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和普京夺

苏联解体和普京夺岛 刘自立 　 　　人们议论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事件，很少将解体苏联之（俄罗斯）国家身份和乌克兰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互连思索；或者说，乌克兰被俄罗斯要挟割出克里米亚这件事和俄罗斯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俄罗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定性和属性究竟如何，这是民主俄罗斯和民主欧、美之间的冲突，还是专制国家和民主世界的冲突？坊间罕见予以分析。事情的缘由应该是，如果说苏联解体，建立的是民主国家，那么，今天民主国家对于自己的比邻乌克兰施行领土吞并且施行武力威胁，这种行径的民主内涵，究竟何在？换言之，如果苏联解体瓦解了苏联帝国，这个正面的肯定和俄罗斯自然进入民主国家行列，是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俄罗斯历史除去革命传统（“斧子”主义——列宁和赫尔岑……）和帝国传统以外，本来就没有民主价值及其操作系统（政治路径），作为其文化自由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路标派，寻神派等）之补充。这样，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普京，其实，他们完成和被动应付的是后苏联－新俄罗斯出现时期的苏联解体，而不是和苏联解体对应出现的民主规制。苏联解体这个“破”，完全不等于民主俄罗斯这个“立”——也就是说，破旧不是立新；而是破旧没有被破成，而仍旧是除旧立旧——如何才可以破旧立新，道理也十分简单：破处苏联帝国疆域和梦想，是和建立民主俄罗斯相辅相成的；立新照样和除旧一样，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需要清理所有由索尔仁尼琴甚至普京遗留下来的俄罗斯特色政治论（非政治论）。 　　而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完全没有照此办理。这样，苏联解体时期没有被清算的KGB，普京一类人物，自然可以混水摸鱼地上升为俄罗斯这个底色不清的国家之主宰；他和梅德维杰夫的双簧表演居然在俄罗斯没有引起绝对的反弹而被蒙混过关。人们看得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才在这个表面现象上保持容忍和不容忍。其间，以索尔仁尼琴等人主宰的后苏联、新俄罗斯意识形态状态，以仍旧主张回到老俄罗斯时期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归属上去，反对欧美（西欧）政治路径甚至意识形态，从而保持与普京的某种一致性。所谓“冷战结束”而意识形态死亡这个假判断,也成为人们吹捧政治朦胧俄罗斯的一种世界范围的说辞。而冷战其实并未结束——而以这次乌克兰危机作为新的复燃点。意识形态是不是死亡，并不决定于国家政治和外交博弈，而取决于价值取向和制度制定。换言之，俄罗斯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和他的民族主义和大俄国主义互联，而是和他的kgb主义互联，和他的变相的政治独裁和政治专制相联系——虽然我们也大致认为他尚无力施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统治（这里有一个中国人极度关心的，从极权主义转变成为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探索？它是不是再度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真理含括于价值追求；没有这个价值追求的真理，就是意识形态之负，之误。所以，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其实原自反意识形态的初始和素朴观念状态，含括宗教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价值原则，并以此推断世界是非和主权维护。但是，由于国家关系和资本本性时时刻刻转移着纯粹的价值原则，甚至时时刻刻对之予以涂炭和扭曲，为了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即便在西方，人们也会对普京这样的独裁者施行对于毛，格瓦拉甚至卡扎非似的适应和拥戴。他们认为俄罗斯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关系仅仅是地缘政治而排除了意识形态，其实不然。 　　进入20、21世纪以来，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很难区分开；而天赋人权（人赋人权）和国家主权又纠缠一系。所以，一些学人将此课题转向人权诉求的“人赋状态”（入阿伦特等）而以人权和主权对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之尺度。一方面，与人的尊严保持一致的宗教因素成为痕量人权的主要标准，抑或反之，也是这样，人的尊严和政治自由更加联系紧密，无克分割。这也是时代属性和现代属性使然——但是，这个人权“人赋状态”和西方政治－宗教双轨制并未终结，依然是一事两体。宗教对于政治和政治对于宗教的治衡之历史，永远是解读西方历史的钥匙；丢掉这把钥匙，西方历史就会进入一团迷雾。所以，提出意识形态完结论和历史完结论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的意识和观念总是和价值、制度互联而无法涤除之；价值坚守和制度治衡是正面意识的一种坚守而不应（也不会）放弃。从这个角度进入政治、外交是非的判断就会十分容易。如果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加之克里米亚独立课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政治延伸问题，是一个价值外延问题，那么，定位俄罗斯政治就会比较简单；这样的定位无非具备两种可能性： 　　1，俄罗斯专制政府重复历史上俄罗斯专制政府的做法，施行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侵略）反对乌克兰进入（北约）西方民主轨道，企望吞并克里米亚。（50年代，赫鲁晓夫给予乌克兰一个克里米亚“主权自治”，却未将无法施行自治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予以翻覆——他的自治和归还，当然是一个假问题。（参考传统自治：如古代威尼斯似的，甚至集权时期西欧真正的自治——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自治）。 　　2，假设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施行类似英国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模式的、民主国家解决原附属国抑或殖民地问题；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英国对于该群岛的自决和武力弹压 　　是历史遗留课题，而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国家领土。莫斯科对于克里米亚的霸占，完全处在和国际法对峙的境地。 　　3，如果把这次争端定位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上，那么，欧、美和俄罗斯的纷争也许还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但是，从现在的情形和实力判断，克里米亚走向，也许，真的会输在地缘政治和地理属性上面，而不由价值和政治决定之。这当然是一种新的挑战。地缘政治多次压倒价值政治之先例历史上俯拾皆是。比如二战联合斯大林就是一个大例；加之70年代美－中之间的联合。等等。于是，价值不单受到资本博弈的挑战，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也是这个战略朦胧的师范和绥靖。 　　所以，普京制度，从戈尔巴乔夫以来，就没有完成这种现代性政治的改革和转进；既然没有这种西方传统政治路径的治衡和约束，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自然可以凌驾于俄罗斯议会和人民，让俄罗斯“政权党”成为后斯大林主义的一部斯大林主义机器。这部机器，也许可以吹捧斯大林，或许批评之，但是，这个普京主义和斯大林大宪法、斯大林大帝国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太多不同；不同的，只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些微区隔，而绝对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之解构。于是，接下来的课题，似乎可以直接进入关于普京俄罗斯国家政治的侵略性质，和他的所谓苏联解体，自然进入民主归制之矛盾。这个矛盾是自然而然并不稀罕的货色。其一就是，普京的KGB身份本来就是苏联货色的一部分，他的阳谋或者阴谋于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帝国对于西方甚至土耳其对峙状态的继续（虽然，在此状态中，有托尔斯泰主义在呵护和吹捧他的文学价值之“克罗采奏鸣曲”（他的小说）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而不同于政治价值之俄罗斯风格之追求……）。 　　其二就是，苏联解体和普京侵略，本是一事两体，它们之间并不矛盾；所有体现在民主俄罗斯政治中的那种假相，不过是戈尔巴乔夫无力，叶利钦无能和普京无道之间的逐层转替，而且日渐堕落于独裁体制之特色。三，外交成为衡量俄罗斯内政的一种尺度；就像内政同样可以检验外交的意识形态一样。坊间所谓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乌克兰一部分可以遏制中国之怪论，严重忽略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一致论导致的，当今世界格局的分崩状态。这个状态不是俄罗斯要遏制中国，而是它要和中国遏制美国和欧洲。这是被一些独发怪论者严重曲解的观念——就像他们说，希特勒可以打击欧洲，是为了最终消灭（苏联）共产主义。最后，我们看到，苏联的版图和旗帜之东、西双向，双鹰的象征意义；以及由此意义指导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联盟野心和野性驱使的、那种后斯大林主义的归宿。这个归宿包含普京主义在当今世界施行之胜、之败的那些缘由。如果普京们可以随着他们控制的所谓公投，实现一部分原苏联帝国的扩展梦，他们的举止，必然遭遇到欧、美的制约和打击。于是，他们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的企图，就会因为饱受刺激而越发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苏联解体的恶性循环就会告诉人们，如果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没有做好转变和奠基民主基地的工作，即便发生了帝国的、某种范围和某种程度的崩溃，解体甚至蜕变，但是由于他们的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元素不散，它最终也还会魔术式地将那个民主甚至自由的假相，彻底还原成为崩而不溃，复辟成真的专政。在此意义上，无论如何估计戈尔巴乔夫的转变，也是意义不大的一次偶然事件。意义所在就是，不单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俄罗斯本身也会必然发生第二次革命,第N次革命，就像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会发生这样的革命一样。因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需要这些解体后重新建立体制，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追求和革命体现。就像中国人，现在，无论争论宪政还是改革，他们的路径实践和文本实践绝对无法脱离。不然，可以有N多人出来写作百种宪草，但是组成宪政的人事，社会和政治无以支撑此草，彼草，宪草也就无济于事矣（可以参考俄罗斯没有政治反对党这个严酷的历史事实和现实）。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写作什么宪草要艰难艰巨一百倍的事情。有无这种施行宪政的可能和国人懂不懂宪草实现的前提——真正的共和；真正的各个阶级的权限和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人们不去做些宪草承载和载体建造的事情，国人宪政梦想的素愿，必定落空。这个落魄和落空的缘由，就是人们常常所说，苏联的今天，（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难道中国的明天，就是普京的今天吗？这个明天果然如此，难道不是百倍的悲哀吗？……于是自治课题成为还原俄罗斯问题乃至世界政治问题的一个发源点。我们前此撰写较多文字说明这一点（可参考有关文章）。俄罗斯自治和他的村社发展，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竞争和博弈间一个双向走向之课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村社雏形可以走出资本主义困境，而导向恩格斯，赫尔岑，列宁之挥之不去之社会主义前景——而斯托雷平主义，则是要击垮这个社会主义原型而引导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从而抛弃村社－社会主义。这个反对斯氏改革的机缘被列宁利用而咬死了这头双头鹰——列宁成为新的俄罗斯帝国的创造者。这样，人们不难看出，俄罗斯自治内涵包含的危难和险阻，它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和素朴村社主义的结合。而这个反西方自治，自由，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俄罗斯特色，正好为建立没有自治的俄罗斯苏联奠定了基础。于是，俄罗斯自治和中国自治同样被基本上毁灭于中央集权主义——于是，不管是中央极权主义还是中央集权主义，它们都必将成为人们反对乌克兰被威胁，克里米亚被吞并的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克里米亚事件和民主自治势成反阵，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加专制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的挑战。难道人们可以因为这样的挑战而放弃原则吗？最后，我们可以重温关于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帝国主义这个论述。正面之，自始于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其主要正面因素就是它们的自治——而罗马帝国灭亡的主因并非其腐败和战败，而是因为自治作大和膨胀——这个东西的发展和灭亡势成反阵——就像正面帝国主义（含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的自治交织于殖民地政治、殖民地经济，等等——殖民地成为自治的异数和另型。而中世纪自治，神圣罗马帝国自治主义——则是正面自治的典范：威尼斯，米兰，佛罗伦撒，等等……——这个自治延续到国家统一和集权主义时代。而负面帝国主义就是消灭自治，只留下非自治型殖民地，取消自治的主权和人权，转变自治成为现代资本＋殖民地政治（就像人们现在担心香港的所谓自治那样）。简而言之，负面帝国主义就是第三帝国模式和前苏联帝国对于东欧和它的加盟国家的主权剥夺。故此，俄罗斯问题和乌克兰问题，就是要不要还原西方意义的自治而不是苏联加盟式伪自治之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由前KGB人士加以解决吗？人们拭目以待。

紅衛兵意識的潰敗

                   紅衛兵意識的潰敗


                               劉自立　　


       毛主義國際政治背景的由來
   
   　　一九六六年，毛支持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煽動「造反有理」的文章（其實「造反有理」是毛本人的一種說法，當時針對國民黨當局），於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理論中，隨即出現了一個亙古未見的、由共產黨頭子主張造共產黨（黨委和任何一級組織）本身反的文革，這也是所謂紅衛兵意識誕生論之濫觴。這個現象，如何估計，是現實人們討論民主大潮和自由主義及其反面之專制──極權的一個層面。紅衛兵意識的本質究竟如何？毛是不是要施行一個所謂政治創造，甚至要顛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還是他的這個舉措，不過是一種非意識形態的投機之舉？人們自然可以一議於茲。但是，文革爆發以來，世界矚目毛主義現象，一直沒有間斷，隨之而來的中、美，中、日，中、英建交，乃及戴高樂發起的贊成毛和毛革命的世界輿情，從六十年代以來方興未艾，蕩漾至今。人們否定或肯定毛的觀念和討論，並未觸及毛主義國際政治背景的由來。
   

   　　紅衛兵現象的國際影響是不大不小的，就像法國巴黎公社的影響一樣──迄今為止，法國人也並未完全否定那個要殺死雨果的自治運動，但是那個自治運動本身就是反對西方正面自治的準馬克思主義實踐。之所以將此兩者連接，就是因為毛主義紅衛兵的那種建立巴黎公社的幻覺和施行打擊特權階層的思維，似乎也被毛纏繞到他的革命理論中。這樣，這個革命訴求「正確論」，開始發酵於全國各個階層和較左意識中人。紅衛兵的這個意識形態是不是被恆久堅持過呢？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造反，是不是可以如西方民主政治那樣，反對毛本身的錯誤和罪過呢？答案十分明確：不可以。在這一點上，毛主義的虛偽和較左派人物的幼稚，其公社式狂熱瞬間滅絕，文革第一階段論，成為一種民粹偶然和後無來者之奇觀。這個轉化的毛式邏輯（或者說邏輯之反）是這樣的。
   
   　　毛支持北大聶元梓大字報的用意
   
   　　毛在文革初期支持北大聶元梓大字報的用意有二：一，是要觸動他所謂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官僚高層體制和各級衙門。二，是因為他過去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他的實際政治地位的後退，他要造反翻身（這是他誤用「造反」含義的真正原因）。但是，他深深知道，動員群眾，運動群眾，蠱惑與之，不是他和聶氏的一張大字報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他需要煽動性的輿論遍及中國並採取組織行為。但是，在中國，權限和地位的優越感不是來自工農和知識分子，而是來自他們的特權階層中人，來自「八旗子弟」和後來被稱為「老紅衛兵」中人。毛知道，如果放風和傳道於這個階層，北京各個中學和大學的特權子弟就會聞風而動，跟隨造反。於是，毛首先讓聶大字報廣播全國；再派出他的「宦官集團中人」（後來的四人幫成員）和夫人群體（江青等人），在中國政治上層施行「司禮監披紅」（由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政治局）。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用工作組時期業已成立的紅衛兵（比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衛兵等等），出來迎接他的文革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他施行派出工作組方針──這個方針必須由他和劉、鄧一起負責──他的「八‧五」一張大字報乃是賊喊捉賊）。接踵而來的，就是在女附中打死卞仲耘副校長後，由劉記紅衛兵宋氏等八‧一八登上天安門，接受她們成為毛記紅衛兵的轉化──並在這兩個轉化以後，施行再次的紅衛兵掌權。這樣，紅衛兵意識就由文革初期的一般性禍亂社會，轉化成為由大學紅衛兵、造反派接替中學之，施行戰略目的大轉移：從打倒一般性「階級敵人」，施行再次「反右」，轉變到由蒯大富等大學紅衛兵直接打倒劉少奇等。這樣，紅衛兵意識開始發生第一次裂變：由紅衛兵自己來打倒自己的爹媽（如：薄熙來親自踹斷薄一波的肋骨等等）。但是，這個自己打倒，很快就被轉化成為保爹保媽而中止了他們的造反有理階段──變成造反的反對者──變成「造反無理！」
   
   　　紅衛兵資本紅色論「顏色共享」
   
   　　於是，蒯大富接手「造反有理」這個牌子，戴盆望天，猖獗一時。但是，狡兔死走狗烹。蒯在被利用後，被毛像「土匪」一樣拋棄了（見毛原話）。這個階段，是紅衛兵裂變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他們造反、反劉（少奇）後立刻瓦解的原因。毛啟用的先是「貴族」子弟兵，後來被他拋棄──他又啟用平民打手，最終，也被他拋棄──這樣，紅衛兵意識在文革完結之前，就已氣數完盡。但是，就像社會主義運動在數次民主浪潮衝擊之下覆巢危卵、苟延殘喘，卻仍支撐於今。為何？因為文革紅衛兵課題和社會主義（建設──革命）課題，一併轉化成為世界紅色資本問題和「CP資本論」。這個資本紅色論，最早發端和始作俑者，就是紅衛兵中人。他們給上層人物寫信，說明和懇求不單不能追究其罪過，還要委以重任。上層予以批准。這樣，和蒯大富命運相反的那些紅衛兵，就在七十年代末葉，實現了他們再早所言：我們是領導者，你們是建設者……云云。於是，我們總結一下。紅衛兵的第一個造反主義，在毛企圖真正造反和打倒劉少奇後，就結束了；接著，是第二個造反運動破滅，清華、師大、北航、地院等大學造反派和造反運動，在「打倒運動」完結後，被完結；三之，再接著，就是毛施行文革初期「釋放聯動」舉止──在文革後期，基本上摒棄造反有理，回到十七年，再施行「鎮壓造反」（比如文革時期韋國清鎮壓「四二二」），「造反無理」後，再由後文革體制啟用所有老紅衛兵「直接」接班（他們才是「八、九點鐘的太陽」……）。
   
   　　那麼，紅衛兵價值利用論和拋棄論是如何在紅衛兵和文革完結之後，繼續發酵呢？首先，從不久前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行為可以看出，紅衛兵正面堅持其價值論（含造反有理論、巴黎公社論、打擊十七年論、反對特權階級論……）的意識形態，業已破產。是毛轉移了所謂大方向──施行由平民子弟打倒其政敵──而捉、放「聯動」（北京文革時期高幹子弟紅衛兵）。但是，這個造反意識很快就被毛閹割掉了，他完成了體制內轉化且和尼克松、基辛格一起加入世界遊戲圈。所以，文革普世玩法的前毛主義紅衛兵實踐，業已被毛徹底顛覆了。那麼，近來紅衛兵的假道歉究為何故？就是因為他們要施行世界範圍內的不反對、就加入的原則，施行與世界資本的「顏色共享」。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所謂價值對峙資本的新遊戲。紅衛兵之所以要道歉和拿到話語權，就是因為他們要和世界無規則資本說，我們本來就是無原則CP後人，我們根本就不堅持任何意識形態；現在，只要你們讓我們加入資本遊戲，我們可以在有限程度上，讓文革成為罪證並施行有條件的、為我們左右的、並不施行「水落石出」的、「宜粗不宜細」的無真相道歉。
   
   　　這樣一來，「道歉」本身的抽象含義還是證明，作為文革正面論和紅衛兵意識形態，業已破產。
   
   　　但是，不見意識形態之「紅色資本論」，還是存在的。它們今後的演變前景如何，人們不得而知。
 

再反思“八﹒一八

再反思“八﹒一八”
——宋氏身上两把刀分析

刘自立


　　关于宋氏（彬彬）身上两把刀，是这样说法：她身上第一把刀：就是毛的工作组路线；她身上第二把刀，就是毛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实践），八一八检阅以及后来的杀戮。

　　先说第一把刀：工作组镇压方式。

　　有人说，毛不是撤除工作组吗？这话对、也不对。首先毛同意派工作组；他向人民日报派出他的打手陈伯达为该报工作组组长。可以这样说，毛本人参与了“八.五”他的大字报谴责的镇压群众行径；如果追究这个行径的白色恐怖和所谓错误路线，毛自己头个要负责任，不能逃脱干系。其政治和政策使然。他躲到任何什么洞里，都是不行的。于是八.五大字报成为世界历史上贼喊捉贼而放过首恶之恶作剧。因为，中国政治、文革政治本来就没有“正确”－错误区分；毛一时间的错误和他一时间的“正确”，完全可以对掉使用，而近乎无所选择（无所谓啦！）——就像他使用林彪和打倒之，都是“正确”－错误一体论。于是，这第一把刀，叫做工作组方式。使用这把刀的人，似乎以为得计，实际上是中了毛的“正确、错误一体论”。就是说，你拥护工作组，是错误；你反对工作组，也是错误（一如上说，是毛要派工作组——就像文革初期，你反对林彪是错误——后来，你拥护之，也是错误；等等）。

　　这样，文革初期出现两种又正确、又错误的势头。一个势头，是刘、邓等主要保守极权主义中人，得到毛的工作组法宝，以为这下可以重复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时期官方镇压手段，在北京各个校园里实行抓右派；“抓小（四类分子和干部）放大”（放了他们自己）。宋氏学校，就是由这样的路线和人马控制之，而施行毛的又正确、又错误（抑或说刘、邓的又正确，又错误的）路线。这是文革戏法和无耻手段之一。这个手段落实在宋氏身上，就变成他们的红外围思想的“工作组秩序论”，或者，后来的“权力真空论”等等。其实，他们的权力一天也没有真空——这是毛和刘、邓赋予之极权主义权力之全控过程。这个过程，施行了六十多年，一秒钟也未间断其政治统治。

　　再说第二把刀：毛式民疯运动（德莫克拉贼！）。

　　1966年7月份，毛施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战略钓鱼”以后）回到北京，宣布撤销本来也该制裁他自己的工作组路线；但是，他无端和无耻地让刘、邓来承当这个责任。于是，事情出现了本质的重要变化。以往土改以来的官方革命－镇压一体政治，逐渐变成了毛氏准备在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的、在CP国家里闻所未闻和从未发生过的、毛的、对于自己政权的“造反有理论”和规模巨大的水晶之“晨”（相对于纳粹之“夜”）。这个造反论，也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造反之红卫兵实体论（由北京清华附中发明红卫兵的那些毛派分子所创造，所坚持——他们有N论造反有理的文字）。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后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和再早由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四号到清华大学给老蒯亲自平反以来，逐步组成的大学造反派实体论（在那些日子里面，周要求学生施行他们在过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人的革命”和“继续革命”——见其讲话：

　　——“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刘自立《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周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资料）。

　　这样，造反行为就成为太子党和“平民党”双向效忠于毛的两种打法：红卫兵打击平民——而造反派打击刘邓……这是毛氏反人类罪行的两把刀行为。这个新的手段，目的，方式，方法和实践，成为历史解读毛主义的新观察，新视点。而这个实践的第一声叫喊，是由宋氏给他戴上红袖章开始的。于是，宋氏，又在那个时刻，成为工作组毛－刘路线以后，毛八一八行径的第二把刀子——这把刀子叫做民粹主义（或者叫做民疯代替民主——也就是大民主），红卫兵主义和天地翻覆主义。这把刀子的使用，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因为，这把刀子不单误导国人，还作用于全世界，比如扩展其影响于欧洲（法、德）68年运动，日本赤军运动，以至于卡扎非学习人民战争和曼德拉建立赞毛观点。等等。这不是本文重点。

　　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在八一八城楼上，还是在后来（此前）颁布的CP文件中，毛－林除去叫嚣“横扫”和“打倒”，并无系统批判工作组路线之一字一句。这是为什么？确是值得商讨与反思之事。我们的或然测度是：

　　一，毛没有考虑要在理论上和务虚上，追究和讨责工作组方式和路线造成的后果，含其路线变换施行的今后之可能性——比如派出军宣队，施行军事管制——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触及他的从土改以来，甚至从战争以来所有毛氏革命方式。

　　二，毛氏打击刘、邓的战略是逐步开展的，而在八一八时期，尚未完全到时到位。刘、邓靠后排，已然属实，但是具体前景不明——不好以“工作组路线”给刘、邓定性定位——因为那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敌我、死活之争。

　　三，毛尚在启用上述两种造反派阶段——也就是，既要起用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也要启用造反派（蒯、韩、王、谭派）。在八一八时期，毛更加倚重红卫兵，而不是后来的造反派。这是因为毛仍旧要把水搅浑，也叫做“乘风破浪”（他游长江），以觊觎天下。

　　四，于是我们发现，毛在城楼上既没有接见蒯大富，也没有接见聂元梓，而是接见宋，彭（小蒙）。我们看见的宣传和叫嚣，也从未对工作组错误加以反思和批判；充斥天地的是要横扫和杀戮……而不是批判什么工作组。这又是为什么？

　　五，他接见了宋氏。这是一种信号。这样一来，毛就给后来是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直接杀人、打劫，做好了容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准备。八一八的真实目的，不是批判工作组，而是迎接红卫兵。这是毛倚重工作组时期掌权人物宋氏，且让她继续发挥红卫兵作用之故。

　　六，这一招，真的把宋氏从此钉在了两种耻辱柱上：此一个，是官方文革之刘、邓记红卫兵之耻辱，工作组之耻辱——彼一个，是毛氏红卫兵、民疯、民粹之耻辱。这两个耻辱，后来合并成为一个耻辱，是其后来“虚伪道歉”无法摆脱的耻辱。

　　七，所有不了解八一八真实目的人们和青年，势必要对这样一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毛氏接见红卫兵运动（注意：不是接见造反派！），给予应有的研究和反省。（甚至要反省毛提供的、现在绝对无法模仿的、所谓客理司玛崇拜症和斯德哥尔摩盲从症导致的、全国乃至一部分世界的疯颠和疯狂。

　　八，这不是毛的偶然选择，而是毛的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又是什么？就是毛要宣告一种以所谓“贵族”打开局面的CP文革论——平民主义运动的唯一残迹，不过体现在反抗十分不利的，所谓清华团派，中学（北京）“四三派”极左思潮之中。这是期望毛真正施行巴黎公社“普选原则”，施行且永远施行1966年——1967年上半年之所谓“民疯”革命的妄想。

　　九，这是最后的考虑，因为民粹和民疯运动，只是毛的权宜之计；全盘回到体制内，倚重周恩来甚至邓，叶（剑英），李（先念），等等，才是毛的答案式结论。这也是人们最后研究文革，乃至革命和复辟的最后动因。简而言之，毛文革是一场没有价值和忤逆革命本意和革命本质的革命之反和真正的反革命。

　　毛对于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保护之，也同样是不分“正确”与否的乱斗行为。比如我们看到，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北京革委会成立的人员选择上，和他们再早启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之陶铸，就是不分是非的某种前用后倒。这样，北京的所谓李雪峰和上海的所谓曹狄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就只有鬼知道。在此乱斗一气的保皇为毛和斗皇也为毛的典型民疯和民粹主义屠杀中，就像所谓施行解放战争（——抑或是奴役战争）一样，人们无法区别价值之战何在？广西“四二二”千百之众之死，当然是韦氏之责，但是，反对之之人们，又是为了什么？于是事情就到湖北。我们文中关注之两把刀子秉持者，就是所谓湖北毛派走资派王任重的保皇党宋氏。这个在那里施行武斗或者革命的人，她的名字就是宋要武（而不是宋彬彬）。这个事实、文件被文坛转载N次，却不被她们的团队承认和悔罪，而是予以否认。

　　这里的证据十分明显——

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宋要武等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　　　　　　
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

　　（http://www.cnd.org/cr/ZK05/cr255.hz8.html《华夏文摘》）

　　我们在此不是追究这个王的支持者抑或王的反对者的对、错——就象后来武汉陈再道事件让毛好不尴尬；但是，反对陈者和支持陈者，其实，都是一个立场——那就是毛的立场（或者说他的先后不太一致的、又本质一致的立场：先是要打倒陈——被陈的拥护者反对了他本人、反对了毛（他们喊着：要捉住那个胖子——指毛那个胖子……）——再启用这些也许不是陈的走资派或毛派，施行体制内、外转换。）在毛经过多次反复以后，所有的陈们，曹们……除去刘本人以外，甚至邓们，也可以无对、错检讨一番了事。那么，

　　宋在支持王，或者反对之之行动里面，如何体现她的刀把子精神？这是一个问题。在上述文革无对错的毛主义乱斗前提下，如果说还是有一种倾向性，那么，就是依照时间推算的那种反对和保守。毛在特定时间里面对待走资派的全体打击，不过是短时间行为，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此行为里面，陈再道一类人就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反对之之人众和领导，就成为他的战友。宋氏本来就是反对反对走资派的，她，就短时间里保护了毛的战友，比如王氏。这是很多人把宋看成保守派人物的原因——我们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八一八之所以毛要用宋，就是看到她是是红卫兵，又是保守派（？）——保守派红卫兵是不会打倒王，也不会打倒曹抑或任何省委中人的。毛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在八一八没有马上启动在十几天以前北周恩来亲自平反之蒯大富，而是继续煽动本要保护其爹妈者红卫兵。这是毛主义文革少有人注意的特点和真相。

　　这是因为，毛社会的平民造反基础，业已被他自己毁灭；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思维上被毁灭了。现在六、七十岁者，如果回想文革，莫不是毛的这种风格或者那种风格的拥护者；就像毛自己是中国CP最大的异端，他的异端思潮几乎涵盖了除去遇罗克和林昭以外所有的异端坚持者——他们不是拥护毛原教旨主义，就是拥护刘或者其他毛派——他们不是拥护文革第一次革命，就是拥护文革后来的体制法制和体制“民主”（并被还原为社会主义法制＝CCP非法治）；他们不是拥护十七年，拥护十七年的毛体制，就是拥护被他自己否定的否定十七年做法……等等。于是，估价宋氏两把导，也是这样的推理：她是刘邓的工作组或者毛的体制内刀子：这是一把刀子；她也是毛打破体制的运动群众乱动的民疯之刀，这是第二把刀子。

　　这个刀子转换论，现在转换到是不是打倒走资派：第一把刀子是施行保护的——也就是刘、邓的刀子或者毛的十七年那把刀子——后来，毛打击十七年，宋又成为那第二把刀子。但其中的矛盾就是，宋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借用毛语）是第一把刀子。八一八这把刀子，毛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让那些一度掌握文革主动权的刘、邓工作组势力，逐步转移到毛势力那里。这个诡异的逻辑是不太被人理解和察觉的。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伎俩和毛的一以惯之的“政治斗争无正确论”（林彪总结语）之表现。这样估计，毛对于宋氏父亲的态度，也该包含在那些上升人物的态度中；但是，他的总体打倒走资派的任务依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这种人物（走资派）区别论，当然也丝毫没有区别——这不是按照所谓巴黎公社拥趸们，用阶级划分可以了事的“新阶级”论和元阶级斗争论（可以斗毛吗？）——你这样划分，就无法区隔刘是敌人，邓是同志。这不过是毛的小儿科和霸道论合并一气的荒唐之举。在任何一个拥有议会辩论权，舆论分析权，党派制约权的国家，人们都可以对毛的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奉回他的那句本该对他自己说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014年3月3日

帕累托原理阅读笔记

帕累托原理阅读笔记 ——关于最优分配和二八占有之判析等 刘自立（北京）

帕累托说，一些逻辑判断和手段运用，也可属于形上因素和抽象感情----又说，世界上一切事务按照逻辑－经验解释，就会堕入专制思维——这是一个提示；相反亦然——如果一如前述，人们产生了对于人格化领袖的崇拜，同样会堕入极权泥潭。这是一个辩证法，也是理解他的难点。他认为，从理性，逻辑和经验，可以上升到形而上学----但是，群众的感悟和思索路线刚好相反：他们反向从之，从信仰和崇拜走向理性和逻辑。这是精英阶层和领袖阶层对于群众施行非理性宣传的诀窍。  （一）引言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善的状态；换句话说，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帕雷托法则（Pareto principle），也称为二八定律或80/20法则，此法则指在众多现象中，80%的结果取决于20%的原因，而这一法则在很多方面被广泛的应用。”  以上是援引维基关于帕累托的两个法则的简单陈述。  省略二战以来东、西各国适用，或者不适用帕氏原理之历史，可以直接搬运帕氏原理与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做个比对（这也是很多学人孜孜以求之研讨）。关于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和可能适用于帕累托原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怕累托原则出世以来，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乃至以后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改革经济上的所谓成功，似乎正在吻合帕氏原理——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所谓“二八定律”，在短时间里做到了表面上的最佳组合——而这种把人们引向天堂的路径——这个少数强霸和占有多数的精英主义天堂——很快就会转化成为众生之地狱；继而最佳变成最劣。  帕氏最佳和帕氏最劣、抑或有人说，帕氏至善和帕氏至恶之定律之转化，已为历史证明之。  于是，在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率和最为人道的（人权的）经济定律，似乎完全对立于帕氏之。人权经济的最佳组合和非人权经济的“最佳组合”之间，发生了帕氏以前向往之法西斯主义和幻觉民主主义之间的对峙。这个对峙，在单纯观察经济问题上，绝对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象（比如中国最佳组合的跃升和低人权组合的劣配，等等）；继而可以说，追求单纯的帕累托原理之实施，不是道德和传统之据，而是忤逆之之伪善和空洞定制。这不是本文分析重点，而略。  帕累托（Vilfredo Federico Damaso Pareto，1848年－1923年）是世纪交替中人。关于其贡献，维基这样说，“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20/80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中文维基的苟简说法。）  而英文之，说（略），“……Fascism and power （……法西斯主义和权力） Benoît Mandelbrot writes: One of Pareto's equations achieved special prominence, and controversy. He was fascinated by problems of power and wealth. How do people get it? How is it distributed around society? How do those who have it use it? The gulf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but Pareto resolved to measure it.（大意：B.孟德尔布洛特写道：帕累托成就非凡而争议颇多；他尤其关注何以在权钱之间发生问题？人们如何得权得钱？这个社会究竟如何分配财富？那些占有者如何使用它？人类社会分裂贫富不均，帕氏待估而解之。 What he found – or thought he found – was striking. When he plotted the data on graph paper, with income on one axis, and number of people with that income on the other, he saw the same picture nearly everywhere in every era. Society was not a "social pyrami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rich to poor sloping gently from one class to the next.（他的发现抑或他发现的想法令人震惊。他将数据言着格纸本轴心记载下来，发现这些数据呈现的图形到处都相差无几，无论在任何时期或者任何年代。社会不是一个按照贫富比例呈现“金字塔形状”，从一个阶级滑向另外一个阶级。） Instead it was more of a "social arrow" – very fat on the bottom where the mass of men live, and very thin at the top where sit the wealthy elite. Nor was this effect by chance; the data did not remotely fit a bell curve, as one would expect if wealth were distributed randomly. "It is a social law", he wrote: something "in the nature of man".（取而代之，社会更多呈现一种“箭蔟状”——底层基坐丰厚那里是群众所居，而取尖的顶部则是少数精英居住。这种情形并非偶然生成；这些数据并不远离钟型曲线，正如人们冀望所在财富的分配是自然形成的。） Pareto's discovery that power laws applied to income distribution embroiled him in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nascent Fascist movement, whether he really sided with the Fascists or not. Fascists such as Mussolini found inspiration for their own economic ideas in his discoveries. He had discovered something that was harsh and Darwinian, in Pareto's view. And this fueled both the anger and the energy of the Fascist movement because it fueled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views. He wrote that, as Mandelbrot summarizes:（帕累托发现，适用于权力法律的分配收入方式，让他卷入了政治上的改变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他是不是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建立，让他更加坚信自己发现的经济观点。他发现有些事情是达尔文主义的和残酷的。这一刺激是双料的，既可以激发一种亢奋，也可以让他自己的经济观点和社会观点符合法西斯运动的活力。他写道，就象孟德尔布洛特所说：） At the bottom of the Wealth curve, he wrote, Men and Women starve and children die young. In the broad middle of the curve all is turmoil and motion: people rising and falling, climbing by talent or luck and falling by alcoholism, tuberculosis and other kinds of unfitness. At the very top sit the elite of the elite, who control wealth and power for a time – until they are unseated through revolution or upheaval by a new aristocratic class.（在记载财富曲线的底层，男人和女人保受饥饿而孩子处于频死状态。范围广阔的所有曲线中间状态（的人们）处于焦虑和不安中：人们起伏生沉，依靠才能和幸运得以高攀，抑或由于颓废，痨病和其他诸多不幸而跌入底层。而在顶尖部分，则居住着社会精英，他们控制着财富和权力——直到因为革命或者贵族阶层的动乱而座位不保。） There is no progress in human history. Democracy is a fraud. Human nature is primitive, emotional, unyielding. The smarter, abler, stronger, and shrewder take the lion's share. The weak starve, lest society become degenerate: One can, Pareto wrote, 'compare the social body to the human body, which will promptly perish if prevented from eliminating toxins.' Inflammatory stuff – and it burned Pareto's reputation.（人类历史上没有进步。民主是一种欺骗。人类本性是原始的，感性的，刚性不塑的。智慧和强势者占据巨大多数财富。弱者忍受饥饿，为了防止社会进一步堕落：人们能够，帕累托写道，“拿社会身体和人类身体比较，社会也会迅速消亡，即便它防止了毒素的蔓延。”这些煽动性的材质燃起了帕累托的名望。） Pareto had argued that democracy was an illusion and that a ruling class always emerged and enriched itself. For him, the key question was how actively the rulers ruled. For this reason he called for a drastic reduction of the state and welcomed Benito Mussolini's rule as a transition to this minimal state so as to liberate the "pure" economic forces.（帕累托认为民主只是一个幻觉，而统治者总是暴露自己自肥自身。对他而言，关键问题是谁统治统治者。因此之故，需要对国家（规模）严厉缩减，拥护墨索里尼作为实现他的小国家理想，从而释放出“纯粹”的经济力量的统治者。） To quote Pareto's biographer:（引自帕累托传记：） In the first years of his rule Mussolini literally executed the policy prescribed by Pareto, destroying political liberal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largely replacing state manag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diminishing taxes on property, favor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osing a religious education in dogmas。（在墨索里尼登台的第一年，他严格执行了帕累托制订的政策，消灭了政治自由主义，大规模淘汰了私人企业的国家管理人员，根据财产减少税收，顺利实行了工业发展，强制按照教义施行宗教教育。） Karl Popper dubbed him the "theoretician of totalitarianism"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Popper's published work that he read Pareto in any detail before repeating what was then a common but dubious judgment in anti-fascist circles.(卡尔.波普授予他“极权主义理论家”，但是这个出处并不牢靠，没有证据说明波普在他已经出版的书籍和仔细阅读过帕累托的文字后，出现这种说法，通常只是在反法西斯主义者小圈子里面有此将信将疑的判别。) It is true that Pareto regarded Mussolini's triumph as a confirmation of certain of his ideas, largely because Mussolini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force and shared his contempt for bourgeois parliamentarism. He accepted a "royal" nomination to the Italian senate from Mussolini. But he died less than a year into the new regime's existence.（的确，帕累托把墨索里尼的所谓经济成就引为支持其说的一种证据，主要是因为，一来墨索里尼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力量，二来墨索里尼分享了所谓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概念。他接受了墨索里尼来自意大利参议院的“皇家”提名。但是，他死了不到一年，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改变。） Some fascist writers were much enamored of Pareto, writing such paeans as:（一些法西斯主义作家迷恋于帕累托，为他大唱赞歌： Just as the weaknesses of the flesh delayed, but could not prevent, the triumph of Saint Augustine, so a rationalistic vocation retarded but did not impede the flowering of the mysticism of Pareto. For that reason, Fascism, having become victorious, extolled him in life, and glorifies his memory, like that of a confessor of its faith。（正如肉体的延时和衰弱无法抗拒圣.奥古斯丁的功业，理性主义的使命延迟了，但是无法中止帕累托作为一位硕果仅存的神秘主义者。为此之故，法西斯主义因为得势一时而赞美他一生，这个赞美他的记忆，就像是一种信仰的忏悔。 But many modern historians reject the notion that Pareto's thought was essentially fascistic or that he is properly regarded as a supporter of fascism。（而而很多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绝帕累托的思想，主要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抑或他支持之。）（维基英文网）  这样，帕累托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是不是一时间的，抑或，初期之法西斯主义支持者，而不是墨索里尼在他去世（1923年）后所发展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异同如何……），这些疑虑，确实值得再榷再判，以至于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这个思考的空间，主要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趋向；一个是社会主义趋向——而在这两个走势和蜕化完成以后，帕累托主义和那个时期的“荒原”与空虚，也就被二战以后新的民主浪潮所逐渐取代之——也就是说，帕累托所谓的民主幻觉论，正在以民主自身的调节和完善向全世界证明，新的民主潮流业已成为世界政治走向之主流，解构了他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幻觉和错置。  首先，在定性和商榷如何对待有问题的资本主义和似乎新潮无限的社会主义之关系课题上，帕累托的分野和疑虑是有时间性质的；也是他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疑虑所在，比如施本格勒的犹豫，马科斯.韦伯的犹豫等等。但是他们的犹豫甚至支持（法西斯），尚且要带很多条件，其实，这对法西斯主义带来致命的一击（见下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离开西方乃至世界上的常识和道德，文化和传统，政治和宗教。这些价值考量，使得他们即便支持过墨索里尼，但是，他们的“但书”，又几乎和法西斯水火不容。这就回到西方政治解决问题的总体答案：代议制政府是普世价值实现的路径和前景。  （二）帕累托重要观念分析  一、社会主义与代议制政制 20世纪所有政治、哲学和宗教结构和解构课题,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不管是衰落还是健壮、合法还是无道、顺势还是悖逆，是不是要制造一个社会主义（——在帕累托时代是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帕累托所谓改正“无产阶级的暴力”为政府暴力之说，是一个可疑判断（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等）。因为这个暴力同样有两种走向：法西斯暴力，二，马克思主义暴力——除此之外，以历史上无阶级宪政为核心的代议制政府，对峙上述暴力，也是一种重要走向，而且，几乎是唯一正确的走向（这种政府“暴力”——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宪政“暴力”——对于要颠覆自由和民主的不言而喻的“暴力”——比如打死希特勒的暴力……！）。  帕累托所谓“和平导致战争，人道导致暴力”的说法似是而非，却也不无正确性；他的解释是，如果无政府工团主义泛滥，政府就会陷社会于动荡；而某种强力政府就会应运而生，导致资本获力/利，弱势就范；这就是了墨索里尼主义；这个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暴力的意味，就像横亘在希特勒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那条通道和阻障。（这个诠释和哈耶克警惕无产阶级对抗社会精英的社会主义化和工团主义，颇为相似；但是，他们都不曾想到，“无产阶级”转变成资本家以后，会出现怎样的估价和批评。换言之，一个警惕是，警惕社会主义前途；另外一个警惕是，警惕资本主义的（反对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抑或现实。  这才是这个世界的当代重点和难点所在。）  于是我们回到所谓极权主义走向的分析之上。  无产阶级的暴力有两个出路，1，走向资本主义（法治道路），从而取消无产阶级特权（——以防至走向服从无产阶级专政之前途）；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转变成为普世价值的运动，界入资本主义政府政治（——比如西欧共产党做法。） 2，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走向野蛮和倒退。他们（“新阶级”等）的占有绝对不是二八分成，——而是以绝对少数之百分之一、三、五，占有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于是，资源分配的野蛮和精英主义的无道，成为帕氏原理如何估计也不会想到的一种非帕氏现状。这是非常重要的“原理”反向证实。接踵而至，是对这个“效率”和这个“真理”的同样有效的判析。  二 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之悖  上述所及，是希特勒掌权以前的、为帕累托看不到的状况。帕氏的担心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同轨而行，成为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暂时的同路人。于是阅读老帕的全部难点就在这里。人们要解释无产阶级乃至资本论描述的不合法，不合理状况；人们要分析、反对这种状况，得出某种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结论，并与在此状况里面自我更新和调节之资本主义本身，互相抗衡；而究竟出路何在？（甚至包含对于中国模式的所谓的自我调节之抗衡：那是一种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为资本主义——一种非市场，非法治，全权贵式的资本主义。）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业已十分清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必让位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政府。  课题于是分成两层：一是，就西方体制而言，镇压工人所谓动乱的说法，就是要少数征服多数，精英统治人民；民主退到最后，有效代替真理……。这个说法，被后来的美国、欧洲历史否定。现在的人们业已不再提出这样的疑问：“民主之敌人和社会主义之敌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人民直接行动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别名，代议制原则也于此清楚现出其本相：它是对治工人阶级革命的解药。”（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  所谓“民主之敌”采纳代议制政府的说法，显然是荒唐的；确实的状况是，民主之敌，反对代议制政府。这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西方知识分子（含中国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难选择上的犹疑状态之哲学反映——阿隆甚至认为，这个选择，带有某种马科斯.韦伯风格之“存在主义”——一种相对于社会选择的个体选择。  与之相反的事实是，在俄国和中国，20世纪初叶和中叶，他们施行的不是资本主义强权而是反资本主义强权，是超文本（超越和否定历史），超资本操作，是列宁主义操作；这个操作最终归于失败。苏联、中国皆重归资本（产生俄国之诺民克拉图拉、即权力黑化和黑化权力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却完全脱离了原型意义上的资本运行和市场经济。否定，还是肯定资本主义；以社会解放为宗旨，还是以政治制度为目标，那时的（其实包含今天的）学界争执不下，不一而衷。  于是，帕累托式的社会解释方式，主要集中在他如何看待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之间，或者说如何看待（我们熟悉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作用，影响和关系。于是，他的“剩遗物”“派生物”概念，占据了他的主要文本。这个剩遗物的通常解释就是，如果用思维，理性和社会上、传统中的惰性因素，盲目因素相比，后者发生更大的作用，具备决定的力道。  三、群众感性和个人崇拜 ……这个观点，马上接上他关于人类理性－逻辑－经验的分梳和解析；于是阿隆说：“帕累托视为逻辑－经验的命题在总体上不符合我们的感情。这种不和谐说明了科学真理和认的感情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令人惊奇。经验的或科学的真理在人类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把他们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永远置之一边。“逻辑－经验的命题只对一部分为数不多的人有真正的意义，这些人喜欢真理甚于喜欢效用，这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里都是不多见的。”（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从帕累托繁琐的六种剩遗物和四种派生物脱身出来，我们还是要关注他的理性说和感性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阅读习惯？）其重点导向他的政治观点；一些应用“假经验”原则；“当有教养的人运用这种思想的时候，它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感情的或形而上的抽象化的阶段，或作者们从中演绎出他们喜欢的一切结论的公式阶段。在某种情况下，它最终可以进入第四阶段。 “这个阶段离开经验的事实最远，即感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个人化阶段。相反，在没有文化的人身上，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顺序是颠倒的。他们认为，借助个人和神的力量比感情的或形而上学的的抽象更接近于经验的事实。”“最后一种人，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都可以停留在第二阶段，即假经验原则的阶段，把感情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和人格化弃置一边。”（同上）  帕累托把这些人分成三类人，一种人是C;是非逻辑者类，他们通过个人化抽象导致“逻辑”；一种是A，属于严格逻辑化思维者；恐怕B是居中者。  帕累托走向法西斯主义之根据，就在于他更多看到了C.。简单说来，他认为重要的是群众总是规避逻辑、理性和经验而屈从感性、崇拜和迷信。这是他的"剩遗物延伸"观。这个延伸，其实，导致了既不是理性、也不是信仰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用他们的盲目崇拜，取缔上帝（希特勒羞辱梵蒂冈），再用他们（实际的和思想）的暴力，解除理性。  老帕虽不知道希特勒咒骂一些民族是"女性"民族的说法，但是，他们确实曲径通幽，点点灵犀；从这个说法延伸开来，就涉及帕累托是不是学界认定之法西斯主义者？  于是，全部问题，又回到法西斯主义究为何物之提问之上。  帕累托，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四、帕累托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雷蒙.阿隆至少做了大幅度保留。实际上，在《社会学主要思想》一书里，人们得知，帕累托是属于赞成早期法西斯主义之人；这个说法，又当何解？就是书中所讲，帕累托建构的前提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之法西斯主义是对所谓"衰落资本主义"之拯救。这个所谓衰落，其实就是革命前夜之说法----何以要革命，就是因为那个制度之衰落和不成功----这个例子在西方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问题何在？  衰落所代表的未来的革命，是不是解救和治愈衰落之药方，还是以鸩毒体，将人致死？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说的蒋介石的衰落，克伦斯基的衰落和魏玛共和国的衰落等等，都是。结果如何？就是毒死代替拯救。这是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在拆房子、还是盖房子----这件事情上，争执不穷，论证繁琐，含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等一干人马。  扼要数之，就是他和一切专制主义批判者一样，历数了所谓西方文化、历史上一切概念，哲学和宗教的不足，以满足其新解----这个新解，其实，也是不新不旧，瞻前顾后，左右摇摆----因为，如果他不这样摇摆，而像马克思列宁毛氏一样，要坚定拆除旧房子，那就是消灭历史，消灭文化，暴殄天物。所以，帕累托不是这样。他认为，墨索里尼早期还可以拯救秩序、资本、国家，可是，可笑的老帕却坚定地给老墨规定了几个原则：  （可以赞成法西斯主义，但是）1，你不能发动战争；2，不能废除新闻自由，3，不能迫害反对党......云云。（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帕累托《普通社会学》）  人们会觉得十分可笑，这是什么样子的"赞成法西斯"呢？但是，请你不要马上就讥讽之。国人对此也是如法炮制的。  毛易帜前后，人们也是这样赞同“毛西斯”的；他们说，你要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一百年或者五十年......最后，毛说，我就是独裁；但是人们还是喃喃自语：新民主主义还是好啊？还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好啊......  可鄙可悲的是，这些中国的帕累托们不知道，这个"毛西斯"主义，根本就是扯淡；而民社和社民，二者本来就是互相颠覆的关系。  那么，从细节上说，帕累托究竟如何赞成法西斯主义之出世，以为其用呢？（请注意，当他梳理这个主义的时候，他的基本的、我们称之为专制批判的思维和制造体系的野心，并二为一。）他也是矛盾的。因为他很快就指出，民主制度的精英危害，比起其他制度，来得少----但是，和西方所谓独立知识分子一般无二，他决计要批判他所谓的"财阀民主制"----而这个制度批判，也被施本格勒等等一打人所采纳。我们说过，一战以前的专制主义批判和现代派创作，虽然业绩伟大，天高地厚，但是，正如阿伦特说的，这些“遇见文化就要拔抢”的批判，把专制引向了极权。  所幸，帕累托，孔德和涂尔干不是这样认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纵有千差万祸，也不能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和俾斯麦的说法不谋而合：社会主义者，欲壑难填！其中，此书暴发一段奇论。说是，除非"黄祸"蔓延，资本主义业无奇迹可观也！？  五，黄祸论估计  除非人们相信‘黄祸’，否则未来和新的繁荣阶段，完全不可能源自另一次蛮族的入侵 ——“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地区繁荣——尽管只是一部分地区——是他们的成员的自由活动的结果。现在僵化形成了，完全像罗马帝国一样。人民希望这种僵化，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似乎能促进繁荣。 ——罗马帝国出现了一阵繁荣以后便一蹶不振，直到衰败。“历史永远不会重复。除非人们相信‘黄祸’，否则未来和新的繁荣阶段完全不可能源自另一次蛮族的入侵。 ——“这个阶段将源自一场内部的革命也不是不可能的，革命将把政权交给第二种剩遗物（相对于第一种，第二种剩遗物，就是相对于创新和革命的稳定和保守） ——“集合的持久性”相对于：“组合的本能”，“就与惰性相似”——另外一节说明之，过多的人，他们懂得、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使用强力。但是，这种遥远和不确切的可能性纯属幻想，不是经验科学的东西。”（同上）  这里有几点有所提示。 1，   如何定位黄祸？如何定位中国政权性质——还是像美国政府一样，不予定位，定性，定义？ 2，   如果不予定性，是不是就是认定这个极权主义之祸，还是可以平行于西方价值观和经济观；平行于美、西之经济发展和不发展，繁荣和不繁荣之局面？ 3，   谁把西方的稳定、第二剩遗物等同于和中国模式同舟共济？ 4，   这种黄祸论是不是转变成为“祸免”，“黄兴”论了？ 5，   第一剩遗物的美国价值，开国价值，革命价值，是不是转换成为规避价值论的世纪－美中和谐稳定论之第二种集合持久性了？ 6，   这样的集合持久性，有无前提，是否理性？ 7，美国，是不是罗马帝国？（可以参考“正面帝国主义论”。）……  六、人格崇拜导致极权  这是一方面，是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问题；另一个角度就是逻辑的，哲学的角度。帕累托体系的构成就是三个主题。  一个是，类似实证主义之逻辑经验说；再个是，历史之群众精英社会说；最后，就是宗教形上说与政治经验说之关系。（前述所谓“剩余物”和“派生物”之概念，直接关系到这些课题）。简而言之，他认为，逻辑包含因果前后关系和手段－目的关系等等。  他说，一些逻辑判断和手段运用，也可属于形上因素和抽象感情----又说，世界上一切事务按照逻辑－经验解释，就会堕入专制思维——这是一个提示；相反亦然——如果一如前述，人们产生了对于人格化领袖的崇拜，同样会堕入极权泥潭。这是一个辩证法，也是理解他的难点。  他认为，从理性，逻辑和经验，可以上升到形而上学----但是，群众的感悟和思索路线刚好相反：他们反向从之，从信仰和崇拜走向理性和逻辑。这是精英阶层和领袖阶层对于群众施行非理性宣传的诀窍。 ......于是，至少希特勒懂得了老帕的说法，他说，女人只是感受于器官而不知理解之动物；一些民族，也是这样......  所以，推理和逻辑没有必要，只要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宣传），就可以了。（见该书）这个论断的出台，说明了希特勒极权主义宣传的根由；这个宣传手段的另外一个关键，是要减少语言中的一些词汇（恰似今天的过滤之道），即奥维尔说破的那种方式。虽然，这还是早期的创举----现在的做法是，语言本身，词与物之间，词意本身和事务真相之间的关系和间性，被戕灭，被涂解，被歪曲——德勒兹说法是，他们是一种口号变态主义——因为，所有前提都不是真前提：而结论和现实千差万隔。这是新一类"魔鬼词典"。  七、废黜信仰、理性之后果  再是，老帕所谓逻辑、“手段”和信仰、“目的”等说法同样难解；因为，前说，信仰导致迷信，迷信导致盲目，盲目导致崇拜，崇拜导致极权，只是问题的一面；另面，逻辑，理性，经验也属于目的论和手段论之闭合短路，也能导致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至少在思想层面也是如此。  这个逻辑就是，在废黜宗教契约原则上，施行实用主义理性和成功之则（成王败寇）----这个同样的“假原则”，也成为改变宗教原则的假规定和假契约；而其中，驱赶神祗超验，涂炭人权本位，成为这种理性和这种信仰区别于历史传统之理性，之信仰的一种专制－极权体制之表达。还原说之，这种效用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深层内涵里，充斥了无理性和无道德（道德来自信仰）。阿隆对此十分清楚。  他说，如果彻底否定人类的某些"善良感情"，难道可以还原感情－真相论吗？  用通俗的语式释之，人们在排除信仰－理性结构之后，以杜撰"人类至上"的人权和法权代替天赋人权，难道可以实现社会解放和政治建构吗？其实，从那一刻开始，马克思、列宁，希特勒和毛就有了可趁之机。他们改造理性为一种先是原则唯一论，后是无原则论（无法无天）。  尤其是在解释资本和革命的课题上，愈发显得如是；因为资本和革命本来是冲突的----而秩序和创新，也没有今天的定位（这个定位，排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统而规定不能革命之“伪约”）--。一切，成为资本变型记的样本。  继而，他们就在制造假基督和伪信仰上不遗余力地施行他们的理性----信仰，也就是以魔鬼的方式，代替一切。  八、手段理性论和目的盲目论  细节来看，帕累托的手段理性论和目的盲目论，可能是他杰出思考必不可少的一环。他的分析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手段的使用；其间，关系到他的逻辑－经验之考证；也就是说，任何手段的成功，都是逻辑运用的结果  二是，目的如何估计，却是没有办法，无可如何的事情。  比如，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别，就在于此。他认为，人们可以运用某种策略达成社会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之目标的实现，却依然无法证实目标的含义是否属于必然和理性。  这是一个难以说明的观念。  主要的设置是，任何人为的目的，也许可以达成于手段，却并不证明手段成功，目标，就是正确——这样，至少，他排除了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成功，就是绝对正确——这个后来演变成为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的前奏曲。  只是，人们不知道他何以对自由主义的目标，同样抱有怀疑其手段－目的的正确性考量。这个考量，只能用20世纪初叶，自由主义和自由世界自身尚待找到自由主义成熟、成功、有效、正确调节自身的某种现代民主方法和程序，予以解释。在另一方面，产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手段“理性”，变成目的“理性”的扭曲形式。  于是，手段和目的，理性和非理性互相纠缠，一如人们同样肯定了社会主义目的、目标、远景及其成功和“正确”（“真理”），以至于罗斯福等人在提出“四大自由”同时，创造了苏联－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联合国）。这是我们不能怪罪那些20世纪目光短浅者的地方。  九、自由主义手段、目的同一论  西方自由世界，也正是通过他们自身对于自由主义某种运用的调整和批判，含对于批判武器的批判，才找到今天人们纠缠在帕累托两难境地的解脱。人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可以是手段和目的的同一 ——但是，社会主义之手段理性（其实是理性涂炭）就是“战是和平暴是仁”的手段无道和手段无常（和老帕的人道灾难论和和平战争论，异曲同工？）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们讲到的两次掠夺（先是“公”有制掠夺——再是“私”有制掠夺——而确然分析，他们的公有制，不是原来词藻意义上的公/共有——他们的私有，更不是人人，个个产权分明的界定；整个呈现一种词与物的歪曲和强暴。）  十、自由主义确解  约翰.麦克里兰说，“帕累托认为手段才有理性可言，目的没有。除了一般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外，我们没有通盘判准来认定人类行动的某个目的比另一个目的‘理性’，而且个人或群体并没有理由不能追求彼此矛盾的目的。帕累托要我们看看现实世界，自问能不能在里面找到理性的人能够一致同意去追求，或实际的一致同意去追求的一致目标或一套目的。 “整个启蒙运动站不站得住脚，就看能不能证明这么一套目的的存在。帕累托明显认为，‘所有人都追求其自身目的’之类太概括，没有意义，甚至造成严重误导。 “帕累托觉得十分惊奇，人确实会真诚地不能精确界定为‘自利’的个人或集体的目的。……他们追求‘进步’或人类的幸福‘，或自由，平等，博爱，或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太模糊的目的，根本无从分辨你实现了它们没有，他们却乐此不疲。 “帕累托认为，这是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极致。人们经常不顾理性目的而追求非理性目的，无论是追求这些目的的个人或群体在道德或政治上持何见解。自由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者亦然，法西斯主义者如此，共产主义者亦然。帕累托这些说法，在思想上所图匪小，因为他认为他把每个人看透了。  如果帕累托所言为真，则自由主义大部分思想是垃圾，马克思主义亦然。帕累托从未否认今天所谓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里有相当真理。任何至愚看看现代世界，都看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帕累托对资本家‘说’他们在做什么，和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之间的差异，颇感兴趣。 “马克思要我们随时留意‘意识形态’，也就是那些有意无意设计来为自利行为自圆其说的信念系统，而其说辞自称它们的行为有利于整个人类幸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换成帕累托用语，就是‘衍生物’（也译成‘派生物’），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千百种可能的和实际的帕累托衍生物之一而已。 ……”关于社会主义手段－目的，帕累托有所保留，不全否定，他要求人们“用清晰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述目的”——而不是诉诸“越说越大的模糊目标”。（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  十一、衰落与否定—— 一时的假象  我们说，给任何理性，任何教义于批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难在，人们对于这些庞大文本和庞大固埃、一个人类取真，取善，取义的倾向；废黜这个倾向，一味在历史文本上施行批判，本是毛泽东的方式，且为东西方常识学人所不齿。从此课题延伸下去，就转变成为人们如何区分群众和领袖，百姓和精英，制度和革命，传统和文明等等课题。  按照帕累托，他竭尽全力批判的那个意大利衰落情景和资本（当时的）现状，导致他施行某种否定；而这种否定却并未突破他的良知，从而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施行无限肯定。这是这位“拥护”墨索里尼者的天才和良知。因为，虽然他死于希特勒执政以前，确实并未为这位纳粹首领说过什么，赞过什么。因为，他地下也知的那种无限主义，全能主义，极权主义，人权超越神权，真理超越常识，会带来何等可怕前景；他更加不会知道资本－革命串通一气的模式，业成他们认为奇迹的"黄祸"论之实现和现实。  这是让西哲们匪夷所思、却让西方政客和资本家津津乐道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老帕未谓的"中国的逻辑－经验论"（他建立在信仰真空的基础和无基础上）。这个文化模式是以颠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乃至中国建制，中国"房子"为前提的，"反专制"，引极权方式。  我们说，帕累托在政治学上走得比较孔德和涂尔干，托克维尔和韦伯更远，但是，我觉得他不至于掉到陷阱里去，就是他说的那句话，民主制度比较其他制度，对个人危害最小。（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下同）  十二、阿隆的帕累托法西斯主义批判  阿隆对于帕累托之法西斯主义究竟给出如何的批评和保留呢？我们援以文本。  阿隆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情愿根据法西斯主义来解释帕累托。”阿隆说，他指向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指意大利人，帕累托谓“人民总是由少数人统治的，这些少数人只有称职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帕累托绝不是一个凶残的人，他愿意承认，政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缩小历史暴力的数量，但是他又接着说，想取消任何暴力的迷惑人的企图会导致暴力无限地扩大。和平主义者帮助跳起了战争，人道主义者促进了革命。”  这是一个难以澄清的课题。  我们说，“战胜是和平暴是仁”，是绝大的一种错误；这个诗句的作者、自由主义者吴宓先生的意思，既适用于毛时期，也适用于纳粹；但是，帕累托怕不全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纵容底层暴力对于现行制度（指西方魏玛共和国一类制度？）挑战，就会形成马克思主义和台尔曼主义的登台，这个暴力之反，也许指向社民党人和兴登堡一类人的强权之弱举，从而使得本来的强权变成弱权而丧权于希特勒……这样，帕累托冀望的、不同于墨索里尼的希特勒，就代替了他心目中强大的少数，变成希特勒的0和主义和屠杀。  再是，如果张伯伦主义被抨击为对于暴力的软弱，则又产生第三层面。  这个层面，后来被美军和英军的暴力所同样瞩目、同样冀望之。  最后，如果苏联，中国模式也冀望于资本家和红色血脉的同样的强大，我们又会从中看到什么？是暴力对峙，还是非暴力对峙？这是一个问题。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信奉帕累托。他们自诩是没有衰落的资产阶级，要接衰退的资产阶级的班”——这是些什么人？  十三、牺牲文化的前途  什么人要支持一种权力经济结构且在其中为虎作伥——这是一些强大的知识分子，还是猥琐的、无耻的奴婢和佞臣？“他们辩护说，他们的暴力是对个人暴力的必要反击。他们即使公开不说，也在私下里断言，他们的最高辩护是他们恢复秩序的能力，哪怕采纳暴力”（六四以后中国犬儒者和助纣者一类人，即是……）。 “既然说到底，都无法在本质上、道德上获哲学上为少数领导人的权力进行辩护，那么，取胜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自己的成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这个“成功说”也在中国流行，且形成“不成功”则无真理一说——这也是帕累托主义讨论的一个焦点。“某些读者就认为最好是维护一种文明的光彩，哪怕付出以后面临政治衰败的代价，另一些人则认为首先应维持民族的团结和力量，哪怕是牺牲文化。  十四、效用和真理问题 “帕累托暗示科学真理和社会效用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社会的真理毋宁说是社会瓦解的一个因素（？问号——自立）。真理不一定都有益。效用来自想象和幻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个人的爱好，自由地选择真理和效用来为他所属的那个社会服务（？——自立）”  阿隆说，“帕累托的政治教诲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 2，接下来，阿隆们开始接触一个所谓“解释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益和集体的（！）最大效用的区别，把法西斯思想与帕累托思想联系起来也是可行的。 ”“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用，也就是最大多数个人的最大满足，实质上是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给予个人以他所希望的东西，提高大家和每个人的水平，是财阀民主，民主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理想。 “帕累托没有明确说出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但他暗示说还有另一个目标，即集体的（！）最大效用，就是被看出一个个人的集体的最大实力和最大荣耀。断定无法在这两者之间作出科学的选择，降低了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用的价值，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含蓄的有利于集体的最大效用的选择。 “甚至可以说，像帕累托那样否认在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之间做出合理选择的可能性的人是暴力阶层的起因，他们企图通过暴力证明他们具有统治的权利。” 1923年，老帕过世。“他对领袖运动并不那么深恶痛绝”，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混乱做成的人道主义之反，云云（即，他认为的人类的剩遗物太多……）。  十五、为了最大多数＝为了0  这些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者，何类、何种？无非是西方政治学在几个概念上的错位：代议制成为精英垄断，无权力牵制；多数，个人，少数之间间性关系的紊乱；民主和民粹、政府和寡头的混淆；权力牵制和权利牟取的特权和平权的抵触，等等。  我们看到，帕累托反对“为了……集体最大效益”如何如何，固然，有他的西方背景和意大利条件，但是，至少，这种语汇最终转变成为“为人民服务”一类同等欺骗——这是一种德勒兹所谓的口号变型和内涵颠覆——为了最大，其实就是取消“最小”——最大就是0，最小才是实数——于是，结局是，他又转向：“一个个”个人——这就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是所有多数，集体和国家定位的前提和条件。  这是自由主义的常识，却是极权主义的背论。  十六、一时危机与永恒衰落？  故此，3，我们看到，帕累托在这个议题上的徘徊，并非没有他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资本主义内部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宗教调节功能出现一时危机时期，人们以为永恒危机出现，末日出现——就像现在美国出现举债上限和预算赤字危机，人们以为，中国模式，就是解决此议题之外部条件；这个“为了最大多数”云云，和（其实是）为了最小，最个人，最微观，最有效之哲学出现的对峙，后者，于是又被抛弃，边缘和乌有。  这是历史教训的汲取和不汲取之间的游戏。  于是，阿隆说，“哪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理论上会博得帕累托的青睐？一方面，帕累托认为个人的创造精神是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经济机制。因此在经济理论上，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接受国家的某些干预，只有这些干预能促进市场运转，或者能使投机商顾己又顾大家。在政治方面，他的思想使他赞成一种既专权又适度的制度。”  （这类话言，在专制主义朝拜者人眼中，几乎年年出现——从我们熟悉的1970年代的歌颂毛，周者之基辛格，到21世纪的施罗德，希拉克，都是“绝对”和“有限”的博弈和妥协人；可惜，绝对，从来不和有限妥协，只和无限、全能和无法无天和谐。  也许帕累托组合了莫拉斯喜爱的两个形容词——绝对和有限；一个是极权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二者的接轨，媾和和拆烂乌为古往今来的投机主义者津津乐道——自立）。 “这不是他的语言，不过众人最向往的制度，至少按照他为众人谋利的角度看，是统治者有能力决策而又不包揽一切，尤其是不企图把他们思想和相信的东西强加给公民和知识分子和教授的制度。”（于是，这里，露出老帕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和反极权主义的真面目）  十七、帕累托终究还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换句话说，帕累托可能赞成从经济角度和科学角度来看都强大的而又自由的政府。他向统治者推荐知识自由主义，不仅因为他个人喜欢它，而且因为在他眼中自由的思想对科学思想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在逻辑－经验思维的进步中大获其益。” ——也可以对照他的关于逻辑－经验的反面效应（同见该书；说明，他的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接之，就是我们十分强调的，关于帕累托定位自由主义之本质和原因 ——“帕累托知道，G.莫卡斯花了前半生时间来揭露代议制民主的卑劣行径……，在后半生中，他致力于证明，这些制度尽管有缺点，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至少对个人来说是这样。 “因此，在接受帕累托对民主制度所提出的许多批评时，人们可以看到对个人来说这些制度是缺点最少的制度。因为既然任何制度都是寡头制度，财阀民主的寡头至少还能分化，同时其活动能力还能受到限制。 “对个人自由来说，民主制的精英阶层危险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