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运动的悲喜剧

人民运动的悲喜剧

刘自立

　

　　四五运动和六四，和文革，和以前很多极权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如何区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课题。因为极权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他们本质不同而形式类似，并且形成中国特色的四大“民主武器”（带引号！），和民主运动之监督权，选举权，治衡权……一类政治主张和法制，并无内在关联。但是，这个四大武器，却在毛主义运动中应用锐利，倍及影响。这个武器造成了毛主义本身在某个阶段，施行所谓官僚体制以外某种权斗的时候，被派上用场。于是，这个大字报的批判武器，在1976年所谓转折时期，成为一种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的批判，造成了“第五个现代化”要求的全部内涵；也是运用了西单民主墙前大字报这个武器。这样看来，极权主义体制中派生民主自由之载体，变成了大字报——也成就了反极权主义之武器之应用。这是一个滑稽和蹊跷；甚而言之，如果中国人懂得如何转变极权主义武器而为民主主义武器，这个极权主义，多少有成为反面教员之可能。这就是现在人们思索那部拙劣电视剧的地方（——《转折中的……》）。其实，民主，当然不是首先和极权主义思想和政治武器接轨，而是和所谓民粹之接轨。这个接轨来得更早。我们撰写的雅典民主启示文字，多处涉及这样的看法。人民至上论，在雅典，是以德莫斯或者人民主义，民粹主义之所指展开行动和进行反思的——而其能指，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之核心价值和核心体制——虽然这个体制被包围在王权，僭政之中——他们之间具备后来所谓专制和民主之血缘关系。那些被阿里斯托芬描写的战神山会议之民众论政（见罗念生之希腊悲剧译本暨：“梭伦在公元前五七零年代，奉战神山会议之的委托，在雅典政治因多次贵族争势而蒙上阴影时进行政治改革。他对执政官的架构并无改动，执政官依旧是由名年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宗教执政官、及六名立法者组成，但他对执政官的出身进行了重大改革，今后凡是五百桶户（pentakosiomedimnoi），最高资产阶层出身者，均可出选执政官。虽然此举没有打破贵族出任执政官的特权，因为几乎所有的贵族都轻而易举的跻身于此，但今后可以出任执政官的平民经已不在少数，只要平民百姓累积够多财产，即有权成为执政官，再进而在卸任后进入战神山最高会议，令会议的组成也不只局限于贵族。”（《维基百科》）

　　是的，如果可以承续其根，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很多人民运动之回顾，之发展。比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宪章运动，俄罗斯1905年起义……诸如此类。到了20世纪，这个民粹主义运动和比如、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有的接轨——这个民粹运动发展成为纳粹的街头运动和半个多世纪后，北京街头的文革杀戮。于是，神圣人民运动之雅典主义，很快被龙种生下的跳蚤接过手去，把希腊时期的德莫斯，改变成为对于德莫斯的亵渎，改写和涂炭。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转变柏拉图理想国和卢梭民权意志论为其亵渎，为其所用之极权动物庄园之“艺术”（——如果说，第三帝国也有某种艺术、毛也有他的郭沫若和江青一样……）。这是人们看待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段异化史。这个历史的间性过渡阶段，就是思维，行为，革命和僭政（——专制，集权——非极权）时期之民粹正面化运动，导致民主（——精英代议制政府）和民粹负面化运动，导致毛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历史，之逻辑。这是人们近期思索民粹之不能全盘否定和民主之不能排除民粹之一个重要提示。这个提示的现在表达，比如说，台湾和阿拉伯世界前此发生的群体运动，就是人们思索、不管建立了民主政权抑或将要建立之，人民参与政治之理由，也是十分必要和十分充分的。这个理由的理由就是，因为民主之根存在还是人民。如果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不全能，或者不太愿意给予正当性要求一个人民素愿之实现，之实施，之因应，那么，人民，理所当然可以返回到雅典民主时期之德莫斯运动——也就是德莫克拉西运动，并能够从中恢复民主之根，民主之源而抗议和治衡政府——哪怕他是民主政府。所有那般认为在绝对精英政治展开以后，并无人民——民粹之需要，之看法，完全是对于人民背叛和主张精英独裁之开始。这也是我们和哈耶科看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看法正好是倒过来推论——如果人民往往代替精英，政府和权利（资本）而组织工团主义（——乃至社会主义）而争夺权力和批判政府，那么，这些预上天堂之人（们），就会显得十分可疑。

　　那么，在我们这些经历过四五运动之人看来，邓所代表的“转折”究竟何谓？（——当然，我们不再想涉及六四或者六四后转折的显而易见的权贵现象，因为很多人业已说明和解释之）。这个转折其实就是邓对于民粹主义——极权主义人民运动的极度厌恶。这个厌恶根本无法解释他们CCP对于类似巴黎公社甚至美国，法国革命的一再吹捧，一再肯定——因为他们要接轨自己的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于是他们混淆这天上地下两种革命——这也是一些革命畏惧者和献媚混淆者厌恶“正面革命”之处——就像革命有两种，民粹有两种——而极权主义对待民众运动，也有两种。而且，这两种态度之区隔，也是十分有趣的。他们互相否定，互相牵制，且互相呼应，互相爱护。这是因为，首先，邓不是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研究者。他的十分简陋的政治思索，只是在否定毛的武器的批判上（文革批判？），看的十分严重。因为他的思维构成比较毛来得简单十倍。那部拙劣中表达的“转折时期”的一切思维，都根本比不上或者有的比之于李鸿章的思维；当然，比较李鸿章邓还是严重落后，不足和简单（邓，没有国学和文化，而李鸿章不乏此道）。因为，李鸿章对于美国人或者俾斯麦对于李鸿章所说的、那些涉及“武器批判”的话（——从言论自由到体制改革——德国人说的日本明治维新和满清改革……），邓，当然闻所未闻。他的船坚炮利，科学救国，“完整准确”……一类主张，和20世纪初叶西方哲学家批判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置疑真理论——继而批判“真理部”——这些文化，这些哲学，这些政论，邓，压根不懂。他的“武器”就算是甲午之类，铁血之类和无法（治）之类；到了现在，甚至可以登月（什么机器要登月……），也不过是李鸿章（洋务致用）张之洞（体－用论）郭嵩焘（救亡压倒改革？）一类主张，（——甚至，含，严复之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类非穆勒主义之自由——严复改写了《自由论》，且歪曲他……）之余绪和杂碎。

再是，邓和很多国人根本不懂民粹，不懂民主，也不懂“德莫”和“德莫克拉西”之间的古典－现代关系及其良性转换和恶性转换。前者，就是从全民民主（奴隶除外——就像华盛顿除去奴隶自由），转向自由和人权——后者，就是从民主运动转向民粹独裁——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谓批判专制，导致主张极权——也就是毛主义民粹，文革和邓主义反民粹，反文革。这是十分要紧的极权主义研究和极权主义定位。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个转换的来历和定位，就会施行所谓的一切否定和一切肯定：这个一切否定，就是邓的对于一切民粹主义的打击——而一切肯定，就是毛的对于一切民粹主义的肯定（——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一切肯定，严格定植在1966年到67年中这段时间，除此之外，都不是群众之，民粹之，毛特色之运动）。这样，那部拙劣，虽然愚蠢做戏，漏洞百出，但是他们这些奴才对于揣摩上意，还是有了一套。这一套，就是他们知道邓不喜欢，不愿意，不肯定毛之民粹主义。于是，这部拙劣根本不敢重现四五运动之虽然是悼念一个CCP总理，但是这广阔的，人山人海的，足以让人想起第二次的，依然是那个德莫斯双刃剑的闪闪发光。他们不敢见诸视频于如此震撼的画面。只是撮起几个小爬虫一类丑角，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乱喊乱跳……这是一种十分琐碎的奴才心理；这个心理就是回避伟大的，有别于毛的，接近真正民主的那场（——虽然，似乎确是呼唤邓的）群众运动。这当然是一个矛盾，一出悲喜交加的大戏。

　　人民运动，或言，德莫斯运动的民主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人们要回答什么是反专制？什么是要民主一样，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因为，我们首先看到，所谓世界上普世价值的创造者是由人民，王公，僧侣……这些各个阶级和阶层之人们，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前共同缔造的——也就是说，按照基佐（法国作家）的看法，他们在价值推出论，绝对不是革命的产物，而是要通过革命恢复这些价值。这是一点。再就是，就像雅典民主所缔造的来自半神，半人，人，或者神，共同缔造的民主价值一样（——比如忒休斯这个王和神缔造了民主论……）——基督教，也是半神，半人，人，神共同缔造的普世价值——这也就是民主和基督这两大价值体系的神学归属。所以，任何德莫斯运动如果舍弃了神道和民道，他们缺一不可，就会简单滑向由天赋人权改变成为人赋之。这是一切岂有此理的伪装德莫斯运动的开始。就世俗层次而言，民主之滥觞就是共和——而共和导致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共和，才是后来宪章和宪政开始的载体和由头。也是自由主义开始的由头：城邦，自由市，基尔特，公社，等等自治体。依次推断，极权主义运动，不管是纳粹主义运动，还是列宁主义运动，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废黜了这个所有阶级和所有阶层享有权力的前提——这个前提，也就是各个阶级，王公和僧侣们谈判的前提甚至战争的前提（正面战争和负面之）——并且是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之共同前提。于是，极权主义运动不是要缔造共和，而是要缔造反共和，缔造独裁。于是，一个新的运动前提得以实现。这个前提，就是要把王公，僧侣和人民确实具备的各项权力予以废黜，并且是以空头人民，抽象人民和抽象国度（理想国——哲学王）乃至以权力意志和普遍意志的名义割除真正的人民权力/权利。这样，在屏除了英国，法国革命之并非如此的前提以后，纳粹主义，开始在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种制度，人民“总体”的形式下——而不是个体人民的形式下（——来施行排除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种族之人民，之个体——这是和柏拉图主义吻合的），施行假德莫斯运动。这个假德莫斯运动，让很多真的“人民（个体）”受骗其中，以为，凡是人民运动，就是民主主义。

　　这是一个致命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于是，在一方面，雅典民主批判者，甚至包括美国一些开国元勋，施行他们的“雅典审判”（托尔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书）；另一方面，以欧洲多数识大体，懂历史，顾全局之研讨人士和作家学人，都处在极力挽回雅典价值论的位置——从而袒护人民主义和民粹主义（——正面之）。我们仅有的引证是这样的；在历经了关于运动暴民的争执后，英国自由主义者爱德华.佛里曼说，“‘雅典民主政治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例证，在那里，暴力被法律所代替。’他援引麦考莱的《英国史》的论证说，公民大会正由于其规模倾向于变成暴民，但是佛里曼高兴地承认，雅典的最高行政权确实是一群暴民，蛋不是麦考莱担心的英国的500－600暴民，而是成千上万的暴民，接着是自他那时以来已成名言的一段话——‘希腊历史的公正考察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群穿着行政职能服装的暴民组成了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政府。它并未创作出不可能，也没有把地球变成天堂，把人类变成天使；更不用说它预示了我们相信人类仍然有待实现的改进。但那个比它任何时代的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好的政府，不能被成为坏政府。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政府必须被称为好政府，代表了所有对政府的显著改进。’”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这场争论，开始于18世纪。到了今天，“审判雅典”的无稽之谈，有所收敛。人民－民主－宪政——产生了普世共识——不是因为缺少精英而导致法西斯主义——而是缺少人民监督，治衡和共和体制，导致了希特勒的独裁。民主，在转变为纳粹冲锋队的时候，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假民主）导致了民主的死亡。于是，还原宪政的共和前提和还原小孩子游戏之N种力量参与，而不是一种力量参与，成为设立正面阶级斗争，阶级妥协，阶级利益和阶级权益的宪争主体之前体。没有这些阶级的界域和结域，解域和解构，是不存在的（见德勒兹《千高原》）。用通俗的话说，如果没有几个小孩子参与游戏（宪政和立宪），而是由他们一种人（无论红的，还是黑的，等等）参与宪政游戏规则之制定，那么，这个共和，这个宪政，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膺品。这是他们极权主义人民架空，人民抽象，人民崇拜的毛氏把戏之一。而邓，的确厌恶这个把戏。他想要看到的和毛殊途同归——毛要人民和人民之0——邓也要人民之0——他取缔了批判的武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而他并不考虑武器的批判。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要施行武器的批判呢？也根本不是。他的批判，就是对于武器判历史的虚以委蛇。因为，他的阶级斗争，施行了阶级立法和阶级立宪——所谓无产阶级立宪——于是，这个逻辑，很快就滑到对于无产阶级立宪的镇压（列宁1918年镇压立宪群众游行，就是这个无产阶级“立宪”和大规模KGB杀戮的开场。）这是人所共知的宪政游戏的解构和荒疏。最后言之，人民运动的自然起点，就是雅典民主——而人民雅典真正的完蛋，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思维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辨证。而邓的问题，就是他取缔了这种人民运动，而代之以一种根本不是毛式和列宁式的精英运动，官僚模式。这个模式没有更新，还是照样施行着他们厌恶四五运动的某种统治。

　

思索马勒 ——兼怀阿巴多

思索马勒
——兼怀阿巴多

刘自立

　　欣赏马勒也有几十年了。但于最近似乎才稍微感觉到马勒一点真谛，说出来和诸多发烧商榷。最多关于马勒的说法，就是他的繁复性和现代性。那么，什么是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她表现在音乐和交响乐上又该如何。我们只好拿贝多芬和马勒做一对比。其实，把贝多芬拿出拉定位，也有一种难度。如果说从格里高利，蒙特维尔地或者巴赫而言，他们的宗教属性比较明确的话，那么贝多芬其实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巴赫，其实也有几种弹法：G.古尔德的弹法，席夫的弹法，抑或休伊特弹法（再早有肯普夫，尤金纳等人的纯古典风格弹奏）——后者对于巴赫如何理解，有她唱片视频介绍之。而所有这些弹法的区别，可以说，休氏更多讲究巴赫的人文色彩；古尔德是后现代平均律的“数学音符平均分配”法，而席夫和阿格里奇等人，多为混合性或古典、或浪漫式弹法（古典和浪漫的区隔，似乎在人文主义－宗教混层结构上，也是很难区隔的；那种狂热殉道的肉身心灵死亡法，也是浪漫主义。）这样看来，贝多芬的现代性和马勒的现代性就有了交合，也有了分别。贝多芬更多限制在古典格式和调性的原有范畴里面，施行均衡的，结构的和有限的革命（他的英雄，热情，等等——热情乃及其32号钢琴奏鸣曲，一定要听李赫特独一无二的演绎！）——而马勒的现代性则是突破这个结构，让曲式和节奏混合成为悠长的和悲痛的，对于现代性的诉求——从而在这个不是古典格式的基调上，以他的位置跻身于并非浪漫主义纯粹叫嚣的风格。这样，贝多芬的上帝（贝九）和贝多芬的革命（贝三），和马勒的所有交响乐拉开了风格的力矩。换言之，贝多芬是在尊重格式（范式）的革命范围里面跳舞；而马勒是要敞开这个格式，抑或，张驰这个格式，继而将内涵凸现于格式之解构上——而异样保持了结构。这是音乐语言中最为复杂的操作。

　　如果人们称马勒的第一为巨人，第二为复活，……一直到第九，他的音乐和贝多芬显然的区别就是，贝多芬是把简单的格式化处理，加以音乐声响的突进和喧嚣，而马勒则是直接诉诸对传统文化主题的质疑和扭曲。马勒的宗教，不是格里高利复调结构和巴赫的对位之上、下，天、地（双层向上的类似哥特建筑的高企）；马勒的宗教是严重对比“地上之‘上’”和“天下之‘下’”——这当然是我们中国人采纳的中国语汇——但是，这个语汇的采纳，似乎巧中马勒人文－宗教契合论或云解构论，结构论——这当然不是要消灭人文，转向宗教，抑或相反。马勒的地，是他所谓的“大地”（《大地之歌》）；马勒的天，是他的断裂，死亡（《第六交响乐》……），复活（似乎不是上帝的复活而是人的，个体的，英雄的复活？），革命（他的所有的进行曲结构——葬礼和悲怆的行进——完全不同于贝多芬或者其他作曲家之行进，之驱前，之心灵）。之所以将断裂放在马勒风格的首位，是因为从以下几点证实的马勒形式和内涵使然。一，马勒所有进行曲构的复杂性和他的民歌撷取之转异，呈现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马勒反向趋调的一种悲怆式行进；在此行进中，既有革命和葬礼，也有断裂和第二主题或者第三主题带来的高潮－死亡－复活……诸如此类的异化和对峙——其进行曲构的出台，往往和其他作曲家简单的两拍子速率和节奏不同；倒是更多有一点悲壮进行之风格（三拍子）。《马二》开始不久的几次中断－断裂式、中止式－沉默－爆发……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式——这个模式以后屡屡出现，熟用不衰。其中，马勒的沉默之类型，可谓空前绝后；绝对不是柴可夫斯基在《柴五》第四乐章里面的断裂可以相比——后者是一种爆发前的沉默——而前者所谓，可说是生死之间和天地之错位，塌陷和崩裂之映照，之隙罅，之等待……；档次并不一样。

　　二，一般而言，马勒交响曲进行曲结尾，往往要加入一段民歌旋律作主的、杨抑－抑扬格式的舞曲风或者号角调，加之很多说不出名目的，类似扫把、铁器一类声响驱动……——在“第六”里面尚有被严重砸响的木锤……。这样，从文学角度看问题，马勒主义开始了他的革命后生活，死亡后复活，抑或，失败后凯旋一类故事。一如文学顺序记忆和叙述常被打乱和创新（可见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马勒叙述方式也是变化多端，忽前忽后而新颖所为。虽然，还是严格按照主题分类和奏鸣曲式说项（有时并无奏鸣曲式的严格结构，如“第六”第四乐章），但是，其趋向一种反常，阙如或云解构，创新听众和作家之间的最大限度突破之辖制，极其敏锐，豁然存在（——这当然不是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费耶夫（他反对苏联青年当时的马勒崇拜热……——见罗斯特罗波维奇传记片），斯特拉文斯基之后的无调性音乐的噪音）。于是，当马勒开始施行对于他的孩子死亡悲悼的时候，他开始僭越人们对于死亡的纯粹性呼唤和悲恸。这样一种行为的音乐招魂效果，似乎只能以我们古人所谓“鼓盆而歌”加以涵盖。换言之，马勒给死亡不但加上了哀悼内涵和仪式，还更多加入了晚霞般绚烂的艺术－画面－感觉－思索效果；这是无论贝多芬的悲怆，老柴之和瓦格纳之、所无法交合和叠加的“增值”，多头，复元之艺术思想——他的反面效果，才是死亡就是死亡。（而在另外一个领域，无论是来自自然还是来自超然；来自经验还是来自超验（可见爱默生和惠特曼的超验文本？），人们对于仪式的说辞，都往往错过了把自然和超然一体化处理的雄心——这就是马勒音乐的特点——这个特点，和人们看到远古和现在不解之物（之误）而误以为象征和隐谕的权仗和十字架，只是来自超然那样，忘记了，是不是尚有一种超然之世俗和外来之文明，在马勒的人类潜意识里面天合地做？）

　　三，在此哈姆雷特的是－不是；存在－不存在；活－死——是非，曲直和本质、存在；选择、命定一类“异意同工”之艺术繁复和思维叠加中（因为只有我们的语言才能诠释出来这样多种的语义——而这样多种的语义，无一可以和TO BE一一对应；我们的语汇里面没有这个存在说和价值说……），只有马勒懂得了所有这些元素，不止是文字无法取直，抑或弯折，音乐，也是无法诠释和信达之（对应于语汇解释音乐）——那是一种语汇和音符都无能为力的、潜在性天地之间，人神之间的对语。这一点的最为单纯的诉说是，制造本体论的人类哲学与造物之间，究竟是些什么关系；这些关系究竟如何促使革命，发生艺术和创造社会？这是马勒音乐混合回答而触及和规避之宏大课题。之所以说他的宏大规模之出现，是因为他以接触和规避造就了那种绝无仅有的《马五》一类的悠长抒情（泛称《威尼斯之死》之配音）。这难道不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并不雷同于其他生命抑或死亡之抒情吗？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哲学性本体思索、继而取消这个思索的思索（——理性对峙非理性，抑或相反）……作为同等的推理，马勒的生命也是死亡，死亡也是再生，大地也是天堂，天堂也是人居……诸如此类。这难道不是“新一种”是、非，生、死之“新哈姆雷特”之问，之叙，之诗？此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带来的对于维也纳的威吓和毁败，悲剧（《马六》）和复活——其实是一种价值重估——死亡不是全部，大地才是全部——而这个全部其实扎根在欧洲文化人文宗教价值中——这就是马勒所有音乐里面潜在的力道和趋向吗？——因为我们不能将马勒说成虚无主义……。

　　这里，我们不能不介绍指挥家布列兹的说法，以对应马勒所谓现代性中戏谑一风的应用；这个戏谑之法，其实，仍旧不脱关于现代性怀疑主义之定位；布氏说道，“……含糊或者是戏谑性的思想确实只有用可认知的、符合常规的形式来表达才可能真正被理解。而马勒所做的事情却通常都是尽量去破坏这些规则，通过夸张、打乱节奏、压缩或拉伸节拍、杂乱无序的乐器使用等方式来演绎他的荡秋千似的游戏。这种颇具攻击性的幽默给世界笼罩上了一种虚幻的、鬼魅般的色彩。就像事物经X光照射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幽暗混乱的骨骼框架，它警告着我们，并将他们击败。奇特的、甚至有点滑稽的声响组合成一个没有血肉只有嘎嘎作响的骨头的世界；一个在爱梦中产生并随时可能回到梦魇的世界；一个充满阴影的世界——没有色彩，没有物质，如同一片灰烬。光怪陆离的尘世，四处散落着的破碎的记忆，都被他的音乐尖锐而严酷地记录下来。”（《布列兹谈马勒》）而布列兹的另外一段话让我们也会久久回味；他说道，“马勒的灵感的源泉——甚至是这些源泉的地理位置——在今天看来可能仍然是狭窄的，它们过多地和一个不可能自我更新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在那个世界里，马勒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反映着一种社会秩序消失的过程。正因为从任何实际的意义上来说，他的这些灵感源泉都已不复存在了，我们才能够以安详的态度去欣赏他的作品，就像是欣赏一些我们不能直接感受的事物的痕迹。”

　　“马勒所做的事情却通常都是尽量去破坏这些规则，通过夸张、打乱节奏、压缩或拉伸节拍、杂乱无序的乐器使用等方式来演绎他的荡秋千似的游戏。”果然如此吗？完全不是。马勒在既有的形式中做到的“突破”是十分爆发而收敛，抑或相反的——他只是对于那种古典和浪漫做法保持了极大的偏激而从未达到“杂乱无序”——不，他是“杂乱有序”的——对于那些几十次，几百次终生恭听其曲者，就连杂乱——也是并不存在的。那些著名指挥含布列兹本人的指挥，也在“杂乱”纷纷之中，建构马勒明确无误的细节和秩序——含从伯恩斯坦到西蒙.拉特，他们那个不是有序再建马勒的有序和突破？我们可以指出的风格分类，大致做到了马勒身前身后的寄托乃至发挥之。其中包含福特文格勒早期的马勒——这个福特文格勒变速问题，坊间多谈多忆也有几十年——尤其他最近发表出来的贝九等音乐，甚至他指挥老柴第四，五，六，呈现了他的所谓夸张，打乱节奏，压缩和拉伸节拍……这是一种艺术和音乐的“变形记”。而只有福特文格勒这样的艺术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左翼政治学家兼音乐评论家赛义德说，关于伯恩斯坦的马勒指挥也有哗众取宠之嫌云云；但是，伯氏拥趸绝对把他的马勒看成一种经典和尺度；他们认为，那才是带有表现意义的活的和死的（复活的）马勒。笔者觉得伯氏马勒毕竟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就像马勒的所谓秩序和无秩序一样，奠定了古往今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指挥仗下的马勒：克伦贝勒Otto Klemperer（他的马勒和他的贝多芬一样缓慢，壮大和稳重，缺少了马勒的激烈，尖利和敏锐……——虽然他认为瓦尔特的马勒过于犹太化——这是一种后代保罗主义的流露？），瓦尔特Bruno Walter（他的马勒温情而厚重，同样缓慢而细节配器毕现——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后来的东德指挥桑德林；他的配器毕现的声响和乐队风格是空前绝后的——同样缺少热情和激烈），……阿巴多（是一个把马勒浪漫和激烈，厚重而偏激保存最好的指挥），拉特（一个注重现代各位声响的声音大师和均衡大师——他的马勒和贝多芬达致前任没有的宏大和饱满）等等。其中风格不同，但是他们依然能够找到那个“社会秩序消失”，而“灵感源泉都已不复存在了”以后的灵感——这种灵感就是在神－人结构之间找到平衡——而这个平衡将是永恒的那一种存在那一种本质。

　　四，以上说法也许不能够诠释马勒音乐准确的风格。因为她缺少一种对于“荒诞”的解释。这个被肖斯塔科维奇称之为荒诞的世纪之末，世纪之初，荒诞，这个客人确实造访了这个世界，这个人类和这个人类的音乐艺术。那种怪诞扭曲神人兽三合一体的怪物，不单出现在古代世界里面；祈祷和传经，不单出现在摩门教徒寻找异类文字“金版”的努力中——这是超验道德寻迹的系列宗教路径之一……；而在二十世纪，失去道德的人类，在遵照康德律令的同时，也维违反这个律令，寻找希特勒式的立法者……这时，批判专制主义，变成和正在变成列宁主义；维也纳东、西相关的历史和现实之线索形成的的格局，聚焦于兹，发散于此，让马勒显然或者潜然登台，势为所致；便使得那个维也纳英雄广场似乎成为阴云密布的战争和动乱阴霾的呻吟之所在；他的附近，就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马勒伺职之所。……一旦呻吟变成音乐元素，以往的叹息和哀鸣，就不像以往那样被局限，被禁锢；它像一种多种生命和死亡的集合物，像尼斯怪兽那样，浮现在马勒的同样尖利和嘶鸣的声响当中（而只有摩门教主才可以制止它；而它果然不再伤人——“摩尔门教徒们相信《摩尔门经》是由美国人小斯密约瑟在1829年翻译自一组金页片，他们认为该页片是由美洲大陆住民在公元前约2000年到公元420年间所写的神圣记录。”《维基》）亦有人认为金版来自超然，外空。自立注）。

　　尤其是他的第六交响乐——这是一个标准和尺度——这个标准正在震慑传统——这个尺度正在衡度世界；人类在这个面向之前业被无限拉扯而肢裂。被无限紧缩而震颤……一切之一切，开始被怀疑和批判。这是上帝和人类正在互相抵触和销毁的时期，一个马勒看见的、万念动摇而人类抖动的时期。所以，所谓历史结束和价值式微，英雄陨落而小丑登台，大众昏聩而世道失序之时代，正在莅临马勒。所以，马勒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怪诞和荒谬；他当然使用他的声响和呐喊来表现之。（其实，这就是维也纳丧失了梅特涅而德国丧失了俾斯麦以后的局面：革命复辟——这对婚侣业已死掉；均衡格局被后来的希特勒粉碎；斯大林以他的方式凸现了他的库图佐夫主义……——一个价值被抽空和塑造膺品的时代——一个伪基督的时代“降临”了（——相对于基督第二次降临，据说降临在人们心里）。所以，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超过了拿破仑和贝多芬所思索之范围，变成了马勒必须思索，担忧和关注的对象；而他肩挑与之，与之一齐倒下。于是，在此意义上，马勒诞生了，其音乐出现了——这就是葬礼和复活之含意。

　　五，其实，晚期贝多芬（他的晚期钢琴奏鸣曲、尤其是32）早已触通了早期的马勒的构思。（我们可以从李赫特的最杰出诠释中，得到这个贝多芬的挽歌之表达——而相对于G古尔德们和其他古典风格名家的演绎；而李赫特版的32，是一个将贝多芬左、右两翼（两手——天主和个体？）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最为独立贝多芬风格的演绎。其他人的演绎虽然精彩，如巴克豪斯，季塞金，施纳贝尔（戏剧化顶峰）都还在其次……——但是，即便是李赫特，也无法顺连贝多在32号中的、类似马勒中止的断音和叹息之节奏。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音乐史料细节。贝多芬为什么要中断什么呢？生命晚期，道德晚期还是价值晚期？……）我们大胆设想的晚期贝多芬和马勒的接轨，在大世界发展的逻辑中是顺然成立的。这个成立的图景就是，人类面对极权主义的荒诞，正在几乎手足无措地实行那种“西方衰落“论的哀鸣（见“西方的衰落”乃及施本格勒等的悲观主义……）——这是一个让资本和权力挑战（自由，民主甚至专制——相对于极权）文化，艺术和音乐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总称就是：上帝之死（马勒终于说出：要大地，不要天堂）。于是从这个概念出发，人们发挥出来对于过去和今天同等同样的悲观。这个悲观就被马勒直接带进了交响乐。这是诠释马勒真谛真正的背景和成因。如果没有这个几乎荒原般和黑暗式世界图景，马勒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无法找到根据的。这样，在衔接过去和未来的空挡里面，填补与之的艺术，即是马勒的十大交响乐。这十大交响乐告诉人们，那个时代之前的、过去的事情（他被布列兹叫做“陈腐”的东西）——而正是这些过去的价值和艺术，让人类活在道德并未纲解而人伦并未丧尽的、多少斯文犹存和契约尚在之世界中。

　　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艾略特“荒原”景致，几乎让人们忘记了过去，忘记了价值，道德和文化（当然还有革命，复辟和制度——就是艺术评论并不带及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一个选项，人类几乎踏入万劫不复之地。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因为抹煞过去而杜撰和理想未来的累类似未来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暴力和爆发。这是不必赘言的“那些主义”之真相。这个真相的简单定位，就是面临马勒的焦虑，绝望和敏感以后，何去何从？于是，马勒代表的所谓的未来式音乐告诉人们的田园牧歌和号角之歌，那，绝对不是未来。这是一个绝好的迷解；因为很显然，马勒要回去，要回到那些孩子还在，希望还在而未来可以枉顾的常识之巴赫，常识之贝多芬之时期。所以，人们从马勒的天翻地覆的呐喊声中，其实，无非是听到了上帝，道德，生活甚至爱情一类荒原以前的东西；但是正是因为她们在过去，接连马勒尚已远矣。但是荒原还是带来了荒原。于是，所谓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的马勒式“大地之歌”之中国化方式，也就跟在施本格勒西方衰亡论后面彳亍而行。一句话，没有没有过去的未来；也没有没有马勒的过去——而马勒的当下，就是对于丧失过去的一种当下之哀嚎——这就是马勒对于未来主义绝妙的警世。而最后一句话，也就是：没有没有西方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之歌。这就是一般的，总体的和历史的结论。

　　上文写过不久，就传来意大利指挥家阿巴多去世的悲讯。

　　我们这一代音乐爱好者，都是和阿巴多七十年代来华访问这个重大文化事件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他在北京演奏了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他和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奥曼迪两人，成为用音乐方式和音乐思维影响中国之独特人物之一；这个影响让人想到，中国不能够、也不愿意只是为毛文化（——等于0文化和负文化）所笼罩。于是，我们在文革的抵抗式学习和偷窥式欣赏，正式由此展开。我们知道，他的古典音乐的巨大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一代、思维方式比较独特之青年之一生（——这个方式形成，当然结合对于政治历史文学作品的习读）；这个方式还带来多方面影响的。比如，其中就有我们对于北京城市布局和城市风格这个所谓“凝固音乐”的（——音乐为流动之建筑）观感。很可惜，这个观感十分糟糕。北京城固有的审美形式和擘划风格早已死掉；人们只能在欣赏和向往西方音乐建筑和建筑本身上，记忆和往复此一审美。的确是在那个时候，阿巴多带来的整个古典审美促使我们补课于那种对称，崇高之形式感的复活。这一复活甚至直接投向形而上学的神往，并造就了我们对抗毛氏伟大的那种美感和美学。任何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习读这种美学者，就像雅典之人只要伯里克利而屏除菲迪亚斯。再者，人们认为的、那种以美学代补宗教的说法，虽然争议尚多，但是无论如何，那些关于崇高，对称（－也许含不对称……），节奏（——虽然有人认为世界乃至宇宙之节奏不是节拍——德勒兹……）均衡，节制，高蹈，宏大，绵密，之一切美艺概念的确可以，至少在欣赏宗教情怀的时候，并存于世俗之高尚和情操。他们一并存在于古典音乐。

　　这些东西就和维也纳的青年从青少年开始学习莫扎特和贝多芬煅冶意志，提升心智一样不可或缺，也殊途同归。阿巴多在北京那时的演奏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我们没有得票的人是在电视转播上看到的。那时对于贝多芬（——奥曼迪在北京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的理解，对于音乐的理解当然是十分浅薄的，只是相对于正统红色音乐产生的尖锐的对比——那就是一种懵懂而伟大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和我们对于文革的厌恶和抵制产生了互补。是的，那时的北京人很少会对马勒产生观感。只是到了21世纪北京乐众才逐渐开始注意马勒。这个时间段，马勒和阿巴多紧密联系着再度走进了北京。其间，一种比较远离了文革和革命的观念在无形影响着我们。但是，如何看待贝多芬和马勒——这个间距的产生，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历经了一种严重的思索。对于我个人而言，欣赏贝多芬和舒伯特，只是（在那个时期，文革之中和结尾），不过是对于革命的一总多少产生厌倦和抵抗的心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想在文本和总谱中联系或者间断性直面和参与古典音乐中贝多芬的革命情怀，作为我们回顾和总结革命的直感。于是，贝多芬和马勒的区隔，在这个感悟上夺得头筹；而21世纪阿巴多带来的马勒，让人们知晓，在回顾革命感觉之外的一种宗教的和荒原的感受。这个感受，现在正好是在人们纪念和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他革命年月中事为导因。于是事情是这样分辨的。回避革命的贝多芬让人感受着心理的继续革命观；而马勒告别革命的失落，绝望和颠覆，让更加宏大，起伏，跌宕和深刻的人间思索和神间或有联系。这是马勒的对于战争和革命完全不同于贝多芬的演绎。这个演绎让人们更加接触心灵，土地和天堂。

　　当然，阿巴多带来的启蒙，让我们在几乎近半个世纪懂得了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乃至，我们和上辈人经历的时代可寄托乐声对比以感受之——加之，我们中国人对于西方人之间，文明之间和政治之间的对比，让音乐获得了某种我们自己的灵魂。因为，阿巴多带来的音乐背景与巴赫之宗教的，人文的，贝多分之革命的，公正的，马勒之荒原的，天地的……那些启蒙是多少一致和契合的。比如，关于研讨阿巴多和其他著名指挥之间的音乐版本比较，就是一种欣赏古典音乐的乐趣。阿巴多对于马勒的演绎现实是自然，深刻和感性的。这和他的其他音乐定位并无太多相同。比如我们所说的小克莱伯的贝多芬，尤其是他的贝五，可以说做到了前无古人——而他的指挥秘诀，就是加速了乐段开始弦乐齐奏的速率感，而和一切之后来的指挥，如现在维也纳爱乐的座上客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等人的传统和正统演绎，迥然不同。但是，在指挥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乐版本比较上，卡拉扬六十年代的一此指挥，可以说，绝对超越了一切对于贝三的演绎（——含早中期和现在一切人的演绎），加之福特文格勒几次勃拉姆斯第四交响乐的演奏，可以说基本上不让克莱伯，还有超越之可能。（可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I-Ovumi9mA）。如何理解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仁智各见；但是，对于乐谱的还原和创造双向一体的结合，才是最为重要的所在。虽然，我们并未对阿巴多的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产生多少伟大印象，但是他的那种整体处理音乐的优雅感受，似乎和贝多芬的古拙，浑厚和直接，多少产生了冲突——比如说，阿巴多的贝多芬，就与那些反对“慢”感美感的一切指挥适成反差；是不是和迦德纳的快速贝多芬哲学有些吻合，现在，尚不好说。只是，当阿巴多做过手术，他和西门.拉特说了，他的内脏切除了一些东西，但是好像在那里多生长出一双眼睛，让他更好统领乐队（大意。）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盼顾几乎所有国家大都市的古典音乐网络电台（——http://www.listenlive.eu/classical.html只要你舍得花钱买一对高档电脑音箱，即可欣赏）。

　　我们也同样注意到世界上的人们对于失去阿巴多的怅惘和悲恸。是的，……比如回忆、聆听他的马勒交响乐，就是人们感受体悟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世界命数的一个契机。我们知道，他是最早指挥马勒音乐的伟大指挥之一（——当然排除他和克伦佩勒，巴比罗利，瓦尔特……一类前辈比肩）；他是比较卡拉扬更早指挥马勒的指挥家，是在1960年代末叶吧，是和马勒诠释权威伯恩斯坦齐时并肩。何以评价指挥必然或者常常愿以是否接触马勒为依据，就是因为，马勒是20世纪之魂魄。所有伟大指挥，除去福特格勒（他早年也指挥过马勒）和小克莱伯没有问津马勒外，其他指挥家无以问津者，都是对于20世纪用音乐语言诠释这个时代之大缺憾——而无论小克莱伯，如何精彩诠释了“20世纪”的勃拉姆斯和贝多芬；是的，他缺席马勒，这是无法原谅的一环。马勒对于阿巴多之重要，是在他绝对精彩诠释马勒、以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后之半个世纪。他患病复出后带来的非柏林爱乐之、同样是马勒的演奏，却是他同等重要于维也纳爱乐和柏林爱乐之（——他的马勒1，马勒9，都是他和维也纳爱乐合作演出——直到他指挥柏林爱乐，最后一次告别演奏马勒7——这个空白，是他病后复出指挥琉森节日乐团的马勒演出而为补。）所以，阿巴多就像伯恩斯坦一样，成为马勒诠释大师——而成为这个大师的意义，就在于，人们透过对于马勒的理解和体悟，做到对于世纪末叶和肇始之是非得失判断：西方衰落了吗？东方崛起了吗？……马勒对于东方，中国（——他谱曲唐诗），又是什么意义？这个意义于西方，于今天，又何于解？当施本格勒批判西方价值和文化业已衰落的时期，他的一个所谓横向比较观点应运而生；这个观点就是以否定西方而寻找和期许于东。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两次大战之间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于是，价值衰落的影响产生的观点错误，并不代表这个影响的感受性艺术会和政治观点一样，出现政治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个判断的意思就是，荒原感政治失落，不是否定《荒原》（T.S艾略特）和荒原式马勒情趣；不，价值失落的感性（战争，破坏，死亡和废墟……）和价值失落的判断（上帝已死，西方价值消殒，人类凋零……），是两码事；一件事情，是在政治历史文化上转向于对于传统的否定和批判——而另外一件事情，则是考察，记录和升华这样的感触，以艺术和音乐的形式记载于兹；于是，“荒原”考察的突破即可变为人们对于战争和动乱的有效反思和改变（恢复和再生）。这个反思也许是失落本身，也许，完全相反，就是马勒所谓的“巨人”的“复活”。

　　难道不是这样吗？

纪念一战的意义所在
——关于“1914年”的概念分析及其他

刘自立

　

一

　　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意义和纪念二战之，应该有个比较；那就是，一战祸端，是所谓帝国主义（含所谓正面之与后来之负面之之历史时态的虚拟与实际接轨）走到极端状态之结果；是帝国主义走到极端状态后被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利用之结果。而二战，是世界上的人们反对极端帝国主义而结合社会主义，实现后殖民主义之辨正（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于是，社会主义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正面性而走向包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反面帝国主义即苏维埃主义之现实（而反对帝国主义成为改换苏联帝国主义的一个能指抵换——于是，列宁们的反对帝国主义成为斯大林主义自身蜕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循环往复）。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走向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结果。这个结果导致社会主义。而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帝国主义反对希特勒纳粹极端帝国主义和虚幻欧洲神圣罗马帝国再现的愚蠢悲剧。这样，其中的线索十分清晰——

　　1,帝国主义可以因为他的负面特征被社会主义利用。

　　2,帝国主义含法西斯主义，可以被正面帝国主义所抵触和反对。

　　3帝国主义可以发展成为和社会主义一时间和平共处的政治结构。

　　4,社会主义本身（苏联）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5,苏联帝国主义和正面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之对抗业已注定失败；就像美英对抗纳粹注定胜算。

　　但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却可以在面临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的时代，再次成为和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同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模式”。

　　这个模式现在可以说简直就是方兴未艾，时尚无比了。

　　但是，这个模式因为价值/意识系统，资本/制度系统，法制/政治系统，文化/宗教系统和人权/自由系统与之冲突而最终也会走向与正面资本冲突之战争或者改变状态。

　　纪念一战的意义，主要是在看待帝国主义这个所指或者能指的全部正、负面含义之中。

　　有人说，一战期间（1914年前）世界呈现了某种和平温馨景致（主要是说欧洲或者具体说，比如，维也纳之类的城市……），空气多末香甜，风景如何美好。也许，那是一个现实。笔者20世纪末叶也曾旅行维也纳或者苏黎世，那里的空气确实比较北京的空气是天上地下！但是请注意，在上上个世纪初，世界各个城市和农村的景象果真如此美好吗？——换言之，如果那些政客和分子们如果真的有点良心和底线，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吗？这个比喻，十分浅显。我们看到，在世纪初，各种乱象和危机早已祸根俱在，无可避免——即便是大战引擎被偶然拔掉，战争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这个战争的逻辑，早已在资本，贸易，殖民（——民主）世界之耶稣诞生以前，就已存在。前此，我们撰文绍述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再早之波斯－希腊（雅典）战争，已经包含后来殖民战争和帝国战争的种子。这些战争的种子，跨越各个世纪，伴随着西方“崛起”和“衰落”双向而行。这些悖论和辨证，说明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僭主的雅典式或者斯巴达式野心，完全可以从民主蜕化和转变成为殖民——战争导致价值改变——而于此呼应，战争也赢回价值；比如二战……。（再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概念就是这种典型的双向轨道特征之体系：一个轨道，是期宪，民主，治衡之法治国家理念——一个轨道，是日俄大战，日－满（清）大战乃至日－中大战之理念）：这个理念，可以和希腊之雅典（民主）理念＋战争理念——乃至（拉斯金所谓战争美学之）英国理念＋日本理念，有的一比。日本，之所以混同于英国，是因为他们一样有民主，有宪政；日本之所以不可以混同于英国，是因为他们面临殖民命运于不同之时代；时代变了，殖民＋民主，这个概念，不好用了。于是，要改变成为资本主义以（科技，文化，外交……）代替战争。但是，这种战争替换法，其本质，还是要摒弃价值系统，追逐利益系统——那是一种也许唯此唯大的独一无二的价值第二主义——而价值第一主义，就是摒弃价值改换利益之系统。这个系统的改变也许导致了二次打战以后出现的民主浪潮。（换言之，就像德勒兹所谓，一切列宁主义所指系统本身，就是指向能指的虚幻；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身不是无产阶级，苏维埃主义本身就是后来废弃苏维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但是，于此类比，如果人们也把起源于雅典的民主价值系统同样能指幻化和所指蜕化，那么，人们就会把民主系统直接改造成为利益系统，而最终收到后现代派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参见德勒兹《千高原》））。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西方人同样取得德勒兹主义后现派的身份，那么，起始于雅典的民主主义，民社主义，民粹主义和德莫斯主义（——民主词头本身），就会转变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导致了雅典的命运，而是民主和殖民的意识，海外的意识，亚细亚的意识和世界希腊化的意识，导致之，兴盛之，（——而这种帝国主义导致毁败世界民主——同样，不是威尼斯经济导致中世纪贸易鼎盛，而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赞同、至少不反对自由主义和城邦经济，自由市经济——甚至自由人权主义，才使得经济发展——海外殖民主义可以统揽世界……）。这也就是有学人所谓雅典民主概念形成和影响之历史（这是一种主观决定论，哲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而不是经济之。“故此，‘民社’（demos,即公民大会制度，在其中设立了具有统治权的团体）的诞生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个制度使得政治权力很难于集中到贵族手中——直到公元五世纪后期还是一直如此；随着旧的游戏规则得以改变，广大阶层民众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逐步与贵族形成了对立，这迫使后者变得更加自主。

　　“因此，人们首先形成的是以广大阶层为基础的‘政治平等’概念（isonomia，大致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五世纪初），这绝非偶然。

　　“……公民政治上的权利上的平等——投射到‘属神秩序’（Eunomie）上的产物。

　　于是民主制度随着寡头制度，专制制度或曰僭主制度随即到来，轮番执政，神阅于人（民主绝对不是无神论。））……（参见梅耶《古希腊政治起源》））故此，当耶稣诞生后年岁，圣.保罗访问雅典时期，希腊价值系统的衰落，业已触目可见——这就是保罗所谓“雅典社会偶像太多”这个微词所现，所指——于是，柏拉图预言之一神教（“未识之神”时代，果然到来。（根据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使徒保罗在访问雅典时，看见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献给未识之神。他受邀到亚略巴古，向雅典的精英发表了如下讲话：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诸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我经过各处的时候，仔细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给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传给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豫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

　　因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祂，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的说，原来我们也是祂的族类。

　　我们既是神的族类，就不当以为那神圣的，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祂已叫这人从死人中复活，供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维基百科》））
　

二

　　价值系统可以衰落和蜕化但是不会消失，更不会因为价值辨诡和文学幻化而出现消殒或者逃逸。“逃逸线”，这个词汇正是上述哲学家德勒兹全盘否定价值思索的文幻手法——因为他的文本牵涉到“1914年”，故此，我们可以应用它对于这个年代和时代，事件和人物做一个对于第一次大战的粗浅分析（当然，不会只是牵涉德氏，还会绍述一些有影响的其他哲学家，诸如施本格勒一类人，在那个时期的观点，以较为丰满呈现古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也许，文本的起始，可以运用德勒兹的这个概念：狼群。他直接说出列宁之布尔什维克“狼群”对于1914年的含义，且前后带出一系列的概念和辞藻（《千高原》）。比如他的“根茎”说；以抗衡所谓“树形”和“侧根”象征于比喻；这个根茎说的主要指向就是谓之根茎的网络状态和无中心论；可是，树本身是其侧根和根茎之前提完全被忽略——这个说法简直就是文学诗话语言；这种语言的特征就是歧义文本和能指/所指分裂——而他的哲学和很多后现代哲学一样，一贯以此蒙之，混之；他首先模糊哲学以文学化，再，模糊政治以哲学化，最后以哲学，政治文学化双向模糊价值称述和教旨常识——也就是另外一种常识反对论（——犹如我们今天所谓模式之“政治”经济学化；呵呵）。根茎说对抗树形说的几乎全部说辞就是在潜在地、或者显在地反对一种价值、中心系统。于是，他的对于价值系统的置疑，带出逃逸和“界域”/“阀域”（——含对立系统之解域和结域）——而逃逸的含义预指或者现指他所谓结构之解构和解构之结构（——也就是，他的节段化和线性化对立）。而他强调的非二元化系统，（——也非一元化系统），则使用他的所谓N-1概念予以称述（——既不是“陈述”；也不是“表述”——因为，他认为陈述的表述和表述的转述，就像列宁宣称的口号和诺言一样，在时空上都是虚幻和谎言。（在此一点上，后现代分析堪称政治正确？）于是，“狼”群代述的那种（极权主义？之弥散）“分子”状态和他的所谓“克分子”，状态成为他反对分子状态和克分子状态的比喻——就像他说，佛罗伊德不懂狼性；佛罗伊德问起狼性，而提出何以狼之一，个体，和狼之二，……三，四，五，十百之群集性存在……他说，这就是狼的群集和个体同构的、既是分子状态，有是克分子状态。用我们生活在毛主义时期人们对极权主义理解，换言而之，就是分子状态的个性趋炎附势和独特表现，乃随无个性克分子状态之趋炎附势和独特表现，二者汇为一体。就像我们论析文革状态之个体犯罪和国家犯罪一样。这里的分子状态（比如：宋彬彬——）——克分子状态（比如，宋任穷－谢富治－康生－江青－毛就是国家状态），结合了。当然谢富治一类人也有自己的分子状态。等等。这个宋氏父、女之一体就是分子状态和克分子状态，就是所谓德勒兹主义的谐谑曲。

　　这是十分关键的表达（——不是“表述”？）因为按照德勒兹对于1914年的布尔什维克之狼的窜入状态，世界大战似乎业已表达了结域中价值崩溃的逃逸状态。而这个状，态就是德勒兹所谓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乃己人类（神类？）所谓“配置状态”的分化（——虽然他起劲地反对二元分析和辩证法）；换言之，他认为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十字军和其他世界性远征/19世纪末叶在中国之八国联军……（是不是要说一说他没有提到的雅典人阿尔西比亚斯远征西西里呢？呵呵）……一直发挥到列宁主义摧毁国家机器的战争，都是他所谓“逃逸”状态的流动散居和荒古状态的复生。它，使得战争机器似乎代替了国家机器，代替了历史，冲刷了价值和漂流远方？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按照他的说法予以推论——一种有趣的反讽）：按照价值起于古代（就是希腊之忒休斯时代前后）这个说法，包含价值结域，国家政治和民主/僭政说——这个说法被西西里远征，伯罗奔战争甚至波－希战争逃逸和解构乎？这是一个深刻话题。按照这个话题，我们也同样可以推论：专制政治（含老寡头old

　　oligarchic/伪色诺芬主义）可以生产和杜绝民主；而民主一旦陷入逃逸－战争－解域－狼群状态，雅典民主-僭政的双向驱动，就会被后人德勒兹解构掉？！不。的确，就像我们说过（含，前此关于雅典民主文章）地米克利斯，Eurybiades（欧里比亚德斯）和阿尔西比亚德，都是民主价值首创者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的继承者，但是，战争让他们“逃逸”之波斯而为其所用；是不是这就是价值崩解和“雅典审判呢”？不。这是因为，雅典——萨尔狄斯之间，客蒙和奥特涅斯之间，希腊和埃及和波斯和叙利亚……之间的间性关系，并非只是在战争中互相逃逸；亦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在国家机器里面产生多元民主－专制之思维，之制度，之人员。我们说过，如果价值，文明和宗教代表了人类的正面力道，那么，专制－民主之间“亡国家，不亡天下”的价值保存，就是人类既在战争中保持“不－逃逸”和在国家中保存“不—不逃逸”之辨证说法：也就是说，代表国家的价值力量和代表战争的价值力量，照样同样存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逃逸－反击和胜利），对于文明世界难道不是一种挽救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毛，之格瓦拉，之卡扎非……都是国家－战争一体存在者；没有没有战争的国家，也，没有没有国家的战争。这是对于战争－政治一体说的类似克劳塞维茨的延伸论之重复（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实，政治也是战争的延续）。

　　在另外一个方面，主权国家对于自身主权的逃逸，失落（——实际上是解放——是大权旁落）和自治一币两面；这是德勒兹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并非像德氏所谓绝对二元对立表述那样（——因为他的杜撰驱导意味战争＝逃逸；而国家＝结域——但是历史不是这样。我们前此说过，古希腊百千小族的间性存在保持了希腊－雅典和统一波斯之迥然不同之局面；自由和不自由之局面，民主和反民主之局面——而显然，波斯人（？）奥塔涅斯似乎也严重提倡大流士应该走民主之路。于是，希腊自由，雅典民主应该以相对于雅典民主之希腊各个城邦的自治为前提（含底比斯人，拉西代梦人，塞浦路斯人等等）。这个伟大传统就像雅典式是海洋和海军国家一样重要。这个传统，虽然，被统一罗马帝国更改于希腊化时期。但是，罗马自治和罗马帝国的多民族撑持和膨胀导致其瓦解于无法真正施行一统——这就是正面帝国主义，正面康斯坦丁主义和正面亚历山大主义，对于罗马自治的一种正/负面回应。而在继承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这种伟大城邦的自治主义带来的思维，概念，法则和政治主导（——它，同样体现在威尼斯经济和共和主义之结合且是其主导于贸易，关税，经济，甚至政治，文化与战争之国家前提和非国家前提……）。伟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复兴就是这样并非只是由于逃逸和解构所推导。这个复兴就是在所谓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战争（十字军）——自治城邦——自由主义（依赖于自由市，汉萨同盟，等等）之间进行的典范和正经。这些二元对立的正、负面估量，当然是正面主导之，法治之，文化之（——加之意识形态化的负面意义和正面意义之博弈——比如，就像个人崇拜（克利斯玛）之正、负面意义一样：正面之，起源于神旨和宗教指向，礼待，崇拜——负面之，起源于废神，予人－领袖－精英－败类－纳粹－屠夫……之崇拜。于是，绝对的逃逸线，被主权——自治；集权－自由——这些辨证文明所替代。这个替代更加加重了以下专制－民主战争之间同样是正、负面走向的分析之必要性。（参见有关鄙文于北春杂志）

　　于是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要义就是，人类只是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解构和屠杀，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和德勒兹的想法相反，战争带来的自由和不自由，战争带来的民主和不民主，战争带来的殖民和逃逸－独立－解放－进步（虽然我们很反感这个进步辞藻），是专制－民主互相转换的人类常识中的应有之义——这个应有之义虽然血腥，虽然投机，虽然残暴，但是，他们仍旧是文明的产物，仍旧是政治的产物和科学的成为。于是，从阿尔西比亚德到马基雅维利，他们都是在深谙共和和民主的基础上施行相对主义，犬儒主义和投机主义。于是这个主义之塲开始逐渐恒温于一种前极权主义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极权主义之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完全彻底全部有别于历史文明中之古往今来的世界战争（含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含义就是，除去列宁以外，一切战争，一切政治，一切逃逸（——自由——民主——法制）都是可以肯定的——甚至对于这个事情的专制主义打击也是可以理喻和鉴谅的。因为他们的自由没有斩尽杀绝。我们看到的前极权主义历史之所以可以让自由和不自由，民主和不民主（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民主的多少，有无问题），战争与和横向互存，就是此理。于是我们提出最后一个提示。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在前此互相战争，以后（二战以后），不再生战，一个重大原因，是不是他们相信了尼赫鲁－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原则；抑或，这些当代的地米斯托克力们把握了战争和制度，价值和外交的某种不战原则和哲理——恐怕后者，才是不战的主导原因——而战争是在专制极权国家和反对之之力量之间进行（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汉战争……韩战，越战，等等）。这样一来，出现一个和上述课题类似的课题，就是，当代投机主义者类是不是欧里比德斯和阿尔西比亚斯？当代投机主义，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伊拉斯谟主义（——反智主义者），回答：否。更加严重的提问则是，如果民主国家政客不懂得他们西方本身的历史，（中国人更加不懂……）；如果他们一味地改变价值系统和游戏规则，他们的战争与国家底线，就会突破。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对待尚属文明状态的国家政权（专制主义）很有兴趣予以正确打击（比如对待伊拉克，对待塔里班，对待基地组织），但是，他们却把历史上地米斯托克利对于波斯那一套拿来对付，献媚和讨好当代极权主义政权。于是，在此意义上，他们谴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二战之残酷和死亡，换来的不是和尼赫鲁的和平共处，而是和周恩类的。这是一个诡诈和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殖民，战争和扩张带来的正面帝国主义，在利益论作祟下，施行对于他们民主祖宗雅典价值和自由传统、自由贸易和自由城邦价制度的背叛——文本上他们混淆和极权主义的经济分类，施行忽略南橘北栀资本原型的败类WTO主义.）诚然，首先背叛雅典人的，是雅典人自己。）
　

三

　　希腊衰落的原因也和战争有关——但是更加复合政治学人和历史学人所谓各种政体在民主，共和和僭政（贵族政治）之间的转圜——以下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希腊军事力量的下降使得罗马人在前168年左右征服了这片土地，尽管成为罗马的领土，不过却拥有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光，很多希腊人认为罗马人结束希腊化时代的动乱，罗马人的统治则带来和平，而希腊文化反过来征服了罗马人的生活[27]。习惯上认为罗马对希腊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卢基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对科林斯的洗劫，然而早在前168年当国王珀尔修斯于彼得那战役中败给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马其顿尼库斯后，马其顿就已经处于罗马控制之下了。罗马人将这片区域划分为四个小共和国，前146年马其顿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首都为塞萨洛尼基。剩下的希腊城邦纷纷被终结事实上的自治，而归降罗马帝国。罗马人将地方行政交给希腊人管理，并不欲破坏传统的政治模式，而雅典的广场（agora）继续作为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存在。”（《维基百科》）其中可以发现我们常常提到的关于崛起和衰落间性运作中那些正面要素：

　　1，罗马人也许就像波斯人玛尔纽斯将军一样，在征服伊奥尼亚以后，用自己的军队推翻僭主政权，建立民主政权于之；而罗马人也同样继承这个习惯，自治，成为罗马人给予希腊人的一种习惯性赐予和习惯性政治。2，雅典广场主义，继续作为公共生活的习惯予以保留。3，罗马（政治）文化在希腊化时期所受到的希腊文化影响，含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共和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并非要继续希腊政治的分解和阅读；这里，是触及帝国政治的篇幅。于是，希腊帝国主义接轨于罗马之，前后，也就顺理成章。这个章节，也复合历史所谓“节段性”定位；只是这个定位，可以放大注视之。也就是说，希腊衰落和罗马崛起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关系，其实，就是罗马帝国“不杀前臣”之做法（这个前臣只是广义称述：他可以涵盖人员，文化，政治，经济，等等）。这个做法，也就是，波斯和希腊签订《大王和约》时期的那种保留自治的传统；而自治保留传统，作为一个结域和解域的政治逃逸和不逃逸过程，不单在国家之内，也在城邦之内，让西方文化承载和撑持了、即便是僭政，即便是专制，即便是王权，也可以保留的（不是民主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他们转换政治，统治和政权的正－负双走向历史。

　　希腊民主衰落以后的政治就是罗马共和——而罗马共和导致的多元化和普遍结域和解域，让过于庞大的八百年帝国衰落——而，神圣罗马帝国导致的虚拟神圣和虚拟罗马，并非准确意义上的帝国，但是，她绝对不像伏尔泰所抨击的那样，一钱不值。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像波斯和罗马给希腊保留自治那样，给予威尼斯，佛罗伦萨于自治和自由——集权主义统一时期，这个自治传统依然存活，运行和发展——以至于接轨于民主政治（——就像美洲十三洲的自治和独立，让后来的美国和英国之“集权”主义政治（＝民主政治）发展成为准确意义上的代议制政府。人类这种继承性运作，是在20世纪被中断的——准确言之，是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始游荡时期开始准备中断的。这个中断，一方面来自苏维埃主义（——它导致帝国主义习惯性战争，政治；而其“自治”，也出现了巴黎公社自治——这个对于一切自治的异化，蜕变和堕落——它，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毁灭性自治——伪自治和伪共和。这样，自治既毁，由自治（各个城邦，政权，国家各自利益带来的战争）带来的自由，也就随之毁弃。二者，这个中断，来自一战乃及前此一系列的战争之并非终极归宿：他们都是出于利益冲突，扩展需要和地缘政治；而他们都多少高低和有限无限地作出价值保留；不亡天下（——含世俗政治之外的教权－王权之战……）。这样的战事，虽然，亦为残暴无道，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仍旧属于罗马战胜马其顿和拿破仑败阵库图佐夫那样的王权，专制，僭政含义之内的战争。就像包括僧侣，国王和贵族（——和人民一起）创造了普世价值一样，这些价值和体制绝对不会毁弃在上述人群，而只有像列宁和毛那样才会彻底背叛之。

　　然而在无论是民主，还是僭政（寡头和威权……）衰落之历史时期，每每产生一种新的模式似乎要取代旧的模式的虚假设计（——后来被成为现代性诉求，甚至后现代性之）。人们看到了亚历山大的毁灭和巴巴罗萨的下场。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认为这样一时间的衰落，就是历史终结。不。这样的衰落，其实，不是终结，而是新－旧事体规律循环其中的一种奥秘。这种循环的前提，也许，同样是十分残酷和残暴的。但是，这种残暴，依旧是一种自由——法国革命式的，后来，西班牙内战式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说，按照现代政治正确和左右划分，只要存在德莫斯主义的派系和种类于法国革命中之一切罗兰夫人，斯达尔夫人和所有的罗伯斯庇尔身上……这样的革命——含屠杀和镇压——就还是自由的残余——而斯大林和毛的革命，没有这样的派系，政党，人员，（他们都是分子化和克分子化的集群和群众），雅各宾和吉伦特，只有毛和类似寡头在轮流杀人于政敌……——这就不是自由而是无自由，不自由。

　　于是，派系和政党杀人（——其实就是阶级斗争）转变成一个领袖和独裁在杀人（——其实，就是不准阶级斗争）。这是迥然不同的事体——换言之，如果佛朗歌和毕加索同时存在，甚至还有斯大林，西班牙内战就仍旧是自由，不是没有自由，无自由——只有毕加索和洛尔迦都做了郭沫若，他们的自由才会被他们自己所埋葬（——在此一博之间，没有任何命名的和不命名的断言，可以改变——即便是乔姆斯基，也无法改变文革中那段“五七干校”的铁篱笆墙称述。呵呵。）

　　于是，在此意义上确定战争性质，就会十分便当。简而言之，任何战争随着概念的督导和影响（——意识形态先行？），价值危机，就会随着任何种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呈现。就会出现殖民分配和利益瓜分的地缘流氓政治，（——我们见到过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分赃言笑，寡廉鲜耻的记载——见有关记载。）在此一刻，很多自认挽救者类和布道者类，就会应运而出。他们主要的说话和写作风格，就是规定某一段时间的历史终结和价值废弃以及杜撰某种衰落论和崛起论——也就，是源自似乎雅典衰落而兴起的某种向前看的愚蠢之举。于是，这个世界没有了伯里克利和克里斯提尼，出现了世纪初叶之尼采，施本格勒和赫尔德林等等“先知”，他们似乎也像圣.保罗一样，说，你看，雅典完蛋了。但是，侠义的雅典和广义之，都不会完蛋。因为雅典模式早就不是线形思维－进步论调－终结完蛋……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诠释的事体。前此，因为德勒兹主义，他们左派人员认为，西方价值之欧几里德试验和耶稣祭祀价值，都是“陈述”语系中被“表述”——继而“转述”而什么述也不是的述……但是，西方，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除此极权主义历史虚无论以外，所有的政治和政体都是源于雅典和拜占庭的那种习惯模式（——虽然大流士认知过民主，但是没有采纳民主——而不是对之一无所知和一味贬斥）——换言之，他们并不诋毁民主！所以，当尼采认为价值重估而要回到希腊罗马时代，他和回到什么时代也不是的原始主义崇拜者，截然不同；而施本格勒认为（——一如黑格尔认为的那样，一个时代过去了，才会有新时代——普鲁士绝对意志？），他那个时期，西方正在衰落——而他出现在什么时期呢？
　

四

　　施本格勒（后译斯宾格勒（全译本第二卷）的哲学逻辑，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都是十分可笑的。他的思维锻炼，比较后现代诸人要差的多。虽然，有政客（比如基辛格）对之奉为典范和范式，加以自觉不自觉模仿之（……据说，他，基辛格，连走路的状态也是彷佛施本格勒式——见《维基》关于施本格勒释条。）后世基辛格之类之所以崇拜两个人，一个是上者，再者是梅特涅，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操作的历史悲观主义和政治乐观主义，在挑开价值（西方之）和策略上做到了几乎是完美和无敌（——比如，梅特涅根据战败者法国外卿塔列朗建立了革命后欧洲秩序。等等）。这种施本格勒主义的倾斜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偏离或者根本背离了他们的原教旨信条（——如果把雅典民主和罗马共和也可以叫做这样的教旨）。政治上乐观的表达，就是基辛格镇压阿连德和走亲毛泽东。这一右，一左，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影响，就是让右的合法性加倍丧失于左（——阿连德因此获得了某种人权分值）；让左的“合法性”（毛）加倍丧失于右——邓，成为新左－右一体背书者，创造了共产党－资本论。）所以，从那个认为价值系统几乎亡于文化死亡阶段之晚期文明阶段之施本格勒，他的文本，几乎全部都是靠不住的价值伪丧论调。这个论调从几个概念，几个系统和几个体系，可以看到。这些概念，无非就是就像德勒兹玩弄所谓树木图式和根茎图式一样不伦不类——新左派的那些文学－哲学语言，比较严肃之哲学就是哲学，文学就是文学——语言；——政治学就是政治学语言之老传统思维，来得极其荒诞丑陋。施氏的概念无非就是，文化阶段论，导致文明晚期论；雅典民主论，导致罗马替代论。虽然他似乎涉及地米斯托克力，客蒙，伯里克利，克里斯提尼的名字，但是，他从未严肃于此展开这些西方价值系统开创者的任何细节（——也就是耶稣＋民主之细节——他把希罗多德一直以来说成是底比斯人（埃及人），也是含糊不清）。因为，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希腊并无未来，只有现在（他认为希腊人没有抑或不讲历史——他们的人，神，半神参与历史，十分可疑等等）——叫做“纯粹现在论”——而纯粹现在论，让后世的任何参鉴都失去了参鉴意义。至于他的城市决定论和东、西无知论……一类说法，都是背离洪堡，兰克等人严肃论证课题之外之“课题”，假问题和伪论证。比如洪堡关于国家作用和兰克关于客观历史（真相追求论？），都是施本格勒的观点无法伯仲之——他的“城市中心”说里面，没有自治市——这个由希腊自由城邦和威尼斯（中世纪）自由城邦带来的、几乎是欧洲永恒存在的概念（！）(即便是共同体和欧盟，对于其实质，也是行同虚置。)施氏的城市论完全没有城邦主义的西方价值核心所在。这也就是我们所谓，西方世界自希腊世界开始的自治－帝国－民主运动的模式或言范式之时间性和永恒性。这是人文－宗教双向斗争和调试的价值载体。这是一种概念。这个概念贯通于整个西方历史，乃至于今不变（实质不变。）这是施本格勒完全没有分析之处；而洪堡，兰克，夏多布里昂，基佐，甚至歌德，对此早已做出分析——除去文本分析之外的政治实施，也早就不是罕见之举。我们多次所指的自治——城邦——自由市之历史肇始于希腊－罗马－发展于神圣罗马帝国——集权主义（不是极权）——统一时期——民主时期……：这个历史就是西方的城市历史；而完全不同于施本格勒之城市复兴－凋敝说。这是有见识和有常识者的共识。而他的大、小宇宙论，更是荒诞浅薄不清。因为他所谓的植物－动物，动、静和恒、短说，几乎是既不可能登堂于植物学界，也不可能登堂于进化学界；当然，和上帝创造万物，也没有什么联系。至于他的体系，也就更加朦胧不确。

　　他的反对线性历史观，则常常和他自己的文化－文明阶段论（——让人想起德勒兹的流线论和节段论……），加之他对于老歌德的历史阶段论的首肯，使得他的体系哲学，自相矛盾。因为他自己的出发点，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这个丑类和浅薄的翻版。他预图扳回这个说法，是以之横向比较论和政治悲观论，虽也说出了一些细节之定，但是他的政体拔出和文化超越，还是自堕原地。全部文明植物说，垂死说和转换说，只不过让人想到了他的目光短浅和志大才疏。他的唯一接轨西方相对主义的说词，也许，就是他在谙投马基雅维利的时候，做到了关于权力和金钱的某种异化大设局；这个异化设局，让价值系统和希腊－雅典－斯巴达制度，似乎面临了一种不会生长到何时、何以、何地（施氏用词）之断定。可惜，这个断定，没有得逞。民主加耶稣这两个系统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没有时值概念；就像指挥家断定速度/节拍/节奏和时值一样，他不会以瓦解速度而是让音乐的时值或有改变；而是当然保持节奏——这就是伟大的福特文格勒的艺术奥秘。这是任何后人无法模仿的音乐风格——就像克莱伯（小克莱伯）没有参与马勒诠释而让他丧失了对于20世纪发言权，成为一个巨大遗憾一样；如果有人要断定时间本身就是时值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而这正是施本格勒的毛病。他把历史时间论，理解成为可以任意操纵的艺术时值，这是一种滑稽之演。话说回来，施本格勒之所以没有理解希腊永恒和基督永恒，就像人们现在所说中国特色一样。此公大面积演绎所谓非西方中心化文化，从埃及到拉美，从印度到中国，丰富攘扰，朦胧玄觉。但是，他对中国的一切论调，也许，除去他所谓夏商周转换时期之祭祀式微说和人文替代说（——代替宗教），说有些意思之外，其他的所谓用以抗衡西方之民主和耶稣文化的跳越和横亘，都是绝对枉然，谬然和徒然的。他甚至就连关于雅典海上文明之与陆地文明之，与萨尔迪斯，拜占庭之间的专制（王权）和民主（僭政）之转换常识之提示，都一概未现文本。他的“高级－低级”文化说，和黑格尔的辨证说，异化说和扬弃说，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最后看到了价值系统和钱权系统并置挑战耶稣和民主，间性互出，互文“伪”用，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正确说。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西方的变成东方，西方的变成中国——红色资本论和希特勒钱权术，似乎别开天地，让施氏提早提出了某中警世，这个提法当然是要肯定的——而不是他所谓西方永远是西方，东方永远是东方那个说法。

　　于是，施氏所言“晚期文明”之所以要完蛋，要危机，要打仗，要大战，虽然他饶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试图说出他的“西方衰落”（这本书写作于1914年，1918年出版）之因素——他的这个初衷，未尝不是不难能可贵的。我们在此提出的系列论调，也和他的初衷，产生某种苟合。呵呵。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即便在1914年，即便所有的西方传统，耶稣和民主，城邦和自由传统，文化于文明传统……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着，发展着，但是，民主本身的雅典性质之殖民，之危机，之战争——经济和政治，文化和文明——这些双重逻辑自然也是继续存在着，并且当然引起世界大战；事情其实还没有完（！）——事情，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非战争的，资本和利益的、东－西方资本媾和，一如远说之，这就是希腊之欧里比亚德斯和玛德拉图（斯巴达王之一）媾和波斯那个机率和或然——而基辛格，尼克松共和毛，甚至，罗斯福媾和斯大林，和艾克绥靖杀纳吉者，都是西方致密之妙。这是几千年以来之历史“正确性”和政治“不正确性”互做诡诈之处；这个做诡，成为西方无耻政客变换俾斯麦主义手法的后续演进。这个演进在毁灭俄国继而毁灭中国上，的确，做到了政治积极（中国转红）和历史消极（共军转胜——国内第三次内战时期）之双向赋格和对位。这里，不是施本格勒所谓的价值传统和文化已死，而是西方价值怀疑，传统现代（——达于后现代）和文化本身的双轨制而致——因为你看，马基雅维里，一方是共和主义，一方是君主主义，一方还是投机主义和无价值主义。于是，西方本身的觉醒和懵懂（——觉醒是施氏用词——这个于此一无所是）之间的间性补充，成为历史复杂性和自由难企性之纠结；换言之，不是要像施本格勒所强调的那样，文化阶段论导致文明晚期论，而是，西方一直以来就是文化－文明－民主，殖民——资本——自由之双轨制，多轨置。这个N轨制，没有结束；历史，也没有结束；资本，也没有结束。数来说去的“结束论”，就是马克思线性历史观的黑格尔主义再现——这个再现的生死，其实，就是认为共产主义价值形态的完蛋；但是，他们严重没有想到，CCP和RCP们（NEWKGB）们，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共产主义，只需要资本主义。他们加入资本主义，变形之，异化之，蜕化之，堕落之。于是，这里的衰落和崛起的辩证法就是，不是西方的衰落导致东方的崛起——而是西方的崛起和衰落的、与施本格勒定义完全成为相反的判断——西方的衰落本身，就是西方的崛起——因为，西方不是永远都是西方，东方永远都是东方——现在，东方的崛起似乎要带动西方的不崛起，不新生和不兴盛——说是，只有中国和金砖什么国才会兴盛，继而弄成世界无原则资本的整体改变。这是一个就连希特勒也不敢玩弄的危险游戏。
　

五

　　有人说，价值系统的世界性完成，是来源于耶纳战役以后的后革命时期（——“戰役最能反映的是對於政治軍事上仍相當封建的普魯士來說，自由改革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一些普魯士主要的軍事改革家例如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勞塞維茨都曾參與戰役。他們的軍事改革與之後持續多年的社會改革，開始了普魯士轉變成為現代國家的過程，逐漸將法國的勢力逐出德意志，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領導角色。

　　“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那時是耶拿大學的教授，在戰役激烈進行的時候，他宣佈完成了著作《精神現象學》。黑格爾視這次戰役為‘歷史的完結’，即是說人類社會將會趨向我們日後所稱的‘自由民主制’。”《维基百科》））这也就是后来所谓历史终结论炒得沸沸扬扬的初因。所谓历史终结，自由民主开始之无历史开始了西方价值的完成式。事情果然如此？是的，价值系统登上历史台面于普鲁士战败，当然是一种十分乐观的迹象。但是，施本格勒却在这个时间段发出西方文明“晚期“的忠告——虽然，他的忠告也许并不准确，论述和理据也十分浅薄，但是，这个价值（自由民主）确定论被定格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请问，历史又如何终结呢？——是不是这个终结延顺于二战以后呢？其间，有几个原因可以分析，且产生大背景和小背景（——却不是施本格勒所谓大、小宇宙之类的文学幻化）之因子。大背景，就是整个世纪和世界，在历经了耶纳战役以后，对于拿破仑主义的军事和政治遗产的估量。这个估量，同样产生双向的所指——而能指，却在核心不定的前提下，颇似德勒兹所谓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解域和结域——能指和所指，似乎产生了非常矛盾的不解状态（线性逃逸现象）——而这个不解状态，直接导致国家和战争挂钩，加上革命（列宁主义）。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毁弃和破产“历史终结论”之所在。因为拿破仑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他的政治，战争之间的矛盾；他的专制，共和之间的矛盾；他的革命，镇压之间的矛盾；他的法制，独裁之间的矛盾。不然，法国文豪夏多布里昂也不会撰写如此部头的巨著（墓地系列），来分析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那个时代精神就是复辟潮流的王朝回归涌动。在此一面，英国人早就完成了共和－王朝之间的政治难题，并随之贡献英格兰有益于后来美国独立的乡村自治等王朝－共和统一论。

　　在德国方面，俾斯麦的德国统一论，欧洲均衡论(或许直接来自梅特涅主义的欧洲反革命秩序论)，宪政内置论，反对社会主义论……让德国的非战争，非扩张，非后来希特勒化，得以暂时登堂入室，以作为一中短暂的改革－统一－和平现象出现于德意志和普鲁士（——因为俾斯麦主张政治德意志化而文化普鲁士化……）。这个俾斯麦主义由四种政治元素组成：1，一个，是他的铁血政治主张；2，一个，是他的欧洲秩序（——不吞并奥地利；等等）主张；3，一个，是他的反对“反社会主义法”主张；他的更加重要的主张是，4，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也就是说，在他极端厌恶马克思和咒骂社会主义是“欲壑难填”的真理表决时，同时，他抑止了（暂时抑止了）导致世界大战的，欧洲源自雅典民主时期的扩张和殖民做法。这是人所公认的。只是威廉二世们破坏了这种平衡论和秩序论——还有欧洲学人认为，俾斯麦的死直接导致了后世希特勒主义的泛滥。这是一个有趣的比喻。其中，当然不乏意味和意思所在。也就是说，其一，俾斯麦的铁血政治不能、也不愿取消宪政。德国多党政治的框架，还是存在的。这是对内，对外的第一性原则。如果德国按照这样的原则施行某种德国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会中止于俾斯麦主义的操作和抑止之中。其二，俾斯麦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代替多党政治。他在对内安抚（给予工人阶级以第一次福利招安？），对外均衡之策略中，让世界大战转化为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机会几乎成0。因为左，右两翼都没有真理可言；有的，只是均衡。俾斯麦把革命和战争皆堵死在工人权益的栅栏之中；也让欲壑难填的社会主义，没有了生长的空间。（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因为那时的俾斯麦主义正在抗衡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崛起的诸多可能——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要在西方国家施行革命，暴乱和夺权——而社会主义思潮悄然预图取代耶纳战役之自由民主等等被看作较为老化的价值系统。）于是，变战争为革命这个试验开始实施；变世界战争（局部战争）为巴黎公社式的西方正面自治之反，成为列宁主义之前的一次冒险——他们甚至包括变英国宪章运动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诉求，而被迪斯雷里化解……；这些名堂，都是列宁转化战争为革命之先导。于是，考察俾斯麦非战主义（——当然，他也侵略了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是人们考察世界性战争也许可以抑止于其手之可能性。

　　重复而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危机（也就是施本格勒所谓“西方晚期文明”），之所以无法制止战争，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没有了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统格世界和平的人物。再说一次，如果世界资本主义完全按照类似古典雅典民主框架中的殖民主义推进——那么，世界性的殖民争夺战，就会在性质和规模上，比较薛希斯的五百万大军跨越赫勒斯庞海峡，对于人类更加残酷和残暴。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当然，不是因为战争和死伤，更是因为就像巴黎公社一样，要变世界性战争为社会主义——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呈现——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的人们不知道如何攘外－安内——不知道如何让民主法治框架制止世界大战，而听任对外战争，对内法制和民主，那么，这个系统的所指就不是历史结束，而是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无法继承类似俾斯麦主义的几个要素之间的互相辨证和解域。在德国，社会主义被抑止下去（就像在以后的日本），但是，战争，却没有被抑止下去；最后，世界大战转换为列宁主义。这是一个基本教训。那么，在理解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这种转换其实仍旧在魔术般进行。这个幻化的价值凸现和制度贬抑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时，同地和以同样的原因，取得了战后世界的合法性（——乃至邱吉尔虽然并不复合盟军战略的，后来被定位为苏联“有限主权论”的所谓分赃划界，但是，韩战爆发后，邱吉尔，（和艾克一道），同样抑止了麦克阿瑟要打击中国的战略……等等）。于是，我们看到，一次大战，产生了列宁；二次大战，产生了斯大林……那么，苏联以后，产生了中国（模式）。这些课题如何解决？没有答案：历史并未结束。人们一厢情愿的历史结束论和价值完成论，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中，都还根本没有得到有效诠释。那些政治乐观者和历史悲观者，依然在价值和反价值，制度和反制度的伟大旋涡中，从支持列宁，到支持毛（——就更不要说他们支持邓了。）这个结果，就是历史善于重复、再制造不同于战争的、那种价值－制度否定论者的悲剧。这个悲剧，也许，会以以后的原子战争爆发之——也许，战争可以避免，但是代替战争的利益争夺，资本，科技和电子、数字和网络的对抗，也许，也会产生类似战争的一塌糊涂状态。到了那时，鹿死谁手？既是提问，也是答案；因为这些原因和答案，早就潜伏在远自雅典民主——殖民（战争）的结构－解构－再结构……之中。在此意义上讲，无论如何，历史是不会终结的——历史既不会像施本格勒认为的那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一起完蛋之文明衰落论（见《西方的衰落》第二卷末尾段落之马克思主义和卢梭主义之死……），也不会因为现实的资本和主义媾和而永恒存在下去——历史之所以不会结束，就是因为他会继续雅典的正面，否定其负面，并且加上正常的，正当的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