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從巴金先生推出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一書以來，以後又有新的英文譯本，坊間一致贊揚，充分肯定赫爾岑此書的革命意義和歷史意義，肯定他作為俄國革命先驅的人格和觀念。
筆者不想就此話題給出新解（在批判沙皇意義上），只是對他的俄羅斯前途論乃及俄羅斯特色政治問題（如，後面將會提及之俄羅斯村社主義），做一個完全不同的分析，以期和讀者探討個中難點和困惑。
一般而言，革命導致對于專制主義、對于俄羅斯沙皇的反對和起義，觀念（隨想，人物和場景）和革命前途密切相聯；可是，革命可以導致專制之反，也可以導致對于專制的開明或者反動的背叛——即，革命也可以導致反對專制的極權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納粹主義。俄羅斯革命在此岔道上困惑再三，最後選擇了反對專制導致極權的列寧主義道路（當然，在共產黨執政七十年後，他們又廢黜了這個斯大林主義政權）。于是，反對沙皇統治的悖論就此形成。俄羅斯思想史和宗教政治之歷史，尤其是1905年人民起義以後俄國知識分子“路標”派，對于俄羅斯前途和俄羅斯政治宗教走向之大疑問、大爭執，一度產生類似我國五.四以後政治路徑選擇一般的嚴重爭論。這場爭論導致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幾乎摒棄歐美政治價值論，主張宗教救人、救國的面向上，陰錯陽差，聖俗兩軌，不能兼顧，終使列寧主義乘虛而入，坐大成為既消滅政治價值，也消滅宗教價值的人類殺戮主義——而中國五.四以後反對傳統，以俄為師的道路，在幾乎反向的路徑指引下，也做出和俄國革命殊途同歸之結局，即痞子當道，文化絕滅和道統斯文盡除。何以俄羅斯人要反對西方當時的自由民主價值論，自呈體系，自找前程，自我中心，規避了人類的普世價值呢？
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們對于西方軸心文化和西方（主要是羅馬教廷）宗教中心論持有異議；這個異議，導致他們嚴重懷疑就此政、教兩分法得出的歐美政治命題；這個命題就是，宗教拯救論並不能代替人文主義和宗教的有限分梳和結合，人文主義走向宗教改革之路，使得政治哲學和政治路徑，產生完全不同于宗教解救的層面和目的。這個基本的政治實踐論，在西方當時十九世紀的整個演進里充滿了並不完善，並不美好、甚至夾雜丑陋殖民主義的霸權味道（也就是其文明高下論）、民主自由的幼稚論（對內民主，對外殖民一類做法看法），讓很多不乏睿智的西方哲人含俄羅斯學者困惑不解。他們看到的、類似施本革勒一類學人甚至尼采一類天才所揭示的西方沒落論和上帝已死論，造成了對于西方政治學觀點的嚴重懷疑。這些懷疑，主要包括民主精英政治導致的權力集中和道德滑坡。西方文化道統中的貴族和僧侶傳統，一度在遭遇技術科技和資本貿易的大量吞噬和殘害。精英人物轉移到以後白璧德所謂科技主義和權力主義兩個面向上，幾乎要求民主自由在這兩個帶有極權概念的政治科層體系中，逐漸就範和屈從。施本革勒並無虛言。他的預言就是，底層無文化階層，反傳統道德人物希特勒的出現及其統治方式的坐大和哲學影響。這個預言，在當時俄羅斯人那里，也同樣時興。其政治推導方式和施本革勒等人也有一致之處。而赫爾岑有名的幾個觀點，就是對于西方價值論是不是真理表達的嚴重懷疑。我們刪繁就簡地予以說明，以期討論方家。
二
赫爾岑的一個著名觀點是，西方政治體制（私有財產，三權分立等）的完成本身，使得體制完善轉變成為體制僵化；體制僵化的結果面臨革命和改革作用之逐漸式微。其體制的完成，變成了對于體制和人性的雙重扭曲甚至異化（這里當然遭遇一個新民主和新自由對于老式之民主自由的再改革——另外一個面向是，“新論”，新人論導致的民粹主義、社會主義扭曲背叛了民主自由本身）。
再就是，赫爾岑說出了一個極其夸大卻不無道理的預見——他認為，如果英法政治體制在逐漸僵化以後不思再改進，則會出現兩個極為堪慮之前景。一個前景是，帶有革命極權主義傳統之法國體制和國家風格，會讓法國體制國體和政體演化和轉變成為波斯（國家體制）風格——一個極帶中央極權主義色彩的國家；而英國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政治，如果不思改進，則會變成他所謂停滯不前的中國體制（當然，他認為中國體制在某一個有限時期是保守和完善的；等等。）
最後就是，赫爾岑在分析宗教內在性和政治外在性上，會通所有路標派，前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知識分子之主張，認為國家與國人之最後拯救，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宗教——這也是從陀斯妥耶夫斯基到索爾仁斯基、一代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堅持和秉持的看法（俄羅斯文學之所以會創造出如此璀璨碩果之原因——因為人性化挖掘和塑造來源于宗教的巨大之道德力量——含其藝術和音樂——而大眾民主政治，也許正好做不到這種精英文明之文化創造）。但是，拯救之道在西方，並無這樣漫長誤國/無果之過程；其人文主義教導的政治學走向，一方面，秉持馬基雅維利主義之實用主義和道德相對論，一方面，制定和約制宗教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平衡與程序，很快就為開創世俗世界的救人之道和救國之道，奠定了思想和實際的基礎。政治民主的國家，在規定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上的清晰性和互助性，遠遠超越宗教拯救之道的含混主義和整體主義——雖然，反向來看，政治獲得自由的國家，則會更加有助于宗教對于政治訴求的所謂會通之須。
所以，起碼在這個三個課題上，赫爾岑主義沒有給予當時俄羅斯社會以適當的解釋和規範；他的看法，並未逃出革命、無政府、民粹和列寧主義——這樣一種所謂從“杜、車、別”－列寧主義之邪道走勢，正好是隨想一類思想並不準確之處；也就是我們所謂反對專制、導致極權之路之呈現。這是對于隨想之隨想的負面反思，卻又是對于西方政治價值論的正面肯定。我們前此討論索爾仁尼琴關乎于此的看法，也呈現了他的對于俄羅斯道統的堅持和執著；而這個道統原則依然保留了對于赫爾岑主義的預留空間（見其《紅輪》）。在注意他的談話內容的時候，我們發現，索氏並不堅持美國抑或英法的價值論，文化觀，而是反復推崇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來的、純粹俄羅斯價值論（他基本上遵從從卡拉姆津和陀氏開宗的宗教中心論——而不是羅馬中心論思維；更不是歐美政治價值論）；這個俄羅斯中心論，導致兩個現在看來皆已破產的政治選擇；一個是，列寧摧垮了俄羅斯上帝——
一個是，摧垮俄羅斯上帝的列寧被俄羅斯新的民族主義摧垮——只是，當我們定位當代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時候，關乎他們是不是采納了民主自由價值論方面仍極大存疑。這是不是也要歸結為赫爾岑遺留的遺產呢？
三
此時，我們援引赫爾岑具體觀點，以闡釋其正確抑或並不正確的說法，用歷史借鏡今天。首先，我們引用他的著名的法國之未來為波斯論，再言及其英國之未來為中國論——這樣一種看似奇特卻有內在合理性的看法。（這個看法，直接導致時下人們對于所謂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普遍討論——這個討論，從反面論證了赫爾岑的觀點︰不是英國在變成中國，呈現負面體制和發展停滯的歷史因果，卻是完全相反，英國之所謂衰落，歐洲之所謂衰落，正在凸現中國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甚至美國也會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而讓位于中國——世界歷史真會如此演化乎？！）赫爾岑的說法是——
所有制度都有開始與結束的時刻；當西方共和和民主制度完成以後，他們似乎面對社會依然存在的弊端無可如何——遂引發此中制度之可疑性說明——
“斯.穆勒談到的這個世界，還沒有完全能站穩腳跟，也未能完全定型；數不清的沉渣浮到表面，一切都渾濁不清……
“到那時候，按照斯.穆勒的說法，英國就可能成為中國（當然是大大改進的中國），既保持著自己的全部自由，同時也完善著自己的立法，既隨著這種必須這樣做的習慣的養成，借以減輕法律的強制性，而這種不成文法是比起任何法庭和懲罰更能扼殺人的意志的。（三點說明。1，中國之改進在當時是什麼情形？清朝的制度和法律建設嗎？——這里皇權廢相的所謂制度，正在成為中國開始枉顧法律，取消制衡的皇極制度。2，英國不成文法和法制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抑或不一致性？3，意志論和自由論之間，是不是在不成文法之框架下無法操作而日益懈怠和廢弛？答案其實非常清楚。歷史和他開了玩笑。）
“而法國這時候將走上波斯生活燦爛的軍事軌道，因為文明的中央集權所給予當權者的一切，並把其他民族栓在中央集權專制獨裁制度的命運上，……現在他的祖阿夫兵（法國前殖民地部隊的雇佣兵——原注）的面貌，已不屬于歐洲型而屬于亞洲型了。（亦三點說明。1，即便法國革命之各個派別施行輪流坐莊和殺戮，也未能做到以後俄國和中國共革命之自上而下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殺戮。我們說過，法國革命各個派別的輪番屠殺，一方面說明革命暴力的殘酷和無道，另外一個方面，也說明，即便革命，法國革命之自由和俄國革命之不自由是顯然不同的；後者未能將革命轉變自由主義；而前者可以，其一部分原因是兩個革命思維和資源不同——法國革命不是盧梭普遍意志而是非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列寧和毛主義極權主義革命迥然有別。2，法國中央極權主義在其復闢時期業已轉化成為皇權和革命之不極端主義。這是復闢時期法國知識分子的共識。3，法國從革命到復闢，如英國一樣，實現了對于共和和皇權的改造，完成了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的合一——這在以後中國辛亥革命中有所體現；卻在俄國列寧主義和中國毛主義革命中，真正實行了反動的權力復闢——其建政的反動性，超過沙皇和中國朝廷。赫爾岑所謂法國和英國的見解，不是歐洲主流社會當時的見解。）”
雖然，赫爾岑還是振振有詞，續爾再言的，“由此可見，問題不在于預言英國遭到與中國同樣的命運（英國從來沒有遭到和中國同樣的命運——是指這個話不是穆勒說的，是赫爾岑自己說的——自立注），這種說法是否恭敬，預言法國將變成波斯，這樣說法是否失禮。不過說句公道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侮辱中國和波斯就無可厚非。斯.穆勒並未觸及的真正的問題是，是否真正存在某種足以除舊布新的新式的力量的萌芽？有沒有某些幼芽的健康的嫩株能使逐漸凋零的青草起死回生？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這個民族是否能夠容忍最終被用來給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肥，心甘情願地充當沒有出路的苦力，陷于無知的半饑半飽之中……從被食人者變成食人者。”（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下同）（這里的歷史軌跡和預言故事和他說的正好相反；英國之類新老殖民主義，直到現在，還在繼續其享用中國和“波斯”土壤——勞動力，資源和投資環境——無工會制約資本的暴力剝削之便利，而絕非相反——自立。）
至于他所謂如果英法“人民被壓垮了，新的波斯和新的中國將不可避免”——這樣的預言，很像中國崛起論者和中國稱霸21世紀者之鼓吹論調——只是赫爾岑比起他們早說了一、兩百年，而已——事實究竟將如何演進呢？
四
于是我們回到一個主要政治課體，英、民主制度是不是壓垮人民；新的中國和波斯是不是“不可避免”？赫爾岑的預言能力不能不使人驚詫做愕，因為他實在有一些預見能力和分析天才；只是這個預言好像方向和坐標完全搞顛倒了。是的，這個中國模式不單挑戰現今西方價值體系，而且挑戰過歷史上西方思維體系和制度體系；一如前言，西方民主＋殖民體系的調整，無論在施本革勒之一戰時期還是在赫爾岑之十九世紀中葉，皆呈現未完成曲式；世人都不能看出其價值論的政治“正確性”——包括美國民主剛剛開始時期的奴役性質，英法民主的殖民性質等等；赫爾岑對于美國畜奴主義的抨擊，是為一例——他尚未研究，抑或不可能研究後來聯邦黨人關于美國政體和國體的調整乃及林肯的廢奴主義。這樣，他的所謂美好體制之建立之完成之僵化論，吻合當時所謂之黑暗現實，成為他的“地下室革命”的一個源頭；也成為列寧和斯徒盧威、米留科夫、普列漢若夫同一抑或分歧的全部內涵所在。這里的歷史軌跡還是十分清楚的。俄國基督教巡神主義和西方（比如，斯賓諾莎的神權國家論）的基督教元教旨主義，共同對峙世俗國家論和憲政論，使得反對專制主義的斗爭和反對歐美政治論乃及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混淆一體，難解難分。這當然給了列寧主義和要撲滅俄國正當改革的克倫斯基政府之德國人，一個正面的回應——列寧主義和德國殖民主義加起來反對俄國政府，俄國改革和俄國自由——加上美國財團對于俄國的覬覦，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自然如魚得水，趁火打劫，馬到成功。
我們還是看看赫爾岑自己的說法——
“我們眼前有一個可怕的例子，自從人類開始紀事的時候起，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除了美洲以外）對廣大國家體制合理和自由發展如此好的情況都集中到了一起；在貧瘠的文明古國或者在還沒有開墾過的土地上，一切妨礙發展的因素，在這里都不存在。18世紀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學說，在排除了法國的黷武主義之後，英國的COMMON
LAW，在排除了過去的等級後，成了他們國家治理的方式的基礎。除此之外，還要什麼呢？舊歐洲幻想的一切︰共和，民主，聯邦，各個地區的自治權，以及把大家都寬松地聯合在一起，中間只打了一個松松的結子的寬松的政府腰帶，都應有盡有。
“這一切又產生什麼結果呢？
“社會多數人掌握了專權和警察權；人民自己行使著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第三廳和劊子手的職能；八十年前曾宣布過的‘人權’的人民，由于‘鞭子權’而分裂了。南部諸州把奴隸制（原文黑體字——自立注）一詞寫上了自己的旗幟，就像此前尼古拉把專制一詞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一樣，他們對思想方式和議論的迫害和壓制，其卑鄙程度並不亞于納布勒斯國王和維也納皇帝的所作所為。在北部各州，‘奴隸制’還沒有上升為宗教教條；但是，在一個丟開賬簿的只是轉動了桌子和招魂的國家——在一個保存著清教徒的公誼會，容不得異己勢力的國家中，他們的教育和信仰自由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赫爾岑續爾說著，“一個國家越自由，政府和干預越少，它的言論權和信仰獨立權利越是得到承認，它的群眾就越不容忍異己勢力，社會輿論就變成了憲兵隊和刑訊室；您的鄰居……把您置于監督之下。
“難道只有自身得不到任何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嗎？”（同上）
是的，難道還要如何解釋赫爾岑完全弄反了的說辭嗎？民主造就了自由，自由造就了監視，壓迫和排異；最後，那個對于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解釋，變成了幾乎是阿倫特和阿隆筆下對于納粹的管制和屠殺畫面。這樣的黑白混淆和概念混亂，究竟如何可以發生呢？還是該回到我們文前提起的反對專制之錯誤——導向極權主義——其間含有對于人類社會和人本的某種烏托邦和巡神論幻覺。這個幻覺，導致赫爾岑和所有的別爾嘉耶夫，索洛維約夫，舍斯托夫乃及俄羅斯精神領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股腦走向對于美國和西歐政治價值論的否定。這樣的否定之一部分責任和因素，來自被批判者自身——就是我們說過的，西方中心論和殖民主義之罪。這個“水果變成結果”的路程，其實剛才走了一小半；十九世紀路徑的朦朧和社會的黑暗、光明，不單赫爾岑看不清楚，施本革勒看不清楚，馬克思看不清楚，但是，其所謂的現實構想和理想預估，在所有的孟德斯鳩，洛克和李嘉圖筆下業已成形，凸現和幾乎是完善起來；他們不是看不清楚，而是看得極其清楚準確和坦率。一句話，民主不是好東西，但是沒有比這個不好更好的東西。赫爾岑認為，批判是理想型的；暴力主義和機會主義者涅恰耶夫認為，無原則，無神則，可以舉事，成功，傳世；列寧批判了他自己根本不懂的馬赫主義——顯示他的“真理論”導致的暴力，暴力思維，暴力語言乃及行動。是的，不是體制和政府只要存在，就等于無政府主義筆下的黑暗對象——不是!反之而已，恰恰是枉顧民主政治和建政價值的批判主義，懷疑一切主義和赫爾岑主義，馬克思主義，導致政治路徑和民主框架的垮塌和走型。是的，正如我們前此一再言及，當人們，當知識分子，當革命者，當無神論者要批判專制主義內含的文化核心和文化精要的時候，當他們一見文化就要拔出手槍的時候，埋葬專制和埋葬人類的法西斯主義，就開始啟動了。中國和甦聯的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在批判專制主義之蔣介石和克倫斯基的革命基地上發跡發展和成功的——而這個起點，涵括赫爾岑對之自覺不自覺的批判型思維。
五
在批判和嘲笑了西方所謂體制完善、僵化和反動帶來的後果甚至惡果後，赫爾岑給出了他的方案。這個方案就是他的村社社會主義，也就是給馬克思列寧奠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基礎的“跨越卡夫丁峽谷”論。
這位“就代表整整一個領域，就代表一個思想飽和到驚人地步的國度”（高爾基語）的村社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主要綱領是，“在俄國農民的小木屋中，我們發現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的農業共產主義基礎之上的經濟與行政機構”。（赫爾岑《赫爾岑文集》下同）俄國無產階級之存在之力量不如西方之，而農民及其村社的存在，天然具備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的存在，甚至可以修改“資本論”（據說，馬克思晚年正是發現于此，準備修訂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成功理論——為列寧的突破資本主義薄弱環節，準備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于是產生跨越論和所謂潛在之資本論“第四卷”觀點。這個“第四卷”，其實就是列寧主義革命。村社理論的闡述，坊間不乏其文；我們看到趙岩先生有比較完備的考證和論述（見趙岩《赫爾岑與俄國的“村社社會主義”》）。只是其結論和我們不太一致。因為，他自律或者沒有能夠將這個理論和列寧主義，甚至中國之“人民公社理論”加以對比。其間，我們發現，赫爾岑講的村社狀況，其主要特征，恰恰不是所謂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就像西方中世紀以來之自由市一樣，俄羅斯村社的土地自有，是村社賴以存在的前提和條件——這個前提和自由市自享收稅權，選舉權乃及自持軍隊權，有些類似。這個生產和分配元素，其實，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基因，恰恰是所謂私有制資本主義的基因。于是，和上書赫爾岑不願意走向英法之政治道路有關，村社主義的發現，使得本來可以變成所謂資本主義因素的因素，被說成是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的“轉基因”異化，讓俄國最終走到列寧和斯大林消滅農民、毛主義奴役農民的社會主義大潮中去。
趙岩先生引述道（同上），“第一，村社生活具有‘民主主義’或者集體主義的特征。最能體現村社自治功能和民主性的是米爾會議。米爾會議是農民的代議制機關，是村社最高權力機構。農民可以在鄉米爾會議上處理村社一切共同的事務、選舉地方審判員、村長等等。米爾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農民自治的村社傳統。（像不像西方自由市？——自立）
“第二，村社具有共同佔有土地的特征。赫爾岑認為，俄國擁有可以滿足社會主義條件的土地制度，村社土地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它是天然的社會主義要素。赫爾岑把村社最重要的原則和道德規範之一的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精神視為‘原始主義’思想。他認為，共同佔有和分配使用土地使村社具有了集體主義的性質，使村社成員之間結成了同志、兄弟般的關系。可以說，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俄國農民用自己的全部歷史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歐洲的民族是以財產私有為基礎的，因此人們頭腦中形成了個人主義的精神，但是俄國人民從遠古時代起已經習慣了公社所有制，公社的社會公有思想把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社會主義原則的實現在俄國具有廣闊的前景’。”
這里的解析是十分清楚的。一，所謂村社集體主義，不是官方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的、列寧主義和毛主義的集體所有，而是建築在個體主義土地私有基礎上的互助和集體——這個性質的關鍵部分走向，可以是資本主義產權中的走向，就像西方、美洲（獨立戰爭以前）各個自治區的農民“聯邦”；而社會主義完全改造和滅絕了土地私有而後互助的根本性質。二，米爾會議，恰恰是所有歐美民主自治的起點，他完全可以有把握走向資本主義國家政體和國體，而拒絕走向消滅這類民主萌芽的極權主義——試問，列寧主義里面，可以存在任何米爾會議因子嗎？所以，這里，赫爾岑又完全搞錯了！三，真正道德主義和平均主義，是社會主義思維還是資本主義思維（經過調整的資本主義——因為沒有適當的詞匯可以代替這個體制之說辭——資本主義，其實是一個一點也不準確的詞匯），這是一個有待解決，但是似乎業已解決了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眾人之惡，帶來公共之善。這個解釋者是這樣理解道德和公平的。建基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有恆產、方有恆心之制度，規定人性只能被制度約束，要有公共的制衡體制，在準備好一切政體和政客性惡之基礎上，來滿足人性善之要求。這業已成為政治學的常識。但是，赫爾岑主義並不了解這個邏輯。四，取消和規避了所有這些政治條件，社會主義，就會滑向極權主義——而不再是抑或偏向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右傾，抑或偏向共團主義，工黨社會主義之左傾——所有這些都在可以掌控範圍之內——唯獨列寧主義一旦施行馬克思之蠻橫“跨越卡夫丁峽谷”，一切就轉變成為災難；如果古拉格代替（沙皇之）西伯利亞流放地，列寧主義者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之流放文化行將全部滅絕。這是赫爾岑當然不能意料的後現實發展。
為了簡明說出這個赫爾岑悖論，我們只好重復陀斯妥耶夫斯基說過的話，“我被流放十年，罪有應得！”（見其《群魔》）
我們在其他地方曾經對此斷言做過一些分析。我們的意思是，反對沙皇的偉大抑或俄羅斯最偉大作家，是這樣對待“革命”與流放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于俄國革命暴力罪人涅恰耶夫的指斥，就是他著名的泥潭論批判——豬，附身在罪人身上，滾入（革命）泥潭——這就是陀氏的反革命論、其偉大著作《群魔》表達的要旨。這個要旨之指向，一句話，就是不要讓革命和自由主義者在消滅道德，上帝和沙皇後，滾入萬劫不復之地。但是，俄羅斯人沒有遵從陀氏而是遵從了所有的赫爾岑們。這是他們付出七十年代價、幾千萬生命之跨越卡夫丁峽谷，帶來的慘劇。至于赫爾岑要為此付出多少責任，是一件十分復雜的事情。我們知道，批判和推翻沙皇的正當性，在歷史中，甚至在現實中，並無太過——但是問題接踵而來，難道列寧可以將沙皇一家全部槍斃嗎？這個俄國克倫威爾和弒君黨人，是不是會就此帶來村社理想和公平呢？不是，事情完全相反。事情正好被陀氏言中，革命和俄國人滾進了泥潭。我們看到，在所有這些事情發生以後，激烈反對列寧和共產黨的元路標派成員，在巴黎向布爾什維克政權做出激烈批判。（見劉自立《俄羅斯思想辨正》）于是，我們後來又發現，在俄國知識界，赫爾岑並非主流派之唯一。他們的源流分二。一個是反革命派，反政治價值派，巡神派——再一個，才是赫爾岑等，加上杜，車，別。列寧是赫爾岑的接班人；而不是別爾嘉耶夫和索洛維耶夫的接班人，更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接班人。主要因素是，前者的政統和正統是俄羅斯文明，宗教，而後者要跨越，要屠戮，要腰斬這一切。
這類事情在中國，基本上，也是在同樣的、陰錯陽差的知識分子指向中，導致整個斯文掃地，文化喪身，共產成私。俄國人最後槍斃了沙皇；中國人則推翻了所有傳統和文化軸心以來的價值。他們說，這就是反對專制——而我們說，這個反對專制走向了極權主義和對于中華概念本身的褻瀆和侮辱。
我們看到，中國百年以來，反對封建主義和皇權專制導向的辛亥革命，最終不能解決“以俄為師”之災難，而被毛主義引向對于民國價值的涂炭，形成了中國赫爾岑主義的人民公社論和中國式跨越；這個跨越，今天，已經轉變成為西方人贊揚的新的卡夫丁峽谷論了。
這個教訓形成“歷史是不接受教訓的”這個結論（也是赫爾岑主義負面意義之凸現）。
此不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