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刘自立

孙文"容共"问题，现在，成为探讨孙文功过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党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释，不深入，可能引来后续问题的似是而非和朦胧不决。我们愿意继续这个课题的探索。首先，不能否认，孙文容共带来历史误解，甚至历史倒退----也就是，将中国政治引向倒退于所谓封建专制和皇权政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使得中国政治出现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既无政制制衡，也无传统（道德）约束，更无经济权限的极权主义；这个倒退。主要表现在中国文明的中断和腐蚀之上。于是，相继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化，使得毛式统治，呈现了既无中国特色，也无世界文明特征的中共政权----甚至，这个政权，和希特勒的并未取消私有化经济之极权主义，和苏联之并未完全取消文化传统之斯大林极权主义，也有不同----这个不同表现了毛式极权主义彻底，干净和完全的极权主义特征。这个特症，可以说，违背了东西方传统中阶级权限和阶级斗争的所有体制和传统，变成取消和消灭阶级特征的、由所谓符号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直接消灭农民和工人权限的、阶级消灭论----这个消灭社会的极权主义，成为毛式一家的权利/力政治附庸。毛实现了、就连所有极权主义政治也很难实现的毛式理想国（----接之柏拉图主义）和人民国（接之卢梭主义）。这个演变过程短促有力，长则算来，不过百年；短则算来，不过三、四年的时间（所谓"解放战争"）。再接之，就是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破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历史结果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中国独有，中国特享，它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和轨迹发展最极端之一部分。
换言之，如果说古代"理想国"和近代卢梭"总体论"发轫的极权主义思潮，有过理论上的荒诞和谬误，其实际操作却并未（完全）有效祸害和殃及西方国家，只是殃及俄罗斯和中国（含一些小国）；法国革命有效克服和规避了卢梭的一元化政治（取消两院制度等等），而恢复了类似英国保守主义的阶级共处（共和）、监督制衡体制；唯独俄罗斯列宁主义和后来的中、俄两个共产党国家，才完全继承了极权主义的理念，并操作革命，建立独裁。必须指出，这个独裁的建立，是20世纪初叶，人类所蒙大灾难的开始。但是，这个思潮的出现，并未制止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的持续和蔓延。简而论之，社会主义思潮，虽然与生俱来就受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对（希特勒等人的反对），但是，社会主义观念严重分化和修正，使得这个思潮变异变型，其本身，已经分道扬镳，东西各异，逐渐发展成为几种根本不同的异类思潮。这些思潮，其中社民主义，业经演变，逐渐呈现和普世政治价值与制度的接轨----这就是"修正主义"思潮。这个思潮，有时候向右发展，成为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附庸和袒护，有时候，成为左派势力抨击和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波。直到今天，这个诡异的社会主义思潮携手很多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仍旧泛滥于全球，并无收敛作罢之势。今天，一些美国学人，把"毛主席去安源"的图画贴为杂志封面，继续叫嚣文革为好----是为一例......而法国和德国之"六八年人"，虽然后来洗心革面，改换灵魂，却也作罢不能，继续与另外一群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互相对峙，以忆历史......；最后，现今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趋于孙文主义"容共"内涵的本质，叫做"同舟共济"；云云......所以，为了澄清史事，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开始。
这个开始，就涉及到孙文何以情衷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附其组党原则于二次革命）。这件事情，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一，并非所有容共之事例都会发展到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实现；换言之，孙文容共，和他晚年章太炎吴稚晖冯自由等人的反共，相辅相成，基本上在四一二清党（蔡元培是其主将之一）后，力挽狂澜，解民于倒，做成了"去共"而不被共容。我们说，这是国民党之基本上坚守常识的举动而不论其他（如，关于对待文化，传统，党制，宪法等）。二，孙文时期前后，美国欧洲人对于列宁政治的支持，也处在一个十分诡异的状态。美国人之"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对于苏维埃主义的支持，似乎再现了美国、欧洲人对于现今中共的支持（可见鄙文《俄罗斯思想辨正》"革命与资本"一节）。于是，孙文面对的严重课题，这个容共的问题，同样适用于美欧之今天和昨天（！）----虽然，当二战结束，邱吉尔等人提出铁幕之说，却与此同时，也有（此前不久）罗斯福之斯大林牧师可教的说法乃及苏、美共治之"老G2"（联合国）之说----这个容共，比较孙文，只大不小。而问题是，容共不被共容，才是一条底线；越过这个底线，就成为被容之类似张伯伦主义（虽然，此说不尽准确----因为，张伯伦不是被共容而是被纳粹容之。）于是，容与不容，成为"河蟹"与协调共产党之不同。这就是三，哪些政制容了共，而呈现政权不被容之状态----哪些被容于斯，一塌糊涂。大而言之，久而言之，这个事情，是这样呈现与发展的。这就是，如果共产党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并无武装颠覆政府和集权消灭社会之举，那么，这些共产党会以基本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修正主义方式----也就是议会斗争的方式，被容于政府和政治，而不必被人质疑。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德国魏玛共和国之例子，西欧国家战后的例子，陶利亚蒂和多列士的例子，甚至美国共产党的例子，可以为证。这些共产党，因为思想理念的落后，逐步消泯于史。但是，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逐步完善和调整来实现的。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之自我革命，批判和调整，社会主义不会逐步势弱，推出竞争，自贬其值。
问题的要害，究竟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资本主义调整自身和社会主义逐步式微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就连孙文这类知觉之人，也并没有办法做到先知先觉。于是，四，孙文了解的资本不节制和列强不公理的时代特征，十分明确，无庸置疑----他并不能明确说出西方对内民主，对外殖民之言；故此，他被列宁主义煽动于民族主义在所难免----加之，他的权力欲望和自我迷信，使得他脱离了其早期的"资本论"批判----即，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孙文，没有找到"批判的武器"，社会主义批判，极权主义批判等等；一如中国之东西南北之前人，他也只好就助社会主义而否定列强，甚至批判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孙文之误，却不能说他的选择没有背景，不可原谅。五，孙文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拖到四十年代，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美国人（主要是左派和马谢尔、司徒雷登等）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共产党及其武装问题。所有四十代中期的国共谈判，都在如何设计解释与解决共产党武装问题上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玩笑论之，美国人以为，可以让两党执政之轮流方式，带抢（军队）来玩。这就是马歇尔中国主义要素的绝对失败（不要论及他拒绝国民党人在内战早期，有可能一举消灭林彪军队于东北之战略误导）。所以，马歇尔主义和孙文主义两相容共，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这个联系，十分荒诞，却是当时世界之"形势比人强"的一个要素。我们看到，在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课题上，因为，西方人早于共产党人的成熟政治操作和理念普及，他们对待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老成和思想智慧，有可能一开始就大大超越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在马克思主义泛滥以前，很多类似夏多布里昂，迪斯雷里这样的知识人和政治人，就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一骂到底，揭露无余。这样，起源于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拯救的恩格斯主义等，很快就宣告在英国和欧洲的失败；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念上，莫不如此。我们看到，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革命中，虽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和暴力专政（巴库宁，富歇；第一国际......）等等后来列宁主义之毒素生长，但是，他们不过是庞大西方政治思想主干的旁支末叶，不足为训。德国宰相俾斯麦也只是对拉萨尔颇感兴趣，对马克思不以为然。于是，其结局就是：共产党人可以议会竞争的方式，加入资本主义政制，而实现被容之；反之，即便法国人一度选上共产党人执政（见下），也无法更改这个摒弃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这就是问题的演化和真谛。
这个结果，在当时，在二十年代，无法清晰呈现于世界政制和政治。我们说，孙文主义之所以在此项目上模糊不清，也和修正主义之、社会主义之面目不清，大有关系。于是七，虽然，当时，列宁业已镇压了彼得堡工人抗争和议会宪政，但是，斯大林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并未到来。孙文更不可能知道宋氏投靠的毛、周等人，会施行四九年以后的大规模整肃和屠戮。孙文也不会知道国共合作的惨烈失败，等等----至于毛式政权，现在转变成为一个权力资本主义，更是他的容共政治丝毫不会预感之情......那么，言及于此，我们是不是要为孙文容共，乃至共愈做大，开脱责任，辩解与兹呢？当然不是。我们的意思是，当时的孙文，基本上，不懂得他旅居日久之日本，对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做法，原因，理念和策略----他，也不了解西欧共产党玩弄政治于西方大议会框架之内的宪政前提----他，更不会悟出苏联共产党，最后，变成一个国人所谓无父无君（沙皇），无法无天之禽兽庄园；而毛式天下，更是天下业亡之亡国之国......----他的列宁主义幻想，更被斯大林这个亘古屠夫取而代之......。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局面，除去中共和苏共之外，究竟如何？列宁主义政党、政制，又为何吸引了孙文？除去一般皆知的原因，我们可以参照胡政之先生当时的一段看法，即可举一反三，归类以复。
胡先生说----
"  这个逻辑在张季鸾关于赤化之文字中也见端倪----
　　张先生《党祸》一文，一上来就呈现大公报两边都骂的特点。他说，
"而凡挟私杀人者，使其附于右，则将曰吾杀左派也，杀共产党也；而附于左，则曰吾杀右派也，杀反动派土豪劣绅或工贼也。党以外，无噍类矣；叫做不国则共，不左即右。
　　"武汉方面为左右之争，自沪宁方面，则为国共之争。然旁观论断， 无一是处。
　　"左派之最大标榜，为工农政策。然于中国土地分配政策之现状，
与夫地主佃户之关系，未根本调查以前，而遂定方案，倡言解决土地问题。"致使中等良家无端破产；地主家属，不得糊口；劳资两穷，"其量狭窄，其气绝盛"，苟有异议，就是反革命。
　　"湘鄂赣之杀右，与沪宁之杀共，今仅其发轫焉耳"。
　　张还特别指斥蒋介石是容共----反共之始作俑者---- 他的革命和反革命逃不出干系（也就是他后来痛斥，然后又甚赞之之两面性。这个东西，很辨正乎。）
　　----这就是张先生的高人之处----两党都骂了。于是，
这里不单就四一二事变有了一个高论，对于赤化、黑化问题，也伏笔其中，很容易解释了。而胡先生随之而论的黑化、赤化问题，就是从他对于苏联问题的解释入手的。虽然，和张先生一样，他对于苏联，也是两面说法。其一，他知道，列宁回国，实际上，就是接受德皇马克，回来签订和约，顺便夺取政权之革命加间谍行径。胡霖说，"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雄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指出列宁通敌而已。
　　但是，对于俄国究竟实行的国体为何？其革命为何？
布尔什维克为何？又多有不一样说辞。首先就是列宁"通敌"，拿着威廉皇帝赐予之几千万德国马克，来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继而，成立独裁政权----镇压工农，取缔议会，屠戮人民----是"巧黠之犹太人，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
　　----这只是胡先生之一面论；他还有反面论。他说，俄国革命后，
日无宁日，国无国序，乃为过渡时期暂时之状况也；"新经济政策"不是专制主义；"列宁政府亦有政纲，亦有组织，其主义虽不无可议，而在吾辈外国人观之，终为俄国多数人民之主宰者（----请注意，和刚刚"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持论相反）。"

　　又说，"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主治之"。
　　他还说过，一个政党要想有效，统一，事半功倍，以俄为师也。 等等。"（均见胡政之《文存》/鄙文《胡政之的大论政》）
于是，孙文主义就此形成一个与自由化之反的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究其原因，正如上书。这就是中国人没有知觉的一总不幸。这个不幸是不是全球如此？不是。德国如何？英国如何？法国如何？日本如何？......我们择其一二而论之。先说日本。资料显示，日本人秉承王道一以贯之之圣俗原则，实行明治维新，搭建体制内、外建构，承认反对党政治，消灭消灭自由的自由，铲除了共产党的萌芽，并以对外侵略解决内部困境----失败后，遂接受美国民主改革，继续其民主新路。历史如下："日本共产党是在日本政府宣布非法的情况下成立，1923年便被有关单位检举，而于1924年解体。1926年再成立，并且主张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二阶段革命，目标为"废除绝对天皇制"与"实现国民主权"。1928年再度被取缔，不少重要领导人如德田球一等都被逮捕，而于1935年再度解体。"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之主要干将如片山浅，幸德秋水等人，也被日本思想界和文化界边缘化，根本没有产生像中共那样一呼百应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孙文，鲁迅等人并不研讨的深刻课题。（参见鄙文《日本无革命》）
法国。"190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组建法国社会党，1920年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大部分党员组成法国共产党，其余的仍然为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由此诞生。此后法共发展并不快，因为很多法国人对发生在苏联的十月革命心存疑虑，在1933年之前，法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大约为2.8万。"（资料来自维基网，上、下同）这里，享有庞大政治思想资源的法国政治人，当然会对十月革命心存怀疑，而不像国人那样以为救世主出现。问题就在这里。法国共产党是不是被容于政府和议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议会容党，理所当然；但是，孙、袁二次革命后无容之载体：议会；自当别论也。）更加重要的是，容共原则，在此呈现这样一种险境：资料显示，"1924与1932年，社会党与激进党加入左派联盟（Cartel
des Gauches）但拒绝加入以激进党爱德华*赫里欧、爱德华*达拉第为首的非社会党政府。这些政府的失败在于社会党与激进党无法在经济议题尚达成共识，另外共产党在苏联政策下拒绝支持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的政府。与激进党组成政府可能性的问题造成1930年代初期的"新社会党人"脱离。他们与共和－社会党合并为社会共和联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 USR）。
"1934年，共产党改变路线。四个左派政党组成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赢得1936年选举，布鲁姆成为第一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籍总理。这也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在票数和席次上超越激进党，成为左派议会多数的中轴。然而不到一年，该政府因经济和西班牙内战等议题而下台。"这里的提示非常简单。最后放弃马列主义的法共，只有在协助社会党的政治竞赛中方可存身；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让位给修正主义。再是，法国公众和政府可以容共于兹；只要你遵守宪政原则，放弃另起炉灶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这个退而求其次的游戏，终究只好一退到底；原因非常简单，共产党的政治资源，政治理念和政治正确，远远落后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故此，共产党在这里的衰败和落伍，实所必然；是所必然----即便出现了一九六八年运动，也无济于事。
英国。"英国共产党，是英国的一个政党，1920年7月成立于伦敦，由不列颠社会党和若干地方性的左翼社会主义组织联合组建而成，成立后立即加入第三国际。1950年后，英国共产党在英国国会中未能取得任何席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英国共产党宣布解散。"赘言之，英国社会、政治、哲学思潮之富源，基本上排挤和颠覆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使其面对与此相形见绌，不可得逞。
德国。"德国政党之一。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由斯巴达克同盟和不莱梅极左派合并而成。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12月初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为德国统一共产党。1925年中央委员会选举恩斯特*台尔曼为主席。"那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如何呢？"李卜克内西为一个活跃的第二国际成员，亦是Socialist
Youth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在1912年，李卜克内西以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份子的身份被推选至国会。""在1919年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被自由军团的士兵劫持到柏林的The
Eden旅馆, 被拷打及盘问了几个小时后遭到杀害。"
德国魏玛共和国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左派呢？当然，这是德国中派打击左右，寻找中间的一次政治尝试。这个尝试完成在艾伯特的手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堡，德国政治家。191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8年革命爆发后，组成社会党联合政府。1919年艾伯特协助制订魏玛（Weimar）宪法，并被推选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在任期间受到左右两翼的攻击：左派以其曾镇压工人起义并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等知名左翼领袖而指责其为"革命的叛徒"；右派以其在十一月革命时曾强令德皇退位并与协约国签署和约为由指责其为"民族的叛徒"且对其提出起诉。"这里的提示是，首先，容共于德，是存在的；李氏被容，是德国国会认可。二，李氏容于共而要做大于马克思主义，消灭所谓法权制度，消灭私有制等等，于是，受到右翼攻击，消灭之；而右翼，又打击中间之艾伯特，导致后来魏玛国之倾覆。最后，坊间所谓台尔曼做大，会导致希特勒式微势弱的说法，十分可笑（见《炎黄春秋》）；共产党，还是纳粹党，这是一个问题。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比较明显。孙文容共，不是其独特发明，不能完全追究他的单纯的误打误判。再是，孙文容共于军校，于军队和后来的国家组建之中，才是一个错误甚至罪行；这是所有欧洲容共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要求，因为军队国家化是其秉承的政治常识。但是，孙文对此要付出多少责任和罪责，我看，要将之放在全世界容共的大思潮里面，反省之，追究之。不然，你可以原谅孙中山容共----同时，也向世人说明，"中美国"（也许，美国重返亚洲的做法正在改变此局？）双边相容一旦被接受，而且还要发扬光大----请问，国人与老美，如果这样提示于辛亥百年，那么，研讨孙文容共问题，就会是同语反复，毫无价值可研之。虽然我们尚未举出美国共产党的衰落和完蛋。这并不重要。资本和革命（共产主义资本双向导向国家）的辩证法研究了一百多年。从哈默到洛克菲洛，从花期到汇丰......列宁主义，毛主义和美、欧资本的勾结，才是孙文勾结列宁的潮流使然。这个课题不深讨，何谈其他。得出的结论，也十分明确。中国立国之基，之思，之则，没有面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任何经验和常识。从孔孟哲学中得出的亚社会主义思想，在维护专制负面遗产上，呼应了所谓的民主变民粹；民主常识的普及，知识分子做得极差，极浅，极端；故此，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民主变成民粹----民粹变成极权；这就是以往的历史。这也是孙文三民主义不能解释民主，民粹之缺陷。反思和纪念辛亥革命，这个反思唯此为大，不可或缺。不然，民粹＋极权，双向夹攻，中国历史还会倒退一百年。

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今析抓捕四人帮

抓捕四人幫的結果

（大陸）劉自立
　　
        被黨內權爭利用的民意

　　抓捕四人幫，不是一種「合法」變革，何以受到人民群眾歡迎？因為他推倒了毛主義強極權主義統治。但是，抓捕四人幫既不是民粹主義行動，更不是民主程序之施行，而只是一場「正面」的宮廷政變。這次抓捕，如果說有什麼民意基礎的話，不過印證了人民對於文革的反對。那麼，這場民意運動有什麼跡象可尋？有。這個跡象就是「四‧五運動」。四五運動是不是直接導致毛的民意基礎崩塌？回答是，一半一半──就是，四五運動開啟了對於毛的嚴重質疑和否定──但是，對於毛黨的質疑和否定呈現什麼狀況呢？可惜，這個狀況並不樂觀。我們看到，第一，四五運動的首要寄託對象是鄧。第二，人民運動魚龍混雜，並無明晰的反對派綱領和反對派運動登場。第三，他們反對毛，肯定黨的政治傾向十分明確。故此，在延後抓捕四人幫和肯定毛的矛盾舉措之中，黨從中漁利，使得事情完全按照黨的意志發展。第四，在黨內關於改革的爭議中，胡、趙派（自相矛盾）並未組織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組織之；旋即，讓另外一個超強寡頭統治了以後的中國。這是人們在樂觀其成的抓捕行為以後，發現的一個跡象──人民，被裹挾在推倒四人幫的行為當中，成為抓捕合法性的來源──而這個合法性，正是讓黨代替民主程序的另外一個開始。

　　這個結束的開始，也是開始的結束。毛「反對走資派」的行動停止了，人民開始讓鄧「走資」──這個走資帶來以後的一切問題，災難和屠殺（六四）。這樣，和前此毛鼓動（讓）人民起義一樣，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的抓捕歷史之端倪從中覓出。我們稱之為「人民文革」讓位給「人民改革」──而「人民」如何如何，其實，就是人民被裹挾，讓鄧小平起來主宰他們的命運，以致改革做完「第二次掠奪」（公有制──私有制）後，「人民」，再次被推到邊緣狀態，這是抓捕的開始，也是抓捕的結束──是文革改變成為官僚特權經濟的開始──這個開始，如果說和毛有什麼關係，這個關係就是：鄧小平並不推倒四九年毛之易幟帶來的權力「正統」──只是這個正統改變成為利益的延續──因為權、利之間的分梳十分清晰：毛賦予權力／利之基礎；在此基礎上，鄧施行權力／利分配和再分配。一切，就這樣宣告結束了。這是所謂「粉碎四人幫」帶來的全部結果。當再爆發類似民粹運動、例如發展成為「六四」運動的時候，鄧認為，這是又一次文革，於是鎮壓之。故此，抓捕四人幫的真實結果和用意，就是要人民服從運動，而絕對不是朝向任何自由和民主方向努力。

　　俄羅斯普京之倒退模式

　　後鄧局面和毛之政治表面天壤之別，其聯繫要素，就是權力和黨治的一以貫之的所謂正統地位。抓捕「四人幫」成為黨（和黨內大佬葉、華、汪等）施行改朝換代的一種變通；這個變通，絲毫沒有更改黨主宰一切改革，一切法制，一切之根本。故此抓捕一事，不能給予過高的評價。其帶來的問題，遠遠超過要解決的課題。這些課題是，一，中國反對派運動之根本何在？是不是可以繼續依附在所謂黨內改革派的身上，而做所謂的皮──毛關係論，出讓真正反對派的政治權力。二，如果極權主義內部，根本不存在反對運動之政治實力，那麼，以後，所謂民主政治的制衡可能性，如何出現？也就是三，我們所謂戈爾巴喬夫模式，是不是會因為他們蘇聯本來就沒有政治反對派、政治反對黨，從而形成即便出現寡頭改革，其後之命運，還是因為沒有民主制衡的政治實力而導致戈式改革，轉位成為普京之倒退模式──這個模式，就是其「政權黨」凌駕杜馬和司法之戈氏所謂「俄羅斯沒有民主」（沒有司法，議會獨立於政府）之政治模式。（見其最近談話）

　　這是問題的關鍵。我們看到，俄羅斯問題的根本，就在於他們除去列寧的、托洛茨基的政治運作以外，所有的路標派、巡神派和赫爾岑，杜，車，別派，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反對黨，而是俄羅斯虛無主義分子的清談沙龍。這樣，事情發展到赫魯曉夫和戈氏，並未發生真正的改變。於是，一頭獨大，獨強，獨弱，獨在的改革，被普京輕輕一煽，隨即灰飛煙滅，而轉變成為另外一種俄羅斯獨裁統治──也就是索爾仁尼琴所謂其上層三百人之「惡貫滿盈」的統治。於是，俄羅斯的今天，是不是成為我們「人民改革論」、改革家的明天？換言之，如果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停留在所謂依靠葉帥、或是什麼帥來帶領我們改革、抓捕、變通──讓他們主宰一切，而不像一切的民主國家，一切的民主歷史，一切的民主變革那樣，「要為反對黨架起金橋」──那麼，我們最後就會看到，即便中國出現了戈氏式人物，他們，最終還是會回到俄羅斯式的普京模式而無其他──這個模式，就是所謂富人、黑幫、黨閥三行組合的民主膺品和自由偽裝，這是中國人民主自由抗爭又要付出的代價嗎？

　　天安門流血宣告了不幸的循環

　　我們在文革過去四十五年的時間裡，應該對所謂「粉碎四人幫」這件事情，給予重新評價。一個明確的啟示是，正確評價和回顧黨在易幟期間其建立「合法性」統治的各種手段和目的。在此階段，黨總會做出多少出軌和冒進的舉動。例如蘇聯、斯大林是建立東歐「聯合政府」之首創者。這個聯合政府，就是短暫容納共同反對希特勒的東歐非共產黨人與共產黨人一齊組建的政府形式，直到利用價值完結。這個方式被毛澤東照貓畫虎，為他所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再如，毛為了確立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要實行土地私有制於須臾。最後，他卻將之推翻。諸如此類。這就和鄧治前期，允許民主牆，允許某種社、資不爭，允許某種務虛和務實如出一轍。但是這種時期，稍蹤即逝。仍然歸於獨裁，鎮壓，要穩定……於是，所有粉碎四人幫，改革大開放等等禮炮花絮，都隨著天安門的流血，宣告完結。不幸的不是流血，而是那些隨著粉碎四人幫起舞至今之人物和派別。他們以為政治的「小陽春」就要出現，就要到來，他們說，現在是中國政治「百家爭鳴的前夜」，……救世主就要從天而降，解民於倒懸。天啊！

　　請問國人，這可能嗎？

中国何以没有阿赫玛托娃？！

中国何以没有阿赫玛托娃？！

刘自立

中国是一个诗国；从诗经、离骚始；这是专制主义文化大国定位文化，文明和道德大内涵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诗歌精神，来源于她的的诗歌土地和建筑，即反对皇权和受皇权呵护，抵制乃至摒弃之多项并存的复杂体制结构。这个过程延续了几千年。使得中国文明成为跻身于世界文明的轴心文明之一。这个过程，在20世纪出现极权主义以后戛然中止。三千年被对峙于几十年的毛统治及其他。二十世纪到来的另外一种文化表现是，就连西方也出现了使用极权主义语言和理据来反对所谓专制压迫的文学主张。这就是负面现代性猖獗的时代。在此时期，附和合法西斯主义的诗人如庞德等人，公然成为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叫嚣其纳粹、乌托邦的东方精神，日本精神和中国精神（要带引号）——另方面，以哈耶克等人为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庞德的丑陋行径予以严厉抨击（ “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其《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用一条小小的注释，对老庞可怜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以及他的对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所做的荒谬的否定，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见了无数诽谤密尔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且他们当中的第一人，庞德是这次战争期间从意大利发表广播演说的人。这或许是深有意义的。’”（刘自立 《庞德之所谓——读《庞德诗选/比萨诗章》）在中国，一种毛派知识分子叫嚣的文化批判论和文明中断论，将共产党执政与否定传统文化的轨迹一二结合，造成四十年代胡风等人的极左鼓噪，继而将此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后。中国朦胧诗的崛起，将此中断加以某种中断；但是，在其内容和形式（诗歌体制）的探索上乏善可陈；且与两千年辉煌诗歌榜样形成不对称的弱势朦胧——事情不止于此——六四以后，朦胧诗的全面退化，说明这个崛起先天不足，后天可鄙。现在，中国有没有诗歌，姑且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留待回答。

在此意义上，我们提出中国没有阿赫玛托娃的命题。这个命题和中国诗人今天的全面退化直接关联。这种退化首先表现在朦胧诗人主将的招安，和其他较次诗人对于中国民生和政治课题的执意回避和取巧。那种喊出六四抗争呼声的诗歌精神，正在被六四以后歪曲出现的解构主义，取消主义，生存主义乃至新左观点所取代。很多在外、在内的诗人业已投靠官方的观念，形成诗歌“纯文学”非现实的枉谈罔论，那就是，他们不再具备朦胧诗早期，倾向于冲击正统（中共）的文学和精神攻势，反倒成为各种犬儒主义，规避主义甚至投机分子的藏污纳垢之地，且在唱出现今所谓的“盛世之歌”以后，纷纷然导向无价值解构的虚无之乡和招安之地——这些跟在海德格尔身后的所谓精神、文字和主义投机者，真正成为海德格尔强调“人在”而导向“超人”现实的歌德者。他们的行径，是十分清楚的。在以诗歌无病呻吟的同时，拉开和中国现实的距离，甚至投向权贵和党阀，使得中国早期朦胧诗转变成为对于中国政治的0存在之真正朦胧载体。其中，语言游戏，价值戏谑和文字堕落俯拾即是，不堪入目。在此中国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呼声高蹈的民间抗争中，中国诗人，基本上置身于外，且对此现状发出扭曲和粉饰的不和协音。所有过于自我中心和将诗歌文本政治化的企图，呈现一种文学和政治比较关系的颠倒状态（政治化文学的精神路径之不通和文学非政治化的逃避路线之同样误导），使人不得不对俄罗斯诗人，小说家和音乐家的反抗世纪，倍加怀念之。那就是我们所谓的阿赫玛托娃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因为她们的文学精神的张显找到实际上的俄罗斯之政治路径，但是，这个相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天地之别，还是让人不得不反思其中的缘由和秘密。

这些秘密是，俄罗斯虽然缺乏政治路径可以反抗沙皇和专制统治；但是，俄罗斯反抗精神却始终在维护沙皇文化和抵制列宁涂炭文明之间性关系中摆动。这个摆动当然首选巡神派的精神上帝，俄罗斯上帝和彼得堡莫斯科第三第四罗马之追求；另外一面则是俄罗斯精神领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双面人角色：他一方面说，沙皇流放甚至处死他他是“罪有应得”；另外一方面却积极支持炸掉公爵的暴动行为……这个对于专制不能走向极权的担忧，成为老陀复调小说中最为精彩和深刻的内涵。故此，这个反对沙皇的观点，却是这样来发展和延伸的——索尔仁尼琴以揭露古拉格群岛证明了比较沙皇专制残暴万倍千倍的斯大林制度。故此，在此文人群像中凸现了这样一些人的存在；姆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梅耶赫德，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曼杰利什塔姆……我们知道，俄罗斯反抗精神的传统在此斯大林时期并未过去。众人皆知的、阿赫玛托娃写作《安魂曲》的故事——“早在苏联内战时期的1921年，同为著名诗人的丈夫古米廖夫在圣彼得堡被警察秘密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即被处死，年仅35岁，据说命令是列宁直接下达的。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又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35年和1938年两次被捕入狱。为了看望儿子，阿赫玛托娃不得不在探监队列中度过了17个月。

“儿子的被捕，成就了阿赫玛托娃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诗人将个人的罹难、民族的厄运和整个人类的罪恶与救赎融入诗句，以民间哀歌的形式，表达了大清洗中成千上万人的巨大悲恸。诗中写道：我呼喊了17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母亲下跪备受屈辱的意象，成为一位母亲肝肠寸断又无能为力的最后控诉。/“1935年至1940年写作《安魂曲》期间，阿赫玛托娃必须异常谨慎，她总是将诗稿诵记于心，然后毁去原稿，否则诗篇一旦被公开，她和儿子的生命都将岌岌可危。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也只是一部在民间秘密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而那时，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病逝已21年了。”（资料）据说，她是在看望系狱之子时被人问到：你，能把这些写下来吗？以后，写出这些诗歌的。类似的故事很多。但是，相比于此，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景致：“人民网西宁 8月8日电 今天上午，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隆重开幕。青海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等领导出席剪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骆惠宁分别致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吉狄马加主持开幕式。……中国的北岛等9位著名诗人走上诗歌节高峰论坛”……——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试问，阿氏会和镇压她和古米廖夫（被列宁枪毙）的日丹诺夫或者苏斯洛夫齐头出面任何文化类节目吗？这是一个可悲的信号。不管编辑什么诗集，你也要向外国读者老老实实地交待，在中国诗人圈子里、官方宣传圈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些诗人和鹰犬沆瀣一气的事例，比比皆是。那些共产党桂冠，也业所谓诗人桂冠一起，被扔入中国诗、政界这个大染缸。如果不行文于此真，此悲，此情，此景，且追问其中诗人大退化，大堕落的缘由，任何将他们这些枭小和屈原，李、杜比附的调子，都是很差劲，很无聊的举措。

俄罗斯精神贵族并未产生任何奴颜卑膝的实利主义投靠。不管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如何捉迷藏，穷于应对或直言敢谏（如，尤金纳，一位勇敢的钢琴家就直接写信，抨击斯大林是俄罗斯人民的罪人！！！……），让他们屈膝权贵，和KGB和俄共官员弹冠相庆，是万难可就的。就连斯大林的女儿也说——在接受采访时——“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电视台记者，斯韦特兰娜开门见山:‘您很幸运，我同意开口了。我一般不接受采访，记者们总喜欢添油加醋，乱贴标签，我不喜欢。我之所以同意和您聊，是因为您叫我斯韦特兰娜，另外，您很年轻。’/“采访伊始，斯韦特兰娜便声明她只讲英语。但是谈话中间，她常常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斯韦特兰娜说:‘我拥有美国公民护照已经30年了。我不想讲俄语。我一直憎恨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无论怎样，我永远都不会回到俄罗斯。我已经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有几重含义。一，斯韦特兰娜并不承认可以回到不曾改变的俄罗斯——虽然，后来索尔仁尼琴回去了，但是他坚持批判普京“恶贯满盈”——她的憎恶把苏联－俄罗斯区隔清楚，并未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二，斯韦特兰娜不是追述那些党内改革派和党内良心派，她否认俄罗斯这个制度，国家甚至民族之一部分人——这也和来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上帝论不尽同调；老陀徘徊于自由主义批判和沙皇批判之间——因为，就连索氏，也时时动摇于斯大林和俄罗斯之间。三，她更加不会和任何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握手言和。诸如此类，让我们看到了，虽然观点不一，态度迥别，主义更异之俄罗斯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所有领袖，不管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陀氏，托氏，果戈里，普希金；还是主张暴动和斧子的赫尔岑，杜，车，别，甚至是斯徒卢威，马尔托夫（列宁给他发放了逃离苏维埃的签证），普列汉诺夫（他的临终嘱咐之大明确，大反对于列宁），都是毫无奴颜媚骨之铮铮“道家”（道德家和精神家）。中国极权主义和俄罗斯极权主义辖下的知识分子性格，立场和骨骼之异，也是我们应该研讨的极权主义理论中应有之一节。这一节不作清理，很难发现和发展“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最终导向中国传统中非屈原、非离骚的负面因素，犬儒主义和招安主义。

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