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司令逝世有感

潘司令逝世有感 刘自立 潘司令（国平）逝世。网站上有些纪念文字。谈到潘，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物如何定位，分析……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和文革研究领域，莫衷一是，各执黑白。按照潘氏说法，有几点可以概括分解之。 一是，他认为自己参与和领导上海文革，带来迫害和动乱，有罪。二，但是，这当然不是潘氏的主要观点——其主要观点是，对之个人和上海造反派，还是造反有理，文革有功（打倒官僚）。三，但是，这种功过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所谓工人阶级在毛体制下的真正人权不得保障。这些看法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足为新。06年，96年，甚至更早时期，这种造反有理，文革起义，打倒官僚说就已风行一时——甚至，对张春桥，某些上海人，也保持某种肯定态势。其间，“人民文革”说更是迄今被大大坚持的一种所谓历史观和文革观。当然，如果这些政治观点横移到美国和欧洲——按其反党论和反对论用于通常的政治斗争和竞争较逐于政治圈内，那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因为“反党”（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而领罪获狱。所以，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的解读，前提不一样。于是，就拿潘司令造反论而分析之，大致的常识解读应该是：文革，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而民粹主义运动的后面和本质就是极权。我们曾经说过，从西方哲学政教合一的哲学王主义（柏拉图主义），到卢梭的民粹（人民运动），普遍意志和外国立法者说，逐渐过渡到一种从“人民”抽象概念中提取出来的“阶级”概念继而形成马克思主义——遂使“人民民粹”概念获得了“阶级先进性”和打倒其他阶级的籍口。这就是从人民民粹过渡到阶级斗争（马克思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之运动实质。这个极权主义运动的要害，就是人民运动被控制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框架下的文革造反（含纳粹主义和苏维埃运动）。换言之，没有毛的一人意志，无法形成造反运动；同理，没有潘司令，聂元梓和蒯大富这样的民粹底层之呼应，毛文革也无法运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潘，聂，蒯……一类反对官僚运动者——也就是人民文革所谓，和我们早早所及之人民革命——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共产党施行苏维埃主义，中国革命和（文革之）上海公社一类绝对在一个领袖体制下施行的造反。这些造反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所谓特权阶级，反对所谓封资修（文化和人头），反对所谓反毛人士（从刘少奇以下皆可涵盖）乃及之官僚。这样的“人民运动”其实就是49年以前那场“人民战争”的重型和偷换——1966年夏，周恩来到清华为老蒯平反时期他抬出的理论就是，要把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见其66/8/4）讲话。为什么提到国民党？刘少奇和国民党有什么干系。这当然是一个假问题。但是，这个假问题的核心却是：凡是要施行人民运动，必须制造蒋介石国民党一类假相敌人，以满足施行运动的借口。所以，凡是在49年以后提到要反对国民党，那就意味着一场民粹运动就要兴起。三，在刘少奇和蒋介石之间，本来没有必然之体制和文化联系；但是，将其撮合到一起的那个对立面，就是“人民”—领袖（毛）——就是毛之文革，极权和造反——（甚至无政府主义也被有限度列入这类民粹主义之一端。列宁就允许无政府主义之领袖在莫斯科举行葬礼（克鲁炮特金））。这是民粹－极权双胞胎结构的一种发效。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造反和革命，只要戴上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的锁链，那么，他的革命造反起义一类行为，就是摒弃相对主义，转向绝对主义的一场灾难。我们不用说刘少奇陈云一类政治人物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仅仅就他们主张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鸟笼经济，三自一包……一类为毛所不允之政策，就是划分绝对极权和相对极权；强极权和弱极权之区隔。换言之，在选择施行文革，还是不施行文革——在选择，施行毛革命，还是不施行毛革命——这些两难课题上，有良知的国人，当然选择一个“不”字（就像你选择老蒋的不公，还是选择毛“公”）。 四，从世界范围看，从世界历史，世界革命历史看，这个逻辑也是一样。所有施行平民主义之极端行为者类，在欧洲，最后都被平－贵联盟一类政治结构所取带。欧洲历史说明，任何绝对造反和绝对庶民之运动，尽管包含某种正义和公平选择，最后，都被历史抛弃，转而施行平贵一体（当然，另外一面，就是政教两体——而不是象东政教一样施行政教一体之制，之治——政教一体体制（东正教（之所以符合专制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治衡所谓大牧首之办法……）。于是，这个逻辑的衍生就是，任何打着人民革命民意的革命，一般而言，都是对于欧洲平－贵联盟之反对——而这样的反对，最后，都被社会民主主义的介入，加入，和融合于左右政治，平贵政治所消化——只有列宁和毛制造的“人民”体制，才能形成消灭平贵和敉平社会，消灭政治之极权主义生态。而这个生态的出现，其实，就是预告政治常态和社会常识的结束（以平等代替自由——而其实就是用江青一类官僚代替刘、邓）。所以有第五点。文革之所以可以一呼而起，一呼而散，就是因为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具备、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之一般化的非民粹和极权政治社会结构——在中国，这个没有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毛体制，制造了和任何其他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革命和造反。而加入这些造反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等，无不打出分田地，打土豪之旗帜，之政策从而一举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又涉入另外一个更加难缠的课题——世界资本结构之话题）——这个政策移植至66年，就是周恩来说的，又要“打倒国民党”了……。所以，文革也好，革命也罢，其实，都是毛主义纳粹的一种幻民游戏。这个游戏在老蒯和老潘一类造反派看来，只是觉得，他们打倒了官僚，走资派，甚至共产党……就如何合理合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呼喊这种业已没有政治资本，社会资源和文化根据的革命－文革。这类在0社会、政治基础上发动的文革，革命或者其他改革，其前途势必是英雄运去，祸国殃民。这个祸国殃民不是一般专制体制下的国亡而天在；而是天道、王家一起完蛋。所以，这样的庶民主义，平民造反和人民起义，在世界历史上被真正有识之士和有识之民所摒弃。法国人，不会因为巴黎公社起义而改变三权分立的阶级治恒原则——美国人，也不会因为两党阶级代表之异而以一党推翻另一党——甚至，在所谓西欧集权主义时期，他们的自治和自由，也带来或是庶民，或是贵族的某种合法合理性存在和发展——更不要说庶民没有文化，只有贵族才有文化……。 潘司令死了。他的问题并不因其去带入了坟墓。不是。 他的死，给了中国人一个另外的启示。这个启示 ，不是什么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是好人……而是，在面对极权主义0社会化和0政治化的政治结构中，改革和革命，如何发生——如果发生，又会导向什么方向——是从刘少奇导向毛，导向江青……还是从没有政党政治传统的，类似俄罗斯改革那样，导向新的专制——这个专制，是不是比较毛氏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进步（在此意义上，新威权主义之谋，又要如何估计）。 这些课题比较文革烦琐考证，豆饤之据，来得更加迫切和实际。

达成共识与保留异见

达成共识与保留异见 刘自立 达成共识——是新近一种普遍说法；其大致含义就是：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制造一种共识分母，以驱赶分歧和异见。这里，背景设置和条件估价，应该成为达成共识的基础。可以说，人类历史其实就是表达了这种共识努力的过程。但是，细致分析起来，共识之基础则是共和的改换说法——共和，其实，就是在没有共识的利益格局和阶级分野中，保留异见权力而谋求契约之形成。从这个角度讲，最大的共识，就是异见不会彻底被和谐被毁灭的不共识之共识。其中，反其道而行止之观点，和上述说法相反。这种说法，就是卢梭的普遍意志。这个普遍意志说，是新近共识主义最好的古老原版。其中大致含义就是，个体和多数意志，要让位给虚拟的普遍意志；从而造就一种消灭个体主义的极权主义全能全职型共识——这个共识尚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主义和洞穴映象；其大致含义是，任何具体的存在都要服从理念的普遍概括——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马，具体的狗；人，马和狗是可以超越至形而上的，这个超越就归类于抽象的人，抽象的狗和抽象的马；其可以上指天，下治地（这是一种最为通俗的诠释）。于是，共识论的“形而上”（注意：是带引号的形而上）性质达成了人伦主义和人本主义，从而忽略了其实只有上帝才可以制造人间以上的那个层次的存在；人间最高旨意和普遍意志，如果僭越了这个人－神伦理，天赋人权，就会变成人赋人权——人赋人权，就会变成超人统治人类——继而退化成为极权主义之克力司马崇拜。所有企图在英雄崇拜中取缔上帝旨意和圣经模式者，最后，都会因为他们的权力的畸形和野蛮蜕变而被历史嘲弄。卡莱尔笔下的所有英雄都是这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期望自己达成自己的最高共识之野心驱使下，他们的结局，其实，就是象拿破仑一样，最后，还是要向上帝祷继而复归上帝。所以，人间所有共识的出现，只能归附于上帝的关照和呵护，没有其他共识，可以取代之。 这是一种共识主义前提。再有，所有人类世俗共识的达成，都是保留异见的某种暂时契约。这些契约包涵深刻的共和主义精神，也就是共识主义内涵——但是，这样的共和主义，共识主义，其实，只是在不同的、无可通约的异见存身情形下达成的共识——换言之，这种共识就是达成没有共识的妥协之妥协主义。共和概念的经济，阶级和政治内涵，按照共同原则，就是保留自由，甚至，通过民主，来达致分野和共治——共和，不是要达到一统天下的专制或者极权主义状态。共和之出现，从最早的希腊和罗马自治，一直到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城邦主义，乃至包含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选举和汉萨同盟的自由贸易……其中，最为通达的共识，就是保持这些自由市和自由邦的个体权力（由自由“国家”权力保障威尼斯共和式权力）。于是，在那个时期，无法达成共识的共识，就是共识。这一点尤其重要；比如，罗马教廷和世俗国王、郡主和僭主之间无法互相取缔和换位；他们之间的间性胜败不能将世俗转换成为圣道；反之，也是如此。这是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言之，在世俗政治和教廷文化中，分离而不是一统，才是欧洲历史的突出表现。如果按照一种畸形的逻辑共识表达，教皇必须与世俗国王达成某种圣俗之间的权力僭越——也就是说，你或者用教皇取缔国王；或者用国王取缔教皇，才能在精神和物质（教廷，皇宫之载体）上达致共识，那么，这种共识，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方可出现。再有，即便是在各种宗教内部，互相融合和借鉴的情形比比发生——穆罕默德也是耶稣的崇拜者和后继者——但是，在他们二主之间，当然是共识小于异见。这是一种常识。甚至在新、旧之约和基督、天主之间，也显然存在着异义大于共识的局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世俗民主历程中，多数和少数之间的间性考量成为的共识，乃是保留异见的另外一种历史。在希腊瓦片选举时代，苏格拉底被多数派致死于非共识主义，就是一个显例。而在罗马元老院和后来的共和主义和王权主义宫廷里，共识的结构更多是让位给一种保留异见的权力和态势——甚至在基督和阿波罗面前，那种人神之间的歧异往往成为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秘诀性展示——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命运之神往往不能够和人间共识取得某种一致。在战争期间，甚至政治优劣，也并不是获取胜取败之唯一考量；比如后来的日俄之战，中日之战……和最早的波希之弈，很难说，因为你民主了，就是胜利者——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形，协约国也并非都是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共识结构的异数。在历史上，民主共识并非达致各个国家胜败之唯一前景。这是现在人们考察大致世界共识时必须做出的证明。在日本明治以后，因为维新派的某种偏斜和宠贵倾向，导致西南战争之发生。西乡隆盛和大久宝和木户之间没有共识——而正是这个没有共识，才变做了以后维新之晚些时候的，对于改革的改革——而这也是共识之所以无法始终如一之辨正——只有西乡的战斗之非共识，才能达成最后维新之期宪和君宪。这是一段经验。这种经验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共识的共识故实，人们多会不忘。即便是达成共和共识的辛亥革命，也是因为各种在野力量的摩擦和较逐，才使得中国民主呈现了那种非共识的共识状态——那也就是，如果没有最早的南北对峙和后来的易帜统一，共识是无法完成的——而这种蒋介石式的统一，并未达成全国上下的真正极权一统状态。这个状态的延续后果就是，在中国国中尚存在苏维埃主义政权（含李，白政权，阎西山政权，广东和福建政权等等）。九一八时期，蒋介石也无法完全控制张学良的政权之举动——不管他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和蒋介石与张作霖的对峙前后因果，无法消弭。所以，抗日也好，内战也罢，蒋介石的军队和毛的军队，因为共识不同，势力不同，权控不同而导致毛胜蒋败。这是极权主义对于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也是共识主义之失败之例子。 从理论上说，民主程序所呈现的多数和少数选择——共和主义达致的共同利益之分享——自由主义趋向的官民互约和沟通，其基础，就是因为没有共识——继而在保留异见的和异义权限时，达成妥协。从精神内涵讲，共识主义的最大失误，就是因为他们不知人间和世界之歧异性，占据普遍的位置，而共识只是一种例外。他们拓植的共识主义往往忽略了这个人间故事的最大特征，人人之间之别，之异，之非。如果把经济共识说入一种共同利益，那么，他们的并不平等的现实，乃是非共识的基础，而不是共识的基础——平等，就是给那些弱势的群众以一种利益和智商不平等的照顾——而共识和平等，只有在抹去高端利益的情形下，才会承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优越论；而这种优越论，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统治者自己收回。因为，他们不是，或者，最后不是无产者，而是资本家。自由的例子，同样表达了非共识的故事说项。因为自由，就是个体主义的张现。如果自由是回归卢梭普遍意志，回归柏拉图的抽象理念和马克思的社会性存在，那么，这个个体主义发轫就被彻底取消了。这一实例，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极至。我们现在的“共识”主义者，多半是生活在这个共识主义的毛旗帜和毛精神屋檐下。他们很少考虑到西方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中那种根本就几乎忽略集体，体制和统治者带来的统一和梦想之特质——他们宁愿唱着“每一首”歌而不是“同一首歌”——那种一统梦想的结构主义，正是他们没有相似的西方个体主义可以依靠和继承之结果，继而带来的某种想法和号召。这种一统想法和共识主义，在极权主义的某种层面上，经常和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互相混淆，无法区隔；故此，才带来某种企望和极权主义达成共识的改革前瞻和故事诠释。这种故事，其实，不是故事，而是没有历史的历史虚妄主义。故此，在坊间大谈共识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类似文风和人格表达的个体主义精神。你，我，他，尚且可以保留某种个性和异见，何况整个社会，全部政治之梳理和运作。 这种口号的出笼，只能在中国，在那个雷锋死去的环境里，方才可能。如果你在美国，在英、法，你无法要求两党或者几党的人士一朝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岂有此理的号召。选举人和选民，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并不达成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是永远作用于一个价值平台的，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完全一致，毫无异见。他们没有极权主义经验，也不必具备这样的悲剧历程。让他们争吵下去吧！——这才是人类的常态。没有这个常态，也就没有未来；也就没有历史。对于中国前途，人们常常提及的南非和解，缅甸和解，苏、东和解，表面上似乎符合共识主义的一锅粥主义。但是，仔细分析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共识的基本来源，是各种势力存在，操作和融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其说成共识，不如说达成妥协——而妥协，就是保留各种非共识和自己的见解和利益。如果曼德拉没有姆贝基的战斗和爆破；如果昂山没有缅甸众多反对党的支撑；如果苏、东没有西方直接的“政治贷款”主义的压力；……德克勒克们和丹瑞们是不会共识与之的。这是因为共识主义自始至终都是由多元化的政治存在决定的。在所谓南非和解过程中，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们，在图图制定的和解会议厅里，直接被逮捕——判刑；这里，对于他们，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和（与曼德拉的）“共识”。以后的缅甸政治如何发展，大约，也会在这个悖论里艰难而行——这是民主政权对于不宽容和非共识状态即行清算的共识。没有这个清算，事情就会变成中国式的对于共识的倒退——从改革，倒退向改革之死。故此，在区别了中国政治性质以后，人们会发现一个普遍的不同。那就是，中国改革现状既不同于南非和缅甸，也大致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某种人文主义和神文主义之间的历史博弈，并未因为共产党的体制而彻底覆灭。在波兰，在捷克，在很多地方，保罗二世之类的神、文共识，一直以来，是对抗极权主义世俗政治的有效砝码。这个钥匙，基本上，解释了他们那些国家和人民尚未虚妄，虚无和虚脱到没有信仰的那种惨状当中之问题。加之某种由苏联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主义，致使苏联拳头一旦放松——是由里根和撒切尔要求和逼迫之放松的——东欧土地上，立刻出现由不服从运动导致的解脱殖民主义的解放。这是因为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他们的解放一是来自里根和撒切尔，二是他们没有共识，共构和同舟共济于西方资本。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非同构结局。可是，现在的中国－美国－欧洲结构，正好与之相反。这是一种由资本结构达致的共识。 这样看来，共识辩证法出现了他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常识性解释就是，一，如果资本和非资本之间，在价值博弈当中，没有形成一种（法治）资本结构，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诉求的症状就会恶性凸现，而凸现为要求非资本国家施行他们的非法治，非市场，非人道之资本主义。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反驳，也是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驳和颠覆。 二，在1990年以后的中国，西方资本要求中国价值回归到共和、民主主义之同时，要求他们加入WTO而沆瀣于其资本。这样，中国－西方的价值主义诉求就被模糊于西方资本论——从而带出旷世未有的中国资本论（共产党资本论）。在这个共识情形之下，西方价值取向和人权坚持逐渐变得羸弱不堪，可有可无——继而形成和当年苏、东变局迥然不同之状况。 三，在价值取向和资本牟利之间，中—西之间的所谓共识模糊不清，无法辨识。因为你触动资本的同时，就抹煞了价值——你触动价值的同时，就抹煞了资本。于是，在资本主义一向注重的民主和资本之间（历史上的民主－殖民之间——可见阿伦特和卢森堡的对于剩余价值源于海外成本低廉地区之牟利主义——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居然形成一种价值和资本分道扬镳的非共识局面。 四，于是，就像玩笑所云，一国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就畸变成为一国无法建设（成）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谋取中国市场的同时模糊了他们的外交，战略和利益政治，形成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共识，就是非共识的价值机会主义，价值桌下主义，价值玩笑主义，等等。 五，于是，在这样一种外部世界决定内部世界——外交决定内政（而非惯例之相反）之情形下，中国资本的共识主义，无法避免外部世界对于原有价值的、几乎是颠覆和投机的共识取缔——这个共识和价值取缔，其替代物，其实，就是资本和金钱。于是，金钱价值取代或者即将取代价值本身。是为当前世界绝大和最大危机。 这是关于共识故事的最近段落，最近版本。面对这样的窘境，中国共识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待之，看之，应之。因为，当人们在1992年谈论全球化的共识历史之时，就业已出现了共识的岔路和歧异。因为，就像笛卡儿双元主义一样，他无法、也不能规定上帝的意志为普遍意志——而这正是后来康德主义对峙黑格尔主义的最好观念；将本体一分为二为经验和超验——而这个双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状态，又被唯物主义启蒙和个体主义的复兴，扰乱为一总人文凸现和人权凸现（——他们处理这样的窘境之解决之道，留下了人权主义对于神权主义的缺漏……）；而规定价值取向的核心，原来不是资本，而是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有天赋人权带来的“富人进入天堂比较骆驼穿过针眼要难”——这样一种原则。这个原则，再被资本和上帝一统的M.韦伯主义解构，继而带来资本和道德一统论之“共识”。于是，世界历史今天发生的变化却极端嘲弄于韦伯和其他上帝－资本论——因为，这里，东方，中国（世界之中），又出现了一个抹煞和规避上帝之新新教资本主义——唯物论资本主义——他已不是新教主义道德使然——他是无上帝节制使然。这恐怕和韦伯主义之“共识”大相廷径，南辕北辙。 于是，在此资本主义“新新”发展驱使下，人类资本共识业已发生巨大震动；这个震动是：资本，他，不再是精神和宗教的共识之常势，之产物（含其带来的制度，价值，道德制定）——资本，他，也可以是无神论教旨（类似马克思主义等等）之产物。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原来，在十九世纪或者更早的俄罗斯革命期间，被他们那里的第三，第四彼得堡主义，莫斯科主义所激烈反对。他们反对列宁，不是因为和他的苏维埃主义没有共识；更加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如果俄罗斯变成一个上帝死去的国度，上帝被扼杀的国度，那么，一切就都无法挽救——即便是出现拉斯普金这样的奇迹人物，尼姑拉还是最后死在布尔什维克的抢下——诺曼诺夫家族几代人躺在血肉模糊的列宁屠场之中……这是什么样子的共识故事呢？反对资本，不单是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也是索尔仁尼琴们的共识——陀斯妥耶夫斯基们的共识——很可惜，这个反对资本的共识，后来，被原先反对之人们现在所反对——无产阶级领袖和毛们的反对资本，可以说，从1972年开始，就在毛——尼克松的共识里，发生了异质变化，以致于今。这是一个较大框架的考虑。没有这个考虑，资本共识和反资本共识，都无法达致融合。我们期待的共识就是，将东方的无理性资本，节制于西方的法制资本之中，而不是东西各异，各行其识，各顾其利。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