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3日星期五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 下

   —— 辑寅恪大师书以史辨今记

   三


   续后,柳如是怨妇之道,怨而不妒,得统于序,文学政治,居然兼顾,道德家国,是可两全(维护和背叛这样的道德之两重性)为以往男性主义作品相形见绌,蒙上并不现实的负面,虚弱与空洞。比如对于三国,水浒之中男人主义之夸大,且对此怪诞和不实做出切割----这种切割,成为金瓶梅和红楼梦反道而行的女性夸大的纠正。最后,陈寅恪对于新道德和新时代,不男不女,不类不伦,不主不仆(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与毛,与国,与权......),雌雄共体,共产"共妻",抨击之余,痛心疾首。(这种"雌雄共体"之区别于叶嘉莹先生一度对于温庭筠之同类手法和定位,有着天差地别。)这些内容,可以归入新题,也就是陈寅恪以诗求史,证史和研史之方法论和真实论。这是启动上述寅恪式文史哲政于一体之中国学人的哲学观。这个观点结合所谓唐代经学诗文之争论,也牵涉到后世文学-政治之异同。换言之,坊间中外,文学、政治焦集于史的运作方法,每每和文学主旨与政治价值发生争执。其间能够还原二者之人很少。这是中国诗人和史家独到的为学方式和思考方式。前此,人为求证也好,假设客观也罢,是不是一种搭上形式架子就可以枉置前提和条件而似乎以论证应付之?我们说,中国文学在史才中,中国史才/材在诗歌中,中外后来学人大多不会很赞同----问题就在这里。故此,寅恪之诗-史二兼的方式,其实在文选、史记和文章家无数写作纪录中,都有表达。这个诗歌史学,在寅恪大师元白诗歌考察中做了范式,且不是无求证,无假设之散文散点,而是焦急和诗才通行,人物于史料共协。我们说,这个史料的诗歌化和诗歌的史料化研究法,成为我们看到的同样失传的一个遗憾点。很少人知道,要从中国诗国中求证诗人诗歌作品和历史文论。但是,寅恪做到了这一点。其在柳钱一书中比较元白一书,更加浩大繁复和细腻地论证了钱、柳一类诗人,史家和男女......这样一种文学素材和政治素材。这是他非常独到的文论风格。这样一种风格,不但继承了文选、史记以来的文章诗话、实话风格,而且完成了比如美文,檄文和策文(策论)之间的恢宏一叙,惊诧一论和一统文范。这是以《讨武曌檄》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超越政治对错的一种也为政治语言权势所认可,且可以是非不定而传之于后的一种"超文本"文字。这类文本和《胡笳十八拍》,和《洛神赋》----《男洛神赋》(柳作),和《长恨歌》,和《秋兴》(之杜)----和《后秋兴》(之钱),和《风华二百韵》(朱彝尊),和《读史二十首》(王国维)......一脉相承,一体呼吸,造就了中国汉文字独特的史观,立意和风景。这是需要中、西学者再论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主动被动,主观客观之间,这个标准的契入,使得我们所谓后代现象学之主-客观解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主动性选择一类概念,深深隐藏在寅恪大师这样的诗化史学中;同样做到了主观于客观的选择和主观客观为文而我跳出圈子之外(参考梅罗.庞蒂语)。这样的很现代的方式,是不是决定了寅恪对于胡适的某种否定和质疑?----而胡适的求证,到底研发了哪些回归主观,客观,真假,虚实之务,实在大可以怀疑之----他的自由主义是不是结合了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抑或仅仅是一种孤立的,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及时(而无效)的呼吁?(相对于毛之不是呼吁,而是革命......)。鄙笔以为可以讨论十天。


   


   于是,我们拐入一个绕有兴致的另题,那就是诗歌的叙述化和反叙述化主题。这个主题同样带来陈书的各种界定和解构-结构。这样的主旨明确出现在元、白诗歌论述当中。和后来八十年代,诗人学者讨论之中国现代诗歌之反叙述特征,象征特征,意象特征(庞德),0意义特征和全意义特征,纠缠混淆,明暗不辨,生息二兼。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内涵。史诗史是,东西接通,皆始于对于历史的诗歌唱咏,如荷马史诗,如印度史诗,如离骚,如诗经。但是,这个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我们看到,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主张的语言革命和语义虚无。也就是语词和实项之间形成元罪和不对称主义(见蒯因等),逐步登台演习。这样,诗歌的能指和所指,逐渐分离,逐渐对峙。一时间,对于不要说历史,就是一朵玫瑰,一件尸衣,一个节奏(见马拉美无意义诗)......都处于写和不写之间的间性虚无;所谓主观客观,历史现实,究竟是不是产生了关系,后现代不作合题。语言和真实,如果产生了关系,如何?如果没有产生关系,又如何?这是语言和人间和宇宙之间的离悖主题。这个离悖,产生正负两种效应。一个是正面效应。当二十世纪纳粹和极权兴起的时候,语言真理发展到暴力真理----这其间,语言暴力产生了致命影响。所谓敌人效应和"没有敌人的人没有价值"(波斯尼亚箴言)之间,同样发生了龃龉;这是逻辑在形式和实证领域之囹圄现象。于是,不管是卡尔纳普,还是维特根斯坦,起来要颠覆语言、逻辑、真理论和客观论。这个半途而废的现代思索,虽然,很快随着维也纳学派的凋零而匿迹,但是,他们活跃思想,解除习惯和更新思想之作用不容否定。二是,这个怀疑一切的观点,很快回复到对于语言呈现历史和真相之重新乐观的原点重规。这个原点,带出了世界传统思维中,所谓"太阳是从东方升起",这个原先被解构者否定的老方式,老观察。太阳升起了,光芒依旧,人类依旧,也就是,史才诗笔的依旧。人们无法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抨击的(德勒兹主义抨击之)柏拉图,欧几里德和耶稣,完全抛弃,重新再置----而这个可能性等于0。在此意义上说,人们可以分解柏拉图,但是,无法说希腊化史诗是无意义的语言虚妄,就像人们说,不知道什么是"玫瑰"。这样,我们铺垫了通往陈寅恪叙述文本之提倡的,来自古文运动之叙述主义的强调和回归。这个回归,直接达致寅恪肯定诗歌求证历史的方式和诗歌叙述的传统。这是十分重要的解构和结构一统;换言之,如果人们在虚妄传统,否定诗笔,荒芜逻辑里不得真相,解构而溺,则可以解悬/玄于寅恪先生对此做出决然的反驳。赘言之,新诗百年,是不是可以回复到寅恪赖以求实,求史的素材,观点待证之价值和事实中,人们自然严重质疑之。


   


   在开始我们的主旨撰述之前,可以插进一个小故事。新诗证史一举,并非人们没有尝试。这个尝试,就是对于《相信未来》(郭路生作品)之求史求实之辩(见刘双辩文)。这个辩论并未涉及寅恪的文本,但是,无独有偶地迎合了陈述的方法。我们简单绍述之。一,就和微之之于崔莺莺一样,道德启示和社会因变,是不是绝对震慑了元稹误读于后的一种求证?回答是肯定的。二,曾经沧海,除却巫山,是不是元稹的事实求证结局,寅恪回答:不是。三是,误读郭路生,是不是广义之上的"相信"?不是,历史的相信,是他相信他那个狭仄时期红卫兵的崛起......。四,那么,诗歌确读,是不是可以排除误导?不是,你可以相信未来于一般,但是,就像微之发誓要鳏寡孤独于人而背信弃义,始乱终弃。是和他强调的鳏鱼主义既反对又支撑之局面。终成多疑,多意和繁复文本。五,史料拥有者可以知其一,并知其二,其三;蠢笨无料者,可以相信未来----"主子留给仆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相信未来"(英国谚语)。回到元、白,钱、柳。一般意义上的相信未来的依据,当然是上溯历史,察言当下,得出未来。这也是寅恪以诗采史,诗以庇史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元白诗歌考证中初见端倪;后又在别传中提供钱注杜甫诗歌时期提倡的以诗求史。二是,这个以诗求史,强调诗歌叙述史诗方式的寅恪诗论,让中国诗歌浑然一体于整个历史参证;这是将诗、文,文本,史笔一体协调的观念,也是排除诗歌仅仅为个性吟唱逃离社会之正面主体意义的恢复(针对误导社会之"纯文学"论)。三是,于是,这些观点在陈书中发扬光大,且在寅恪直面极权主义生活和统治时期,成为他诗歌创造抨击政治社会的立场和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自由批判;虽然他还是对正面阐述民主做出回避。我们先来看看《元白诗笺证稿》中十分明确的阐述。至于大历史背景是这样。寅恪说,唐代科举之盛肇高宗,成玄宗,极德宗。"德宗本文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太平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姿,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而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也。此二者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言之,题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为古文运动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做小说者也。"这是寅恪强调叙述文学之关键点。他说,元、李(绅)撰莺莺传于贞元时,白、陈(鸿)撰长恨歌于元和时,视为新兴文体,是"皆备众体",也就是大众化问题,且"王公妾妇牛童马走"欢迎之。文体已备,就是道德文章和文章道德问题的发端。寅恪说,(关于元氏长庆集)"夫此两类诗本为男女夫妇而作。


   


   "故于(一)当日社会风习道德观念。(二)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当日社会中所处地位。(三)当日风习道德二事影响及于微之之行为者。"这里是我们所谓道德二元化的具体表达于寅恪,"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于是贤。拙升降,兴衰生亡而不一;所谓"仕宦苟不得为清望官,婚姻苟不得结高门第";乃及当时所谓"重进士轻明经"......都已改变;成"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人为浮浪,文为倡伎所谓山东保守派之道德并未完全消失,微之尚"不敢公然无所顾忌"。所以微之不取其次,缘道缘君(在薛涛死后)寅恪说,有时为之,有地为之而不为......。转到新乐府之白乐天。他的诗歌进一步呈现了以诗证史的方式。如七德舞,如上阳人,如海漫漫,如立部伎,......如此而已,非而已也。("《七德舞》篇与贞观政要之关系",无庸多析。)(《别传》),如红线毯,如卖炭翁等。"一题各言一事,意旨专而一,词语明白,鄙意似胜微之所作。"(皆同上)这是寅恪明确说出白胜于元。)"他(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说,'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綦维文,后同)(又,"钱谦益《草堂诗笺元本序》云:'取伪注之纰缪,旧注之蹖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可见,钱谦益的确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史实,批驳旧注上,文句字义的理顺,实在其次。")那么,陈寅恪自己的诗歌写作是不是也和他的诗歌求史的精神和方法一以贯之,有所继续?我们的答复肯定。可看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嬴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我们知晓"文化神州之丧"不是悲情戏言而是残暴现实(从1927年到1966年----?)这是一。丧而丧"一身",不是其余者可以替身或代,这是二;这是他以王国维为文化传统符号做悲痛一哭的根据。三是,"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陈寅恪《寒柳堂集》)四是,"湘累宁与俗同尘。"这是1927年痞子运动之累,之俗,之尘乎?五是,"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也就是他要考史,作诗,悟人,解事乎?六是,"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大清"一说,似乎是点题之语。年年哭灵均,即'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刘勰);也就是上下求索,千年一日。这是我们看到的寅恪自己秉钱,秉柳,秉前朝,秉传统,开始针对中国现代史的史证和批判,《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詩存》,《陈寅恪诗集》证之。直至其终站于文革。于是,钱柳陈之一个怪诞而合理,伟大而独立之系列由此而成。我们阅读"秋兴"抑或"投笔",阅读寅恪钱抑或诗笔,还是会最终发现这个道理。之所以寅恪一度对于共产党通史简编(范文澜之)有所痛斥。"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肆狂。著书纵具阳秋笔,哪有名山泪万行。"就是因为他谓之国亡魂弥。其实不但是国亡,天下亦覆。我们说天赋人权,古人说天人合一;抽取一元(抽取道统天人),何谓国、家、人,何为修齐治平?何为纲常四维?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情,难道就是要去诗荡史,一张白纸乎?所以,在此意义上,还是寅恪观点重要省人;那就是说,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可战可合,但是,"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系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君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君李氏中,偏于武俑,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治始终不能收复。"(《别传》)是也。这是我们既看到钱柳诗歌超越之处,又看到他们既反抗又保守之双向文化呵护。这是时代产物,也是传统产物也。因为这个传统断绝不在明清,更不在隋唐。是在哪里、哪时呢?俟后再解隋唐和唐代政治历史之寅恪大师文字以确。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嬴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我们知晓"文化神州之丧"不是悲情戏言而是残暴现实(从1927年到1966年----?)这是一。丧而丧"一身",不是其余者可以替身或代,这是二;这是他以王国维为文化传统符号做悲痛一哭的根据。三是,"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陈寅恪《寒柳堂集》)四是,"湘累宁与俗同尘。"这是1927年痞子运动之累,之俗,之尘乎?五是,"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也就是他要考史,作诗,悟人,解事乎?六是,"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大清"一说,似乎是点题之语。年年哭灵均,即'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刘勰);也就是上下求索,千年一日。这是我们看到的寅恪自己秉钱,秉柳,秉前朝,秉传统,开始针对中国现代史的史证和批判,《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詩存》,《陈寅恪诗集》证之。直至其终站于文革。于是,钱柳陈之一个怪诞而合理,伟大而独立之系列由此而成。我们阅读"秋兴"抑或"投笔",阅读寅恪钱抑或诗笔,还是会最终发现这个道理。之所以寅恪一度对于共产党通史简编(范文澜之)有所痛斥。"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肆狂。著书纵具阳秋笔,哪有名山泪万行。"就是因为他谓之国亡魂弥。其实不但是国亡,天下亦覆。我们说天赋人权,古人说天人合一;抽取一元(抽取道统天人),何谓国、家、人,何为修齐治平?何为纲常四维?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情,难道就是要去诗荡史,一张白纸乎?所以,在此意义上,还是寅恪观点重要省人;那就是说,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可战可合,但是,"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系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君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君李氏中,偏于武俑,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治始终不能收复。"(《别传》)是也。这是我们既看到钱柳诗歌超越之处,又看到他们既反抗又保守之双向文化呵护。这是时代产物,也是传统产物也。因为这个传统断绝不在明清,更不在隋唐。是在哪里、哪时呢?俟后再解隋唐和唐代政治历史之寅恪大师文字以确。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 中

  —— 辑寅恪大师书以史辨今记


   二


   这里牵涉爱情的文本和文本的爱情。虽然我们把这个中国近现代才出席的词汇套用在柳如是别传上头,并不适当。但是,阅读此传记和阅读其他传记有着共性,这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不是权钱交易和主仆为位,无论如何,是可以打动人心的。虽然,这个爱情是(准)宰相和妓女之爱,是耄耋和底层之爱,尚其中包含着中国女人求生之道的种种难言或者明言之因。而且,这个爱的言(诗歌传达了柳如是文本等身之情)和行(涉及到他们转换个人之爱为国是、社稷关怀的正面斗争),成为我们就此之爱,关注和研讨其中隐秘人格乃至命运的契机。所以,政治情结,最后,大致代替了耄耋、少女之情,成为这种比较茶花女不知道多出多少内涵之钱柳课题的真问和问真。这个问题,又带出陈寅恪大师几乎晚生的全部寄托。(换言之,钱柳之情绪不单是"官梅一树催人老,宫柳三眠引我狂";也不单是"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更是"轻骑今朝绝大漠,楼川明日下洋河","晋阳蜿蜿起飞龙,北面倾心事犬戎"(南唐北望之心虑、之壮志......)那样一种规模的人生,情结和抱负。我们看到,钱柳之间的这个政治抱负,在历经了柳如是和前此她的情人的情缘离合以后,逐步发展到牧斋处,而告完结。其中,所有那些前情人,前爱人,都成为柳如是完成几乎是政治徇情的一个个铺垫。不管是她初出于道的周道登,还是爱之而恨,不能完成与之的宋征舆,还是玉成他情,豁达大度的汪然名,加上闪闪烁烁,一划而逝的那些男人先生诗人,柳在这里结合了中国古代爱情的无数故事,将她自己列入了可以说是爱情和自由之间的一种奉献。这种奉献当然饱含着所谓的负面成分,如,她的攀高于牧,她的斗情于王(钱谦益元配之王氏),最后,她的徇情于钱。但是,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向死而生(如海德格尔所说),而是向生而死。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她四十七岁死亡以前,成为钱谦益南明勤王,力图复辟的诗歌代言人和政治参与者。这个启示不小,因为这是钱柳之姻的最后注解。于是,在此一端,柳如是把她和历朝历代那些男欢女爱海誓山盟之诗意,转化为政治意志,政治行动。


   


   但是,作为诗人的柳如是,她的爱情之歌并非完全是她一度男装于钱;不是她一度谈兵言剑;也不是她奔走于清朝降将旧好之间,为了解救一度落难之钱;而是她是一个纤弱而又坚毅,天才而又温柔的女子。她的一生之所以诗歌等身,固然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还是可以用很多寅恪大师援注的历史爱情为其摹本,成为南明爱情故事和王国之宰,之男女之间、类似李煜的灭国之唱。所有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所有的元稹和崔莺莺,所有的李清照和赵明诚,所有的朱彝尊和冯福贞的情事,都可以或多或少点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之关注引来的个体之爱情、之发展;而钱、柳之间的爱情之所以可以引发寅恪勃然歌起,当然,还是因为她们之爱所承重、承轻之丰富。这个丰富之一,就是政治内涵的突兀和死结纠缠了个体逃避从而否定之;这个死结诠解的钥匙,自然握在陈师的手里。第二,我们以下可以展开,那就是柳钱文本之爱和柳钱爱之文本;换言之,如果没有柳如是、钱谦益诗作等身的奇迹发生,她们之间的爱情,也就一般般被耶稣说一句,你(柳如是----末大拉)爱得多----也就是了......但是,这个"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江南情境,是不是一如有人所说,不过是寅恪完成他的对于他弟兄纨绔青楼之王谢子弟之行的补充性意淫呢?抑或简单是要浇浇块垒,吐吐性意----停留在"我爱你白个身子乌个肉----我爱你乌个身子白个肉"呢?恐怕不是。因为,柳、钱之间的爱之文本的出席,让这个爱情,成为一种十分难以解读的深刻复杂心理,且就此贯通了整个中国诗歌文本、诗人性格历史、政治倾向索然之轨迹。当然,中国才女,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如,上官,如,鱼玄机,如蔡文姬......我们的看法正好适反;柳如是正是因为她继承了这种女性特质于人生,于文本,才加入了中国诗歌历史,爱情历史的正殿辉煌;反之,她若没有文本的爱,就会堕入某种董小宛、陈圆圆类的次等悲剧之中----说笑一下,茶花女就是次等悲剧,因为她不像古代希腊的阿佛洛狄忒那样涉及了命运之大多数。故此,柳如是之女性定义,成为中国人情、诗歌双向结构的一个师范,一个解读。她是不死诗歌的烈士,其次,才是永恒爱情的祭品。这是主次之分的判断。


   


   第三,柳如是的道德历程(情爱历程)究竟如何?之所以要追求这一点,正是和她的人生、诗歌关系紧密之顾。关于柳如是负面心理的社会定位不是陈书主体;主体是他对于柳如是远远胜于其钱的人格赞歌政治立场。处于生存的一般需求,柳当然不能免俗,有着她加入钱家庭以后面临的、和很多三妻四妾一样的遭遇。这种遭遇大自武后之心非和顺,地实微寒之卑微----但是这个反对贵族、门阀世袭的,以武则天为首的新兴阶级,能够成为唐李天下之一种,完全是李周世界里面深刻发生的阶级变动(见陈述隋唐制度渊源......)----小至才人奴婢出头三千上阳和偶然帝王统序。这是包含柳女这样按照诗才之道上升到权贵文人圈子的另谋之道。这样的选择出路和很多男人的文、武之举,都是所谓封建阶级之间社会变化和改变(个性)际遇的奋斗使然(只要这样的渠道不被渠首毁灭,如毛)。这个奋斗结束于毛的另类阶级桎梏。这是陈寅恪大师绝对注意到的事情。故此,"天上素娥"和"地下红袖"才出现一切"热爱一人"之怪诞和无耻结果。此间,维护这样一种环境和提升一种地位于妻妾,于前妓,于诗人,其间发生了深刻的阶级变动。武则天或者西太后的上升之路之所以非常艰难,就在于她们遵守的妾妇之道之诡异。杀死这样的女人的制度是生死韩信,失败萧何。这是毋庸赘言的史实。可以一言的道德定位,则是柳如是这类才女的上升之道,之德,之才。这样的道路之所以艰难困苦和偶然光华,也是因为这样的女子之德,同样面临着上阳白发和无脑之女的大量牺牲和浪费。说她有着某种才人,才女的意义,可以成立。说她毫无意义,也不见得不准确----这是以千万女子的被压迫和被强奸为其代价的。但是,也正是这种对于强奸的禽兽之王的人类之非之伦理的反抗和反抗空罅的存在,中国历代才女之得以出现,互助于她们的主子和男人,成就了诗歌历史,文学历史甚至社会、政治历史。这就是道德历程大前提之正误皆备的哲理分梳。


   


   细而论之,柳如是道德心志的消磨和砥砺,主要借助于她和夫君钱谦益起码在人格和适才上面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多少不能出现解放女性之全部古代民主的公正和不公正。但是,适才之平等带来的爱情和男女之平等,似乎超越了她们之间天差地别的社会分野。有人说,你把这种封建社会纳妓配妾的事情小题大做。是的,这也是陈文之法。这个小题大做,元及人性扭曲的柳氏的十四岁出道,也终及其为牧斋殉难于四十七岁(牧斋八十三岁死)。这是一道非常难以解释的道德难题。我们只好循此轨迹来看看大师的说法和追踪。这个追踪,挂一漏万,不可为全。主要事迹的撰写是逆反而成的(两种意义上的逆反;时间上和政治上)。我们首先看到,很多作者和论家亦乎有所得书,那就是柳如是反清求死,抵身自断的大女人(相当于大男人)气魄与气节。陈述谓,柳畏寒不登山;钱谓水,不临池;也就是不同意柳如是建议殉国自杀。人皆知矣。


   


   又是,柳如是遇难救人,先死后活,解夫于囹,奔走各界。告知后人,这一位"大女子"要求参与政治,择定立场和参与夫举的女杰豪行(也是诗歌存史,证事之一例)。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三死之说。钱柳之姻缘,其合于三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姻缘,更别有三死之说也。所谓三死者,第一死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也。"牧斋于顺治五年四月被逮之南京-常熟。案为,黄赖钱用钱支持反清起义,钱拒之;"毓祺病死狱中,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嫌。"马柱国上疏解救之。钱谦益"有学集......序云:丁亥三月晦日晨于利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状焉。""盖牧斋逮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然后出狱,尚被管制,即所谓'松系;,......考河东君与牧斋于茸城结褵,时年二十四,此年为崇祯十四年辛已。故顺治四年丁亥适为三十岁。""关于牧斋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考察。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柱国或其他满汉将帅为之解说,即无疑意。"又,钱被捕,柳寄愚(梁)慎可家(凋零庄)。"慎可乃救免牧斋之一人。"再,"至于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辗转传闻,可不置辩。"但是说贿"三十万"不合牧斋"经济情况"。"寅恪案,前已考察牧斋因黄案被逮至南京,实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此时清廷委任江宁之最高长官乃洪亨九。钱洪两人于明季是否相识,今不得知,但牧斋与顾舆治为旧交,弘光元年已酉祖心由广东至南都,斯际牧斋正任礼部尚书。授之为当代词宗,尤博纳内典。祖心既与顾氏亲密,寄居其寓楼,则钱韩两人极有往还之可能。"巴山等举发函可案,在顺治四年丁亥十月。牧斋于四月被逮至南京入狱,历四十日出狱。其出狱之时间,当在五月。然则牧斋殆可经由顾韩之关系,向洪氏解脱其反清之罪。马柱国不过承继亨九之原议,而完成未竞之手续耳。""更可注意者,即说马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适为"漫天画地鬼门关,禅板蒲团在此中。遍体锒铛能说法,当头白刃解谈空。朝衣东市三生定,悬鼓西方一路通。大小肇师君会否,莫将醒眼梦春风。"(此为钱谦益"禅关策进诗"。试问今日之国有何禅关,有何策进,......)此也为"采诗庇史"之说。其中当然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柳如是的态度。她的抱病蹶起,代死于死,同死于死,究竟是爱国道德?爱夫道德?品节与之?精忠与之?我们看,都是二元化的。二,这个捕案,说明清廷政治于汉臣(马,洪等)抑或只是政治民族间的斗争,不是诗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三是,这样的道德文化,即便在嘉定三屠以后之"死人更比活人香"的惨烈状态中,依旧可以挽回,可以生续,可以发展。适为"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最后,自然是政治、宗教的相对独立和置衡,发生些作用......"漫天画地鬼门关,禅板蒲团在此中"。柳如是"如是我闻"的宗教气场和玄念灵感,使她成为一束多种花样:她首为女人,也为诗人,也为画人(她的笔墨之精瘦如体),也为夫人,也为妾人,也为大人,也为小人(小女子),也为国人,清朝人和明朝人......之多种春秋万千,气概无双之集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同)



再是,柳如是洛神为男,风范千古,才不让人,豆红血碧。这是我们在所谓新时代很难看到的奇迹。一个政治"怨妇"的轰轰烈烈和一个小女人的温柔灵透,在柳如是身上化为一体。


   


   牧斋于南明倾覆前后论剑谈兵,庄周谋国,钱柳襄助而以韩、梁自免。虽他们的诗歌,风格男女,思压其上(柳)而娟媚于下(钱),"于时旗鼓各建,隐若敌国"。这也是后文所谓以诗证史,钱柳不孤的一种范例和榜样。钱、柳等人的诗歌大致随着清朝的垮台和南明的挣扎而起,可以说绝望不除希望,偏安其实不安。他们在历史文本中记录了这样的抗争,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这不希缺,希缺的是他们在明、清文本接续和诗歌承传中,完成了那个时期独特的文章链接和文脉续史。故此,钱柳一代人可以反清,也可以复明,但是,他们既不反对清朝对于天下道统和学术的沿袭,更不拒绝明朝政统庇护下的精神载体。这种精神,后来被清廷并不切断历史的人事和文事制度所挽救之(后曾国藩与洪秀全之争,就是文化保存和"文化革命"之争。)以至于寅恪所谓"嬴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之哭清情结,并非没有道理。具体而言,回到钱柳等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可以大致分野他们抗争文本的概貌。这也是柳如是别传继续元白诗笺论稿施行诗歌证史努力之更加深广一文本。先是弘光不允牧斋做韩世忠,故此柳"愿作梁红玉而不能"。后事南京陷落,钱谦益迎降;病假南游。再是牧斋于黄案"虽得苟免,复明之志仍不因此而挫折"。谦益有学集后秋兴八首之"水击风搏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前期之念,耿耿于怀。瞿忠宣公集"扶明可必,人心思汗"在牧斋书:"......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划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据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弈碁然。楸枰小枝,可以喻大。'"这个出师表的大致规划是,要地之争,中原根本在江南。全力恢复荆州。财富江南,既定北上,扫清诃溯。且兼顾两粤......等谦益秋枰之局拨云见日。"牧斋此次复明活动,诃东君亦曾参预其事,可无疑也。"


   


   据料"永历六年(壬辰)冬钱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七年(壬巳)七月,姚志卓入贵筑行营,上书安隆,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八年七月遣内臣至厦门,册封漳国公郑成功为延平王。九年三月简封朱古全万里赴义......视师海上。......十三年六月延平王郑成功率师围南京。"钱《投笔集/(钱牧"斋《投笔集》之命名,自是取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义。")小舟惜别》云,"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破除服珥装罗汉,(自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讲柳如是----自立)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灭损齑盐饷佽飞。娘子绣旗营垒倒,(自注:'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夜,中流矢而殒。惜哉。')将军铁矟鼓音违(自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此章讲柳如是资助姚军;又,阮姑娘事迹有钱引诗证之。"激浪风帆高入云,相看一半石榴群。箫声宛转鼓声起,江左人称娘子军。长江铁锁一时开。旌旆飞扬羯鼓催。既喜将军挥羽入,更看素女舞霓来。挥戈筑垒雨花台。左狎夫人右酒杯。笑指金陵佳丽地,只愁难带荔枝来。"(《璜堂存稿》)是为一证。再证。"顺治十一年甲午牧斋集中有二作品与马进宝有关,亦与复明之活动有关也。"至"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冬间,牧斋往松江游说马进宝反清告一段落。次年复往金陵,盖欲阴结有志复明之人,以为应接郑延平功取南都之预备。"还证。此时郑成功有商业在苏州。尚未被清廷觉察。"牧斋之屡游苏州,或与通海之举动有关。"阮姑娘外尚有寇白门姐妹,也是复明强女。牧斋诗之,"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郑)板桥记之。至于柳如是,其实业加入这股队伍。"意谓于崇祯十四年六月,与河东君在茸城结褵,共历十六年,风流韵事,远近传播,今早已成陈迹。......己身与河东君,近岁以来,非如前者之放浪风流,而转为假籍道学,阴图复明之人,与维摩诘经中菩萨衣花不染同,不似诸大弟子花著不堕。若取牧斋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沾花丈室不曾染'句相比较,足知此十七年,钱柳已由言情之儿女,改为复国之英雄。"钱"最有关复明运动"诗证如之。《题扁舟江上图》时也,是也,为刘远公题。(略)俟延平败,有投笔出。也就是寅恪说,"投笔集诸诗模拟少陵,如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言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也。"这是非常值得严重关注的;加之寅恪前此对于钱秋兴后秋兴之超过秋兴(杜少陵之),更可说请诗超越唐诗也有一证也。


   


   续是,柳如是际遇男性,道德挑战,性别自尊,史才诗笔。这种"柳如是遴选法"即使察言了包含程孟阳,汪然明,陈子龙,宋徵舆,谢三宾......这些走马灯式的男人的面目与质地,也为她区隔于她的姐妹逃避入观,离开人世的消极自由。


   


   让柳如是成为测试中国诗人和世们的轴心与镜像。柳如是《春日我闻室作,呈牧斋》一诗,多及此道。且陈述细节备至,说出钱谦益不择柳诗入集于《初学集》,是因为这些诗才/材"非复牧斋所能及"----("今观初学集中所存牧斋唱和之作,颇多别有意境,非复牧斋所能及。至其未载者,则属不能于牧斋竞胜之作品。由是而言,初学集之未能全载河东君诸诗,实出河东君本人有所去取之故。斯固负气好胜,而又聪明绝世之人,如河东君,所应有之举措也。......)----"河东君此诗,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之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察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将李数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过(加草头)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枉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之来之勺园。在苏州,或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分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之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


   


   虽有陈夫人和诸多妾妇之嫉恨派,又有钱尊王辈皆为反对派,尚有宋辕文谢象三报复派,故柳钱各诗有韩愈之"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之幽通病怜;正是"珍重家中兰桂室"(柳如是对于道德家庭的所谓"尊重");"裁红晕碧泪漫漫"(钱谦益对于老三、老四的期许和同情。)所以,这里的是非得失,刳肝血沥,都是二元化存在,不是一句批判打倒可以解决的。我们看到寅恪对于所有这些情人转马灯的一一解读和画像有累。(皆见《柳如是别传》,下同;注外)如,汪之于柳钱。寅恪按,河东君当是于崇祯十二年冬游杭州,寄寓然明之西溪横山书屋,即在此度岁。元旦患病呕血,稍愈之后......故知然明以应酬离杭州他往,预河东君留杭州至暮春三月还杭州后与之相晤,然河东君赴禾之意甚切,不及然明之返,遂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二月二十四日离杭州往嘉兴也。"(有汪柳尺牍证)。那时,所谓"美人迟暮(她二十二岁),归宿无所。西湖之游,本为阅人择婿。然明深识其意,原作黄衫。"此解读汪之性格和好处。如,谢三宾与之。谢买书,丢人的故事较为人知;"象三以'塞翁'为其别号,则不知其所失者为书耶?抑或人耶?"谢,钱都有论武之述,"谢氏识师纪略,虽为全谢山鄙为不足道,但象山之书究是实地经验之言,持于牧斋天启元年辛酉浙江乡试程录之中文,止限于纸上谈兵者,以相比较,门生作品,犹胜座师一筹。唯美人心目中鉴赏如何,则身于三百年后,不得而知矣。"柳落钱家,象三"眷恋不忘,童心犹在,可哀可笑也已。"(同上)再如陈子龙,如,宋徵舆,......陈子龙是陈书肯定的于柳之郎才女貌和天作地合搭配;河东君为他做了《男洛神赋》,爱情、梦想,诗见端倪。但是,也因为后经济窘迫和地位卑微(他乡试失败)而告有缘无配。寅恪说,"夫卧子以才子而兼神童。河东君以才女而兼神女。才同神同,其姻缘遇合,殊非偶然者矣。论者或疑宋辕文(徵舆)亦云间世青,年少美才,与河东君复有一段寒水浴之佳话(......柳、宋约龙潭相会。"'宋朗且勿登舟,朗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此《出水芙蓉》足当男洛神之目而无愧。但此赋云:'友人感受沧溟。'赋中又有'协玄响于湘娥,疋匏瓜于织女。'之语。今卧子集内有'湘娥赋'一篇,与河东君所言相符应。而辕文作品中,尚未发现与男洛神赋有关之文。噫!卧子抗建州而死节,辕文谀曼殊以荣身。""卧子与牧斋在文场情场,虽皆立于敌对地位,然观此书(《安雅堂稿》),其推重牧斋一至于此,取较宋辕文之贻书辱骂,器局狭隘者,殊有霄壤之别。"(同上)



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 —— 辑寅恪大师书以史辨今记

陈寅恪现象,洎其晚年二十年事闻著以来,被讨论过一个阶段,现在看来,却不见深入而续之。再读大师作者几种,觉得有些感想和观点呈此望确。寅恪书言及的课题,主要分布在这些领域。换言之,大师在史学,文学,政治学上的融会贯通和敏锐观感,是他将这些领域化一的成功和成果。如果说,中国人阅读中国书,凡二十四史,经学诗文,文白雅典,都是要分断代和个题的,不如说,中国书其实就是一本。所谓牵一发动全身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陈师所以有纵横捭阖之关揽,有上下古今之把握,就在于他的史才诗笔求实,求真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这是从他的元、白论,端生论到如是论,一脉相承的问学之道和探索方法。他的问学和文学之法,每每融化到他对于历史,制度,人、事乃至礼乐的深入探幽之中,每每发别者不能发、不敢发之言,纠正错误,梳理脉络,还原真相,建树道义而能每每见史,见解,见呈。他的诗歌-小说(戏剧)观点,又每每和问学个性化、诗歌化、小说化思维精密关联而不失史料真确和发生。这是他避免人云亦云,痘饤之考的关键;换言之,他的历史观就是文学观,他的文学观就是思想观。这是他著书立说,超凡拔俗的风范和品质。不是一般史学家可以做到,更不是御用文痞可以模仿的。我们看到,陈寅恪大师主要的文学史学擘划呈现出来的二元对峙和统一。这个二元化不单于复现人,揭橥于事,还见呈于史。他的二元化,就是体现那种类似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我们说,这个自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这个自由,却是进入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文化的正负,文明的优劣,道德的良莠和制度的黑白乃至宗教的形上形下,都不得解释于辨正和客观(虽然,现象学人业已把主、客观之间性提升到更加上层……)。解释而言,对于所谓历史,寅恪叙述法是二元的,不是单面人,单行道;因为他首先匡定了政治制衡和政治专制的二元框架于史料;由此定义人物事件史实。且由此自定或者他注历史、诗歌、小说戏剧中人物的道德之二元性。这是他自身的择定,加之政治的,时代的,皇朝更迭的,道德自限与他限的择定;这些历史人物的道德定位,既然反射了历史文化的有待改变的急迫性和继承性,那么,他就势必有他必须继承的那些品质和必然批判的那些劣迹—-如若不然,人们就会堕入文革一类反动现代派的文化和道德真空。于是,我们看见,寅恪大师在柳如是和钱谦益身上阐发的道德二元性和她们的政治态度之互相联系,互相反对和互相支撑。这是将历史人物及其立场、及其文脉一概打倒,一概否定之批判的再否定。其间,关键之处正如寅恪先生所言,主持中国文化千百年之儒家文化及其载体,还是那个皇朝轮替和文化渐变的古代和近代社会,不是现代派毛主义的真空野蛮。历史导致的文化灿烂和制度辉煌,丝毫没有排除他的制度积弊和人物短视乃至道德腐朽。

那些后来看到革命和西化的中国人,之所以百年找不到道路,百年重踏着盲点,就是因为他们犯下了两个失误。第一个失误,就是他们不知道历史中上至君相制衡、下至游民制衡乃是的中国政治存在和文化发展之关键;二是,他们也不知道所谓钱,柳一代前后之历史人物身上所附带的道德品质和气节,乃是中国民族的本体精神,并不以现代性排斥古代性的结果(人们看到英国保守主义的文化气质,多少在寅恪,吴宓,钱穆诸师身上聊备一格)—-也就是说,任何自由之现代性,如果不乘积古代之,抑或转换成为毛主义白纸论,那么,事情就会越发糟糕,越发凶险;而白纸论,既不能创造价值和道德,也带不来现代性,更何况自由和民主。这是我们看重陈师之处心积虑书撰历史人物,呼喊人心复古之原因。这也是寅恪全部抒写的既是感情也、是理性的著作特点。寅恪大师的主题虽为一体,却不是不可以予以简单划分之;且在这些领域里勾连贯通,多元而又一体展开。这些主旨和范畴包含了他的主导思想。这个主导思想就是二元化、不作合题的辨正求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试验。这些领域大致是,文学写作的人性化道德化追溯,与历史、与当时,甚至与今天的突兀对比和深刻反差,如,关于明末清始的诗人和诗作之历史反映;再是,他的史料研究的敏锐观察和广博取证,让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升华于整个中国文化史、政治史和文学史,如他关于(宇文泰;鲜卑人士)关中本位之华夷之间的互动和并殖,兴衰和交替,以至于造就盛唐和乱变(安变,唐覆);最后,他的史学观,文学观和道德观,让他运笔广博,细节毕现,如,前此所谓他的对于古文运动小说化的论证,不单言及长恨歌和会真记,也说明韩愈之小说化诗文探索……。读之不但丝毫没有考据繁琐和论证晦涩之感,反倒常常看见他讲故事,谈人事,幽默尖锐,戏谑严谨,呈道德之正气和文史之美感,并转动起历史之动感,诗歌之情感也。这些观点和结构,直接传达以下这些观念。

关于他的制度之考和人性探幽之间的艺术关系之叙述。人物、作品和事件是他深入历史存在的结果,而非前提;他的前提,是他知道,无论是在唐代的李、武之统治中,还是在明末清初之转换时期(清朝之山雨已来和南明之要亡未亡之间),有着人们看到的黑暗和光明,失序和重整(挣扎和抵抗),灭亡和复活(明末清初之间乃至以后清统治的汉化和继续道统,学统,正统—-不是政统—-之间之异同),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二,这是关键一点。清朝统治的制度内涵和以往汉人朝代之主要政统一样,既不废学(于道统),也不极权(于文化)—-乃是一种虽为钱穆先生所严重批判之、不如前朝之废相体制之朝代,却仍旧包含着前朝通融学问和宽驭学人的半良制半良苑状态。这是陈寅恪先生每每肯定清诗不仅不逊于唐,而且有超过之之势头(如,钱谦益之《后秋兴》等例)。这是寅恪虽然未正修清史,却借乎”如是我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完全弥补了他对于清朝的发言权。最后,寅恪大师之大,之广,之博,在于他既能否定所谓封建时期的怪诞陋风,其实,更多是发掘那个时期的文化伟大和诗人心结;他的钱谦益,柳如是,乃至汪然明,陈卧子,和很多政治人物一样,虽有面北不屈之士,也有二逆过往之臣,却都还是关怀道统,自省人生,诗词传袭,甚至奔走于两朝政治之是非曲直之间,呈现所谓忠臣和二臣迥异又一的极端复杂性。我们看到,这是《柳如是别传》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中之洪承畴、马国柱等人,既有二臣面孔,又有汉心所指,不是可以一概而论于夏完淳之痛斥者(见南雷书话;至于是不是解救钱谦益得益与之,陈书有所展开……)。而二臣钱谦益者,更是陈师聚精会神加以考察之主角。这个人物及其诗作,完全折服了陈师,导致钱之关于注杜之解,成为寅恪史学-诗学化一一一统观点的最好说明。于是,我们知道,寅恪做史,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存在。之所以对于钱,柳如是重视,如是激赏,不是出于他仅仅类似乾嘉之考的精当方法论,更加基于他和他写作时代的黑白反差之秘求。

寅恪在毛建国后未亡。他停留在广州。这是人们熟知的。他对于康生、周扬的造访轻慢以待,,且公开声明不习马列,不服共党,也是众人皆知的。毛之极权要害和反文化,毁文化,更是寅恪所了解的—-当然,有些偶然的情节插入他的命运—-如斯大林关注他的情形;他是毛的同乡;又是湖南改革者的后人……—-但是,寅恪的书,在那个时代(他几乎双目致眇)撰写,要付出和那个时代如何一种反差,反调和”反动”,人们可以想见;直到今天,又有多少人可以懂得所谓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文化和专制的关系,道德和时代的关系呢?(福科所谓道德就是时代的道德,此观念在寅恪那里有所诠释于个案人事……)。多少人可以懂得,自由之于寅恪又是什么?独立之于大师,概属何物?思想和精神,又如何受制于历史,制度和风习?抑或,自由之思想,只是自由民主?独立之精神,只是西方制度和普世价值?事情完全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论里,还是在他的钱,柳论里,他并不是仅仅呼吁一种反对满清或者提倡复明之建言;不是的,他主张在研读钱柳汪陈抑或他人诗歌如吴梅村,如朱彝尊,如二龚,如李渔……时,人们要充分肯定他们对于清朝二心一意带来的诗歌和文学不灭论之心计、之心迹……而所有这些反、正论,在解读元、白之时期,也是如此炮制的。他可以秉承贞观之良制,写实”三千怨妇放出宫,四百死囚来归狱”;也可以严厉批判上阳白发和兵、车、茅舍。这是人们知其所谓”封建制度”一是要批判,二是要延续之”历史不结束论”。而这个不结束论,适逢毛之湮灭历史和毁灭文化时期,本水火不容。我们不是在正常的年月里面,看见一个作家的正常写作和出版,而是看见一个”愤老”的激怒已然的疾书释垒和对于历史文化的大热情,大澹定;寅恪写书,根本就是彷佛刑余之做和盲眇之引也。这是他脑袋伸进毛时期,身子和灵魂还在历史中伸展之大痛苦、大愤发之创造。何以现在的中国人不去阅读思索和学习这样的伟大之人之伟大著作,反而对于那些枭小之徒和投机鼠类津津乐道,争此不懈呢?这就是寅恪大师写作的暗中目的和根本目的。这个目的,就要让那些尚有历史感和学习风的读者,回到钱谦益和龚自珍的伟大文本中去,而脱离媚俗和贱毛一类伪文化和假历史。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寅恪为此起步于坚定,起步于深邃,起步于浩然。我们说,所有时代,我们中国人的时代,都是可以批判和肯定的。我们中国文人,不管是降了的、还是坚持的,他们的道统,学统和品格,就如历史上的钱谦益洪承畴那样,有着肯定一面,也有着否定一面的—-降清的,不光是汉奸;守明的,也不光是好汉—-其中良莠可分,具体事情,要具体说。这样,我们看到,寅恪作为书写一总遗民情节者,他的思序也许正是:他歌颂柳如是的,是她的反清复明意志;但是,当他看到清末民初之大祸将至,看到王国维自沉和毛痞子造反,他,又成为”清朝遗民”(反民复清)—-又,当他看到”如此兴亡有几回”之毛建国时,他,又成为民国相对于毛国的”民国遗民”。是的,简而言之,寅恪大师就是几代遗民,文化的和道德的遗民。这是洞穿寅恪著作的契机。难道不是吗?也只有这样清理大师的思绪,才能把握陈著的整体和细节;许多不适之问才可以迎刃而解,而不至于质疑这位保守主义者,何以有着他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现在很多人想当然的薄解)。

是的,对于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之解读还是很困难的。陈寅恪非是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民主斗士和自由民运。不是的。陈寅恪在他的书籍中,每每针对一个特殊事件,特殊人物,特殊政治,特殊命运,书写不同凡响之人物、之气节;他说,他或者她是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往往不会脱离历史背景,是在说,他/她在当时当境的那种符合历史条件的选择;而不是针对今人的选择—-她或者他,不能脱离当时史实背景,选择独立和自由—-如果脱离了那个现在看来并不那么自由、那么民主的环境谈论之,那就等于基本上挖空历史和采纳虚无。但是,这种自由又往往在今人看来不是自由。比如,柳如是选择钱谦益。这种选择究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如果你认为是不自由,寅恪何以如此八十万字为之?衍生而言,这甚至并不是反对他们那个时期的体制或者反体制,反而是要在那个体制内寻找自由。也就是说,那个体制,不管是元稹和白居易面临的体制,还是柳、钱面临的体制,他们不是在用希腊式瓦片选择和监督体制,而是在所谓体制内寻找自由,释放民主(个性化)。这种自由存在吗?这就是陈师考虑的主旨。换言之,专制主义体制里面是有自由的,而极权主义体制里面丝毫没有自由。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于是,寅恪所谓大师者钱柳,不可能出现在毛泽东时代,是丝毫没有疑问的;陈师也不会对任何毛时代的文化和文化人感兴趣,也是丝毫没有疑问的。陈寅恪关注一颗红豆之故事,带出来的全部细节,在毛时代根本不存在。因为,当寅恪看见毛时的体制(或者反体制,无体制和拆烂污)的时候,他只能用回顾古代和还原历史的方法来反衬现实,做出斥责,得出结论。所谓”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前句为钱谦益诗句,”天上素娥亦有党,人间白叟将安适”;寅恪借之;”原”、”亦”别微),就是他痛心疾首的苦吟和哭诉;这是一种何等诙谐和苦闷的抒发;又说,”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他看到的政治现实,和他赋笈英美所见所学不同,也和他身首异地之历史研究迥异,他要告诉读者,历史之罪不能全部归罪古人(钱穆语)。于是,最后,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自然转变成为对于毛的统治的反对—-在此意义上,陈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业已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且可以说大功告成(虽然他来不及或者不可能就此著书立说于政治学)。

再衍之。师云:”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又,”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寅恪诠释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中世纪自由市在意识形态上的延伸与发轫,而是跻身在专制中国帝国之中的某种有限自由;但是他所说的”依托”一词,实和亚当.斯密和福泽谕佶所谓自由主义乃是自由载体的发轫之说完全一致。(参见鄙作《自由与自由主义》)所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这个传统纲纪所依托的是什么制度?什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俟言多,即可诠释,就是古代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想。外来思想影响不能废黜这个寄托和体制,”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这是十分清楚的论证。”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个局面的倾向性回答就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

注意:这里说的是”我民族”之独立,之自由;民族是个体乎?民族是国家乎?我民族是冯,是孙,是蒋,是毛?”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自立加注叹号)犹应珍惜引申”,又所指向何?再能指向何?是指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还是反革命?深刻也,晦涩也……

基于此道,他自己对于历史人物、诗歌作品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判断,有着他的特定定位。这个自由之间的转换(东方自由和西方自由)如何延伸到现代民主和当今自由,不过是咫尺之遥—-也就是说,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就是自由的开端,反之,就是独立的结束—-人们要千百倍充分首肯历史的经验和经验论的史事史观,且一反毛时期文化历史否定论和历史虚无论。我们说,按照寅恪观点,自由和独立,几乎全部储存在历史文化的伟大”约柜”,东方约柜,中国约柜之中而几乎不为人见。现在重新打开约柜、制定约规之日,业已开始。如何开始这样一种中国圣经之阅读和坚守,我们建议,你就页页读柳,日日研钱吧!这几乎不是一个笑话;……是的,不管是山东门阀之贵,还是武后科士之霸,更涉及官僚皇储,王谢废臣甚至青楼道女,你都不要把他们看成一文不值的封建余孽而于归0;不,中国人的价值、道德、文化,刚好蕴藏其中,而等待西化或者化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语)。寅恪的起点,应该成为我们的起点。没有没有起点的赛跑;没有没有目的的鹄的。运动就是一切,不是我们的口号。这一点,务必要说清除,讲明白。是的,一边是毛主义穷凶极恶的(后来转变为富凶极恶)文化空白—-

一边是寅恪大师博大宽容的诗歌世界,礼周世界和灵魂世界。选择是明确的。现在,课题异化了。全中国的戏子都在歪曲而不是回避传统。寅恪类传统、保守中人,如何对待极权文化对于传统之糟蹋歪曲,和他们原先一举空白之,又成对比。他们这些年的搜孤救孤,鸿门宴,关云长,赵子龙……又是些什么垃圾呢?寅恪们地下有知,又会如何一笑,一哭,一八大,一山人呢?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打住。重复说,寅恪大师并未直接言明自由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就是现代民主。但是,他告诉人们,”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不展眉”—-这里的道德坚守和道德提倡,衍射之,弘扬之,就是要使得历史之忠贞和文化之唯一,不会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思维或者其他历史虚无主义,变成自由民主发端的肠梗阻。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提示;虽然,寅恪大师自己基于各种成因,并未白话白说而已。我们陋注此解,当然,难免有误,还等高者提示批判。以下,我们遵照几书,罗列寅恪具体关照的几个课题。

原载《纵览中国》

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 —— 辑寅恪大师书以史辨今记

          一

   

   陈寅恪现象,洎其晚年二十年事闻著以来,被讨论过一个阶段,现在看来,却不见深入而续之。再读大师作者几种,觉得有些感想和观点呈此望确。寅恪书言及的课题,主要分布在这些领域。换言之,大师在史学,文学,政治学上的融会贯通和敏锐观感,是他将这些领域化一的成功和成果。如果说,中国人阅读中国书,凡二十四史,经学诗文,文白雅典,都是要分断代和个题的,不如说,中国书其实就是一本。所谓牵一发动全身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陈师所以有纵横捭阖之关揽,有上下古今之把握,就在于他的史才诗笔求实,求真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这是从他的元、白论,端生论到如是论,一脉相承的问学之道和探索方法。他的问学和文学之法,每每融化到他对于历史,制度,人、事乃至礼乐的深入探幽之中,每每发别者不能发、不敢发之言,纠正错误,梳理脉络,还原真相,建树道义而能每每见史,见解,见呈。他的诗歌-小说(戏剧)观点,又每每和问学个性化、诗歌化、小说化思维精密关联而不失史料真确和发生。这是他避免人云亦云,痘饤之考的关键;换言之,他的历史观就是文学观,他的文学观就是思想观。这是他著书立说,超凡拔俗的风范和品质。不是一般史学家可以做到,更不是御用文痞可以模仿的。我们看到,陈寅恪大师主要的文学史学擘划呈现出来的二元对峙和统一。这个二元化不单于复现人,揭橥于事,还见呈于史。他的二元化,就是体现那种类似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我们说,这个自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这个自由,却是进入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文化的正负,文明的优劣,道德的良莠和制度的黑白乃至宗教的形上形下,都不得解释于辨正和客观(虽然,现象学人业已把主、客观之间性提升到更加上层......)。解释而言,对于所谓历史,寅恪叙述法是二元的,不是单面人,单行道;因为他首先匡定了政治制衡和政治专制的二元框架于史料;由此定义人物事件史实。且由此自定或者他注历史、诗歌、小说戏剧中人物的道德之二元性。这是他自身的择定,加之政治的,时代的,皇朝更迭的,道德自限与他限的择定;这些历史人物的道德定位,既然反射了历史文化的有待改变的急迫性和继承性,那么,他就势必有他必须继承的那些品质和必然批判的那些劣迹----如若不然,人们就会堕入文革一类反动现代派的文化和道德真空。于是,我们看见,寅恪大师在柳如是和钱谦益身上阐发的道德二元性和她们的政治态度之互相联系,互相反对和互相支撑。这是将历史人物及其立场、及其文脉一概打倒,一概否定之批判的再否定。其间,关键之处正如寅恪先生所言,主持中国文化千百年之儒家文化及其载体,还是那个皇朝轮替和文化渐变的古代和近代社会,不是现代派毛主义的真空野蛮。历史导致的文化灿烂和制度辉煌,丝毫没有排除他的制度积弊和人物短视乃至道德腐朽。

   

   那些后来看到革命和西化的中国人,之所以百年找不到道路,百年重踏着盲点,就是因为他们犯下了两个失误。第一个失误,就是他们不知道历史中上至君相制衡、下至游民制衡乃是的中国政治存在和文化发展之关键;二是,他们也不知道所谓钱,柳一代前后之历史人物身上所附带的道德品质和气节,乃是中国民族的本体精神,并不以现代性排斥古代性的结果(人们看到英国保守主义的文化气质,多少在寅恪,吴宓,钱穆诸师身上聊备一格)----也就是说,任何自由之现代性,如果不乘积古代之,抑或转换成为毛主义白纸论,那么,事情就会越发糟糕,越发凶险;而白纸论,既不能创造价值和道德,也带不来现代性,更何况自由和民主。这是我们看重陈师之处心积虑书撰历史人物,呼喊人心复古之原因。这也是寅恪全部抒写的既是感情也、是理性的著作特点。寅恪大师的主题虽为一体,却不是不可以予以简单划分之;且在这些领域里勾连贯通,多元而又一体展开。这些主旨和范畴包含了他的主导思想。这个主导思想就是二元化、不作合题的辨正求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试验。这些领域大致是,文学写作的人性化道德化追溯,与历史、与当时,甚至与今天的突兀对比和深刻反差,如,关于明末清始的诗人和诗作之历史反映;再是,他的史料研究的敏锐观察和广博取证,让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升华于整个中国文化史、政治史和文学史,如他关于(宇文泰;鲜卑人士)关中本位之华夷之间的互动和并殖,兴衰和交替,以至于造就盛唐和乱变(安变,唐覆);最后,他的史学观,文学观和道德观,让他运笔广博,细节毕现,如,前此所谓他的对于古文运动小说化的论证,不单言及长恨歌和会真记,也说明韩愈之小说化诗文探索......。读之不但丝毫没有考据繁琐和论证晦涩之感,反倒常常看见他讲故事,谈人事,幽默尖锐,戏谑严谨,呈道德之正气和文史之美感,并转动起历史之动感,诗歌之情感也。这些观点和结构,直接传达以下这些观念。

   

   关于他的制度之考和人性探幽之间的艺术关系之叙述。人物、作品和事件是他深入历史存在的结果,而非前提;他的前提,是他知道,无论是在唐代的李、武之统治中,还是在明末清初之转换时期(清朝之山雨已来和南明之要亡未亡之间),有着人们看到的黑暗和光明,失序和重整(挣扎和抵抗),灭亡和复活(明末清初之间乃至以后清统治的汉化和继续道统,学统,正统----不是政统----之间之异同),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二,这是关键一点。清朝统治的制度内涵和以往汉人朝代之主要政统一样,既不废学(于道统),也不极权(于文化)----乃是一种虽为钱穆先生所严重批判之、不如前朝之废相体制之朝代,却仍旧包含着前朝通融学问和宽驭学人的半良制半良苑状态。这是陈寅恪先生每每肯定清诗不仅不逊于唐,而且有超过之之势头(如,钱谦益之《后秋兴》等例)。这是寅恪虽然未正修清史,却借乎"如是我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完全弥补了他对于清朝的发言权。最后,寅恪大师之大,之广,之博,在于他既能否定所谓封建时期的怪诞陋风,其实,更多是发掘那个时期的文化伟大和诗人心结;他的钱谦益,柳如是,乃至汪然明,陈卧子,和很多政治人物一样,虽有面北不屈之士,也有二逆过往之臣,却都还是关怀道统,自省人生,诗词传袭,甚至奔走于两朝政治之是非曲直之间,呈现所谓忠臣和二臣迥异又一的极端复杂性。我们看到,这是《柳如是别传》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中之洪承畴、马国柱等人,既有二臣面孔,又有汉心所指,不是可以一概而论于夏完淳之痛斥者(见南雷书话;至于是不是解救钱谦益得益与之,陈书有所展开......)。而二臣钱谦益者,更是陈师聚精会神加以考察之主角。这个人物及其诗作,完全折服了陈师,导致钱之关于注杜之解,成为寅恪史学-诗学化一一一统观点的最好说明。于是,我们知道,寅恪做史,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存在。之所以对于钱,柳如是重视,如是激赏,不是出于他仅仅类似乾嘉之考的精当方法论,更加基于他和他写作时代的黑白反差之秘求。

   

   寅恪在毛建国后未亡。他停留在广州。这是人们熟知的。他对于康生、周锏脑旆们崧源夜鞑幌奥砹校环驳常彩侵谌私灾摹Cㄒ头次幕傥幕且∷私獾�----当然,有些偶然的情节插入他的命运----如斯大林关注他的情形;他是毛的同乡;又是湖南改革者的后人......----但是,寅恪的书,在那个时代(他几乎双目致眇)撰写,要付出和那个时代如何一种反差,反调和"反动",人们可以想见;直到今天,又有多少人可以懂得所谓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文化和专制的关系,道德和时代的关系呢?(福科所谓道德就是时代的道德,此观念在寅恪那里有所诠释于个案人事......)。多少人可以懂得,自由之于寅恪又是什么?独立之于大师,概属何物?思想和精神,又如何受制于历史,制度和风习?抑或,自由之思想,只是自由民主?独立之精神,只是西方制度和普世价值?事情完全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论里,还是在他的钱,柳论里,他并不是仅仅呼吁一种反对满清或者提倡复明之建言;不是的,他主张在研读钱柳汪陈抑或他人诗歌如吴梅村,如朱彝尊,如二龚,如李渔......时,人们要充分肯定他们对于清朝二心一意带来的诗歌和文学不灭论之心计、之心迹......而所有这些反、正论,在解读元、白之时期,也是如此炮制的。他可以秉承贞观之良制,写实"三千怨妇放出宫,四百死囚来归狱";也可以严厉批判上阳白发和兵、车、茅舍。这是人们知其所谓"封建制度"一是要批判,二是要延续之"历史不结束论"。而这个不结束论,适逢毛之湮灭历史和毁灭文化时期,本水火不容。我们不是在正常的年月里面,看见一个作家的正常写作和出版,而是看见一个"愤老"的激怒已然的疾书释垒和对于历史文化的大热情,大澹定;寅恪写书,根本就是彷佛刑余之做和盲眇之引也。这是他脑袋伸进毛时期,身子和灵魂还在历史中伸展之大痛苦、大愤发之创造。何以现在的中国人不去阅读思索和学习这样的伟大之人之伟大著作,反而对于那些枭小之徒和投机鼠类津津乐道,争此不懈呢?这就是寅恪大师写作的暗中目的和根本目的。这个目的,就要让那些尚有历史感和学习风的读者,回到钱谦益和龚自珍的伟大文本中去,而脱离媚俗和贱毛一类伪文化和假历史。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寅恪为此起步于坚定,起步于深邃,起步于浩然。我们说,所有时代,我们中国人的时代,都是可以批判和肯定的。我们中国文人,不管是降了的、还是坚持的,他们的道统,学统和品格,就如历史上的钱谦益洪承畴那样,有着肯定一面,也有着否定一面的----降清的,不光是汉奸;守明的,也不光是好汉----其中良莠可分,具体事情,要具体说。这样,我们看到,寅恪作为书写一总遗民情节者,他的思序也许正是:他歌颂柳如是的,是她的反清复明意志;但是,当他看到清末民初之大祸将至,看到王国维自沉和毛痞子造反,他,又成为"清朝遗民"(反民复清)----又,当他看到"如此兴亡有几回"之毛建国时,他,又成为民国相对于毛国的"民国遗民"。是的,简而言之,寅恪大师就是几代遗民,文化的和道德的遗民。这是洞穿寅恪著作的契机。难道不是吗?也只有这样清理大师的思绪,才能把握陈著的整体和细节;许多不适之问才可以迎刃而解,而不至于质疑这位保守主义者,何以有着他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现在很多人想当然的薄解)。

是的,对于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之解读还是很困难的。陈寅恪非是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民主斗士和自由民运。不是的。陈寅恪在他的书籍中,每每针对一个特殊事件,特殊人物,特殊政治,特殊命运,书写不同凡响之人物、之气节;他说,他或者她是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往往不会脱离历史背景,是在说,他/她在当时当境的那种符合历史条件的选择;而不是针对今人的选择----她或者他,不能脱离当时史实背景,选择独立和自由----如果脱离了那个现在看来并不那么自由、那么民主的环境谈论之,那就等于基本上挖空历史和采纳虚无。但是,这种自由又往往在今人看来不是自由。比如,柳如是选择钱谦益。这种选择究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如果你认为是不自由,寅恪何以如此八十万字为之?衍生而言,这甚至并不是反对他们那个时期的体制或者反体制,反而是要在那个体制内寻找自由。也就是说,那个体制,不管是元稹和白居易面临的体制,还是柳、钱面临的体制,他们不是在用希腊式瓦片选择和监督体制,而是在所谓体制内寻找自由,释放民主(个性化)。这种自由存在吗?这就是陈师考虑的主旨。换言之,专制主义体制里面是有自由的,而极权主义体制里面丝毫没有自由。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于是,寅恪所谓大师者钱柳,不可能出现在毛泽东时代,是丝毫没有疑问的;陈师也不会对任何毛时代的文化和文化人感兴趣,也是丝毫没有疑问的。陈寅恪关注一颗红豆之故事,带出来的全部细节,在毛时代根本不存在。因为,当寅恪看见毛时的体制(或者反体制,无体制和拆烂污)的时候,他只能用回顾古代和还原历史的方法来反衬现实,做出斥责,得出结论。所谓"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前句为钱谦益诗句,"天上素娥亦有党,人间白叟将安适";寅恪借之;"原"、"亦"别微),就是他痛心疾首的苦吟和哭诉;这是一种何等诙谐和苦闷的抒发;又说,"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他看到的政治现实,和他赋笈英美所见所学不同,也和他身首异地之历史研究迥异,他要告诉读者,历史之罪不能全部归罪古人(钱穆语)。于是,最后,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自然转变成为对于毛的统治的反对----在此意义上,陈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业已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且可以说大功告成(虽然他来不及或者不可能就此著书立说于政治学)。

   

   再衍之。师云:"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又,"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寅恪诠释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中世纪自由市在意识形态上的延伸与发轫,而是跻身在专制中国帝国之中的某种有限自由;但是他所说的"依托"一词,实和亚当.斯密和福泽谕佶所谓自由主义乃是自由载体的发轫之说完全一致。(参见鄙作《自由与自由主义》)所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这个传统纲纪所依托的是什么制度?什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俟言多,即可诠释,就是古代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想。外来思想影响不能废黜这个寄托和体制,"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这是十分清楚的论证。"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个局面的倾向性回答就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

   

   注意:这里说的是"我民族"之独立,之自由;民族是个体乎?民族是国家乎?我民族是冯,是孙,是蒋,是毛?"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自立加注叹号)犹应珍惜引申",又所指向何?再能指向何?是指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还是反革命?深刻也,晦涩也......

   

   

   基于此道,他自己对于历史人物、诗歌作品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判断,有着他的特定定位。这个自由之间的转换(东方自由和西方自由)如何延伸到现代民主和当今自由,不过是咫尺之遥----也就是说,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就是自由的开端,反之,就是独立的结束----人们要千百倍充分首肯历史的经验和经验论的史事史观,且一反毛时期文化历史否定论和历史虚无论。我们说,按照寅恪观点,自由和独立,几乎全部储存在历史文化的伟大"约柜",东方约柜,中国约柜之中而几乎不为人见。现在重新打开约柜、制定约规之日,业已开始。如何开始这样一种中国圣经之阅读和坚守,我们建议,你就页页读柳,日日研钱吧!这几乎不是一个笑话;......是的,不管是山东门阀之贵,还是武后科士之霸,更涉及官僚皇储,王谢废臣甚至青楼道女,你都不要把他们看成一文不值的封建余孽而于归0;不,中国人的价值、道德、文化,刚好蕴藏其中,而等待西化或者化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语)。寅恪的起点,应该成为我们的起点。没有没有起点的赛跑;没有没有目的的鹄的。运动就是一切,不是我们的口号。这一点,务必要说清除,讲明白。是的,一边是毛主义穷凶极恶的(后来转变为富凶极恶)文化空白----

   一边是寅恪大师博大宽容的诗歌世界,礼周世界和灵魂世界。选择是明确的。现在,课题异化了。全中国的戏子都在歪曲而不是回避传统。寅恪类传统、保守中人,如何对待极权文化对于传统之糟蹋歪曲,和他们原先一举空白之,又成对比。他们这些年的搜孤救孤,鸿门宴,关云长,赵子龙......又是些什么垃圾呢?寅恪们地下有知,又会如何一笑,一哭,一八大,一山人呢?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打住。重复说,寅恪大师并未直接言明自由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就是现代民主。但是,他告诉人们,"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不展眉"----这里的道德坚守和道德提倡,衍射之,弘扬之,就是要使得历史之忠贞和文化之唯一,不会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思维或者其他历史虚无主义,变成自由民主发端的肠梗阻。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提示;虽然,寅恪大师自己基于各种成因,并未白话白说而已。我们陋注此解,当然,难免有误,还等高者提示批判。以下,我们遵照几书,罗列寅恪具体关照的几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