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宪章运动启示及其他

英国宪章运动启示及其他 刘自立 一 一般而言，英国宪章主义运动，是英国无产阶级通过合法斗争争取自己政治地位的群众运动，宪政运动和人权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按照恩格斯等人的分析，乃是所谓无产阶级首次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而进行的斗争——虽然，这场斗争最终失败，但是，工人权益在英国宪法中全部得以实现。这是第一等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成功结合，且提出了他们的、通过阶级斗争取得工人解放的那个学说；且规定了迥然不同于西欧历史上平－贵结合，共和融解和劳资同构、那种以人权和私有为前提的国家政体。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此提出。这些针对英国宪章主义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对于英国而言，对于欧洲而言，乃至对于世界而言，其运动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权；相反，是所谓资产阶级政治家首相德比和财相迪斯雷利修正了英国的贵族民主和有限自由，从而达成了英国摒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前途（“在1858年，……德比伯爵再次出任首相，其内阁的财相位置由本杰明•迪斯雷利担当。工会组织全国改革同盟，并敌视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力阻工会在海德公园的集会，将公园封锁，工人们竟拆栏而入。迪斯雷利有感民愤难挡，为免自由党联合工人势力，倒不如早著先机，和工人势力联手孤立自由党，遂在议会提请改革。由于取得德比首相的绝对支持，议案得以在未受保守党内不满分子的反对，成功通过。”（维基百科））走上了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一致的、对于资本实行法治限制的法制资本主义。这是对于英国宪章运动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英国的国体和政体，在不改变历史传统和文化皈依的前提下，施行所谓的劳资和解。而对于在运动中产生的工人团体和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之类的组织和思潮，予以边缘化处理；并将英国政治学原则调整到对于洛克主义和孟德斯鸠主义的再施行和再调整。 这些调整，当然包含以下这些选项：“21岁的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设立平等的选区和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等 6条要求，并于1838年5月8日以《人民宪章》名称发表，宪章运动由此得名”；（此间值得注意的是，“1838年5月8日以《人民宪章》名称发表，宪章运动由此得名。宪章拥护者在全国各地集会、游行，要求实现宪章。1839年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潮”——随之，“1840年7月，全国宪章协会成立，F.恩格斯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工人政党’。”）这个宪章协会的成立和英国两党或者多党党的关系纠结不清，但是，作为屡次具百十万人次签名的运动载体，她的成立，说明英国本身实施的自由和自由主义——也就是说，迪斯雷利之所以接受了工人运动的要求，而后使得工人运动逐渐衰落式微；（可以同样想一想俾斯麦的反“反社会主义法”……和在马克思故乡，人们并不实行马克思主义之事实——虽然，其中经过希特勒的荒诞主义）；说明：英国由“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宪政主义，无法让位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之“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和理论，都是如此。 二，无产阶级要求的各种权益和地位，只能在国家政体（英国是皇权——以后之虚君体制）并不更动的情形下施行之——而不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取缔之。（英国如此；很多学人指出了英国乡村自治一类自由主义元素——而不同于法国之中央集权——但是，也有学人指出，法国也好，西班牙也罢……这种中央集权仍旧明确保留了三级议会和地方城邦的自治权限，继而迥然有别于极权主义。） 故此，三，英国宪章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找到阶级资源，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经济基础（和他们那种意识形态）……其实，不然。 这种宪章主义运动，不过是资产阶级本身处于资本和人权的某种协调时期而发展与之之改革运动；这种运动和英国双向选项的大宪章运动一样，她容纳了皇权和王权于一种治衡之中——而宪章运动的发轫与发挥，更是表明了历史上类似佛罗伦撒平－贵联盟所于提示的，英国宪章主义运动，容纳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于一体同构之政治命运；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那样，让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继而争取人类解放。 四，这个资本主义宪政调试是：“另外，由于在之前的英国选举中，存在着违背当代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准则的情况：有将近7%的选民拥有复数选票，比如拥有复数物业的人有权在其物业所在选区以及自己所居住选区都进行投票，而1918年改革法案并没有对这一情况进行改善。这一状况直到1948年改革法案才予以改善。”（维基百科） 五，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作用于社会的、类似孟德斯鸠所谓暴民治衡之存在，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只是，这个我们后来所谓左派作用的非绝对化作用，必须得到阐明。这个涵义的双向指向就是，左派，从来无法也不能取代右派；平民，从来也不能和无法取代贵族——无产阶级从来也不能取代资产阶级。 六，这是人类之所以延续文明和保障财产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因为这一条如果朝向任何一方倾斜，势必爆发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之所以有时并不享有政治革命的资本，是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代替性方案。这些方案原自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乃至经过中世纪共和（自由城邦，自由贸易同盟等等），乃及近代集权（不是极权）和英国式宪政，发展成熟于今。 最后，马克思主义实践（列宁和毛等）实现了某种偏下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工人苏维埃。但是，这个运动带来的政治和政体只能转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托洛茨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二，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其实就是农民）领袖及其后代统治的“新（资产）阶级”（红色资本家）之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之“无产阶级”龙种不过生下很多资本家跳蚤。 二 在另外一种观点中，英国宪章主义运动被解释为另外一种画面——这一解释说明之，宪章主义时期“所谓‘资产者’并不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所贬称的所谓‘资本家’，而是（资本家＋中产阶级＋产业工人）三者的结合。政治贵族以英国而论，则并不仅仅包括上议院的贵族老爷们，也包括早期赚钱的富人购入农村地产而成的庄园主，因此英国托利党的主体即所谓‘政治贵族’，是包括（传统贵族＋农村乡绅＋殖民利益者）。贫民包括了矿工和农业工人以及失业工人群体；并以后者为主体。 “英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一直到1867年保守党的狄斯累利首相，推动的议会选举权改革后，才真正获得选举权；但早在1830年的宪章运动，英国产业工人就没有参与所谓的‘工人运动’。这是与基督教左派和马克思主义教材（包括西方工人运动史）所没有指出的。实际上，苏联的历史资料甚至删除了这一段历史，（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中国有关教科书，就继承了苏联方面的选择性。 “宪章运动实际上是由工业化竞争而造成破产的夕阳产业（手织工业）行会从业者发动的，是反对工业化，反对机械化，反对工业革命的群众运动，并得到了英国托利党（农村乡绅）的同情。宪章运动的要求，实际上限制工业化，要求‘向弱者（夕阳行业）倾斜’，补贴手工业工人，以免‘凶残的资本夺去了工人糊口的技艺’。无论是当时的产业工会还是产业工人，对宪章运动是持中立姿态。 “这样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用更先进的生产模式代替落后的生产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相反了。 “工人阶级没有斗争！被产业工人阶级淘汰的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在斗争，而其斗争取向是要复辟中世纪的落后产业模式。（怪不得苏联学者尴尬的）。但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包括苏联，中国和今天西方的工党工运们），则保留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渲染性的文字资料。 “今天东方帝国所听闻的，所谓19世纪工人的悲惨故事，（卡尔马克思本人因而捞了不少同情分），实际上指的就是手工业工人被工业化竞争淘汰后的失业处境；比较典型的就有发明缝纫机，导致许多手织工业工人失业之类。编造这些故事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崩溃前夕的手织工业行会，敌视资产者的英国农村的贵族乡绅（借此衬托贵族道德的高贵），和基督教信仰的人道主义者们共同想象中创作的。”……（资料） 三 这些看法和史料的引用，很重要。他提示了以下关于关于宪章运作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表达，呈现了更早时间，孟德斯鸠所谓英国暴民阶级治衡英国权贵阶级的有名观点——也就是说，这个观点的概括，可以延伸到和适用于所有国家和阶级——中国之权贵和皇帝体制下之游民阶级的存在，是为一证。这些游民的阶级成分，不单包含庶民和赤贫，也当然包含了原自布衣李斯和后来之宋、唐起家之赵（匡胤），李世民等人——更不要说朱元璋，毛泽东了……游民在历史上的治衡作用，当然，也是双刃剑；它可以维护专制，轮流坐庄；也可以内圣外王，亡国顾天。但是，要将社会施行彻底消灭阶级，消灭游民和0式体制（敉平社会，亡国灭天），或是中国所谓“封建”体制（其实，是“后封建”社会）所不愿做到，也无法做到的。这样的逻辑和现实推导是：无论是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中国的农民和游民，他们的权益和斗争，在历史上从未中断，也不可能中断。这种斗争的意识形态呈表就是原自所谓古代自治和自由已现——到西方中世纪自由城邦和政教双权导致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在类似英国大宪章保证各种政、教权力之后）。故此，这个阶级政教分治之传统，随着西方大工业的发展和兴盛，随之出现朝阳工业和夕阳工业之龃龉。于是，在历经了欧洲梅特涅和塔列朗世代以后，欧洲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施行了某种带有宪政色彩的政治体制与社会运作。上述引文，自然，也提到迪斯累里对于这一阶级诉求提供的改正蓝本。 我们现在强调指出的就是，一切随之产生的所谓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之所以鱼目混珠地，似是而非地，成为囊括宪章主义运动之所谓主流手笔（起码在中国和苏联），就是因为这种解释的偏颇和怪诞。按照我们的“教条主义”说法，十九世纪并未产生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自由主义时空中一种异端邪说——这个主义诉求的工人权益和无产阶级前景，其实，早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阶级共和主义中屡经试验而式呈败局——也就是说，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中排除权贵而导向庶民——抑或相反的做法，业被马基雅威力等人，早就诠释，予以驳倒——任何排除和否定资本的做法和排除与否定工人的做法一样，不值一价，不足为奇。之所以法国人并不接受布朗基的巴黎公社而采纳了与之相反的基佐主义观点，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法国革命中平民主义的偏斜，看到了英国革命中寡头体制的独裁（克伦威尔废弃议会），看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欲壑难填”）……所以，在西方之工人运动中，彻底消灭所谓资本家的运动，就像在马克思的故乡一样，不会被和谐，被得逞。是的，这一阶级斗争，不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导向非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同治与宪政主义。虽然，世界上，历史中，工人和平民始终在反对显贵和资本的抗争中，不断发声和示威，直到21世纪美国之占领华尔街运动。 于是，我们看到更加重要的宪政主义前提。如果说，希腊和罗马自治权力的传统导致了中世纪威尼斯和米兰的自由主义城邦，那么，这种自由主义，在迪斯累里时期和俾斯麦时期，并不归纳为彻底的权贵独裁而取缔议会；（维基说：“迪斯雷利在1833年，声称自己的眼光是‘大陆’的和‘革命’的。他的意思大概是，他的眼光是广阔的、原创的，足以涵盖塑造欧洲的知识和社会力量。1834年，迪斯雷利完成了一部史诗，The Revolutionary Epick……作品的目的是唤起人民对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冲突的关注。这个作品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证明了迪斯雷利对欧洲大陆流行的概念 ——人类事务是通过个人意志、观念和社会的作用力实现的的热情。他被塑造社会变革的、享誉世界的创造力迷倒了”；这个个人意志也许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志——民粹意志和极权意志——这个观念，主张的绝对不是被卡莱尔和拿破仑嘲笑的观念整体之意识形态——这个“社会作用”具备双向的社会诉求：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向的同构主义，证实了资本主义历史并不终结的发展方向——这个“创造力”，也当然不是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创造一种大于和超越资本运作的新式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一旦被创造出来，她的命运，就是最终还是要结束之——我们现在强调的，则是这种“无产阶级（领袖及其后人）资本论”价值论的何去何从……她的最终命运，将会如何……）——当然，也不会总结为消灭资本和独权工人（更加可笑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群众－政党－领袖三段论，彻底毁灭了工人的乐观主义和阶级解放——变成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特色资本主义——而中国无产阶级，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故此，我们强调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两个实例出发应证之：一是，英国宪章主义运动之所以可以发轫，是因为，他们的夕阳工业众人，或有这个权利意识，或有这个组织之可能，之运作，之反抗——那时的英国，自然，不是敉平社会的极权主义社会。二是，（跳跃说之）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之宋氏宪政主义之基础，也是因为他们具备行宪可能性。其行宪元素，包含在中国社会没有被敉平之社会，政治，文化前提里面。换言之，孙文也好，渔父也罢，他们要求行宪的可能性，自然和西方社会一样或者类似；这个前提就是，他们是社会分治和阶级存在的自然唱宪人。如果按照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宪章”（斯大林大宪章）等等之状况而平面移动于迪斯累里和宋教仁者，问题就会出现风马牛不相及的窘迫——人们可以试想，让列宁和斯大林施行阶级、社会、政治、经济之分治和分权，可能吗？看看列宁在1918年屠杀彼得格勒唱宪工人之史实即可诠释之，结论之。问题的提法是，我们换一个说法。宪章主义和宪政企盼，本是一种逻辑延伸和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四 这个演进的结果之初，就是因为宪章企盼的前提本来存在。也分两个例子言之： 一是，英国宪章主义运动，虽然，被马克思主义利用，但是，这个利用本身，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存身的自由主义政治生态环境（现在，业已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工人阶级一说）； 二，渔父之所以可以期待宪章宪政，其实，说白了，也是因为孙文革命本来就是依靠这些“游民”，大佬和社会分治之支撑——那些哥老会，三合会和洪门之中国和美国社会之势力使然。 他们本来就是行宪和分权的社会基础——而孙文自身之一统和分裂/分治中国之存在（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诸如此类），也本是行宪的社会基础；在此一点，无论孙文主张行宪，还是革命，都是源于这个社会分治状态——而这个状态，也当然就是渔父施行宪政的基础。在此一点上，孙，宋根本没有分歧——至于抑或行宪，抑或革命，也是源于整个分治局面和历史传统——这个分治，导致了改换朝廷这个历史——革命可能性和行宪可能性，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无可分割；如果说革命不成，换个行宪；这个说法，实在滑稽无着；革命不成，行宪，也当然不成；因为你没有制服反革命的条件，也就绝对丧失了宪政可能性（你必须杀死克伦威尔，才能恢复议会；更何况罗尔斯说过，……你对希特勒如何如何？……只有杀死他……）。 其实，关于中国政体之情形还源于另外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就是人们经常所谓关于“民主周期律”之考量——说是，如果中国民主了，周期律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面词，也是单行道。之所以有此说法，乃是考虑到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自近代以来被彻底颠覆而沦落为数典忘祖之辈。我们说，历史周期律，并不完全是彻底负面，彻底反动的。原因就是，我们同样关注到她的历史作用——包含正面和负面之两种作用。负面作用，当然是秦无三世或者明清无道；而正面作用，是不是也根本不存在？不。当然不是。这个周期律之作用产生了中国式的长时间型和渐变模式的治衡和调整；故此，钱穆大师才有谓此改朝换代为“解放”之说。这个说法，有几种原因。 1，这个周期循环，导致了体制初期的某种中国式君相治衡和官宦治衡（如张居正和冯宝治衡高拱，严嵩……）之局面；并不完全是否定式和“反动派”； 2，这个“传圣道者不北面”的政教分离，产生了中华文化的宗教和政治双从内涵； 3，游民阶级的上升和统治保障了最初的那些皇上之于下之上、下沟通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极权主义时期的用词而是包含专制和皇权时期的命单……——这一点，可以从寅恪先生对于儒家之解释、定位予以证实。） 4，这种周期循环带来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体制下的文化本身和反专制主义——从屈原和贾谊诸君开始，一直持恒于1949年——这是周期律最为伟大的、产生所谓中华“轴心文化”之保障和前提。 5，这个周期律之所以可以灭掉王朝而不灭天道，也是他的无比美妙之处；这个运数，在极权主义出现以后，方才泯灭。 6，这个周期律为我们中国民主（台湾之类）带来某种东－西可以贯通的、最初之儒家和基督之融之道于十九世纪。（这当然也是孙文的，中正的功德。） 7，就是关于极权主义运数的未来前瞻之可能；包含它的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断裂和矛盾——加之美国奥巴马主义在其国策－外交定位中，并不使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是使用专制主义/because“tyranny ”is no match for liberty（奥巴马国情咨文），其辞藻、其玄妙，不容置疑。等等。 至于说毛要改变之，以应和黄先生炎培之疑虑，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西方革命律和民主观，也是某种周期律周而复始之“革命前”价值律之回顾主义和回归主义之璧合——所有创造于“历史之外”的革命和“民主”（类似“大民主”一类），都是极权主义，应该扔进茅厕。当然，我们坦诚，中国基础的政治文化渊源和自由价值，元/远不及西方之，来得历史，来得成熟，来得经验；西方是一种政治主流始然之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平贵权限论，政，教双权论，在督导之，作用之；而中国的一切之权力分治，早晚支撑，以致迄今，都处在朦胧不明的状态。于是，在创造宪政之前，创造明确和成熟的社会分治和阶级权限，本是逻辑因果的分梳秩序和先在之举。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和创造，要在社会，阶级，资本和工人结构不明的状态下，依靠某种单独势力施行行宪，那不过是一种儿戏。可惜，现在的人们，对此，不以为然。换言之，他们主张的上层设计之虚妄，取缔了对于下层参与之务必。这个单独主义很象骨头里面挑鸡蛋。话说回来，上述朝阳工业和夕阳工业带来的运动和斗争，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阶级斗争，如果不是导致专政，就会导致宪政。这是英国宪政主义历史递给我们的信息（英国人不是按照马克思理念导致宪政主义，其实是排斥之，导致之；而阶级权限的存在本身，就是要允许阶级存在，要求无产阶级存在，要求农民阶级存在……而不是只是召开上级会议，没有下层会议等等。就像有人说，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只有上级社会——故而出词与之。）

意识形态考

意识形态考

刘自立

“意识”一词之译文是，conciousness；但是，意识形态这个词，根据资料，“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 Destutt de Tracy——he studied Condillac and Locke（孔迪亚克和洛克）, and abandoned the natural sciences for philosophy. On the motion of Cabanis, he was named associate of the Institute in the class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He soon began to attract attention by the memoires which he read before his colleagues—papers which formed the first draft of his comprehensive work on ideology, named Eléments d'idéologie.）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之际，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系谱上，其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谎言’（the noble lie）的思想。”

那么，Ideology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如何？一种解释是，ideology, a form of social or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hich practical elements are as prominent as theoretical ones. It is a system of ideas that aspires both to explain the world and to change it.这里包含三种含意：1，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系统（a system of ideas）——既然是idea，那么就有2，解释和改变（实践）之含意（aspires both to explain the world and to change it.），3，他是一种理论指向（as theoretical ones），其指向是按照政治哲学和社会形态（form of social）的改变而发生。

更加详尽的解释，可以参考《The Compact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诠释，其大至含有如下意思——

1，the science of ideas; th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hich deals with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ideas. applied to the system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 Condillac（孔迪亚克）according to which all ideas derived from sensations.（一种科学观念；用来处理原始和自然状态的观念。依据所有观念源自于感知，法国哲学家孔迪亚克提供了这种哲学系统。（是Count Destutt发明了这个系统吗？待考。——作者）

1796,W.Taylor …read a paper  ..and proposed to all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deology.（1796年，W.泰勒……读到一种报章……建议把所有关于心灵哲学的阐述，（规定为）意识形态。）

1797..sciense which result from this analysis ,be named the ideology, or science of idea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ancient metaphysics.（1797年，源自分析的结果，被名命为意识形态抑或科学观念，以示区别于古代之形而上学。）

1852 H.Roges the word ideas. enters appropriate corrupted in the term ideology as a name for system of purely sensational philosophy.（1852年，H.罗格斯认为，观念这个词，就纯粹感知哲学而言，更加适用于那些被腐蚀的概念。）

1882 T.davidson….ideology undertak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human knowledge..

2.Ideal or abstract speculation in a depreciatory sense ,unpractical or visionary theorizing or speculation .（1882年，T.戴维孙……意识形态这个词汇承担了人类认知自然的状态。2，一种耽于思索而不作为，或者，处于迷思妄想的状态，即涉此类观念。）

1813 ..Napoleon has invented a word, which perfectly expressed my opinion..he calls the project ideology .（1813年，拿破仑发现了这个词汇，用以完满表达我的看法，他且称之为操作性意识形态。

1827 Scott napoleon. by which nickname the French ruler Bonaparte, used to distinguish every species of theory ,which resting in no respect upon the basis of self interest ,could he thought ,prevail with none save hot-brained boys and crazed enthusiasts.（1827年，绰号为法国统治者的S.波拿巴，为了区别一般性的理念，把这个词看作基于一种个人好恶而不受重视的观念，他宁愿把它看作一般男孩子的痴心妄想和胡作非为。）

1839 Carlyle ..call all this unpleasant doctrine of our ideology?（1839年，卡莱尔……他把我们的意识形态看作不受带劲的教条。）

1881 Seeley Bonaparte. He, put aside the wholes system of false and confused thinking which reigned since 1792,and which he called ideology.”。（1881年，S.波拿巴把统治1792年以来的虚伪和癫狂的思维系统抛掷一边，且称之为意识形态。）（此引有删节；中译为笔者附——作者）

这里的诠释非常清楚。从后面说，卡莱尔为什么要说一切歹意教条都是意识形态，而那个波那巴特更是把意识形态说成1792年法国革命时期谎言和混乱统治的产物，……但是，早些时候，法国哲学家还是将其看成是感性（知），分析，沉思，观念和理性的产物，以区别古代的形而上学。于是这个辞藻的生成和变异似乎渊源于革命——改造即人类应用意识，观念和理论的实践路径和过程。这样，随着目的为改造社会和建设理想之革命工程，意识形态，随即变成了几乎脱离神志和上帝规划之人文行动（含思想和行为）。这样，他的无可如何的跌落状态也就接踵而至。从思维和行为二元意识出发，这个辞藻的核心含义随即被规定为马克思之说项：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有秉承其哲学之道继之改变世界之含意，也就是实践哲学之含意。于是，观念和理念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明确内涵和外延。这和德国人兰克所谓时代变化和国家意志必须应和上帝的旨意之政治－宗教观念，大相廷径，（甚至和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演绎和螺旋上升也不一致——他变成纯粹的人为主观意志和路径（领袖克力司马型）——这个路径，慢慢脱离了正面意识形态的塑性和结构，转而成为人类和超人意志的妄动，也就是，prevail with none save hot-brained boys and crazed enthusiasts（无可避免的痴儿之肆意妄为和脑筋发狂）。人们知道，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界一直讨论不休。其中马克思和福科的观点一直受人关注和争论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哲学要旨就是，人们不单要解释世界，主要是要改造世界——而福科对于西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抨击，使得他的权力说，谱系说，理性说（非理性说），变成意识形态问题纠缠不清的类似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他强调意识形态中立说的解释，仍让人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类似拿破仑鄙视，产生一种纠偏。于是，这个问题成为宏大论述的冗长拨冗和论述。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之现代性和福科主义之后现代性紧密关联。其中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本身，而是正统，道统，人文，宗教问题的纠结和辨正。从逻辑的关系梳理此课，我们看到，首先，idea这个辞藻发挥了人们最初的人文和神道的双向选择；那就是说，无论是神智还是人道，人们在近代和古代，都是双向关联之，辩证之和解析之；也就是说，无论是罗马共和、还是希腊民主，古代之人都要源于双向的自由选择，以解决和解释来自德尔斐圣地的祷告和占卜——他们无论是希腊神、还是罗马神，都会袒护那些为了民主和自由而战斗的斗士和群众（当然也包含殖民战争……）——这些早于基督诞生四、五百年的“意识形态”，让人们从圣殿走向选举，从广场走向辩论，从商议走向决策……

于是，无论是祭献，还是投票（瓦片主义），人们秉承了最初的原则——价值——意识形态、即观念之发轫（也就是，最先出一个主意之类的战略判断）。由此，这个战略判断成为继而制定策略的某种主意——也就是目的和手段关系论开始出现——制定目的和应用手段的那种做法，成为某种系统经验的累积和基础，继而形成某种theoretical ones（理论的选项）。于是，在此插入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观念，主义，主意，理论和他们所诉诸的系统，是否符合某种神性和人性之考量——这就是最初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在现代时期，就是所谓我们熟知的“问题和主义“之分梳：问题，是实用化解决的对象；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意义，价值，意识形态（正面意义上）——这个意义的人文和神道解释，在20世纪，被插入民主与否的、主义——问题、之争——所以，价值判断和实用判断是无法分割的（不是毛之实践和列宁之经验批判可以诉诸于价值之）。（这样，我们就中国胡适之“问题与主义”，价值与效应，做过观念和实践对比；他的20世纪初叶的价值取消论，只谈问题论，正好是为中国人缺疏价值做了反向论述——这个论述和后来他40年代的价值——自由主义取项，正好悖谬——但是，其政治实用和效益路径却无法跟上——而毛的实践论之疏玩意识形态和制造伪装价值论，人民革命论，土地革命论和中国“民主”论，却实现了毛的主义和效益；等等）。

这个判断的组成部分大概可以概括成，人文主义对于神道的关系类判断；也就是说，人类生存原则对于上帝一类神道的关系；或者说，从人类论理学与人神关系论出发的那些间性关系诸项，成为人们一般性规定价值和价值判断的出发点。比如摩西的十戒和希腊的民主一类人类规范说，就是这些价值判断的源泉。再而言之，人们制定一些法则和规定一些道德，都要由天赋与之，而不是人文与之，就是这个人文价值说和宗教价值说的搭配而迄今如此（虽然，宗教价值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的人文，科学，自由（主义），实证一类人类价值和范式，成为人文主义越作越大的榜样和事实——从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和近代的英法革命，价值人文主义越发变成企望超越宗教价值说的一大趋势——历史是不是由人类缔造和结束，成为黑格尔乃至福山的哲学论证之一——其中当然经过科耶夫和列奥.斯特劳斯的严重争执；（这个争执上溯到古希腊僭主希耶路罗是不是听取诗人西蒙尼德的观点。）（这里提出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所谓人文科学之范式论的历时与共时选项：我们说，其实，从意识形态最早的观念出发，其更新历史——范式——主义这个三者可能性的冲动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基督之前，在共和之前，在国家之前，价值皆已具备（价值就是意识形态）——而后来的任何近代革命也是要回到再早的价值和观念之上——理论和系统，不过是导向和映证。故此，发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范式之反，之新，是彻底不可能的。这是民主范式的历史主义。）

于是，最初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始了他的变异和演绎。这个路径其实从价值取向开始定位或者动摇。我们在看到比如宗教势力反抗神圣罗马帝王巴巴罗萨君王决定论（君王特权法（IURAREGALIA)）的时候，价值判断开始从神道主义偏向人文主义（君王主义）。这是不胜枚举例子中的一个。以后，在但丁的价值谱系中，历史神道论开始择为人文主义，但丁主义（由他取舍何人进入地狱和天堂）、人文主义愈发向人类、人道、人文文化敞开门扉；继之出现的文艺复兴之个体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唯物主义，成为价值采纳论的一个反抗阶段——加之路德所谓“上帝就是魔鬼”说（见其传记）和加尔文主义的清教人文主义倾向，人们的价值取向说开始“增值”（比较纯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个增值，后来发挥到20世纪初期之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所谓价值判断和语言指向（能指所指）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变成人文判断本身并不涉及价值的语言游戏（也就是蒯因等人所谓词与物之间的原罪）。这样，价值泯灭随之发生。尼采的价值取缔和价值再生之人文主义倾向，导致人文主义之人性归附超人之说——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谓存在就是此在——人文超越宗教——达成存在之手段就是此在（人在）。

这样，形而上学之胡塞尔一类人对于形而上学的悬置和敬畏产生松动，以至于萨特直接将存在实践化（也就是：practical elements are as prominent as theoretical ones）——他的实践原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就是一切……。于是，在维也纳学派一方面看到绝对语言，绝对真理导致了纳粹铁蹄的踩踏声响（见布拉德雷），同时，这个学派的逻辑学真谛则是明确宣布：判断——不等于价值——语言，不等于客观——乃至后来现象主义出现的主－客观相对说，成为人们摒弃价值（主观——客观）本身是否、或者，有无意义说的争执。在此前后，既然人们开始置疑价值说，一种新的价值规定，于是乘机而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其实，马克思主义在其出身以前就被宣告没有价值，没有观念，没有理论，没有（古典意义上的）实践。何以如此说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价值说所诉诸的平民主义（后来的无产阶级），在马基雅维力的平－贵共和主义政治学的框架里业被美第奇家族实践有绩，也已解决——而那个绝对平民主义的领袖体制业被阶级共和论所取代——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更是早被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其著作以前即被置疑——而基督教历史发展线性论，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天堂；所以，要大地，还是要天堂，同样，呈现十分纠结和难缠的悖论和磨合——而马克思主义（原先，还有但丁主义——要建立世界统一之神圣罗马帝国），是不是能够建立人类非宗教天堂于反基督观念，早已被政教二分法所驳倒……所以，任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的做法与说法，只是要回到原先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其价值取向上，即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就在于他从来不是现实逻辑，也不是历史轨迹。

所以，那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集合人类圣道和人道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无论拿破仑如何嘲笑那个意识形态，他本人对于教宗的亵渎态度必须由他本人加以改变而确实是改变了（见夏多布里昂）；他本人嘲笑的人文主义和平民主义，业被他本人的、在皇帝面前是人民、和在人民面前是皇帝之“策略”加以匡正。所谓的福科之权力批判说和圆形监狱说，迄今为止最大的区别就是，20世纪极权主义改变了“监狱”“训诫”“服从”……这些概念——圆形边沁监狱说，让给“古拉格群岛”这个概念——监狱－权力——惩罚”这些概念，让位给“劳改”这个概念了—— 一切谴责西方权力说的君子之言，让福科们根本无法言及权力之“劳改”和“古拉格群岛”之性质。他们的类似帕累托似的惰性物质，惰性人性概念，都被北韩，柬埔寨和中国文革、这些新的“列维坦”给取代了。你认为权力对于权力的腐蚀，可以避开列宁，斯大林和毛对于权力的把持而大巫见小地指向戴高乐和邱吉尔吗？这是一种笑话；这是福科一类哲学家无法面对的极其简单的“权力说”和“谱系说”；历史不是由历史割断的；马克思主义切断历史和历史无规律论，十分艰难地双双呈现于人类现实和历史平台，让人们纠结和纠缠与兹。

虽然，兰克起劲地将时代，国家和个人应照于上帝之意志（资料：“兰克并非科学实证派，实证仅是其史学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于基督教义中，相信历史是由神创造，历史背后有一精神力量，他称之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于上帝意志，而历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观，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识不过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但是，他的奇怪的诠释，在人文和神道，在人性基础和社会结构上面，还是比较尼采之或者福科之上帝死了——人也死了——这种说法，来得更加高明一些。人死了吗？人死之判断，按照逻辑实证论的说法，它，只是一个非价值判断继而是非客观判断——只是一种语言判断而已，呵呵。其实，“人”死了，不是福科对于价值之死的判断结果和逻辑延伸，而是价值反对者造成了人死和上帝死——因为，不是后现代人如福科和德勒兹对于耶稣和欧几里德的批判带来了拯救；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价值重估”和价值亵渎，造就了马克思价值，列宁价值的伪价值泛滥，继而造成人死和上帝之死。于是，我们回到原先讨论的那个主题上来。何以感知和理性的最初观念之功和意识形态之功，大约在法国革命时期，被意识形态化为伪？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大致发展有以下一般结果。

一，              法国革命造就的意识形态主义，基本上，有别于原先初创时期之；因为卢梭主义起到很大作用。卢梭主义的“普遍意志论”和将观念整体化和总持化特征，让权力和宣传渗透了革命者，领袖和人民成为“那种”意识形态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所谓思想是统治阶级思想之说，和卢梭所谓要消灭个体主张（IDEA）之说潜在符合，先验一致（因为卢梭的概念没有经验主义证实）；继而，这种断头台主义将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将现实和未来对立起来，将人民和铁碗统摄起来——但是，这种罗伯斯比尔主义不能在法国持久——那种对于“雅各宾法制”的调侃，成为后来人们讽刺意识形态的滥觞——也就是说，当拿破仑首鼠两端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时候，那种意识形态和“现代性”一起被质疑，被（重新）定位。

二，              现代性（据说）元起于拿破仑耶拿战役的结束——有人说，最早的历史结束与之同在资——而这种现代性的发端，使得这个正面主义和意识形态负面性，双向而生，悖论而在——这是一个辨正：意识形态，可以是一种癫狂，一种白痴，一种革命；但是，现代性是不是符合这种革命狂热呢？于是，人们开始思索这个革命整体观念的是非。

三，              还是基佐和夏多布里昂等人将这个形态和观念调整为一，统摄关照。这就是以传统的宗教和近代的政治价值复旧于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以卢梭式强调民粹和超人（外国立法者）的方式，强行灌输人民一个革命时期癫狂的统一思维——那么，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回归”内涵包含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拿破仑法典和天主教复兴（见夏多布里昂）。于是，按照这个革命时期和反革命时期的意识辨正，至少，西方人开始回归他们的传统和元创政治学和基督教。这便是意识形态主义的正面回归。

四，              而这个半新不旧的意识形态，自然包含了核心批判于负面现代性——这个负面现代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包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歪曲和玷污——费尔巴哈主义对于精神和物质的涂炭，使得洪堡主义和兰克主义在德国，在世界比较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更加显得对于今人的主要和重要。

五，              但是，马克思主义修正派的、对于西方、英国宪章派肇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纠正和摒弃。这个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施行了偏重于平－贵联盟中平民一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诉求而最终融入到西方政党政治和主流文化之中，成为洛克，孟德斯鸠主义主张的政治内涵，分权内涵和财产内涵之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六，              但是，可笑和值得警惕的是，马克思主义生下的、它的跳蚤、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他们开始在后马克思主义时期，后列宁时期和后毛时期，辨正（变戏法）出来一种阴阳合体和雌雄两便的怪胎。这个怪胎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个体制，不是西方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和专制，王权和僭政；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为，它是一种东、西方资本沆瀣结构的产物。于是，在此结构中，马克思主义贫民，庶民和平民并无他们在传统意识形态中被强调的地位和尊严——他们既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尊严；也无资本主义工会诉求和法治呵护的弱势和平民尊严——这里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毫无作用。

七，              于是，在此21世纪之中，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西方传统之，不是西方解构之，甚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它是一种权钱交易，社资串通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反对意识形态——这种反对也不是绝对的：它取材于马克思主义特权阶级和新阶级（见德热拉斯）之非传统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又反对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反对对于资本的反对——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的反对……于是，这个酱缸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打自垮却总也不垮之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奇迹。

八，              这个奇迹诞生了这个意识形态包含的种种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表现。这些表现就是，它们既是毛主义的，又是反之物；既是邓主义的，又是反之物；它们是世界上最为滑稽，辨正之无意识形态和极端意识形态之产物。他们不是龙种，就是跳蚤——他们好像有些象外星人，让人们，让东西方，让世界琢磨至死。

九，              所以，面对这个意识形态，人们要严肃对待它是十分不易的；因为它本身没有严肃性；既没有孔迪雅克，波拿巴特和卢梭的严肃性，也没有马克思和列宁的严肃性——它一身轻松，轻松得让你无法受重；于是，在你飘忽于无轻无重的非自重，也非它重至堕落体中而被它洗劫而去……这就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根本什么都不是。换言之，这个意识形态之极权主义状态成为对其定位定性之结论。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形态就是没有任何形态之机会主义——其“意识形态”调整可以呈现和调整到无观念，非理性，左右两顾，社资无类一类主义和主义之非；它可以呼叫民主，自由，也可以呼叫打倒之，亵渎之；甚至这个主义可以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反邓之意识形态的；其中西方实用主义和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与之之结构成为他们打破意识形态的新的东、西方“意识形态”。这是对ideology的最后的补充说明。

也说鲁迅

也说鲁迅


刘自立


研究所有问题都要设置前提，规定中心和铺垫背景。研究鲁夫子，也不例外。

那么，设置的这个鲁迅问题，前提是什么？ 那就是，鲁迅问题和他的文学现象之背景究该如何， 这是关涉中国那时的体制，社会，文化，道德和政治之定位，之分析。

鲁迅批判、创作的政治内涵，是什么？是另一个问题；这包括鲁迅针对的民国，她的性质，她的体制，她的文化之定位——含对孙文，军阀和老蒋体制、文化之诠解。 鲁迅可不可以批判这个体制？毫无疑问，可以——因为，世界上所有伟大文学都是批判这个体制——乃至所有体制（含民主体制）。我们知道，果戈里等人批判沙皇体制中，那些出售死魂灵者（鲁迅译之），以冒充其富贵之类，都是在揭露那个专制体制中人们、官吏和文人的腐败。但是，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果戈里是不是列宁新制度的提倡和拥趸？这个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就像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老陀可以帮助革命党人施行对于公爵的爆炸——可惜，鲁夫子从不作这事情……于是，问题处在何种分界之中？那就是，对于专制（“封建”）一类的常识性批判，囊括了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说，所有文学创作，只要她是价值提倡者，势必会形成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和否定。这一点毫无疑问。果戈里和普希金如果没有对于沙皇的批判，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这个价值诉求却是朦胧不清的；无论是果戈里还是鲁迅。他们只是呈现了那个被批判的背景，并未呈现取而代之之现实，之乌托邦——也许是精神的圣地——而这个圣地诉求和具体的政治路径，不在一个层面 在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果戈里和陀，托二翁，如果他们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的作品，也就会和莫言的作品一样，一钱不值。因为，对于专制的批判，绝对不等于抛弃专制——乃至赞成极权——这是鲁迅问题分叉的关键、鲁夫子是不是赞成极权主义——他的文学型塑和文化批判，是不是明显导向毛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主义？他的关于文化否定和政治选项，是不是否定老蒋，拥待老毛？恐怕无人如此简单而言。这是一。二，鲁迅的文学塑造，他的祥林嫂，他的阿Q，他的润土，是不是以后阿庆嫂，白毛女和李玉和的待型出场者？这个可笑的提问，完全可以消除。因为，前者，的确是鲁迅塑造的国人典型。这种典型，虽然并不可以普遍言及和囊括一切国人形象，但是，说他们具备一种持久而溃败的国民性，并不为过——而这种国民性，在1949年以后，越发蜕变向鲁迅批判的、更加之劣根性，犬儒性发挥和展现——以至于成为了虚伪主义的“白毛女”一类。所以，鲁迅文化和文学塑造之功，是恒久不可磨灭的。这样，此间提出的问题是，文学批判和文学导向的方位和方向为何？这是以上问题的逻辑延伸。就像鲁迅自己说的，娜拉走后，她是不是还是要回来？

是的。作为政治和文化的娜拉，和作为个性和品德的娜拉，她走了，其前途，当然，还是要回来。因为，娜拉并不能在延安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像鲁迅，也不会在毛、朱那里获得民主一样。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背景问题。其实，民国时期的毛，民国时期的鲁迅，都是生活在老蒋或者更早之军阀体制之中，孙文体制之中，专制而非极权体制之之中而大有回旋之地——毛之成功，一句话，是民国自由所造——就连那时的孙文，也不知道毛之体制，毛之49，毛之党制……因为，他的容共，和那时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另外一种说法；他们都对专制主义负责，不认识极权主义。……至于鲁迅，他知道的娜拉前景，也不过是朦胧和稚騃之前景——说鲁迅批判，是要以老蒋之制，换成老毛之制，恐怕言过其实。鲁迅所为所言，就像老毛所言所为，那都是受惠于民国、这个存在民主自由文化之隙罅之社会，之时空。说鲁迅在毛主义时期，会如何如何，纯粹是一种时空离间，南辕北辙。这是一种推断。也就是说，娜拉走后，她们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在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封建”主义圈子里挣扎奋斗，胜负由天；抑或走向自由，民主；一个是，走到延安——走到慕尼黑咖啡馆，和希特勒一起，造反起义，改天换地……，也就是彻底摒弃专制，选择极权。于是，一切道德问题，文化问题，文学问题，文人问题，……都在此二者之间，抉择以定，没有二途。 鲁迅，他，是不是选择到慕尼黑咖啡馆去了呢？（注：1923年，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当时都集中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率冲锋队逮捕了当地的长官，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我们说，很悬，但是，他并不具备选择这个地方的余地。因为，他只是一个文人，不是武人；他只是一个专制批判者，不是极权拥趸。虽然，他走得很远了，说得更远了（赞美红军云云）。但是，他还是基本上停留在古往今来一切专制批判者的位置上，并没有跳下极权主义悬崖。何以如此说法，就是因为他的政治选项，对于他本人并不重要——就像他服侍袁世凯，逃避大革命，并不是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选定的立场——何况选择老袁，是是非非，就像他也许选择（初期）老毛，摒弃老蒋那样，对于一个文人，这些并不重要——就像吴虞言说激烈，却三妻四妾——就像陈独秀，晚年回归政治常识；却不能忘记他的组党，他的妄言（于新青年），他的将妓女下体撕裂……说鲁夫子“洗脚”云云，也就是说说罢了，不必在全局、总体上，持此为据，小巫见大。

其实，文学创作是超越政治和关注政治的。这就是我们所谓鲁迅批判核心所在。这个核心就是，鲁迅作为伟大小说家的政治文化结构之疏漏和浅薄，并不影响他的“绝对批判”。这样的文学巨匠和政治侏儒，比比皆是；如，博尔赫斯，如，马尔科斯，如，聂鲁达……不一而足。鲁夫子政治侏儒乎？也许，这样说并不为过。因为，他的左翼批判锋芒，本来就是吴宓指责的易卜生主义，萧伯纳主义（萧氏是主张人类使用焚尸炉之第一波人之一……）。鲁夫子的文化政治结构或者政治社会结构之知识谱系里，并无西方政治学、甚至日本维新学一类常识。他的苏联主义和东欧主义，尼采主义，魏晋主义，往往成为他批判价值观的一种观点，一种口实——而他的批判价值和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之文化结构产生关系，却是负面关系——他的对日崇拜，也不会冒出他本人对于明治维新的片刻反思——更不会对具备他对于明治三杰之木户，大久宝甚至西乡隆盛的文化诉求和政治结构，作一稍稍的模拟和反思（之所有那个时期的人，都不知道，何以日本改革派，会打击改革，发动对于维新政权的战争（西南战争）——那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维新和改革，走向改革诉求之反；于是，福泽渝诘等人对于西乡言之有理，动之有据的举动给予解释；对于改革批判到位，以复兴改革，期宪权分，消除马列，加以日本国之定型，定宪……）。鲁夫子对于日本的兴趣，自然不在这里（孙文，也许也不知道何以改革由改革创造者加以反对，施以战争；而他对宪政和革命的“改变”，却是二次革命之倒退……；乃至：赤化不如陈独秀；璧云应继魏忠贤……）。所以，强求鲁迅在一切方面都资源充裕，动辄适意，回旋有度，是不切实际的。鲁迅的功劳，自然是在文学方面。他的对于专制的批判和对于“封建”体制下人物的型塑和心塑，至今无人越之。这就是我们所谓，作为政治学左翼存在的批判必要性，是永恒存在的；如若不如此，文学不是在民主时期即告完结——就像有人说，民主价值导致历史完结——这其实是一种新时期的黑格尔主义。政治左翼对于右翼的批判，几乎百分之近一百，是错误的；但是，正是这个“接近的”正确，使得他们有权存在下去，永远存在下去——而左翼文学对于右翼政治的批判，却是百分之近百，无可指责的——因为，所有的作家都在批判——只是，这种批判，不能导致“见到文化，就拔出手枪”这个姿态，这个实质，并转而以批判专制转向赞美极权；反之，文学的灭亡，就和极权主义文化灭亡一样，指日可待，相反相成了。这岂不是非常可悲的前景吗？好歹，这个观念，并未植根于欧美，植根于世界。政治民主在磅礴进行；但是，文学批判，一日也不曾停顿——他们的对于民主的批判，使得民主日进，日新。

于是，在极权主义之前，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文学诉求，依然是普遍批判性的；他们甚至波及到其他学界领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不一而足——但是，这种对于专制的批判充分肯定了，正是这个体制，这个架构，创造了价值论。 那么，鲁迅问题是不是就像有人说到的、如毛那样做法：一是让其沉默，二是关押之。这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背景铺垫完全不同。毛在民国时期会设想他的毛国如何如何吗？毛和他的战友，会设想他的政权，也会和历史上一切政权掌权时后，要来一场兔死狗烹的文革吗？我们说，鲁迅如果活着的问题，本身意义不大。因为，如果他活着，他本无这样的未来学知识以应局面，所以，他势必会沉默——但是，这种沉默，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无所措手足，而不是因为他知、他道，却又不说——二是，他的知识结构固然有限，当他面临毛皇之时，他会有一个基本判断：一是，他将会认识到毛皇时期不同于老袁，老段，老蒋时期；他会看出来，我们所谓的专制批判，走向了专制极权—— 一切解放带来的桎梏，本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现象—— 一切新现象，将会让他和所有的进入中南海者一样，不知所措，无以适应。这样，他的话语阶段，也就就此告终。 二是，我们的反证是，所有民国文化匠将，都在毛主义蛊惑和打击下，沉默不语。不是他们缄口抗争，而是他们不知应之所云。他们只有批判和维护专制文化的经验，没有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这些，只是后来胡适有些认识，殷海光有些认识——至于鲁夫子，是不是四、五十年代，会进步和成长到有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认识，不好说。所以，鲁夫子不会说话；也不会被关到监狱。他，也许还会写作他的过时的短文，势头会越来越弱，直至文革，让其真正缄默。这是我们的极其粗鄙的估计；是一个也许并不符合真实和不符合逻辑的猜想。难道会有其他结局吗？恐怕不会有了。至于以毛之拥趸鲁迅，就假定鲁迅也会拥毛，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之况——因为，鲁迅批判和毛之革命，造反，统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毛之硬性拿来，也是毫无意义；他赞美鲁迅，说了一箩筐话，等于白说而已。毛的无知当然在于他本人不知道，他其实不该感谢日本人，他应该感谢蒋介石；感谢那个使他可以缔造井冈山，瑞金和延安的民国“自由”。难道不是吗？ 一句话，人们可以批判鲁迅，轻亵之，褒贬之，但是，他塑造的祥林嫂和阿Q是无人可以扳倒的、永恒的国人形塑和心塑。

我们坚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