比亚革命而以美国人对此话题的沉默而告结束？奥巴马的沉默，是不是导致美国民主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的“边缘化”和“不正确”——所有这些观察，有待事务的继续发展。但是，危险，极端主义乘虚而入，而美国坐视旁观的危险，业为世界民主人士和各界担忧。美国人向来在价值和实用两个层面游刃有余；今天，却在我们观察利比亚革命的时候，奥巴马的不做声，让人感觉他们的色厉内荏。这个人的作为，居然到了就连中国政客也做不到的“不做声”（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会发声）。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新美国态度。是对死难利比亚人民的羞辱和漠视。我们知道，在纳吉被绞死的时候，在六四死难者呼告无门的时候，在朝鲜人民做牛做马甚至牛马不如的时候，美国、中国正在玩弄一种叫做核武器带来无主义、无价值、无是非的游戏。这个游戏，美国人和苏联人玩过；这个计划，以消灭几十个地球的进度发展到可以消灭十几个地球的现状——不知道他们何以乐此不疲——他们早先和朝鲜玩弄这个游戏；所有的根据，都是虚拟和虚无的——中国，不是也有核武器吗？——这才是他们视而不见的现实和关键。现在，因为卡扎非放弃了核武器，他们的礼遇，居然发展到允许这个混蛋派出轰炸机来轰炸他的百姓——难道，奥巴马这个黑人就是这样对待他的非洲人兄弟吗？
不是美国经济衰落，导致其不坚持他的人权和价值，而是因为他们放弃价值是非的做法，正在进一步使其苟且和依赖于极权主义和屠戮主义。
全世界的人们，只好密切关注之，评断之，以期改变，以期他们回返其开国者的价值观念。
至于利比亚人，中国人，除去探索自己的牺牲之道和自由之道，并无完善的美国搭救计划，可以盼来上帝的拯救。
各种花之革命，只有在看透中美国结构主义的解构革命中，才会生出萌芽，成长壮大。
美国，这个民主价值的伟大贡献者，如今何去何从，要由未来的历史做出定论。
就像没有计划经济一样，美国战略计划指导下的“计划”革命，也将不复存在！
庸人奥巴马，更是应该打道回府。人们应该期待美国出现价值眼光更新者和战略思维更新者；以从新定位美国的政治和外交。
这是美国复兴的偶然选择，也是必然选择。

无政府主义的积极瞬间

无政府主义的积极瞬间

刘自立

看到网站上埃及革命时期解放广场上秩序井然的场面（见阿波罗网）；令人感动----所有这些人民自发的秩序维护和人人服务人人的景象，让人想起北京六四镇压以前人民日报上近似的报道----

"独裁者穆巴拉克已经被沉默的大多数赶走了，可新华社依然把这起正义的非暴力运动定性成动乱，骚乱甚至是暴乱，真是数典忘祖，全然不敢提毛太祖当年是怎么打土豪分田地的，怎么小米加步枪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是怎么建起来的。
言归正传看图：（图片转自BBC）
"这是首都开罗解放广场，是18天反穆巴拉克抗议示威活动的中心，在抗议示威活动的最中心，BBC记者游览了广场，展示了抗议活动的井然有序。
主演讲台
这可简陋的平台成为类似于海德公园的演说角，为示威人士提供了呼唤同行者采取行动和悼念遇难人士的中心，白色的屏幕是用来投影政府和军队的讲话。
露营区
大多数人每晚都会回家休息，一部分毫不妥协的活跃着在广场建起了露营，有的睡帐篷，有的就用塑料布遮盖着睡在人行道和草地上。
垃圾回收点
这里没有政府的垃圾回收机构，示威人士自发负责起回收，努力的保持广场的清洁。
艺术作品
街头艺术"埃及之心"， 是记者从很多广场上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埃及之心"面向一方曾经被穆巴拉克支持者暴力攻击的方向，很多人在这个艺术品旁边照相留念。
坦克当床
整个抗争过程中，许多勇士就睡在坦克附近，用肉躯阻挡，以防政府用坦克发动攻击。
肯德基急救站
示威者占用了附近的肯德基店，用来急救受伤和生病的同志。
幼儿园
开罗的学校在期间停课了，很多母亲就带着他们的小孩来参加抗争活动，她自发的组织了一个临时幼儿园。
露天医院
善良的医生们志愿建起这个医疗点义务为被伤害的示威者疗伤。
食品贩卖
这个卖豆豆的残障人士在示威区内销售，示威者还利用附近的快餐店提供免费饮食。
饮水点
饮用水并不容易送到广场上，一个附近的工地在提供饮水。
医药点
这个医药点就在演讲台边上，许多药品是免费提供。
销售国旗
自抗议活动开始，广场上贸易也兴隆了起来，象征爱国运动的国旗和国旗颜色的帽子热卖，5元人民币一个大大的国旗。
阅报栏
每天早晨，埃及的主要报纸就会被志愿者贴到一面墙上，让那些参加示威的民众免费获取最新的信息。
厕所"（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1/0217/article_119176.html）

人民在这两个广场上对于自我秩序的建立，使人想起无政府主义人人自助的某种蜂窝理念；蜂群自发形成对于威权的结构和解构。他们解构了邓式政体的合法性，建立起自身建设的政治萌芽状态；而埃及人则在民悴主义积极活动的进行时态，给出他们有能力有魄力取代政府的某种建构形式。这个整体的非暴力抗争和民悴主义积极的人民秩序建设，给出历史上多为否定的无政府主义梦想一个积极的瞬间。当然，我们不是要梦魇此主义的复活，而是要重新考察一个政治现象----人民，不管是有无组织和政治形态，其天然的正义举动后面，自然有一个道德力量和法度理想的双行。这个力量，就是对于穆巴拉克甚至邓氏政权的不合法性的天然否定。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权威的理念，在反对某个独裁政治的行为上，瞬间取得了他的感召力和威权性----这个威权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政府的危机和破产。故此，从新考察无论是克鲁跑特金还是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给出他们一点点积极正面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埃及，看看六四前，看看整个民主潮流在冲决威权和极权主义体制时期，自然状态下的人民道德和道德复苏，就可以了解什么是道德挽救的最大可能和最好形式。
当然，我们不是要坚持这种民悴主义的恒久之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个状态不可能持之以恒。两种前提赫然摆在人民面前----一种是邓式政权取代民悴主义合法性，重新组织新一轮老政体，就是后邓政权----再一波考验，就看埃及人是不是可以及时废除这种固然积极但是绝对命短的民粹主义，代之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所谓代议制政府。因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体现健康政治的制度建设元素，他只能停留在民悴主义积极或者反动两个层面。毛主义，列宁主义甚至整个第三波第四波民主浪潮，如果不能转变到普遍选举，三权分立和自由报纸网络状态的民主政权，那么，再为积极意义的无政府主义，也会转变成为新式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个民悴转变的反动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包括毛式民悴主义，列宁民悴主义甚至霍梅尼民悴加教权极端主义，等等。其间，关于和谐/秩序论的解毒，我们以前稍微提及，现在不妨予以重温之（《互助论》）----
"秩序是有十分子九的人类被剥夺一切满足基本生活﹐开发合理智力所需的权利。十分子九人类的生存境况沦落为动物般日复一日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对科研和艺术创造为人类带来的欢娱不敢有任何非份之想-
这就是秩序﹗
秩序是让贫穷和饥饿变成了社会常态。它是死于饥饿的爱尔兰农民﹐是死于白喉﹐斑疹伤寒和饥荒的占俄国三分之一的农民﹐是意大利人被迫遗弃自己富饶的乡村流浪欧洲不顾几个月后被活埋的危险四处寻找挖掘地下井道的工作。是农民手中失去的土地变成供养富人的牲畜饲养场﹐是耕地宁可被闲置一边也不将它交还给旦求耕作其上的农民们。
秩序是妇女靠出卖自身来养育子女﹐是儿童被赶进厂房或死于饥饿﹐是劳工得到等同机器的待遇。它是反抗富人的工人和反抗政府的群众无法挣脱争脱的幽灵。
秩序是微乎其微的少数人被提升到掌权的职位﹐为此他们把自己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并且培养他们的后代将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以便继续依靠诡计﹐贪污贿赂﹐暴力和屠杀使他们的阶级特权得以维持。
秩序是人和人﹐贸易和贸易﹐阶级和阶级﹐国家和国家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事。它是欧洲大地永无休止的炮火轰鸣﹐是乡村遭到闲置废弃﹐是整代人在战场上牺牲﹐是一年时间毁掉几百年辛勤劳作堆积起来的财富。
秩序是奴役﹐是思想被套上枷锁﹐是人性在刺刀和鞭打下的堕落。它是爆炸声中的急速归天﹐或是成千上百个的矿工因老板的吝啬每年在爆炸和倒塌的矿井里窒息而死﹐是工人一旦敢于申诉便遭到枪杀和刺刀。
最后﹐秩序是淹没在血泊之中的巴黎公社。是倒下的三万男女老幼﹐他们有的被弹片击中﹐有的遭到枪射倒下﹐还有的被埋在了巴黎街巷下的生石灰堆中。它是关在监牢中﹐埋在西伯利亚雪地里的俄国青年的脸孔﹐和死于刽子手绞绳下的最优秀﹐最纯洁﹐最俱献身精神的志士。
这就是秩序﹗
而混乱﹐'他们'所指的混乱秩序究竟又是什么呢﹖
它是群众为反对这个可耻的秩序发动的起义﹐是他们挣脱手铐﹐砸碎脚镣﹐走向更好的明天。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
它是革命前夜的思想叛逆﹔是推翻掉维持了世代之久约定俗成的假设﹔是新思潮和大胆革新如破闸洪流般涌现﹐是科学专题的解决方案。混乱是废除了陈旧的奴隶制﹐是公社的兴起﹐是封建奴役受到摧毁﹐是废除经济奴役制的尝试。
混乱是农民起来反抗神父和地主﹐焚烧城堡利用原地建造自己的村舍﹐永远摆脱他们的茅舍陋屋。混乱是法国废黜君主制﹐使整个西欧奴役制受到致命痛击。
混乱是让君王们心惊胆颤的1848年宣告了工作的权利﹐是巴黎群众为一个新思想而斗争﹐并在屠杀镇压中倒下﹐给人类留下了一个自由公社的理念﹐开辟了通向可以预感到的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的道路。
混乱﹐'他们' 所指的混乱﹐是整代人为不再作奴隶和建立一个人类更好的生存环境而不懈斗争的时代。是大众济济人才自由翱翔发挥的时代﹐在几年时间内他们将取得巨大进步﹐人将不再处于旧时奴隶﹐卑颜苟生﹐贫穷堕落的状态中。
混乱是最美好的热情和最伟大的牺牲洋溢涌现﹐是一曲人类爱心最高远的史诗。 "）

这个和谐/秩序论的两分法非常明确。一个是克鲁炮特金的政府和谐反动论；一个是他的革命和反权威主义的人民不和谐合法性。这两样和谐与不和谐，也从此次埃及革命里看出端倪。政府和谐论的迅速破产，连带着他们埃及爱国主义，地缘政治和战略均衡主义，国家利益稳定主义（美国利益和石油利益说等），亲美合法主义等等的速朽和腐烂。而反对派的人民和谐主义则能摧枯拉朽，冲决一切之桎梏和网罗。
这些政治迹象给人颇为振奋的启示。我们看到，如果人民革命给出一个基本上不是来自革命名人甚至官方同道的人民秩序，那么，这个人民秩序论，很快就会发展成为民主代议制的程序建设和监督体制。这个民主主义的建立，却往往十分脆弱。就如同法国巴黎公社一度试图建立一种违背政治理论和孟德斯鸠主义而产生理念和实际皆大破产一样，中国人六四的积极瞬间，因为不能把我时机和转变态势，让这场运动始终基本停留在赵式解构的范围之内，而导致赵式一感冒，六四就病倒的可悲状态----而且，这个理念和实际的失败和悲剧，也是因为这个民悴主义没有突破极权主义先期洗脑带来的毛式合法性和国际歌合法性----国际歌合法性，本来就业已证明了，巴黎公社的新式试验不能带来取代法国政治传统的制度和革命建构。我们看到，巴库宁撰写的法国革命史里面，他执着着要反对法国的传统代议制政治和政治议会传统----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计划主义的试验----这个试验在列宁看来是一种无稽之谈。巴黎公社失败了。马克思本人对于巴黎公社首鼠两端的态度，带出他的狰狞苟且的机会主义面目（见鄙作《德雷福斯案件百年启发》----
"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又使得他们思考革命和主权的分野与合璧。关于巴黎公社的争执则把所有的学者文人卷进其中，且出现各执一端的局面。连马克思也在这个问题上首鼠两端，似是而非；马克思一方面说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又说，'......此外，公社的大部分成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稍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和凡尔赛达成妥协，这显然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事情。'（马克思致多姆拉*纽文尤斯的信）。
"而雨果的前后矛盾和自我分析，也说明他的思想遇到了感知的挑战。'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伤亡都表示哀悼。'4月10日，他记录到，'这个公社同凶残的国民议会一样愚蠢。'......4月22日又寄去另一首----『不要复仇』。这一诗作在凡尔赛也得到刊登，并将其看作是他对公社的谴责。5月初，公社颁布法令拆毁万多姆纪念柱的时候，雨果寄去了『两场胜利的纪念品』，以示抗议。'（『自由之声』米谢尔*维诺克著）巴黎公社促发了全部法国人的神经。而公社反对普选，屠杀将军（克莱芒*托马斯和勒控德，一位是国民自卫军将领，另位是正式将领），诋毁宗教，使用暴力......使得这场反对俾斯麦入侵的爱国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产生了诸多恶果。一些人被写上了黑名单，预备迫害之----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戈蒂埃，勒南，贡古尔，小仲马，乔治*桑，巴贝尔，泰纳，布尔日......'（见『菲勒蒙----老妇人』吕西安*德卡维）。
"左拉的态度是中立的。他写道，'恐怖统治了一切（指公社的统治----笔者注），个人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遭到了侵犯，教士遭到恶意的追捕，政府把搜查和没收当作了惯例，这些都是悲惨而可耻的事实。'（同上书）左拉像不宽容凡尔赛和俾斯麦那样谴责公社。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并开辟'马赛信号台'专栏，以论时政。尽管人们对公社看法不一，如坚决支持之的莫伯桑和坚决反对之的贡古尔，乔治.桑等，历史毕竟说明，在坚持公社原则的作家里，也无法无视普选和博爱，非暴力和新闻自由......这样一些不争的原则。虽然夏多布里昂谴责雨果崇拜平等而反对自由----但是，有人说雨果超越了二者，这个超越，就是博爱。'（见『墓畔回忆录』和上书）。）
故此，所谓的民悴主义革命，在其前期，的确有着今天和昨天埃及革命和六四民运的幼稚病态；虽然，这个病态包含着人民道德的复苏和醒悟，包含着人民对抗政府秩序的积极面向；但是，这个短暂的状态，在理念和实际上，必须转变成为民主程序和代议制决策。固然，代议制制度的缺陷，有着某种（约翰.穆勒）置疑其正确性的范畴----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谓，对于民主也要批判----那个美国人天天都在从事的事情。真正对于民主实行价值和制度批判者----这和美国人改善和完善民主制度之批判截然反向----是毛式民悴和伊朗宗教极权主义----这个极权主义仍旧不同于和大为逊色于共产党极权主义（这是后话）。所以，当马克思曲解公社含义，不禁让人想到伊朗总统对于埃及事变的歪曲。于是，在此民悴主义产婆中出现信女和巫婆；巫婆就是催生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接连民悴主义之毛式，列宁式革命----与此相反，就从民悴主义里面产生民主自由。这是看待瞬间积极之无政府主义甚至瞬间反动之，不积极之无政府主义之理由----这个理由是，当毛"人民万岁"一喊，其全部早期无政府主义之含义，就被"毛万岁"取代而几乎不复存在了。积极之瞬间，转变成为人民全部倒下之"站起来"主义；此为众人皆知，不予再赘。我们的希望当然是，埃及积极瞬间过后，会有成熟的民主程序和民主抗争随之出现。这才是"埃及万岁"之全部现代性转换；这个变化，首先把古代埃及文明取名为现代性；从而使得现代性观念从古代轴心文化和尼罗河古老文明中唤醒和振兴；这当然也是中国人期待的一种，将中国古代儒学之轴心文明，转换为中国民主现代性的未来理念和未来实践----如此一来，真正出现在世界的古代轴心文明，将会随着民主化和自由体的到来而更新。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槃吗？！

孔子来干什么！

孔子来干什么！
——兼谈埃及民主化和道德犹存课题

作者：刘自立

孔子现在到了北京天安门。他来做什么？坊间议论纷纷，不一而衷。其实，道理很简单。孔子来了，就宣告造反失败，过时，不合法。但是，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孔子来了，造反就不合理了；造反就有罪了——奴隶们起来起来，就被镇压和谐搞死了。其间，这个逻辑如何变易和发展呢？我们看到，造反有理，其实有两种根据。一种根据是，造反是为了回到造反以前的局面。在此造反过程里，依然包含自由的元素，不可以全能、一元，说了算；比如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就是；就是回到国王和贵族废除会议前的合法状态，重新召开议会或者三级会议——因为，法国在革命前几百年就有此传统；革命，就是回到传统。英国亦然。美国是仿造英国自由自治和主权在民，施行宪政主义（至少，他现在也没有全能法和极权法。）这个历史，只是常识，不必多言；我们只要看看所有革命——复辟带来的秩序论基础是天主教和法典（拿破仑法典等），即可说明之。中国情形，其实也是一样。
造反有理，包含招安和改朝换代，尊孔敬儒，“圣道者不北面”，是有儒家道统继续执掌各个朝代文化与习俗的。所以，造反有理，就是其理，包含在造反以后，回到孔子。就连满族康熙一类异族统治者，也不例外。究其根源是，他们不想废除道统；道统指挥正统和政统，不在话下。也就是我们说过的，就连辛亥革命，也既不可以废孔，也不可以废教（西教等）。在政治制度上，西方之民主源流在革命和造反的河道里，并未完全阻遏；即便有富歇和伏尔泰之类，要把圣经拴在驴子尾巴上予以毁灭、亵渎，但是，圣经之经久不灭，远远胜过那些预言上帝死掉之狂人。
所以，造反之词，在除去马克思主义语言之外，本也是有理的；就是理在造反后皈依正统。中国道统由来，历来有些争议。周礼，周易，本为源流；更有人诉之更早，溯到殷商时期素朴的祭祀之准宗教崇拜。但是，孔子一来，殷商退后，退到很辽远的地方；没多少人尚在提及（除去陈寅恪，施本格勒一类较真人，还在言说之……）。孔子一来，就是人文主义代替上帝（含中国上帝）——走向中国无宗教。中国无宗教，就是废除一种认识之不可知论——因为启蒙主义就是人文主义——搞不好，就是人类中心论，主义的暴力变为人事的暴力。这个中心论的核心，就是认定胜天（就连易经，也多多少少变成人备环境论，而非环境决定论，天然去人真。换言之，就是人胜天，而非天胜人——后来，西方绿党和解构主义和易经之伏羲格，遥相呼应，主张人之中心论的解除——回到上帝中心论，甚至回到原始之无中心论。这都是延异和异化过程。
回到孔子说。孔子说的本体就是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就是本着易经、人对于天、对于天之胜败、输赢、强健、羸弱一类范畴的说法经断，更逐渐滑向人伦主义的科层体制，且在道统和正统（一家之姓氏神器和制约）之间，施行千年中国文化演进之政论“周易”，也就是君臣父子；天道自然，超然之在（存在——语言判断），早就忘却于后！这个大历史的变与不变，正是中国轴心之孔子文化的精髓。此原则，说长道短，就是一句话，“传圣道者无臣礼”。基本上的文化结构是政治上的变与不变；不变与变。从正面讲，中国文化之所以发展，之所以没有“文革”，之所以产生“大家”、名作的基本原因，就是有上面的孔子之道。（有人说，对于专制主义的反对，才是文化产生的核心——但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就无法在当代中国产生大家——这正说明，专制主义和文化的天然联姻使然。极权主义的基本美学，就是丑陋之学和无耻无道，他，不产生文化。）故此，孔子的问题是：从小范畴讲，孔子说，克己复礼，是对于历史的，周朝的正统的总结；从大范畴说，他是呼应整个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巨大符号，不可以抽出历史。我们说，孔子不是希罗多德和希腊民主（也不是希腊极权主义理想国），孔子，就是中国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积存者和发轫人。他一身兼顾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制衡，是乃中国历史、历经磨难、苦痛和凋敝，却人伦未丧，道德犹存之实证。
所以，所有历史变迁回到孔子，是可行所在，也是事实所在——这个缺口，开始于后来马克思主义的“造反有理”——以后，孔子就死了。这个造反有理，就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的绝望幻觉；关键所在是，他回不到孔子，回不到（原有的）制度；回不到伟大的文化——他，更加没有民主传统，可以回去——这是所有中国问题，中国难题之所在。我们谈论孔子，真正的难度就在于此。
我们说过，造反于所有古代君主者，可也；因为他们改朝换代，回到孔子。尊孔读经，不管真假伪善，还是要给孔子一个哪怕是虚拟的圣人牌位的。孔子，不只是进入政治局，是比较政治局的位格还要多少高一点的地位的；不像现在，一切，都是排在政治以下几个格局的位卑之地里面。所以，孔子之所以存在，是乃中国历史之所以存在的伟大前提；中国历史被和谐切断和祸害以后，孔子，当然就升天死掉，敬鬼神而远去了（这个鬼神，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抬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孔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唤醒儒家学说的枉举。其间，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反证。这个例子就是，红色文化造就的党徒和龟孙们的造反有理，直接抵触他们的现今政治和谐和经济中心（垄断掠夺）。他们一面讲造反有理的革命论，红旗颂和潜伏鬼，一面谈论与之风马牛相抵触的孔子一类统治术，可算玩弄变戏法达到无耻地步。所有捍卫统治的文学艺术朗朗一类，正在补充他们的不知道是要造反，还是要统治的戏法。
我们看到，他们在系列的影视作品中，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却抽空了所有这些背景的要素，文化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要素，将其强奸到党文化一会造反，一会和谐（统治）的双向悖论中去。那些卑劣的戏子和戏剧，正在忽而大奖于毛造反（建国，建党，三大战役，八大红戏），忽而高歌于清宫明宦宋儒唐佛——却完全忽视所有这些东西里面，圣道－北面之间的间性关系和即便皇帝，也有道德和祖先约束的文化和政治基因。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忽略所有这些人文主义的孔子精神；且取消孔子和政治之间的制约关系。现在，他们把宗教局或者孔学学院，弄个局级或者处级的卑位，其实，这是对中国人心中孔夫子和耶稣、如来、阿拉一类圣人的最大亵渎。请问，你问过孔子，给他个局长，就可以糊弄其人格、其精神吗？这是中国特色最大的玩笑。在此官本位的无耻格局里面，一切的耶稣，一切的保罗，一切的孔子和孟子，最多，也就是个局长。你说，这是不是岂有此理呢？续之而言，我们的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议会（人大）议长，最高杜马（下院－政协）长官，充其量也就是个部长；请问，这一类反三权者们是不是就此安位乐道呢？他们确实是沾沾自喜，且号称，他们就这样复活孔子了；这真是天大的滑稽。故此，孔子一来，他就被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卑微。
再故此，中国没有复活孔子，原因简单得很，就是，孔子位卑人下，还是竖子们玩弄完败和糟蹋的孔老二。总之，孔子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圣人，却是民主可以提升之包容之的文化现象；所有在党文化前提下批孔和拥孔的祟行，都是毫无意义的；反之，只要提升了超越党文化的孔子，还原孔子的古典意义，补充他的现代意义，孔子复活，并不是不可以期待的事情——道理也很简单，只有极权主义才切断历史——我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当然要在正常的状态里重续儒学，定位孔子——还原和继续历史；且将之重新容纳到现代意义的“轴心文化”里面。这才是继续新儒学或者新新儒学的阀门正道。并不是不可为之事。从五四批判孔子以来，这个活动，其实并未开始。因为，所有张君劢和牟宗三们的新儒学，只是针对专制主义蒋公的孔子研究；如何对待孔子和极权主义的正面关系——这个课题鲜为人知，很少提及于文坛——这是中国人的幸中不幸；不幸中幸——这个研讨成功了，孔子的真现代性，他和极权主义中国的关系，才可以厘清；不然，所有把孔子放到清朝，辛亥，五四和台湾的做法，其中阙如针对毛国和极权国中死去活来之孔子的文化和反文化现象研讨；且是我们很少触及的话题。鄙人在此，只是抛砖引玉，期待高者，俯瞰于之，给出一个极权主义窝里孔子真处境的遭遇与故事。这难道不是一种亟待澄清的道理和事实吗？
补充：正在谈着孔子；忽然传来埃及人民推倒穆巴拉克的消息。虽然笔者也对此课题做过一点论述，现在却就着埃及道德、道统和人性战胜野蛮的传统与现在，说一点宗教必要论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也和我们对待孔子的课题，不无相关。简而言之，针对群众和示威，埃及军队不开抢，这说明什么？说明其国家、其军队的道德底线和人性本原没有被摧毁；甚至，老穆何以交出权力（尚待后续观察），老邓何以大开杀戒？读解这个根本的不同，回答是，埃及人性未泯，中国（政权）则丧尽天良。为什么？很简单。宗教埃及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国度；这个国度没有经历文革，六四；他们的杀伐和无道，还是极为有限的——相对于老穆和老苏一类人物，他们不会像毛和列宁一样，要杀掉几亿人，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正是宗教和道德的残存或者犹存挽救了埃及。这也是埃及和毛国根本不同所在。转到孔子，也是这个课题。孔子之仁道、仁政和专制主义国度里文化犹存，道德依旧的状态，使得历史上的人物，凡是面临杀人问题者类，哪怕就是段祺瑞蒋介石，也还是底线犹存，人性依旧——这些人和老穆之间，或者可以一比；和老毛一类就不可以一比。这个计较就是，他们虽是独裁者和统治者，但是，他们不是毛式屠夫。极权主义者类可以利用全民腐败和全民无道，施行他的无道和野蛮，甚至可以达致极致；但是，老穆一类不可以，也不愿意；老穆交出权利，正是他的失败，道德，人性和爱国主义等等残留物犹存之多向交待的产物。
当然，这个埃及的窃国大盗鲸吞了埃及人民几百亿元钱财，无论他本人是不是交出政权，也应该对其进行清算；因为所有理论不赦免非极权主义者或者半极权主义者乃至专制主义者。至于苏来曼究竟是老穆的替身和代表，还是埃及革命真正的拉开民主序幕者，人们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只是，我们看到，埃及十八天革命，真的产生很多奇迹——这些奇迹就是，历史渐变到产生非洲民主的新关头。这是世纪喜事。再就是，这也是十分重大的课题——美国外交政策，战略布局，经贸资本，是不是继续一种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利益主义和绥靖主义道路？——此含中国合理论，前此埃及合理论——后来发生的埃及不合理论——究竟给出美国人什么警示呢——他们还要继续他们的国际秩序论和埃及—中国稳定论——来搪塞埃及和中国之民主化进程吗？奥巴马，除去看风使舵，他还尚存何种机巧？他和现在人们纪念之百年里根，究竟有些什么相同？什么不同？……
的确，埃及人，埃及军队，甚至埃及头子，面对埃及的“六四”，他们交出的答卷不同于中国，因为学生和老师完全不同。其间，埃及没有历经摧毁历史和神祗之革命；他们的独立战争和独立独裁都还是保存文化和传统的政治（看看他们的金字塔和木乃伊；不曾像孔子被鞭尸一样，受到国人自己的诋毁和辱没——他们反对犹太国家的有限战争，也不是要摧毁西方文化，更何谈凌辱伊斯兰主义（像中国人侮辱孔子！）；他们的历史和古代希腊一样，一度形成的历史轴心文化，并未受到什么触动——因为，只有数典忘祖的国家和人民，才会在忘记历史的革命和改革里，切断道德底线，歪曲和取消文化并且批判他们的文化祖先，批判孔子，批判儒学——这是中国特色的独格独物。埃及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革命于他们的太阳神，金字塔和狮身像；他们没有文化革命。故此，军队不开抢，就是从这个看似与之无关的事务中，道德中和文化中产生出来，发挥作用，且最后导致民主序曲的演奏！
这就是埃及既合乎历史、也合乎现状的传统与现在，现在与自由，自由与民主的伟大接轨；是埃及人民把伟大古老文化施行现代转变的伟大尝试——且为整个阿拉伯未来世界带来最好的示范——也许就像民主中国会再次探索和吸纳孔子儒学乃至整个儒释道。埃及人的古代轴心文化，现在，正在转向当代民主文化。这个结合的潜在台词就是，埃及革命和埃及民主，不是由切断革命的历史断裂论产生的，相反，他是由历史本身产生延续和发展的。这一点，就是埃及现状和中国现状比较的内在意义和异化乃己其张力所在。埃及在实现民主化前后无须乎挽救宗教——他本身就未切断之平；这样不开抢的逻辑就转变成为事实的逻辑——而中国的课题，却完全两样；中国要寻找孔子寻找传统，探索现代，接续现代于历史，以便重新整合道德和信仰，制度和人性——在此之间，中国人要懂得，极权主义统治者不会忽然之间从无文化，无底线，杀无赦状态，因为一种莫名的理由或者埃及的理由，就给出中国未来一种自由空间和道德考量；这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埃及不同于中国之所在；这更是现代中国不同于孔子中国之所在。
对此一点，务必警示之。

理想国？极权国？——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下）

理想国？极权国？
——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下）

作者：刘自立

五

是谁直接说出柏拉图理想国是一种错误理念呢？是亚里士多德；他尖锐指出，理想国是一个共产主义观念——这离开马克思提出《共产党宣言》，要早了几千年——这是希腊人和雅典人的先见之明；也说明，一般所谓“言必称希腊”者、乃称之为民主传统，大致是不错的；只是这个民主萌芽与专制和独裁，天道和人伦，且同样存在；民主的不足，缺欠甚至残暴，也是存在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人残暴屠杀米洛岛居民，将其男女老少全部屠戮，是为一证；加之民主和专制，僭政和独裁轮流坐庄，当然不能说这个民主是纯尔又纯，至清无杂之物。刚好相反，这个民主可以是多数暴政（杀死苏格拉底），殖民战争（主动和被动的殖民和扩张，自卫和侵略），神人之欲和不定与决定之间的无奈和有意，等等。
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十分清楚。他的民主和寡头政治之前提是宪政；而宪政，是在人文和经济层面捍卫私有财产和神人两道之希腊特征的优良政治。好僭主和好僭政之说，辅助于民主之说，成为希腊整体传统之政治遗产。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知道好僭政和民主的关系；不知道专制和极权的关系，单凭一种水至清无鱼（无僭主，无王政）之希腊民主；单凭一种人文主义而排斥德尔斐神道主义兼备与之希腊民主；单凭一种无道德之法律和无宪政之人伦，同样，也无法解释希腊传统和民主遗产。这是一个是非繁复单纯和错杂交织的希腊立体文化。从中排除极权主义，也许可以解释希罗多德希波历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历史，却无法在排除僭主，僭政和各种王道君主的历史中，找到互文和交织其中的希腊民主。这是一个十分容易被忽视的课题。这个课题，甚至在以后的罗马史家和学者，如，普鲁塔客的著作中，亦有较好分析。普鲁塔克的著名的“共和精神之捍卫篇”（见《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是为这样一种专制和民主、僭政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定位的说明。他的神人二道说，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戛然停顿，相反，他的哲学政治概念，依然遵循说神人二道说，乃及僭政好坏说和道德优劣说，给予持续批判和肯定。这是非常艺术和思辨，十分现实和理想的结合——而绝对不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主义。这是人们从他们这些古罗马，古希腊著作中看到的真正智慧的所在。
细而言之，普鲁塔客的观点全部，或者说，几乎是在这样一个“神的审判之延期”的前提下提出并论证的。这个论证，虽然时过境迁，不能够全部应验于历史之今天，但是，他的元课题建议，却是后人不能不予以注意和思索的。神之延期审判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叙述好僭主如何变坏，再使之受到惩罚；反之亦然。他提供的原作说明的实例，却是坏僭主如何变好。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准备；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说，这是一种“准备”，乃完全因为我们看待这个课题，国际看待这个课题，并无取代之之完美答案。这个未完成答案就是，坏制度，坏僭政，坏僭主，如何变好？人们也许笑待我们是稚騃之辈；说，你如何不知道普鲁塔克所言是为民主辩护的一种共和精神和自由精神呢？是的，大致而言，确实如此；但是，问题是，他提出的偌大课题，影响了今天人们的思考和（改变中的）现实。用一种不恰当的语言强行加入之，就是，我们的坏僭政，如何变好？自由世界，今天，如何对待好坏僭主之变来变去之趋势；这个变化，是不是可以把僭政之说，专制之言乃及其制度和寡头，悉数施行普鲁塔克之变好主义，以至于最后延迟（抑或取消）神之审判。
这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双向挑战人们思维的难题。这个艰难的选择，于今，并不过时、过分和不切实际；而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提问。进一步说，今天的人们，如果阅读希腊史，会出现这样几种误读——这都是因为他们乏于智慧的定位和善恶的选择。其一，就是他们不知道，希腊，罗马乃至波斯人之文化构成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消灭其本位文化的因子（就像希特勒消灭天主教，毛消灭儒道佛），而是全部拜待他们的神祗之下（这当然也带出神之残暴意志——对于一个不合乎神意的民族的集体屠戮——这是延期或者并不延期的审判之道）。
二是，希腊人中之拉栖代梦人，爱奥尼亚人，雅典人，吕底亚人，等等族类，他们在民主的、僭主的双向或者多元政治选择下，施行圣俗二选，施行对于神意的切合和偶合；他们在选择中行事和对应；这是他们试验自由的最好实践（看看基佐的看法！）；也是他们并不惧怕民主，并不惧怕僭政的一种自由精神取向——即便是斯巴达的拉栖代梦人，他们在战胜或者战败雅典的选项上，也向后人提供了并非全部负面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好僭政）僭政的某种价值——而这个价值的当今内涵，就是即便选择僭政，也要排除暴政和极权主义。这是删繁就简的、对于希腊多元化价值取向的首肯。可惜，知之此道者，非常罕见。他们一说希腊，就是非此即彼，就是民主雅典和伯里客利；他们不知道，无论是梭伦，克里斯提尼还是伯里克利，都是僭政的最好见证者和交互者；他们和后来的罗马共和精神的一统之处，就在于他们和僭主之间的关系和通融——伯里克利和吕底亚人、萨尔迪斯的克洛伊索斯之间的过往，即为证词——而僭主与智慧者之间的帝师式往来，更是普鲁塔克津津乐道的事情(下面我们姑且赘引原作)——所谓延迟审判，往往非但不是审判，不会审判，僭政与神意的磨合，往往产生了奇迹，改变了历史，产生了哲学和政治赖以定位的选择和被选择。三是，这种道德的政治和政治的道德，在互相作用的轨迹上，交错出现，不一而足。人们谈论自由和善恶或者作用与体制之外，或者作用于体制之内，或者作用于体制本身——这种争论，熙熙攘攘，迄今不灭，不决，不清楚，很含混。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僭政和民主，皆存在不足，那么，体制就救不了人；反之，亦然。如果体制是民主，人道，人伦和人心，并不能有所保障和保障所有，道德也会失落；如果是僭政，此类保障就更会缩减；如果是暴政和极权，根本就是暴殄天物，尽丧人伦，人或为禽兽。这是古希腊古罗马之人物很少知道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后世之中，一些独裁人物阅读托尔斯泰和黎塞留的天大耻谈。
现在我们顺着这个僭政僭主变化（他们的和平演变？战争演变？国内演变？国际演变？），来看看古罗马作家的现身说法；这是非常有趣的阅读和反思，请诸君不要错过——
关于僭主变好说——普鲁塔克说（见《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
“事实上，我在想，古人之所以把刻克洛普斯称之为双形人，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从一个好国王变成了一个野蛮暴戾、蛇一般的僭主，而是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一开始时卑鄙阴险、令人生畏，到最后却是以温和仁慈的方式统治。
假如这不可信，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革隆和希伦这两个西西里岛人以及希波克拉底的儿子庇西特拉图；这些人先通过卑鄙的方式取得了僭主的权力，随后高贵地行使它；他们公然违抗法律，获得最高统治权，但随后对子民温和仁慈。
因此，希伦和庇西特拉图到处都维护了良好的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在人们中间培养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以取代原先搬弄是非的习俗。
此外，格隆还是国家的勇士，在一场伟大的战役中击败了迦太基人，拒绝了他们的议和的请求，直到他在协议中添加了他们不得再用孩子祭奠克洛诺斯神的条款。
在麦加拉，李迪亚得斯是一位僭主，直到其暴戾统治的中期，他才有所改变。当发现自己对不公正毫无兴趣时，他将政权还给应该依法享有的人民；在抵抗外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他光荣地倒下。假如有人在米太亚底还是克索尼斯半岛的僭主时就杀了他，假如有人指控西蒙与他妹妹乱伦并判他有罪，假如有人因为狄米斯托克利在市场中粗鲁无礼的狂欢而控告他，将他驱逐出雅典，就像后来对阿尔西比亚德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早就失去了马拉松战役。尤里米顿斯战役和战果辉煌的阿忒米西文战役的胜利了。
“伟大的本性绝不会带来琐碎平庸的东西，由于他们的旺盛精力和进取心，它们无法保平静；不仅如此，在最终形成其持久和稳定的性格以前，它们还会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不定。”
再说一边，僭主“变好”的前提是自由主义互动和帝师，（太傅），智慧者的指引乃及被动者的响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拒绝那样一种体制，那就是僭政和民主的体制，而不是哲学王和导师统治的体制——他们不是毛，不会自命“伟大”“导师”——尼禄，也只是枉顾其师，而非取而代之。
在普氏上书之《哲学家尤其应该与当权者交谈》一文里，普氏说——
“‘我不再做伯里克利或伽图，而要成为补鞋匠西摩或教师狄奥尼修斯，这样，哲学家就会坐在我身旁，与我交谈，就像苏格拉底坐在伯里克利的身旁与之交谈一样。’……阿锐斯顿驳斥道，‘只要劝导人们向善的话，我希望甚至野兽都能听懂。’然而我们却要避免与权贵和统治者亲密接触，彷佛他们都是野蛮的？”（同上）
是的，他们是不是野蛮的，不取决于他们个人而取决于他们政权的性质——这一点，世界上罕见有人知晓？西方学人好像忘记了，他们年轻时学过的僭主和僭政论了——他们只是说，斯大林是一个可以改造的牧师；而斯大林毛泽东格瓦拉都是伟人，他们处在对话和听劝的某种位置上——于是，僭主们，寡头们和独裁者们站起来了，一切智者，就跪在地上了。这就是现实；但是，这就是结论吗？
我们重复再三的要点是，自由主义互动和僭政互动（于知识分子，智慧者），是希腊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前提；这个前提，不能移植到极权主义那些自称导师，以党而领袖，而凌驾于基督教佛教之上之异类；他们不属于君王和僭主领受教育论的范畴；他们是一些自命的导师和僭主；他们不会因为某种舆论，颁奖和训诫而循规蹈矩；他们不是野兽、但是他们比较野兽更加不好规劝和受戒。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不是民主的，却是僭政的希腊，随便加以否定了。
六
希腊民主的反面是极权主义观念；在此之外，专制主义及其改良之可能性与否也成为古希腊思想的一种、不是实践，也是表征的观念——希腊民主说之外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观念，就此成其大权/全——这符合后来基督教观念里光明相对应黑暗，上帝相对应撒旦的二分法之说；换言之，用当时人们争论的语法和言词涉及这个课题的讨论，其说法就是，希腊能不能产生“好僭主”——这个好僭主及其制度是不是现实的，抑或只是一种所谓诗人的意念或者理想的幻觉？产生了好僭主的城邦里，是不是可以产生好僭制；这个好僭制、好僭政，是不是可以或者顺道转移成为民主制度；或者避免之（据说民主有诸多坏处——见柏拉图等——苏格拉底是不是确实在诱惑或者唆使青年人追逐成为好僭主？），这些疑窦遂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课题。此类谈话在所谓帝师分梳，师导于帝（王，僭主等统治者），智慧者教育僭主而非相反的潜契约和潜环境中，希腊的智慧者和僭主们，并未反客为主，实行帝导于师，或者僭主教育智慧者（——另外，按照色诺分给出的，或者他的代言人希罗耶给出的看法——“智者”和“智慧者”是两类正、负角色，不可一概而论）——这个东西在后来的塞涅卡与尼禄；伊拉斯谟和马基亚维利与君王们之间的、所谓导师启蒙和基督教教育，可以说一脉相承，不曾间断。于是，东、西方王政以外或者以上，就出现了高于君王统治的道统教育和祖制教育。这个教育，一半来自帝师双方的合作；一半来自或者废黜帝师之尼禄的昏暴统治——也就说，专制主义保留的帝师之间的制衡和中国人所谓君相之间的制衡，往往因为专制的暴力和权力原则而归于无效；但是，其间有效之作用大，还是无效制作用大，看来，还是有效之作用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并不曾废黜、毁灭和根绝中华文化之基本因子；同理，希腊人乃及后来的基督教教育和（对于）僭主教育，也是希腊一面产生民主，以期“好僭主”最大限度接近与之，而不是朝着昏聩残暴的寡头统治发展的脉络；一面，则是如果不能民主，那么，就似乎可以期待好僭主，好僭政；这难道就是希腊文明或者传统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则论乎？
这里提出的课题，就是希腊人色诺分在其《僭政》一书和《居鲁士劝学篇》等著作篇章里强调和含涉的内容。这些课题的讨论之关键点和要害处，其实，非常明了。这个显然所在是，希罗耶－西蒙尼德也好，色诺分也罢，他们并未把僭政、哪怕是好僭政，直接划归民主。民主的法治和人权的自由，并不是希罗耶罗等同僭政和民主之处。刚好相反，他们在文字中明确地规避了好僭政可以产生好法律和民主自由之选项——虽然，他们对于坏法律和法律本身的限制说，也是有感而发，评述再三，形成道德和法律之间间性与之的、世代相随的法律与道德关系之争执——这个争执，在现代哲学家里给出的命题就是，法律，只是相对而言的公正；这个公正要用道德实施补充和延续；（正如德理达所谓，宽容，就是对于不可宽容者的宽容——那么，宽容不能宽容者——这又违法律；等等）。于是，人们非常明确地退而求其次，在框架和杜撰好僭政的前提和延伸里，僭政和僭主之好坏，都不涉及自由，宪政和民主和宪政；他更多期望于一种因果互论的双向关系；如何出现圣君；出现之之因果为何？等等。于是，遂产生另外一个课题——既然在无法无天的僭主统治下，人们是不是还要区别好僭政和坏僭政呢？按照现实和历史的描叙和见证，好、坏僭政，都是存在的。希罗多德所谓拉西代梦人的斯巴达僭政，就是希腊最伟大的僭政之一；这个僭政，一面反对雅典民主，另外一面，却也保持着类似元老院监督一类准民主体制。可以说，希腊历史是在几种政体中摸爬滚打，不一而多的。于是，作为民主类型的理想和作为理想国之类的理想、以至于作为好僭主一类的理想乃及现实，一应俱全，皆大存在。所谓僭政的讨论，刚好，是我们看待希腊民主的一个旁证，一个补充；希腊并非只是民主传统的摇篮，也是僭政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法制和意识形态的摇篮。这个证明是，只要希腊人之文化，波斯人之文化，乃及东方之中国，印度的文化，不会被专制和僭政毁灭；一些所谓希腊人喜欢僭主，一些中国人喜欢圣君，都是可以理遇和强辩的；那么，只要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给出一定的帝师关系和文政关系，那么，历史就不会按照极权主义的废弃文化，自命导师和杀死上帝的彻底野蛮之路径堕落下去；或者言，随着无与伦比的浩劫漂流而去。这是显而易见的。给出的文化根据也许不止是政治和僭政，而且是希腊整个的文化。这些文化内涵，涉及了非常细致和巨大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这也是人们不要追究古人罪过的基本原因（见钱穆等人的说辞。）
七
于是，强调好僭政和更好之政治制度民主的关系，就成为人们最后摒弃和废黜极权主义的原因；同理，只要人们恪守一种并不废弃文化的某种专制主义制度；只要人们梳理和打点的专制主义，一吸尚存某种基督教教育和希腊智慧教育，文化，就可以从帝王，寡头和僭主的指缝中，源源不断地流向各种地域和民族。这是希腊和中国文化得以源远流长，世代辉煌之因子。我们说，当反对专制主义的某种斗争，因为僭主和皇帝的昏暴而发生的时候，反对专制主义的指标性观察就是，看看反对专制主义的造反派们，是不是针对了当时存在的，历史存在的，前历史存在的人类的文化。如果这类“民主”斗争（很可能转变成为极权主义造反）直接指向毁弃和废黜文化本身，那么，这类所谓的民主斗争，其实就是极权主义造反（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就是反对他们消灭儒道，毁灭书院；我们反对毛式造反，根本的原因不是他造成了对于民主自由的背叛，更多是他要消灭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与其说在希腊发生的历史故事，不如说，更加常见于俄国和中国。这类例子在西方，也许，只是在希特勒德国短暂发生，很快消弭。因为，这既不符合好僭政的要求，更加不符合好民主的要求——既然专制有好，有坏；民主亦乎其然？是的，民主，也有好坏；多数暴政，就是坏民主——他们杀死苏格拉底，就是用坏民主杀死的；即便苏格拉底要回到僭主，也不成为多数票杀死之之理由。这就是后来托克维尔所谓保护民主少数的重要原则，也是好民主之根本原则。
在另外一个侧面，好僭主的好处，就是来源于文化之原则，道德之原则，制度之原则；甚至，来自贵族和平民的某种优良文化本性。没有这样的、超越政治和制度的文化熏陶和教育锻冶，高尚贵族和平民的品德，是不能产生无法应市而存身的；因此，在此无文化无教养场域里，就不可能产生高贵和贵族；不可能产生高贵的帝王和好僭主；不可能产生与世长存的文化本身；而无文化无规则的世代就会来临。一旦出现此类毫无文化端倪和文化根系的痞子造反和共产革命，其最终结果就是毁灭高尚和毁灭人伦；就是先烧书，后烧人——回归野蛮和暴戾；故此，不但人将不仁，而且势必回到“动物庄园”。这就是历史上极权主义消灭文化的最终灾变。
于是，最终，我们回到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层面上来。这个提问应运而生。僭主教育的效果究竟如何？僭主和僭政（含后来的专制主义和民主宪政体制），如何听命于所有这些色诺分和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共和论如何作用于帝师教育；这些教育中的、或者导师，或者帝王，究竟关系如何？他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否存在？换言之，如果事情发生在极权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是可以用古希腊僭主教育和智慧者之言说，来达致这样一种对于极权主义中新僭主的约束和制衡；是不是会再出现“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甚至武则天不杀洛宾王，嘉靖不杀海瑞，嘉庆不杀祁隽藻的奇迹？斯大林会不杀托洛茨基，毛会不杀刘（抑或他不杀胡风胡适乎）？进一步说，如果面对希特勒体制和中共体制，僭主教育者，能不能根据国际教育和其他类似教育，呼吁和颁奖等等活动，起到原来在基督教君王教育和儒道君王教育中所达致的效果？人们正在给予一种严肃的观察。我们说，今天的情形大致是，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僭政”体制，是不是会起到作用？
如果西方人对于希腊历史尚存一点他们应该保存的记忆，那么，西方僭政教育的前提应该不是针对极权主义国家，而是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他们应首先确认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须臾不可偷换和变易——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今天的僭主教育者，将其施行或者施行过的、他们以往对待僭主和君王施行的教育，套用在极权主义统治者身上，那么，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在枉顾历史和错悟对象。那些本来就没有文化根基的极权者，他们的前身后辈，都不具备希腊和中国帝王血统中敬畏道统和祖制的传统主义精神；他们，是一群无知无畏的非僭主和非君王；他们什么也不是。于是，对待什么也不是这样一群，我们如何启动色诺分和马基雅维利之教育说，来对牛弹琴呢？不对牛弹琴，我们又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如何做，如何想呢？这是众神死后，皮西亚祭祀面对同样坍塌的德尔斐圣地的悲哀——中国，现在要拯救今天希腊的经济了！——这不啻是对于希腊僭主主义政治最大的嘲弄——今天，不单是希腊无僭主，希腊也无教导僭主之智慧者；给出古代希腊和今天希腊之援助的，是不认可任何帝师教育的毛式后人；这难道不是希腊的悲哀和世界的悲哀吗？
八
关于知识分子或者智慧者对于僭政的看法，类似我们前此言及的、革命甚至改革对于传统和（体制）传统回归的课题。这个课题的简单绍述即是，革命不是创造，而是回归原有的制度。这个看法也依赖古希腊的智慧者之选择。在争论中（斯特劳斯和科耶夫——见《僭政论》），这个话题是以斯特劳斯以这样一个说法举证的：如果哲人重视解决之道甚于问题之道，他的方法就是错误的。这里，斯氏一直以来采取一种知道之道、为不知——之原则；也就是苏格拉底之道——这个不，知，道，对于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启示；所谓一讲话，就为我，知，道；实则就是知之甚少；只是在常识和简单层面而道之，知之。接下来，就是所谓智慧者和知识分子相对于僭主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课题。这里，科耶夫说，一切智慧者如果不曾将一切言说付诸政治实际和改变僭主（不好）统治局面，那么，就处在续待改变之状态和未经责任之状态；而斯氏看法，恰好相反。他举证如何改变类似现代政权里斯大林体系的问题。他的说法，是明确的；改变斯大林体制的智慧之言，基本上等于白说。（见上书）而这个看法，正好和我们的看法趋近；但是，斯氏话锋一转，又爆出另外一种看法；人们，智慧者和知识分子，一是，不能改变（极权主义）斯大林；接尔，也并不能确立，以知识分子的建议政策或者发动变革以改变整个政治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样一来，改变后的局面，据说，无异于消灭人类永恒的状态；消灭差别；消灭人类进步的元初之出发点，不平等，等等。这个看法，就是斯氏和科氏争论的要点。这里的似是而非，是显然存在的。以知识分子的献言和智慧，改变斯大林，这件事情，并非亘古未见；罗斯福，就有此雄心大志，但是，他的斯大林牧师说，业归失败。于是，这个课题又转回来。我们说过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僭主”的献言说辞，是不是起到任何作用呢？这些混淆堪乱的交叉线条，是不是可以稍微梳理清晰呢？我们认为，尚存在些许可能。
一是，民主希腊，元用和业有的民主和僭政，都是在或可变更的基础上划来划去，摇曳不定的。并非说雅典就是一直之民主局面，而其他宗族，就一直为其僭政。所以，其间变更，多少是受到智慧者言变而变；多少是因为其他圣俗之因素干预而变；甚至是完全受到神意干预而变；却是一种悉数可究的事实；其变更并非因为知识分子要变而存在，而出现抑或相反；更非一变，就变成了无差别乌托邦和共产主义。二是，从僭政更变民主，也不是要完全取消人类差别人们和竞争；相反，却是启动了一种我们现在所谓的优势竞争；故此，不能关于“普遍同质国家”之出现，只能造就无差别选择。这是一种新的误导；一种新的黑格尔或者什么人的“历史结束论”——完全不是这样。从政治理论上说，对于僭主和坏僭主、坏僭政的改善和批评，并不是要消灭任何人类正面不平等现象；抑或说，要造成实质上的极权主义驱赶杰出者之杀人运动——相反，他却起到了保护少数人的功能和体制——这个政治，不仅在古代，在今天，也是高下、黑白立见的（南北韩，北京台北等等）。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起到坏作用的唯一负面参与，一如上述，就是僭主和寡头，毛和斯大林这样的杜绝智慧者的体制。
而造成这样体制的可知论，真理论和暴政论——又的的确确，是改头换面的新式僭政乃及其知识分子消亡的一种结局——这个政治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合，就是要消灭自由乃至民主平台提供讨论空间和真正的“不可知”论之局面。所以，斯氏观点的误差在于，他是把不可知论和可知论，现阶段论和永久论之辩证法，给忽略掉了。虽然，他说的，如果按照僭主－智慧者关系论，智慧者参与并企望改变政治的意志，往往导致极权主义（虽然，他未如此坦言），那么，他只能证明智慧者参与教育斯大林之不可能性——然而，如果说这个证明，也发生在西蒙尼德对于希耶罗的身上；发生在所有君王教育和帝师分野者的身上，这就是混淆问题的前提和结论了。其中，我们却还是要对斯氏，科氏深入的探索，怀抱高度的敬意；因为，他们谈古说今，的确涉及了很多看似晦涩，却为历史和现实讲得清楚不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无论是古代的希腊学者，还是今天的独立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按照斯氏的看法，永远处于和统治者隔绝的状态，那么，人民和统治者，的确不再需要他们（据说，这是哲学不干预原则的立场使然）。
再是，对于僭政和专制，极权和寡头，如果智慧者和知识分子自卸政治批评和监督于之，则他们就转化为一批附庸和走狗；反之，如果他们在观点和路径上，帮助人民走上一条可以而且必须改变之路，那么，知识分子和僭主的关系，就不再是完全绝缘的、而是互动和交流的——这个交流，在专制主义时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之自由知识分子和寡头，君王和总理一类人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再就是，我们看到这类自由主义路径被完全阻断以后，争夺和探索新的路径，不可能是僭主和帝王的选择，而只能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民的选择——即便在英国宪章主义运动时期，迪斯雷里，也不可能代替社会主义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代替做出群众性抗争继而改变政治架构——美国人，也是在杰斐逊和亚当斯的英、法互动中，找到一种既是统治者，又是知识分子（智慧者）的路径依赖，后才有美国开国前后的政治经济的探索和解决之道——说，所有解决之道完全小于问题之道，似有违背历史之嫌；难道不是吗？这个路径依赖，有一个只得探究之处——这个疑窦就是，东欧帕托什卡们提出来的、枉顾美国和西欧价值，而偏重中，东欧价值之倡议。这个倡议，自哈维尔对此提出“没有办法”（见《欧洲精神》一书）主义后，和所谓斯氏观点之僭主和智慧者绝缘一说，颇多雷同之处——而行动方式，却是以无法行动为结果——苏联的倒台，导致捷克等国的自由政治力量填补了真空。
这个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今天移到中国。我们看到，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抗争中，某些斯氏决定论的东西，现在冒出头来。因为，依赖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模式之间的间性抵触，业已使得很多国际间的政治路径说——改变中国的政治路径，陷于一种塞途：你肯定了中国经济模式，却来否定中国的政治模式——这个逻辑是不是行得通呢？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能通达的。换言之，中国经济模式，正好是在中国政治模式，无人权模式，奴工模式，跨国资本廉价剥夺模式和生态人文悉数毁败模式上产生的——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经济模式可以仰仗其模式之主导者，来改变他自身的政治模式之任何可能；反之，也是一样；不可能依赖中国的经济模式，来达致中国民主。这也是所谓智慧者很难改变僭主，斯大林和毛的根据。我们面对的这个死结，不是斯氏所谓的、那种空洞的“文字共和国”一类的假设和杜撰，而是现实。所以，智慧者，并非要为此而重新回到绝缘体的状态，却是要探索一条新的路径以求改变；虽然，这个发现实属不易！

理想国？极权国？——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下）

美国人为什么支持过穆巴拉克？

美国人为什么支持过穆巴拉克？

刘自立

美国人为什么支持过穆巴拉克，支持过萨达特和纳赛尔？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因为一，要巴、以，埃、以或者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二，反对或者置衡于前苏联和毛政权对于非洲的渗入和干预。三，就是今天反对恐怖主义。于是，在这几个因素里，我们看见几种端倪和根据，成为今天老穆政权延迟倒台的原因。因为美国三十年来支持一个独裁政府，使得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政策横亘在普世价值和民主诉求之上。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外交就很少有机会面对和研讨埃及乃至整个非洲的民主化过程。所有考量非－美关系的外交，除去反对恐怖主义和支持中东和平，其他类型的民主自由议题，基本上被和谐或者排除于非洲政治之外。这个现实主义政治带有浓厚的实力/实利主义倾向。这个倾向就是美欧政治哲学中的现实－合理因素论（黑格尔论？）在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影响。自觉主义的中东哲学，如果不全是萨伊德式的反美哲学，就是美国人自己，在中东排除民主因素的战略考量和均衡外交。换言说，美国人把讨论反美主义和泛美主义的政治格局，固定成为反对和支持两种，从而否定了埃及和非洲的民主因素。这个事情，成为今天美国政治无法应因埃及事变的内在根据。
这个现象走向本质的分析，是这样的。其实，美欧政治两面性的操作，一直以来，呈现这样的秩序论原则。这个原则基本上考虑的是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接近殖民主义原则的对外投资经济。这个实例，就是他们先是对待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哈默式支持——后来，由戴高乐率先认可毛国政权的存在——须知，1964年中法建交的过程，充分暴露了戴高乐主义实用、绥靖主义外交的本质——这个外交是，他们宁愿否认和回避刚刚发生惨重人权和人道危机的毛国政权，采纳忽视人道和暴政灾难（暴政反右，土改；饥荒……）而承认中共现实；以一种后来人权与外交脱钩的方式，进行法国利用毛、周来置衡美国的法“独立战略“。这个战略究竟是要突出什么法国利益；甚至就连这一点，也十分虚妄；法美之间的互相独立的外交意识，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而在这样的中法外交上，唯一得到好处的毛、周政权，却因为这样一种世界认可，走向了他们后来在联合国得到法理承认的第一步。于是，后来发生的中美中英中日建交等，也就循着这样的枉顾人道人权之欧美路径演绎下来，且在他们所谓期待的“和平演变”中一无所获。这是美国人支持另类纳赛尔的典范。
在美法英支持中国和中东乃至非洲的独裁政治的现实路径上，美国人一面在南美镇压了阿连德这样的亲苏派和左翼运动；一方面，支持原来的二战屠夫（法国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他直接杀死了格瓦拉……）和很多反对苏联的纳粹战犯。这样一种反对极左和容纳极右的美国政治，在其枉顾基本价值和基本人权上，做到了极为充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机会主义。左派人士，是不是有权申诉他们的民主要求；智利和阿根廷，是不是由基兴格本人指挥了一场反人权屠杀；就此一点，基辛格本人不愿意予以正面回答——因为他无法承认就是他本人在操作价值主义加野蛮屠杀的美国政治和美国外交。这个左右两翼的博弈，后来，又在支持本拉登和反对苏联占领阿富汗问题上故伎重演。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与美国开国价值互相冲突的美国外交呢？这个外交的政治经济层面又该如何解读呢？这个解读的全部回答，包涵在美国的对华政治中。因为，上述美国左右开弓的外交劣迹，现在，正在对华外交里故伎重演且乐此不疲。这就是他们延迟回避和模糊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质意义。这个否认充分表现在——就像他们需要老穆一样，就像他们需要本拉登一样，就像他们需要沙特皇室一样——他们非常欣赏中国崛起，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含中国经济模式——等于间接认可中国政治模式。（因为对此两个模式的认可符合此类推论和演绎：如果你否定了中国政治模式；那么，请问，中国政治指挥下的经济模式如何发生？——这里的课题业已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政治决定论！——这就是他们的欲望和理智之间模糊的间性关系表达；这个关系说，导致他们在实质上认可“中国模式”（双向认可：经济＋政治）。）
所以，美国政治的两面性导致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延缓甚至夭折。这个证明不在理论，而是实际。在二战之中，就爆发邱吉尔预图占领整个巴尔干半岛，不给苏联留下东欧的西方野心——而这个意志，被罗斯福等人的意志基本摧毁。二战以后，邱吉尔和布坎南的反击铁幕说，又被美国政客苏－美整合世界之联合国论所压倒。于是，占领东欧半个世纪的苏联殖民地和古巴政权，才得以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叶——而一个区区古巴，一个区区北韩，却在世界人们中间制造野兽的世界——而美国还在和中国玩弄如何延迟野兽野蛮的艺术。当以色列以反对纳粹主义为其正当性根据而回到巴勒斯坦以后，这个世界的、几乎是第一个难题，应运而生：是要支持以色列不受阿拉伯世界的灭顶之灾，支持梅厄所谓等待了两千年的建国理念呢？还是答应以色列，干脆把原有的阿拉伯人驱逐家园，沦为难民？以色列人难道因为价值在兹（上帝）和传统正确，就可以将阿拉伯人系数赶出家园吗？这个美国政治，正是造成以后阿拉伯恐怖主义滥觞的最初因子。这样，埃及的政治，就被纳入了埃，以，美三角关系中，而受到美国人的明许和默许。一切关于埃及合法性的来源，于是，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外交和地缘政治中，以重复当年基辛格支持中国置衡苏联——现在支持埃以，保障西方利益和均衡论，以朦胧态势款曲穆巴拉克，以不作出明确决定为其外交和政治艺术，且以保证北非的所谓稳定和秩序为其美国式“维稳”。试问，这样的支持，究竟是要提取埃及乃至整个北非人民的利益呢，还是要延续美国秩序说和利益论呢？
我们看到，现在在埃及课题上，有几种论调正在延缓伟大波斯现代进程的脚步。这些论调和维稳中共政权的话语的特点和内涵如出一辙，五味杂陈。我们给予浅析如兹。1，老穆完蛋，意味着穆斯林兄弟会和巴拉迪上台——他们的上台意味着埃及变成霍梅尼革命；变成伊朗革命——美国支持的前伊朗国王下台，导致极端宗教力量掌权——而老穆不下台，可以避免巴拉迪转化为萨达姆。
2，苏伊士运河和埃及经济的命脉正在被“动乱”祸害；要维稳于老穆和美欧之间原来的经济秩序，也许就要支持穆巴拉克；就像六四以后，美国支持的中共政权创造了世界第二；云云……。
3，老穆完蛋，意味着埃、以联和和和谐垮台；老穆等于埃、以和平——反对派等于反对中东和谐与秩序，等于反对美国。
4，美国支持老穆和以色列，说，因为民主是哈马斯主义实践，所以不要民主。
5，民主会导致世界末日。
这些语言是不是很滑稽，很可爱呢？第一种论调换言之就是，美国要继续支持埃及独裁者；就像当年罗斯福支持斯大林，尼克松支持毛；而且，他们的欧洲要继续轮番出现戴高乐，希拉克和施罗德等中共的红地毯客；于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随着大历史早期之理想国主义，便可以和欧美价值论和普世价值论，和平共处，万寿无疆！二是，这个万寿无疆主义的经济说，是其全部考量之根本。比如，在老早的非洲亚洲和拉美，老殖民主义者，投票给他们的议会，以支持英国一类殖民主义军队占领虎门和广州；当然，也占领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这是百年前世。三，随之，这个正是美国反对的老殖民主义，又随之产生同意毛国立国（七十年代）和印度独立的、战后第三世界之出现。于是四，资本南桔北栀的流向和动作，使得美国人和欧洲人大获其利——也使得中国模式，相继产生。五，而反对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者，将美国和价值一并毁灭于911。
最后的提示，其实是，这个世界民主的资源掠夺战刚刚开始——福山的结束论，其实，就是民主大潮更改世界资源分配机制的第一句彼得拉克。全世界美国化，需要几个地球？这是全部问题最后的考虑；人们的天籁之曲，究竟要如何在朗朗的演奏声里，可悲地做出悲剧序曲呢？总之，埃及人有民主的权利，中国人有民主的权利——即便这个权利中断了苏伊士运河的流向，也同样不可阻止——换言之，即便民主派阻挠了美国和欧洲的利益；那么，起码，从我们中国人角度看，墨吏们裸官们攫取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使其混迹于美国上层，这是美国政府基本默许的现状；再是，美国少爷们和老爷们，也无权享用中国奴隶为其生存而制造的世界第二经济体之奇迹。这是政治，也是经济；是战略，也是外交。埃及的政治，延续不了美国之老穆风格的外交；同样，美国人，也不可以旨在制造什么中美国，而延迟中国的民主，中国的自由。这难道不是最为常识，最为简单的真理吗？

理想国？极权国？——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上）

刘自立：

理想国？极权国？
——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上）

一
极权主义是不是20世纪的产物，这个课题学界缺乏研讨，至少浅尝辄止；主流观点认为，自西方民主摇篮希腊创制城邦制度以来，所有反对之思想和体制，才是酝酿和滥觞极权主义体制的源头。但是，今观世纪前柏拉图（他相对于希罗多德之）观点，却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虽然在体制，法律甚至宗教层面，希腊确是民主之摇篮，但是，世间事务确是有二无一（抱元守一的观念并不确切）；希腊民主制度确实创建了影响以后世纪的所有伟大建树和杰出人物，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在科林斯、米利多、雅典等城邦实行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的同时，他们的僭主政体和君王国家（那个时期的国家观念），却是勾连其中，难解难分；尚有波斯，埃及和利比亚之非民主体制纠缠其中，出现了民主之星茫然点缀专制星空之局面。
在另外一个方面，波斯人却也并不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就和希腊人并不绝决产生柏拉图式的极权主义萌芽——一切，复归上帝和撒旦之二律悖反以及民主和极权之初构。这个课题看来对于所有言必称希腊之政治右倾，正确和美好者，毋宁是一种敲击。我们的意思是，不止是希特勒，毛和列宁可以成为极权主义的无法无天者；基督教罔顾人文主义之作为、之思想；人文主义罔顾基督教形而上学，烂说“上帝已死”之举动，皆为极权主义之历史、之思想，且留下明显的证据；这就是T.S.艾略特既维护天主教文化，又抨击元教旨主义之集权特征之要说（见其和白璧德的争论）。故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如黑格尔那样将一切导向历史终结，而是可以把历史之一切导向开端，导向民主和极权之二元结构（至少是思想结构）之开端——历史永远是不会结束的；历史总是回到开端（？）。这毋宁是一种人们不愿意或者不认可的历史反思。但是，柏拉图的话言之凿凿，并不容人们否认；他言之凿凿要第一个结束历史，创建理想国，且摒除上帝（多主），阿波罗和皮西亚；要自己称圣，称王，要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称王（至少在虚拟事态上如此）。所以，这个破绽一旦泄漏，就成为人们质疑千年的反对之说；故此，近现代以来，西方学人和有识之士，都对此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给予了适当的分析和批评。
理想主义之要点是一种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的元创人物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对于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是首当其冲的批判者。这是无可置疑和自然而然的；但是，知识分子批判主义如其堕入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事务就会出现拐点和危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言，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如果不设置必要的前提和均衡的条件，专制主义批判就会为极权主义打开通道，且可以一往无前——这就是民主德国（魏玛）和专制中国，俄国导向集权的史因。这个阴错阳差的逻辑并不只是逻辑使然，而是残酷的现实。于是我们注意到，柏拉图理想主义的提出，就是对于希腊整个政治局面的理想主义批判。这个批判的所谓知识分子效应，撇除批判中的理想主义因子，几乎并无建树可为。这里值得关注的要旨是，柏拉图主义之前，古代希腊政治局面和世界格局究竟处在什么状态？我们不可能在此短文里全面铺叙这个浩大主题——但是，其中有一点十分清楚——这就是，理想国是在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力克里政体改革以后提出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对于上述诸公都有血统和嗣传之表达——如，对于克里斯提尼的母亲的描述和她的可笑婚姻的提及。换言之，希腊在历经上述几位大师的改革以后，民主观念和体制（且主要是体制）业已初步建成；希腊自由之精神，业已创制，而民主，作为自由的载体，业已赫然划分出其与埃及和波斯截然不同之格局。这些，是柏拉图完全知晓的。于是问题出来。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是不是高于上述三公的思想和元创呢？显然，回答是，否。
那么，柏拉图何以要对希腊之改革继续提出改革改革之要案呢？他的要案是从上述三公后退还是前进呢？我们看到，柏拉图的批判正好是在引导人们从理想主义之道路上走向与之绝决相反的格局——而这些格局并不适时出现在希腊，也并不适时出现在罗马，从而改变这些伟大国家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和传统，而是出现在以后各种极端主义全能主义之极权观里，并是在几乎千年之后；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故此，我们说，理想主义的缺陷和危险，其实来自他们的思维；因为强大的希腊正宗——上述三公的思维，体制之开端和延续——制造了真正的希腊民主和希腊传统；但是，可惜，柏拉图的极端批判和思维，却在拆散和“补充”这个言必称之之元创；从正负、确错上看问题，这个举证确属悲观，令人沮丧；但是，这却是一种板上钉钉的事实。乐观方面是，希腊的政治，罗马的政治甚至波斯的政治，并没有按照理想主义的轨迹延伸。他们主张的价值论和政治观，实在是在超越和规避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一切极权国的最初的规划和强制——他们的瓦片，他们的选票，议会和元老院、平民院，神庙，祭祀和以后的主教，政教皆备，政教各一，民主和自由，适逢其时，并不落后，而柏拉图主义，却被他们“和谐”了；等等——这是对于柏拉图政教合一之哲学王思想的最初反对——这个反对一，主张多（元化）的政治和思想，与理想国完全背道而驰——甚至，所有这些个人，多元，分权，制衡，圣俗二兼等思想，等体制，等上帝（含决定希腊诸公命运的皮西亚女祭祀），真主，耶和华，耶稣等等，都是反对哲学王的现实和超越的武器——这些西方思想的真髓，划一而论，就是在经验和超验二元不可知论的健康轨迹上运行——这个提供不可知和真理相对限制论的思想，以后又引发了类似理性主义和疯癫主义的对话；而在“延异”这个福科和德理达殊途同归的结论上，延伸出逻辑实证和信仰感受的分类和同构（——等于解构）。所有这些思维和历史的轨迹，使得我们庆幸，西方历史的打打杀杀，希腊，罗马和波斯历史的打打杀杀——他们之间间性的巧备和分梳，给西、东历史一个可以分辨的善恶，美丑和真伪，而绝对不是取消意义和异议。
所有这些正面的说明，是不以柏拉图主义为原则的原则；是不以理想主义为圭皋的圭皋；是不以哲学王为统治的统治（像英国皇室的权力虚置和文化膺重等等）。这里的例子是奇异和有趣的。在我们前此叙述的文字中曾经援引波斯王大流士当政后，举议波斯是不是要施行民主体制时，那七个政变和改革者（“七人帮”）说出了类似希腊诸邦施行民主的政治语言。这些政治语言是，他们举议的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里，制度的制衡因素为之提出，却是并不异于今人制衡思想的端绪与滥觞——而他们选择君主制度的原因，好像是这样一种推论：因为民主制度的乌合之众的无选择选择，最终还是选择了制止混乱的专制和王权（选择了王）；所以，他们要大流士继续王权统治——这里的意思是，居然波斯人和柏拉图在他的伟大著作里抨击民主之演说，完全一致。而波斯人给出的、被他们占领后的某个希腊民族可以持续在他们的属地实行民主，却为奇观——而在很多时候，波斯人给予他们的战俘和降民、那些希腊人，一个他们可以居住的属地，而非实行枪毙反革命那样的肉体消灭（当然，在战争里，诸方面还是要杀人的——但是，这个弑杀如果不能得到皮西亚女祭祀的诗歌暗示或者反对了她的举示，一切就要倒霉和完蛋（见《历史》）。这是一种哲学王不能做到的神秘主义；而这个神秘主义，才是基督教以前的人神间性和人低于神的一种超验体制，超验思想——这是柏拉图不能替代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功能；哲学王，也不能代替。凡是后世试图代替者，那些伪基督和假圣人全都遭到了覆灭；那些暗示和明示诸神以界黄昏者，他们的话言又是如何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上帝是不是要病得必得为哲学王代替之严重课题，因之摆上议程；而这个课题，现在并不能尽述其因也！
二
柏拉图的《理想国》面世久远，影响甚巨。但是，对此经典做出切评，却是一个严峻课题。近来内地学人对此大作做了新译（从希腊原文翻译）且再次出版。翻阅这个并不太通顺的译本，加之思索近年来坊间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文字，我们得出一个并不正面的结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距离极权主义观念非常接近，极为类同。其中，关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和理想国的理想主义诉求之间，尚有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换言之，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的理想国政体，在他们言说的时候，尚处在一个未来时态，并不是希腊各种政体的切实操作和价值定位——反而是柏拉图试图改变这些既有体制和体认。这些观念包括：1，关于“一”这个哲学概念之总体论说明——这是柏拉图原型论和总体论的哲学标识之一；问题是，这个“原型论”的名，实之争，在偏向名之可名或者不可名之场域时，是在探索一种后来被实证主义诟病的集合名词——而实证主义之名和柏氏之异，却是一种单数名词——也就是说，上帝，这样的非集合，非单数名词，是要被搁置和排除的——因为他，（大写的“他”；或者大写的“你”——见马丁.布伯）——是不可以证实和推论的——也见康德的二律悖反。这就是原型论诉诸集合名词的初衷。这个初衷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熟悉的非单数名词，如，人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共产主义，等等。逻辑实证论虽有反对形式逻辑之疑，却是反对绝对真理的批判之武器和武器之批判——如果人们罔顾形式逻辑，那么，日常生活就被颠覆——如果人们罔顾实证逻辑，那么，暴力真理论和绝对正确论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人们罔顾逻辑之外，也就是福科所谓之（相对于德理达的“文本之内”的）“文本之外”和“文本之前”之说（见《福科和德理达》），信仰就被颠覆——如果人们兼顾和满足所有这些元素，历史和世间的常识，宗教世俗的智慧才不会变得愚蠢和野蛮。这是哲学王没有兼顾和预料的力道和健康——幸运的是，柏拉图的后人对此一清二楚，并未延续理想国的体制创造，而是创建了一整套可以言说，也可以不言说的政教体制，民主体制。这是十分明确的。
2，再就是他对于所谓城邦卫士的反私有制之理想及其追求；包括城邦妇女和儿童的共有化政策（接近后来苏、中的公有化）。这个希腊妇女的集体化被占有过程，固然是其传统使然（见希罗多德《历史》），但是，将此风习论上升到制度和理想层面，且定义于共有制之理论内涵的凸现，则被证明他是一种被后人放弃的诉求——且在近现代西方政论中，被确然固定下来；私有制的人性观念和体制应该取代公/共有制（包涵马克思的人民共有制说法）——我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性尚须深入研讨，也是因为他牵涉到这类政体论述的严格前提之存在；“社民”是私有制；“民社”（谢韬主义）呢？语焉不详也。
3，血统论和人种论；柏拉图言之凿凿地说，在希腊各邦生命存在里凡是所谓劣等男、女生育的孩子，要将之“处理和隐匿”，不被认可。（见《理想国》）（此见，据说被希特勒直接援引过）。等等。
4，就是他的著名的“哲学王”观点；他用一种所谓真理论的暴力语言和暴力统治（未来时）来与民主自由接轨，并对人们的思维实行一体化洗脑（最早的洗脑？）；这个思想的领袖就是政治的领袖之观点，非常类似后来的极权主义真理论和导师论（毛的导师论——反对封建时期所谓的帝师论和道统说——大而言之，这是对于伊拉斯谟基督教帝师教育和中国类似帝师太傅制度的反对乃至反动——更加重要的，他反对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没有出现哲学王，反倒是出现了希腊后时期的基督耶稣。等等。）
5，这种政教合一的主张，其实是对于希腊人一切祈祷并且一切瞩望于阿波罗神殿之皮西亚女祭祀之提示和指引崇拜的反拨和解构；因为哲学王的“人文主义”思维和“人权主义”统治，正好是对于人文和人权最大的辱没和亵渎。于是，我们看到，希腊之民主传统在柏拉图那里首次遭遇了最大的挑战，并且影响了后来几千年之东西方历史。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每每和柏拉图政治思想媾和。这是一种十分清楚的轨迹和提示。希腊传统的民主和神道，并非水至清而无杂，却是同样具备一体两面的正负思维；且在以后人类出现正、负两面斗争的时期，产生历史不会结束的极大暗流。这股暗流，从希腊僭主统治开始横跨千年成为东西方产生极权主义之共性。也就是说，不反思柏拉图这个产于希腊和人类民主摇篮中的极权主义思维萌芽，人们对于后来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就会找不到源头和土壤。于是，一个几乎不被人重视的课题，就会应运而生：人类极权主义，不单是苏联中国的产物，不单是希特勒的产物，也是柏拉图的产物，是希腊思想的产物。这是事情的基本方面；固然，很多人会对此感到沮丧。
三
细而论之，柏拉图是这样阐释他的几种政体观念的，也就是所谓的王制，寡头制和民主制。我们引述如下——
“苏：我看，寡头政治所认为的善以及它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财富，是吗？
阿：是的。
苏：它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分贪求财富，为了赚钱发财，其它一切不管。
阿：真的。
苏：那么民主主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善的依据，过分追求了这个东西导致了它的崩溃？
阿：这个东西你说的是什么？
苏：自由。你或许听到人家说过，这是民主国家的最大优点。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是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去安家落户的唯一城邦。
阿：这话确是听说过的，而且听得很多的。
苏：那么，正像我刚才讲的，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
阿：怎么会的？
苏：我设想，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人，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
阿：这正是民主社会的所作所为。
苏：而那些服从当局听从指挥的人，被说成是甘心为奴，一文不值，受到辱骂。而凡是当权的象老百姓，老百姓象当权的，这种人无论公私场合都受到称赞和尊敬。在这种国家里自由走到极端不是必然的吗？
阿：当然是的。
苏：我的朋友，这种无政府主义必定还要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里去，最后还渗透到动物身上去呢！
阿：你说的什么意思？
苏：噢，当前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象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
阿：这些情况确实是有的。
苏：确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无聊情况。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象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
阿：你说的全是真的。
苏：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到了极点。你看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
阿：那么，我们要不要“畅所欲言”，有如埃斯库罗斯所说的呢？
……
苏：当然要这样做。若非亲目所睹，谁也不会相信，连人们畜养的动物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狗也完全象谚语所说的“变得象其女主人一样”了，①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
……
有谚语说：“有这种女主人，就有这种女仆人”。
阿：你告诉我的，我早知道。我在城外常常碰到这种事。
苏：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象你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阿：是的，我知道。
苏：因此，朋友，我认为这就是僭主政治所由发生的根，一个健壮有力的好根。
阿：确是个健壮有力的根，但后来怎样呢？
苏：一种弊病起于寡头政治最终毁了寡头政治，也是这种弊病——在民主制度下影响范围更大的，由于放任而更见强烈的——奴役着民主制度。“物极必反”，这是真理。天气是这样，植物是这样，动物是这样，政治社会尤其是这样。
阿：理所当然的。
苏：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阿：是这样。
苏：因此，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的可怕的奴役，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产生。
阿：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苏：但是我相信你所要问的不是这个。你要问的是，民主制度中出现的是个什么和寡头政治中相同的毛病在奴役着或左右着民主制度。
阿：正是的。
苏：你总记得我还告诉过你有一班懒惰而浪费之徒，其中强悍者为首，较弱者附从。我把他们比作雄蜂，把为首的比作有刺的雄蜂，把附从的比作无刺的雄蜂。
阿：很恰当的比喻。
苏：这两类人一旦在城邦里出现，便要造成混乱，就象人体里粘液与胆液造成混乱一样。因此一个好的医生和好的立法者，必须老早就注意反对这两种人。象有经验的养蜂者那样，首先不让它们生长，如已生长，就尽快除掉它们，连同巢臼彻底铲除。
阿：真的，一定要这样。
苏：那么，为了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注视着我们的目标，让我依照下列步骤进行吧！
阿：怎么进行？
苏：让我们在理论上把一个民主国家按实际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曾经讲过，其第一部分由于被听任发展，往往不比寡头社会里少。
阿：姑且这么说。
苏：在民主国家里比在寡头国家里更为强暴。
阿：怎么会的？
苏：在寡头社会里这部分人是被藐视的，不掌权的，因此缺少锻炼，缺少力量。在民主社会里这部分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很少例外。其中最强悍的部分，演说的办事的都是他们。
其余的坐在讲坛后面，熙熙攘攘、嘁嘁喳喳地抢了讲话，不让人家开口。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一切（除了少数例外）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阿：真是这样。
苏：还有第二部分，这种人随时从群众中冒出来。
阿：哪种人？
苏：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其中天性最有秩序最为节俭的人大都成了最大的富翁。
阿：往往如此。
苏：他们那里是供应雄蜂以蜜汁的最丰富最方便的地方。
阿：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
苏：所谓富人者，乃雄蜂之供养者也。
阿：完全是的。
苏：第三种人大概就是所谓“平民”了。他们自食其力，不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多少财产。在民主社会中这是大多数。
要是集合起来，力量是最大的。
……
阿：是的，不过他们不会时常集会，除非他们可以分享到蜜糖。
苏：他们会分享得到的。他们的那些头头，劫掠富人，把其中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把残羹剩饭分给一般平民。
阿：是的，他们就分享到了这样的好处。
苏：因此，我认为那些被抢夺的人，不得不在大会上讲话或采取其它可能的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阿：他们怎么会不如此呢？
苏：于是他们受到反对派的控告，被诬以反对平民，被说成是寡头派，虽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变革的意图。
阿：真是这样。
苏：然后终于他们看见平民试图伤害他们（并非出于有意，而是由于误会，由于听信了坏头头散布的恶意中伤的谣言而想伤害他们），于是他们也就只好真的变成了寡头派了（也并非自愿这样，也是雄蜂刺螯的结果）。
阿：完全对。
苏：接着便是两派互相检举，告上法庭，互相审判。
阿：确是如此。
苏：在这种斗争中平民总要推出一个人来带头，做他们的保护人，同时他们培植他提高他的威望。
阿：是的，通常是这样。
苏：于是可见，僭主政治出现的时候，只能是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的。”（此摘引自郭斌和　张竹明译本——前此提及新译本由顾寿观译 吴天岳校注  2010年版）
这就是柏拉图关于自由使得：“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象其女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而据说这是民主政体导致的恶果；难道这样的理想和理想主义，就是所谓让度民主政体给僭主抑或君主政体之充足理由律吗？几千年来，这样的自由民主评价，难道真得希腊之真传吗？难道希腊在此之前抑或完全没有柏拉图批驳的民主追求和自由抗争吗？也就是说，柏拉图是不是填补了希腊政治哲学的空白，从而把一个不要民主而要王权的政体，加诸于这个伟大而偌小的民族（多民族）呢？希腊和罗马是不是在此指引下，走向柏氏主义从而和波斯，埃及，利比亚的专制和谐共生了呢？所幸，事情不是这样。关键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的，在希罗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手中，记录了当称纪元前柏拉图时期业已形成的希腊主流政治思想之定位，之倾向，之追求；这个思想在其伟大《历史》记叙里，业有很好反映——虽然，希罗多德并非完全一位政治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超越性整体作家；因为他的政治，战争，经济，风习，人物，事件，完全是要请示于德尔斐的皮西亚祭祀的神秘预言和暗示/指示——而绝决不像有些人所言，希罗多德是站在所谓“人”的角度来看待希腊历史的（见凤凰网梁氏言）；不，希罗多德和他笔下之人，须臾不可以违背和解构皮西亚的示意和判断；应顺者生，忤逆者死。于是，重新看待希罗多德笔下三公对于民主自由之看法，成为一种质疑柏拉图的原本——请注意，希罗多德是在柏拉图之前之年代发言的。
删繁就简，是我们看待《历史》的阅读和摘录方法；整本历史，如果按照汉字思维，可能篇幅要缩减百分之九十；其体其风不便评价。关于梭伦，首先出现在吕底亚王、萨尔狄斯人克洛伊索斯的片摘中。那个故事涉及了波斯王居鲁士对他的逮捕与宽恕（我们后称其为你我中有你我……）——且因为他的聋哑儿子一声救助，自己祷告上天，结果降雨于火，使得他从居鲁士的火焰和柴堆上得以拯救——而克氏对于梭伦的话言追忆复三——“他三次叫着梭伦的名字”以阻吓死亡威胁。梭伦造访萨尔狄斯曾吾索氏，谈得都是关于财富和幸福的话——这时，克氏认为梭伦关于“活者无一人幸福”观；乃及神嫉妒人类，且常常愿意干预之之说，激励了他赴死之无畏。也就说，梭伦改革的思维在柏拉图之前业已抨击了金钱至上，势利现世；但是梭伦并未让哲学王而是让神和德尔斐祭祀来安排命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梭伦关于人有来世，活人不幸福之说；也是他的非功利主义之表达；这个倡导暗含着对于希腊僭主们和君王们政治全能主义的否定乃及对于金钱统治的批驳——结果和必然是，只有自由和民主，才是拯救与克制之利器。但柏拉图以为相反，只有从民主，僭主体制复辟王政，反掉民主体制，一切向钱看的局面才能转变——而这一点，无疑是对于希罗多德的倒退——固然，希罗多德并未展开他的政治篇章，而是叙述了一种比较抽象的道德观，人神论和传说神话。
至于他提到的伟大的克里斯提尼——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是他祖父——这位雅典人的改革，无非是争取平民以对抗他的敌人；他的策略就是以自由之作用在和拉栖代梦人争夺胜利之时，取法自由和平民政治。一旦摆脱了僭主的统治，“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一旦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最好的表现”。（同上，下同）对于爱好僭主政治者（雅典西皮特拉时期，确有一批不爱民主爱僭主者）拉栖代梦人，一位“科林斯人”说，“打算推翻希腊诸邦中的自主政府，并且在他们那里建立僭主政治，那现在想必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了……须知，世界上没有任何事务像僭主政治那样地不公正，那样地残暴不仁的。”值得指出的是，斯巴达人据说自己不建立僭主政治而要移植于雅典。科林斯的僭主一度听信米利多僭主之言，“把田里长得特别高的那部分穗子都剪下来扔掉了”，是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这就是后来的柏德里安遵照塞拉叙布卢斯建议，剪除邦里杰出者之做法……；天啊！“这就是僭主政治！”希氏籍口古人而叹。这是引出系列僭主批判的无数故事里的故事；而后，克里斯提尼家族的后人，生下了又一个改革“狮子”伯里克里利——据说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梦见自己生了狮子——为希腊诸邦继续追逐民主而非僭主准备了人选；这已是尽人皆知之叙述了。
四
波斯，相对于希腊，处在何种政治定位上？这个课题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言及的波斯人的民主萌芽和自由观念上。这里姑且一引——因为这是希罗多德《历史》关于政治概念最为详细的说明；却是在举证波斯人的看法（希罗多德《历史》）——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同志们（原译如此！－自立）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秀论’全部根据。”（参见刘自立 《七人帮》）
从理论上说，波斯人的王权主义不是极权主义而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可以协和民主，可以释放希腊，可以间性与之。这就是希腊胜也波斯，败也波斯之大原因。这个历史格局的形成，一是因为希腊，波斯，埃及，利比亚之间的地域整合与分梳；二是因为希腊波斯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澄清所有这些种族，这些人物，这些战事和条约，不是本文胜任，但是，苟简提出一些关节还是可能。其中，希腊文字（腓尼基文字），服装（埃及之）和城墙等，都是非希腊源头之产物等等，说明了这些文化和文明的融和；也是后来罗马共和和帝国多元的初始。
二，波斯人物和希腊之之联络，反叛和和谐，也是所有这部希罗多德故事的内线。就像希腊人要问示于皮西亚一样，波斯人也要问之。所以，就像中国之内战，春秋，七雄，三国，南北朝时期，道统未更，只是政治强辩，战争因出，亦为其祸，却可革命或者改变——极权主义就难了；也就是说，希腊之部分就是波斯，就是埃及，就是利比亚。他们种姓不一，却是互相纠葛，皆蝉联其中也。
三是，雅典区区小邦，却发轫了一个2.1万人成就的民主大业（当时雅典的人口统计），这不能不说是波斯人望而生奇生畏之风景；每每出征和改变以前，一句希腊人的口头禅：为了自由——产生了一切之波斯，一切之埃及不能比拟的专利和优势。虽然，悉尼.胡克认为波－希战争的胜败，不属于必然，但是，这个不必然，还是统治和左右了整个西方文明。
四是，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何以产生伟大文明的波斯，赫勒斯庞和拜占庭没有施行民主之一问上？他们选择了专制——这当然不是否认他们的文明——中国的专制主义，照样创建了伟大的轴心文明——问题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就连希罗多德也面对过的一个既成文明，而对之形成一种印象；而柏拉图却要视而改变之；毋宁是一种负面立义。这个印象，凸现在《历史》这第一部人类历史著作里，已是历史的，希腊的，民主的过去时，至少是进行时，而非未来时——这是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再思的一些事实，一些原则。
五是，这个波斯文明的出现，乃至最后他们被导向的、对于十字军的抗击，再乃至最后，当今世界形成的东－西（如西方对峙伊朗）的文化，从历史的渊源说起，是不是希腊有希腊的根据，波斯有波斯的因子？这也是一个偌大的课题——加上整合如中国文明，如儒家（儒释道）文化，世界间性文明的触角，如何引动对于普世价值的调整和协调，这是为柏拉图和希罗多德无法解释，不曾面对的课题。
六，希腊民主对于希腊殖民的双向存在，也是“存在是不是存在”——这个同语反复的并不嫌之重复的提问。
七，我们看到，波斯文明的政治底线并未从专制主义中进行突破——所有中东国家无论晚近还是最初，他们的政教一统论的地位，并未进展到后来极权主义政教合一的局面；即便在今天的缅甸和伊朗，也不是导师统治而是明明存在着圣俗两界的分野和整合。这是十分清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层面，让波斯主义和希腊主义整合的可能性就像古代一样，照样存在于今。这历史演变的当今诠释。难道不是这样？


《民主中国》

理想国？极权国？——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