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

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

——记王晶尭先生近半世纪追索卞案真相

刘自立

王晶尭先生今年耄耋九秩，而精神绝好，身体健硕。何以老先生有着如此顽强之生命力（我们称为伯伯——因他是笔者父亲燕京大学学友、战友，皆为抗战时期“民协”创始人），因为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这个精神支撑是什么？就是研讨历史，谴责文革，追索卞仲耘、他的夫人惨死的真相。卞老师殉难业已四十七年。66年8月，卞老师死于红卫兵的毒打重殴之中。在此案件中，凶手和组织者是谁？凶案负罪者如何估量？案件申诉和拒申过程怎样？案件何时可以真相大白？……王先生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从他四十多岁到九十多岁。这个坚守和求真的过程，也被老人叫做，“我一生都背着十字架……”——果然，在他家墙壁上，悬挂一副“最后的晚餐”图。其中1966年的案件里面，谁是受难者？谁是拯救者？谁是犹大？这也是一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人对他的采访中，在他们撰写的关于卞案的文字中，王晶尭和卞仲耘，无疑走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前沿（可参见徐唯辛先生的有关画展）。于是，人们记住了王先生的声音，行止和气质。这种坚毅而从容的性格，是毛权变易后中国知识分子罕见之例；这种气节和品格的保留证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并非都是属于“平庸之恶”之人。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路径。其间的有力证据出现在1966年的酷暑。那就是，在所谓阳光灿烂之日，卞仲耘副校长（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被红卫兵活活殴打致死。在此案件细节不明而毛营造的血腥高压气氛笼罩北京之时，王晶尭拨开恐惧和威胁，走上了记录历史的第一步。那就是，王老在凶案发生之第一时间，用照相机记录了卞仲耘死难的现场（医院）照片。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即他毅然公布卞案的主要档案（包含和宋彬彬于六六年夏天的谈话记录；见后），其间历经四十七年。可见他一以贯之的韧性精神和坚毅立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王老是人间飞地之人，没有恐惧和犹豫。但是，最终的抉择才是定位的定论。现在，可以说，在王老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在他将宋彬彬矢口否认的谈话记录予以公布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改变了，战胜了。是的，当一个人战胜自身弱点，那好比突围之旅，陷敌之师，何敌不克，何功不制？在此过程中，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打破缄默，口出箴言之证。难道这不是印鉴于史，关照于今之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补充是，卞案的政治批判，历史追究和法律探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体研究；固然，法律审判的难度最大；政治批判和历史追究，次之，是我们可以进行研讨和申诉之可能；其间，政治批判的原则和历史追究大体一合——而法律审判和上述二者，异同不一，不好苟合。因为，这里牵涉到很多无法、（几乎）无法厘清的界限和内涵。比如，如果政治批判被法律审判片面取代，很多事情、事件和案件，无法实施，只能搁置；如，对毛（未来）的法律审判和对其进行政治批判之间，既有现实的距离，也有外交的隔阂；前者，无现在时，后者，则完全是现在时……。如果毛被审判于未来，中美关系，毛和尼克松之间，难道具备任何法律纠葛之关系吗？这个话题游离主题之外，却也是卞案定位不可或缺的考虑——无法诉诸法律，就是美国人哈理斯先生无法介入到完成的、仅仅是法律起诉之难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批判，还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如如果诉诸法律，在美国轰炸科索沃和利比亚以前；在穆巴拉克被美国人放弃以前，是不是有任何国际法庭可以针对任何罪行、罪人施行人民反抗之前的起诉呢？他们起诉斯大林，毛和金了吗？……再如，现在他们要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这就是政治－法律分梳的实际课题和理论课题之悖论悖证。等等。）

王老起初没有这些担忧和顾虑。他在卞仲耘被打惨死不久，他第二天就买下一个照相机，准备记录真相。这个举动非常难得；多少文革被打、被害者人群里，也许我们只是看到王晶尭一人选择这种做法。这要付出如何的勇气和智慧。于是，关于卞仲耘的一张张死难遗照，一件件遗物，尸衣，什物和家属伴之之惨景，开始从王老的备案之中走到历史前台。中国人胡杰，徐星，张敏……将这些故事，这些画面，记录在他们拍摄的电影和广播之中（《我虽死去》，《我的文革编年史》，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录。等等）。（德国学者魏格林说——“可以这样说。但是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文革题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这就是电影《Morning Sun》(《八九点钟的太阳》，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们的电影和《Morning Sun》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美国人哈里斯，德国人魏格林将王晶尭讲述和控诉的历史惨案，通过自己的言笔，传播于世界。在胡，徐二先生拍摄的电影中，王老证实，作为见证人他是卞案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保存者；是针对红卫兵歪曲历史，杜撰“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八九点钟太阳”的直接质疑者——而我们认为，卡玛，是可疑的李芬斯达尔（见卡玛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暨笔者对此影片的批判）。可以说，这是王老和世界正直之人对于红卫兵文革后企图罔史欺世的首次回击。

在与红卫兵抗争的日子里，缘于王老的宽厚和包容，他没有察觉，“潜入”他家里帮助他整理材料的人，居然就是红卫兵的红外围人员——以至于她们借助整理王老的材料，“窃取”了王老的史料，并对此进行取舍和杜撰。王老在观看卡玛电影的时候敏锐以察，就是红卫兵中人所谓卞老师被打，“死于心脏病”之诡辩开始出笼（中文片，无此说法；英文片，有此说法——其间蹊跷险恶如此。）……此后，王老在和卡玛等前左派接触的时候，又出现很多面目不清者登门王室，企窥王秘。这段时间是一段朦胧期。此后在师大女附中施行校庆的时间，王老终于发现了这些前红卫兵正在有组织，有蓄谋地全盘计划控制王晶尭。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其一，就是借机帮助王老整理材料，“窃取”王老的全部资料为其择用；以“说出一部分事实”，歪曲一部分事实，以歪曲和隐瞒全部真相，达到她们最后抛出“抢救卞仲耘”论，歪曲真相，遗误历史；第二，她们以其似是而非的文革观影响王老，诱使他最终得以与其言行保持一致，将卞案官事化民，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第三，他们接触王老，是为了继续觊觎王室，伺机一逞，达到她们抹去红卫兵罪行的最终目的。但是，自从王老发现她们的企图以后，这个打算，完全告吹。四，于是，她们历经对王之史料研究的筛选和负择，依次抛出了“五人谈”（谈话人是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和叶维丽）和宋彬彬文章“四十年要说的话”，妄图混淆视听，颠倒历史。这个过程，是外间人士和善良读者绝对不知之内情，之谋算。王老及时发现，及时转身，给销蚀和涂抹卞案者一个硬钉子，一个强回击。（参见我文《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载《民主中国》）

在此前后，在几次采访王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捋清了卞案、即八五事件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唯一权威诠释人就是王晶尭先生。这是横亘在红卫兵谎言之前不可逾越的障碍。王老的存在，使得很多真相还原和道义坚持，变得有所依托。九十年代，也是因为王晶尭先生接待了王友琴，卞案真相得以首次在海外见诸报端。但是，王之“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之说法，不尽准确（包含她“女性野蛮”的说法）；不是“学生”（“女性”）而是“红卫兵”野蛮，红卫兵打老师，红卫兵掌权——而与此对照，红卫兵宋、刘（进）、叶（维丽）现在就否认“红卫兵打死人”，而编出“学生打死人”之谎言——学生，一般而言，没有这个特权；而女性，则是更为广泛的说辞，称其野蛮，不足为证；卞老师，也是女性……；这牵涉到我们称之为当年之“特权暴力”的极权主义史实。王现在并不更正这个说法。说明她用心良苦，取舍投机。她十多年前就掌握了宋－王谈话记录，但是从未公布，也从未引用——这和红卫兵掌握之，同样不公布之举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如果她早年引用这份材料，公诸于世，宋，刘，叶等炮制的假相和谬论就无缘登台。有人称此为女附中人里，“右翼”和“老兵”的“攻守同盟”。难道不是这样吗？史料证明（大意）：

八.五殴打是一种组织谋划行为；她们要煞煞卞老师威风（认可了这次殴打不是偶然，无谋行为）；

卞老师无疑不是被所谓乌合之众打死的，而是死于红卫兵的暴行（否认了学生打老师的空泛之论）；

卞老师被打死后，她们当场欢呼（杜绝了四十年以后的“抢救论”出台）；

等等。

虽然如此，经过人们的努力探索，卞案脉络及其背景还逐渐得到廓清。针对卞案，去年以来，红卫兵人士连续抛出她们的文章、谈话，复辟之风汹涌；用原来的批判和史料加以反驳，业已非常不够。为此，我们坚决支持和等待王老公布此一批从未在坊间公布的五、六份重磅史料，以回击这次曲史思潮和罔顾之风。并且重点指出，宋彬彬所谓：她文革期间从未见过王晶尭这个谎言，必须揭穿。可见，宋彬彬《我四十年来一直要说的话》：“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当然是一个谎言。文革“八五事件”后不久，王，宋即有谈话且记录于斯——

宋氏谈话如是说。“66.8.5 後，南营房家中（时间：王老并不确认这次谈话准确时间。但是，从谈话语气和背景分析，绝对是在出事后不久。地点：南营房为北京的社科院宿舍，位置在阜城门外；卞仲耘王晶尭的住宅——自立注）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自立注——此间卞老师究竟在濒死状态被弃置校园多长时间，是为一考；但是她们并未实施第一时间的救助。无疑。）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这充分说明她们没有实施任何“抢救”——自立注）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和××和××都是临时团委会的。

“××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

“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自立注——“鼓掌”！为什么？因为她们打死了卞仲耘——而这样的态度正是凶手当时本该表现的态度——是历史真相的真实记载——和她们后来所谓的抢救，完全相反。）

“这个广播有个稿。（就是吴德说卞仲耘“死了，就死了”……——那个谈话。由刘进在卞死后第二天施行校园广播。说明，她们依然操控该校权力。——自立注）

“本来想开会斗她，（自立注——“本来想开会斗”；说明什么？就是说，宋彬彬是这次八五批斗会的组织者；四十年后，她们所谓这次批斗是无组织，无蓄谋，无政府状态的，由“学生”——而不是“红卫兵”批斗、毒打卞老师的说法，不攻自破；也说明，工作组撤退以后，学校仍然掌握在宋，刘等准革委会领导之下——而毛，刘，邓的势力，全部存在；交叉存在——是这次批斗会打死卞老师的政治本质和历史真相。）

“打一打威风，（自立注——这个“煞煞威风”/“打一打威风”的说法，在当年第一时间就有胡副校长等几人不约而同予以证实；几十年后又有她证；如，伏生，如，陶洛诵等人。不是孤证。）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自立注——这就是上述卞“死于心脏病”的最初说法。）——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运动刚一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志涛——该校领导——自立注）的问题比卞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21日，工作组批斗殴打卞仲耘至重伤——自立注）。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立注）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麽，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袁某；一个校外的造反派，来该校“揭发”卞仲耘——自立注）是什麽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王晶尭、宋彬彬谈话记录》/由王晶尭在记录原稿上（影印件）签字。/原载《记忆》82期/2012年3月。但是《记忆》编者注释有很多问题；在此未为引用之。此外尚有其他几人谈话记录。——自立注）

加之，我们前此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给出宋彬彬是文革“三朝元老”（聂元梓大字报时期，工作组时期，八一八时期）的提示和结论，以反驳工作组时期“秩序论”，“权力真空论”，“温和批判论”（卞老师在66年6月末即遭殴打、险生），“红卫兵未成立论”（可见邓女邓某的有关记载），还有“二次发动论”（毛发动第一次文革；后到武汉，回来后发动第二次文革——其实，这是他做窝引蛇，套使刘、邓上钩的整体、一体计划……），等等，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宋氏们拿到王晶尭资料经过歪曲和筛选后打出的谎言牌。此等伎俩，只有王老可以用当时第一手资料予以回击和揭露。（关于这一论说，稍后我们有详文再辨。）

就此，在我们记忆中，有王老清点卞案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凭证。他努力厘清事实，总括观念，把握方向。我们仅仅举出少许例证，以示国人，以证历史。

比如，他在讲到八月四号，也就是卞老师被殴致死前一天，夫妇俩讨论了凶恶“礼拜五”（八月五号星期五）的前景，如何对应；五号清晨，他们排斥了回避和逃难（也无处可逃）可能，而握手诀别，卞老师可以说毅然赴死。

又比如，他在讲到八五事发原因的时候说，八五以前，王，卞两人业已将该校暴力治校的情形向上峰报告，而被红卫兵说成反扑和反叛，以至于要在八五“煞煞她（卞仲耘等）的威风”——换言之，八四，卞老师就被殴打，八五还要见虎而行，无可逃避；

尚比如，在医院里面，王老要求校方负责者宋，刘（进）等人出具到场人头签字——即所谓七人字条，以留背书；并证实受难者死因不明，但承当者确有其人（“抢救说”之所以根本不能成立，就在于卞老师是下午四点多钟即已死亡——她被停滞在一辆板车之上达几个小时——其间无人搭理，更不要说“抢救了”）；

再比如，王老哀送卞老师的遗骨运往东郊火葬场的时候，他述说了那些文革狂欢者和他及家属比肩而过之情形，其悲其欢之对比触目惊心。这些或者那些极权、民粹、纳粹运动中人的狂欢之所以极端可悲，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其实，也就是王晶尭的命运；反之亦然；

更比如，王老完成了对于红卫兵“投名状”的、一针见血的揭释：八一八红卫兵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还比如，他一直以来，就坚持这个我们前述，“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的观点，收集资料，接受采访，做出声辩（如，对该校给宋彬彬名誉校友等劣举生命谴责——见“观察”网等）。

这里需要注意，王老申诉卞案二十余年，于八十年代，而终被告知，法院最终不予受理，了此结案。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之政治表现——王老说，事隔将近五十年，经过红卫兵的多方诱降和误导，师大女附中很多当事人见他如同敌人，唯恐避而不及。这是人们很难相信的事实。但是，情形就是如此。为此，他感叹“文革没有结束”。文革结束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几年前试图采访前北京大公报中人，并问及大公报右派人员情形时，在座的一些老人马上借故离去。怕啊！怕什么？谁在威胁？是他们自己吓自己吗？是的；但是，恐怕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恐吓吧。王老身边当然有很多支持者，“不怕者”和思想者，史学家。他们地位不等，位阶迥异，但是，他们支持王老的事业。这是一种国人的共识。文革必须批判而否定，卞案必须得到还原而澄清，凶手必须得到谴责和追究（我们坦率说，中国现状只能做到道义谴责）。南非和解法庭的做法与此不同。

我们看到资料（电影）说，图图主教主持的和解法庭，并不放过那些恶行严重之人，图图逮捕那些犯下人命案，强奸案等严重罪行者，让其偿付代价，判刑，关押，处死——是的，和解不等于释放和无过；和解不等于清算的消失；和解更不是掩盖真相，曲解历史；绝对不是——而另外一点，只有在原告和主诉不再追究罪行（罪人）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和解。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说，王老并不是要对张三、李四、王五进行报复甚至报仇，而是要还原真相，主持公道。没有这个真相，自然没有这个公道。没有公道和真相，红卫兵和一切文革作恶者，就会将罪行推到毛的身上而逃之夭夭。这是不能容忍，不能容许的做法。东德垮台后的“链条罪”，对于东德之首领昂纳克和射杀越墙者的士兵，是一律对待的。我们希望文革罪恶在身者，不要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报以任何无罪幻觉。不可能的！

离天三尺有神明，是中国谚语；因果报应，是东方启示；而宗教宽容，并不等于魔、道不分。

那些不遗余力颠倒历史和曲解事实者的老红卫兵（原来的“老兵”和现在实际年龄中的“老兵”……），可以在王老的坚持下，松开你们一如当年紧握的“拳头”和棍棒了！

你们面对一个品格气节一如诗语“雪赀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而“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的固执老者，只能落下一个黔驴技穷的结局。

再说一遍，你们无法在编制谎言和罗织威胁的时候越过王晶尭这个事实之证者，历史之证者。

一个人抵抗万千红卫兵者乃王晶尭也！

这是中国人里面良知良心之不泯者！他的做为，不是仅仅为了卞仲耘，而是为了中国文革无数受难者；乃至1949年以后千万、亿万牺牲者和死难者。

此外，红卫兵幻觉当政者可以纵容你们而几乎推倒邓关于否决文革的决议，也不现实；虽然，现在文革毛派和乌有之众叫嚣着文革“就是好”……，他们有希望吗？

你们现今唯一的选择是经过反省，得道而返。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应该缴械你们沾满鲜血的刀和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