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蒙、藏無緣一國兩制？

為何蒙、藏無緣一國兩制？
 （大陸）劉自立
　　
    毛、鄧決策歷史背景的差異

　　闡述西藏問題，首先和藏僧、藏姑自焚事件有關。這是西藏人民大失望、大絕望的表現。這個絕望，不自今日始，卻在今日變得更加水深火熱。在自焚慘烈和悲壯之眾多原因中，情勢與人治之間的關係，尤為重要。就像很多歷史事件有間接和直接因素一樣。這些因素，包含了中共自己的歷史決策和政治異相之回顧。有人會問，何以香港澳門可以一國兩制而蒙藏不行？其中因素很多。港澳自治的歷史背景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背景，是迴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社、資之爭的迴避，是因為絕對社會主義，導致的絕對崩盤和混亂。這是七十年代末葉，人們記憶猶新的往事。鄧的改革，就是這樣啟動於社、資間的一種共產黨策略。不想，這個策略發揮，成為後來官僚壟斷資本和特權利益的戰略定制。於是，香港模式，轉變成為大陸特權階層利用的通衢之道，以廣開世界資本之門於「共產」黨（還是「私產」黨？）──而這個權錢交易，現在正在偏重一國而非兩制衍變──這是人們抗爭，呵護和辨正「資制」的原因，例如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爭取特首、議會直選，等等。

　　於是，在接軌社資和中英兩面，共產黨找到了撒切爾可以承認和西方可以接納的香港模式。這個模式當然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一九五九年實現。雖然，香港於那個時間並未受到共產黨的攻擊。這是和蔣介石不能取締蘇區的理由相近的一種理由。蔣介石保留蘇區，是因為他的相對自治政治──雖然，他五次圍剿之。但是，他的專制主義不能放棄各種自治自由於各種政治派系，如，李，白之廣西，閻之山西，張之東北等等──含毛之瑞金，延安……而共產黨給了香港自由而未於干涉，也是汲取了這種留有空隙的辦法；直到他認為可以在西方認可的情勢下，收回之；但是，保留所謂其制，這是毛澤東時期不會發生的事情。毛就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而鄧及其後人，可以變資本主義的苗為千萬、億萬之紅色富翁；這是毛之權力奠定和鄧之金錢積累的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合一為共產黨模式。這是一種創造。是西方很多政客、學者為之瞠目結舌的東洋景。何以資本可以和共產黨一國兩制──廣泛意義上東、西方兩種體制共存；當年，歐、美資本並不放棄與列寧合作（可見「彼得伯格俱樂部」蘇、西合作史料），以至於十四國干涉和西方資本共同進軍蘇聯──而這個現象，七十年代末葉，在中國如法炮製，如出一轍。這是資本主義形態，國家和體制真正應該反省的重要課題：是地緣政治和外交綏靖之外，西方容共戰略的重要一環。

　　陷於毛澤東「冒進」政治之劫難

　　換言之，沒有七十年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就不會有香港回歸（加之中英雙方的某種歷史條約之承諾）。於是，課題進入西藏，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兩制歷史契機和承諾呈現於以往？這個最原始的承諾，當然，是中共和達賴當時簽署的《十七條》。而十七條欽定的歷史背景，又和中國當時制定的《共同綱領》，有著某種間接和內在的聯繫──這個聯繫，也和鄧之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之類的社、資混淆論，不無涉足，似是而近。於是，我們的提問是，何以《十七條》被廢棄而行五九年的武裝鎮壓？除去多多細節，其大致脈絡就是，毛的政治之緩進，變為政治冒進（政治經濟大「躍進」）。這個違約、僭越政治的特徵，就是拋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之間的容通近似，施行徹底社會主義改造。西藏宗教立國和文化吏治的整個社會，農業政制、「農奴」政制，開始被摒棄於社會主義毛政治之外。據證，西藏的土地政策──「西藏的『差巴』（從領主手上分得「差地」的農奴）只要能夠按時繳納賦稅，領主們對土地的使用方法並不過問，差巴們不僅可以僱人種地，甚至還可以把差地轉租、典當。」

　　其稅收政策──「西藏的賦稅類似土地稅，交多少稅由農奴能從領主手上分到多少生產資料（土地、耕畜）來決定，剩餘的作物統統歸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較多的農奴其實家庭條件相當不錯，在日後甚至被共產黨劃到『中農、富農』之列。」（美國藏學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中透露的史料／並阿波羅網）這樣一來，毛的間接社、資不分和緩行資本主義政制（新民主主義類），就直接面對其死亡。西藏政治宗教制度，當然，也就被裹挾在這個「冒進」政治之下而陷於劫難；……終於，發生了達賴流亡和達蘭撒拉政府的建立，直至今天。究其原因，我們看到，西藏政制的優劣、正負，並不是中共考慮是不是可以對之施行兩制的關鍵；關鍵是，一個無神論政府，何以面對藏傳佛教這個根本課題。

　　中共對宗教政制一無所知

　　馬列毛起家的中共政府，如何面對一個偌大、偌久、偌深的來自世界宗教傳統的西藏宗教課題？這是一個難題。在共產黨的毛釋字典裡，這個宗教課題，並未留給他們任何可以繼承的遺產。雖然，他們可以統合社、資，整肅人員，施行招安，達到統戰，乃至收復失地（港澳），但是，他們如何面對宗教政制，卻處於一無所知的尷尬之地。他們既無政、教分離的知識，也無制衡教權、僧侶的機制；他們只能非常庸俗地、讓各種共產黨「宗教」機構，轄制在司局長一類官職底下，施行一種宗教官吏不得超越部長的可笑體制。所以，趙復三，趙樸初（皆是已故之中共宗教官員、共產黨員）頂多是個局長、副部長一類。這是美國，歐洲和全世界宗教人士覺得滑稽的醜陋現象。意大利人會讓梵蒂岡教皇做「政治局委員」嗎？再早，拉比和耶穌，是不是也要位極人臣或者部長呢？「政治局委員」會不會和教廷之間發生（英國）「大憲章」爭執呢？

　　再試想，如果中國之「傳聖道者不北面，有聖德者無臣禮」的政教祖訓，被和諧，被實施，被實現，你給達賴一個什麼位置呢？達賴，會做你的部長和委員長於副乎？這是香港、澳門事項沒有的選項。……笑談！

　　加之，更多關於西藏自治之實質內涵（含大西藏自治等等），政治民主內涵，自由言論和文化內涵，也是共產黨無解之因素。因為，如果西藏施行真正的政教分離和地方自治──達賴和達賴之後要回到偌大的傳統藏區，施行真正顛覆政教合一之極權體制，中國政府如何操作之？容忍和容納之？看來，他們的無神論智囊中，對此課題仍舊是毫無應對和認知。故此，一如上述，如果說毛、鄧可以留戀在社、資機會主義之間，翻雲覆雨，出爾反爾，他們及其徒輩對於西藏問題，卻處於文化空白之地，毫無建樹和變通可言。因為，不像他們變通「革命」和資本之道，對於宗教──政治之變通，他們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