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问题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

刘自立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种正面存在、还是负面之；这个提问本身就很幼稚。
其中有几个课题是西方学界常常讨论的课题。包括，人性善恶。超验经验。政治宗教。个人集体。那么，俄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危害世界？我们的回答当然不是正负绝对而行大批判之。人性恶，还是人性善，这个课题如果和政治制度沙皇制度联系起来看，俄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极大程度上杜绝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沙皇帝制的观点。被沙皇流放的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此夫子道白：“我罪有应得”。这个罪有应得，是啥意思呢？关于于此的电影《彼得堡邪魔》里面，有些不是诠释的诠释——那就是，老陀可以出卖革命党人；也可以帮助他们安置炸弹（炸死沙皇官员）。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困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老陀担心的是，如果他的《鬼》里面无神论者和布尔什维克人掌权，那就是极权主义的杀戮之开始——这和他对峙沙皇专制比较，后者让他十分犹豫，难以单一选择正确/还是错误。这个观点也联系到改革家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改革要旨在于规避革命。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红轮》记载，斯式改革稳定了俄国三五年。但是，和西方议会张宪章宪政不一，杜马这些违法的改革/革命叫嚣者，是鼓动俄罗斯暴力革命，农民起义，教士背叛和学生闹事的罪魁祸首——红轮中记载明确，为作家所深恶痛绝。于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带来了暴力改革，暴力革命的俄罗斯民粹主义革命模式。这个模式最后的载体是苏维埃。但是，很多作家观察道，在1918年列宁血腥镇压工人示威后，苏维埃就告灭亡，直接转变成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之反苏维埃政权（他们的苏维埃内涵业已泯灭而呈挂羊头卖狗肉之势。）于是人性恶的定位，在俄罗斯文化里面和西方大致为一。这个讨论，在几乎所有俄罗斯文学里面竭尽描述刻化和洪染。我们不可能在此短文里面具体一一之。但是，其中人性恶之表露，俄罗斯人是以宗教拯救和理想主义，来宣泄，来定位的。
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老陀，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的主流来自“俄罗斯上帝”（区别于彼得和保罗）的东正教内涵。他们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为其第三第、四罗马说的俄罗斯正统。这个正统，批判了梵蒂冈和意大利民族在上帝面前的人人不平等。于是，他们将此不平等批判和否定西方政治价值论联系在一起，导致其“路标”派顺此否定政治解决俄罗斯问题的办法。这个真空的形成，变成别尔嘉耶夫，索洛维耶夫等人一面批判专制，一面祈祷上帝之政治转向和政治倾向；这样，巡神派绝决建设地上天堂的建议，转让给了俄罗斯蜥蜴列宁之实用主义背叛主义和机会主义（见《红轮》）。这是后来包含帕托什卡和哈维尔等人，企图建立东欧价值同时，批判西方价值之源头。（见鄙文《帕托卡的思想和行动》）。可惜，哈维尔因为俄罗斯（苏联倒台）可以转变他的东欧价值观为（实际上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民主制，但是，当年的俄罗斯却被列宁窃取。于是，如何定位列宁，包含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乃至杜（杜伯罗留科夫）车（车尔尼雪夫斯基）别（别林斯基），赫尔岑这些列宁前驱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和负影响呢？这是中国学界百年来并未注意到的课题。其实，其中成分和光谱界分有三。一是，源头于俄罗斯精神领袖老陀为代表的俄罗斯广泛意义上的“巡神派”。二是赫尔岑主义者；他们的名言就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只有斧子，斧子，还是斧子”——第三，就是列宁（包含后来分化之司徒卢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我们说，俄罗斯文化文学和音乐产生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指向，直接阐述了世界上几乎是大于政治考量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总结，其实，就是老陀那句话：我罪有应得。这是包含西方价值论和上帝论中最为重要的反省——这个反省大于“吾日三省吾身”——这样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不是“我思”可以界定所在——而是上帝/我间性关系，决定存在）。因为，这个反省的上下对位和立体观摩，胜于“我”——这个我的自身反躬己身和（中国宋朝之）“精定一神”，或者“精一定神”那种无“神”论反醒。这是俄罗斯人规定类似西方宗教原罪之一脉相承，一体多虑（考虑他们的俄罗斯之忧郁（美））。否定这个东西，全部俄罗斯文化就会烟消云灭——这也是我们传统主义者不能否定中国人之精一定神之法——这个东西一旦取消，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宗教（准之），也会同样完蛋。
这是一。我们说，只有不知道专制主义，不知道中国传统，不知道沙皇贵族之品味尊严和伟大者，才会对此采纳虚无主义法而等同于列宁和涅恰耶夫，等同于斯大林和毛。这是文化定位的准确性和良心良性所在。二，无此载体（俄罗斯沙皇制度和中国帝制）——就像陈寅恪所讲帝制为儒学载体；就像福责谕佶，斯密所讲，自由市是自由主义载体一般无二——如果没有沙皇的帝制和中国的帝制，世界五大轴心文化就会轴塌术陷，纲纪废弛，人为禽兽。这是左派和右派幼稚学人只知批判其一（专制，沙皇），不知其二、还有个批判专制，导致极权的列宁和马克思，叫做黄雀在后；就更不要说小知识分子毛类。故此，美国人世纪以来就喜欢柴可夫斯基；法国人喜欢他们的贵族和女皇；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文学犹如喜欢莎士比亚。这是人类智慧而非愚蠢所在——如果人们因为俄罗斯文化宗教－政治定位的错误就全盘批判之文化，这样做，不是小列宁，就是小斯大林。这个脑疾的形成由来已久。我们中国人，百年来就知道俄罗斯文学只有赫尔岑，只有托尔斯泰，只有杜，车，别……但是，今天，中国人里面知道舍斯托夫者有之，知道别尔嘉耶夫者有之，知道索洛维耶夫者有之……我们还知道，俄罗斯学人一直以来徘徊于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之间，直到伟大的红轮作者袒护斯大林——但是，有时候，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的间性关怀产生高于、大于、深于政治价值之所在——比如，“一个人的遭遇”（业已成为一个此类性质的符号象征）——这样的说法，对于存在主义选择而言，就否定了不管是斯大林、还是自由之战之中个人命运的悲惨而无解——这样的文学力道表现在德国人百姓平民被政治正确之苏联战艇击毁之惨祸；更不要说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平民……这是小处着眼之评定——大处着眼，在美国关系于中国内战，关系于阿连德，关系于纳粹余孽（他们跑到阿根廷受到FBI袒护），说是敌人的敌人可以为友……也关系到自由和民主本身不足之批判来自政治学也来自文学。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形。美国可以不要侨姆斯基和赛义德吗？从实际言，可以不要——而从价值（自由），从理论上，不行（从法律上更不行）。于是，文学批判（这是左派的手段和风格），成为弥补政治批判不足的一种尝试——这个尝试，可以说原自俄罗斯文学传统。只是这个传统也有缺陷，一如上述，他们对于专制的某种袒护包含于批判之；反之亦然。
这样，从这种复杂的文学（或者言纯文学）批判中，诞生了俄罗斯伟大文化传统。人性解构和结构，每每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达致文学顶峰。这是世界民主自由学人的共识。没有人会因为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政治阙如而否定之，就连斯大林也不会这样做——就像歌德不会被（甚至）希特勒所批判——而只有毛泽东才会这样批判自己祖宗和文化（但是，他歪曲和保留了三李和曹雪芹，等等……）。这不是批判的武器的改变，而是武器的批判轮不到批判文化。阿伦特对此早有预见和写实；她对于那些肖伯纳（最先提出焚尸炉者），那些布莱希特，提出“提到文化，掏出手枪”之责，警世于世！这是众人皆知的老话了。所以，我们给出的人性探索之文学，必然不能取消这种宗教之规范，文学之解构/结构。我们看到阿隆的言词，“‘始祖的堕落’，人性就再不可能是未被染污的了；其二，‘始祖的堕落’尽管被正统基督教里职责就是‘绝对谴责’的先知们视为灾祸，实际上却是‘幸运的堕落’——人性的真实景况。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持乐观看法，却对具体的男人女人们持悲观看法。以卢梭为例，他曾悲哀地写道，‘我相信我了解’人类’，但却不能了解‘人们’。相反地，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人类’整体持一种悲观的或至少是清醒的看法，而对具体的个人，这种宽容和慈悲的悲观主义者倒是持乐观看法了。”（评《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 罗杰•金巴）这是元罪之定。个人和集体关系的层面和经验和超验的层面，由此发端。个人之罪之制约，就是人类的结社和集体——而这个集体，绝对不是要反而行之，成为取消个人自由之无结社，无言论和无自由——这个结社之集体，不是遵循总意志和普遍意志取消个人意志而是相反——而是强化个人发端的个人主义乃及其载体之自由结社，自由师和自由国家。这是一。
二是，宗教超验的教会和世俗经验的政制，也是西方世界上下左右一般施行自由之立体复调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康德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人之宗教信仰之规定，道德之规定和那些所有“不言而喻”之（内涵）规定，则体现康德超验和经验之。（德国和英国两种思维方式的辨正。难道不是吗？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德国，英国乃至法国的哲学修正主义之精彩——法国人从卢梭主义，文学主义（托克维尔批判的政治文学化），浪漫主义解脱出来，施行天主教夏多布里昂解放——施行拿破仑法典，而绝对不是卢梭人民主权论……就是法国人规避卢梭主义一院制的反拨——也是他们的孟德斯鸠主义不反皇帝，而反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阶级无权，阶级毁灭之道。这也是一种拯救。这种拯救和俄罗斯文学拯救对于人类心灵的诠释须臾不可分开。）无法证明和证伪之星空律令，又绝对不是政治诠释和文学描述可以解构的——这是西方复调对位之文化（世俗）－宗教要旨。不知道如何理解这样的所谓辩证法，就无法解释一切，从而会偏向取消一切——变型为纳粹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虚无主义本质。否定俄罗斯文化，就是这种虚无主义表现。不会被一般良知者容忍。于是，这里牵涉到如何决定和置评俄罗斯甚至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比如，姆拉纹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尤金娜（她直接去信咒骂斯大林，而且公开公然，无畏至极……）的音乐作品，阿赫马托娃，曼捷利什姆的诗歌，……尚有萨哈罗夫和一切异议人士的优良见解。这包含斯大林女儿的某种斯大林批判。所有这些批判，都指向苏联极权。这是俄罗斯伟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但不危害世界，而且是世界的良心。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最后我们要说，普京准备再选举成为总统的消息传来，使人不禁想到同一个曾经吹捧过斯大林又揭示和抨击古拉格群岛之同一个作家老索的前后矛盾；而他对于俄罗斯上层的尖锐批评，使得俄罗斯文人又一次呈现出他们的天真和敏锐。“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 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 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 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 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 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 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 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 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 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刘自立 《俄罗斯思想辨正》）这就是他们的道德论和政治论之间的龃龉和不一。但是，这很难给出一个结论，俄罗斯文化对于世界只是一个负面的危害；他们可以认可的和不可以赞同的，也许给我们更多大于政治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