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诗歌十首

刘自立诗歌十首




圣家堂



1
眼睛。我看着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天空
看不见历史
但是，我看见你的眼睛。
这是一种用材料镂空的
蓝天。
蓝天被剪裁为灵眸
蓝天说
看着我；
看着天；看着蓝和绿
和星空。
我说，你，看着我
在很多双眼睛关闭
而看见梦境的时候。
这时候，树长起来
荫及高地和
低地——
那是他的西班牙家乡
巴塞隆纳。
他把圣家堂变做
一双眼睛；
与众不同
那是一双雕刻在手掌上的
一只眼。
2
所以，整个树身开始盘桓
生长，囊括天地人间。
一切，都在圣堂的关照下得以改变
巨龟，在天上飞翔
鱼儿，就像八大的所爱
正在地上行走。
手掌，托着一个价值
那是一只卖分文的艺术品
支撑者还有多人
他们从庙宇的立柱上
看到很动机
就像我在立柱的脚踝上
看到力，
看到人
看到奴隶
听到交响。
一只猫，在打坐
直到它完成了涅槃
和一图飞翔的鸟
化成一片
3
这就是旋律
这就是我看见的
你的文本的
旋律——那是马勒以后
马勒自己切碎的线条
动机美得残缺不全。
那也是人和自然
分庭抗礼的节奏
这节奏，是一席红袍
就像高迪的黑圣母
互相搭配
成为一双孪胎。
革命，在西班牙发生
一个走街的裸体
正要解释：
这是为什么？
但是，旋律破碎了
小桥折断了
流水湮灭
化为美丽烟。
你不是看见北京城的
流水，就是这样湮灭的吗？
4
一切建构的、都要通向
未建构的。这就是美学。
面孔和圣相。
他们这样互相钳制
这样搭配
这样毁灭。
他们制造了一尊图像
一段旋律
一场变革
但是，猫儿看不见他们的意图
他们，在手掌上穿过通道。
用孩子睡去时
灌注的模子
制造理想
和真实。
桥
折断了。他们走上死路：
一个死，
一条路。
可以互相对抗
所以，有人接纳了死去活来
有人承受了四面八方。
但是，只有圣家堂
在上升，冉冉
冉冉......
他的烟囱也是圣人之俗
接连着世俗两界。
烟绪，组成女娲
和维纳斯？
达利是错误的
他把人和女人看成灵感
不是这样。
5
切碎的东西无法还原
切碎的碎硝，就像落地的秋叶，
她似乎象征着什么，
但是，她业已见夫生、亡
两界皆空。
可是，圣家堂还是存身的
这棵变奏树。现在，生死，
两趣，达观于
那个孩子滑行旱冰之处。
切碎的路径。
切碎的路径本来也
无路。
孩子腾空滑行。
只是人们见得少了。
路，就和死亡合并，在天然的
颜色里——人们坐在
马赛克镶嵌的漫漫长椅上。
他们和高高在上的堂中圣相
和地下教堂，接通。
一只眼睛的手掌
看着
延伸着
血脉，历史和凝固。
他们洞开圆窗
上下呼应。
楼梯即使变成龙骨。
尤里希斯也
回不来？
诗歌是葬礼；和弦
本来，就是不和谐的
对称，成为一个左右上下作用的暴力。
达利和洛尔伽
先后死去。
6
还要通向什么不恶心的美景吗？
实属枉然。
7
可以预料的美景，还是存在的
就像人们看见北京。
就像郊区堆积的材料城。
那是海船运来的基础，
却完全用在颠覆一个古意。
一个险恶的权力山。
秀水的衣裙
现在换成云彩了；
过眼云烟
裁剪了美的零碎
用大红旗穿上日头身？
琉璃，也变做了价值
到处是清末的膺品场。
另外，是一个学区。另外一种浩劫。
他们就像走街的妓女
完成对于权贵的侍奉
他们挖掉了长在手掌上的独眼
换成戏装。
就像他们从玫瑰里
挖掉玫瑰词，
和玫瑰刺，
她们走来。
他们停滞。
他们就像鱼
回到水里。
龟，回到潭中
它们看不见圣家堂。
西班牙，不会死
北京却死了。
8
它们可以祈祷
但是，他们被捂住了嘴巴
他们的眼睛
不是材料处理后
留出的蓝天。
胴体，很美。
但是，旋律，很败坏。
它们可以祈祷。
它们彳亍于
世界上所有封住、开放的口岸
海浪，风暴和
风暴眼。
它们变做圣相的时间，不多了。
满街都是毕加索的人
兽和牛。
还有祈祷里凋落的黄昏。
什么人说，
太阳，正在一个个落下去；
难道星星不是一颗颗生上来？
这当然是一个恐怖的景象。
共产主义。
9
它们现在要阅读完美
可是，它们都已碎尸万段。

朱雀
——录梦录

天地同力，力挺大潮
每一个浪花都是朱雀的飞扬
即为妖，何为怪
都是一路神仙的捷径
那时的黄帝和言帝
本为说话忙碌，以至于炎则火
说则炽， “重”为千里
“出”量千金
我们何以捧得天地，五行
八卦？如同炎炎之地
忽然生死难别，人神难别
苍颉和伏羲，能否言及于字，于画
于声？我们看到、听到、触摸到了什么
东－西？
于是，人权在神权的上－下争夺里面
抑或变高，抑或变低
大地腾空，天空塌陷
都是二郎神驰骋之中华
无远弗界乎？
一路神仙，变做向东之耶稣
一路神仙，变做坐中之黄帝？
海 /水，还是土
仍旧是一个课题
我却看到百年之权变大戏
就和了我熟悉的那条
叫做米市的大道
本是灯市燃盏的闹市
那条胡同延伸的出口
总有人们擘画的游行
一日，为红旗之去处
一日，为蓝旗之向往
我梦中被盗之空间
也有人形不死的朱雀飞飞
忽然，我看到百岁姑母
缁衣罩身，脚踏街中
以娲裔轩昂之举
随众亲众友
重回北京
这是她半个世纪后
突然以构梦者的身份和身姿
闪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路尾随
我一旁旁观
夸父之日
射弈之箭
击中的爱
染血的红
都是呼之欲出的悲怆之节奏
这是
什么样子的大限、节庆？
是要拯救，还是要遗弃？
说话的言帝和炎帝
救世之切，解悬之迫，即承神－人合一？
却，都在千年之涂炭里
逐渐销蚀而消殒
龙云台笔触所到
都是昨天战场上
头扎红绳的小女孩的尸体
黯然躺在精华之地
回归了蚩尤的身边
她们再不会说话
不会红移
姑母在世纪中叶
告诉父亲 ——
她，无法阻止战争 ......
如今，是她魂魄归来的一刻吗？
她的行进颇有规模
她的沉默极具重量
我知道左近教会的神祗
死而复活
远处教堂的礼拜
钟磬声声
那是一口王府之井
死水微澜的所在
人们围住那口井
等待京城的乡水复苏？
看吧，王府井昏鸦成蔽的呼唤
重新出现 ——
我变做朱雀，也变做昏鸦
现在都要歌唱
却以澄明的默然之一片云
替代了万种宣誓
我径直走到祭祀不死的朝代
（那人－神的分叉延续了万年？）
看土地小仙
沿一个穴道
直通下之上，上之下 ——上下接通
——这便是形而上之大美学了
我，也许已经来到姑母之前
其间时间很长
时间也颇短
一个人生死的选择
就像萨特所说 ——
一边是自由
一边是地狱
金刚经闪现但丁之河之崖
之天堂
之炼狱
交集之处
人－神的分页
亦由若兮和维吉尔
缓缓打开 ......
就如王府和米市
面对东方一扇关闭中国之中华门
我们，是要出去
还是要回来？
现在，我们又面临择世的考验了
......我和昔日
一个也叫自立者
脚离沙滩，接驳于船
荡浆于景山墙下的不死河
让死亡退到梦外
我逐河水而汤汤
面天地而悠悠
取道崇文之码头
一路而去，而往
回眸京城
一夜蒙沙
迄今，仍是
无月无光
注：年已耄耋之姑母远在美国马里兰。近梦见她回北京。联想到四十年代中叶，父亲在香港和她争论，敦其姐夫李文（兵团司令；蒋黄埔嫡系）放下武器，云云。而做。



身份之歌
——录梦录

马勒，你说，你可以代表宇宙发出声音，你就发出
这样的声音了。
耶稣，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但是，我还是被囚禁在暗中
这是光明和黑暗相对的场域
黑白各执的居所
没有一位马勒是不会死的
但是，马勒和耶稣一样
又不会死。
这是神秘的太阳，庙宇照射的光芒
和影子，也是一种各自执掌秘密的
转瞬即逝的戏剧
音乐，在炮制他自己的时间。
而上帝走到我的画上。
他疲惫地转变成为一种廉价的塑料
然后，他摇摇摆摆地、挤到画符和音符中里去
挤到建筑和拱卷上去；
他像一个瘪三一样
褴褛加身，乞讨度日
最后，神圣，走到维也纳之东和
维也纳之西……。
小人物来到京城，不知道身份如何溶入地摊
价格，在关系的乱麻中被抽象出来
性也走俏，她们跳跃着卡门
跳跃的达芬奇，现在，直视我们拿走圣杯。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身份
现在，模糊不清，朦胧诗
走下殿堂，准备着一种下半身的延续；
一滩污水，照耀着布卢姆小道
犬儒的我，守护着小心的居所
一划弯脖树，横向世界。
把枝叶藏在云中
马勒说，死者是他，活者是他
复活者，也是他
我变身和谐，转向一把圆号
——这个转折已经三十年
那声音逐渐黯淡
黯淡变大，所有藏在死魂灵帐簿上的辅音
全都发出一声“噗”的爆破音，可是
无人知晓。最低矮的屋檐
现在上升到低矮的时空
就像从天而降的死鸟
横尸在圣母的脚下
她们趁着马勒的翅膀，艰难地抽搐
时间面对一汪清泉
微起涟漪。
照耀你、我
互相显示身份的颗粒
和浪花——而镜子，也噗破裂了。
破裂的皱纹，撰写着符号排列的
冠冕堂皇，皱褶，是一个
佛罗伊德哑谜
呈现表层升到天际的立柱
开始一一倒塌，装饰，也树叶飘散
宇宙，开始冰融北极。
大人物首先逃跑的电影
把崇高，变为碎石
石子和灰烬组成的亿万人众
在宇宙不怀好意的喧哗里
纷纷倒闭消殒。
耶稣，开始发难
他让马勒制造最后一波幻觉
看阴阳示威，听善恶舞蹈
人与神的身份，就像蛋黄和蛋白的元素一样
无济于圆。河身。没有身份吗？
流淌。没有身份吗？
冰碎，没有身份吗？
墓地和泥土比较我的昨天
更加没有身份吗？宇宙呢？
无限呢？我，无限地收缩到一棵小老苗
你，我，面对一河之隔，看对岸
各自方圆的触角，像手臂延伸到
身份和场域当中；
鸡说鸡的身份
蛋说蛋的身份
花朵和草地
也被命名，吓得团团乱转——而布卢姆和我
坐在马桶上。
哗啦一声。哗啦一声以后
就是噗—— 一声毁灭。



渡河曲
——录梦录

1
孩子装满钟点行走着
他慢慢树起他的太阳
他就是黎明也是抵抗

2
我期待着期待本身不被摧毁
因为桥在陷落倒影着圣母像
3
那眼泪真是世纪的滂沱大泪
洗去了人神双向的河边鸟迹

4
钟表日月都在怪人兜里存放
抛弃时间时间就会呈尸一片
现在，他考虑是否另谋空间
于是，死卢梭在日内瓦复活
他两腿伸展着臂膀完全张开
呈现出民主和无民主之姿态
5
教堂里人神面对面谈着人、神的排名
因为神有时候排名在先抑或完全相反
所以火车在路上让我听不到节奏轰鸣
说是神被碾压的日子最好大家都下山
下山后山变得矮、人变得高山山如此？
6
火车里挤满了人和脚
人轮间形成一个关系
快慢动静的交错时空
是一件颇有趣的事情
人的悟性和轮的理性
都在小站示意你逗留
7
诗歌树开始了倒计时
凋零也显得颇为壮观
诗歌树倒计时的时候
节奏大荫蔽很是香浓
哲人安坐在车厢里头
温习他们沁香的教条
东西罗马台湾中国客
以待日人之迥异言说
回归湿漉漉的异乡花
坐在花朵上的那些人
都是我在巴黎的女儿
8
所以那从仰望星空得到的时间
是人类的时间也不是他的时间
9
太阳很近很远
人们走过阴影
阳光甜得发苦
月光美得转弯
10
所以，哲人说
耶稣甜得发苦
11
试想所有道路蛇形缠绕？
其中包含崩溃前行折断
车厢里死去活来人和他
是一个超越者和归宗者
神迹最后要回到家门口
12
饕餮者就是一个超人
因为他酒饭之大范畴
正在剥离根系和种子
天才说我们啃尸得餐
吃过饭是一种过去时
饥饿呢是一种未来派
13
所以历史很短
我走到家门口
亲人倏忽离去
就像他们返回
吻你那种味道
14
这样的诗能写到无数 ——
只要你保持意识间的紧张
——紧张到你梦中结构着
解构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
阳光底下本无天无地无人
点点滴滴都是星星的痕迹
你拽住星星影子和你自己
降落大地时高唱马勒之歌
15
我幸运地住在这个城市幻觉中
虽然我周围有砖头瓦片之真实
有破碎感屠杀感一些真知拙见
但是我还是找不到葬礼行进曲
那是因为正北正南曲构之大门
因坍塌而关闭永远不可以修补
城之悲哀在于都市人无形式感
城之幸运因我想到废墟生死美
16
号角，号角，在不同的阳光里
色彩纷呈的人体开始发出声音
渡河就是配器和独角兽的怒吼
她和她的大提琴一样温文尔雅
骨骼对位出现了腰椎键盘突出
于是香乃尔毁掉了春季祭祀美
野蛮的莫奈开始劫掠阳光和河
号角，号角，在不同的月光里
17
下山者现在高企于过去的
自己过去的民族现在上山
18
枭，一尊奇特的怪异木雕
和菩萨一样端放在我屋角
19
涉及历史的香山和天坛整体变型是因为月亮召集着未来人穿越地铁了
他们透底的月光和地球人的横河真如香格里拉是一种虚无实体和幻术
我们出发的时间正好是这个孩子抛洒时间种植空间之花的阿拉伯时刻
所以喑暗无声的指挥踏上其节奏且在灰飞烟灭之中吸取他的和平之泉
他的乐谱总是钢琴被囚的符号在互相制约把命运之鼓紧张地推到极至
我崇拜那种精神处理就像他踏入我的梦境把我推上列车一直推到终曲



桌布
——录梦录

一张桌布，掩盖着木头的本色
餐具，暗探着各种握紧杯具的手
春江水暖，江边很绿
她飞扬眼神，以为桌子
和这掩饰者，业已构成一体
一半是掩饰、另一半
是要揭开一种秘密？
于是，她自己的身影
也在赤裸和遮蔽中
蛇行而来，鸽飞而去
女人，派生的一个个幻影的孩子
也和她们的父母一样
一分为二
若夕阳
即景
衔接女人
男女和
人人的
游戏
把菜单
和脸谱
融合
在一起
一如
傍晚
和夜的
各种颜色
巧妙搭配着
判断
不能了结的秘密
改变
在最初
形成的
时候
业已
改变
价值
依旁着
卢梭岛的
水纹
把日内瓦
一圈
一圈地
隔开
就像
我们现在
目击的结果
不过产生了
很多误判
间谍们
趾高气扬
他们脚踏
千年
古老的
土地
把洛桑湖畔
的海鸥
纳入
无声无息
无声的
话语
暗示着
一次次抢劫
掀起桌布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了
一种坟泥形状的肉汤，滚烫地
散发出高于价格和价值的清香
胸脯的部分，既可以是波兰
也可以是、朝鲜北端的一片沼泽地
于是，餐毕呈现的行程，万千遥远
又同样是咫尺之距
不认识道路的美人鱼，被人劫持
面对她所无知无畏的大海
即便，她远行东方，到了中国
风，依旧听不见自己的歌唱
雪，看不见自己的图画
苍穹昴宿更显得笛卡儿的神奇
谈判，是由他们提供的资料进行的
这些可恶的东西，居然打通了我深夜的门径
改变教义的砝码，铺上了公开交易的台布
改变，仅仅发生在端坐桌边的人们、丑陋的手势上
斛光交错，酒味熏天之间，一个盗贼的雅兴
使得桌布上星星闪光而舞姿优美
大亨们在伴舞中，交换时间和花朵
在灰飞烟灭中，称赞毁灭的香风美雨
空间的礼品和礼品的空间，十分广大
以至于，我每每之夜，看到每夜梦中
卢梭岛和日内瓦，都彳亍湖边
任契约和食物一样，很快腐烂
人人交换人人的举止
面临食品和高汤的倾覆
一个女人的尸体
和牛马的尸体一起
被高级烹饪者宰杀着
没完没了
食谱上
叠加着
歌谱和
曲线
一曲歌罢
随之迩来
是重新聚集
固然，这个时刻
可以被
桌布上掩饰的
时刻
所毁弃
然而，掩蔽
和交换
仍在进行
掀起桌布的女人
已经
形同髅雕
忧虑
装饰着
忧虑
她本人
躺在裸体
餐桌上
任人观摩
和宰割
宰割者
食毕酒酣
驰骋在
从黑森林
到纽约的
大道上
是他们
把高级轿车
开得肆无忌惮
没有人
会知道
那一张张
餐桌上
定型和出售了
一个个
雅尔塔协议
固然
关闭，一如
放行的自由
直到
荷兰的河
通向堤坝
通向
大海
却
吃不掉价值和
海水
——你们这些
混帐饕餮
你们，其实
只是制作堤坝溃决的混蛋
刀切的人肉，也许可以
像死魂灵一样出售
也可以世世代代、偷偷拿来装饰
这个湖边景致，并且让这番景致
覆盖，自我放逐之人饿昏的梦境
但是，从远方到来
我，依然被视作
掀翻桌子的人
我知道，一旦历史离去
这装饰品，还会出现
这张桌布，还会以褶皱的罪孽
铺衬一些罪恶之星
以照耀你们 ——这些星系下的败类
但是，桌布既然掀起，强盗的盛宴
也许，总有桌塌人亡、万般兽散的一天



套娃
——录梦录

你不要说话。发音是一种开始，也是一种结束。
就像花。我的一个朋友搜集花和名字。花和名字
分别放在他的路上。路，从天上落下来。他接到
路边。
春天——这个秋天的名字。说，走吧走吧。于是，异乡
有异乡的归属，就像地狱也有规矩。
做梦：一朵花瓣借一朵花瓣；环环相套。
过程——是一种结果；一种水果；一种毒果。
我这朵花，凋谢一如盛开。乐观的人。乐观地
从地上直企天路。路，上去了。
在天的最低端，有云朵
飘来。
本来，云朵就是无。也就是有。
他说，草地上或者林中，有一片被放入人身的空地。
他们走到草地的终端。看见草地上也有绿色。
绿色。
在所有早就鲜艳的事务中，没有地位？
春天，我打开窗户，看到窗户。正在放眼端详
我。
我是他的外族。外族是外族的外族。
在商丘的殷墟。在窗户掩盖的一片蛮荒之地。
异族，就是我们自己——和他们自己——
他们，叫他是民族意志。意志，回到人。
回到人的身边。
就像你打开电脑。看见纳粹朝代的幻影。
打开电脑的设计程序。这个程序是你。也是那个
“他”。
这个程序是他启动了第N次程序。
世界的虚拟花朵。火炬。示威的队列。
坦克。
这个世界是花瓣，环环相扣。
你不要说话。电脑在完成语言程序。
你不要创造。存在者和存在、在存在中
创造。
回到路的东西。你扯开两头。
你完成你和我一身两体。就像朝鲜半岛的
两翼。
一个是太阳。一个是太阳的明天。
悲剧。开始了一种程序。我是一千年以前的我。
你。还有世界。
于是，梦，打开的门扉。是一个“门”字本体。
这个字。很多字。他们说。他们是世界。
就像地铁闯过人体。在一个程序上完成
钢铁和肉体的接轨。阿瓦隆。
就是那个游戏女孩。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一朵花。
一万年以前的鲜艳。瞬间展现的枯萎。
毒果汁儿。一条条道路。他们环形地
蛇盘在人的肉体里。在心中。
人。
人的方向感和没有方向感的。小路。
人的。合理。取缔。
不望通天巨径。
小路之亲切，有如刎颈之交者
杯水相饮。他的一身有魔芋的味道。
在相饮中汲取两方结果。
一个，叫做梦乡，一个叫做乡梦。
他们
为各自的求爱折倒很多美女。
那些思维者。那些地铁花瓣。说过。
湿漉漉的东西。
女人？回到走廊上。看看是不是
下雨。雨中，梅花绽放。字为梅。
黑色的花。黑色的雨。笔走龙蛇
画山山之青。说闪闪之川。
听
暴风雨。集合在数据中
在。一个病毒软体里。傻笑。
走出博德里雅尔的连环套。取缔时间。
取缔时空坐标。春天的一瞬间。
秋天横呈的玉体。我，不是那个男人。
你。不是是；什末是是。
世界上所有的
生育。世界上所有的
意识。
纯粹意识
指向没有开始的孩子
和没有结束的孩子。
孩子们
在玩耍。巴赫之妻旁。
女孩子，为了一只玩具熊。穿衣。
穿上一个世纪的衣衫。
那脱落的碎片。那掉在乐队旁边的。
是一曲终了后，人们的生死礼？



战争


如果我被炸毁，就躺在路上
等待小路自己跑掉
她，不愿意为任何情感再行付出
哪怕是付出点点雨滴
在很久以前
战争，摧毁过这座房舍
它和我的同辈人一样
躲在烟绪后面
挣扎着保全了自己？
他们把世纪和世纪
投身在阳光招眼的瓦砾上
最后，把阳光，也变成瓦砾
一切巧妙的纸面艺术
因为燃烧而祸福无着
记载变做了火焰
埋葬的尸体化作烟绪
而凝固的灵魂，今天业已
出售了一百个乞乞科夫
泡沫的含金量
转瞬树立了这座城市
和他数不完的墓地
收集灵魂的暴动
完全处于保秘
“日子”这孩子，一刻也不会缺席
它兴匆匆赶至死期
只看见泽地变成广场
而广场上，野草丛生，狼狗成群
人类一片片倾斜倒下
形同舞人的旋律，正在消灭节奏
那时的他们，仅仅剩下了呼吸
肉体的毒素刮起一阵清风，
在万千情冢的舞姿里
绝望，树立了他们的规矩
尽管它们来而复去
打着很多旗帜
说着很多道理
战争，……这科学的魅力
宛如人类游戏的肌体
宛如跻身森林的小草
正在品味压迫的机密？
大森林和西伯利亚提供过证据
——我，看见红轮碾过的岁月
铭刻着这样的诗歌：
斧子，斧子，还是斧子
红轮，红轮，还是红轮
那些被碾碎的身体，就像火焰涌起
消失，复活，重建
还原和结果了自己
而你我他，千百年后还是我们自身
一如世界上最大、也最小的叶片
雨滴，雪花和晶体，呈现了最大
也最小的有毒的无花国
让你在无法选择中兴趣盎然
这样，你用来写我的子句
接连着主句和畏惧
开始了它们奇妙的列阵
中间的国度，居然触天触地
卫国的戊装，慢慢西去
旌旗道道如星星下坠的风景线
实施死亡的祭祀们
祭祀着中国死去的葬礼
幸有幸无？双胞胎和三胞胎出生的日子
被圣火熨上了战争的印记
他们今天可以去死了
这是轮回反复的岁月，世纪和未来
竞赛，现在转向
一千个太阳和一千艘飞船
业已出现——他们和民主赛跑
他们移动自己比地球大一千倍的实体
而我们，还在争执实体的存在
和存在者的意义
悬置，就要被悬置
如果“他们”定位了自己
在地球上的位置
吕贝松的悲剧观，也会瞬间被接纳为
我们被取缔的游戏
但愿争执千年的上帝
出来制定全世界
实现尊严的时间表
不然，就会悔之晚矣！




足球赛事
——录梦录


一个足球请我来捧
他方圆俱佳，不成犄角
只是我路过往事
一个身高者，让我和他一起
踢球，于是，我们二人
在同一路边
找到足球小伙伴
他们也高矮不等
就像森林削剪成篱笆墙
从高处下落，再下落
一个猛力，球，从低而起
直线，交叉着弧线
划出一道原矢之光
箭头上明光闪闪
所到之处
无不一脚临门
人在球外，抑或
相反，都是无关紧要之事
最主要，是有一条
在外空间游荡的章鱼
说出了全部规则——
它说，可以以手击球
只要犯规后
一脚临门
却大失所望
遮蔽，阻挡和排除似谶出所言
就是遮蔽本身
……也可以抹球出场
而世界变小，变无
变成球之偶像崇拜者
下跪和狂欢的地方——
体育场，承接斗兽场
斗兽场，承接思想领域
思想领域
成为思想搏击思想的场所
一击之下，还原
搁置和我思
都在瓦解，瓦解成胜利者的狂欢
和最简单不过的失败
一切失败者
和胜利，都走型了
他们不知道确定规则者是鱼
是水，
还是海
一条船在足球腾起的时候下沉
它的沉默，是上升的另外一个
兆头？


通缉
——录梦录

我是一个画家
我在几堵墙上作画
且纵横驰骋，画出金线银线
且将横竖拉扯，由点
到面，到立体主义
于是，一座房子无中生有
横空出世了
我的房子在画上
画在房中，在大地下
天空上，在你－我－他（她）之间
那个叫做我的、和叫做他的
被你，一口吞掉——
这是一个警告
我们两人在罪与罚不同的领域
各自，为自我辩护
于是，一个我无中生有
一个大写和小写的我
站在窗口边上
日日等待，等待着
等待——我看到
万丈深渊下
一道梯子拾级而上
一个工人，像宫人一样
向着帝座攀爬
他是我这个帝王的制服者
抑或，相反，我是他的
制服者，于是，他来了
就像我现在分身为二，为三
为N，我，几乎就要非我了
梯子本身也在蛇探，它很犀利
就像一条霓虹
或者子午线
（你读过什么是
子午线吗？——见保尔.策兰）
这时，我看见他这个工人的面目了
“绳”（绳梯，梯绳）清目爽，凌空而上
我，小心为他拔开窗栓
一个小小的手势
做成大祸
他被我的手势所害
所触，所感——
他一个翻身，就直线落下
落－下－去－了
摔死了
于是，这个于是就是
我，成为一个罪人
一个通缉犯
通缉令涂满了
我在房中作画
在画中盖房之处
我的决定，是逃往吗？
还是，取消画符
拆毁房子
解构，自我？


春之祭
——录梦录

春之际有春祭
这是一个惯例
演奏者不断换人
今天，换成西门.拉特
他在雨中演奏（指挥）
人在演奏中淋浴
春，在乐声中成画
乐，在画声中成乐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事情，只有我断断续续
理解，这个林乱的森林
其间，砍刀所过
节奏更加出彩
旋律更加亮力
一窗眼睛，布满眼睛
之窗，在所有鼓声忽然息止之处
跳舞，本身就是舞蹈
在舞谱中静舞，直到你
视而不见，画而空白
白骨铮铮，死而如生
我，要在无数个括弧里
把我自己藏匿起来——
就是这样：
《《《《《《《《《《《我》》》》》》》》》
我躲起来
我，因为不是拉特
不是春
不是祭祀
不是大祭祀诺玛
不是春之际之香乃尔
不是我和我的分身
所以，我躲在《》里
你，觉得很好笑吗？
还有一些人在笑
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我，走出括弧的日子
还有很长时日
即便我走出了括弧
那个春日，是不是
也被一些哲学家
搞进《》里去呢？
我悄悄出走
撞翻篱笆墙
和，一些年代的称谓
我，就是时空的判断者
裁判
生效？
无效？
呵呵！
春天
秋天？
冬天？
寒苦之
酷暑
一样之
一样？

理想国？专制国？——反思希腊僭政

理想国？专制国？

——反思希腊僭政

刘自立

一

希腊民主的反面是极权主义观念；在此之外，专制主义及其改良之可能性与否也成为古希腊思想的一种、不是实践，也是表征的观念——希腊民主说之外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观念，就此成其大权/全——这符合后来基督教观念里光明相对应黑暗，上帝相对应撒旦的二分法之说；换言之，用当时人们争论的语法和言词涉及这个课题的讨论，其说法就是，希腊能不能产生“好僭主”——这个好僭主及其制度是不是现实的，抑或只是一种所谓诗人的意念或者理想的幻觉？产生了好僭主的城邦里，是不是可以产生好僭制；这个好僭制、好僭政，是不是可以或者顺道转移成为民主制度；或者避免之（据说民主有诸多坏处——见柏拉图等——苏格拉底是不是确实在诱惑或者唆使青年人追逐成为好僭主？），这些疑窦遂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课题。此类谈话在所谓帝师分梳，师导于帝（王，僭主等统治者），智慧者教育僭主而非相反的潜契约和潜环境中，希腊的智慧者和僭主们，并未反客为主，实行帝导于师，或者僭主教育智慧者（——另外，按照色诺分给出的，或者他的代言人希耶罗给出的看法——“智者”和“智慧者”是两类正、负角色，不可一概而论）——这个东西在后来的塞涅卡与尼禄；伊拉斯谟和马基亚维利与君王们之间的、所谓导师启蒙和基督教教育，可以说一脉相承，不曾间断。于是，东、西方王政以外或者以上，就出现了高于君王统治的道统教育和祖制教育。这个教育，一半来自帝师双方的合作；一半来自或者废黜帝师之尼禄的昏暴统治——也就说，专制主义保留的帝师之间的制衡和中国人所谓君相之间的制衡，往往因为专制的暴力和权力原则而归于无效；但是，其间有效之作用大，还是无效制作用大，看来，还是有效之作用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并不曾废黜、毁灭和根绝中华文化之基本因子；同理，希腊人乃及后来的基督教教育和（对于）僭主教育，也是希腊一面产生民主，以期“好僭主”最大限度接近与之，而不是朝着昏聩残暴的寡头统治发展的脉络；一面，则是如果不能民主，那么，就似乎可以期待好僭主，好僭政；这难道就是希腊文明或者传统之历史决定论乎？

这里提出的课题，就是希腊人色诺分在其《僭政》一书和《居鲁士劝学篇》等著作篇章里强调和含涉的内容。这些课题的讨论之关键点和要害处，其实，非常明了。这个显然所在是，希罗耶－西蒙尼德也好，色诺分也罢，他们并未把僭政、哪怕是好僭政，直接划归民主。民主的法治和人权的自由，并不是希罗耶罗等同僭政和民主之处。刚好相反，他们在文字中明确地规避了好僭政可以产生好法律和民主自由之选项——虽然，他们对于坏法律和法律本身的限制说，也是有感而发，评述再三，形成道德和法律之间间性与之的、世代相随的法律与道德关系之争执——这个争执，在现代哲学家里给出的命题就是，法律，只是相对而言的公正；这个公正要用道德实施补充和延续；（正如德理达所谓，宽容，就是对于不可宽容者的宽容——那么，宽容不能宽容者——这又违法律；等等）。于是，人们非常明确地退而求其次，在框架和杜撰好僭政的前提和延伸里，僭政和僭主之好坏，都不涉及自由，宪政和民主和宪政；他更多期望于一种因果互论的双向关系；如何出现圣君；出现之之因果为何？等等。于是，遂产生另外一个课题——既然在无法无天的僭主统治下，人们是不是还要区别好僭政和坏僭政呢？按照现实和历史的描叙和见证，好、坏僭政，都是存在的。希罗多德所谓拉西代梦人的斯巴达僭政，就是希腊最伟大的僭政之一；这个僭政，一面反对雅典民主，另外一面，却也保持着类似元老院监督一类准民主体制。可以说，希腊历史是在几种政体中摸爬滚打，不一而多的。于是，作为民主类型的理想和作为理想国之类的理想、以至于作为好僭主一类的理想乃及现实，一应俱全，皆大存在。所谓僭政的讨论，刚好，是我们看待希腊民主的一个旁证，一个补充；希腊并非只是民主传统的摇篮，也是僭政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法制和意识形态的摇篮。这个证明是，只要希腊人之文化，波斯人之文化，乃及东方之中国，印度的文化，不会被专制和僭政毁灭；一些所谓希腊人喜欢僭主，一些中国人喜欢圣君，都是可以理遇和强辩的；那么，只要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给出一定的帝师关系和文政关系，那么，历史就不会按照极权主义的废弃文化，自命导师和杀死上帝的彻底野蛮之路径堕落下去；或者言，随着无与伦比的浩劫漂流而去。这是显而易见的。给出的文化根据也许不止是政治和僭政，而且是希腊整个的文化。这些文化内涵，涉及了非常细致和巨大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这也是人们不要追究古人罪过的基本原因（见钱穆等人的说辞。）

二

于是，强调好僭政和更好之政治制度民主的关系，就成为人们最后摒弃和废黜极权主义的原因；同理，只要人们恪守一种并不废弃文化的某种专制主义制度；只要人们梳理和打点的专制主义，一吸尚存某种基督教教育和希腊智慧教育，文化，就可以从帝王，寡头和僭主的指缝中，源源不断地流向各种地域和民族。这是希腊和中国文化得以源远流长，世代辉煌之因子。我们说，当反对专制主义的某种斗争，因为僭主和皇帝的昏暴而发生的时候，反对专制主义的指标性观察就是，看看反对专制主义的造反派们，是不是针对了当时存在的，历史存在的，前历史存在的人类的文化。如果这类“民主”斗争（很可能转变成为极权主义造反）直接指向毁弃和废黜文化本身，那么，这类所谓的民主斗争，其实就是极权主义造反（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就是反对他们消灭儒道，毁灭书院；我们反对毛式造反，根本的原因不是他造成了对于民主自由的背叛，更多是他要消灭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与其说在希腊发生的历史故事，不如说，更加常见于俄国和中国。这类例子在西方，也许，只是在希特勒德国短暂发生，很快消弭。因为，这既不符合好僭政的要求，更加不符合好民主的要求——既然专制有好，有坏；民主亦乎其然？是的，民主，也有好坏；多数暴政，就是坏民主——他们杀死苏格拉底，就是用坏民主杀死的；即便苏格拉底要回到僭主，也不成为多数票杀死之之理由。这就是后来托克维尔所谓保护民主少数的重要原则，也是好民主之根本原则。在另外一个侧面，好僭主的好处，就是来源于文化之原则，道德之原则，制度之原则；甚至，来自贵族和平民的某种优良文化本性。没有这样的、超越政治和制度的文化熏陶和教育锻冶，高尚贵族和平民的品德，是不能产生无法应市而存身的；因此，在此无文化无教养场域里，就不可能产生高贵和贵族；不可能产生高贵的帝王和好僭主；不可能产生与世长存的文化本身；而无文化无规则的世代就会来临。一旦出现此类毫无文化端倪和文化根系的痞子造反和共产革命，其最终结果就是毁灭高尚和毁灭人伦；就是先烧书，后烧人——回归野蛮和暴戾；故此，不但人将不仁，而且势必回到“动物庄园”。这就是历史上极权主义消灭文化的最终灾变。

于是，最终，我们回到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层面上来。这个提问应运而生。僭主教育的效果究竟如何？僭主和僭政（含后来的专制主义和民主宪政体制），如何听命于所有这些色诺分和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共和论如何作用于帝师教育；这些教育中的、或者导师，或者帝王，究竟关系如何？他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否存在？换言之，如果事情发生在极权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是可以用古希腊僭主教育和智慧者之言说，来达致这样一种对于极权主义中新僭主的约束和制衡；是不是会再出现“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甚至武则天不杀洛宾王，嘉靖不杀海瑞，嘉庆不杀祁隽藻的奇迹？斯大林会不杀托洛茨基，毛会不杀刘（抑或他不杀胡风胡适乎）？进一步说，如果面对希特勒体制和中共体制，僭主教育者，能不能根据国际教育和其他类似教育，呼吁和颁奖等等活动，起到原来在基督教君王教育和儒道君王教育中所达致的效果？人们正在给予一种严肃的观察。我们说，今天的情形大致是，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僭政”体制，是不是会起到作用？如果西方人对于希腊历史尚存一点他们应该保存的记忆，那么，西方僭政教育的前提应该不是针对极权主义国家，而是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他们应首先确认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须臾不可偷换和变易——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今天的僭主教育者，将其施行或者施行过的、他们以往对待僭主和君王施行的教育，套用在极权主义统治者身上，那么，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在枉顾历史和错悟对象。那些本来就没有文化根基的极权者，他们的前身后辈，都不具备希腊和中国帝王血统中敬畏道统和祖制的传统主义精神；他们，是一群无知无畏的非僭主和非君王；他们什么也不是。于是，对待什么也不是这样一群，我们如何启动色诺分和马基雅维利之教育说，来对牛弹琴呢？不对牛弹琴，我们又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如何做，如何想呢？这是众神死后，皮西亚祭祀面对同样坍塌的德尔斐圣地的悲哀——中国，现在要拯救今天希腊的经济了！——这不啻是对于希腊僭主主义政治最大的嘲弄——今天，不单是希腊无僭主，希腊也无教导僭主之智慧者；给出古代希腊和今天希腊之援助的，是不认可任何帝师教育的毛式后人；这难道不是希腊的悲哀和世界的悲哀吗？

三

关于知识分子或者智慧者对于僭政的看法，类似我们前此言及的、革命甚至改革对于传统和（体制）传统回归的课题。这个课题的简单绍述即是，革命不是创造，而是回归原有的制度。这个看法也依赖古希腊的智慧者之选择。在争论中（斯特劳斯和科耶夫——见《僭政论》），这个话题是以斯特劳斯以这样一个说法举证的：如果哲人重视解决之道甚于问题之道，他的方法就是错误的。这里，斯氏一直以来采取一种知道之道、为不知——之原则；也就是苏格拉底之道——这个不，知，道，对于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启示；所谓一讲话，就为我，知，道；实则就是知之甚少；只是在常识和简单层面而道之，知之。接下来，就是所谓智慧者和知识分子相对于僭主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课题。这里，科耶夫说，一切智慧者如果不曾将一切言说付诸政治实际和改变僭主（不好）统治局面，那么，就处在续待改变之状态和未经责任之状态；而斯氏看法，恰好相反。他举证如何改变类似现代政权里斯大林体系的问题。他的说法，是明确的；改变斯大林体制的智慧之言，基本上等于白说。（见上书）而这个看法，正好和我们的看法趋近；但是，斯氏话锋一转，又爆出另外一种看法；人们，智慧者和知识分子，一是，不能改变（极权主义）斯大林；接尔，也并不能确立，以知识分子的建议政策或者发动变革以改变整个政治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样一来，改变后的局面，据说，无异于消灭人类永恒的状态；消灭差别；消灭人类进步的元初之出发点，不平等，等等。这个看法，就是斯氏和科氏争论的要点。这里的似是而非，是显然存在的。以知识分子的献言和智慧，改变斯大林，这件事情，并非亘古未见；罗斯福，就有此雄心大志，但是，他的斯大林牧师说，业归失败。于是，这个课题又转回来。我们说过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僭主”的献言说辞，是不是起到任何作用呢？这些混淆堪乱的交叉线条，是不是可以稍微梳理清晰呢？我们认为，尚存在些许可能。

一是，民主希腊，元有和业有的民主和僭政，都是在或可变更的基础上划来划去，摇曳不定的。并非说雅典就是一直之民主局面，而其他宗族，就一直为其僭政。所以，其间变更，多少是受到智慧者言变而变；多少是因为其他圣俗之因素干预而变；甚至是完全受到神意干预而变；却是一种悉数可究的事实；其变更并非因为知识分子要变而存在，而出现抑或相反；更非一变，就变成了无差别乌托邦和共产主义。二是，从僭政更变民主，也不是要完全取消人类差别人们和竞争；相反，却是启动了一种我们现在所谓的优势竞争；故此，不能关于“普遍同质国家”之出现，只能造就无差别选择。这是一种新的误导；一种新的黑格尔或者什么人的“历史结束论”——完全不是这样。从政治理论上说，对于僭主和坏僭主、坏僭政的改善和批评，并不是要消灭任何人类正面不平等现象；抑或说，要造成实质上的极权主义驱赶杰出者之杀人运动——相反，他却起到了保护少数人的功能和体制——这个政治，不仅在古代，在今天，也是高下、黑白立见的（南北韩，北京台北等等）。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起到坏作用的唯一负面参与，一如上述，就是僭主和寡头，毛和斯大林这样的杜绝智慧者的体制。而造成这样体制的可知论，真理论和暴政论——又的的确确，是改头换面的新式僭政乃及其知识分子消亡的一种结局——这个政治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合，就是要消灭自由乃至民主平台提供讨论空间和真正的“不可知”论之局面。所以，斯氏观点的误差在于，他是把不可知论和可知论，现阶段论和永久论之辩证法，给忽略掉了。虽然，他说的，如果按照僭主－智慧者关系论，智慧者参与并企望改变政治的意志，往往导致极权主义（虽然，他未如此坦言），那么，他只能证明智慧者参与教育斯大林之不可能性——然而，如果说这个证明，也发生在西蒙尼德对于希耶罗的身上；发生在所有君王教育和帝师分野者的身上，这就是混淆问题的前提和结论了。其中，我们却还是要对斯氏，科氏深入的探索，怀抱高度的敬意；因为，他们谈古说今，的确涉及了很多看似晦涩，却为历史和现实讲得清楚不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无论是古代的希腊学者，还是今天的独立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按照斯氏的看法，永远处于和统治者隔绝的状态，那么，人民和统治者，的确不再需要他们（据说，这是哲学不干预原则的立场使然）。

再是，对于僭政和专制，极权和寡头，如果智慧者和知识分子自卸政治批评和监督于之，则他们就转化为一批附庸和走狗；反之，如果他们在观点和路径上，帮助人民走上一条可以而且必须改变之路，那么，知识分子和僭主的关系，就不再是完全绝缘的、而是互动和交流的——这个交流，在专制主义时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之自由知识分子和寡头，君王和总理一类人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再就是，我们看到这类自由主义路径被完全阻断以后，争夺和探索新的路径，不可能是僭主和帝王的选择，而只能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民的选择——即便在英国宪章主义运动时期，迪斯雷里，也不可能代替社会主义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代替做出群众性抗争继而改变政治架构——美国人，也是在杰斐逊和亚当斯的英、法互动中，找到一种既是统治者，又是知识分子（智慧者）的路径依赖，后才有美国开国前后的政治经济的探索和解决之道——说，所有解决之道完全小于问题之道，似有违背历史之嫌；难道不是吗？这个路径依赖，有一个只得探究之处——这个疑窦就是，东欧帕托什卡们提出来的、枉顾美国和西欧价值，而偏重中，东欧价值之倡议。这个倡议，自哈维尔对此提出“没有办法”（见《欧洲精神》一书）主义后，和所谓斯氏观点之僭主和智慧者绝缘一说，颇多雷同之处——而行动方式，却是以无法行动为结果——苏联的倒台，导致捷克等国的自由政治力量填补了真空。这个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今天移到中国。我们看到，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抗争中，某些斯氏决定论的东西，现在冒出头来。因为，依赖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模式之间的间性抵触，业已使得很多国际间的政治路径说——改变中国的政治路径，陷于一种塞途：你肯定了中国经济模式，却来否定中国的政治模式——这个逻辑是不是行得通呢？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能通达的。换言之，中国经济模式，正好是在中国政治模式，无人权模式，奴工模式，跨国资本廉价剥夺模式和生态人文悉数毁败模式上产生的——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经济模式可以仰仗其模式之主导者，来改变他自身的政治模式之任何可能；反之，也是一样；不可能依赖中国的经济模式，来达致中国民主。这也是所谓智慧者很难改变僭主，斯大林和毛的根据。我们面对的这个死结，不是斯氏所谓的、那种空洞的“文字共和国”一类的假设和杜撰，而是现实。所以，智慧者，并非要为此而重新回到绝缘体的状态，却是要探索一条新的路径以求改变；虽然，这个发现实属不易！

四

总之，列奥.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讨论非常杰出，饱含深意，因为他们的讨论直接涉及今天的现实。重复而言，斯特劳斯关注一种差别民主论；他的看法和所有苏格拉底主义这一样，不想完结真理（我不知道我无知的东西）；故而，所有类似共产主义的“普遍等质”主义是不可行甚至是坏哲学；因为，他的统治－哲学王的统治，造成暴力语言和暴力真理；而暴力一旦宣称自己就是普遍和真理，真正的哲学，“就会转入地下”——这种局面，已经存在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久－——这就是列宁真理论和毛式实践论——更加严重的是，如果这样的等质真理一旦深入人心和侵蚀人心，道德和文化，地下真理和地下哲学，也会毫无疑问沾染“地上”哲学和哲学王的恶臭！所以，列奥的观点，直接诉诸真理和智慧只是少数人之天性和掌握之之说，更加符合实际——而这，当然会被科耶夫抓住辫子。科耶夫的观点是不是也有一些真理呢？我觉得他的看法并非完全无稽之谈。因为主要的区隔在此。如果哲学和智慧只是局限在绝对真理之不可行不可能上，那么，人类历史，阶段和地域中每一种争取民主的斗争，就会被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左右，而产生另外一种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就是，一切现阶段和有限的真理论，都是不合理和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只是苏格拉底主义的反面。

这种僭主不可教育论和哲学隔绝论，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智慧和现代智慧。于是，我们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这并非哲学艰涩状态，而是另外一种政治观念。用今天的通俗语言解析之就是，民主，也不是对真理的穷尽；而专制和极权，却是毁灭真理。这样，在此层面上，斯特劳斯对于普遍等质观点的反对，对批判民主政权依然有效。这里的重点却是，并不是因为民主尚须批判，于是，就出现维护僭主和反对僭主教育的一切举措——换言之，如果科耶夫不是把寄托和企望放置在斯大林和萨拉查的身上，用我们今天的中国话说，不是把希望放在中国好僭主身上，那么，争夺自由的斗争，也会是智慧的，民主的和正确的；换言之，如果就像他们争执的，“人们当然可以推断出对苏联的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集团化的谴责，但人们也能据此证明，永远保留中国农民动物般的饥馑生存（在毛泽东之前）等是正确的”（见《论僭政》——科耶夫给斯氏的信；1953年）（这是科耶夫这个混蛋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农民的侮辱——自立）；那么，证明毛前后正确与否的话，都是愚蠢和不确的；只有在以后的以后，中国民主政治才是值得探究的“普遍”（普世价值）国家。这样的国家之出现，尚有另外均分地球资源——这个有吕贝松等人提出的新均等课题挑战于之；此亦不赘。这段话的意思重复证明了科耶夫这类学者对于中国课题的极端无知。此略。

他们说的“历史结束”与否的讨论“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夏季号的《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发表〈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强调‘人类近两百年来主要的思想斗争，随着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在本世纪崩解，以及liberal capitalism在全球的胜利，已告终结了。而人类的历史，也将因liberal capitalism不再有历史性的对手，而宣告进步进化到了历史的终点，不复有更高的、超越的形式与内容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山的论点象征性地宣告冷战的结束，美式政经制度历史性地胜利与优越感，美国外交政策将主导主宰全球事务，以及亚非拉地区的人民与历史，将追随模仿着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模式而进化、进步。或更简单地说，福山的观点代表着一篇资本主义胜利的宣言书：诏告世人《共产主义宣言》已坠埋在历史的流沙河中。福山的史观，主要是经由捍卫黑格尔，批判与反驳马克思。福山论称，作为历史最终的仲裁者，思想与意识型态（ideologies），乃远胜于物质环境的作用。然而，福山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全然地透过法国俄裔学者Alexander Kojeve（即亚.科耶夫——自立）对黑格尔的诠释。Kojeve认为：‘黑格尔所宣称，当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the battle of Jena）中，打败了普鲁士，即意谓着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政治与经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获得了永久的胜利，乃徇为真理。’福山完全采纳Kojeve的见解，并且提出自兹以后，人类历史不过是法国大革命原则的重申与重复而已。”（资料）

五

这里，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德国和英法之间历史刚刚“开始”的某种局面，而非即将结束之；这就是哈耶克所谓德国政体方式对于英国国家形式的排斥；而这个排斥，也是以耶拿战役作为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不是历史完结，而是革命开始（——据说如此；其实，历史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宣誓——经过了所谓施本格勒阶段——那是对于列宁，希特勒僭政的应验；却是一个短时间的、同样是对于欧洲正面僭政教育的背叛——随后，这个改变成为改变的改变；二战希特勒失败；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等等。哈耶克说，“西方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哈耶克 《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德国人创见的魏玛共和国，阿伯特政权拒斥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主义僭政，成为德国走向欧洲统一的前驱；而马克思和希特勒被历史并未结束的欧洲统一所征服；这个历史统一，既不会完成于施本格勒笔下，也不会见诸于昂纳克；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德国和英法，和欧洲，和世界，会不会停顿在中美，中欧现在的关系中，乐见一种无道德经济和无人权政治泛滥于欧洲僭政教育传统中而无人问津呢？这个历史结束论的欧洲无作为主义，正在绥靖观点的协领下，创造一个历史诗意以外最为无耻和平庸的世界格局；而这正是历史远未结束的探索之开始，改革之开始。

我们接诸以下课题；这个讨论承上启下，是对如何介入和隔绝知识分子与僭主、僭政关系论的续篇。这个讨论，现在进入到最后阶段；如果知识分子作用于僭主、僭政而导致那种在孙文，大隈重信和凯末尔身上出现的反皇权那种集合——集智慧者（知识分子）和政治者（革命者和改革者）于一身，以反对僭主，皇帝，专制和独裁，那么，这种集合本身，却正好相反证实了列宁和毛那种帝师和政教合一之集合之反动一——这是两种不太雷同的集合；从而，我们也就不能一股脑加以否定——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和过去。于是，当革命完成了“独裁”（威权）的自由和民主；请注意：这个独裁，就是饱含华盛顿和克伦威尔式的独裁，和民主后放弃独裁（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等等）。故此，所有哲学艰涩课题，往往在希特勒这个“僭政”面前摔得粉碎。因为希特勒正是粉碎僭主教育的最后几人之首要者——就像，也许，耶拿战役结束了历史而科耶夫和列奥的“历史结束论”之争执，也要早于福山半个世纪；却大大的晚于黑格尔的“结束论”。我们并非要举证罗列历史结束论的史料于之；而是要简略分析这个历史结束论的内涵和外延。这个内涵，就是历史结束论之科耶夫式的普遍等质国家的出现之期待和斯特劳斯之反对和拒绝——科氏乌托邦类似共产主义——而与之对峙的，就是斯特劳斯的反对结束论和不会结束论；他的主要看法，就是一如前说，认为结束，平等，悉数智慧化和自由普遍化，实质导致一种其实是“主人自由”的东方专制——就是黑格尔说的，一个人的自由（君主的自由）——但是，黑格尔和列奥和科耶夫一样，不知道君相制衡等君王的“不自由”；此处不赘——他为此反对了科耶夫的追求和论证；且认为，这个论证，也正是他认为的古典主义认识哲学和真理哲学的基础。

斯特劳斯说，黑格尔和柏拉图“最好国家”的说法，无异于认同哲学王的统治——“一个人若不是哲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终极国家的特权在于智慧，在于智慧之统治，在于智慧之普及，而非在于其普遍性和同质性本身。……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变得智慧，则对几乎所有人来说，终极国家都等于是其人性的丧失。”（同上）他还说，“僭主本人就以哲人的形象出现，而且是最高的哲学权威，是唯一真正哲学的最高解释者，是唯一真正的由哲学授权的执行人和执法者。因而他声称他并不是在迫害哲学，而只是在清除错误的哲学。这种经验对于哲人来说并不是完全新的。在以前的时代，如果哲人面临这样一种声称，哲学就会转入地下。”这就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再也熟悉不过的“转入”和“声称”了。所以，当苏东波解体以后，日本人宣称历史结束，可是，他难道看不见这种声称和转入吗？难道他所云普遍国家和等质人群，没有提起日本的国家未完成定位和中国（对于美国）的同样的未完成定位吗？重复而言，僭主，可以是专制政权采纳智慧者和知识分子教育的政权和社会——福山，难道看不见另外一种无僭政无智慧无自由更无民主之极权主义社会国家之历史之人群乎；且这个历史，远远没有结束！

海德格尔为什么不忏悔？

海德格尔为什么不忏悔？

——兼议保尔.策兰和海德戈尔的人本主义勾连


（北京）刘自立
　

    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和此在的概念或可直接牵涉到保尔.策兰的诗歌观念，且两者相辅相成；策兰的诗歌，暗示了对于圣经的置疑，而海氏哲学透过“此在”概念趋向“存在”的人本中心论，使传统意义上的神本论和形而上学论备受颠覆——但是，这些观念的同一性，却透过策兰要求海德格尔交代他在纳粹统治下的秽行受到颠覆和解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构——即，在结构中解构，反之亦然）；于是，二者的主题对抗和复调对位组成了焦虑交向乐而影响后人以至感动今天——结果是：海德格尔至死未能忏悔，澄清和反思他的纳粹行径，导致策兰最终对海氏产生失望乃至绝望；蹊跷和悲哀的是，策兰的诗歌却呈现相反的文本和意象——海德格尔的影子和印记，几乎全部保留在策兰的文本中，传之于后，适成哑谜（他们共同的说法是：诗歌不能言语而只能沉默——或者被“看见”）。其间，1967，1968，1970年，保尔.策兰三次见到海德格尔，并在第一次见面后，因产生对海氏巨大企望和幻觉，使其所罹病症大为趋缓，身体状态和心情皆十分良好；但是，很快，保尔就认为自己被欺骗了，遂导致他郁郁而终，一无所获。这次托特瑙堡见面有策兰诗歌为据——

    金车草，小米叶，
    从井中汲来的泉水
    覆盖着星粒。
    在
    小木屋里，
    题赠簿里
    ——谁的名字留在
    我的前面？——，
    那字行撰写在
    簿里，带着
    希望，今天，
    一个思者的
    走来
    之语
    存于心中，
    森林草地，不平整，
    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
    生疏之物，后来，在途中，
    变得清楚，
    那个接送我们的人，
    也在倾听，
    这走到半途的
    圆木小径
    在高沼地里，

    （《托特瑙堡》 王家新译）

    这个故事在德国，在西方文坛争执了几乎半个世纪。结果以未果而果。策兰的观念，期待和指望为什么最后落空？海氏为什么迟迟不做检讨和反思其于纳粹时期之思，之举，之罪？德国和世界也不得而知。关注和喜欢策兰诗歌的中国读者，却在《策兰与海德格尔》这本书里，得知一个几乎是十分悲凉的结论，保尔被海氏欺骗了——而且，这个欺骗十分深奥，诡异和荒诞 ——因为这本书告知读者，策兰是、而且自始至终是海德格尔忠实的读者和仰慕者——甚而言之，策兰的诗歌，从其诞生到发展，变化其中，变不离宗，皆逃不出生死文本源于海德格尔之构造，之互文，之要旨之宿命；这个因果关系以海氏为因，策兰为果；前因而后果也。一种中国人所谓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谓，让人觉得这件事情匪夷所思，却又答案确在，那就是，保尔未能跳出海德格尔这个如来佛的掌心——而海氏自己的存在哲学，更是企望在人文层面，诗歌层面和哲学层面达到一种所谓形而上学之高度；其实，这个高度，却以直线跌落到“此在”代替上帝、也就是以人和超人代替“神在”那一场虚妄和悲剧而告终——而策兰诗歌也大不幸；他保留着，呼应着和坚持着对于上帝罔顾奥斯维辛全部不当举止之谴责，从而对圣经施行诗歌式解构，并在这个意义上和海氏哲学殊途同归。（见鄙文《解构圣经的文本——读保尔.策兰诗歌和传记》）。

    于是，一场表面上还原死亡和“死亡赋格”的策兰式诗歌直接引向人文和神道之间的冲突，使得海氏和策兰之间的争论天人两端，扑朔迷离，无可如何；争执发端于此，结束于此，却在彼端和神力方面留下人问和天问，并形成策兰诗歌之迷，之魅，之美。保尔诗歌和海氏哲学其实还原了中国人所谓天问课题；也关联到中国和世界上多神时期，祭祀时期，何以多方走向，不一而异的人文和宗教之历史轨迹，如何导致政教之间疏远，分离，分合之大课题——因之，也关联到如何解读和诠释上帝是不是死了这个人和超人关系之问。于是我们到达第一层面的课题，她囊括了海氏和策兰观念之间形成的全部勾连和悖论，也为那些迄今不能得到他们见面密综的世界读者，在形而上层面遭遇一墙阻隔，无法逾越（这个情形和海氏主张绝对相反——他主张去蔽！——其实是超人引领的“去蔽”）；这个小历史接连着大历史，他的历史哲学的指向是：任何企图否定上帝的文本，不管她如何人文、人道、人权，最后，还是被超人，权力和技术的势力，以篡夺神位和神威作为结果；她导致希特勒，列宁和毛式人物上台，制造了伪基督和真撒旦。这是一种常识性对于神——人——超人——非人施行的逻辑演绎；而且这个演绎以死亡作为铺垫，以革命作为序曲，以专政作为结束；固然，在二战以后，这个趋势愈发迟缓，有所改善，但是，人类以人，技术和权力定位的历史，正在以富科摆的摇动，无情疏远着上帝之面向而转向于人本之面向，这个路线图的诠释，好像与上述指向完全相反：非人——超人——人——神，是其现实和逻辑的表征；人类离开神越来越远；信教人群或者远离政治或者回返世俗；而20世纪的死亡大突破，正是因为海德格尔摒弃了胡塞尔的人/神之间的“还原”和文化历史“搁置”之结果（其实就是搁置纳粹文化在德国的崛起），径直走向“诗意栖居”（李芬斯达尔和歪曲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歌德）和人为“去蔽”（超人的权力意志可以“去”人类之“蔽”）之结果；而胡塞尔企图以哲学概念转向以呼应神的启示之说法，之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阴错阳差地趋近了海氏的“此在”（代替形而上存在）之哲学大转向——这个转向在事实和意识上达成的结论是：不是人，而是超人，达到其“存在”和“此在”——不止如此，现象学主观的客观和客观的主观，连同“我思”之类的“存在”，同样，转变成为“我”——人——超人——以取代神，作为结局（而为犹太教徒之马丁.布伯反对于此——他的提法是，人，只能在神和人之间产生现象学所指和人神间性；等等）。这样，这个诡秘的梦境和门路，虽然在谴责纳粹罪行的伟大诗篇《死亡赋格》里完美得到表达，但是，此文本的另外一个指向，则对上帝和圣经的内涵与外延，对人们以往呵护之道德律和超然之存在施行解构，并对上帝之死做了悲哀和无奈的背书；也就是说，“死亡赋格”既是对于奥斯维辛死难者的追悼，也是对上帝之死的确认。她成为上帝之死的策兰式解读。诗歌从语言，交流和美学，转向死亡和存在。我们看到，德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在讨论 “希特勒是不是上帝之鞭”这个严峻课题时呈现的绝望和无奈，反馈于策兰的诗歌里，证据确凿，亦无何如何——我们知道，对“这一个”上帝罔顾奥斯维辛死亡的例证，让人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故此，重新反思策兰诗歌和海氏哲学成为当代诗歌和哲学读者最大的趣味和挑战。

    在现实层面，海德格尔为什么主张“去蔽”却不施行常识意义上的“还原真相”之作为，偏要自称存在，杜撰创意和炮制体系，以其绝大的晦涩和艰巨，最后回到王顾左右之地步：对纳粹和第三帝国缄默不语？这个事实，确有探究和深化的必要。我们知道，从海氏哲学的“此在”主义出发，人们可以知晓他对于胡塞尔 “还原”“宗教”（胡氏自己否认之）的哲学论证十分不满；这个不满，其实表达的是他对从笛卡儿，休谟，康德以来、超验和经验哲学泾渭分明的不干涉上帝原则之挑战；因为，以上哲学家都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们一样，规避了“论证”、“言说”、和（逻辑上）分析上帝的可能——在另外一面，德理达和富科之间的争执，也在另外一侧证实着这个理性和非理性课题的悖论——如果上帝是理性的，那么，论证带来的人文主义并不对上帝有利；反之，如果上帝是非理性的，那么，推论上帝的结果，依然十分可怕（用荒诞无法解释荒诞）——也就说，如果“超然”不是不言自明而是人为定论的，推理的和演绎的，那么，人文主义的道德就变为势、道和“时代的道德”，而仰望星空的律令，就会变成火炬游行和红卫兵暴力运动；从而产生中国人所谓枉势从道、还是枉道从势之正统与道统之挑战。可惜，德国人、苏联人加上中国人，恰恰走上了这条杀死上帝、枉道从势之路。这个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是隐患俱在，尾大不掉。于是，忏悔，还是不忏悔，成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通病和癌症——而这个癌病，直接通向纳粹和文革。德国有一个海氏，有一个卡拉杨（半个福特文格勒），有一个君特.格拉斯，中国呢？不胜枚举；首当其冲，就是红卫兵宋要武一类。德国人忏悔了，还是没有忏悔？这个课题，在上述文本里可以见出端倪：德国人，海氏和某些知识分子，没有忏悔；中国红卫兵，不但没有忏悔，而且叫嚣他们的文革光荣论，正确论和“抢救论”（宋氏叫嚣她们“抢救”过被红卫兵杀死的她们的校长）。世界无法还原策兰和海氏在托特瑙堡第一次会见的密谈内容；德国和西方文坛迄今也不见出世有关文本；海氏至死也还保持缄默；策兰本人，对他与海氏谈话也同样语焉不详。凡此种种，都在凸现一个神秘的内涵。这个东西有什么神秘呢？也许，根据笔者推测，除去上书哲学观念的“人‘在’/此在”命题之指向以外，社会氛围和利害冲突也是重要原因。

    如果德国人能够在哲学和文化梳理上，参破海德格尔哲学的纳粹主义倾向和合理解读策兰，那么，接之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议题直接下降到社会层面和现实层面，以实际态度面对历史，面对哲学诗歌和形而上学。可是，这个做法会使海德格尔哲学大大失色于整个人文背景；而还原其背景，导致重写哲学历史之必须？——这是一个历史轨迹：，十九世纪以来，诸神面临黄昏，上帝奄奄一息，“太阳一个一个落下去”；但是，这并非是海氏首创的时代语言，她可以直接诉诸于荷尔德林人/神挽唱之出现乃及瓦格纳悲壮疯狂的枷锁和“指环”（导致超人之神出现）——人，走在超人和上帝之间——而德国社会走在回到人、还是回到神的 “林中（歧）路”之上——这岂止是德国人，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索这个课题——于是，海氏受到德国人的某种同情或维护，自然不在话下——因为，是谁让德国人摒弃上帝选民犹太人而自换为希特勒的选民？是希特勒，还是海德格尔？从不能免俗的角度说，海氏忏悔之反，正好掩藏在以后勃兰特跪倒在犹太人墓下的明示之中；可以说，这是一种一二而，二而一的思辩和游戏。笔者要说，虽然，策兰感受到六十年代西德纳粹主义回潮的恶劣气氛；但是，我看到这个话题的两面性；一个不大不小的相反证据是，德国《明镜周刊》几乎每期中页，都有关于纳粹帝国反思文字之滥觞——这个和中国不许反思文革，形成反差，适成黑白。

    于是，这个最大的不同，横向转移到我们中国人对于历史，对于1949，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不反思里；而体制和权力告知：中共和红卫兵绝对不会对饥荒饿鬼几千万和文革、反右、土改死难者几千万下跪，道歉和反思——这就是宋氏为代表的红卫兵不跪，不悔，颠倒黑白，以耻为荣的大背景、小根据。不久前，有人对“红卫兵”所谓“道歉”写出文字。该文引用的所谓红卫兵个人及其信件，并不具备文革权力代表和血统象征的意函；也就是说，所谓红卫兵的意函，早就不再是某个个人和团体的代称，它是中共极权主义政治、文革和后文革权力象征和血统世袭的代名词。于是，话题牵涉到一个政权（甚至一个民主政权）对于自己国家历史罪行的检讨和澄清之课题。我们说，文革中的红卫兵从来没有在中共“否定”文革的任何文件中得到追缴和谴责；因为，根据血统世袭的规则和潜规则，红卫兵这个符号和极权主义的权力符号基本等同，且一并写入了他们的接班程序；而现实中接班的人选和任命，也并不废黜文革中红卫兵的人选。这些程序充分体现了世袭子弟的继承性和“合法性”。这是第一种不会道歉的红卫兵。第二种不会道歉的红卫兵，就是宋要武和上过天安门的文革翘楚和红卫兵名人。后者比起宋来，更加懂得 “水落石不出”和“宜粗不宜细”的策略教诲；她们基本上处于对待文革保持缄默的立场和态度，但是绝不翻悔。第三种人，就是清华附中那些实际上创建了红卫兵的人。他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他们的出现，红卫兵的出现，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和屠戮，反而津津乐道他们并不是武斗和迫害的行为者。最后一种人，就是依附在所有这些权贵和权力身上的奴才系统。这个系统，一如既往地维护那些辱没甚至迫害她们父兄的红卫兵及其前辈——她们是一些数典忘祖的，不但不要红卫兵忏悔，反而为之辩护的一群奴婢。故而，说“红卫兵”这个权力名词，施行了“道歉”这个非权力行动，实在是荒唐滑稽。这和所谓“红卫兵抢救论”（抢救卞仲耘）如出一辙，其立场的倒退和混乱，实属可悲。这是红卫兵大反扑轨迹上可悲的一环，人们不可不察。


    这里转回正题；我们从阅读细节出发，来验证上述叙述的真伪是非。我们攀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证实书中所谓：策兰对于海氏的着迷，远远超过他对于这个纳粹分子的厌恶和批判——这是一种悖论情结——这个情结，造成了策兰最终被海氏欺骗的恶果——同时产生了他的诗歌之无穷深远的魅力（文学－政治关系说和间性说。）书中原文是，“在1957年3月，他（策兰）开始阅读《根据律》。同样，这位将他对诗歌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予合法化的纳粹分子在思想上的新奇，以及他带给策兰的亲近感，比策兰自己所采取的保留态和对他的过去的污点的憎恶，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于是，诗人和哲学家观念上的互文性，表达的十分清晰。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关于语言性质的解析上——也就是说，他们企图代替上帝制作八别塔的有限性交流性空间，企望人类直接击破天机而使得诗歌承载其中，完成诗歌成为世界语言的梦幻（虽然，他们和很多哲人一样，对翻译、转迻和诠释做了连篇累牍的分析）。这样的表达是，“诗人在把那些未曾言说的东西带入可视的语言王国后所发生的那种释放的意象：‘这个个人性的作者，再次被从原始的前见中释放了。’”——这个看法的策兰海氏风格表述是，“一旦诗歌真正地存在于此处，诗人就再次被从他先前所具有的前见中驱逐出去了”。（一个是释放，一个是驱逐——同一乎？）这当然是海氏“此在”观念的复制。诸如此类的文本比比皆是——如，暴露和隐藏；忘却与记忆；死亡和生命；呼应与地点；等等。我们看看他们的语言主题解读是如何互相呼应的——呼应和存在/地点，也是一组观念 ——并且请注意，他们谈到语言和暴力；或者语言的暴力和暴力本身。策兰“用自己的父母的谋杀者的语言……来写作，让策兰感到矛盾”；但是，据说，由于海氏的鼓励，“让他坚守这门语言。”海氏关于语言暴力说道，“因为他要求‘一种对于权力的服从和分配，而依靠这种权力，存在就在人类走近他的过程中敞开了’。因此，海德格尔指出，‘在诗人力图说出那个无法表达的东西的努力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暴力特征：‘一个暴力的人，创造性的人，闯入了未曾言说的东西里。他闯入了未曾被思考的东西里，让一切不曾发生的发生……一直冒着危险想要控制存在。’”——请再注意这个暴力人揭蔽的蒙蔽性真相；这是十分露骨的海氏纳粹语言——而策兰“在1945和1952年间写作的大量诗歌里，都含有武器、暴力和争斗的意象。”（皆见《策兰和海德格尔》，上、下同——除有其他注明）

    这里再注入他们共通观念之几种。该章节表达的题目和内容是，“回应、暗示、模仿”；例子如下

    —— 一个叫做“臆想的源始性”；来自海氏“通向语言的途中”‘

    ——“田间路”；来自海氏“田间路”；“不存在忏悔的时机”（海氏暗示）；“也可以看作是（策兰）隐晦地批评海德格尔不愿意承认甚至否认自己的纳粹罪行”。

    —— “诗人栖居在他的词语中”；也就是国人所谓大音希声；但是，这个叙述的叙述就是叙述的失却，他们不转向超然，不转向逻辑和实证规避，不呈现上帝－人文的辨正，不呈现异化之否定不是异化去蔽本身而是上帝还原；如果不能摆平这些观念，哲学的形而上不得认可，一切，自然是循环论证和同语反复，即便海氏或者其他人可以炮制偌大的体系和制造直通上天的梯子，最后，这个梯子也会折断和跌落（可参考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式微的例证）。

    ——“思考某种思考”。

    ——“故乡就是深渊；它们的语言在途中”；“在这段话中有三个明显的海德格尔式的术语：‘深渊；’‘无根据’‘在途中’。”“用一个熟悉的词来造成一个不那么熟悉或者完全陌生的词，赋予它新意。……是在复制海氏造词法。”这里的无根据直接导致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或者导致巡神论或者导致弃神论——也就是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或者其他东方的唯物主义。

    于此相反，策兰在时空和地点（相应于“呼应“）之诗歌观点上也持续努力企图建立自己独立的诗歌观念，以区隔海氏，尤其是在上面所谓纳粹问题上，显示他的比较明确的政治立场。策兰曾经援引曼德尔斯塔姆的话来回应而不是“呼应”海氏的见解——“他在诗歌里不是‘呼应’（‘更原始的语言’），而是被现实化的语言、”他明智地指出，“诗歌语言是与真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地的”；这主要表达于他的文章《子午线》——“通过尝试自己的语言接近现实”——这是一种常识的回归。主要区分和实证现实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看法：诗歌绝对不是要回到不人不神不言不语不知不觉的神秘主义里，并且贩运暴力和超人的私货，且加上一种不言说诡辩——这个诡辩对于神不合适；对于人，也不合法。诗歌，也许是超越政治的；但是，他不能超越人性；而人性道德律的规定者不是诗人，不是哲人而是上帝。这是绕开海氏繁琐、故意、神秘和庸俗哲学的道路。

    在探索语言和诗歌的同时，他们二位关于死亡观念的讨论也必须着墨一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奥斯维辛以后是不是写诗，写什么诗和诗人为何和是谁等诸多课题。我们看到，策兰和海氏在这个课题上的纠缠和纷扰，依然不得厘清。“在1959年8月30日（策兰）留下的一条笔记中，又有显著的借鉴行为。这条笔记讨论了两个问题——诗歌的含糊性和死亡：‘诗歌的含混性＝死亡的含混性。人＝终有一死者。”“就在策兰写下这条笔记的同一天，他阅读了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的一篇名为《物》的文章。……讨论的是海德格尔提到的‘四重’。这位思想家认为，所谓‘四重’（FOURFOLD）是指天、地、神和终有一死者。”海德格尔说终有一死者就是人——这个说法明显不同于复活和拯救，灵魂和道（成肉）身。是的，海氏为此区分了人和动物，但是，他忽略和有意规避了人和神，进而走向他的二十世纪的“启蒙主义－极权主义之希特勒路径，就是从批判摩西和耶稣开始彰显人本主义而导致人治和道德，导致革命和启蒙的合一而非人－神分离并存。策兰认同了这个诡异的人本或者人文主义而忘记了神本和上帝乎？接之存在的问题就是人际间性和人神间性的互驳与对峙；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课题。于是接踵出现的就是定位“他者”是小写还是大写之课题；如果小写他者，就是人际关系；如果大写之就是人神关系；而人神关系说在海氏和策兰的关注中，依然有些区隔，“当策兰谈到‘完全的他者’时，他指的是它在鲁道夫.奥托或者马丁.布伯理论著作中的起源”——也就是策兰这个时候回到神道元素说；而不同于海氏也。策兰“一开始就宣称诗歌自立于与他者的‘相遇的神秘’中。这一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不存在的。”固然，策兰还是坚持着人本和人际，人机；他说，“诗歌代表‘某种声音通向一个感知性的‘你’的各种道路，……排斥了这个人性化的‘他者’的独白，不是真正的诗歌”——也就是说，诗歌超然和超验的元素依然被忽略；致使策兰很容易不小心又滑向海氏而自陷泥潭。因为人和人之间固然可以成为文学诗歌的指向：能指和所指，但是，不可言说的本质之美，不是人而是神，难道非也？于是，这里的细节之细节是，“感知”之人和神人间性，并不是策兰所谓只是通向“你”，却是通向“他者”－布伯之“你”，如上述。        我们略引关涉布伯的话来结束此文——“

    (1)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称述‘你’。(2)当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现于我，他不复为时空世界中之一物，有限有待之一物。此时，在者的‘惟一性之伟力已整个地统摄了我’。‘你’即是世界，其外无物存在，‘你’无须仰仗他物，无须有待于他物。‘你’即是绝对在者”。（陈维纲）

　

　

帕托什卡们的思想和行为

文按----
所谓帕托什卡和哈维尔的思想起源本身就是可疑的，这一点，令他们不能解释整个苏联东欧垮台的世界格局及其思想局面。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他们认为的东欧传统----甚至他们被出卖的原因，也只能从西方正统政治经济思想的源头去寻找根据；不是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里面可以找到和定位。换言之，如果异议运动只是从存在主义选择中去定位人权和道德，一切就会发生偏差。


帕托什卡们的思想和行为

刘自立

一

捷克《七七宪章》酝酿面世之际，著名哲学家和异议学人帕托什卡从犹豫转变为全力支持，且开展了他的实际行动。他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这位著名的把现象学和民主观集于一身的思想家。在帕氏逝世以后，他的名字成为捷克反对人士和独立思想的路标；同时，也成为所谓欧洲精神之一种，遗世独立。

就像帕氏一样，匈牙利人毕波一度成为匈牙利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且积极参与了1957年的匈牙利起义----他的出现证明着一个事实；党内民主派是如何和民间反对派携手共进的----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且占领国会的时候，只有毕波一个人站在那里企图阻挡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推进。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在纳吉高喊社会主义万岁的一瞬间，血肉形成一体，再次成为人们争执的课题。
而米沃什的诗歌却在探索欧洲的本位和主体究为何物？他和上述同仁一样，在抨击他的祖国沦陷为苏联殖民地的同时，尚探讨中东欧国家的异议人士对于苏联和美国双向的质疑----也就是说，当美国人抛弃匈牙利的时候，东欧异议人士的思想和痛苦，成为整个西方定位何谓"欧洲精神"的探询之再出发点。他的荣获诺贝尔奖这件事情，也说明欧洲在呼喊整个欧洲精神的一种尝试；且这个尝试也许会持续下去。

于是，中欧的卡夫卡和维也纳的梅特涅双向成为整个欧洲一度关注的双焦点：一个焦点是，梅特涅作为战败国的首相和法国战败后的塔列朗一样，虽败犹能，他们主持了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秩序；而卡夫卡批判的中欧专制主义文本，成为西方人认同他们的或为民主或为专制秩序批判的精髓和旨要；而那些现在和过去都被忽略的人们，那些帕氏，哈维尔氏等，究竟要如何写入西方整体的民主政治哲学，也就是成为思想史料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大而述之，他们的精神遗产如何和肖邦，巴托克一样成为完整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也许会继续探索----这个探索的旨要是，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究竟是不是没有实际的办法推倒苏联机器，而是在完成一种精神上的抽象所取----这个所取的价值何在？具体的操作何在？----也就是说，主要是不是苏联的崩溃和解体导致其解放，精神诉求起到、且只是起到配合的作用？
于是，和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一样；从什么角度上可以说，苏东波的重新定位，还原了维也纳作为中心指标的历史重演；这个重演中，远到卡夫卡，近到帕托什卡们的作用究竟何在？帕托什卡从胡塞尔那里取得的精神遗产，和海德格尔追随纳粹，将存在还原到此在----人在----超人在----希特勒在，究竟又是什么关系？"精神"一书并未能够对此展开一种精到的分析和批判，而是将胡，海一并而论。这个一并而论体现的"生活"观念和"日常生活"观念，遂处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层面。这个生活观的托尔斯泰风格也是明确存在的。换言之，日常生活，就是他们写道的，在蔬菜店挂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标语的那种生活----而"生活"（----对峙于"日常生活"）本身呢？如何解释？是"人在"导致的"起源化"追寻----对绝对意义的追寻（见本书），回到神在；还是对此宗教"你，我"之现象学追问，置若罔闻，左右言他？----他们几次三番强调的道德律问题，又如何解读于消弭了神和上帝存在的存在主义？适成一问。
所有这些主题，适时地出现在北京的书店里；哈维尔，康拉德，克里玛，米奇尼克的名字，在此书中获得了历史的定位；虽然，此书不可能将不久前米氏到访的事情列入文本，但是，"欧洲精神"的探询，还是通过法国使馆的支助计划，将此书翻译出版，呈于中国读者；堪称一种绕有趣味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固然此书（《欧洲精神》）文本对于中国民主和异议事件只字不提，但是，就像东欧人追问西方将之作为"穷亲戚"和"第二欧洲"地位的原因和不满一样，如何解读中国人的眼下争取自由的轨迹，无疑也成为此书延伸的一个话题。
并不像坊间人士的一般性解读那样，中东欧异议事件和思想与西方主流思想合二而一，毫无二致；恰巧相反，这里的异议人士提出的历史和政治议题，超前或者适时地同时给出两个提问和回答----为什么中东欧的异议人士对于美国和西欧的主流精神，怀抱某种不满甚至否定？为什么他们的思想起源于胡塞尔，海德格尔，而非强调一个基本的常识----与生俱来的民主产生于西欧和那些传统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是希腊的城邦乃及洛克，孟德斯鸠和约翰.穆勒等----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究竟是促成了中东欧政治思想的形成，还是扰乱了一些基本议题而呈现似是而非的局面？
我们说，在此书不大的篇幅里，年轻作者（六十年代出生）的历史追问，可以说是良莠参半，朦胧不确。原因也是耐人寻味和模棱两可的。其中一个话题是，二战前后的极权主义、希特勒和斯大林主义，究竟如何导入了西方的绥靖主义政治；而战后的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技主义，又是如何沆瀣极权主义政权的----这些话题凸现了一种帕氏观念：战后人类价值和自由精神，是不是在西方双向的思想运动和实际操作上，强调了一个事实；也同时忽略了一种价值----而这个价值的核心不是科技，进步和物欲而是道德。于是，全书关于道德的论述，成为他的形而上的本位和主体结构。顺便一说，其实，西方价值的多元化，以以下程序擘划：一是国家利益，再是安全考量，后是价值估计----是不是这样排列的呢？这个排列意味何在确定何在？(五十年代开始的新边疆，有限主权主义，却并不是价值评估而是实利外交。等等。)
这是一个多方交叉的叙述和回顾。当徳理达不畏艰险将帕氏书籍交付法国出版的时候，这些议题开始产生反响。超验和经验的对峙，在作者回顾哈维尔这些异议学人思想源头的当口，发生了效用。也就是说，哈维尔本人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思维，不是单一、而是同时批判西方的物欲主义和东方（指东欧）的极权主义；而物欲主义和极权主义本身就是双胞胎----甚至，这个据说是民主化欧洲到来以后仍然存在的西方物质和科技"无限制"主义、不克制主义和越发膨胀国家主义观念，依然让人产生"恐惧"----而这个恐惧和二战开打以前的恐惧，如出一辙，歧路同归？（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很清楚：这就是"中美国"现象和我们现在指称的"萨克奇/胡－空客（飞机）现象"。）
所以，阅读此书给人的最大启示，不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平庸的恶"，极权主义的控制等等人性异化主题，毋宁是一种全盘对于世界外在和内在极权主义精神的批判和解剖；含，对于中国崛起的某种合理化绥靖主义解释。这个教训，由那些依赖西方价值，民主价值之中东欧异议人群主导，而他们，就像苏联人索尔仁尼琴一样，对于美国价值同样采纳了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实际上，美国人民主和资本的两面性，不单影响和波及了哈维尔和帕托什卡，当然也涉及到中国的异议人群。这个人群对于如何采纳美国价值和应对美中（政权）合作，同样颇费脑筋似乎也向老哈一样"没有办法"乎？（见本书）于是，细细展开这样一种"第二欧洲"的精神，对于我们中国人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

二

理论是苍白的；但是，历史和悲剧是活灵活现的；米沃什诗歌震撼人性的地方，就是他发现了极权主义统治下"责任感"和"同情心"的消失，并对此原因做出追究；甚至，他认可自己作为极权主义机器齿轮和图谋者的身份（也就是说，他要反对他心里的敌人）。为此作证，他为我们留下了此等诗歌场面和真实场面（米沃什
《不幸的基督徒望向犹太区》）；在围墙外面，波兰非犹太人正在街边公园里玩耍旋转木马；而围墙里面的犹太人，正在被纳粹施放的火焰焚毁；他们在阶梯上吃力攀爬；妇女抱着孩子，男人跟在后头......最后还是堕入火海----与此同时，墙外的人们正在飘出的火焰里玩笑，舞蹈，旋转，并未有任何的间歇和停顿----这个笑魇是何等可怕----这个双向世界，是如此"和谐"----而笑面人，据说，成为后来社会主义政权的雇佣者和支持者。我对西方文学的笑魇英容，多少有些了解；就像俄罗斯电影《十二怒汉》中讲到的一个故事：后娘养的孩子经常被毒殴；爸爸既怜悯又惩罚他；......最后，爸爸看不见孩子了；他躲在衣柜里；手里拿着（自己结束）的绞索；他一如既往地笑着----就像爸爸、后妈惩罚他时，他一直在笑，在笑，在笑----现在，他也在笑；手里拿着绞索----只是说，爸爸，不要；爸爸，不要......这个笑，就是极权主义旁观者的总体特征----这个特征，取消了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道德原则和人性估价。在此笑颜里，噩梦得以统治世界。
于是，米氏诗歌的震撼，就这样延续到他的世界观和身份观上。用他的一句晦涩和不易理解的话说，个人的定位和个人价值重估，是和估价中殴的人心位置，历史位置和政治位置紧密关联的。这句话的解读十分困难。如果从他所谓"第一欧洲"侵入并且迫害"第二欧洲"一事来说，可以解读为第一欧洲，德国，英国，美国同样侵入了自己----如果从苏联侵入波兰而言，亦为如此----难点和重点是，米沃什的讲法更多的是对两极的挑战。用他的观点说，可以一直延伸到马科斯.韦伯关于数字化和机器化人类，是文明之结果和后果的言说。这个说法，也符合米沃什的观点。但是，这个双重的解读，其实，是一种并不认为第二欧洲得以被认可、被重视之局面使然。这样，其中深层次的含义自然就是，这个世界，迄今为止，并未重视和启动那些来自和源于苦难东殴产生的价值重估----这并不是要如尼采那样推倒"千年疯人院"之基督教"坟地"；而是要重新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如果这个价值重估不能实现，整个欧洲的文化和政治就残缺不全----甚至，西欧人对于第二欧洲的打击，偏废和歧视，就会重现那一幕：屠杀，伴随着笑和旋转木马！这难道不是合乎逻辑的推演吗？
是的，米沃什就是这样考量的。他的文本分析遵循着这个逻辑；他的重要诗歌意象和哲学观念也遵循与之，并无偏离；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一样，走上批判西方和极权两股岔路，有时候，显得非常不好理喻；因为他们常常把这些根本不同的东西，作为一个出发点；比如，物质主义，科技主义，极权主义；等等。于是，在瑞士或者德国严格得令人窒息的那些非人性风习和官僚方式，混同民主和自由，一起被波出去了。我们看到，米沃什的具体讲法（因为转述总是不全面的）----"来自另外一个欧洲的人该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欧洲人呢？"一切问题由此开始。（见原书，下同）
----"欧洲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东殴知识分子思考问题中的最重要部分"。
----"西欧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时代主动地加速1989年之前的进程，好像这个日期会一劳永逸地终结这个极权主义的话题。然而恰恰相反，另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看到的是在这两种极权制度中最俱破坏力的版本、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倾向在起作用。"
----"而我们东欧人，则是以这条道路上先遣队的身份为人接受的。"
----"当'第二个欧洲'开始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第一个欧洲'时，这个希望很可能在这个'第二欧洲'被压抑着潜能的国家中。""尽管如此，米沃什一直坚称自己'对于市场规律的反感'"；"他强调说，如果说他讨厌共产主义制度，这并不是说他就'乐意'与资本主义为伍"。
这样，他就为转到个人，在地理和民族前提上做到必要和充分。顺道带出的观点，就是他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虽然，他们往往更加严肃地批判纳粹主义之民族主义----这是相反相成的文本补充。在阐述个人主义的文字中，他先是引述卡夫卡，再是，引述穆齐尔（一位当代的普鲁斯特）；而对于"理性"和暴力的反对和反拨，也使他谈到俄罗斯人舍斯托夫----他对他的观点举双手赞成----主要是，舍氏的存在主义选择论和个人主义论为他乐道----他反对的，就是人定胜天，"人无所不能"。这是我们完全赞成的看法----但是存在主义里面的无理性选择和"鸡蛋碰石头"说法，多带荒诞和非理性----这一部分涉及徳理达和富科之间关于用荒诞如何解释荒诞之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语言学之解构主义悖论：能指和所指的差距和不可知。而排斥和拒绝科技主义和权力膨胀，其实，美国人白璧徳等，早有警示----那就是他反对的科技之培根主义和权力之卢梭主义----而这个反对，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也以别一种面貌出现：那些伊拉斯莫的反智主义，与其说是在反对理性，不如说是在暗合信仰；是人文对应文化，还是以宗教限制人文之历史眷顾和文本灵动；一切都是可以结构和解构的。
这是康德的题目，也是黑格尔的反题目----"某些历史阶段对于其他历史阶段的不可避免的胜利"。于是，他们从个人课题转向"限制"课题。这个"限制"，就是限制一切人文和人为因素，可以借发展之口肆无忌惮发挥的那些潜能----"为什么在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频登高峰的世纪里，会有两次如此灾难的战争，会有如此的生灵涂炭，会代表着死亡的集中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捷克人克里玛说，"认为应该由人类来掌握世间万物以使其达到更臻完善的境界----如果这些品质反过来累及了自身呢？"在"限制"这个观念以后，就是米沃什讲究的"善恶"观。这个善恶观的强调之处就是，不能将此绝对善恶相对化。这个说法至关重要。这个说法也就是还原到超然和上帝；还原到宗教的道德戒律而不能产生和纠缠善的时代性和"恶"的时代性----如果这样，人文主义代替人权宣言的籍口就是，你杀人，我就可以杀人----这样，推理和逻辑就会使人产生废黜道德的历史和时代----而人类历史中产生的希特勒道德和红卫兵道德；杀死苏格拉底的民主多数道德，雅典殖民主义道德，十字军道德，奥斯曼帝国道德和第三帝国道德诸如此类就会卷土重来。那些不懂得何以要"天赋"人权而不能"人赋"之之原因在此。（参见《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那句话----
"国民议会在主宰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请注意："in the presence an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upreme
Being'。"当然，包括阿伦特在内，她们对于宣言冠之于"人权"还是颇有微词，因为人，神不能两全。（见其《极权主义起源》。等等）

三

回顾帕托卡是纯粹的过去时吗？是他们抨击的"面包时代"（列宁说，面包会有的；胡也这样说过......）和追求GDP增长的现时代吗？（有两种GDP：西方的和中国的。）一个，是业已翻过去的一页；面包的时代确是来到了----极权主义究竟是如何被推翻的----这个简单而复杂的课题，帕氏和哈维尔们并不见得愿意回复；相反，他们很快就跳到另外一个现在时的课题，甚至是正在进行时的课题，那就是，他们对于第二欧洲进入第一欧洲的呼吁和愿景被搁置和忽略。他们说，他们的话，没有人听进去；法国议员正在"昏睡"。于是，就像米沃什之大失望一样，帕托什卡也沮丧不堪。"对未来彻底失望"？"不，只要愿意倾听中欧的声音，我们就不应该失望。......中欧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空间。"原因呢？
又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体会慕尼黑黑暗的是东欧的"血肉之躯"----什么不是血肉之躯呢？诺曼第登陆和巴顿的突进难道没有血肉之躯牺牲？美国太平洋战役难道不是血肉之躯？......这里深层的提法是，欧洲之东，是被"出卖"过的血肉之躯----这是问题的实质----于是，接下来的推导是，被西欧和美国双重出卖过的东欧----
一次是慕尼黑；一次是纳吉----哈维尔指责的西方"装聋作哑"的人们和帕氏指责的极权主义之病入膏肓后，"人们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拿出解决方法来"。（！！！）（见书）但是，没有方法的方法，也许正是方法？于是，关于帕氏一章，接之写出来关于他拒绝，反拒绝，积极参与七七宪章的故事。
帕氏入狱了，"最终，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询问后，他再也无法坚持，于1977年3月13日因脑溢血逝世。"
再于是，"帕托什卡的葬礼成为了无权者权力的最佳写照。"
帕氏之死带来的东欧和欧洲，西方和中国的课题正在发生。1977年是什么年头，国人熟悉；但是，这个两界、东西方恐惧和胜败，未见得在观念和实践上取得突破。中国人在酝酿着改革----而捷克人和波兰人在思考着中国人启动改革不曾触碰的道德课题----这样，道德课题再一次回到文本和互文的纠结中来----就像古代的奥古斯丁和卢梭回到圣经和革命主题上来；一切暂时的东西因此趋向永恒之文，之问。帕氏语出惊人，"90年代以后，随着共产主义垮台和具象敌人的消失，我们不用再担心受到政治警察的监视，但恐惧感却并未因此而减少"；"恐惧失业、生活不稳定、社会倒退、恐怖主义等等，如此多的威胁正在导致日常生活与私人领域的不断封闭（一种和极权主义封闭异同的"封闭"？----自立）。"
"人们对赢利性、竞争性、弹性等超工具主义逻辑的要求与日俱增，而对作为个体那些不可剥夺的尊严却视而不见：当面对市场的诱惑时，道德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个逻辑就是现在时的逻辑。这个逻辑和推倒苏联，建立民主之他们的缺席/在场，导致的某种政治含糊和市场朦胧，本是一体两效----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自由，就是他们鄙视的市场和工具主义----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诠释和操作政治和制度，观念和意识之间性呢？这不像美国革命，其操作就是传统，就是自治，就是暴力，也并非没有（英美之间的）妥协；而苏联和中国革命，就是取消一切人伦法则和宗教皈依，造成伪基督和真撒旦降临----帕氏和哈氏们究竟如何适从和对应呢？事情，根本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历史结束论。
黑格尔的历史阶段论，存在合理/不合理论----他直接导向绝对精神这个说法的非形而上之谬----以呈现相对主义错误告终----这是我们回到绝对道德领域以解读帕托什卡之处："灵魂的忧虑"----这是他们像萨特一样从政治学概念和哲学概念转来文学概念和宗教概念之伟大的朦胧；因为这样一来，什么是"灵魂"和"忧郁"将会有N种解释；从而什么也解释不了。那么，帕氏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现象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方法就是，"直观感觉"；什么是这个直观这个感觉；据说就是"生活世界"----而他们批判过的双重课题又出现了----"日常生活反对生活"----日常，就是秩序，体制，统治和洗脑----生活，就是"经验"和"分享"的"共同世界"----那么，没有超验吗？适成一问。他们又回到了卡夫卡。该书作者说，他们西方人对于胡塞尔的捷克式，昆德拉式现象学是"无法理解的"；而"帕托什卡对胡塞尔思想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又开始阐述科技异化论和人本还原论----但是，他不知道（？？？）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不是在反对科技主义领域里发生纠葛和争执，而是在另外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神和人的间性互动----本书未见提及的马丁.布伯的"你""我"关系和反对笛卡儿以"我"和"我思"替代间性人－神关系的存在说法----这是从本质上还原上帝这个存在的"神在故我在"----之说，之思，之位格，之权力----这是作者忽略的胡，海争执要旨----也就是说，胡塞尔要求还原和搁置那个人的文化宗教存在，要施行一种规避逻辑和逻辑规避的神在，或者类似的宗教指向----而海德格尔完全反对----他以为，存在，就是通过"此在"达到的存在----就是从人文主义才能达到神文主义之说法。这个说法的后果就是，人权和人本固然可以从反对科技主义物质主义里挣扎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罔顾了上帝之在而转变成为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存在（海氏自己也堕落如兹）。这也是回到生活和不能回去的最简单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存在主义不能取得普世价值的效应。它只是一种解读普世价值的手段。因为存在本身实在是解释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切，都是在第一欧洲的世界观里而不是在第二欧洲的世界观里，得以解释和延展（抑或采纳德理达"延异"----这个似是而非的用词----）；难道这个结果不是苦果和真果吗？我们从来不会把张伯伦和基辛格的背叛，说成是西欧价值和美国价值----虽然，也许，一部分事实就是如此。
在帕氏著名的三种运动里----他的"扎根运动"；"自我放弃运动"；"突破运动"----
一句话，他的解释是，"对世界终结的恐惧（忽视和回避一种无意义和绝对意义论？----自立）预先假定了前两种运动。它假定我们首先扎根于世界，然后被引入歧途，并被异化成为某种角色。""真实运动便将世界应有的一面展现出来：简单的可能性。"----简单吗？不简单也。以下这一段表明了帕氏和胡塞尔不见得完全一致之处；而我们站在胡塞尔这边。"在欧洲理性主义悲剧方面，帕托什卡于胡塞尔不尽相同，他并未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对生活世界整体遗忘中。（不是遗忘，而是搁置----自立）在胡塞尔的弟子们眼中，20世纪最令人愤怒的事情便是对突破运动（或者说灵魂的忧虑）作为普遍性唯一真实的来源的否定（请停下来思考一分锺----这里还是有人和神，两个来源；你要哪个？兼而有之？----自立）
"这一痛苦也苦苦折磨着帕托什卡"，......"迈向绝对意义"，形而上和基督运动被工具主义阻断了。这一点胡塞尔甚至海德格尔也会赞成----希特勒，毛和斯大林也会赞成，他们是反对工具主义和市场规律的----问题是，他们以他们那看来也像绝对的东西，代替了真正的绝对和代替了真正的形而上----
一切开始变得惨不忍睹。如果我们必须较真，那就要对存在主义，胡塞尔还原，搁置取向甚至萨特的自由，做一个考察。还原，其实是没有指向的；存在，也是无法解析的；自由，就是不自由----这是一位深刻得得罪了他们哥儿几个的现象学运动史料编纂者的分析和断论。（见《现象学运动》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著）这个东西的说明，还是我们前者所谓，西方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哲学和精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摆正欧洲的传统----他明确来自西欧；同时，给予他们出卖和解放，主流和次流，穷亲戚和富大哥之间，做一个重视帕氏，哈氏等的检讨和回顾。这是一件也很简单的事情？不简单也？
最后，我们看看虚无和自由；还原和存在；哲学和宗教之深刻阐述和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的关系吧。这是解读帕氏们最好的参照----因为，我们更加愿意回到普世价值和一般哲学----这些哲学并不是东欧体系。请看他们缘起/源起的不能解释的哲学初衷吧----
关于胡塞尔的核心观念，是这样的命运，"至于现象学的或'超验的'还原，即使就仅仅采取把存在放进括号的形式来讲，就更容易找到说明。......此外，胡塞尔在完成还原也就是把'存在'置于括号之内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纯粹现象'上的时候，他也确实没有时间先去确定他所要搁置起来的是什么东西。"
海德格尔的观念又如何呢？"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而存在本身却没有基础"；虚无＝存在者；"这种同语反复的深奥道理在多大程度上能说明存在和时间这些被赠与的礼物的来源，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赘言；萨特的自由。"他有确定他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和方向的自由。这种自由最初在他看来是无限的，以至他毫不犹豫地把它说成是绝对的。然而不应该忽略的一点是他在描述自由时总是把自由置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萨特从来没有给予自由以完全脱离情境本身的能力。而只是给予自由改变其在自由选择的各种谋划中的意义的能力。"
所以，解构圣经，追问奥斯维辛屠戮和摒弃神祗是不是成为米沃什诗歌，保尔.策兰诗歌，殊途同归，以归同类乎之文本？我们在感动之余，还是要谨慎一阅之；但是，绝对不是罔顾挑剔。我们抄下一段以结束本文----
VENI CREATOR
 来吧，圣灵，
 压弯或不压弯草儿的，
 显现或不显现在我们头上的火舌里的，
 在干草的收割季节或是当他们在果园里耕种或是当雪
 覆盖了内华达山上残缺的冷杉。
 我不过是个人：我需要可见的神迹。
 我容易疲倦，当建造那抽象之梯。
 我请求了许多次──你清楚得很──教堂里的雕像
 为我抬起手，仅仅一次，就一次。
 但我知道神迹必定是人，（请注意这里！----自立）
 于是在地球任一处我呼叫一个人，
 不是我──毕竟我有些庄重──
 并且容许我，当我看着他，对你感到惊愕。
 柏克莱，1961 （引自资料）

从佛朗哥的是是非非说开去

从佛朗哥的是是非非说开去

   刘自立

  

   一

   左派、右派问题，是评价和探索佛朗哥现象的关键；但是，世界历史正好在此课题上陷入尴尬。西班牙内战的参与力量之左、右两派出现，正好说明了这个旷世难题的解读之困。我们看到，佛朗哥因为中立于希特勒纳粹主义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肯定；但是，他以暴力推翻和屠杀苏联支持之西班牙左翼力量，又受到饱含左、右两翼之人权团体的历史批判。这个现象的后续发展是，二战结束以后，佛朗哥并未下罪己诏、反省自身的暴力屠杀，反而以恢复王室使得胡安.卡洛斯政权，实现了民主转型。于是，肯定佛者，便爱屋及乌，把老佛一并加以吹捧之，却忽略了他在政期间所犯下的罪行。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佛氏在位期间的野蛮镇压，并不亚于任何独裁者。根据BBC和西班牙媒体报道，"在西班牙国内战争以及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失踪。"现在，西班牙一名大法官加尔松决定对此展开调查。分析认为，加尔松的调查将引发很多争议。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法官加尔松决定，掘开19处万人坑。调查谁是受害者，他们是怎样被杀害的？"据信，西班牙诗人洛尔加就埋葬在其中一个集体墓穴中。他在1930年代内战开始时被法西斯分子谋杀。"加尔松的调查将会引发很多争议。因为西班牙各党派之间早已达成默契，不要过深地追究佛朗哥独裁统治和内战时代。"但加尔松说，佛朗哥派对西班牙人实行'非法永久拘押'，这可以被看作是'反人类罪'。在西班牙内战开始之后的15年内，估计共有11.4万人失踪。据说，佛朗哥的支持者有预谋、有计划地消灭了许多左翼对手。加尔松点名佛朗哥以及他的34名高级助理挑起了这些罪行。"但是，相反的观点，也见诸媒体。作家林达写道----

   "右翼民众纷纷成立长枪党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也同样失控。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鉴于苏联经验，右派更怕自己会被收拾掉，苏联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靠山。"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复杂的西班牙内战:左翼联盟自相残杀导致失败，》）

   英国作家奥威尔根据西班牙内战极权主义萌芽所做的探险，得出了人类进入"动物庄园"的可能。所谓左翼内部的自相残杀，见证了这种"运动式"统治模式的发生。从外部世界观察，斯大林介入西班牙内战，除去宣扬他的共产主义，主要是为了掠夺西班牙的黄金。（亦见上文）于是，课题的负载，自然导向左右两翼之政治都不正确论。这里的难点在于，如果反共产主义一方，也是以自由的名义，滥杀无辜，则会成为和左翼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悉数归一。于是，这种右翼不正确论，就像左翼正确论论一样，作为世界肿瘤和癌变遗世而存，继续发效。我们后面所讲"中国模式"，正是以此左右合构的诡异方式，采纳了先是公有制掠夺，后是私有制霸占，对中国实行两轮"西班牙内战"式的摧残和剥夺。西方人崇尚右翼，贬斥左翼----右之美，西方文化之公认----但是，正是因为右翼的某种违反人权和公道的原则和价值涂炭，使得反西方，反全球化，反美欧浪潮，此起彼伏，不绝于世。这也是人们诠释上帝、魔鬼契合法的另外一种见解之延伸（见路德语）。

   二

   在另一方面，既得罪苏联，又得罪德国之西班牙政权，在二战后，处于相对甚至绝对之国际孤立状态。只和葡萄牙和梵蒂冈有涉。但是，政治逻辑之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之说，很快发生作用。佛朗哥政权因其右翼倾向，很快和美国建立关系；亦缘于反对共产主义之基本立场。"从60年代初开始，西班牙实行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起飞，开始大踏步追赶欧洲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西班牙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他们既有渴望民主化的热情，又有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国内国外环境的变化，使西班牙民主化的事业水到渠成。1975年，佛朗哥去世，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这是西班牙王室的第三次复辟。卡洛斯曾在国外流亡多年，也曾在国内接受了作为一个未来君主的教育。身为国王的他，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即位之后第二年，就任用苏萨雷斯为首相，开始民主化改革，首先实现了言论、出版自由，开放党禁，（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977年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资料）在此记述中，出现了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概念：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经济起飞----这是符合大陆政治概念的说法；符合台湾民主潮流的语言和词汇则是：民主改革，开放党禁，议会选举。于是，一个西班牙专制/民主模式，乃至前、后佛朗哥主义，几乎框定了中国、台湾改革的所有政治经济内涵。虽然，我们熟悉历史比附的危险性（列宁语）。但是，这个危险性，其实只是作用于抱残守阙者，并不危害创新者和思想者；这个佛朗哥主义的积极因素，就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在文化复兴层面，西班牙在坚守和更新历史传统上，实现了结构和解构之合一。完成了以复辟皇权而施行的英国式自由和民主。故此，西班牙走出了内战时期派别纷杂，政治多元，旗帜交错而光谱斑斓的政治纠缠，做出了自身普世价值之选择。其内战时期出现的众多国际力量介入的混乱局面，遂终以民主政治，宣告终结。但是，我们强调于本文的，却刚好并非于兹。我们更加注重其内战时期遗留的，迄今并非完成的、那种政治疑问和政治遗产。这个遗产，一如毕加索之格尔尼卡之大图画一样，照样获得现实意义；因为，这幅图画表达的基本人权诉求和左右两翼精神，仍旧活跃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留下她难以告终和结束的疑难和悬案；这些悬案，继续着西班牙内战引爆的政治哲学中左右两翼之课题的争执。这是我们为此文字之关键。

   三

   其中值得商榷的要点就是----

   （一），是不是只要是反苏，反共，就可以大开杀戒，无论人权及其他；因为，如果苏联势力得逞，就会引起更加残暴和规模更大之破坏？换言之，杀戮是不是要以左右两翼为区分原则；右杀，对，左杀，不对？！这个提问看似小儿科类，其实不然。这正好是困惑人类一直以来并未解决之课题。我们说，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左杀之历史，业已进入基本价值判断，为良知和道德所谴责。但是，佛朗哥式的杀戮，却产生很多争议，一如前述；道理何来？因为它导致右派上台论的发生和实现；故为一忧。故此，右派杀人，是不是可以正确与之，最终不受到谴责？虽然，历史常常反向逆转。美国五十年代之麦卡锡主义，被左派和中派极力抨击，遂使得左翼人群甚至左翼价值，大行其道。出现悉尼.胡克所谓，以不消灭自由之敌人来宣扬自由（大意）之泛滥。而麦卡锡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反对认可缘起朝鲜战争后划定三八线和实行东、西柏林之联合国主义。左右两翼，于是成为探讨杀戮论以后的国家关系说和外交认可论之载体。人们以外交原则，外交辞令和外交（人物）人格，来确定哈里曼和基辛格。人们很少对于他们的外交和价值悖离，做出任何分析。他们好像看见伟大的塔列朗正在企图恢复战败之国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德国的绝对覆灭，而忘记了苏联这个东西相悖于西方的价值的存在。我们说，苏联崩溃和苏美合作，一度齐头并进。美国模式本是绥靖苏联和冷战于之、双向发生作用的战略；现在，苏联不战而败，却是美国并未完全克绥靖主义的一个偶然。我们发现，苏联模式本身的逆向人性和经济困惑，产生了他自身就连美国也不会发现的灭亡。这是一个蹊跷。（中国的事情，正在秉承同一个逻辑，只是加上了美国绥靖主义中经济媾和的关系论----但是，美国人同样不会知觉，这种中美蜜月正好敦促这个中国模式的崩塌和溃烂过程；因为资本作用与之的贪婪主义，不但腐蚀美国，更会要了中国的命。这是中美历史过程里必然发生的一幕。这一幕，美国人不会知觉，从而不会以任何正义的力量加速这个过程。）（二），反对这种意见而诉诸单纯的人权关怀；如，毕加索和洛尔加们所坚持的反对立场和某种对于佛朗哥政权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形成某种普世价值而摒弃右翼负面论？----不如此，其戈尔尼卡之画，何以流传于世；洛尔迦之诗歌，何以名动一时，成为遗响？因为毕加索和洛尔迦并不是以右翼面孔面世于人的艺术家和诗人。这样的左翼作家，可以放进地球筐一大摞。右翼价值论可以产生普遍人之关怀的艺术品，左翼犹然。这是文学价值论和政治价值论稍许不一之处。换言之，以个性发问，记述和抒导的文字，可以成为战争和政治主流以外的人权和人性诉求。例子是，如德国之"泰坦尼克号"之沉没；瑞典大使帮助阿连德派受难者，逃出皮诺切克的魔掌；德国人和德国女人，谴责英美德累斯顿轰炸和苏联红军兽行，等等。（三），其中的主要考量是，右翼政权和美国（后来的准西班牙语言世界）勾结的经济政治利益问题，是不是可以产生所谓右翼市场经济，且造福于这些宠美政权，如皮诺切克？这里可以列出一个表格，来看看基辛格们，CIA们，如何颠覆所谓的"亲苏"政权。这个列表说明了左右两翼倾向的诠释之难----

   "80年代，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力量发动一场不义之战，肆意杀戮和恐吓平民百姓，烧毁民房，很多人逼得离乡别井。美国总统列根的政府向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力量输送大量资源，包括15,000个军人，对抗萨典尼斯达政府。第一批逃往圣卢斯的人，都有差不多的遭遇：他们在山边的社区给烧毁，一些人被杀，一些给绑架去参加反革命军。往后，有更多人来到这里寻求一个安身之所。"（陳美玲原刊於 Interlocals）"1951年，危地马拉左翼领袖阿本斯以历史上最多的票数当选总统，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他的土改政策使美国公司深感担心，而美国政府对西半球出现"赤化"政权的恐慌更是溢于言表。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由中央情报局开展名为OperationPB Success的秘密计划，于1954年6月以军事政变推翻了这一深受民众爱戴的民选政府。军事政变后，危地马拉陷入了一场混乱。"一些左翼人士组织起了游击战，而右翼军人政府则依仗着美国的长期支持对他们残酷镇压。危地马拉的内战延续了四十年之久，死亡人数以数十万计算。美国装备训练的右翼军人的血腥手段令人发指，为了防止农村居民给游击队提供庇护，他们焚烧了大片的村庄，屠杀了当地无数无辜的玛雅土著人。当1999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危地马拉时，不得不对美国长期支持危地马拉右翼军人、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行径表示道歉。""1973年9月11日(智利人记忆中的"911")，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了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被叛军打死。在皮诺切特政权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智利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后来人们才得知，他们均惨遭杀害。美国政府和智利军事政变的牵涉如此深刻，以至于在皮诺切特将军被控"人道罪"的同时，和智利政变特别是当时大量左翼人士被秘密处死有关的若干前美国政府官员，受到了舆论和某些国家司法系统的追查，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一九六○到六三年，美国抵制迦纳的杰干反美政权，唆使当地亲美右翼反对和抵抗政府。一九六四年，美国用枪打死二十一个企图在运河区竖立巴拿马国旗的巴拿马爱国学生。一九六四年，美国推翻巴西文人政府，并支持成立一个统治巴西二十年的军事独裁政权。一九六五年，美军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国，杀害了两千八百名以上的多明尼加军民。一九六五年，美军出兵敉平反每蜂起。一九六七年，美国领导的军队在玻利维亚镇压共军，逮捕并杀害拉美革命英雄盖拉瓦（Che Guevara）。一九六五年到七三年，美国调训乌拉圭特务和警察，协助政府对异己份子进行广泛的非法逮捕与拷问，促成一九七三年乌拉圭军事亲美独裁政权的成立。 " （资料/上同）

 四

   （五），最后，这种左右分野，躁动于今天和中国，究为何种意义？也就是说，中国掌权者，究为左右哪翼？我们说，这个回答逐步从左翼过渡到右翼。这个右翼，就是以希特勒式的国家控制，为其市场/官场走向的反社会主义公平论的寡头政治和国家私有公司，为其模式，即一班人盛吹之中国模式。这种，模式的政治经济的特点，刚好不同于苏联或者前东欧国家，而更多和右翼尚美政权多有趋同。其中需要辨别的几个问题是：1，这种垄断机制的可塑性研讨和刚性研讨。这样的研讨导致的结论是，这种国家公司所有制，在比例上也许容忍所谓民间企业的崛起和生存，但是，在比重上，就和国企和垄断企业无法抗衡----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从未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和自主经营。他不过是官僚政权豢养和豢养官僚政权的一种经济存在，至少，是一种不可以化解的官商联合。2，这种企业的崛起，正好是官僚主义从革命到分赃这个过程的完整延续----和谐说的要害，就是取消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权利的秩序论----其理据，刚好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反秩序论相反。3，这个无阶级权利论，导致根本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参权意识和独立性，从而和几千年来在西方形成的行会阶级和基尔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4，这个刚性的企业文化，就是党独文化的变相说明；他根本不具备任何类同于西方企业精神的自主动源和结构能力，不过是极权主义赖以生存的某种国家垄断之附庸。5，这个经济过程，混同其贸易结构，分别处在中国劳工向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产品的绝非自由之贸易当中。这个贸易自由之不自由实质，就是西方价值观中，一直以来他们没有、也不愿意揭示的层面----中国奴隶向西方少爷提供自由民主之物质福利。6，这个并非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其政治体系一样，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扭曲于普世人权价值的反映。7，这个刚性结构，只能在西方和中国模式一起完成不能完成之最后结局中，看到其最终的垮台。最后，这些跨国资本、中美资本之往来融和，也就是现在中美苟合的国家与经济利益结构，并不具备苏联左翼政权的特点，固然，苏联经济崛起的二百五十个集中营效率，使其在某种经济成本节约原则上大大优越于人权国家----一如中国六十年代人口劳力之汲取热量不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之人口汲取之热量；当然，更不符合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消除贫富差别和实行工农统治。这就是符合右翼中国政权的经济特征。这个右翼走向的根本原则，一如单纯强调美国利益说那样，是违背美国立国精神的某种双向背叛。（换言之，奥巴马中美互利说，也是根本违背美国立国民主精神的实用主义倒退。）

   五

   这些观察分析之西班牙内战复杂现象和佛朗哥现象，正是我们赖以商榷现在世界分野课题的一个视点。如果说美国支持的反苏政权，可以一举推翻民选苏派政府及其要员，如，阿连德等，且大肆屠戮亲苏人士、左翼人士、民权和工会人士，那么，亲美派仰仗的去人权化的政策和手段，是不是也要受到举世质疑和谴责呢？（当时发生在智利的屠戮事件，和由当时驻智瑞典使馆的大使，保护左翼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类似辛德勒揩举，难道可以简单斥之为苏联帮帮凶乎？）反而来说，如果苏派势力当道，镇压右翼人士，归纳计划经济，如，古巴，如中共，一切又会如何？其中，更加深刻的，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说，是不是说明，只要像纳粹克劳斯.巴比这类里昂屠夫（二战时期），一旦宣誓和实际帮助反共，美国人就有权袒护之而加以利用？这里的反共之南美纳粹主义，是不是因为其亲美，就可以大兴其道，完成一副二战希特勒战败以后的阴魂不散和整装游行之图画再现呢？（见网站图片资料）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原西班牙内战时期，又会导致如何一种历史结局之出现呢？是不是会出现这种结局----苏联人打败希特勒的干预，重整西班牙左派力量，而使得西班牙变成先于东、西柏林的一种尴尬和悲惨局面呢？佛朗哥如果失败于兹，西班牙整个西方文明之一支，又会遭遇何种历史嬗变呢？反而言之，我们还是看到了佛朗哥取得了政权，结束了内战且游弋于苏德战争之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西班牙时局。这个时局的演变，无论如何估价，仍是值得肯定的。相反，由于苏美之间达成的战后局面，新边疆局面和苏美共治之联合国局面，致使二战以后，东西方对峙，成为"合法"存在----根据雅尔塔协议波兹坦协议等----而西班牙独特的外于此道之局面，和佛朗哥之政策，又处在何种关系当中？推演而说，中国四十年代的政局，也是一个左右两翼较逐的战争格局。美国人先右、后左的做法，使得大陆失陷于蒋介石。而后来，尼克松访华和肯尼迪认可苏联，退出猪湾的缓和之举，除去其本身遭遇暗杀，还是似乎起到了为中、苏亡羊补牢之效果。于是，我们看到，美国政策的两面性。一个是，他们不预制裁和追究独裁大国之罪责，之人权，之制度，而只是支持（一如现在之缅甸）一方小国之人权民主。再一个是，他们对于大国政治，依然如战后之对待苏联，坚持实行某种绥靖主义政策。这样做的理由何在？就在于他们认为，柏林强最后还是会倒塌于他们一度与之缓和之政权之手＋奥巴马叫它做榜样之力量（我们有限赞成这个看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呈现的一个逻辑试探说。这个逻辑是：美国对于右翼或者稍许右派一点的政策，都会给予适当的袒护和支持；虽然，这个右翼本身并非道德法治之政权。其一，是中国现在的右翼政治经济政策，就是容美和结构与之之政策；再，就是苏联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缓和主义。这两个关系说的间性原则，其实都是左、右共治的某种原则在主导之。问题究竟何在？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而言的此类政策，乃是绥靖主义加竞争主义双向作用的政策。这个政策的负面结构是，他纵容东方生长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媾和。这就是中美国G2论的结构呈现。另外一点，我认为也许更加重要----这也是历史所谓辨正游戏的症结----西方资本对内民主的范式，并不以转移和效法于东方事情为其同一性；他正好是以牺牲东方的人权、经济、环境和能源为能事。这个短期的战略，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总统会为之承担责任。这个责任的负责者，将是一届看到中国模式山穷水尽的那一届美国总统。就像里根，根本不知道他会成为见证柏林墙倒塌的美国总统那样----究竟是什么力量崔跨了柏林墙？苏联自己的经济政治模式----这就是，本来就不能完全镇压自身民众的东欧共产党，一旦看到苏联完蛋抑或不能侵犯他们，他们握紧的拳头自然松动。我们的意思是，不是美国人自己在国内完全采纳中国模式，不，他们其实是完全不采纳----但是，他们在外交和贸易层面，却完全认可了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最终，这个中国模式必将混不下去，而导致跨塌；于是，美国人站在一个胜利者的立场上，必将欢迎中国民主政府之出现（当然，这个中国民主政府马上会面临世界资源的另行分配原则而龃龉于整个西方----历史上，民主国家间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除此之外，日本美国争夺资源的战争，却在战后形成共同富裕之美、日局面，又使得事情出现另外转机。一切，都是所谓辨正的；虽然，后现代哲学否认合题。）这个看法，最终会形成怎样一个逻辑式呢？这个逻辑式的两头就是，一个是美国实用主义政治经济政策，正在支持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一个是，一旦中、美国经济模式（关系模糊式）出现中国一方山穷水尽之局面（也就是人们所谓，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美国就会转变支持极权主义国家之政策，导向寻求民主政府之选择；所谓主要矛盾还在中国人自己身上。这个逻辑的内核是什么呢？这个逻辑的内核就是东方辩证法所言的因祸得福说。明确一点分析就是，西方哲学的政治走向，正好是在消极中国民主势力的抗争，而要稳固其中国市场，这个常人不愿意承认的原则上----这个负面推动力，使得中国官场尚有几十年时间得以维持，并在和美国共著间性关系、外交关系和价值说之求同存异上，结构共存----而当这个关系说，因为美国不纠正中国模式的任何弊端，而是其实是在袒护之，遂最终"缓速"（目前看，绝对不是加速）这个模式，走向崩塌和完结。换言之，按照奥巴马的逻辑，对待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可以庆祝它的"强大"。

   此为1。2，一个本国河断，林毁，水污，地漠之国家，照样可以和他的洛衫矶、纽约和华盛顿一样，为保护生态做出不懈努力。（按照吕贝松，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存在着"毒大"之问题----那么，老吕如何论述三峡，淮河，内蒙之荒原化沙漠化呢？）3，奥巴马认为朝鲜核子武器问题，是一个依靠中国人解决的课题----请问，中国核武器呢----奥巴马不知道中国六十年代如何对抗美国苏联，完成核武装之历史？其危害就是无危害乎？简言之，朝鲜核武问题，比起中国之，如何？纵容中国核武，追究朝鲜核武，这是世界政治丧失常识判断的一个荒诞，一个谬误。4，中/美国模式，是在什么基本政治学领域里初恋和婚姻的？从开罗会议吗？还是三个公报？还是什么伟大哲学？奥巴马应该修正美国基本价值说，发明一种中美价值等同关系说，以代替他们开国奠基之思想。如果一定要说美国人干预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某种方式中，也是有案可查的。这并非完全民主号召，人权坚持和价值鼓吹，更多，还是利害导向和国家主义，在屡屡发生作用。美国主张的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究为何种民主努力和普世价值之道，尚待细说予之；一如左派形容的"货币战争"那样。也许，中国问题，还是要在这样一个悲哀的层面予以解释和解决？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课题。我们也许不应该因"派"废言！如果此引事实错误，另当别论----

   "......这个美国版的'五百天计划'把苏联国有企业分为有价债券分发给苏联大大们，......大约是每人一万到一万五千卢布不等，约合三四万美元。"美国"在苏联-俄罗斯的境内设立了大量'独立核算'的皮包银行，并且利用苏联老百姓对苏联银行和'现代私人银行'模糊认识而带来的盲目的信任感，开始了决定性的总攻击！"在完全是借贷来的苏联储户和苏联国有银行的卢布弹药的数量充足后，一场唱衰私有化债券的媒体宣传战和市场上，悄悄的私有化债券收买行动同时展开."'私人银行'的第一个选择----破产，也就是不仅白白给了苏联老百姓十万亿卢布.'私人银行'的第二个选择----归还利息和本金！ 也就是以十万亿卢布为基数，以每年归还三万到四万亿卢布为利息来归还卢布！美方"建议----进一步放宽对卢布和美元自由汇兑的监管来'对抗 '黑市交易。"在主战场----'汇率兑换市 场'和辅战场----'金融黑市'两个方面同时操作，"卢布市场很快毫无悬念的崩溃了！......整个旧卢布实际贬值14000倍。"（资料））虽然，中、苏情形，并不雷同，但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经济操作和中国绝决这种操作，目前而言，都看不出任何公正互动之潜力（中、美的互利并不等于中国国人的获利，只是一小撮权贵的获利，而已）。我们说，美国治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政治经济上支持过皮诺切克，支持过蒋介石，抑或支持过民主进程的历史。其光荣与梦想的双向价值论，包含负载的哲学含意，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而某些美国政客如奥巴马，也不一定就等于美国民主价值；问题的难度正好在此。（至于所谓阴谋论者所言之美国彼得博格集团操纵美国三权机构；主张美联储国家化；取消必要支付以外的选举拉票；给大媒体真正的不由彼得博格操纵权----这些论点固然为右翼根本不以为然，却在笔者心中仍旧提了问，挑了战----美国批判民主的动力就是民主。）这里，当然不能忽略中国民主人士和民间力量的抗争；但是，这些抗争既无美国实用力量的袒护，又不能改变中国政权的刚性结构我们并不惋惜那个吃掉上亿中国人的列维坦一日死去；难道还有任何姑息这个怪物的珍惜论和宽容论可以与时俱进乎？----这些话，我们屡次提及。所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并且因势利导地做出并非一箱情愿的改革战略，是当今中国民主派需要善思、慎思和再思之课题。任何主张除去国家主义主导之改革外即无改革，不能改革论，我们曾经戏称小红帽主义。不赘也。

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

被曲解的概念

--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

劉自立

現在，無論哪派人物都不愿直接提到社會上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事實。他們回避這個事實，是因為有關此概念一直以來被看成毛主義概念，臭了街了，所以不便提及。其實，這里有一個很大的誤解。毛主義階級斗爭觀，本身就是被毛曲解的概念。

毛說，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個觀點完全不對??為什么不對？我們說，中國人在几乎一百年來的所謂階級斗爭歷史里，并未造成任何一個階級的胜利，或者任何一個階級的失敗，而几乎是全部失敗，所有階級盡數在國、共兩党的較逐与戰爭中敗下陣來。一些階級失敗了：地主資本家階級失敗了﹔而工人、農民階級是不是胜利了呢？根本不是，工人、農民階級也失敗了。至于知識分子或者其他商業階級是不是胜利了呢？也不是。他們也失敗了。

1949年，中國人似乎處在胜利的節慶里，其實他們是在慶祝一個宰牲節。這個宰殺的時期，大致上始于此年。在這個年份前后，中國社會主義失敗了，社會主義變成'無社會'之主義。在這個政權指導下，工人，農民，商業主，資本家，知識分子，全都失敗了，成為宰牲節上的共產主義祭品。希腊人說，祈禱是索取于神，祭祀是給予神??中國人從毛主席這個神那里，有何索取呢？一無所有。于是，毛主席社會就是無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主義，消滅一切階級主義，消滅人之主義。這個主義的結果，就是中國社會呈現一种和馬克思主義前后學者論述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完全不一樣的、所謂階級和階級斗爭狀況。

胜利者階級??用現在的話說，被其忽悠了，欺騙了，繼而囚禁起來，施行剩余价值剝削??工人，被禁錮在工厂車間，成為階級品相中表面光亮實質黑暗者﹔農民，被關押在人民公社這個集中營里，喪失了古代奴隸尚且具備的一些人格和尊嚴﹔知識分子，變成舊社會戲子以下之階層，成為人人反對人人的一群﹔小業主和其他階層，更是處于完全被歧視和被拋棄的一群人﹔胜利者，僅僅是毛主義之領袖（政党和群眾被愚弄和拋棄）階層，或曰，是一個一小撮人雞犬升天的胜利。

這段歷史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階級存在，本來是歷史賦予人類的一种格局，一种結构。這個結构，使得起碼是西方社會出現一种各階級互相依賴，互相流動，互相斗爭的歷史格局。在這個格局里，人們各得其所，出現某种斗爭和妥協并存的社會狀態。在這個社會狀態中，社會各階級利益，被某种政權，法律和文化所約束。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古代和近代社會中，某一個階級的竄升和冒犯于其他階級，都會受到社會平衡器的糾正。這個糾正，也許是革命，起義，暴動??也許是罷工，集會，言論??也許是朝廷的調節，法律的制約或者人們對出現問題的研討和爭論，以求解決之道??這就是百家爭鳴，言論自由。上述現象，大致發生于西方社會。

古代希腊社會也少不了殺戮和斗爭，但是，人們處在言說的政治環境中，他們面對即將發生或者已經發生的諸多社會政治現象，各自發表言說，呈現個人和個人主義的觀察。其中最為有趣的是，希腊人從蘇格拉底幵始，就自負于神之指派而發言于人群﹔人們可以通過投票來殺死他，卻不可以殺死他而不投票??所謂'票壺'（一种投入陶片選票之壺。選票分為三种，贊成，反對，棄權）之神圣性，毋庸置疑。第二，希腊人的政治和宗教，蘇格拉底的人性和某种神性是相互聯系的。不可以在政治斗爭里排除神，也不可以在神意中忽視政治。他們每日的口頭禪就是，今天時局如何？……（見羅念生）所以，階級狀況如何，希腊人有兩個原則賴以處置，一個是政治，一個是宙斯。（雖然琉善對于基督教和宙斯，耶穌和希腊諸多學派，給予批判和否定??這更加說明了希腊的多元文化之寶貴）。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宗教和言論自由，社會非但不能發展，而且會逐步衰落和消亡??其中的社會各階級，就會形同虛擬而盡數變成僭主和寡頭的犧牲和奴隸。

毛社會，就是這樣一种人民被虛擬的無神社會，無政治社會，或者說是唯政治社會（毛主義屬于負面意義上的政治??不是阿論特說的正面意義政治，甚至不是孫文說的治理政治）。在這個政治條件或者說無條件的權利意志擺弄下，階級其實已經并不存在了。他們用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用農民打倒地主，其實就意味著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地主，統統被打倒。這個邏輯似乎不通，其實就是現實。有人會說，難道他們在1949年以前，不是爭取了中國社會最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嗎？他們不是使變為士兵和炮灰的農民奪取，而且真的奪取了政權嗎？可是，你的邏輯，并不是我們的邏輯。是的，工人農民成為49年奪取政權的武器庫和士兵庫﹔毛提出'解放'和分田地﹔對于知識分子提出建立聯合政府云云，都是這個暴力武器的一部分??但是，這個許諾衹是為了欺騙。

熟悉政治學者知道，毛的手段、目的論可以對目的進行任意的勾畫??用其語言說，一張白紙可以亂畫一气（他的目的，就政治建設而言，就是盲無目的，就是唯有革命和破壞，叫做'七、八年來一次......'﹔這和馬克思的建制缺失，革命暴力有道，如出一轍）??而手段方面，在理論上，是實行新民主主義，建立各階級聯合体，把工農提高到至高無上，為所欲為之地步﹔而在實際上，就是以認可主流階級，消滅其他階級，以至于最終打倒一切階級，消滅社會，實行其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見托洛茨基）。這樣，49年中國，就違背了階級結构和階級斗爭之真實含義，變成了各階級都死的無階級社會慘象??唯獨像德熱拉斯所言，49年政權變成了一個'新階級'社會。

新階級是什么？就是壓在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小業主，資本家和一切知識分子頭上的共產党權貴及其党羽之階級。這個階級在78年以前主要是以政治壓迫對待全民，78年以后，他們則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攫取了中國的財富，實行了變政治上的壓迫為經濟上的控制之政權??就是變'打天下'為'坐天下'，實行所謂'權利和財產的再分配'。這個49年和78年是一個政治邏輯的兩階段論。一個毛，代表政治權利，一個鄧，代表財富和金錢，代表經濟權利。這是非常簡單的事實。卻讓很多所謂學人搞得烏煙瘴气，晦澀不清。他們說了一籮筐話來肯定鄧，殊不知鄧早就清楚這一點??陳云要子弟兵接班，難道是要實行中國各階級分析嗎？

就像毛卷幵宗明義要設立中國敵人，鄧的意思，就是要把毛設立的敵人變成主人（僅從新、舊資本家合法性而言）。所謂'風風雨雨几十年，醒來回到解放前'??就是這個道理。所謂和諧，三表等等，衹是'風水輪流轉，今天到我家'之換一种說法。所以，毛消滅一切階級，是為了建政﹔鄧反對階級斗爭，是為了工人農民不會成為他們這些新資本家的對頭??所以，鄧以來，一直講究和諧者，就是把新階級，統治官僚階級，擺在正統地位使人群服從甚至屈從。

人們可以去讀讀克魯泡特金的'和諧'論。

一言蔽之，和諧，在克魯看來，就是他著力批判的、統治階級的政權合法性之基礎??就如三表，体現了紅色資本巨頭的資本合法性一樣??他們說那是一种先進生產力??鬼知道什么是先進和落后！??所謂資本家可以入共產党，其實本意就是，共產党可以變成資本家。于是，亂哄哄一堆御用文人，幵始在社會上，攪亂本來一清二楚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涵義，使得常識層面的認知，變成一團亂麻。

反而言之，共產党的任務，就是砸爛舊社會??而他們建立的新社會一旦亦舊，難道可以按照他們的邏輯同樣砸爛嗎？難道他們自己要砸爛自己及其龜兒子、龜孫子嗎？當然不行。于是，當他們的新變舊真的發生，當他們真的成為新階級，新資本家（甚至也許會變成新地主，一如舊俄斯托雷平之專制土地改革時期）的時候，他們用無產階級打天下，用貧下中農打天下的道理和根据就全部瓦解了。他們于是變成打倒資本家之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敵人??他們衹是把他們的歷史，打天下而非坐天下之歷史，皈依到馬克思主義﹔而把馬克思主義反對資本家的內涵完全剝除??他們是一些建立資本家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跳蚤！

所以，一些人幵始不知輕重地同樣剝除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性質，將其變化成為議會道路之學說??殊不知，議會道路根本不是馬克思的元創﹔反之，如果馬克思主義回歸議會道路，他就回歸和融化到一切古代希腊以來的民主政治中去。他本身仍然不具元創性和獨立性。我們的意思是，回歸到社會民主主義之馬克思，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獨立存在的意義??他完全被洛克等人的政治學說甚至亞理士多德和色諾分學說所取代??唯一不能取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最終變成'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斯大林或者毛氏專政??也就是'讓'一些龜兒子先富起來說。換言之，如果毛氏要建設一個和諧社會于蔣介石時期，他毛氏還有必要存在嗎？他的竊國之据，之舉，難道不會因為他的不和諧而被全盤否定嗎？

換言之，現在的統治者難道可以繼續鼓勵工人農民實行剝奪剝奪者，實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做，他們的和諧，難道不會一朝完蛋嗎？

此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于是，我們前此所謂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一直以來，都是毛氏或者馬氏虛以委蛇的荒誕主義理論，而非實質意義上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實質意義上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又該如何估計呢？大致分成几种情形。一是，歷史上的表現。歷史上的表現又分成兩种：1，暴力革命。2，階級斗爭和階級調和。階級斗爭并不是暴力的同一語。他可以是勞資糾紛的齟齬和解決，可以是罷工示威，甚至可以是打砸工厂，毀壞机器等等，但是，并不等于暴力抗爭，就是奪取政權。

二是，現實意義上的表現。這個表現，就是我們對于新階級和紅色資本家階級統治社會中之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對于紅色資本家，是不是可以用階級斗爭中的非暴力部分待之呢？我們從新近發生的系列惡性事件可以看出，瓮安或者楊佳事件体現的符號意義，就是中國面臨著如何歸類49年以前的暴力革命，和08年以后，是否會出現暴力革命之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意義是什么？實質意義就是，新階級和若干類似蔣介石集團之階級，都是引發暴力革命的直接原因??雖然，我們其實并不贊成對于蔣介石集團實行暴力，但是，難點在于，蔣介石集團和毛賊集團，如何和諧，如何實行妥協之問題？這個問題，歷史已經解決﹔卻是以打倒蔣介石，奴役全中國，為其結局??那么，如果不實行暴力革命，其出路何在？

三是，我們主張的階級斗爭，其實，就是眼下的維權運動和暴力維權。一個從省市直達地縣的官僚經濟命脈已經形成??不如蔣介石時期，這個官僚政治体制，尚未發展為大小官僚所有制并遍布全中國，唯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毛氏因為忙于政治壟斷，排除异己，也尚未實現這個官僚經濟体制??現在，這個官僚体制已經全面舖幵，形成'正統'，并且正在全面掠奪于所謂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

這個勢頭方興未艾，也就是說，他們這些大小紅色資本家，正在掠奪的興頭上，處于高潮之階段。他們見利忘義，枉法，欲壑難填，不會有絲毫的對于'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也就是弱勢群眾的些微關照和讓步??這個東西，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家把一切溫情脈脈的東西早就視作糞土??地震發生后短時間的惊惶失措，讓步于民，這些一時的妥協，早就煙消云散了，該怎么搶，還怎么搶！現在，以至于些微的對于被剝奪者的讓步，都不會出現。這個勢頭的強勁來自雙方：剝奪者，被剝奪者！一方是不顧一切的掠奪和霸占﹔一方是以身試法，以死殉道！這個勢頭會如何發展，還要拭目以待。

四是，以往西方社會，加上印度，南非等政權之原殖民地時期，都會出現些微的法制和人道（比如看管曼德拉的英國警察的協助与之等等），都是非暴力顯露可能的所在??反之，在中國体制之中，本來就不存在這种可塑性和靈活性。毛對于革命暴力深信不移，鄧亦如此??他認為，西方資本和中國紅色資本本是一個同一体的認知（雖然表達模糊），但卻是這個世界上當代政治認知中最為關鍵的一种認知??這個認知，使得中國极權主義獲得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起碼是經濟上的首肯??這些施羅德，這些希拉克乃至薩科奇和大、小布希，都是這個經濟認可者集團中人。

于是，這些政客枉顧他們經濟歷史上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實績﹔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提醒和督促中國新階級要實行他們的勞資雙方斗爭和和諧的歷史??也就是階級斗爭??他們并不要求他們的企業和資本家對待中國無產階級，要像對待底特律和舊金山的美國勞工一樣，具備基本人權，獨立工會和罷工示威等等自由??他們滿足于所謂帶去'自由信息'??天啊！難道中國當政者缺乏信息嗎？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發生的N种信息嗎？（不！他們知道！官怕洋人：外國記者一抗議，他們就打幵網禁??VOA,BBC等不是可以打幵了嗎？是壓力，而不是什么信息缺乏与之，才出現這种匪夷所思之狀況。）

于是五，如果中國人不敢于，不愿意或者含糊其詞于中國當代之階級分析或者階級斗爭之局面，一切，都將是朦朧不清的。理念上的含糊其詞，勢必造成行為上的朦朧。清楚的表述就是，中國大小輕重一切危机，來源于中國今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來源于新階級，官僚壟斷階級對于全社會的剝奪和控制，來源于中國自由分子和知識分子對于這一點的王顧左右，言不及的??他們說，這是某個地區，某個時段的官民沖突，警民沖突，乃至黑白沖突，卻不提這其實就是階級沖突，就是階級斗爭。

問題的提法也許是，我們不可以枉顧階級的存在??他是明明白白存在著，比起毛澤東時代，蔣介石時代，更加明顯一百倍地存在著！再是，我們固然不可以援用毛主義利用無產階級舉行專制革命這個武器，但是，我們也應該分明看到，我們這里并無哪怕在專制民主兼有之拿破侖時代，俾斯麥時代具備的普選和法治乃至有限民主，有限人權和人道，有限的游戲規則等等﹔我們甚至不具備我們的先秦時期和古希腊時期的那种言論和思考??這往往是對于司法官司的辯論和言說﹔我們的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偉大的票壺，甚至連擊鼓鳴冤之鼓，也被取締了。而殘酷和殘暴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卻一天也不愿意离幵中國人。這樣一來，我們的結論恰恰成為一個偌大的提問：

或者中國人繼續回避階級斗爭，虛擬一個新階級和諧社會，以達致中國知識分子的白日夢！或者，有出息的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尋找一條新的階級斗爭路線圖，以喚起國人的警醒??但是，這又絕對不是幻想出現另一個毛主義暴動党，以民粹之旗幟把中國再行推入深淵！如果說，歷史上不能因人廢言，我愿意說，毛氏所謂'資產階級就在党內'??這句話，是有道理，有力度的。

資產階級是不是就在党內，在毛氏提出此言時，他的考量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党內資產階級代理人是繳械投降者之代理人，是完全錯誤的。這個區隔完全無意義。因為不管是劉少奇還是彭德怀都不是那些繳械者的什么代理人，而是幫助毛剿滅這些繳械者之幫凶。

二是，毛建立的社會或者無社會，是一個并無階級分割的极權主義整体，是總体主義的社會消滅論之体現﹔劉，彭如果有所不同，就是他們也許想建立一個專制主義的一党天下，并不想實行毛的一統天下（比如，他們主張保留一些自留地﹔在學校要學習數理化﹔等等。尚殘存一些常識之道。）這也許就是我們所謂專制和极權之區隔。

三是，毛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党內'這個看法的時候，鄧的'坐天下'之道，太子党'先富起來'之道，官僚壟斷經濟之道，尚未提及。所以，毛的虛擬資產階級說，是其反對國民党專制，實行毛主義极權的一种政治戰略之繼續，是反動于劉、鄧專制主義'因素'的一种政治倒退??這個倒退，成為中共后來否定文革的一种說辭??但是，當鄧体制轉變了毛氏政治制度以后，其朝向經濟壟斷的轉型，使得中國社會再行一种偏重于經濟极權的体制，從而和毛的政治极權合而為一。于是，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是鄧，非毛，實現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就在党內'。很多經濟數据表明了中國財富掌握在他們這些'血脈'之手。

于是，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學說的再產生，勢必要人們第一注意党內資產階級之存在。換言之，改革共產党，也就是所謂政治改革說的要害，現今資產階級的定義和表述，完全不能和党的實際存在分幵來敘述。沒有政治權利就沒有經濟權利??這是中國階級分析的關鍵??所以，任何排除党內資產階級存在和排除資產階級就在党內之觀點，都是一种枉顧現實的說法。大而言之，是要蒙蔽階級分析的實質﹔小而言之，是善良人們愚蠢的幻覺﹔幻覺由現在的資本家給無產階級一盃殘羹??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向不分皮毛的惡習使然﹔至于那些本來就是倚靠這些資本家生存者，就更是屁股決定腦袋，沒得話說了！

問題仍然可以從兩個方面說起。如果五十年，一、二百年以后，不單美國政府繼續認可這個經濟极權政府，認可其合法攫取的財富，和美英法德政府并不能追究其殖民主義財富一樣??中共官僚的合法財富一旦藉以時日，到了國際法不可追究之日，那么，那個時間的中國原則，中國特色，就會和前殖民主義罪惡一樣被排斥在對于原罪的追究之外。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人的經濟認可，將對中共產生最大的實惠和勾結。

難道他們現在不是正在這樣勾結嗎？兩個原罪。一個是西方資本的歷史原罪，一個是中國新階級崛起的歷史原罪，究竟應該如何解釋，這是我們對于階級分析的最終和最重考量。這個分析是艱難的。但是沒有這個分析，東、西方罪惡勢力的原罪洗滌術，將會漂白一切罪惡，使得未來的世界上出現一种和西方權貴一樣不被追究的中國權貴（實際上他們已經出現了）??某個時期，也許他們會有不同程度的輕微道歉于國人??但是，那終究是一种被歷史原諒的罪惡。

難道人類的罪惡歷史，真要這樣繼續書寫下去嗎！

告密座谈会发言

刘自立：告密座谈会发言

刘自立：从理论上说，告密这件事情本身是革命结构，革命这部机器的一部分；道理上好像解决了。但是看过章诒和先生的文章，了解她具体揭示的事实，人头，手法，还是颇感震惊。

不久看了一部电影叫作《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罗伯斯庇尔他要把丹东比较温和的革命派搞掉，丹东就跟罗伯斯庇尔有一次对话，意思是他们俩要和解，但是罗伯斯庇尔不想和解；意思就是，不把丹东除掉，革命没有办法进行，最后，就把丹东推上了断头台。后来罗伯斯庇尔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有具体去查史书，）就是说，把丹东杀死，革命就完蛋；不杀死丹东，革命也完蛋。然后演那个大断头台，把丹东的脑袋切下来了。后来富歇又把罗伯斯庇尔给杀了。当时刽子手就问，你是不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说，我是，刽子手说，杀的就是你；要是不把你杀了，恐怖无法结束。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一旦进行革命，进入这种结构以后，其中有屠杀、暴力、告密等等，都是革命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罗伯斯庇尔是国家机器，公安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他有一班人马，可以逮捕丹东。然后，罗兰党人，丹东派，共产党派……——互相残杀。克鲁泡特金有一本法国大革命的史书，大家没注意，是三十年代民国版的。他讲了一个故事，在法国革命里就有共产党，就有共产主义，就有提倡消灭私有制的（如，早期的富歇，就是鼓吹反对私有制）。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观点，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说，法国革命以后，为什么会有俄国革命，是因为人权宣言内容和实践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产权和私有制度（负面）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可以讨论。经过复辟时代，法国人夏多布里昂、拿破仑等搞天主教复兴，搞复辟，搞宪政，搞拿破伦法典，也搞自由主义。这些人搞复辟时代文化复兴；这些东西起来以后，革命回归传统（希腊民主和基督教文明）。夏多布里昂有一句非常明确、非常智慧的话，“我们不要极端的皇权，也不要极端的革命”。比如说，法国革命通过复辟时代把暴力革命匡正过来了，就是把革命和皇权都否掉了，这个革命的机器就被解构了……罗伯斯庇尔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丹东说，革命是一部杀死自己儿女的机器。后来，这些话大家都引用；是一种革命悖论！

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告密这件事情本身，是革命这个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一旦进行革命，要组党，要搞秘密结社，要搞暗杀，要搞武装斗争等等一系列，那么告密是革命这个机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昨天晚上我看《潜伏》看到三点。《潜伏》是什么意思呢，海外网上有一哥们儿说，《潜伏》他看懂了，《潜伏》是骂共产党的。但是，他不能点通。要是点通，共产党就该给禁了。我觉得这个网友有头脑，有一点头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党派一个女的和“他”合作，和他做假夫妻，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异化，就是革命异化人性；后来有一个网友他说，做这种事，共产党比国民党厉害；就是不怕人性堕落扭曲和非人性。我还看过一些书，讲共产党不但可以做假夫妻，还可以直接做敌方大官的姨太太。曾志（陶铸的夫人）就说过这样人尽可夫的丑闻；就是说，共产党它无所不用极其，手段就是目的，包括告密。所以，刚才章先生讲这个事，我觉得看到事实，还是有一个震动。章先生提到这是一个大系统，大机构，是体制上的事情，遗憾这些看法不为人察！这些不是个别人行为。个别的，就说谁谁告密了，揭发了；不是，是革命体制上的事情。我很坦率的讲，我老爸是《大公报》的。我老爸主持过批判朱启平的会，主持这个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人给我爸一个条，我爸看了这个条以后，脸色铁青，宣布散会，这条写的是什么呢，这条写的是“杨刚自杀了”。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爸主持一个批判朱启平的会，把他定位成什么呢？后来我和我弟弟讨论这个问题。告密、批判、揭发，这里面大体上类同，但是又有些细微的差别。我觉得告密本身有很多区别；比如说，章大姐“今天晚上要逃到香港了”（虚拟），我知道了，我就忙不迭跑到某某人那里说，说她要逃香港了，我觉得这是告密。还有一个种，那天郑老师在饭桌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向有关机构说，章大姐有“反动思想”。这种事本身，也是一种秘密，不必非得是她要“逃”之类不可。我“告发”章大姐，某某时间，某某地点说了反对共产党的话。这也是告密。这都是一种虚拟判断。结论就是，研究几百年革命的人，一直在想这件事，告密这件事怎么定位，他的意义是什么。我和晓青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枉道从势，一个就是枉势从道。现在共产党道、势合一，就没有历史上的枉道还是枉势的区隔——这是一个文化极权的现状。不久以前，某省中学生揭发他的老师，形成了一个关于告密的讨论。后来有编者让我写篇文章，说，你根据这个事实，写一个文章，批判，评议现在告密这个事。那个文章也提出是枉道从势，还是枉势从道。这两个东西，现在合成一股了。讲的更远一点，革命，列宁的革命或者是法国革命，作为革命机器里的一个齿轮，要达到一个目的，革命者可以无所不用极其，可以不择手段，告密就是对的，是不可或缺的。（这里面我插一句话，孔捷生说了一句话特别逗，他说，中国人老是说“知‘道’。说知‘道’，这个词，说得太大了，是‘道可道’，这个道；他说，中国人一说，就说‘我知道’，这词用的太大了。当然，孔捷生可能有点幽默。）你比方说，势和道，都是正面的，不管这个“道”是道路也好，途径也好，手段也好，反正为了事势，成事，就要去做。所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告密，都是对的，因为我要达到“正面”的东西。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说，我要去告密的政权也好，体制也好，党也好，道、势也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很重要。

刚才在车上和徐晓讲了一个故事，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因为最近又重新研究（俄国）二月革命为什么导致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为什么引来毛革命。那么，二月革命和辛亥革命，它的爆发又是针对所谓宪政和改革（如，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又如，06年清朝预备宪政。）问题就来了。中国人讲革命使得文化绝灭，斯文扫地，（王国维死）“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是宪政和革命之争。俄国，中国，一样。1906年，俄国人，知识分子出了一本书《路标》，就是讨论这个革命、还是不革命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就凉出来了。《鬼》/《群魔》就是说的这个事情。简单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参加反对沙皇行为，要被枪毙了，枪都架在那儿了，后来有士兵骑一匹马跑过来，说把他留下，沙皇流放他十年（见电影《彼得堡邪魔》）。流放了十年以后，他从西伯利亚地回来，讲了一句话说，“我罪有应得”；紧接着，就开始写《鬼》，就是这个“群魔”，革命者，告密者。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鬼》啊，他就是他觉得搞革命的这帮人，没有好人，是魔鬼附体。这些人互相告密，互相欺骗，互相杀戮，包括男女问题，也涉入其间（陀氏小说一个角色（斯塔夫罗金）；他有忏悔。因为他强奸过一个十一岁女孩。他为了惩罚自己，就和一个叫列别雅德金娜、一个女的结婚，她是一个瘸子；他这样做来惩罚自己）。陀氏的意思，第一，我罪有应得，我不该参加革命（又要参加爆炸行为！！！），我反对革命。第二，他反对专制。第三，就是我们说的，专制变成十月革命，变成极权。

刘自立：我插一句，我觉得里面还是有矛盾的，针对二战和西方战略。最近有个电影讲德国红色旅。德国红色旅当时对右派的普世价值有反思。当时有一个反思就是，拥护/反对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德。反对派的人，就拿着大棍子，把支持巴列维的给打了。然后，骑着高头大马的西德警察，一吹哨，（这帮警察比打人的还厉害），呼一下，全上去，把这两派都给打了；那么，这个镜头过去以后，就有一个哥们，光着膀子喊：“越南！德累斯顿！耶酥！”——就是说，你盟军轰炸德累斯顿不对；站在罗斯福，邱吉尔立场上，无疑是对的；反对希特勒，是对的。但是你轰炸炸死德国平民，就不对了。紧接着，又一本书出来，叫《柏林女人》，意思是讲柏林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教师，被俄国军人强奸；而后与俄国军官勾结，保护德国平民。这个小说就是反对斯大林打击德国。因为结论非常简单：斯大林＝希特勒；就是罗斯福关于二战以后是不是美苏共治的问题；认可“新边疆”，（艾森豪维尔）不支持匈牙利事件，等等。

刘自立：有一个性质上的转变，性质的转变就在极权主义概念出来以后。西方基督教、中国所谓封建时期，都有告密，但是和49年以后的告密，程度、本性和前提都不一样。

中国说某人不忠不义，如何如何，大逆不道，就是枉道从势的说法。极权主义以后，就是人人反对人人，道、势合一。就是“人人反对人人”，又回到个人的、自由的、灵魂的解脱问题和制度关系上。在西方和东方“历史时期”，这个灵魂解脱和制度有关系，也无关系，因为制度有缝隙。极权主义以后，就没有缝隙。比如说49年以后，57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统统完蛋？金岳霖、吴晗，田汉，老舍等等这一干人马统统完蛋？你去数吧！反过来，说，这些年，大家都是有灵魂的，有良心的，有信仰的，守着道德底线的，有没有这个事情！

最近研究“反对专制导致极权”课题。就是说，反对专制：或者导致民主自由；或者导致极权。二月革命为什么会走到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走到毛革命，为什么二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好，别尔加嘉夫也好，都要反对革命，这里面就是一句话，你要玩革命游戏，就会玩成一个反体制，反人性，人人反对人人，人人都没有人格，人人都枉道从势的局面。

刘自立：还是回到体制问题。我再说两句。刚才讲到了制度和人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实际上就是枉道从势，他们依附于毛。当时我和黄肖路（黄万里的女儿）谈过。我说，你爸问毛的这个问题，什么民主周期率，我说，你爸不是青年学生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问毛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我不理解。所以知识分子本身对待革命和革命者，有问题……

普通人，作为一个个性，作为一种人性——俄国很多小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都讲人性——问题是，这个人性迈过49年“这个槛”以后，为什么会异化了？上至最高级的知识分子章、罗，郭沫若，柳亚子，这些大人物，都异化——指向毛派意识——人性发生了什么问题——其实是制度变化，导致人性变化。

日本明治唯新，也发生了一些人性上的变化，就是由制度良性化转变人性：民主和侵略；等等。

所以历史上的人性变化，和49年以后，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人性变化，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还是重复我的话，就是49年以后，人性本身，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一个严重的疑问。

刘自立：我觉得马克思有一句话，人民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不是要把告密者个人行为推到这个制度上去），人性能讲到什么份儿上，灵魂能讲到什么份儿上，道德能讲到什么份儿上，这个要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另一方面，也有章大姐这种，以自己的灵魂，以自己的信仰，来昭告世界，昭告世人，来做这种抗争的。是值得肯定的。人性的恶、人性的坏、人性的堕落，基本面向，还是这个制度造成的。我们这些人只是一小撮。所以，要看整个人民的意识究竟如何？如何估计？是不是独立和自由了——在柏林墙里面也可以自由？——这是一个问题。还望研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