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

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

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
——记王晶尭先生近半世纪追索卞案真相

刘自立


王晶尭先生今年耄耋九秩,而精神绝好,身体健硕。何以老先生有着如此顽强之生命力(我们称为伯伯——因他是笔者父亲燕京大学学友、战友,皆为抗战时期“民协”创始人),因为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这个精神支撑是什么?就是研讨历史,谴责文革,追索卞仲耘、他的夫人惨死的真相。卞老师殉难业已四十七年。668月,卞老师死于红卫兵的毒打重殴之中。在此案件中,凶手和组织者是谁?凶案负罪者如何估量?案件申诉和拒申过程怎样?案件何时可以真相大白?……王先生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从他四十多岁到九十多岁。这个坚守和求真的过程,也被老人叫做,“我一生都背着十字架……”——果然,在他家墙壁上,悬挂一副“最后的晚餐”图。其中1966年的案件里面,谁是受难者?谁是拯救者?谁是犹大?这也是一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人对他的采访中,在他们撰写的关于卞案的文字中,王晶尭和卞仲耘,无疑走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前沿(可参见徐唯辛先生的有关画展)。于是,人们记住了王先生的声音,行止和气质。这种坚毅而从容的性格,是毛权变易后中国知识分子罕见之例;这种气节和品格的保留证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并非都是属于“平庸之恶”之人。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路径。其间的有力证据出现在1966年的酷暑。那就是,在所谓阳光灿烂之日,卞仲耘副校长(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被红卫兵活活殴打致死。在此案件细节不明而毛营造的血腥高压气氛笼罩北京之时,王晶尭拨开恐惧和威胁,走上了记录历史的第一步。那就是,王老在凶案发生之第一时间,用照相机记录了卞仲耘死难的现场(医院)照片。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即他毅然公布卞案的主要档案(包含和宋彬彬于六六年夏天的谈话记录;见后),其间历经四十七年。可见他一以贯之的韧性精神和坚毅立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王老是人间飞地之人,没有恐惧和犹豫。但是,最终的抉择才是定位的定论。现在,可以说,在王老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在他将宋彬彬矢口否认的谈话记录予以公布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改变了,战胜了。是的,当一个人战胜自身弱点,那好比突围之旅,陷敌之师,何敌不克,何功不制?在此过程中,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打破缄默,口出箴言之证。难道这不是印鉴于史,关照于今之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补充是,卞案的政治批判,历史追究和法律探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体研究;固然,法律审判的难度最大;政治批判和历史追究,次之,是我们可以进行研讨和申诉之可能;其间,政治批判的原则和历史追究大体一合——而法律审判和上述二者,异同不一,不好苟合。因为,这里牵涉到很多无法、(几乎)无法厘清的界限和内涵。比如,如果政治批判被法律审判片面取代,很多事情、事件和案件,无法实施,只能搁置;如,对毛(未来)的法律审判和对其进行政治批判之间,既有现实的距离,也有外交的隔阂;前者,无现在时,后者,则完全是现在时……。如果毛被审判于未来,中美关系,毛和尼克松之间,难道具备任何法律纠葛之关系吗?这个话题游离主题之外,却也是卞案定位不可或缺的考虑——无法诉诸法律,就是美国人哈理斯先生无法介入到完成的、仅仅是法律起诉之难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批判,还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如如果诉诸法律,在美国轰炸科索沃和利比亚以前;在穆巴拉克被美国人放弃以前,是不是有任何国际法庭可以针对任何罪行、罪人施行人民反抗之前的起诉呢?他们起诉斯大林,毛和金了吗?……再如,现在他们要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这就是政治-法律分梳的实际课题和理论课题之悖论悖证。等等。)

王老起初没有这些担忧和顾虑。他在卞仲耘被打惨死不久,他第二天就买下一个照相机,准备记录真相。这个举动非常难得;多少文革被打、被害者人群里,也许我们只是看到王晶尭一人选择这种做法。这要付出如何的勇气和智慧。于是,关于卞仲耘的一张张死难遗照,一件件遗物,尸衣,什物和家属伴之之惨景,开始从王老的备案之中走到历史前台。中国人胡杰,徐星,张敏……将这些故事,这些画面,记录在他们拍摄的电影和广播之中(《我虽死去》,《我的文革编年史》,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录。等等)。(德国学者魏格林说——“可以这样说。但是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文革题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这就是电影《Morning Sun(《八九点钟的太阳》,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们的电影和《Morning Sun》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美国人哈里斯,德国人魏格林将王晶尭讲述和控诉的历史惨案,通过自己的言笔,传播于世界。在胡,徐二先生拍摄的电影中,王老证实,作为见证人他是卞案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保存者;是针对红卫兵歪曲历史,杜撰“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八九点钟太阳”的直接质疑者——而我们认为,卡玛,是可疑的李芬斯达尔(见卡玛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暨笔者对此影片的批判)。可以说,这是王老和世界正直之人对于红卫兵文革后企图罔史欺世的首次回击。

在与红卫兵抗争的日子里,缘于王老的宽厚和包容,他没有察觉,“潜入”他家里帮助他整理材料的人,居然就是红卫兵的红外围人员——以至于她们借助整理王老的材料,“窃取”了王老的史料,并对此进行取舍和杜撰。王老在观看卡玛电影的时候敏锐以察,就是红卫兵中人所谓卞老师被打,“死于心脏病”之诡辩开始出笼(中文片,无此说法;英文片,有此说法——其间蹊跷险恶如此。)……此后,王老在和卡玛等前左派接触的时候,又出现很多面目不清者登门王室,企窥王秘。这段时间是一段朦胧期。此后在师大女附中施行校庆的时间,王老终于发现了这些前红卫兵正在有组织,有蓄谋地全盘计划控制王晶尭。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其一,就是借机帮助王老整理材料,“窃取”王老的全部资料为其择用;以“说出一部分事实”,歪曲一部分事实,以歪曲和隐瞒全部真相,达到她们最后抛出“抢救卞仲耘”论,歪曲真相,遗误历史;第二,她们以其似是而非的文革观影响王老,诱使他最终得以与其言行保持一致,将卞案官事化民,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第三,他们接触王老,是为了继续觊觎王室,伺机一逞,达到她们抹去红卫兵罪行的最终目的。但是,自从王老发现她们的企图以后,这个打算,完全告吹。四,于是,她们历经对王之史料研究的筛选和负择,依次抛出了“五人谈”(谈话人是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和宋彬彬文章“四十年要说的话”,妄图混淆视听,颠倒历史。这个过程,是外间人士和善良读者绝对不知之内情,之谋算。王老及时发现,及时转身,给销蚀和涂抹卞案者一个硬钉子,一个强回击。(参见我文《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载《民主中国》)

在此前后,在几次采访王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捋清了卞案、即八五事件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唯一权威诠释人就是王晶尭先生。这是横亘在红卫兵谎言之前不可逾越的障碍。王老的存在,使得很多真相还原和道义坚持,变得有所依托。九十年代,也是因为王晶尭先生接待了王友琴,卞案真相得以首次在海外见诸报端。但是,王之“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之说法,不尽准确(包含她“女性野蛮”的说法);不是“学生”(“女性”)而是“红卫兵”野蛮,红卫兵打老师,红卫兵掌权——而与此对照,红卫兵宋、刘(进)、叶(维丽)现在就否认“红卫兵打死人”,而编出“学生打死人”之谎言——学生,一般而言,没有这个特权;而女性,则是更为广泛的说辞,称其野蛮,不足为证;卞老师,也是女性……;这牵涉到我们称之为当年之“特权暴力”的极权主义史实。王现在并不更正这个说法。说明她用心良苦,取舍投机。她十多年前就掌握了宋-王谈话记录,但是从未公布,也从未引用——这和红卫兵掌握之,同样不公布之举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如果她早年引用这份材料,公诸于世,宋,刘,叶等炮制的假相和谬论就无缘登台。有人称此为女附中人里,“右翼”和“老兵”的“攻守同盟”。难道不是这样吗?史料证明(大意):

.五殴打是一种组织谋划行为;她们要煞煞卞老师威风(认可了这次殴打不是偶然,无谋行为);

卞老师无疑不是被所谓乌合之众打死的,而是死于红卫兵的暴行(否认了学生打老师的空泛之论);

卞老师被打死后,她们当场欢呼(杜绝了四十年以后的“抢救论”出台);

等等。

虽然如此,经过人们的努力探索,卞案脉络及其背景还逐渐得到廓清。针对卞案,去年以来,红卫兵人士连续抛出她们的文章、谈话,复辟之风汹涌;用原来的批判和史料加以反驳,业已非常不够。为此,我们坚决支持和等待王老公布此一批从未在坊间公布的五、六份重磅史料,以回击这次曲史思潮和罔顾之风。并且重点指出,宋彬彬所谓:她文革期间从未见过王晶尭这个谎言,必须揭穿。可见,宋彬彬《我四十年来一直要说的话》:“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当然是一个谎言。文革“八五事件”后不久,王,宋即有谈话且记录于斯——

宋氏谈话如是说。“66.8.5 ,南营房家中(时间:王老并不确认这次谈话准确时间。但是,从谈话语气和背景分析,绝对是在出事后不久。地点:南营房为北京的社科院宿舍,位置在阜城门外;卞仲耘王晶尭的住宅——自立注)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自立注——此间卞老师究竟在濒死状态被弃置校园多长时间,是为一考;但是她们并未实施第一时间的救助。无疑。)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这充分说明她们没有实施任何“抢救”——自立注)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都是临时团委会的。

××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

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自立注——“鼓掌”!为什么?因为她们打死了卞仲耘——而这样的态度正是凶手当时本该表现的态度——是历史真相的真实记载——和她们后来所谓的抢救,完全相反。)

“这个广播有个稿。(就是吴德说卞仲耘“死了,就死了”……——那个谈话。由刘进在卞死后第二天施行校园广播。说明,她们依然操控该校权力。——自立注)

“本来想开会斗她,(自立注——“本来想开会斗”;说明什么?就是说,宋彬彬是这次八五批斗会的组织者;四十年后,她们所谓这次批斗是无组织,无蓄谋,无政府状态的,由“学生”——而不是“红卫兵”批斗、毒打卞老师的说法,不攻自破;也说明,工作组撤退以后,学校仍然掌握在宋,刘等准革委会领导之下——而毛,刘,邓的势力,全部存在;交叉存在——是这次批斗会打死卞老师的政治本质和历史真相。)

“打一打威风,(自立注——这个“煞煞威风”/“打一打威风”的说法,在当年第一时间就有胡副校长等几人不约而同予以证实;几十年后又有她证;如,伏生,如,陶洛诵等人。不是孤证。)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自立注——这就是上述卞“死于心脏病”的最初说法。)——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运动刚一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志涛——该校领导——自立注)的问题比卞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21日,工作组批斗殴打卞仲耘至重伤——自立注)。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立注)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麽,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袁某;一个校外的造反派,来该校“揭发”卞仲耘——自立注)是什麽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王晶尭、宋彬彬谈话记录》/由王晶尭在记录原稿上(影印件)签字。/原载《记忆》82/20123月。但是《记忆》编者注释有很多问题;在此未为引用之。此外尚有其他几人谈话记录。——自立注)

加之,我们前此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给出宋彬彬是文革“三朝元老”(聂元梓大字报时期,工作组时期,八一八时期)的提示和结论,以反驳工作组时期“秩序论”,“权力真空论”,“温和批判论”(卞老师在666月末即遭殴打、险生),“红卫兵未成立论”(可见邓女邓某的有关记载),还有“二次发动论”(毛发动第一次文革;后到武汉,回来后发动第二次文革——其实,这是他做窝引蛇,套使刘、邓上钩的整体、一体计划……),等等,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宋氏们拿到王晶尭资料经过歪曲和筛选后打出的谎言牌。此等伎俩,只有王老可以用当时第一手资料予以回击和揭露。(关于这一论说,稍后我们有详文再辨。)

就此,在我们记忆中,有王老清点卞案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凭证。他努力厘清事实,总括观念,把握方向。我们仅仅举出少许例证,以示国人,以证历史。

比如,他在讲到八月四号,也就是卞老师被殴致死前一天,夫妇俩讨论了凶恶“礼拜五”(八月五号星期五)的前景,如何对应;五号清晨,他们排斥了回避和逃难(也无处可逃)可能,而握手诀别,卞老师可以说毅然赴死。

又比如,他在讲到八五事发原因的时候说,八五以前,王,卞两人业已将该校暴力治校的情形向上峰报告,而被红卫兵说成反扑和反叛,以至于要在八五“煞煞她(卞仲耘等)的威风”——换言之,八四,卞老师就被殴打,八五还要见虎而行,无可逃避;

尚比如,在医院里面,王老要求校方负责者宋,刘(进)等人出具到场人头签字——即所谓七人字条,以留背书;并证实受难者死因不明,但承当者确有其人(“抢救说”之所以根本不能成立,就在于卞老师是下午四点多钟即已死亡——她被停滞在一辆板车之上达几个小时——其间无人搭理,更不要说“抢救了”);

再比如,王老哀送卞老师的遗骨运往东郊火葬场的时候,他述说了那些文革狂欢者和他及家属比肩而过之情形,其悲其欢之对比触目惊心。这些或者那些极权、民粹、纳粹运动中人的狂欢之所以极端可悲,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其实,也就是王晶尭的命运;反之亦然;

更比如,王老完成了对于红卫兵“投名状”的、一针见血的揭释:八一八红卫兵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还比如,他一直以来,就坚持这个我们前述,“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的观点,收集资料,接受采访,做出声辩(如,对该校给宋彬彬名誉校友等劣举生命谴责——见“观察”网等)。

这里需要注意,王老申诉卞案二十余年,于八十年代,而终被告知,法院最终不予受理,了此结案。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之政治表现——王老说,事隔将近五十年,经过红卫兵的多方诱降和误导,师大女附中很多当事人见他如同敌人,唯恐避而不及。这是人们很难相信的事实。但是,情形就是如此。为此,他感叹“文革没有结束”。文革结束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几年前试图采访前北京大公报中人,并问及大公报右派人员情形时,在座的一些老人马上借故离去。怕啊!怕什么?谁在威胁?是他们自己吓自己吗?是的;但是,恐怕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恐吓吧。王老身边当然有很多支持者,“不怕者”和思想者,史学家。他们地位不等,位阶迥异,但是,他们支持王老的事业。这是一种国人的共识。文革必须批判而否定,卞案必须得到还原而澄清,凶手必须得到谴责和追究(我们坦率说,中国现状只能做到道义谴责)。南非和解法庭的做法与此不同。

我们看到资料(电影)说,图图主教主持的和解法庭,并不放过那些恶行严重之人,图图逮捕那些犯下人命案,强奸案等严重罪行者,让其偿付代价,判刑,关押,处死——是的,和解不等于释放和无过;和解不等于清算的消失;和解更不是掩盖真相,曲解历史;绝对不是——而另外一点,只有在原告和主诉不再追究罪行(罪人)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和解。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说,王老并不是要对张三、李四、王五进行报复甚至报仇,而是要还原真相,主持公道。没有这个真相,自然没有这个公道。没有公道和真相,红卫兵和一切文革作恶者,就会将罪行推到毛的身上而逃之夭夭。这是不能容忍,不能容许的做法。东德垮台后的“链条罪”,对于东德之首领昂纳克和射杀越墙者的士兵,是一律对待的。我们希望文革罪恶在身者,不要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报以任何无罪幻觉。不可能的!

离天三尺有神明,是中国谚语;因果报应,是东方启示;而宗教宽容,并不等于魔、道不分。

那些不遗余力颠倒历史和曲解事实者的老红卫兵(原来的“老兵”和现在实际年龄中的“老兵”……),可以在王老的坚持下,松开你们一如当年紧握的“拳头”和棍棒了!

你们面对一个品格气节一如诗语“雪赀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而“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的固执老者,只能落下一个黔驴技穷的结局。

再说一遍,你们无法在编制谎言和罗织威胁的时候越过王晶尭这个事实之证者,历史之证者。

一个人抵抗万千红卫兵者乃王晶尭也!

这是中国人里面良知良心之不泯者!他的做为,不是仅仅为了卞仲耘,而是为了中国文革无数受难者;乃至1949年以后千万、亿万牺牲者和死难者。


此外,红卫兵幻觉当政者可以纵容你们而几乎推倒邓关于否决文革的决议,也不现实;虽然,现在文革毛派和乌有之众叫嚣着文革“就是好”……,他们有希望吗?

你们现今唯一的选择是经过反省,得道而返。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应该缴械你们沾满鲜血的刀和笔了!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

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


刘自立


七十年代末叶,中共出台否定文革决议,对文革浩劫提出批判并指出,这样的“革命”毫无意义。文革将近半个世纪。人们期待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这个官方否定文革版本,能够结合民间文革批判,以达到还原文革真相,否定文革造反派和红卫兵之目的。于是,观察几十年来红卫兵的举动和言论,可以证实,他们不但不合于官方否定文革的观点,更和民间文革研究的真相还原论背道而驰。这个发展势头有着某种政治倾向的引导。

我们说,邓时期,全国舆论和倾向不会对宋彬彬这样的文革符号给予任何的赞赏和肯定。因为,邓处于他自身政权统治和历史定位之需要,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再次打出毛的文革旗帜。但是,随着邓的离开,事情发生变化。估计是在2003年以后,红卫兵开始他们第一反扑。这次反扑,由一个在北京生长、学习的美国人卡玛领衔主演——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之里芬斯达尔的、为红卫兵翻案的载体,是一部电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2003年拍摄)

这部电影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红卫兵中人并不是毛之文革的直接负罪者;他们多少在为毛承载不该承载的毛之罪。第二,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第一位老师和(副)校长卞仲耘,是被打时“心脏病并发而死”。这个说法传到海外,造成极大影响。对此我们曾经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几年后,德国学者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魏格林针对同样一部纪实卞仲耘之死的影片《我虽死去》(胡杰制作),比较而言,说,“《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魏格林虽是外国人,却对两部电影一言定位,非常精当。而在《太阳》一片中,几十年不曾露脸的宋彬彬等人,以灰色遮面,依然给人一种模糊的影像;这是卡玛故意为之,还是别有它意,不得而知。

电影出台,意味着红卫兵以此作为契机就此复出。此后,是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开展荣选名誉校友事。宋氏容登其榜,且出刊毛八.一八接见之,叫嚣(宋)“要武”历史照片。为此,王晶尭先生即时发表《声明》对该校的所作所为提出严正批评;并要求校方予以回复。但是,这个要求自然不见被复。(见2007年《观察》网刊;亦见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先生当时采访王老之广播和文字稿件。)

经过多年的酝酿,红卫兵派员打入王晶尭先生家中,以帮助整理材料为名,“窃取”了王晶尭(卞仲耘丈夫——后,王再婚)大量珍贵历史材料——并以此材料做铺垫,取舍筛选,抛出刊登在大陆《记忆》网刊上的《五人谈》(全名:冯敬兰   叶维丽 宋彬彬  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这里,除去宋氏、刘进是当年该中学——被称为“皇家女校”工作组时期和工作组撤离以后校方的领导成员;高干子女;叶是这篇枉道悖史文字的主脑人物;冯是所谓“红外围”人员,可能是具体撰稿人。)

此作一出,坊间哗然。为红卫兵叫喊助威者,有之;辩驳以还,直言敢见者,有之;因为官方遗忘歪曲而对文革真相莫知以辨者,也有之。而海内外良知不泯者出文击斥,采实庇史,澄清辨正,如北美作者张敏,北京作者朗钧,等等。《五人谈》要害是“红卫兵抢救论”——其说,当年事发后,她们“及时抢救了”卞老师于险于恶。这是四十年来的弥天大谎。首先,卞老师被打致死,放在校园一隅,达三、四个钟头,无人过问;在落日后,才被送往于该校一街之隔的医院。

再是,根据原始材料证明,宋等作为“领导”出现在医院;王晶尭要求他们出具到场人员之“七人字条”,证明,她们确实是负责者。

而且整个批斗,殴打,致死之全过程、真现场中,宋等就坐在她们的“司令部”里不作任何制止。

且多方,各地,不同时间之人,皆有宋当时现场叫喊:“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之煽动殴打言论。且在致死人命后其欢呼雀跃。

乃至第二天,刘进代表官方发表,转达当时北京市长吴德所谓(卞老师)“死了就死了……”的指示;且刘再次讲到要煞煞她们威风……之类用语。

这难道就是她们的“抢救”吗?不不不,这是致死,促死,逼死。

再就是,她们“五人谈”中之“工作组秩序论”,“二次发动论”,和(当时——“八.五事件”前——)“红卫兵尚未成立论”,皆为不值一驳的谰言。

因为证据显示,1966621号,卞老师就险些被批斗,殴打至死。这次批斗由工作组组织。

7月份,该校即已经成立红卫兵。

而在85号,红卫兵率领打人,人命尽丧矣。这次批斗由后工作组时期校方组织。

 为了给予红卫兵一种史料型颠覆之反正,王晶尭将当时该校一老师张静芬写给他的匿名信,刊登于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可查;2010年)。张老师也首肯刊登这封四十年前的信函。那是她冒死临险,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写给王老的慰问信和控诉信——也是对所谓“另一种陈述”之“第一时间的陈述”——196689号缄。其中,完全推翻了红卫兵四十年后的“抢救论”。只是坊间和研究者很少注意王老以此方式回击红卫兵。

这是第三波辩论;第四波,就是今年宋彬彬毅然发表她的辨言书:《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成为红卫兵全面反扑的一大展示。此件出台背景,刚好是中国舆论争执是不是太子党-红卫兵掌权之何去何从时期。宋也许以为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但是,她从未意识到“薄,王事件”爆发和红卫兵也许不能全面控局的新形势。这是值得再察再思之事。而宋氏此番文字(据说并不是她本人所撰),主要想说明:一是,依然坚持其“抢救”论;二是,她和王晶尭从未过从——而王晶尭对此抹杀史实的谎言十分震怒。因为我们知道,王晶尭确实在1966年约面谈话于宋。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红卫兵当年的作为是不可涂抹和抹煞的。这里需要说明,196685号,不是所谓“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抑或,仅仅称其为“女性的野蛮”(——事出有偶,这也是宋,叶等人极力强调的曲史观点),而是红卫兵“特权暴力”致死所谓“四类干部”的政治行动——这种作为,不单是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击毁,更加主要的是,红卫兵被操纵于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两股势力之交集时期而大肆行暴。我们述评道,宋氏作为“三朝元老”(六.一时期;她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六、七月时期,工作组撤退前、后,她都是该校领导人;八.一八时期,毛要宋武——继而全北京,全国开始杀人),对北京文革和师大女附中人命案,极俱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老说,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沾有卞仲耘同志的鲜血”(见前书之《声明》),这是她施行血腥暴力的投名状。

2012年3月24日星期六

打倒四人帮和驱逐周薄王之比较

打倒四人帮和驱逐周薄王之比较


刘自立


打倒四人帮在历史上如何估价?大致有两点。一是,打倒四人帮为制止文革,拯救该党,起到决定作用。二,打倒四人帮启动权贵经济改革,为党的经济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起到决定作用。三,打倒四人帮时期,社会生活和政治禁锢有所松动;表现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生产(中的小资尾巴和开启对美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停止对干部和教师的文革威胁;等等。四,打倒四人帮以后一个阶段,中国社会、政治体制重新回到文革前十七年时期的、原有威权体制即弱极权体制。五,在七十年代末,改革触及政治层面,提出后来十三大的政企分开等似是而非的中国改革政治。六,十多年的经济改革,逐步加深中国最初的两极分化和钱-权合一模式,导致出现六四以前的反对呼声和反对运动。七,八九民运被彻底镇压。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逻辑,转变成为官方逻辑和权钱逻辑,出现中国模式以及美中两国对待这个模式的和谐和争执。于是,结合现在薄派似乎倒台,人们重新提出,有迹象表明和有理由相信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第二次打倒四/N人帮。故此,上述两种打倒在时间空间和性质上的异同,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简单说来,打倒四人帮的最初结果是制止文革,有限批毛和拯救该党。但是,为了从毛的强极权主义逐步过渡到看似正常的弱极权统治,中共在那个时期,确实出台了较多符合民意和社会解冻的政策和思维。这些思维包含了给文革定性为史无前例的浩劫。等等。有限恢复了社会生活和教育体制,不再蛊惑毛的某些过于混蛋的文化和政治政策,如,鼓励学生的0分考试和禁止任何私人经济活动等。然而,打倒四人帮的实质,其实,不过类似建国初期中共提到或者提过的新民主主义论,其核心概念,就是由共产党一党不但决定政治,而且主导和控制经济(垄断之)——即古今中外从未出现的共产党主导自由主义改革(经济领域)。这样一来,中共改革模式,逐渐浮出水面,且以今天太子党和垄断集团最终占据社会财富百分之九十为其终结。而这其实才是终结四人帮历史的历史终结论的本质——而这个终结论和西方企图终结左、右两翼对于美国和西方的打击一样,实在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中国模式现在究竟是要终结,还是开始,适成一问。换言之,现在倒薄运动是不是要终结打倒四人帮以来的逆向发展史,抑或只是一种并无意义的政权转变,人们期待与之,态度和心思完全不同。中共终结中共历史的关键一点,在某些人士看来,是由温氏提出的平反六四预期。这个问题十分重大和严重。于是,千头万绪的政治改革,由于这样一种观点的嵌入,似乎比较可以提纲挈领。事情果然如此吗?

姑且排除理论上实际上的难点——比如,镇压的合法性如何?如何定性六四?是不是施行邓的平反反右模式?唯其关键,是如何估量六四镇压以后,上下官员侵占的社会之百分之九十的财富,还原六四时期的第一口号惩治贪官污吏”——如果这个目的无法达到,六四平反与否,就变成偷梁换柱和釜底抽薪。那么,这个目的是不是可以达到?成为我们比较四人帮倒台时期中共官员占有国家财富,和现今占有之质量和数量之比。这样一比,出现几种估计:一是,中共根本就不会平反六四;因为任何政治的过错,类似苏联和东欧国家元首的政治过错,基本上和他们占有国家财富无关;他们的特权,根本不是那种元首+懂事长的特权。故此,不管是昂纳克,还是雅鲁泽尔斯基,他们下台和对其占有经济财富基本无关(含曼德拉的对手德克勒克兄弟);等等。如果果真平反六四,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对此课题是一风吹?还是两眼黑?这是考验中共真平反还是真忽悠的关键。二,随之而来的对于财富的追究与否,是不是出现各种六四家族都要交出权钱,还之于民,是紧随上后的第二个问题——于是,转型模式中之研究者里面,有某种不清算观点出台,且符合所谓私有制提法且与此对应。这个提法,是绝对荒诞的。因为,这个提法给出私有财产占有者,以不清算原自土改和公私合营时期共产制度占有的私人财产和改革以来权贵私制度占有的公有财产之问题。

三是,如果亲清算历史旧账,共产党特权占有的两次掠夺之果(以公掠私;以私掠公),就不能合法存在;反之,在此不存在主义的绝对前提下,不单六四课题无法解决,四九年以后的所有问题,也根本得不到解决;那么,这样的平反究竟是什么东西?最后,我们只能说,在此特殊时期,官方释放平反信息,不过是要打民意牌;但是,他们模仿毛之文革民粹主义发动的可能性,等于0。因为后极权主义中人没有克里斯玛;这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研究的明显区别——所以,出现三十年来那种政改之无声交响乐。不单人们根本听不到任何主题发展,就连主题本身是不是存在,也很成问题——只有中共里面的那些人,才会以此方式指挥和制作如此一种无声交响乐且自以为高,自以为妙。(我们似乎知道,前卫艺术里面有这样一种指挥;笔者曾在荷兰一市观摩过谭某人指挥一个小乐队于一所教堂;谭双手奋力一挥,全乐队奋力装作拉弓拨弦,但其效果是:鸦雀无声……)。这是一种中国艺术吗?这个问题如何解释?还是要回到解读粉碎四人帮时期的迷思上来。一如前说,四人帮分子并无经济占有国家财富之问题;毛有巨大稿费收入(实际上,是以纸抢钱;除外。)粉碎四人帮,开启的固然是某些正面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更加隐秘和关键的地方,却是出台他们先富起来的怪异政治经济学——这个学说是古今中外从来之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不曾理论和实践的天才尝试。这个尝试,简直可以颠覆所有的李嘉图和亚当.斯秘。因为,他们学说的建基,是在专制主义、民主主义兼治和自由市,自由港的基础上;而中共之极权主义政经土壤,是上述双公从未经验和生活的乐园;他们的所有概念和理论,逻辑和推断,在这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国土上,全部失灵。于是,打倒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意义,其实,是邓氏压倒李,斯之岂有此理理论的出台。

这个事情的极高意图,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故此,产生这样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粉碎四人帮,不单启动了中共之改革,之开放,而且启动了中-美国分享中国市场和权利的古怪游戏。故此而言,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很快就转变成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成功——他们赖此制定和持续了几十年的,由黑箱作业和秘密外交开场的,从未改变的中美外交、政经互认游戏。他不是终结了历史,而是开启了历史——这个历史之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共资本主义沆瀣搭配(我们戏称为红卫兵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美国。这个改变,究竟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呢?看来美国人和中国人,还有得琢磨和掂量。这个国际因素的介入,无独有偶,再三再四——……今天,他以王姓警吏介入美国领馆作为又一个偶合?也就是说,打倒四人帮一事,如果和前此毛、周介入老尼和老基之外国政治有关,且为他们打开中国市场,造就“G2”或者什么东西为终结,那么,薄王之类的、美国被介入,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何以迄今保持一种或者严肃,或者幽默之缄默呢?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美国人和八国联军之所以容忍老佛爷,不过是要分享中国市场于一个独裁者,而免去很多自治,关卡,税赋的麻烦——这个概念,现在叫做投资环境——这个环境的要害就是中国无工会。话说回来。打倒王薄,是不是再次粉碎四人帮那样的明主之举呢?可以断定之:不是。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就是,七十年代打倒运动并不牵涉钱权,现在介入极深,简直是尾大不掉。故此,一,现在上层叫嚣为六四平反,只能做到邓氏模式(也就是肯定镇压之政治正确,而后给予抚恤和忽悠。)你想让血债者绑赴断头台吗?妄想。你想让亿万官资交出钱权吗?妄想。你想让体制自上而下施行我们所说的,对于土改,合营以来占据的财产,一如改革掠夺如数归还,造薄于册吗?妄想。

那么,什么不是妄想呢?那就要看排除官方无声交响乐的民间命运交响乐英雄交响曲是不是奏得起来。其中,苏联是一个不太正面也不太负面的参照系。正面参照系是,苏联有不屈的,正直的,深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虽然更多是精神领袖而不事政党政治和不觅政治路径,但是,他们造就了巨大的精神空间,以击破官方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领地。二,他们的斯大林时期,也并未废黜传统文化,继续存在普希金,老托,老陀乃至老柴和莫扎特(斯大林本人喜欢莫氏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慢板乐章……;他不杀直接抨击他的此曲之弹奏录音者:尤金娜……);故此,也为苏联精神领地留下空隙。而毛之强极权主义时期,直接或者间接评判和痛斥毛者,在中国上、中、下各个阶层尚还存在;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绝于耳,总能听见且记录于今。比如,彭德怀,比如,陈毅,比如,彭真等等。自从邓式体制开始,这样来自高层的批评,基本上根除已绝——这个现象说明,后极权主义所谓党内生活的平庸化和高级干部的犬儒化——而这也说明,极权主义创始者的某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往往发展到邪恶和无知。这样,考量民间参与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估价六四,四五,乃至现在民间是不是仅仅必须合流官方,才有出路的一种反红外围立场(红外围:文革中袒护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及其观点之简称)。

故此,评价这次到薄事件,我们看到民间力量并无参与和准备之之行动。这个行动的阙如,虽然,并不能证明官方万无一失,十全十美;但是,如果官方有失有得,且再一次汲取打倒四人帮的经验,不使民间力量有任何介入,那么,中国的实际操控权,就会延续于一党,甚至几人手中,且持续支撑十几年,几十年——而更为严重的则是,一向以来,并不和民间力量打交道的美国人和西方人,就会继续施行支持老佛爷政治,而使得中共市场化继续一种李嘉图和斯秘不得而知,只有老邓懂得的那种先富主义和猫论。这样一来,强扭倒薄粉碎四人帮,为一体一性操作者之误解,就会几乎成为彻底的误导。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运动和政治博弈中严重匮乏的一环,且并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重视的,只是如何响应和协助官方主流而甘屈门下;殊不知,这样的态度,不单误导了四五,也误导了六四——现在,你们还要继续误导,以至于定位独立力量,就是不独立力量、这样一种中国异议运动之主旨吗?最后一点。如果中国人不知道,不懂得俄罗斯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参照西方正面政治运做之党派独立性和操作性;他们的精神反抗,并不落实在反对党的建树和成长之上,以至于现在他们只能靠俄罗斯共产党,制衡普京;这是中国反对运动必须汲取的教训;换言之,如果中国政改引导权和控制权,继续为该党实际操作,那么,六四平反与否,都不会改变中共市场的共产党资本和红卫兵资本的本性,乃继续得到西方资本的支持。于是,民主运动的无限度延期势必成为未来最为可悲的现实。



打倒四人帮和驱逐周薄王之比较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

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


刘自立


 摘要:

今年初,前红卫兵宋彬彬等人抛出她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企图以澄清历史真相为旨,定位其人格,影响全世界。坊间业已有人做出一定反馈,但是综嫌空泛和单薄。

我们现撰一文,就宋氏历史作用和文革表现,结合毛之民粹主义文革观和极权主义镇压观,二者一合以求对史、对人做出撇清和辨正,且试图将观念和史事兼顾论述之。

主要史实是,宋是毛泽东文革几个主要阶段的活动者和领导者;她的作为,对于文革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老师的遇难负责,不可推卸。

主要观念是,宋氏现象值得所有研讨极权主义观念者注意,文革之毛,区隔斯大林甚至有别希特勒的民众运动观和大民主-大极权观。

尤其重要的分析,是在于对于红卫兵——这个中共尚未否定的人事载体,做出批判。



宋彬彬不久前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今释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是,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我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王晶尭先生(卞仲耘丈夫)也对宋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协同八一八毛之检阅红卫兵照),提出严正批评。

但是直到今年,宋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注1),沆瀣刘,叶,冯等人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套用文革术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四十年来,这个论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本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黑灰色关键词。

这里,我们基本上以提纲的方式,简呈读者一个反驳宋氏历史之伪的文字,也叫做录以备考,呈释后人;更加详尽的内容,容后再呈。

这里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宋是三朝元老

那么,什么是几朝、什么是元老?《清史稿》中有二臣辑录。这里的二臣,就是降清覆明的那些臣子。这个“二”字的用意,在清史稿里自然是负面的。但是在大统一统的道德谱系中,尚可以分辨是非,捋出德行。宋这样的“三朝老臣”有无任何原则和德性呢?

绝对没有。

 这“三朝”分野是:毛文革发动时期;工作组时期(含工作组撤离与毛八.一八造势以前的过渡时期);八.一八时期。

宋是当时北京中学里面响应毛-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且在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者。是权贵(老)红卫兵中一员。这里值得注意、且不为外间解释的现象是,所有中学里面第一张大字报,无外是所谓干部子弟和权贵子弟所贴出,所发起。宋是这波夺权中的一人。

故此,宋成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权力直接源于最高层——邓,胡启立,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上而下控制宋的学校筹委会(一种革委会产生以前的领导机构)。

第三朝元老的称谓就是八一八毛给她还名“宋要武”后的来的;且为外界所知。

这里最为交集和颇有争议的是,在毛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到八一八毛-宋“要武”这个过渡时期,宋等控制的该校筹委会是不是不再运作,权力是不是处于真空状态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不由共产党控制,领导和操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吴德,中央的毛、周照样在控制情势;刘、邓势力也处于死而不僵的抵制时期。

宋作为毛、刘不同时期的代言人和行动者,是毛式文革和刘、邓式文革的最大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归纳为毛式图腾,也可以表现为刘邓戳记;总之,她的身上烙印着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迹。

自邓企图有限否定文革三十多年来,这个戳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之中国·,决无再现和复制的可能——邓时期,绝对不可能有人将八.一八毛见红卫兵、宋彬彬的乱照刊登于任何媒体;但是,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邓和中央(共产党)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遗忘、被涂改,随着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复辟和妄为,文革翻案风气日渐盛行,遂出现宋、刘(进;前筹委会成员)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反扑。

今年来宋,刘势头风头大健;而从宋文发表以后网络的反映来看,一、两千的跟贴(凯迪网,共识网等)都是彻底批宋、否毛的——这也就说明,邓的有限否定论,还是受到民众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这一点也要有限肯定。

同样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后来遇罗克以反证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毁灭的反血统论,在现今中国依然没有市场。中国政权中人乃及后代,依然世袭中国所有政治权利且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权力代表和国际契约的有效签署者。

而毛之文革,毛之运动,毛之纳粹、民粹和极权发动的主导势力是特权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以宋彬彬为其主要代表(含前后出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骆小海和彭小蒙等)。

此间区隔是,1957年,毛利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继续)“革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学生和所谓民主人士中的章罗等势力,借机而起,试图分权。这样,毛的利用论,颇有被反利用论的嫌疑和危机。

故此到了1966年,毛忽然对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学生发生兴趣。他深知中学生群体的无知和盲目,加之干部子弟的狂妄和傲慢,使他击破社会桎梏的旨意或许可以得逞。于是,在工作组时期和后来的八.五时期(卞老师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时期,北京中学出现一种外间难以理解的“暴力特权”和“特权暴力”肆意横行的局面。而干部子弟,更准确说是高干子弟人群,成为这股暴力行世之祸水、源头。

而企图自命阿Q参与革命的那些贫/平民子弟照样被排除在外,除非他们成为红外围。

于是,原来的党锢(刘)府禁(周),被毛利用联动和老兵这样的特权阶层得以击破。故之,出现了北京大、中学校一色干部子弟掌握文革之局面。

可是,这只是毛的战略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并不主要,并不致命的侧面——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毛的主要企图——那就是,最终要把这股洪水引向打击刘邓,清除榻敌之想。

这样,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俟后述之。

(又,外间不知道什么叫做老红卫兵,什么叫做“红外围”,乃及后来的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更包含这其间是如何转换的;含对于十七年的评价和估计;因为这牵涉到宋、刘等人圈子里的红外围人员,故此,有此一说之补充。等等。这只好待后补述。)

二,卞仲耘在工作组时期即被批斗殴打,险些致死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6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 ”(注释2)这个“批”,就是621号的毒打和8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绝无人权(这里,当然不能就此推断文革时期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据人的生命而言如此无二。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三,宋是工作组时期和后工作组时期的掌权者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因为,毛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组,实为他的一个统一战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二次引蛇出洞(如果把高岗事件摆进去,这是第三次);而不是所谓(王年一观点)之二次发动;而是一次发动,整体发动之阶段论和第二个阶段论。

宋,在蛇出蛇进的两个阶段,何以会屹立不倒?因为,她原来是刘、邓工作组的人马;后来(19667月底)毛撤除工作组,宋,是不是也如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很多人那样(学生、老师、校长、组长……),下台走人,弃权以待?不是。

她和刘进等人,依然把控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权。

她不是打击工作组这场斗争之阳谋(阴谋)的牺牲者,她,反而成为继承工作组遗事者。

(这段时期的背景记述可参考鄙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造神者言——“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等文)——其中要点是——

首先,毛首创文革之民粹主义发动后,接续创造两种革命-镇压方式于一身,既而区隔于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统治和“革命”模式。因为,运动群众和以此打击政敌,且将中、小学生也悉数发动起来,这个规模、这个性质,显然超过纳粹冲锋队和KGB对于百姓的煽动。

此间,这个毛文革的特权论,世袭论和权贵论开始逐步转向,转向彻底的平民化运动和大学生文革——这是非常诡秘的转变——因为,前此他的特权论起到了击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击破社会秩序,只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于是,超越工作组模式,成为毛试验大民主和大极权的两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战略的唆使下,毛并未及时批判工作组方式(如在八一八之城楼上,讲话(林彪之)中,他就矢口不谈此道……),而是相反之选,他邀请工作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并支持红卫兵冲击社会。与此同时,他对于原工作组成员予以彻底抛弃。

这样,超越工作组官方镇压模式,由大学生主导的、兼有人民运动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说,从八.五毛之《炮打司令部》开始,在所谓《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逐渐主导国势和文革,以至于最后在“九大”上,彻底颠覆刘少奇(——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结束”——在21世纪,毛-刘势力合股并一,成为新一轮世袭势力之另外一种倾向,也当然值得探讨)。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运动-镇压”方式,即工作组方式;而在此方式中,宋彬彬起到重要作用。(我曾在一文中说——“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

“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

“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大字报方式(——也就是大规模民粹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

“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注意:毛并未在人民日报和正式文件中派发“炮打司令部”——这是耐人寻味的。自立加注)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注释3))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6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同注释2)这个“批”,就是621号的毒打和8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是无人权的蟑螂老鼠了(这里,当然不能推断文革时期的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便她可以被说成是花季少女”——但是,这是怎样一种花,一种女呢——东德解体后有所谓链条罪惩治有关人员——上至昂纳克,下至每一个射杀柏林墙逃难者的士兵;难道因为这些青年士兵因其年为花季或可豁免?其实宋当时已经超过法定年龄,她十九岁了……

四,宋氏成为后工作组时期暴力运动的具体呈载者

接前而述。工作组撤退以后,至少北京文革呈现两股势力交叉运作的局面。一个局面是前此所谓特权暴力延续他们并不知晓的非毛方式即刘邓方式,实行对于社会的广泛冲击。这个冲击主力以特权红卫兵和一般红卫兵主导。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波暴力的泛滥是刘邓为之。但是,他们控制和导向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后来发展出来的联动(红卫兵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成为这一波暴力的主要行为者。

支撑这一暴力的荒诞派口号就是对联——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根据史料判断,毛派中央文革人员对“对联”的态度暧昧。因为,一是,他们要秉承毛意,继续做到“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不会轻易否定对联;二是,他们(如陈伯达等)对于“对联”干扰毛之打击目的,扰乱战略意图,心知肚明,也予以谴责;加之遇罗克正在揭露这一波血统论的视图,所以,江青等人对此态度首鼠两端,不作定界。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条”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并无直接煽动“反对工作组”的口号;相反,更多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广泛意义上的杀戮和迫害);“破四旧”(广泛意义上的清除文化和传统);支持红卫兵小将;继续呈现和反对走资派不同的政治趋向。等等。

这个意图的叵测之函是什么,就是毛的企图:准备让联动最终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图很快得逞;联动反对江青,冲击公安部,支持刘邓等行径,终于让毛发威逮捕之(再释放之)——这样,毛需用大学红卫兵的战略,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快速实施,效果明显。这同样是外间人士和研究者中很点明的情势。从毛的民粹极权理论上说,是一大试验;从世纪斗争策略上讲,毛脑筋转动的漩涡引发的态势,半个世纪尚显模糊。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85号,卞仲耘老师被打致死。

据此推论,卞老师当然是在多种势力争相表现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于乱的。这个乱中不乱的迹象和脉络仍旧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换言之,卞案说明,宋等红卫兵在这场红八月里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组)以后的暴力降级,正好相反,是响应多种势力,施行屠杀比赛的残暴结果。

.五事件实际上拉开了红卫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师的惨剧,仅是其中之第一幕。这场凶案,是前工作组余孽和新、老势力多种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权红卫兵在八一八登台、叩关以前的投名状。

这场唯恐落后的血腥比赛,使得一些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个血腥屠戮的奠基仪式,就是血统论叫嚣——文革初期,唯有这些血统高贵者,可以有恃无恐地加入暴行——这是一般外界很难理解的、中国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史实。

重复而言,毛并不行止与此,而是通过这个暴力的阶段达到更为广泛的文革暴力,武斗,镇压乃至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军队化——这是队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释。

所以,单一解释毛的红八月暴力,而并不诠释这个暴力交叉运动和权力交叉运动,都是片面取史,不足为训。

五,宋是工作组撤退以后该校不变前任的继续领导者。

她们的任命,既发端于第一张大字报,也取决于她们的出身论。她们有资格成为工作组协助者,而后,又成为后工作组时期的筹委会人员,都起源于她们直接受到邓,胡(启立)的领导;且有资格在邓家里开会,讨论文革形势,采纳上峰指示,导向该校运动。这个自我定位极其明确。她们的各种言论夫子自道,自白于世,不在话下。(同注释2 

六,宋,刘等人对卞案负有责任。

她们在事发后出现在承载卞老师尸体的北京邮电医院,即是明证。那是85号夜晚。

七人签字字条的出现即是一证。

这个字条是赶到医院的王晶尭先生先生要求她们自署的。

关于这一点作者朗钧有如下考证——

这里“存在两个版本:
“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签写的,因为王晶垚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包括他(她)们的姓名。…… “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5日那天应医院的要求签署的。因为不签署这个字条,医院拒绝抢救。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将此字条交给了王晶垚。
“两种说法。王晶垚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王晶垚为人耿直,文革中虽遇红色恐怖,他不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后,立即购买照相机,将卞仲耘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相存证。当红卫兵要求对卞仲耘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也被王晶垚严辞拒绝。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签字存证的要求。
“松文说此字条是医院要求学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话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如果红卫兵也想抢救卞仲耘,双方一拍即合,签字何用?
其二,从死亡证明没有如实写明卞仲耘是被殴打致死,而只写‘死因不明’,可以判断,受到威胁的是医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无法解释这张签字条为什么会在王晶垚先生手中。既然是医院要求签名,就说明,医院的就医程序需要这个签名条。医院得到此条后应将其存档,而不是将其转交死者家属。医院将此条转交王晶垚的说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条在王晶垚手中,这个字条具有证据的属性。李松文空口无凭,不足为训。”(注释4

刘进第二天(卞死后)代表官方发表校园广播传达上峰表态

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对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态,他说:……(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刘进则说,(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们的威风……。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预演


毛、周、吴德知悉该女中打死人事件后,毛办(?)周办抑或什么办公室非但没有追究杀戮者的罪责,反而在十三天后之八.一八,让该校红卫兵在宋、刘率领下登上天安门,遂出现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嚣
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后,对于宋等人行为的无耻肯定,且进一步鼓励,唆使和策划八.一八以后的暴行。
王晶尭先生在那次反击“光荣校友”的声明中写道,“19668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8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8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注释5
重复而言,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当周恩来办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后,会不向毛如实禀报。

随后,毛看到这个事件,犹如闻血而动,见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开始发生冲动——故此,他稍后时间便叫嚣“要武”,把宋变成一个暴力符号;目标指向,不单是对卞仲耘,也是对此后一个月,北京无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88日中央出台《十六条》,虽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85号,卞老师就被武斗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样,在对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时期,毛,刘处理不同,立场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刘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导下,全国照样出现官方镇压和迫害事件——这和毛民粹直接发动红卫兵运动势成互补。

当然,如果硬性判定这两种暴力的轻重缓激,可以说,毛发动文革和刘多少抵制之之间,尚有一个毛“强极权”和刘“弱”之之区隔。不然,人们就会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场上去。

倒退几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据大饥荒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确,在此课题上,毛、刘之间的观点异别。

坊间说,毛、刘一致形成发动文革之“集体智慧”,这样一种叙述,肯定有所误差。 


九,红卫兵成立日期辨正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个事实:

7
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注释6

(此外,红卫兵,子弟兵,血脉和骨肉——这个本来就为共产党留了一手而从未在其任何文件、决议中对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难点。)

一向以来,存身于文革中的红外围中人,更是仆见主形,紧紧跟随。

于是,经过几年酝酿和谋划,截至去年冬天,宋,终于历经四十年蛰伏开始发威;而红外围就像文革中紧跟联动和老红卫兵的保皇党人,开始杜撰与其出身和利益(立场)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风格文字(如,前此红卫兵五人谈中的冯静兰,就是这类红外围之一员;而叶维丽,则是夹杂在外围和中心的主脑人物。)于是,红卫兵以颠覆历史,歪曲真相和反扑反文革的极大势力,卷土重来,登台亮相。


十,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之异同

一如前述,宋氏红卫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顾毛,刘双红卫兵性质。

何以在工作组撤离以后她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队于毛。

而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无此幸运。

虽然,所谓革军子弟(军队干部子弟)之所以比较普遍反对工作组,这和林彪体系支持毛,打击刘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有待再探考的课题。

深而言之,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归纳在毛之清晰的战略布局之中;而后来,这个体系加入了宋、这样的原工作组人马——再后来,在联动垮台以后,全国所谓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滥如斯,完成了毛曲径达鹄之铺垫。


于是,宋氏肩负几种使命的角色,开始形成,开始发效,并最后在八.一八一天,她给毛戴上沾满卞仲耘血迹之红袖章的时候,终告完成。继而,宋成为文革历史上最大的暴力符号。

这是中国文革历史中任何一派红卫兵领袖,任何一派造反领袖无法做到,也不能实现的符号光荣符号梦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说,何以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风头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们上,站在毛前发表演说和叫嚣……)又说,这个宋彬彬现象,实际上阴错阳差该为彭小蒙现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释是, 宋,彭之选、之争,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级制度和遴选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在于,宋氏父亲宋任穷的文革提升和等级鉴列;彭氏父亲,不够这个级别——所以,认为宋风头压过彭,使得宋为毛宠是一个偶然,这是怪写历史,不足为据。


十一,宋氏组织八.五批斗会的证据。

(一),作为领导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获卞仲耘、王晶尭于19668月时期写给上层的冤情报告。宋、刘们要卞在八月四号就交出这份材料。

于是,(二),八月五号清晨,卞,王握手永诀,准备赴死(见胡杰电影《我虽死去》)——既然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提出八.五凶杀是一场偶然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由乌合之众乱打乱批之类的“失序”论,根本就是毁灭真相。

(三),所谓“煞煞她们的威风”——这个当时宋在批斗会现场的用语,在陶洛诵,胡志涛,(含刘进广播讲话)等五、六位现场目击者和该校成员的记忆中,不约而同做出判定。无可辩驳,不能否认。

(四),宋,刘,叶(维丽),冯(静兰)等人炮制的“抢救论”,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试问,卞仲耘被打死以后三、四个小时,尸体(死和濒死之间)被抛掷于校园一隅,躺在一辆板车之上,屎尿失禁,浑身抽搐,无人搭采,加之阳光爆晒,身上还遮盖一条雨衣,压着一把扫把……试问,这几个小时,你们是在抢救,还是在促死?!

还有报告说,当有人提议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时,校、宋一方认为,阳光灿烂之下送往医院,影响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后,云云——这难道也是抢救?

(五),史料记载,宋彬彬确实和受难者家属王晶尭有过一次谈话记录。这次谈话的主旨有几点:一是,宋认为她未打人。二是,她认可“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三,她们见卞已死亡,担忧于前,欢呼于后;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开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后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后,成千上万人被打死,这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而非性质。

而这个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该校揭开的。这是宋不可回避的史实。

固然,这时她业已成为毛营一员而非刘、邓阵营者人。


十三,没有证据显示宋直接打人

这一点,也务必说清楚。

迄今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

宋彬彬文字出台的背景令人堪忧。文革否定式,历经邓时期比较稳定的态势,却在他逝世以后逐渐倒退。

这种遗忘和淡漠使得宋氏一类人趁虚而入,大做文章。现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

我们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完蛋的时候,要写出“第三帝国兴亡”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同样不能说明我们只能让贤于后而不做任何努力。

虽然,我们现在不单要对宋的文字施行厘清,更有广泛接受挑战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继续这个争论,以袒护真相,说服众人。

王晶尭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当如是乎,诚哉斯言!




注释——

注释1《记忆》网刊
注释2:冯敬兰   叶维丽 宋彬彬  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记忆》网刊
注释3:刘自立《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观察》网刊
注释4:朗钧《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惨案追踪》,《北京之春》杂志
注释5《王晶垚致师大女附中校长公开信》,《观察》网刊
注释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传记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