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政治與毛派復辟風

紅衛兵政治與毛派復辟風

（大陸）劉自立

　　對紅衛兵與文革的新反思

　　紅衛兵課題，是一個難題，因為此課題牽涉到文革研究和文革研究對中國當今政治的影響。這兩者的關係，更牽連到如何評價中共極權主義統治，而這個統治自毛死後，業已進入所謂後極權時期。於是，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之間的區隔，又帶出其間異同之定位。近來，隨著王、薄事件的發酵，中國人如何看待過去的文革和今天的體制，已適成新問，必再行思索。這裡，我們簡單分析一下這個課題。

　　毛主義民粹文革和後極權主義反對民粹施行維穩之區隔。文革是毛的極權主義、民粹主義雙向定性之典型作品。這個作品的主要因素有：（一），毛的絕對權威和個人神化。這是後極權主義中人所缺乏的權力、威力和魅力。

　　（二），毛主義「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的興起，主要是打擊毛的政敵，附帶打擊官僚集團──而這個傾向，無法被現代統治者沿襲利用；他們是後毛時代的世襲、血統繼承者；他們之間，不會發生打擊官僚之運動。

　　（三），毛文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因素，而現今左、右翼統治集團，業已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依靠毛之原始權力和改革掠奪），成為和毛完全不同的特權統治者。

　　（四），毛的反對帝、修之觀念，形成其所謂「第三世界」支持的理論現實，現今的中共外交、政治並無這項內容──中美戰略夥伴關係，造就了中美關係。這樣，中共的現實定位，就像美國對台灣的不定位一樣，產生了和毛時期完全不同的模糊性質。這是中國壟斷資本和美國跨國資本之間的沆瀣同構。

　　紅衛兵產生的原因是十分複雜的歷史現象。簡而言之，紅衛兵並非毛文革主打勢力；主打勢力，是當時的造反派。紅衛兵登台亮相，橫衝直闖於文革初期，是毛「造反有理」戰略之一部分；毛試圖借助當時幹部子弟、主要是高幹子弟，賴以衝決當時的黨箍府禁──因為，只有這些特權子弟才能起來「革命」，並自我賦予革命資格和權力，且為毛、劉所認可。

　　在利用紅衛兵衝決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以後，毛收放有術，及時制止了當時所謂「聯動」特權紅衛兵進一步的保守主義、保爹保媽行動，對其進行抓捕和釋放──並因之而取締了這股勢力。但是，毛文革絕對不是要徹底進行體制外顛覆和造反，也根本不想堅持他在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官僚的突兀做法。他在文革幾個階段過去後，很快收束於體制內，且施行中美媾和。

　　《決議》罅隙令紅衛兵捲土重來

　　毛死後，中共「復辟」派掌權。文革民粹主義被徹底拋棄，官僚集團重新臨位執政。鄧式統治和陳式統治（陳雲等），馬上起用他們的子弟兵前紅衛兵，將之悉數安排到接班崗位，這大約是七十年代末葉的事情。這個接班政治，徹底否定了對於紅衛兵的否定，且突出了追究文革民粹主義性質的側面，嚴厲打擊類似聶元梓、蒯大富這樣的造反派；而「聯動」（「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之類的前紅衛兵，則被相反對待之。這樣，中共文革否定之《決議》中，絲毫不提如何定位紅衛兵之罅隙，成為文革不被徹底否定，紅衛兵捲土重來的天大契機。

　　這個紅衛兵保留論的明暗操作，實際上預示了文革復辟的渦漩逆潮。於是，今天之中國出現同樣兩種毛派復辟風。一是，平民派，他們懷念毛之民粹主義文革。二是，權貴子弟中某些人，再次沆瀣平民文革懷念潮，並利用這股勢力企圖奪權；而他們其實同樣排除平民之文革因素，不過是虛晃一槍，這是權貴加平民的怪異新文革邏輯。三是，平民之一部分，其實懵懂不知，毛之民粹文革和特權文革，是不可偏廢，交替使用的雙向法寶，也就是我們所謂民粹加極權的煽動和鎮壓模式。這個模式，現在無法模仿炮製，是因為現今之中國統治者不敢利用民粹主義發動和施行再一次官僚打擊。這是極其明確的文革不能發動論──難道今天，他們這些人要施行新一輪打倒官僚，更加上公開、清算其財產之內容?!難道這些人願意發動如此一來之毛式文革嗎？否！

　　這樣，按照邏輯推斷，所謂上層體制會發動文革，薄某和王某會發動文革的說法，是徹底不成立的；「打黑唱紅」，也和毛文革風馬牛不相及。那麼，那些叫嚷不改革，就文革者，說的又是什麼呢？一是，無非是要保住他們的特權和財產──就像當年高幹子弟紅衛兵保爹保媽，保特權，保江山，如出一轍。二是，現在的特權者和統治者腰纏億萬，他們當然不願意再行文革式抄家，搶錢，砸店，把他們的「資本主義」搞爛。三是，他們以「文革重來」恐嚇百姓，以便他們以其虛與委蛇的方式施行所謂的由共產黨主導的新改革、新政改──這個新改革、新政改的方式，一言蔽之，就是保證他們的億萬資產私有化，合法化。這是一種隱諱的紅衛兵語言、董事長語言。何以如此說法，因為，這和當年紅衛兵反對「中央文革」一樣，不過是要排除毛、江青、康生等對他們的爹媽的打擊。

　　中共當權者成資本裙帶的奴僕

　　現在，這種打擊早已不復存在。毛、劉兩家早已不記前嫌，媾和如茲；任何期望發生新一輪毛、劉之鬥、之爭的革命論和政變論，也隨著資本的一致論和統和論，灰飛煙滅，消散殆盡了。重複而言，當今的統治者沒有施行民粹主義和「繼續革命」的雄心勇氣，因為他們絕對不是毛澤東。毛是極權─民粹政治中的神話人物；而今天之中共頭目都是資本裙帶之下的奴僕。換言之，毛文革，寄託於人民，也依賴於官僚，二者兼顧其中；並以打擊人民，依賴官僚，為其終結。而現今的統治者，缺少其中「依賴人民」之一環，他們只懂得毛之鎮壓，不懂得毛之發動（文革）。因為，他們在文革中就是保守派，是「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恐懼者。這些人懼怕真正的革命；同時，也懼怕毛式民粹主義文革。這是不言而喻的現實。

　　毛最後勾結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開和美國、和資本勾結之路。自那一天開始，毛文革不單徹底轉向，而且完全同構於國際資本。這是一個偌大的轉換之話題；換言之，中共模式如要改變，勢必革除西方資本對其支持──就像撒切爾和列根，要求戈爾巴喬夫簽訂政治契約以保證俄羅斯改革一樣。當然，這是更大範圍的思考。我們只是提醒國人和世界，現在，紅衛兵人物的出現，不過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邏輯表達。

　　這個表達的中心議題，不再是文革，而是資本，中國資本，中共資本──「資本紅衛兵」，資本太子黨。這是中共對西方價值體系和人權原則的最大的挑戰。如何應戰，不單考驗中國，也挑戰西方和世界。

卞仲耘是文革发动者吗？

卞仲耘是文革发动者吗？
——兼论毛、刘文革及文革后政治路线之走向

（北京）刘自立
　

红卫兵——这个文革现象应该如何估计？坊间对此话题讨论不够。我们说，红卫兵是文革乃至文革后这个体制的支柱和利器。之所以说是支柱，因为这个团体分杂混淆，界限难定；但是，骨干红卫兵分成两种。一是清华附中首创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究竟是毛的唆使和暗示，还是真正“首创”之，现在还不好说。二是权贵子弟红卫兵，也就是“联动”。虽然，后来北京等地又出现很多派系红卫兵，但是，究其实际作用，不比上面两种。简单来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打开毛之潘多拉鬼盒的引擎；而联动是文革收场，毛转回体制，邓创造改革之收束载体——他们是“直接接班人”（——这当然也包含卞仲耘和广大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制度中的被动定位；她被指示要培养“直接者”……。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角色就该被乱棍打死，显然，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其间，文革史料显示，联动在文革初期被抓，被放——直至其70年代末叶掌权，这个过程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就是由这些太子党人完成了毛－邓的、从反对资本主义到改革资本化，中国模式划的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这些人是新制度或者说改革化的载体。于是，我们说，文革不单打倒了刘邓，还完成了对于直接接班人的所谓历练和接班。至于他们的罪行和暴力，虽然史料多有记载，但是被邓的“不争论”政治掩盖起来，直到今天。红卫兵中人对此心领神会，不再较真，呈其缄默。
　　
只有文革余孽和前红卫兵中人，如宋彬彬一类异数，她们弱智愚钝，不知道邓氏所谓“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的教诲，是对她们的最好保护。她们玩弄编造历史细节，枉道枉势，根本不是现在权贵集团所赖所想。其根本失误在于，她们居然妄想再次毛化，以临天下；却打着拥邓，拥刘，拥护（文革期间）“工作组”和“合法革命－秩序论”的口号——和她们一起跑的人们，也不知道毛最后勾结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开和美国、和资本勾结之路——从这一点出发，毛、刘预期的“中共资本论”业已登场或者准备登场。这样，即便是在文革中，“打倒美帝”的口号业已悄然转变。而与此呼应，毛、周业已彻底抛弃了群众运动和民粹主义，转向和无原则资本接轨的序奏——而完成这个中美合奏于整个后续时期。另外，我们还发现，这些人其实是两面说话，自讨无趣；因为，她们转换自己的立场，并不能改变文革的真相和他们一体毛、刘的特征。今天，从其辩护和诈称可以看出，她们主张的刘记红卫兵“合法”色彩非常突出，且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自己之毛记红卫兵特征，定位在刘式“秩序论”时期，而抹煞她们其实是文革“八.一八”行动的元凶。她们的罔史曲笔，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参见鄙文《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等）
　　
更加可笑的是，她们的刊物（《记忆》/82期）甚至抬出一种“卞仲耘发动文革论”，这样一种新红卫兵观点，意图搅浑历史，罔顾常识：试问，如果卞仲耘不是跟随北京市委传达文革指示（也就是，北京市委之抵制毛文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就其地位她如何可以另搞一套？就像说，北京的文革是由彭真发动，中宣部的文革是由陆定一发动，而人民日报的文革是由邓拓发动的证言一样，师大女附中文革是由卞仲耘发动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违史背实……何况，根据史实，正是这些人，以发动自己之文革，如《二月提纲》方式，出来抵制毛文革，而非其他。文革的发动和结束，可以概括成为毛，刘之争。而此斗争发展出来的毛的“继续革命”和刘的“新民主主义”（毛，刘一度之共识），再生两方之矛盾论。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察。我们说，刘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一种所谓“弱”极权主义统治之政治、经济、文化模式，而相对于后来我们所谓毛的“强”极权模式，也就是民粹加极权文革模式。这两个模式奠基于毛60年代中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自己再早说过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我们还要指出：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中西方一般而言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因为，区隔在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前提，是认可各阶级权力的存在；而毛的这个理论，早就消灭了阶级和社会，形成无社会之极权主义结构和无制度之权力绝对主义……）。刘派模式，就是遵从毛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后来，这个说法被移植到特权改革模式，成为这个特权阶级利益论和先富论。与此适应，改革开放带出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之模式，开始逐步成形。
　　
但是，在70年代末期以来，这个模式产生交叉效应。邓上台复出前后，出现一段政治朦胧之民主墙时期，他为了取得政权合法性，一度支持打倒四人帮，主张政治改革，乃至支持民主墙；但是，在他取得实际最高权力以后，又彻底抛弃了民主墙，逮捕了异议人士。这样，邓的改革民意论，和毛之“民主先声”一样，成为夺取政权后放弃民主模式的典型。仔细观察，人们发现，在邓的改革模式中并无政治制衡和民意监督的制度建构——就像毛的“民主先声”里面，并无任何允许建立反对党的主张。这是坊间人士很少提及的要点。但是，邓模式中，早期的胡、赵方式，就此印记历史，也同样成为人们主张“好共产党人模式”的异类声音；这个声音一直延续于今——虽然，这种声音和毛土改时期的，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交叉、阴阳、互动时期，或为雷同。（更成为今天世界范围争论左、右之观点的一个中国场域；虽然，这个话题，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但是，其中中国左派和第二国际以来形成的国际左派，则多有不同。）这个特点，也是文革研究者和（中国）政治、经济研究者，势必分梳定位的焦点。胡、赵改革方式和邓前，邓后方式，究竟聚集，分歧何在，且走向如何？中国人是要回到胡、赵好共产党模式，还是再辟路径？也就适成一问。
　　
于是，刘派66年以前的反毛模式，很快就滑向今天特权经济和权－钱交易锁定的中国模式；换言之，刘的新民主主义，在经过邓的发展和实施后，势必成为中国改革的怪异模式，即特权模式和腐败模式；而这一点，和毛的反资本主义模式势成水火，并为后来毛派之一部分群众反对之，找到支撑点。我们看到，反对毛派之观点分成两种。一种是，拥护毛的民粹主义，反对任何形式和内涵的资本主义——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空洞诉求——但是，就和全世界左派一样，他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似乎就在于他们反对上述之特权资本方式；虽然这个左派和世界上一般的左派完全迥异：因为，（一），世界上的左派并不反对资本；只是反对资本的运行模式和分配模式；（二），毛派中人，真正反对资本者微乎其微；那些毛之韶山商人之所谓拥护毛，不如说是拥护毛带来的商机，而如果他们生逢毛时期，则根本没有此种商机。等等。（三），毛派中人彻底反对资本者，只是拥护现在并不存在的无资本共产党，而无资本共产党，对于今人只是一个荒唐梦。
　　
再是，他们以拥护毛派为借口，施行并非毛之反对资本，而是走向一种冒充毛派之表面拥毛，而实际上同时占有资本的权利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所谓“重庆模式”——而重庆模式，基本上，就是北京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一种（含广东模式）。这些模式并无任何反对资本和制衡之之法治，之政策。这些模式的基本类型和本质提取，就是后极权主义模式——而这些模式的最初提出者（就新民主主义而论），既是毛，也是刘、邓。这个逻辑的区隔和分梳似乎很是掺杂和繁复，其实，本质是一致的；其本质就是，毛刘一合的党制/党治资本主义，红卫兵资本主义，太子党资本主义，而非普世资本主义。很可惜，现在的人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提法是，应该容忍毛主义派系（也就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继而包容薄派的“社会主义”方式——即“唱红、打黑”方式（其实这不是文革方式；不是民粹主义方式，而是资本－极权方式之一种；如前述）；同时，支持一种肯定胡、温的(后极权主义)“民主方式”——这难道不是十分可笑的幻觉论吗!是的，他们说，应该对双方皆有肯定：给整个后极权主义一个肯定的“民主”定位；抑或，甚至拥护此种权力结构中之一部分人，而并不排除另外一部分人……。他们说，这就是“党内民主”之预期。这样的怪论是不是可以成立？而我们说，共产党立党本质，就是反对权力制衡系统；幻觉这个崩解系统，等同于民主程序的出台和政党轮替政治，这个推断，可以成立吗？赘言之，没有哪一个纳粹系统和苏联系统不会出现权力斗争；如果认为这个斗争不是极权主义崩解的预兆而行任何民间的制衡系统之艰难启动，反而幻觉这个崩盘本身之载体，可以幻化一种“共产党民主”制度，这个推断也过于鲁莽了吧！

重庆模式也是中国模式
 
刘自立
 
所谓的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丝毫没有区隔；故此，为之辩护的一方，也和为中国模式辩护的论者一样，都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传声筒而已。

重庆模式是不是文革模式？我们的回答：不是。文革定义是什么？就是毛的民粹在先，其极权控制在后之群众运动（＝运动群众），或者说是政治斗争；而这二者又是互相交错和羼杂的。比如，文革初期，毛，刘派出工作组控制文革——毛令工作组撤出，“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打倒走资派——从而区别于“八一八”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踵而来，又向中学派出军宣队，施行他自己所云，改工作组为军宣队“镇压学生运动”——这和他反对刘邓工作组的观点彻底颠倒（难道军队不是工作组？）但是，之所以提及这些话题，则是针对今天坊间普遍的说法：重庆模式就是文革模式。
我们说，重庆模式，不过是文革后那种极权模式的大致仿造，且根本不具备前者毛之文革发动的民粹主义“大民主”形式，也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重庆模式有这样几种文革运动特征吗？当然没有。我们说，之所以提及这种区别，一是要人们重新审视文革的历史，探究文革所以发动和如何发动的方式——也就是毛氏方式之一，民粹主义特征；二，极权主义特征——以区隔后极权中人完全不同的“后文革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排除民粹主义，施行一色的官方控制，镇压和逮捕（就是所谓“打黑”）——打黑，完全没有毛在文革初期号召成立所谓民间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施行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四大”皆备的内涵——这样的打黑，不过是王立军一类人的警察镇压——而毛在文革初期，告知国家最高警官谢富治等，公检法系统不得介入红卫兵打人和杀人之运动/活动，充分说明了毛的文革确实不同于一般镇压和破坏。他的群众运动是一种继之人民革命而原的“人民文革”（也就是人民听从民粹主义发动起而造反；造（刘邓）共产党的反——并为毛的共产党（毛，四人帮等）再打天下——这是一个古怪的逻辑；但是史实如此。这是一。
二，就是毛先鼓噪成立中学红卫兵，派发其“三论造反”一类异端文章，支持各种红卫兵（含宋彬彬一类原是刘、邓记红卫兵）之所谓民间组织，招摇过世，毁灭社会，涂炭人命——继而，他又操纵和唆使大学红卫兵、造反派出头直指他的矛头所向：打倒刘邓陶（铸）。这是文革“革命”方式明确的宣告，也就是说，毛在66年，67年明确了以群众运动方式打击政敌，而在此之后迅速转向为不允许群众运动。这是其民粹主义十分短命的结果；但是，文革主要特征却凸现在此民粹主义发动和指导之中。这个方式直接宣告了文革的不同于20世纪其他极权政权的统治方式和运行方式。希特勒和斯大林不具备这样的群众斗群众，人人反对人人的运动方式（虽然，压迫和恐惧使得人民互相告密，揭发和毁灭——是阿伦特所谓另外一种“人人反对人人”……）；这是毛极权的独特社会主义人民性的表现。这个表现，一是表现了毛似乎有跨过官僚直接联系“人民”这样一种为西方人似乎熟悉的君王－人民统治论；这个统治方式在西方排除了居中的官僚系统，议院系统和教会系统；从而也排除了平民和中产阶级的中间参与——君王－人民论，往往是英、法君主企图面对人民革命时期，他们的一种应对策略——这种策略，很快就会让位于君臣合流和贵胄合一
——那样，平民和贱族往往就又被抛弃了。毛的文革似乎适应了这样的“君王”－“人民”方式；虽然这个民粹主义方式，为时甚短，不到短短两年。但却凸现了毛之“大民主”之实践和理论的存在。这个大民主，在57年时期，是他企图借力打力——妄图借助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打击共产党官僚主义，以应对和反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危机。但是，这个算盘在57年因为各界普遍反共而告吹。这样，毛的战略演绎，就延迟到了文革。
三，文革成功地，以毛要挟、诱惑和煽动各界人们起而造反为旗帜，达到了他利用人民，反对人民和政府的某种魔术表演。虽然，大约在67年以后，“人民运动”基本收尾；“文革三年论”者早已认为，文革三年结束——其要义，在于他们看到了文革民粹主义发动，颠起和夭折（如杨小凯就主张毛回到“第一次文革”之民粹主义或者说巴黎公社含上海公社之原则上去，而违背了毛进退有余，戏耍原则的机会主义原则……）。这是非常明确的阶段论。至于以后的文革，早已消灭了民粹主义性质，转而施行彻底的官方控制——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文革，叫做重庆模式，那也似乎凑合够用；但是，这样一种庸俗见解，恰恰忽略了对于毛之文革大民主时期的那些讨论和探究。因为，要讨论毛何以会发动民粹主义文革，而不仅仅停留在官方煽动与镇压式文革，其中必有缘故。
其一，毛是极权主义政治的缔造者，是“人民运动”、“人民革命”（也就是“大民主”，“大解放”）的创造者；他区隔于以往斯大林和半个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以其“善于发动群众”而凸现定位。而现在众人（众官）丝毫没有毛发动群众，自组组织，派系斗争，串连南北……这样一些民粹主义运动形式；不管是薄、还是汪，他们丝毫不具备毛的革命方法和运动模式——试问：重庆有过组织一个所谓民间组织吗？重庆有过一次民间大辩论吗？重庆有过一块大字报阵地吗？一无所有。所以，那些偏要把文革模式按在重庆模式上的人，不知是无知，还是他心？那么，重庆模式不是文革模式，又是什么模式呢？我们的回答是：这个所谓模式不过是另外一种后极权统治模式——这个模式和广东模式，北京模式或者中国模式，不过是一个主题里面的狭小变奏而无其他——因为重庆的基本统治模式，全在上层辖下，运行控制，不在民粹和民间（我们为此民主的大缺失感到半个世纪的遗憾！）；而广东、北京、中国模式，和重庆一样，几乎毫无区别（79年民主墙是最后一次（反）文革之四大民主形式彰显，自此此模式死而无复也！）。
因为北京模式是主导所有模式的模式——其间不过是酸甜苦辣，就像四川好辣，广东好甜，略具不同而已——至于什么“切蛋糕论”和“分配”，“建设（积累论）”区隔，更是一塌糊涂。因为中国模式根本不是分配问题，而是掠夺问题；根本不是积累问题，而是消耗问题和（生态）毁灭问题。至于打黑，唱红，是重庆模式的特征之说，其实，也是妄谈虚论——试问，全国鼓噪的新学雷锋运动，是在重庆，还是在广东，还是在北京呢？试问，天安门上那尊蜡象，是遵照何种模式悬剑国人头呢？试问，重庆打黑和黑打，与北京之控制陈光诚，高智晟等，是法治还是法制呢？……除此之外，宪法，党章，毛主义，马列说……哪条哪款没有与重庆类似之红，之革命，之文革呢？于是，就有最后一个观察。何以官方要把重庆模式驱逐于文革模式而行大喊小叫？因为，他们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个掩盖就是，他们肯定了北京模式－中国模式——而打击了重庆模式。这是一个伪命题。
北京－中国模式，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等同于重庆模式；因为，他们都统治于、和谐于、服从于：毛。他们那些批评和鼓噪，不过是要曲解重庆模式，以其虚晃一枪的招法来打击他人；为此强调说，他们不是重庆模式带头人；他们是中国模式带头人……试问，那些中国模式，北京模式带头人，是不是后极权主义中人呢——这里，当然要包括重庆统治者——他们都是国府中人，几乎毫无区别。无端制造重庆模式及其批判者，有些心计，有些城府。他们试图编造一个重庆模式非法，以求证北京－中国模式正当。这是一种非常拙劣的伎俩。我们的分析和定位是，不要无端抬出什么省市模式而淡漠中国模式及其分析省视。这是事情的关键。说重庆不合法，不弄法，北京如何？说重庆不按照常规出牌，北京的常规是些什么？你在否定重庆的同时，强调北京合法性——继而强调中国模式合法性，难道这就是你的后极权主义之可调教论和中国官僚从良论，改革论的证言吗？其实，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官民（贼）一致抛出的重庆批判后面，出现一个合法，正当，常规，改革（预期）和簇新之论，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可惜，世界上很少有人如此分解和如此直视之。是的，在此鼓噪之下，中国－北京模式被悄然过关，打分为高，自以为得计；且果然得计了。何以出现这杨样的情形？有几点可以做出估计：
一是，以暗渡陈苍的方式拒绝重庆模式，肯定中国模式，为他们的毫无期限的相信未来之虚妄，打下伏笔（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伏笔）。二，以打破重庆模式为借口，肯定为毛所拒绝的资本主义敛财聚富，甚至私有之，神圣之，做好铺垫；打重庆，保模式，偷梁换柱，抱住极权，乃保于后。这个算盘和网舆几乎欺骗了全世界。三，以反毛为正道，劫持毛所反对的资本野蛮和资本本身，施行根本不是文革模式而是中国模式的文革之反和保毛正统；施行我们再三强调的——1，保护毛之权力缔造者原教旨，2，施行反对毛的反权－钱统治（四人帮很穷，没有钱！）；这是他们反毛论的根基和实质：野蛮资本、机会主义。故此分析，不管是重庆模式，还是什么模式，现在的中国，都是后极权主义模式，一个也跑不了。因为，这是根据其统治方式和掠夺方式定性与定位的。有一点必须说清楚。这就是，毛民粹方式，并不等于统治者可以成为资本家，聚集亿万私产，施行野蛮掠夺（固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没有施行社会主义掠夺和暴殄天物；毛之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见托洛茨基言论；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如果没有法治和制衡机制，他们其实就是一路货色；就此，关键之处是，施行资本主义也好，主张社会主义也罢（北欧之），关键要看你有没有议会制度和反对党制度；不然都是胡扯。）重庆模式，当然认可什么“瓜”，什么“果”，可以聚之，贪之，腐之——毛，不允许资本和美欧接轨，存钱投资都可以拿到瑞士或者美国去……就连各届皇帝，也不允许这样的窃国掠民和模式僭越——但是，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和北京模式，则完全允许。记之在册的黑吏，裸官，痞子，流氓……不都是一方贪吏毒枭，资本赢家吗？（红色或者黑色。）他们是什么模式？中国模式。所以，当中外愚蠢之士大谈批判或者拥护这模式、那模式的当口，我们说，好了，好了，还是回头来研究一下这个模式和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和无法治资本主义之本质关系吧！这个基本命题不清楚，人们简直就是在一条混水中洗澡，越洗越黑，且把自身洗造成为官方打击，策略，伎俩的愚蠢祭品而自上祭台。这是一种十分拙劣和蒙昧的“反重庆论”。最后要声明，我们丝毫没有袒护“重庆模式”的意思；赘言而论，反向证言，所谓的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丝毫没有区隔；故此，为之辩护的一方，也和为中国模式辩护者一样，都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传声筒而已。

“坦克如今从东来”带出的评议
——对中国异议文学的看法

刘自立

 中国“地下文学”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业已一般性转变成为“地上文学”。这个判断得来痛心，但却是一种事实。简单而言，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今天》的出现，中国文学以朦胧诗为旗帜和导向，撕裂了官办文学甚至伤痕文学的禁锢，准备全面转向类似苏俄独立文学局面的立场。可惜，这个立场缘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朦胧诗业已为官方媒体大面积转发，形成一种灰色的文学和诗歌地段。这里的原因有几。一是，中国七十年代兴起的地下文学，基本上缺乏政治定位和价值内涵，多是一种人性味和人情感的素朴文本。这样的文本和苏俄之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等明确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单是政治元素的缺位，更以政治朦胧，取代了价值定位。故此，朦胧诗在反对毛时期僵化、样板文学上，虽然尺进一步，但是源于他们的先天不足，使得这个文学的人头和文本大步滑向模糊中国现实和朦胧社会针砭的场域。很多朦胧诗人成为和官方沆瀣一气、且得到官任和衙役地位的文学御用文痞。于是，这里出现一个比较俄罗斯独立精神缺乏政治路径，更加糟糕的实际情形。这个情形就是，俄罗斯精神独立的路径产生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类自由精神代表；但是他们的政治反对党的缺位，使得后来的俄罗斯民主，出现在普京三任其职的总统荒诞。而中国八十年代所谓地下文学的走向，其实尚无俄罗斯独立精神的某种支撑。很多前期异议人士，很快就不是招安，就是经商，抑或成为居留外海的“华人文学”家而显得面目不清。这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其谋生的需要，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和国内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基本上脱节和无缘以顾之，且在国内文坛不形成任何影响。即便是六四以后，这股文学刚强一呈。对于镇压现象施行了某种批判（如，廖亦武的长诗……）。但是这股劲头很快就告湮灭了。这股实力基本上四分五裂，各寻出路；虽然偶有批判的坚守和写作（良心写作）之继续，终究让位给很多现实的政治批判和维权运动。这是一个真实轨迹，不容否认。
再是，现代派之定位的复杂性，是这些半地下、半地上文学写作者认定自身模糊性状的一种缘由。现代性的版本，可以使得古代性中守旧和反动的、类似政治专制和宗教极权的制度和社会受到批判——但是，如果面对现代性（含后现代性），不分伯仲和是非的朦胧性质，多半会在坚持此见的同时，迷失方向，从而一般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和传统废弃主义。我们知道，现代性批判的主要指向，是乔伊思和普鲁斯特面对的社会记述和描摹。这种社会之性状的缺憾和不公，是的确存在的。由此，他们对于这样、那样的社会，人群和体制，施行了某种文学化的揭示和揭露——且在其中任用意识流一类文字学和哲学心理学的新兴文学手段。这样一种手段，对于保守的英、法社会和文学界域，做到了注入新鲜血液和加剧批判和呈现的过程。但是，这样的现代派同时孕育了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席卷一切的批判——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加之（吴宓所谓）易卜生主义、萧伯纳主义（萧氏是扑灭异议分子，首倡使用焚尸炉的凶险之人。）于是，就像阿伦特所谓，他们是一群“见到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文化屠夫。这样的现代派，直接孕育了毛泽东这样的文化批判者和文化革命者。于是，分清现代派中的杂种，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必要的事务。这个事务含摄很多领域，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结束论”（曾传到科耶夫），到德国哲学的末人尼采论；从拿破仑的专制革命论，到梅特涅的秩序重定论；从马基雅维利的道德相对论，到马克思的阶级致宪论，等等。于是，区分现代派的主要谱系，是一个区隔是非和敲定价值重组的严峻课题。但是朦胧诗人却没有这种区分的能力——他们接受庞德的诗歌，却从未知晓或者有意区隔其一般意义上的纳粹主义观念（含其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赞赏博尔赫斯，却从未知晓他对于专制主义的某种情有独钟；他们赞美聂鲁达等，却从未分析这些人的苏俄情结……。这难道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历史态度吗？
现代派定位、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定位，同样显得模糊不清。朦胧诗一部分，虽然批判政治，敲击专制，但是他们很少完成和传统和历史的结合。这是新兴文学很少过问的另一课题——这个特点，使得中国文学滑向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之虚无主义倾向显得极为突出。我们看到，无论是胡风、还是闻一多，无论是田间、还是臧克家，他们的身上，绝无陈寅恪和王国维那样的历史胸怀和诗证庇史的精神。现代诗歌很大部分，成为毛泽东切割文化，断裂历史的隐蔽手法之一种；虽然，这个认定会激怒很多人。至于说，很多人认为朦胧诗业已超越李、杜，更是滑稽之谈。反之，从黄遵宪开始的古体新诗，却一直秉承李、杜以诗证史，史以显诗的那个中国诗歌传统和正统。自从吴宓编撰《空轩诗话》以来，这个古体诗歌的批判精神就一直存在，却为人忽略之。这些古体新诗人的遗世之作，可以从以下的诗句种得到印证——如，“战是和平暴是仁”（吴宓）；如，“坦克如今从东来”（邵燕祥）；如，“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陈寅恪）；……这些寅恪，这些吴宓，这些聂绀弩，这些吴祖光，这些邵燕祥，他们发挥了杜甫，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史才诗笔（加议论）之精神。成为中国离骚求索之腐刑纪史与现状批判的传人。这是新诗中人很少可以做到，可以比肩的。其中，新诗的无形式、无建制课题，也是冲击其接受美学的一大缺憾，为坊间争执未果（这里可以参照钱钟书、罗念生、吴宓等人关乎于此的分析论述而不赘之。）
当然，新诗中人很多流亡海外，做事异域；他们的诗歌读本和诗歌朗诵，很奇怪，多半是给外国人（听不懂之人）听的。这是一个悲哀。当然我们认为，流亡诗人的诗歌回归和人员回归，迄今遭禁。责任并不在他。但是，中国人的现在反对运动中，却是不见诗人和文学，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愿对海外诸君有所指摘，却不抱奢望。我们强调的是，随着中国民主浪潮的涌起——就像八十年代和六四时期那样——中国诗人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诗歌的运载方式和写作倾向。寅恪大师认为“古文运动”是以众体皆备之小说方式，打开“八代之衰”之局面的；他为之激赏的元、白、韩愈等人，无不是针对现实做出诗歌、传记者人。这样的诗歌承传方式，绝对不是马拉美式的文字游戏可以相比的（我们绝对不是说马拉美一无是处……）；只是说，元稹和白居易的现实主义方式并不是苏俄所谓的削足适履，挖掉灵魂的剪裁之伪用（伪“现实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和批判主义。横向借鉴的中国诗人和朦胧诗人，很少研究国外现代派诗人面临的体制，政治，宗教和人权史况；他们横向借镜的文字和韵律风格，缺乏整体参照之混合元素，如庞德，如里尔克，如帕斯；更对米沃什等人的“东欧价值论”做不出任何鉴别；就不要说涉及帕托什卡和哈维尔了。故此，我们十分看重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崛起——我们十分看不中这个流派的走向甚至堕落。这是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地下诗歌和地下文学历史的契入点——如果我们很不诚实地删繁就简，选择性做出赞美，那么，历史不会认可这个偏见和浅识。中国现实和政治路径的缺失，是一个问题；中国精神层面，文学层面，缺少索尔仁尼琴和阿赫玛托娃，也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两个层面不加补足，照样稀松匮乏，很难想象中国文学会改变“中国当代无大师”的局面。补充言之，所有的吴宓，所有的寅恪，所有的胡适，所有的钱穆，思勉，……都是民国中人；……这是中国历史留给中国人唯一的精神人员和精神遗产。中国地下文学是不是可以补血于兹，再行承当，不违价值，只能看其以后的发展，而非做此之前了。。故此，我们十分看重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崛起——我们十分看不中这个流派的走向甚至堕落。这是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地下诗歌和地下文学历史的契入点——如果我们很不诚实地删繁就简，选择性做出赞美，那么，历史不会认可这个偏见和浅识。中国现实和政治路径的缺失，是一个问题；中国精神层面，文学层面，缺少索尔仁尼琴和阿赫玛托娃，也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两个层面不加补足，照样稀松匮乏，很难想象中国文学会改变“中国当代无大师”的局面。补充言之，所有的吴宓，所有的寅恪，所有的胡适，所有的钱穆，思勉，……都是民国中人；……这是中国历史留给中国人唯一的精神人员和精神遗产。中国地下文学是不是可以补血于兹，再行承当，不违价值，只能看其以后的发展，而非做此之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