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统治是人类的耻辱

金家统治是人类的耻辱

刘自立

现在金二死了；金三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变化和不变化？几乎所有评论都基本上不提这个体制的极权主义恶性和耻辱。一堆国家主权论和朝鲜稳定论，霸占了国际舆情。东、西方国家对于金三的猜测也很不着调。我们说，金三的国家和政权，是人类受害于极权主义的负面典型和“范式”。这个东西，为人们揭破和解剖人类堕落和荒诞提供了最好的切片和整体。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个朝鲜模式达到了反人类的、几乎是最最极端的样本（请原谅我们使用了文革语言）。这个极权主义加封建世袭的样本，让所有极权主义模式相形见绌，不够其类。我们所言纳粹主义的极端，不能类比朝鲜；在经济发展和德国复兴的基调上，杀死犹太人和反抗者，并不是因为饥饿和羸弱；苏联极权主义大规模清洗的事实，虽然类似于纳粹的极权主义（其不施行公有制），却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留有余地，让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反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是集希特勒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基本彻底的极权主义。因为他在经济上施行了公有制（以后的所有制/无产权制度，源于公有制权力基础）；他在文化上施行了彻底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这样，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共做到了——但是，中共的极权主义不是朝鲜的极权主义；因为，朝鲜是杀鸡取卵的饥荒和镇压政治；中共是养鸡取卵之（当然，这不包括他实质上破坏生态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于是，在基本形态上定位朝鲜极权主义，可以说，他是人类最最野蛮，无效和丑陋的极权政治。

这个丑陋的政治之所以存在和继续，是因为他受获于几种国际和国内政治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政治外交元素起作用。朝鲜诞生的因素人们皆知，是因为二战使然；二战后之韩战，也正是因为美国纵容（艾奇逊白皮书），苏联觊觎，中共参与之结果——这个事实，让朝鲜一直以来处在军事战争和威胁（民主世界对其的压力）之下。故此，朝鲜政权的战时特征非常明确。再是，朝鲜政权利用这个基本前提，施行绝对的武力统治和警察统治，最重要的，是他们实行对于北韩人的诛心洗脑和迫害，使其变型于世界。在宣传和洗脑事宜上其做到了人类历史和韩国历史上的空前绝后。这样一来，关于极权主义统治下，人们如何对应于统治和被统治课题，在朝鲜，发生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非人类转型。这个转化使得极权主义统治达到了极点和极限。当金二死后，朝鲜人的震哭和嚎叫正是此类准动物行为的发效。这个准动物行为让人想起水晶之夜和文革之“八.一八”——这种将人类基本意识和初步常识挖掘于脑外的外科和内科政治手术，在朝鲜业已施行半个世纪。在此彻底洗脑之下，恐惧和崇拜业已二一已合。我们看到，当一个极权主义政治发挥到极至的时候，他的人民就是统治者，他的统治者也就是人民——这个命题的非常恐惧的事实是，人民认为他们的残暴的君主就是父亲。

这是即便在苏联，在毛国，也无法完全做到的极权和全能，但是，在朝鲜，可以做到。我们看不到朝鲜人像苏联人和中国人那样一波波反对斯大林、毛泽东的反抗和质疑之运行（虽然他们那些人是此类政治之翘楚却不是阙如；看不到以身试法和用死抗之的各种人物，运动和改变；看不到各种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非官方思想甚至思潮……。）在那个死一样寂静的国家里面，奴型，奴性和奴隶基因，奴才基因，正在朝向维护奴隶统治的倾向延续。这是一种对于人类健康和肌体的彻底改造。这个改造的基本结果就是，他们崇拜和依附于杀死他们亲人的那个魔鬼。这个魔鬼建立的个人迷信，在朝鲜人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发生崇拜效应。当他们看见外界世界的时候，他们甚至不会相信这是真实——一个为朝鲜白内障病人医疗的外国医疗队，在治疗了朝鲜患者后，这些人，马上扑到在二金画像之下，膜拜祷告，恸哭失声，高喊万岁，其状甚悲，甚痴，甚怜。这是一种如何改变人性的政治试验啊！如果阿伦特在朝鲜观察；如果雷蒙.阿隆在平壤做评，他们又要如何改写和补充关于极权主义的悲惨内涵呢。这是人类真正的耻辱。这是甚至超越动物良性互助论和了解论的非人类残园。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的罪恶，完全是金家皇朝制造培育和保持的。

问题在于，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这些伪善的政客，现在大肆谈论的朝鲜稳定论和地缘政治论，完全建立在朝鲜这个超级动物园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有良知的美国人、也没有一个有怜悯的中国人，会认为朝鲜动物园的正常存在和继续存在乃及其超稳定存在，是人类国际秩序之必要。这个比喻，也许来得异样。如果你的亲人和家人，会生活在家庭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的洗脑环境里而不得关闭播机；如果人们因为超过三人聚会和散步而被枪毙；如果人们因为不哭，或者不笑，而被关押；如果孩子和女人，因为饥荒而消瘦和停止发育；如果人们容忍金家穷奢极欲，饕餮朝鲜人的人肉、人血、女性……试问，这个东西，如何和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地缘政治的平衡保持协调。人们议论中共维稳又和朝鲜稳定居间如何之关系？我们说，“维持朝鲜稳定”，是一句毫无心肝的兽语！这个说法和希特勒维持犹太人死，毛维持几千万人饿，斯大林维持集中营建设和古拉格效率，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维持什么稳定呢？

一个或者一代流氓如果建立了政权，组建了国家或者加入了什么体系（联合国），他就可以维持和维系于所谓国际关系和世界家庭之中，且继续他对于成千上万的本国居民之吃人和喝血，试问，世界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贸易学，就是这样冷血教唆于人类的吗？中共对于朝鲜的继续支持则是兽行、兽性的最后延续正是对于世界文明的挑战。人们要正视之，击破之。

如果世界可以容忍金家屠夫和野兽，这个世界的所有政治和良心就会形同废置；容忍朝鲜政权一天，容忍金三一日，这个世界的道德和人性，就会被彻底摧毁。任何动摇和打乱朝鲜秩序的做法，都是在在必须和切切必要的；那是解民于悬之正义之举；相反，如果继续苟延残喘之，旷日持久之，就是对人类基本生存之道的继续犯罪。

不是任何古今世界的什么塔列朗，梅特涅或者基幸格，希拉克……可以解释北韩政权之外交存在和政治存在。这是对于国际关系学前提和常识的侮辱。我们当然希望美国、日本和韩国，可以在表面关系学浮藻之下，施行真正的、对于金家皇朝的颠覆和打击。

这当然不是什么对于历史的强暴，而是还历史于良知和常态。因为朝鲜政权是人类历史的癌症和陋型。

如果整个世界还是不能认识这个基本是非，也许，人们只能让外星人来判公道了。

俄罗斯道路何去何从？

俄罗斯道路何去何从？
 
作者: 刘自立
 
源于缺乏反对党的政治运行，致使普京政权党（俄罗斯统一党）逐渐坐大，而凌驾于议会、政府和民间力量之上。经过多年的经营，俄罗斯统一党的党魁普京成为太上皇。在此普京模式之下，使得俄罗斯的所谓“三权分立”，形同虚设。俄罗斯民主化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

近期俄罗斯爆发的反对普京连任之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可供大家参考。
一，普京方式，就是共产党高层改革，不涉及反对党参与的一种改革方式之负项爆发。这个方式，为后来政权改革后的民主脆弱性，带来无穷后患。一如前述，如果俄罗斯政治制度变革之前，缺乏反对（党）派参与的竞争政治和政党政治，那么，改革后的一党独大，便绝对有机可乘。（这一自上而下的改革源自赫鲁晓夫和朱可夫联手的宫廷政变——加上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有限历史还原和意识形态变通——但是完全不同于欧洲，日本和美国易帜以前类似驴象之争类反对党政治——也没有日本所谓“反对党形成两大敌国”（大隈，阪原）之格局。
二，但是，俄罗斯反对党的亚存在形式还是具备的。这就是赫鲁晓夫、朱可夫等对于所有之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保守派的分裂；这种党内有派的方式，成为俄罗斯上层改革的政治基础。
三，源于这种缺乏反对党政治的政治运行，为某种或者某个俄罗斯政党独大，带来缺乏原始制衡的政治资源。故此，在议会权力过大导致某种颠覆戈尔巴乔夫的共产党政变后，议会改革，朝向总统权力的不受制约，致使普京政权党（俄罗斯统一党）逐渐坐大，而凌驾于议会，政府和民间力量之上。经过多年的经营，俄罗斯统一党成为太上皇，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在此普京模式之下，使得俄罗斯的所谓“三权分立”，形同虚设。俄罗斯民主化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
四，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颠覆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把俄罗斯转变成为某种动摇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弹性社会。如果用“左右共治”的比喻解释这个现象，那么，如果俄罗斯人朝向左面摆动，他的极右独裁倾向就会借普京表露无遗；如果他向右面摆动，趋向普世价值和美欧方式的俄罗斯政治，就会接续也许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路径。
五，现在，普京方式和玩弄民主的前民主操纵者如俾斯麦，如希特勒都有类似——这种只要权力而民主附依的亚民主操作和亚专制操作，在细节上不比欧美民主程序；也迥异于中国之毫无民主程序，不要民主程序的赤裸极权。于是问题产生了歧异。也就是说，普京的前途和俄罗斯人民的前途，不在于是不是要估价民主政治，而是在于他们是不是具备制衡普京的民主力道和自由精神。
六，现在，俄罗斯人民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要专制之假民主，还是要制衡之真自由。我们说，其间，细节分梳，来得要紧。从实际上看，俄罗斯人民即便没有反对党，也正在创造一个反对党。这是亡羊补牢的伟大功业。再是，网络时代的某种信息流通和舆情制约，使得俄罗斯这个准专制国家不同于中共极权主义完全堵言路和杜绝示威游行的状况。俄罗斯人正在利用这个专制而非极权的罅隙，使得反对政治走上街头，给普京施以压力。
七，普京和人民之间的出路有几条。一是，普京继续执掌和控制俄罗斯的政治机器，让摆动于俄罗斯左右倾向的政治赌博，完全操纵在俄罗斯“政权党”和普京手里；二是，普京做出某种妥协，制造朦胧政治，不给明确约定，以拖延和搪塞人民为战略，最终，走到继续双簧于民的丑陋游戏为其终结。这是最坏的结果。
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缺乏反对党政治的改革，迄今，为俄罗斯百姓自觉不自觉，业已认知，他们制造和候补这样的反对势力于俄罗斯长期政治斗争；以最后反对党（加其权威）登上这样的制衡舞台，为其最终结果。这样，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俄罗斯精神创造的反对势力，就会最后产生接续于俄罗斯伟大反抗精神的政治路径和政治操作。这样，俄罗斯民主政治将在21世纪的转戾点发生彻底和实质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从今开始，俄罗斯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创作将接续欧洲美国之政治哲理和政治价值，施行老老实实的，来自大地的自由精神（——改变制造俄罗斯天堂政治）为其旗帜的实践理性和理性路径；而绝对不是反对欧美价值的前“路标”派和索尔仁尼琴派的虚无主义自由，上帝甚至民主观。
九，这将是俄罗斯人最终皈依政治路径的一次觉醒。这样的觉醒，是不是和这次反对普京的运动直接接壤，现在，还不好说。事态还在普京和初见端倪之反对势力之间斗争。但是，这种博弈，继续给出俄罗斯不同于中共的某种自由态势。也就是说，颜色革命的前提和中国改变的前提，完全不同。一个，是要改变有着某种自由民主萌芽的专制现状；另一个，是要颠覆极权主义。
十，所以，普京的手法主要有这样几个：一个是，他用铁腕镇压（或者绥靖）人民，将俄罗斯引向极权，堵死一切自由通道和民主程序。另一个是，他继续玩弄议会杜马和政府于俾斯麦主义（甚至接轨以民主剿杀民主之希特勒主义）。最后，俄罗斯人如果识大体，顾大局，击破普京的阳谋（民主操纵和操纵民主）和阴谋（扼杀反对党，反对派，以暗杀和迫害瓦解示威和异议），那么，普京被反对事件，将会促使俄罗斯人民走上真正的民主自由。
十一，这将是继续缅甸靠近美国，俄罗斯转变专制的新的乐观起程。这个起程有着非产巨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一向以来，说不清，讲不了的俄罗斯政治路径，开始接续欧美政治哲学，跟进，补充，完成和创造之。
十二，这将也是对列宁主义接续赫尔岑之俄罗斯社会主义“村社主义”可以直接跨进社会主义那个历史阴影的埋葬；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是后来东欧帕托什卡和哈维尔不认识，不承认西欧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反拨——更是俄罗斯－中共结盟（准结盟）之“上合”组织一类不伦政治叫嚣的亡覆。
十三，这样一来，俄罗斯前此处在不伦不类的，东、西之间的间性关系，也会烟消云散。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俄罗斯模式，也不存在中共模式，只存在普世价值。
十四，当然，过高估计这一次俄罗斯人民的觉悟也许是过于乐观。我们也许会毫不情愿地看到事情完全反向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俄罗斯人屈服于或者迷惑于普京的淫威而撤手。
十五，但是，就像革命不会一次功成那样，也许俄罗斯人还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才会真正觉醒于普京这个混蛋的鼓噪和欺骗。那样，中－俄关系，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双向的勾结就会继续下去。普京和梅德维杰夫的丑陋双簧游戏，就会持续十二年或者二十四年。那样，一切古往今来的俄罗斯文化和宗教将会受到彻底的侮辱和玷污；俄罗斯伟大的精神财富，也会完全腐烂；俄罗斯改革的绝妙上层主义就会彻底破产。这是会令我们感到极为恶心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道路何去何从？

商榷哈维尔

神秘主义的是非

——商榷哈维尔

刘自立

作者按——

哈维尔去世了。一个反对极权主义战士离开了世界。他站在什么样子的哲学和实践位置上估价和改变世界，人们会一直谈论下去。但是，关于哈维尔和他的老师怕托什卡的观点，他们提出的东欧价值论，却在世界上并未发生预期的定位和影响；他们的存在主义思维，也并不能取代欧洲（相对与他们的东欧价值论）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像俄罗斯人，无法在政治路径上探索有效道路一样，苏联的垮台，多半源于它与美国竞争之败——而东欧苏联卫星国的垮台，却一定因为苏联的解体。这是哈维尔没有充分估计的哲学和实际状况——“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难以预知的历史―瓦茨拉夫.·哈维尔》/杨眉译）

可巧的是，哈维尔《77宪章》和其异议团体顶替权力真空的准备（他谓之曰不可测因素……），却在改变中，实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复国；或言，哈维尔的存在主义选择，成为他人性论和反抗论通向民主自由的翘板，从而通向欧美价值论和普遍政治论。这倒是一个神秘主义的辨正。

我们提供以下文字，对此课题施行讨论，也籍此纪念哈维尔这位存在主义大师。（相关文字，可参见鄙作《怕托什卡们的思想和行为》）

学习哈维尔关于历史神秘主义见解（《难于预知的历史》瓦克拉夫˙哈维尔），有些不同看法，提此一榷。哈维尔说，他不知道捷克极权政府何以一时倒台于某一历史时期，乃是人们无法预知之力量左右。他劝人们要谦卑对待历史。而作为一个异议人士，他的自由意志本身并不和历史结果发生直接关系。反对政府和接受政府（职务），都在额外考量之内。一切都是偶然性起作用。

第二，他说，不像历史终结论者所云，历史意志本身开始停止运行，一切都告完结——就是福山潜在模拟黑格尔绝对精神普鲁士终点论——哈维尔说，就像人们不能预知捷克东欧发生的事情一样，历史以后发生的神秘性和偶然性，大家也不必强求而知，对此一事态发展，同样要怀抱谦卑的态度。

第三，哈维尔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说，是在一个历史层面上规定不可知论的；这是我们基本上不太认同的看法。历史规律论者被老哈归入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可知论哲学层面，往往并不诉诸那些前提可以存在，逻辑可以推导和事实可以分析之范畴——比如，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分析（包括其前景预知），在很多政治哲学家的著作里屡屡提及，此不赘引。也就是说，不可知论，在某些领域可以存在，因为其前提的不可确定性（如，上帝，就是前提无从论起论）。

谦卑说，如，梅特林克的“谦卑者之财富”，就是从星空律令那个层面来教导人类对于上帝要心怀恭敬。但是，哈维尔面临的政治层面，却完全不是宗教范畴。他面临的捷克极权主义，本身就是世俗领域。对待这个领域，无论他是不是掌权抑或垮台，其“规律”性本质和特征对于分析学者们一目了然；哈耶克和奥维尔之所以可以预知，还原和批判动物庄园，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在这个并无不可知论的政治范畴和政治现实里，一切都是极其简单，蠢笨和残暴的——他并无任何神秘主义可言。

所以，从历史人文和宗教层面看，极权主义统治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浅薄草昧和无耻的非美学建构。他的强大暴力和刚性结构，也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他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因其丑陋而自然被人类否定。这个毫无神秘主义可言的事物，同样包含他的灭绝和垮台之因素。没有人会认为他的垮台比起罗马帝国消亡和中国皇朝覆灭，有更多的细节，神秘和天意。人类只须敲碎共产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简单荒诞和虚弱的东西的本质，他的覆亡也就指日可待。

至于说，捷克极权政府完蛋之神秘主义，我认为根本也不存在。就像哈维尔自己说的，那是苏联和整个东欧阵营垮台的必然逻辑。其中，唯一尚存，可以争执的苏联覆灭论之原因，人们还在争论着，各自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只是因为他们在纠缠苏联之外如美国作用与之的细节；并无苏联本身神秘主义可言。俄罗斯巡神派神秘主义的基督立国论，从来停留在神秘主义——但是，用神秘主义切入斯大林统治，就是无稽之谈。换言之，任何外力作用与之的争执固然可以存在，但是，苏联模式本身的不可持久，却是问题根本。所以，也许人们不能知道苏联崩溃的细节，但是一个明确的历史对比和逻辑把握，是明明存在的，那就是苏联抑或捷克抑或整个社会主义都是简陋和虚弱的存在。预知其完蛋，不是违背谦卑，而是证实现实。

我们本言，当然要关注中国问题。中国模式现在大红大紫，好像也处于普世价值之外一个神秘得不得了之地位。欧美一些浅薄之辈，正在预言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霸主。G2结构，正在被中国媒体乐滋滋用来粉饰盛世。这些，好像陷入了不可知论之中——相对于普世价值之弱势地位——奥巴马更是心仪与之，不置一词于此模式，他希望此体制日益强大繁荣。所以，哈维尔所言之不可知论，现在又来扰乱视听了。中国模式论，究为何物？人们一时间惶惑不已。其实，这个课题同样不是上帝解读之非前提确定论，那样的一种逻辑外局面，推导外范畴，可以等同之。我们说，中国模式本身，绝对不是哈维尔说的，比起前捷克政权要好一些的什么东西。他的难点就是，中国结构和世界贸易结构的同构和纠缠。

换言之，中国与美国，欧洲等现实经济结构，经济秩序的建立，其实作用于他们双方平行的政治关系。中国模式对于自身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权涂炭，好像正在提供一种世界性市场关系。其实，这个关系本身，却最终会因为欧美资本与之沆瀣一气而导致双向崩盘和改变。美国人可以一味支持这个最终不可持续的经济，但是，其不可持续，就是不可持续。也许，他最终会在超过美国实力以后发生转折，抑或，在此之前。所以，回到预言力量的深层内涵上，世界力量互相较逐之未来中美实际课题，必然包容中国模式之前途和并无前途；这是自不待言的。这同样不是不可预知的。只是需要坚持普世价值的政治反对力量，找到作用与之的着力点而不是简单说出真理，可以达成之目标；这是我们不同于哈维尔的关键。

因为，哈维尔之所以不知道今天和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他异议人士身份和自由主义总统之转换，其实一言道破，是他没有研讨苏联人对于捷克波匈命运决定论之简单格局和历史。俄罗斯和德法英作用东欧人历史惯性，并不完全是近代历史的事实，而是包含苏联在内的现代史事实。捷克之改观，主导力量，不是哈维尔和异议人士，而是苏联模式自动垮台——这和（也许）中国模式势必有一天亦会“自动”垮台一样，乃是历史捉弄之结果；固然有人为意志和民主心理作用之，但是，这个东西的不可持续性，才是关键。那时，美国人就会像抛弃蒋介石一样抛弃之。这个预言本身，不是决定论，却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结局。总之，制造神秘主义，并不是分析问题的好的态度。虽然，从哲学范畴讲，自由主义，就是不可知论，但是却不在这个层面。

為何蒙、藏無緣一國兩制？

為何蒙、藏無緣一國兩制？
 （大陸）劉自立
　　
    毛、鄧決策歷史背景的差異

　　闡述西藏問題，首先和藏僧、藏姑自焚事件有關。這是西藏人民大失望、大絕望的表現。這個絕望，不自今日始，卻在今日變得更加水深火熱。在自焚慘烈和悲壯之眾多原因中，情勢與人治之間的關係，尤為重要。就像很多歷史事件有間接和直接因素一樣。這些因素，包含了中共自己的歷史決策和政治異相之回顧。有人會問，何以香港澳門可以一國兩制而蒙藏不行？其中因素很多。港澳自治的歷史背景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背景，是迴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社、資之爭的迴避，是因為絕對社會主義，導致的絕對崩盤和混亂。這是七十年代末葉，人們記憶猶新的往事。鄧的改革，就是這樣啟動於社、資間的一種共產黨策略。不想，這個策略發揮，成為後來官僚壟斷資本和特權利益的戰略定制。於是，香港模式，轉變成為大陸特權階層利用的通衢之道，以廣開世界資本之門於「共產」黨（還是「私產」黨？）──而這個權錢交易，現在正在偏重一國而非兩制衍變──這是人們抗爭，呵護和辨正「資制」的原因，例如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爭取特首、議會直選，等等。

　　於是，在接軌社資和中英兩面，共產黨找到了撒切爾可以承認和西方可以接納的香港模式。這個模式當然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一九五九年實現。雖然，香港於那個時間並未受到共產黨的攻擊。這是和蔣介石不能取締蘇區的理由相近的一種理由。蔣介石保留蘇區，是因為他的相對自治政治──雖然，他五次圍剿之。但是，他的專制主義不能放棄各種自治自由於各種政治派系，如，李，白之廣西，閻之山西，張之東北等等──含毛之瑞金，延安……而共產黨給了香港自由而未於干涉，也是汲取了這種留有空隙的辦法；直到他認為可以在西方認可的情勢下，收回之；但是，保留所謂其制，這是毛澤東時期不會發生的事情。毛就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而鄧及其後人，可以變資本主義的苗為千萬、億萬之紅色富翁；這是毛之權力奠定和鄧之金錢積累的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合一為共產黨模式。這是一種創造。是西方很多政客、學者為之瞠目結舌的東洋景。何以資本可以和共產黨一國兩制──廣泛意義上東、西方兩種體制共存；當年，歐、美資本並不放棄與列寧合作（可見「彼得伯格俱樂部」蘇、西合作史料），以至於十四國干涉和西方資本共同進軍蘇聯──而這個現象，七十年代末葉，在中國如法炮製，如出一轍。這是資本主義形態，國家和體制真正應該反省的重要課題：是地緣政治和外交綏靖之外，西方容共戰略的重要一環。

　　陷於毛澤東「冒進」政治之劫難

　　換言之，沒有七十年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就不會有香港回歸（加之中英雙方的某種歷史條約之承諾）。於是，課題進入西藏，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兩制歷史契機和承諾呈現於以往？這個最原始的承諾，當然，是中共和達賴當時簽署的《十七條》。而十七條欽定的歷史背景，又和中國當時制定的《共同綱領》，有著某種間接和內在的聯繫──這個聯繫，也和鄧之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之類的社、資混淆論，不無涉足，似是而近。於是，我們的提問是，何以《十七條》被廢棄而行五九年的武裝鎮壓？除去多多細節，其大致脈絡就是，毛的政治之緩進，變為政治冒進（政治經濟大「躍進」）。這個違約、僭越政治的特徵，就是拋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之間的容通近似，施行徹底社會主義改造。西藏宗教立國和文化吏治的整個社會，農業政制、「農奴」政制，開始被摒棄於社會主義毛政治之外。據證，西藏的土地政策──「西藏的『差巴』（從領主手上分得「差地」的農奴）只要能夠按時繳納賦稅，領主們對土地的使用方法並不過問，差巴們不僅可以僱人種地，甚至還可以把差地轉租、典當。」

　　其稅收政策──「西藏的賦稅類似土地稅，交多少稅由農奴能從領主手上分到多少生產資料（土地、耕畜）來決定，剩餘的作物統統歸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較多的農奴其實家庭條件相當不錯，在日後甚至被共產黨劃到『中農、富農』之列。」（美國藏學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中透露的史料／並阿波羅網）這樣一來，毛的間接社、資不分和緩行資本主義政制（新民主主義類），就直接面對其死亡。西藏政治宗教制度，當然，也就被裹挾在這個「冒進」政治之下而陷於劫難；……終於，發生了達賴流亡和達蘭撒拉政府的建立，直至今天。究其原因，我們看到，西藏政制的優劣、正負，並不是中共考慮是不是可以對之施行兩制的關鍵；關鍵是，一個無神論政府，何以面對藏傳佛教這個根本課題。

　　中共對宗教政制一無所知

　　馬列毛起家的中共政府，如何面對一個偌大、偌久、偌深的來自世界宗教傳統的西藏宗教課題？這是一個難題。在共產黨的毛釋字典裡，這個宗教課題，並未留給他們任何可以繼承的遺產。雖然，他們可以統合社、資，整肅人員，施行招安，達到統戰，乃至收復失地（港澳），但是，他們如何面對宗教政制，卻處於一無所知的尷尬之地。他們既無政、教分離的知識，也無制衡教權、僧侶的機制；他們只能非常庸俗地、讓各種共產黨「宗教」機構，轄制在司局長一類官職底下，施行一種宗教官吏不得超越部長的可笑體制。所以，趙復三，趙樸初（皆是已故之中共宗教官員、共產黨員）頂多是個局長、副部長一類。這是美國，歐洲和全世界宗教人士覺得滑稽的醜陋現象。意大利人會讓梵蒂岡教皇做「政治局委員」嗎？再早，拉比和耶穌，是不是也要位極人臣或者部長呢？「政治局委員」會不會和教廷之間發生（英國）「大憲章」爭執呢？

　　再試想，如果中國之「傳聖道者不北面，有聖德者無臣禮」的政教祖訓，被和諧，被實施，被實現，你給達賴一個什麼位置呢？達賴，會做你的部長和委員長於副乎？這是香港、澳門事項沒有的選項。……笑談！

　　加之，更多關於西藏自治之實質內涵（含大西藏自治等等），政治民主內涵，自由言論和文化內涵，也是共產黨無解之因素。因為，如果西藏施行真正的政教分離和地方自治──達賴和達賴之後要回到偌大的傳統藏區，施行真正顛覆政教合一之極權體制，中國政府如何操作之？容忍和容納之？看來，他們的無神論智囊中，對此課題仍舊是毫無應對和認知。故此，一如上述，如果說毛、鄧可以留戀在社、資機會主義之間，翻雲覆雨，出爾反爾，他們及其徒輩對於西藏問題，卻處於文化空白之地，毫無建樹和變通可言。因為，不像他們變通「革命」和資本之道，對於宗教──政治之變通，他們一無所知。

贝多芬与断头台

贝多芬与断头台



刘自立

作者按——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这是此文关涉文革前后“我们没有自己音乐”，转而倾听贝多芬以代之的记述；或者说，这是七十年代始，中国知青一代转向文化复归的音乐寻踪，业已把贝多芬列为抵制文革丑陋文化的一张王牌。这是随着七十年代初叶阿巴多和奥曼迪访华后，北京人的一种小小“文艺复兴”倾向。……事隔三、四十年，当文坛议论我们何以没有自己的音乐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愿提供这篇老文字，和读者共议此题，并且继续寻找和创造我们自己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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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多芬和我们的关系之远近是一门艺术。说远就远，说近则近。你说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在我们这里，东西方的汇流，似乎是在形成一条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洪流；你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现在，英雄之死和英雄的复活二论并存；你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幻想象的魅力，究竟是暗色还是亮色？贝多芬和我们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对峙还是一种融合？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历史的和人种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和他的时代，和他的时代的听众的关系，又是如何？我们中国人听老贝也历百年，我们的每一场交响乐，是将我们靠近他，还是疏离他，还真是不好说。我们的音乐，如有人弹奏的肖邦，是在解释“那个他”，还是在解释音乐家自己和音乐家的乡思之情如中国的诗词？而老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已经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的乐圣？一个如此古老人物的音乐，何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气势汹汹地转辗世界各地的舞台和录音间，持久不衰，愈演愈烈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音乐魅力所能够解答的了的吗？我们看到，贝多芬音乐的重复性，大大超过其同时代文学艺术的名著。这些兄弟艺术之间的遭遇的确不同。他的音乐，确是难以以落伍为其衰败之理由的；虽然，我们像对待一切古典人文作品一样，也会将我们当代人对他的解释，硬性地加在他的头上，还美其名曰：文本解读……；可是，这样的文本解读，的确表现在一代代伟大指挥家的身上；从托斯卡尼尼到西蒙·拉特；从福特文格勒到阿巴多……无不通通在老贝的文本之中，加进了他们的理解和处理手法；同一颗理性的种子，也会结出万般迥异的果实。理性和理性的不同，以使得贝多芬的音乐产生了无数种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风格和理性倾向上，贝多芬得以进入，又离开了他特定的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是无穷的。用只能确定一个前提的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此一老贝不是彼一老贝；但是，同一性，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无论如何解释他，更新他，他的原形还是老贝；反之亦然，保持最为严谨的古典风格，老贝的异化，也是无可挽回的。如是一来，此一老贝，还是彼一老贝；是，还是非，在这里，是一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正是因为如此（或者如彼！），老贝的魅力，才能无限地展现出来而达于超然。我们在无数这类的演奏之中，看到了几乎所有现代哲学的陈述；对于逻辑的，反逻辑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陈述，以及神性的和世俗的陈述，一应俱全的，只不过是用音乐语言进行的陈述。用形象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就是，每一个指挥和演奏家的处理，都在演示一个伟大的贝多芬，又同时在演示他们自己，从而确定他们自己的不巧的地位。

　　这样复杂的“对位”，使得进入这类音乐的人们，加深他们对于几乎所有时代音乐文本的思索和体悟；他们在乐句的一开始，就在两个时间当中行进，他们是那些可以一次踏进两条河的幸运儿；他们的古典的特征和现代的特征一分为二，又二合为一。他们在老贝复杂的曲构中领略到完整的逻辑构思，同时体悟到一个极为简单的乐句显示出来的神性；体悟那种类似中国的“禅”机。因为，极简的艺术，是唯一可以和极端繁复的逻辑建构并行不悖的艺术。今天的人们也许正好困惑于此，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在倾听托斯卡尼尼的指挥的时候，我们领略到的，是那种对于老贝绝对忠诚的精神；在卡拉扬那里，我们在老贝的作品中，则呼吸到被夸大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在克莱勃那里，数学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双盘托出。我们有时茫然于所有的这类解释。几年前，我们期望萨瓦利什带来一个英雄的贝多芬，但是，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那是第四交响曲），却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老贝，人们用原汁原味，对此加以调侃。那么，如果老贝今天亲临我们的音乐厅，来诠释他的音乐，事情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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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狄纳在说明老贝的音乐时，用莫扎特的《哈佛纳》和《英雄》相比，以理解他的作品风格。他还陈述了贝多芬音乐的革命性特征，认为她受到法国大革命节日气息（革命是群众的狂欢节！）的影响。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加氏认为，应该对以往的贝多芬“加速”，就是加快其演奏节奏，并且试图尝试老贝在节拍器上加以注释的，那些几乎不可操作的要求。可是革命究为何物！革命的贝多芬究为何物！我们只能从古乐队的演奏中略窥一、二。听听古乐队，我们似乎还是无法领略到革命的气势磅礴，更多的接触，是领略到小乐队编制的古色古香，以及贝多芬严谨的理性风格。革命的呐喊式的演奏，我们好象是在1989年由伯恩斯坦指挥的，“结束革命”的贝九的演奏中，才真正听到。

　　革命，在我看来，是有真伪之分的。

　　我们这一代人，只是经历了一场假革命；文化革命是加引号的，自不待言。简单来说，真正的革命，是在所谓的旧时代中就已经趋于成熟的一种，可谓瓜熟蒂落。而假革命，则是：一，是一种硬性规定的革命，是在各类条件都还处在生僻状态中，由所谓的革命者强加于人的革命；二，是一种和社会和时代背道而驰的倒退行为，是类似恐怖主义的武装挑衅；三，这类革命不是必须流血的，所以她更加难以确定，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取代之，等等。

　　老贝的革命当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法国革命的意义，其正面的和负面的意义，人们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假革命。虽然，无论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断头台的故事，和音乐是互为伴音的。我们在龚古尔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他说，“一本讽刺小说用滑稽的词句模仿写道‘……我和机械师合作，成功地发明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架可爱的机器……在它的平台下面装着一部八音琴，能够奏出美妙的曲子，……犯人到达这儿后，就带到两个圆柱中间，然后要他把耳朵贴在柱座上，借口他这样能很清楚听到八音琴动人的音乐。脑袋就这样巧妙的给砍下来了。’”

　　革命，难道就是这样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吗！在真革命当中，和早在伪革命当中，屠杀和音乐组成的游戏，我们记忆犹新！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将老贝的音乐，看成是地富反坏右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在希特勒那里，在恐怖主义的杀人游戏中，老贝和莫扎特的音乐，作为一种伴乐流入血的河流。在所谓的后革命时期，一些作家还将人们将如此崇高的音乐，伴随一些小流氓的恶作剧（见《发条橙》）。

　　于是，一，在确定那个时代伟大的革命热情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本身和老贝一起，受到怀疑和颠覆。要确认革命和人类的一切狂欢活动之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关系，音乐精神马上陷入了模糊哲学。就像人们在文革中对待所谓的朦胧诗和无标题音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瓦格纳的《女武神》，好像真的是为纳粹军队鸣锣开道的。在我们几乎无力的分析当中，解析何为真的革命热情，何为被人利用的伪感情，成为拷问音乐本身的刑讯室！

　　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的故事，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陋行秘而不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和狂欢。于是，在老贝的同样是狂欢的节奏中，我们为狂欢定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一些人开始害怕贝多芬！

　　再有，就是三：即便我们现在忘却了革命和狂欢，我们是在正常的生活里聆听贝多芬，我们的热情究竟去向何方？我们的本性中的狂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类之恶与人类之善，是在什么样的解析当中存活的？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更为细致的情绪是，我们在初遇老贝的时候，对待他的革命情绪，有着一种陌生感。这样的感觉，我们很是珍惜。我们厌恶了文革时的假音乐，假革命，我们虽然饱尝革命之痛，却还是迷恋着革命之谜，对待贝多芬和卡莱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充满了好奇。因为，我们是要借助革命的两种形态，来解密文革。于是，我们在贝多芬面前，敬畏之心有加。我们完全不同于那些只是从技巧中，从形式上，聆听他的音乐的那些人。更不要说是听音响了。

　　人类的文字，理论和体系，在没有真理可言的今天，和更加没有必要陈述音乐之真理和道德的音乐语言来比较，还是比较有迹可循的；因为音乐的理解和他的背景之间的关系，在音乐家和他的古往今来的，不同地域的受众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理解，只能误读的误读；于是，贝多芬被多义化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符号学家那里看到的语言之境地一样。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俄罗斯的伟大音乐，什么是苏联音乐。我们也很难说，苏联音乐，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当有人将粉饰太平的苏联歌曲《老莫郊外的晚上》，定义为五十年代苏联虚假社会生活赞歌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不甚满意的；一如我们发现伟大的李赫特，也不得不将老贝的《悲愴》，拉近了斯大林的葬礼！如何评定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理念，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孕育出一个“同一性”判断。只有他本人所说的“怪诞”，才能勉强概括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特征，以及我们当时的政治心态。积极崇高和消极崇高的特征，不由得令我们想起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现在，关于革命的说法不一，有人说革命死了，有人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中国的国情和老贝的音乐，究竟如何对应？中国文化中对于革命的集体遗忘，所谓的官方遗忘，表现在音乐中，表现在对待贝多芬音乐的态度中，恐怕也是遗忘，遗忘也包括对待革命的遗忘。此类遗忘，正在将一大拨青少年排除出古典音乐之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对革命精神的排除，是对于另一种类似革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崇高————这个概念的消解，意味着社会鄙俗化潮流的泛滥。一个没有崇高理念的社会，也许只能到足球场和摇滚乐音乐会场上，去体验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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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也好，崇高也好，热情也好，都和理想主义互为因果；而理想和理性，又关系如何？理想，其实是理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试想没有理想的理性和没有理性的理想又是何物？好像只能等量齐观了。

　　古往今来的哲人当中，分成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完全的非理想主义者呢！是的，虽然艾科这样的哲学家，可以将流行和古典相提并论，但是他对于格林。古尔德的了解和喜爱，说明了他的趣味和品位——-是一种深层次理性和理想的聚合；而贝多芬音乐表现的理想，热情和理性之统一，刚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另一方面，用理性解释古典音乐，往往容易忽略其神性化色彩。人们过度地将巴赫理解为数学游戏的看法，是对于后路德改革时代，文化复兴和宗教复兴的忽略。

　　而马·韦伯的数学理性之音乐学说教，对于证实他自己的理论，虽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却有所缺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东方人对音乐的理解了。其实，二者是合一的，离开了逻辑的曲式和离开文字之意义无法解释的音乐精神，我们的音乐理解都是无法到位的。

　　实际上，西方人对于老贝的理解也是互不雷同的。请看：我们可以在肯普夫十分理性的音乐处理上，看到理性演绎之力量；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听到了他所表现的清晰和活力，而那是俄罗斯人的清晰；而在李赫特弹奏的同一部作品中（《热情奏鸣曲》），我们听到了祈望冲破理性桎梏的大起大落的触键，她使得音乐地层的错动如此剧烈……我还想到，极端的德国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德国浪漫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柄宝剑的两面（尼采和康德！），是无可分割的。而在处理理性和非理性方面，这个逻辑的判断，是在意义之内，又在意义之外，是一种结构的音乐游戏，是一种解构的音乐游戏。需要狂热的时候，有着最为冷静的剪裁和克制；最为悲伤的时候，极端地注意形式的把握和分寸感；在“月光”中注入人性和自然；在行进的节奏中，渗透人之命运的忧伤；……而所有这一切，又皆为悲观中的乐观，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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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也许说，贝多芬的音乐是人的神圣化！是的，他的“不要那种声音”，曾几何时，就发展到瓦格纳和尼采的超人。人类超级崇高的幻想，产生了对于贝多芬的又一个曲解。人类浪漫化的理想定位，被作为理解和欣赏老贝音乐的一个通常的出发点。

　　而一个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从人类的崇高地位后退的角色，离老贝是愈来愈远而又远了。然而，我们作为现代人，却是愈来愈亲进卡夫卡，而宁愿离开贝多芬。

　　于是，我们看到英雄主义的式微。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听不惯英雄性赞歌，是因为她的虚妄。从上帝和超人的位置向后倒退，却是我们人类近，现代智慧的产物，因为贝多芬的声音，只是那个金色年代的回声，而绝非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所以，我们重新制作我们的音乐。虽然，就我本人来说，我以为真正的音乐已经中断了。我并不承认比如说麦克·杰可逊的音乐，是我所认可的一种音乐。但是，我不能不认定，他的某种人性的期待之新的价值，固然，这是一种新的超人乃至和非人的期待。

　　回到大地上，正视现实，是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忘记贝多芬，虽然这样的忘却也许是必要的，无可奈何的，也是很悲惨的，很痛苦的。没有了上帝和超人的社会当然是平庸的，但是她往往是安全的？！因为历史的崇高感，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往往带来对小民百姓的磨难。一个社会上的弱者会喜欢贝多芬吗？我们无从考证之。

　　现在的人们，正在重新看待巴赫和莫扎特，并认为他们的音乐是最为纯粹和最为平衡的音乐，是从老贝的空间向人类之现实下降的，可以完全接受的音乐。而贝多芬，则为少数人，少数狂热病患者而隐秘地喜爱着，像是珍藏一种偷盗的武器。

　　贝多芬的力，开始转变了，向着我们自身的一种现实。所谓追求纯音乐愿望正在被广泛接纳，并且成为判断音乐趣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开始厌恶革命和革命之精神。纯音乐指向音乐本身；而音乐之魅力，刚好是我们无法用文字解释的。我们现在对音乐的解释，是我们对待音乐和她的革命性解释的一种反拨。我们用“力”这样的文字解释的贝多芬，好像的的确确是过时了。音乐的理性（包括其形式的，数学的，音乐学本身的那些要素），回归到音乐技巧的层面。所有向着标题内容转化的音乐，所有祈望最终用文字和人文的内容加以寄托的音乐，都失去了她的魅力？！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也许，一，仅仅保留面对上帝的倾诉，一如再早的格利高利素歌，才可以让音乐的文本产生更为准确的定位。巴赫音乐的数学建构，本身体现着上帝创造数字和音符的奥秘。接近上帝，在我看来，是理解和欣赏音乐的最好的方式，哪怕她是一种精密的数学方式。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人化于音乐，像贝多芬那样，来一个“不要那种声音”！事情就怕要糟糕了！

　　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我没有看到什么近现代的偶像崇拜，人们酷爱莫扎特！酷爱莫扎特的天籁之声，也许是超过老贝的。

　　二，将人从天上拉近到地面。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的意志，是被后来的马勒所提倡的——是对待上帝的反思，然而反思，不应该是一种反叛！因为马勒的音乐，在体现人类无以复加的悲剧情素方面，他也有贝多芬反面的意义，是和英雄主义互为反成相加的意义。但是马勒大声疾呼“要大地不要天堂”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复活”！

　　三，“看啊，这人！”——这是尼采对于我们人类的蔑视！人类果真要像老贝一样给人类一个超然的和理想的位置乎？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当福特文格勒在所谓超人时代演奏老贝第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赞美人，还是在赞美伪基督和超人，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发条橙”（那里的贝九是强奸的伴乐）后出现的那种无奈。

　　老贝的人性和巴赫的神圣性永远是一组矛盾。这里存在着人神的替代的可能性问题。我们成为神的可能性，和我们取消神的可能性，是经过几千年的较逐，也无法完成的一个问题。贝多芬的我们是人的企盼，在新时代也被偶像的崇拜所代替；而这样的偶像和往日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看转变是无意义的。

　　因为贝多芬的时代死了近一二百年了（我说的是时代！）以我个人来说，我在老贝音乐中听到的那种力之赞美（是我在任何其他音乐大师那里无可重复的声音。无论是勃拉姆斯的抑郁，他的对待抑郁本身的爆发，还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都无法和老贝的情结相提并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已经演变到一种反崇高的狂野，是对待人的尊严的大绝望，是一种绝望之力，而不同于贝多芬！），也是一种神圣的过去了的音乐。因为人之存在，决定人将不人，和上帝决定人将不人一样！而老贝的音乐说到底，是在证明，人的不死！

　　那么，人死了吗？（我们当然想到了里尔克的话！……）

　　我们还是在音乐的巨大幻觉中来体味这样的人性吧！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人性。他的前面还是神迹，而我们前面是一无所有。

　　是的，我们和老贝的意志有着霄壤之别……我们以各种误解和浅见，一度和我们自认为已经和我们契合了的老贝对话，我们一度没有什么怀疑，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对此一理解重新加以审视。

　　贝多芬独特的音乐力度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被大大加以夸张了的音乐意志，虽然他是如此的真挚和感人，让我们在今天也无法抗拒。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快感啊！这样的快感，其实是一种回响，是一种回忆，是一种痕迹！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记忆当中行走，而无论这样的行走是前进，或者后退。我进入了老贝的音乐，说明，至少现在，我，还是一个人，哪怕我是一个过时的人，甚至是一个未来的亡灵。因为，音乐是和类似亡灵的对话纠缠在一起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那个最为常用的关键词，那就是“乌托邦”在维系我们和贝多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