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非的“六四”镇压会得逞吗？

卡扎非的“六四”镇压会得逞吗？


刘自立


————————————————————————————————————————
作者按：本文在一个星期以前写就；今在《民主中国》发表。撰写此文时，法英和美国乃至联合国都尚未采取昨天的决定，对利比亚开设禁飞区，施行可能的军事干预。今天，法国空军业已进入利比亚参加战斗。美国等国虽然没有派军参战，却也警告卡扎非停止屠杀他的人民。欧美国家之间虽然仍有分歧，但是，总的干预步调已经取齐，只等局面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转折，比较前些日子的消极观望，大大进了一步。
现在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制止卡扎非进攻班加西，保存利比亚反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根据地，成为事情的主轴。但是，利比亚东、西分治的局面是不是就此形成；也就是二，如果卡扎非撤回部队，班市有可能保住；但是，欧美是不是认可利比亚东、西两治的分裂局面，成为不日就要面对之课题。这个局面的形成和出现，直接和欧美迟迟未能展开干预行动有关——也就是我们在以下文章中的论点。最后，如何对待班加西新政府和卡扎非老极权，欧美国家和自由价值体系将会继续面临考验和挑战。
这个挑战，也就是我们在本文中讲到的，如果卡扎非政权继续存在——他的存在势必和镇压人民的巴林和约旦等血腥政府一起，形成一种阿拉伯和北非的六四镇压模式——虽然，这个模式，因为埃及和突尼斯新的民主政治，业已被严重削弱，但毕竟是残缺犹存。美欧这次聊胜于无的参与和迎战，也呈现出欧美价值观和正义论的某种复兴和重建。至于是不是会影响到以后欧美外交走向，消除利益主义和均势平衡（唯一）论，世人尚待续继续观察。（这是本文发表以后，转发新世纪网站时，笔者添加的按语——自立）
————————————————————————————————————————
利比亚反对派逐渐失去他们控制的城市，尤其是班加西，班市守不守得住？如果这个城市失手意味着什么？如果失守，美国和欧洲如何反映？办法如何？现在，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们出台的和未来要出台的措施是不是有效？如果其措施（包含争议——禁飞区；军事干预等等）迟缓到不发生任何效用，如何办？这一系列课题正在经受严重的考验。如果以上所有措施失败，意味着什么？换个说法，如果卡屠夫镇压成功，欧美和世界自由势力，如何对应？这里，有基本上两种对应方式；一种是正面的，价值考量的和倾向正义的——而另外一种，则是负面的，非价值的和实用主义的。
后一种前途和记忆我们都很熟悉，那就是六四以后美国和欧洲的实用主义态度——我们曾经说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欧美实用主义势力对中国人民中国民主的背叛——也就是悲剧两次发生；他们重蹈对利比亚人民和利比亚民主的背叛。何以产生这样悲观的态度，并非没有历史考量。这个考量就是，美欧对于六四后中国政策的制定。二十多年来，这个考量，也许第二次发生。这些效应的第一个负面和传统结局就是，美国战略均衡利益在先论和唯一论的主流，有可能压倒价值和自由考量，且让世界格局和秩序回到埃及革命以前。
对于埃及革命的支持和对于卡扎非的绥靖主义政治，也许呈现一种双头鹰的态势，其实用和无耻的（无道义的）的双重标准，很可能复辟于这一轮阿拉伯革命——这也就是说，美国政治如果不能在价值主义和其开国元勋创造的、并非实用主义的战略方式上保持智慧和效应（含亚当斯的亲英政治和杰斐逊的亲法方式——甚至包含华盛顿的暴力方式），那么，威尔逊的价值论和老罗斯福的实用论，正好给美国人今天的两种战略选择——固然，这个战略更多时期纠缠在一起。
我们多次重复美国大致在二战前后的两种政治态度，也就是后威尔逊主义和后实用主义。在二战以后，这个双重战略，每每在战争和经济上无独有偶、胜败与兹——这段历史的基本逻辑关系是：美国错误的决策和正确的决策双向、前后、续行；如，艾奇逊、李普曼等人放弃北韩的观点导致北韩南侵——再就是杜鲁门出兵朝鲜挽回败策；越战，支持柬埔寨和波尔布特——但是，最后（撤军越南）同意国际上对于红色高棉的制裁；放弃台湾，但是亡羊补牢，签署台湾关系法；诸如此类。还可以谈到更多美国政策错误和正确的、关乎人权价值和公正的实例；这些测验和论证，远未结束。
这个测验的新一轮证明如何发展，现在就看六四以后的对华政策和眼下对利比亚的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又被屠夫卡扎非勾连在一起；今天的六四（屠夫卡扎非）和过去二十年的六四。这个一币两面说明，北非革命和东欧革命产生资本主义、实用主义例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那就是，六四以后，美国复还他的世纪以来和世纪以前的绥靖主义政治，且在中国和北非政治上，无望突破，纠缠不清。这个结果，直接产生美国的双重标准。我们的担忧和近期花朵开放课题紧密联系。一是，如果美国外交继续他的无为态势，对待卡扎非施行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无道外交，那么，伟大埃及革命以后留下的缺口，就像苏东解体以后，产生中国崛起一样，使得世界民主格局大为缩水。
非洲和中国现状的持续和保留将在不久将来的美欧新式实用主义资本运行里面，再一次强调意大利贝鲁斯科尼式的不触动卡扎非主义和保留意大利人在那个地区的国家利益主义——因为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区区小利，业已使得这个前此书入历史的伟大罗马帝国后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渺小价值枉顾论和蝇头小利论持有者。那些一度到突尼斯和埃及乃至到中国和独裁者一起度过各种蜜月的无耻政客，正在基辛格主义相对主义和权势均衡论的无价值论中，最大限度地削减价值自由的原则和道义。他们坐在各种五星酒店里，没完没了地讨论着，清谈着……但是，利比亚人，却在屠夫的飞机大炮轰炸下悲惨地死去。
这个现状让我们看到，正是他们忘却着、抹杀着和回避着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面对这个世界格局，乐观和悲观者现在集中到一个明确和显然的课题上——资本的无道和外交无原则之利益格局，如何面对正在发生的世界革命和世界自由——欧、美业在这个课题上举步伟为艰，苟延度日，难于应付——他们只好在埃及独自革命以后，忙于拉拢着现在和未来的埃及掌权者；他们现在基本上对于利比亚局势无所作为，瑟缩帱茵。他们很可能将未来的埃及和未来的卡扎非都当作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政权，予以认可缟素红颜。就像上述所及一样，他们认可苏东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却也和后六四政权过往甚密，朦胧以对。
于是，中国课题的解释和决断，关键之处，和埃及完全不同，主要是，要让中国的中国模式——这个坏资本主义的模式——一半中国、一半欧美的实利主义模式，受到未来世界神秘力量的削弱乃至摧毁——不然，美国－中国，“前店后场”的经济作业，就会在中国－世界发生悄然和轰然变化的、大浪淘沙的革命变化中，继续苟延残喘，直到这个模式（坏资本和坏极权模式勾结）的终结。这个模式的最新表示方式，就是我们前此言及的埃及方式在中国的不适应和不适时。因为，中国极权主义政治最大的支持者，其实是美欧资本。这个和埃及迥然不同的资本类型，让世人不了解何以埃及不是中国。一句话，中国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可以抛开美国资本欧洲资本，对于这个党的支持。虽然，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中国崛起的因素，其海洋和路陆的隐形扩展，业已在中国海之南、北，形成了对于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美国迎战的趋势，业以十分明显——但是，军事对峙的现实，并未让美欧外交和国家利益，从这个沆瀣勾连的资本格局里面，抽身出来，克己复礼——相反，美欧资本和经济现状，现在更加需要中国资本和劳力和资源和市场的配合（虽然，所有北韩、伊朗等问题，要求和请出中国配合论，实为虚妄）。这样，埃及革命以后，世界理想主义格局和现实主义格局，变换着乔姆斯基式的话语转变：太阳（革命）不会从东边出来，因为在北极（在中国），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这个哲学悖谬正在玩弄着西方人和中国人。普世价值和普通常识，现在，并未普及于美国，也未普及于中国。这是世界未来学最大的考验。
如何应对这样的诡秘和丑陋哲学，只好付诸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冰雪聪慧者。最为乐观和最为有效的西施和东施，现在正在发笑；她们忸怩神态身姿，舞蹈起一种新时代的挑战之舞，就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见招破招，见式应式了。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现在的看点是，“不搞论”和“政改论”，双向合唱，对位以见——这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和策略论——这个方法和策略的绝妙和愚蠢在于，他们有一种现实合理论和偷梁换柱论，密切配合；退一步，进两步；抑或，一步不退；到了不能不退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头换面，施行中国的“诺民克拉图”（前苏联官员转向资本家的试验）——这是世人往往看不到的一爻密卦。一句话，卡扎非的利比亚和共产党的中国，是对世界人士的最大考验。如果人们不能从埃及带来的乐观主义和利比亚带来的悲观主义，双向警醒的话，世界悲剧，还会蔓延他的新丛林图景和新屠场画面。
其实，这个屠场，现在就在班加西左近；也许，正要延展到那里。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幕真的发生，不知“道”和知“道”的所有哲学，将会被那个屠夫的胜利和旗帜所代替。所有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将会延续他们“合理”的镇压现实，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和无道资本勾结。虽然，世界末日的图景，正在逼近这样的非合理、非道义惩罚。如果世界不能就此拿出应变之法术和对策，自由民主，势必再迟缓和迟滞半个百年，甚至更长。于是，现实，究竟如何启示于世人，世人，如何面对人类新的六四教训，卡扎非屠杀的新教训——他们有没有改变这种教训的方法和想法——他们是不是会因此而深入更加现实和策略的考虑，成为乐观马格里布区域革命后，新的思索，新的挑战。我们说，世界新的格局的真正到来，实在是要中、美思想界，发生革命以前真正的探索和发掘，以根绝资本一切正确论和资本一切合理论的利益驱动。不然的话，美国生活方式和中国生活方式，将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左右一个民主，一个极权的世界格局，而并不会出现任何松动和异数。但愿我的估计是一个错误——卡扎非，也许会在另外一种上帝之手的打击下，轰然垮塌，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
《民主中国》编者按：在本文发表前获悉，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利比亚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在利比亚上空建立禁飞区的决议。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10票赞成，5票弃权。弃权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德国、巴西和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建立禁飞区决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利比亚平民不遭受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军队的袭击。这份决议还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执行禁飞令。所谓禁飞区就是划出一片空域，禁止某些飞机在其间飞行，特别是军用飞机。这是一项由英国和法国共同发起，受美国支持的决议。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在安理会发言时说道：“我们不能允许这些战争狂人施暴。我们不能抛弃平民百姓，与受到残酷镇压的受害者，我们不能允许法制与国际道德遭到践踏。”而利比亚外交部长则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利比亚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尊重人权，宣布停火，尊重人道救助的权利。利比亚政府正式宣布立即停止对反卡扎菲部队的军事进攻。
————————————————————————————————————————

斯諾：從西方左派墮落為毛氏幫閒

斯諾：從西方左派墮落為毛氏幫閒

（大陸）劉自立

　　
        埃德嘉‧斯諾，何許人？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他是文革期間站在毛主席身旁為虎作倀，不分是非，擷趣好處者。雖然，他偶然帶著西方人那種自由主義風格──他問及毛「為什麼要搞個人崇拜？」又言於之：權力就是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你如何看?!毛居然對此挑戰無言以對；可謂哈耶克駁倒了毛的「個人崇拜多少要搞一點」。這樣看來，此斯諾是不是就是反對毛和文革的自由主義者了？明眼人一看便知，斯諾者毛之幫閒也。我們知道，文革站在天安們城樓上的外國友人是些什麼貨色。就連康生後來也發現，那些打著馬列主義（左派）者，很多人不是騙子，就是混混。這些人只要打出一個什麼擁毛旗號，毛當局就會撒錢；最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才被中聯部一類機構發現。斯諾，是不是此類人物，當可分析一二。

　　毛旗幟上血色人禍之斑

　　斯諾是某種第五縱隊之角色，為一般主流西方媒體所知曉所摒棄。那些主張「民主在共產黨人那裡」的始作俑者，是斯諾，也是老費。美國人是在費正清主義的影響下，走向延安「民主派」這個「現實」的。且在價值取向上，不遺餘力言說「共產黨民主」這個觀點。斯諾，其實比起費成為更加早期的擁共者。他的《紅星照耀中國》，給了西方世界一個絕對錯誤的信號和誤斷，使得斯諾主義成為後來毛旗幟上一塊小小的色斑，屬於血色人禍之斑；也是中國人受到紅色污染的那種傷斑。斯諾在該書裡描述毛為林肯的荒誕段落，也許真的誘惑了很多中國青年到延安參加革命，使得整個中國知識界分離為毛區和蔣區兩種知識分子。

　　斯諾左派身份和左派觀點的選擇，使得中國毛時期（解放前後），產生很多類似人物。所有這些人物，都不是西方價值主流的體現者而是悖謬者。從世界範圍看，這樣的左派人物群體，嚴格區分了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黨派和派系中之人物。擁護斯大林和毛的知識分子的影響，現在看來，基本上毫無正面意義可言──就像文革時期的西方現代派、後現代派人物，也對這個革命趨之若鶩，最後，他們發現上當受騙了。所有的斯大林主義擁護者如艾呂亞、聶魯達、半個羅曼羅蘭，其主要作品不是政論和史作，其左翼傾向也就不足為道於政治觀點。但是，作為投身政治見解之斯諾一類人，還有後來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愛波斯坦等人，卻是毛式政治的花瓶和點綴。雖然，斯特朗對於斯大林時代頗有微詞（見其有關著作）。

　　斯諾妻子對「六四」的態度

　　於是，毛史的一部分，文革史和一九四九年歷史的一部分，必然註上這些人的名字，也就不足為奇了。關鍵是，對於不瞭解這段歷史的年輕人，簡單說出斯諾，且說該人如何應被紀念，我看就是說出了一部分事實。而說出一部分事實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斯諾妻子對於「六四」的態度（注）。這個態度和斯諾對於毛的態度，勢成水火，不可偏廢也不可融和。一個是毛的國賓、貴賓、友人，一個是中國政權不受歡迎者；其間，並無可以因為前夫後寡之親近關係，就可以囫圇吞棗，一併塗抹的。如果肯定斯諾的毛澤東主義，那麼斯諾太太就沒有道理否定「六四」開槍者的後毛合法性。否定那些圍繞在反蔣人士宋氏周圍的共產黨「民主派」，是歷史的責任和歷史的必然。現在，埃及和北非人民搞掉獨裁統治者的時間裡，拋出斯諾一類不倫不類的人物，此事本身就是豈有此理！如果謝韜老搞不清楚民社和社民的話，那麼，搞清楚斯諾一類人，既不是搞民社，也不是搞社民，是最為清楚不過的事情，最為清楚不過的歷史。斯諾就是毛派。

　　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斯諾夫人曾拒絕中國官方的訪華邀請。二○○○年清明節，她以旅遊簽證往北京為丈夫掃墓並表示將前往拜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行前通過媒體發表的簡短聲明稱：「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裡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後來，斯諾夫人和兒子在人民大學門口被阻止進入，同時丁子霖被大批國安警察堵在家中；另一位天安門母親蘇冰嫻因與斯諾夫人簡單交談被警察羈押。斯諾遺孀離開中國時發表聲明稱：我不能繼續對基本人權受侵犯的事保持沉默。此後洛伊斯‧斯諾再也沒有踏足中國，更有將斯諾骨灰遷離中國的念頭。──本刊編輯

《动向》

戈尔巴乔夫真像论

戈尔巴乔夫真像论

（北京）刘自立


   前此，俄罗斯为戈尔巴乔夫先生颁布一种奖项，人们乐见其改变苏联之正面作用，获得肯定，写进历史，启示于后。但过分吹捧戈尔巴乔夫的文字，其大致被忽略的内容如下。
   一，戈式改革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和颠覆，毋宁说是一种选择中不得不选择的不选择；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不为中的有为和无可为，是乃不为；这不是因为苏联可以革命或者反革命，而是因为七十年极权主义政治，不可能从底层产生革命起义和武装暴动，而只能产生从上到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是不是触动了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抑或使之改变和偷换成为新式权贵和黑帮体系，坊间皆有说法。
   二，正是戈氏自己，严厉批判了俄罗斯现政权，谓之独裁和腐败；议会和立法机构形同虚制；普京和一些新贵，不但肆意攫取俄罗斯资产（看看普京的亿万价值豪宅等），而且在基本的民主政治选举等事项上，公然作弊，独霸权力，假做以真，真假难变；且对车臣施行暴力涂炭——并因此宣布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可以任意搜捕和残害异议人士。于是，俄罗斯是一个什么东西？遂成为哈姆雷特式的不答之答。
   三，正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人前后发动了触动斯大林体制的演绎和演变，使得苏联－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之假和自由之伪的专制主义国度——这个国度的真正变化是从极权主义全能控制，演变到今天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普京式伪民主和伪自由统治——而启动苏联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本体，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主义，并不能彻底根绝和放弃这样的苏联主义——不管是前苏联、还是后苏联主义。这个主义，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赫鲁晓夫主义（一个可以杀死纳吉的主义），其真正的价值内涵和政治外延究竟如何定位——戈尔巴乔夫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非元创架构——完全不同于任何历史上的革命；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甚至后起的民主革命——是不是可以真正革掉前苏联的社会结构和清算前精英的权、财；抑或只是依赖一种符号和名称的变化，使得苏联以狸猫换太子的实质继续存在下去，是为一问。
   四，这个所谓的存在，正在给戈氏提供一个他所创造的所谓体制的批评内容。这个东西就是俄罗斯正在沆瀣中国，伊朗和朝鲜等非普世价值体系，对抗西方价值或者普世价形成挑战。这个对抗，现在正以全方位触动欧美“健康力量”（相对其中美构中欧构力量）为根据，撰写着历史的负面对峙。虽然，他们并非美国真正的敌手，却也是中国亲近的政友。这个局面的出现，使得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和撒切尔，和科尔的自由主义关系演变成为普京和中国人的关系。于是，在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冷战的阴魂不散，变相继续，勾结照旧，且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和演变为其不确定前途，亦完成又一轮哈姆雷特式的不答之答。
   五，最为根本的一点则是，戈氏主义是不是苏联体制真正的铲除者，抑或是苏联权贵改头换面偷梁换柱主义的承载者——这是一个真正待议之题。所以，对于苏联或者俄罗斯严格秉持批判态度的索尔仁尼琴说过，俄罗斯，不过是几十个寡头统治百姓的腐败政府。这个索尔主义并不认同戈尔主义——他却接受了普京主义。这个绕来绕去的民族和（俄罗斯第三罗马）之宗教议题，现在改头换面，成为普京主义和普京傀儡们的某种民族主义说辞。苏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土壤难道真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类似大帝或者拿破仑俾斯麦甚至其他民主元勋之主义，之体现，之再造吗？根本不是。苏联解体本身的民主效应，更多业已让位给后苏联的政治模糊和主义不确。所谓国进民退的事实，从来就是戈氏新思维和普京－梅德维捷夫政治统治的实质和本质。（虽然，这个体制业已大大不同于斯大林时期和现在的中国；自不待言。）
   我们前此对于这位所谓大帝之选择（或者无法选择）一度撰文论述一番；且援引了俄罗斯前总理的说法，以破除一种天真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戈氏可以在世界和宇宙范围内任意做出选择；且镇压和民主双料选项，皆可为之，皆可成功——并由此得出这个人的仁义之裁及其他——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会事，也不存在戈尔巴乔夫可以举重若轻的潇洒和随意风范。一句话，是西方的压力甚至制裁之预警，告诉山穷水尽之苏联，告诉戈氏，他，只能在屈服和顽抗（也就是在反抗西方必定失败之结局）之间性关系上，给出一个可怜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投降。这个投降之选，不管是你戈氏继续顽抗，还是改正屈从，并无什么区别。所以，真正的提示，反倒是我们上述所言——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在批评他所缔造的俄罗斯，一个更新还旧，语焉不详，不东不西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的非西方正统和非东方血缘更是俄罗斯古旧、更新不能定位课题上依然的难点。东西方夹缝中的俄罗斯和偏向亚细亚方式的生活文化概念，也许，继续在欧美和中国之间，把这个老毛子拉得身体和心灵分裂。这也是戈氏不能全部预料和缺乏“新思维”之事实。
   回顾是根除一切不确和谣言的法器，就是援引事实，证明历史。我们现在引书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文字，将戈氏稍微提携到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而屏除对于他的任何空洞颂词——因为，切要之素是，防止中国人学习这样的方式，以一种更名换姓却不动根本的财产和权力转移，以漂白和转移共产党特权人士的一切之一切
——除去他们的名号，身份和旗帜。难道读者中人还没有懂得其间之含义吗？固然，赫鲁晓夫和戈氏并不是亿万富翁，不是垄断苏联垄断公司的大亨，不是国等于民的某种资本主义统治者——就连希特勒和格林也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前途之二是；一，真正的民主。二，他们的“民主”——也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所谓权贵之狸猫改换术——这个政治转换在苏联研究课题上，叫做“‘诺民克拉图现象’；即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权中人在叶利钦政权中变换角色，从原来的共党头子变成了资本家。”（刘自立
   《苏联、中国模式之同归路
》，下同）这是一个偌大的课题，牵涉到中国转型课题中最为严重，最为复杂，最为险恶之挑战——这个挑战的两条线索就是：一个是响应高层政治改革（注意其）真蒂；一个是主张党内民主（注意其）真相。虽然，这些选择，甚至，都不能被他们接纳。他们接纳之的风险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像叶利钦和普京一样，把民主之戏做完于鼓掌之上，以完成财产和权利的悄然转换，而让世人以为这里不过是在上演一处让托尔斯泰流泪的柴可夫斯基小夜曲。
   进入主题的时间来了。我们看到诺民克拉图真相的日子，首先从1990年前后发生。
   历史记载如兹——“按照盖达尔的叙述，进入八、九十年代，苏联经济业已出现全面的倒退和萎缩。”
   ——“叶戈尔.盖达尔说——
   ——“1990年2月至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主张独立的一方大获全胜。
   ——“苏联领导人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１９９１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希望这次首脑会议能够邀请他出席。普里马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智囊人物）为此前往伦敦，在当地电视台谈到了苏联崩溃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果西方不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混乱。西方的首脑们无法拒绝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了会议，但是没答应提供资金援助。
   “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１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低了头
   ——“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这时，那些主张动武的人开始互相指责，以推脱责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下同）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无法再靠武力保住帝国。
   ——“1991年3月—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联合起来。打算根本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1991年7月30日的新奥加廖沃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关键性让步，同意实行单渠道税制、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完结，按照这种税制，苏联政权将在国家资金来源这个最关键问题上完全依赖各共和国。
   ——“实际上这是促使帝国解体的一个决定，它将成为一个较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同上）
   那么，是不是戈尔巴乔夫完全处于被动，不选择，或者处于负面选择的消极状态呢？不是。这个不是，带给他后来所有应得的荣誉和赞誉。但是，其实，一切在他做出选择以前就已论定：苏联，无法对应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劫数已到。1984/动物庄园的预言，不可抑制。苏联，继续在历史中寻找他们演绎的左右，前后，上下，古今……这些哈姆雷特的摇摆和犹豫全都存在——就连伟大的《红轮》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也不能幸免——难道在文化上低矮得多的戈氏，可以轻易解决之？
   不，不可能。

原载《北京之春》

革命异同性析

革命异同性析
刘自立

革命和革命有异有同。踢开一扇腐朽之门，是为同一。历史上，这样的革命来源于对于建制在革命以前的制定执行和尝试。在民主的古代时期，雅典民主尝试的制度化实践，在一系列民主程序的细节中，给出希腊，雅典甚至拉西代梦人一种夹杂着专制，僭政的政治因素——且随着民主王政僭政和寡头统治的转换，革命，在内外战争和变动中施行了民主化实际操作的现实和史绩。从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乃至美国革命的经验看来，革命，也是回到制度化草创阶段的辅弼行为和复辟行为。这是因为革命最大的道德合法性产生于传统性，产生于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也就是从古代自由转向现代自由——从古代民主转向现代民主。很可惜，这却是西方的传统。古代希腊，波斯，利比亚和埃及，虽然尝试过类似雅典之民主概念（见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七人帮窜权时期的民主化讨论），却以专制和皇政代替了雅典民主；但是，这个希腊民主概念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却是事实，且影响到那些波斯寡头。于是，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在希罗多德笔下，业已成为专制民主转换行为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利比亚埃及和波斯并非远隔这个自由传统。在希腊化时期，这个多元文化的基督教正统，在康斯坦丁那里也是吸纳各种准民主多元化之传统为其补充。罗马帝国衰落的元素主要是多元化势头将其西方化撑破散落的结果（自然尚有全民腐败等因素）。
这个早期历史的规定性说明，转移到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时期，大致情形更加明确。这就是所有这些革命，来源于挽救补充完善他们的早期建制和早期文明。这个文明其实含括了利比亚埃及和波斯文明与希腊民主和基督教文明之接轨。现在，几千年过去了，这个伟大的回潮就像一股巨大的突进力量，把历史拽会了希腊雅典和利比亚埃及之间民主和专制之间的伟大博弈；拽回了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教之间的伟大汇合和斗争。这次斗争中以色列犹太教之马丁.布伯的元教旨主义之式微和边缘化带来萨伊德甚至巴伦伯伊姆（钢琴家）们的巴勒斯坦忧虑论；但是，中东宗教道统的重新洗牌也许就像康斯坦丁议定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位置一样，会出现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两论之间的选择和定位。一种美国是不是未来主流宗教文化和文明价值照样的主导者的提问应运而生；虽然现在做出回答为时过早。但是，埃及革命代表的美国式支持穆巴拉克主义势必为其以后主导者地位的稳固带来解构；如果美国不面对这个解构的话。
一向疏离西方宗教和文明的中国去向，在十九世纪初叶遂遭挑战。一种残暴血腥的东方亚细亚文明和西方殖民主义文化迎头相撞；同时，在西方列强给出殖民路线图的同时，西方民主文明也与时俱进创制中国。这就是清朝和辛亥同时认识西方的故事所阐释的那些事件。于是，从那时开始，中国革命去向就成为世纪话题，引其至今。今天的课题是什么？其实还是上述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朝向的迥异。中国革命有顺乎天应乎人说。这个天并无建制和民主；也许有些制横因子。中国历史上应乎天之革命，是说这个革命是要找回中国的道统；这个革命是复归一种周朝的秩序和文明（周礼＋周易？）这个并非给出中国人可以像西方人那样从革命回到制度的那种方式。于是，革命回到和朝向哪里？几千年来并无答案；这个并无答案的一半方案是孙，蒋革命一半回到中国文化之半制度建设；也就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这个创造虽然一半训政一半军政，却是历史学人不好回避和绕过的伟大创举。这个创举之所谓威权主义和专制开明主义直接创造了台湾经验，台湾民主——遂使得应乎人的革命变天为民主世界。这是不能忽略孙文更不能忽略蒋公功绩之所在——可惜有人将此历史中间砍断只说两头——这就是他们不重视民国存在及其经验之败笔。
这样一来，台湾经验解决的就不仅仅是中国问题；孙文开创的也就不仅仅是亚洲民主；而是整个亚洲自由新文化和西方民主老文化（除其殖民主义）的接轨。这样一来，亚洲专制主义制度建设和西方专制主义僭政民主自由之建制，可以在历史文化上取得融合。这是除去经济融合之全球化更为重要和准确的政治全球化过程与过渡——也就是政治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主义张扬——这是现在新的利比亚埃及和未来伊朗中国历史新走向。这个走向提出的挑战就是地球资源和新民族主义如何摆平博弈争斗和妥协之新课题。这是比较远方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新近走势就是对美国欧洲疏于对此考量和策略的担忧乃及在利比亚和埃及新文明关头，表露的迟疑和不决——这个不决直接带来美国利益和价值在新历史关头的错置和被动——这是美国人奥巴马和美国人里根，英国人撒切尔和德国人科尔最大的不同——也是中国之邓和苏联之戈巴契夫之间最大的迥异。历史上，邱吉尔主义和罗斯福主义也为此苏联和中国（—延安——北京）合法性产生悖论——这个悖论，在1956年纳吉起义和1989年北京造反时期，产生了他们争议不定之后遗症；这就是类似张伯伦的经济建设、外贸利益、稳定格局和战略计划（“计划”革命）的重演；它附属于整个美国布局和利益演绎之彻底破产——这个破产的证伪效应就是台湾和美国断交的台湾民主发生论——美国右翼势力和基辛格主义在南美的反革命破产论和拉美左翼民主势力并从查维斯之流的崛起。
这个效应，直接导致另外一个负面结局：1972年中美接触带来的毛式改革（这是改革的中美媾和铺垫）和邓式改革的展开，导致苏联覆灭和中共崛起。这是美国和平演变和“计划革命”的败局。杜鲁门主义放弃蒋国和迎合毛国，乃至尼克松放弃台湾迎合中共，实属美国短识利益外交内政的失算。故此，在我们如此简单回顾所有这些历史以后，看清埃及利比亚之变的现实和历史重合，就会从中找到中国之花的开放位置和土壤。也就是说，当美国和欧洲取媚和投合穆巴拉克和卡扎非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带来美国人无法发动，不能阻止，必须面对的新式革命。这个恶之花不是波德莱尔的革命颓废主义和美国嬉皮士，而是借鉴美国原始价值的非利益考量之新旧革命观——新式之，就是埃及利比亚独立革命之勇气——旧式之，就是他们和希腊老民主老自由之关系；自然含第三波第四波民主潮流——这个进程最早在亚历山大东进的道路上产生，由后来西人更加覆盖亚细亚的全球化民主潮流，民主进程——虽然，他们残带着殖民主义的血污和尸骨。于是，北京和中国转型，不是从新闻报道里面惯性带出，而是从历史中难产而生；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们的看法于是产生有兹：
一是，中国维权和中国演进的首要关照应该是建设一种独立于美国和欧洲利益的普世价值观和战略革命观；依靠外援和美国的梦想不复存在——含如何对待中美国资本的联姻结构和沆瀣关系——不识破和解构这个结构中国资本的运作不会因为花朵开放而偃旗息鼓——也不会因为只是祈祷偶然因素而偶然看到成功。这个偶然性可以基本排除。
二是，区分革命背景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对症下药，找出出路，不予模仿，易变于天时地利，变易于东西南北；也就是说，中国人要在自己寻找的独特的，符合国情的，不抄袭埃及和苏东波的，自己的革命背景和背景革命中，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顺乎天人，以期谋略，达致功成。历史是由细节造就；未来之历史何尝不是也由细节造成——那种短暂的无政府主义礼赞和节日也许已经被六四失败证伪；难道世人尚要重蹈覆辙？
三是，我们仔细考察近来革命背景非常迥异之各种颜色革命和苏东波革命，找出回应之道，在所必然，并无捷径，既要适当参考，也不可只顾抄袭模仿、依葫芦画瓢——那是没有前途的盲目主义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不能得逞于革命之各个阶段——每一个艺术家之成功，都是因为他的独立思索和创制因素；贝多芬不能只是模仿巴赫而艾舍尔也不能只是参见马格立特。这是艺术的所谓规律和客观；革命焉能不是。
——苏东波是因为冷战的外部条件，使得苏联被迫接受了撒切尔等西方政治家的“政治贷款”条件；也就（被动）放弃了抱残守缺的固执镇压态势，导致革命或者改革在苏东发生（从戈巴其夫无钱无力无援镇压波罗的海小国独立开始）。戈巴契夫的作用，是由于他的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反映；使其不作为之有为，有为之不作为，无法作为，顺其自然，都要商榷以细节，以真实，以客观；含主观之客观和客观之主观……
——六四是美国，西欧和中国（民众+知识分子）本身都没有成熟到面对革命的历史，所以失败，失算——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即极权主义是不是可以从党内打破缺口；赵式和胡式方式是不是接轨于普世民主结构，尚有巨大疑问和不决之因子，没有适当解释和回复。同样，这也并不能说明所有的无纲领无组织无策略无艺术无领袖之革命，就是伟大新革命药方——这是一种无可如何的盲目主义——这在埃及和利比亚也许可以，但是，在中国这个绝大的国家，绝无可能。
——非洲革命是因为美国价值（含美式教育，经济自由——或者一半自由），和宗教依存和独裁、贪墨，双向存在背景，双向导致革命的爆发——且重要、主要点是，埃及等国的统治者没有彻底摧毁价值底线——导致军队独立和中立态势的形成——这条底线卡扎非是僭越、践踏了——但是在六四和新疆，西藏之21世纪，证明这个神话彻底破灭。
——再就是，中国革命，现在不具备冷战的外部条件（美国对中共政权不作定义；和过去针对苏联不同）；不存在内部道德底线和文明积存的残留（政权方和一部分知识人，人民方）；不存在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政治裂隙和相对自由度的存在；加之中国人拜金和犬儒，革命可能性很小。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朵带来的恐慌惧怕和乱像，但是它是不是就是更改无制度无传统无文化无道德之新式革命方法，疑问是剧烈存在的。一切之道德因素没有因为道德不挽救就可以产生；换言之，革命之前的道德因素和人物因素如何可以不在首鼠两端的左右摇摆中做到坚定和坚持不易，是为更大疑问。
故此区隔革命原因和背景的不同，强识历史的惯性和创造，最为重要；然后对症下药，苦严根据和策略，方可摆脱一般盲目的革命模仿性；模仿的真正含义，就是没有能力反映真实状态和现状本质；产生荒诞的乐观主义和绝望的悲观主义。这两者其实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与虑之状态；我们要改变这个状态，亦不是朝夕之事。
所有不愿意发现和寻找路径，以为埃及和利比亚可以复制中国革命，也是一种绝然之错误。我们知道，埃及和利比亚覆盖在西方历史和希罗多德的考量之下；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血脉，隶属于亲子系统之外。所以更加难为探究和发现；我们不能脑袋发热就以为埃及事务就是中国事务（基本上是要区隔专制主义、亲美主义和极权主义大不同）。这也是没有现实感的估计；这个估计也注定不能成功。
所以鄙看，仍要一点点弄清革命前提和根据，弄清内外环境和背景，参考以虑，找出症结，对症下药，方可达成各种花朵盛开；虽然说盛开是必然的；反之，一味模仿，盲目乐观，简单从事（或者不从事），都仍旧没有前途。

革命异同性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