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莽拔心终香草

宿莽拔心终香草
____读李慎之先生诗集《谨斋吟草》

刘自立

一


不日前和弟，和晓东兄，三达兄聚。三达赠他父亲李慎之诗集《谨斋吟草》，并题写赠辞。鄙授后，极悦。拜读。

知道李慎之、李伯伯写诗，很久了。初在文革中期，七十年代，一个晚秋。坊间议论陈明远仿制毛诗，流播一时。在王先生晶嶤府讨论此事。后李慎之来。王说，现在专家来了，可以一甄真伪。李坐下读之。顷刻间读毕。说，全部是伪作。

此事延宕四十年。有人又搬出此本。胡平先生说，也是伪作----陈明远作。（见其近期文章《从不唱红的温家宝与脱口毛词的薄熙来
》："薄熙来说：'我们敢于打黑，就像古人说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

"错了。这两句诗不是出自什么古人，而是出自文革期间流传甚广的《毛主席未发表诗词》。文革后查明，原作者叫陈明远，现在还活着，还没作古。"）。

又，知道李公熟谙古诗。王晶嶤楼下原沪上著名评论家王淑明说，李慎之知诗，起码（可记诵）三、四百首......

以后，陆陆续续拜读了李诗几种。后，九十年代中叶，一行人办《华人文化世界》。刊李诗。丁东说，李告曾经给刘克林写悼亡诗。他忘记了。我说，我记得。就给丁东抄写一份转交。

李驾鹤，天上地下，有诗为证，吾望三达编辑出版；三达当时说，正在编辑之中（含李公书信集子）。今天，此诗集面世。黄苗子题写封面。号谨斋----慎之，谨斋，似有隐义----其实我看，是一个反讽。李直言敢见/谏，秉笔直书，世间几几无人堪比。深度广度尖锐度，业已超过各种封锁线。三达谓，被暗制党内极右位置。怕不是空言。

李公去也。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石破天惊，孤忠凌云，无人出其右。虽然就像古代忠臣，似有里外冲决之势，又有内涵不展之忧。我们看过诗歌历史上很多似例远的，如屈原，苏轼；近的，如龚自珍，钱谦益......后者为寅恪大师既批评也肯定。因为他的承杜（甫），他的承明，加上反清复明之据----在南方号令郑成功义举，实和柳如是巾帼不让须眉共襄一德。这是寅恪继之歌颂其他红装之外之绝唱。李公诗歌文章，经国之大业也，也是这样一种坚守和突破，突破和回顾之感情体，意志体和矛盾体。李公是受恩周恩来之人。忠臣如何待之周恩来。是一个课题。我问过三达。三达说，他本来最后要写周恩来一篇。来不及了。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迹象。周恩来功过评价，海外似乎有高文谦定论，多是一种看穿之举。但是，周恩来之比起毛，是不是有些不同----我们谓之"弱"极权主义和毛之"强"之，是不是有些可比、可鉴之含义，是在争论的。比如，李公诗集中有他关于整个周恩来外交的诗歌记载和感触。李也写过关于中国外交史基本框定之文章。我谓，李公起了头，别人可以跟随之写。意思是，有一个证据、理据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虽然有时候偶然有反向凸现之迹象。比如，中国人支持越南人，就是一个很多矛盾体：1，美国"侵略"越南，美国人最终反对；华沙会谈后出现缓和阶段----继之老美撤出越南----美国人、越南人双双获得和平奖----继之中美媾和。中国侵略越南。于是2，中国支持、侵略越南，是非如何；或和美国同？3，越南问题日内瓦会议和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先后有李慎之，刘克林参加。三达说，外交部有三个客卿，一是李，李倒了，再是刘；刘倒了，是谭文瑞；都是燕大之人。近来，美国学人余英时写"燕京末日"，遗憾燕京被废。但是，周，邓外交离不开燕大人，可证。4，既然美国到越南去，不对；中国，苏联到越南去，也不对。外交史，该如何写？要新写。这是一种很大很难的课题。牵涉到后殖民定位；牵涉到全球化定位。等等。李公一举名震，固然有他五十年代参与中国外交历史，更是在九十年代，以其一文全球化问题和亚洲价值论之批评，又名远播也（当时中国知识人绝对尚未触及这个课题）。这是他涉及外交之术之诗，之文字记载。也算是一种比较孤呈野陌的文诗风格，而令人想起王国维之咏史二十首，堪做横移，纵向比较乎？俟下，可引之。

李公诗集开初一首是1941年。以后，就跳到58年。终结是在86年。是不是全录于诗此集，未问。可以说，刚才所说的李公得意之时刻，无诗。这是一种提示。国家不幸，诗人幸；诗人所幸，为国忧。其间，八十年代是新诗横行一时之年代。但是，我写新诗，李伯伯不以为然。他说，他是不堪/不看新诗的......新诗一事，本可多续，却在此不行。总而言之，新诗一般不能采诗庇史，现在更是唯躲避现实而不及；倒是我们所说，新古体诗在总揽中国现实，做到了关照现实中带血事实之直梳胸义！我们看到的李公诗集中聂甘弩称李公为奇人----自然人奇源于诗奇----这是一个褒奖。而正是陈寅恪，吴宓，聂甘弩，李慎之，吴祖光，邵燕祥们在继续中国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之主张，且代替了那些几乎没有灵魂的下体写作、朦胧无病而保存于是；于世。其情感爆发和慎思潜隐，在李慎之一代人里异、同于古代；这或许成为中国人文字含蓄，笔法春秋之谓----而也许，这正是艺术并不直抒胸意之所在----当然也就接踵于T.S.艾略特所谓反抒情和冷抒情----反抒情有抒情之反和抒情之隐，之蓄，之并，也不好说。古人写诗背景，不可以是非毕现，往往托古而制，却增进了背景叠加历史之纵深且文词用典有故，形成了诗的张力；而其立场和格调，也隐于历史之中而暗喻现实，抨击今天。这是勿庸赘言的常识。固然，古今赋格，不可类同，不可无变，无化，食古不化。固有言此条件者云----

"文辉于解诗之际，尤重'四慎'，以免诠释过度：诗人运典固贵乎今古合流之境，则尤慎古典与今典之同异，以免乎以古套今之弊；一生议论有常偶间出之别，则慎一贯之见与一时之兴之同异，以免乎以常灭偶之弊；选题咏物固以以小见大为能，则慎社会大势与个人殊遇之同异，以免乎以大蔽小、认家为国之弊；诂陈尤以诗史互证为要，则尤慎缘事而发之作与情辞相生之句之同异，以免乎以史灭诗、认文为质之弊。同异较量，内外互证，阐释循环，语境还原。考史注诗，当通会之际，乃臻尚友斯人之境界。"（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序）李慎之时代文字狱较之古代，当然严重得多。他只好隐情暗赋，胸意崎岖，却坐难不乱，意气风发，感中代思，典用精准，气场十足。这是他继承古人人格即诗格之主要地方。如果说，诗要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源头，李慎之深谙此道。但是，有一种超越和跳越，却不受此规此圆束缚，如，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死人更比活人香，如，坦克如今从东来（邵燕祥），如，赠君毛泽东思想（聂绀弩《赠小李》）,......谁能说他们秉谁、传谁？这是诗歌最高境界，最高涵义，最高笔法吗？

现在具体看李公诗歌。那首第二首是----

"三月十八日大会后 西便门外护城河边作 一九五八年

学道争奈入魔深，严谴何辞一身任。斩麻蓄艾成远略，断腕割尾期丹忱。宿莽拔心终香草，精卫搏石是志在禽。春寒乍破春潮急，欲拜东风泪满襟。
上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感赋。

"按：是日为大会宣布开除党籍之日"

----这就让人想起关于元稹之"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不展眉"......----之所以这样说，因是，元稹违背了他的诗证，不遵循鳏夫－鳏寡孤独之鱼之不开眼，而是早就再女再配----所以，李公此诗之反向纠结和力道，很能看见他的心中之反向之意义：宿莽香草，蓄艾远略----其实，是在就毛之改造背景咏其独立之志，自由之身（心证之何种斩麻蓄艾；何种之断腕割尾......）！

"蓄艾"之志，之制源于此乎？

----"懿本以高明中正，处上司之位，名足镇众，义足率下，一也。包怀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勋，遐迹归功，二也。万里旋前，亲受遗诏，翼亮皇家，内外所向，三也。加之蓄艾，纪纲邦国，体练朝政；论德则过于吉甫、樊仲；课功则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数者，懿实兼之。臣抱空名而处其右，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知进而不知退。陛下歧嶷，克明克类，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为宜以懿为太傅，赐九锡，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身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俏。"（《三国志》）原来，蓄艾乃是此读关键也？

宿莽香草，意之如何，据典"《楚辞*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唐*独孤及《垂花坞醉后戏题》诗序："道士张太和伐薪为堰，封土以壅浍，余亦命剃氏治芜秽而剗宿莽。"清*
史震林《高阳台》词："垄头宿莽堪哀，有青青细草，禁得霜摧。"/特指墓前野草。明*郑若庸《玉玦记*观潮》："不见射弩英雄，玉匣又陈宿莽。"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小梅》："至座有良朋，车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陵夷，则车中人望望然去之矣。"/借指死亡。明*屠隆《彩毫记*仙翁指教》："今朝握手江湖上，劝蚤晚抛尘网，朱颜暗里销，白发愁中长，你看今古英雄俱宿莽。"（资料）可见李公不信心死，不行草阉，能够自诗经而今朝，可以远古人而自勉。且宿莽，艾蓄说，面面真真，表现得镇定于史，不乱于圄；且笑对毛泽东之夹起尾巴做人之逻辑也。当然，也有欲拜东风泪满襟之唱咏，是替人垂泪，是为己垂泪乎！......是的，1958年是一种什么年代？开除党籍是一件什么事情？宿莽死，艾草亡？蓄志在，远略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


1958年是57年反右继续，且成为三面红旗，严重饥荒，千万人饿死之开头年。那个时代我们作为孩子尚记得除三害，（后来）学雷锋之荒举乱动。那个时期的灾难正在等待文革这个灾难。灾难等灾难，是国人的生活惯性。到了1971年，我们看见李慎之再操史笔诗材，力作再出。一直到关键年1976年，李诗不断，记录了历史，呈现了个体。做了对于各种问题之观察，感怀和批评。其中，还是和古人之制诗方式有些类同。那就是，一，他试图设立传统价值观且牵连当下实事予以勾连抒义，评价人事。二是，逃避现实，灾难之宗教暗喻和政治寓言结合于自，而尝诗于史，更有企高一为而达于形而上者焉。三，就是他继续古人清高怪澹，惟我独尊之佛家、禅式，以此寓大，言深，几乎就成了半个八大之哭笑成趣，言成谶禅之先（如，山登绝顶我为峰，叠嶂重峦眼底空----登山口占
读《有限与无限》。如，明知菩提本非树，著得天花便有苗----夜起
一九七一年。等等。）李慎之后来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辨正说；且有和钱穆，寅恪等同等之观点："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封建"一词不可滥用》）。故，自可争论。就像有人说陈寅恪有辩证法。也自可以争论。再就是，说寅恪是不是理念型式之支持者----而吴宓对此如何----本宗而言之哲学王产生理念说，又改何评？也自可争论......。我们说，这些观念之政/争，是体制之政的延续而非相反。所以，不单李公，那个毛公，不也是动辄李苏，再辙罗隐吗？毛一反叛后人言，"毛感动的不是唐诗宋词，而是代入了自己的唐诗宋词。"我谓之一语中的。这都是闲话。李1971年诗可引一二。其一是----

读梅叶《遗书》 一九七一年 岂同生死须臾坐，自缘平生结愿重。击破虚空非寂寞，袖椎来听夜半钟。

再是----

夜起 一九七一年 慧剑挥来未是削，中宵汹涌怒于潮。拗莲作寸丝难绝，捣麝成尘香更遥。心死肺肝犹郁勃，情痴魂梦自萦绕。明知菩提本非树，著得天花便有苗。

再是----

读郭著《李白与杜甫》竟 集定 句书后 一九七一年（录一首）

其二 作赋曾闻纸贵夸，天教伪体领风华。经生家法从来异，不看人间顷刻花。

再是----

四十九岁生一九七一年

无花无酒更无人，独立苍茫影吊形。 长城中坏到今日，沧海横流观我生。 生入玉门未有信，上穷碧落又何情。 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

从此说起。李公前此有诗云，"争传恩诏下九重"；"雷霆雨露总天恩"----继而马上就是"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对天恩一个嘲弄，解构和亵渎吗？其中的古人谢恩原则，马上迎来今人/古人的反抗原则，从而张显了一个历史框架中人的历史尺度和尺度之黜。这是比较完全没有古人情怀的那种秃兀更加多了一种内涵和变化----也是诗人重视史料而慧用使之，不尽然是谢恩原则体现那样干瘪。何况，即便存在若干古代"封建"原则，用之，比起简单化，庸俗化，形式化批判，其实更有对比，更有冲决，更有内涵。故此，在使用了也许是类似感恩原则以后，他马上转到我为峰一样的意志和胸襟----这个效果很似贝多芬交响乐那种对比主题----一个是，人文主义反对皇权的主题；一个是，人类被环抱于女神胸怀之上帝膜拜。这是两种胸襟和意志----李的这种纯粹人文主义，也许，也加上了某种八大山人的幽默和开拓----如，岂同生死须臾坐，自缘平生结愿重。击破虚空非寂寞，袖椎来听夜半钟。这个境界难道不会和八大的那些禅诗、五灯勾连同体，互为网络吗？据说，这就是西方人作为互文作用。也未可知。只是，这一点同。李，居然在毛时期，可以排遣，编排和驱使自我走向教义的某种寄托和解脱，其本身，也是对于红旗时期和毛歌时期，一个巨大的反差。这，甚至超过了朱耷对于前朝的反动和逆向。因为，清、明本一家，浑耷可于鞑？而李的这些诗，却是毛之框架以外的感情和思想。这是很重要一点。

再是，梅叶遗书，驰名中外----李横向持之以对峙毛时代，本身，也是一搏于毛----而西方文化对于李，自然感触于国，于家，于人----因为，七十年代，有一个读书热，暗涌于京，而萌动于国也。于是，这些西书入诗，也是一种现实，一种今天。此令人想起巴里门，意蒂老结，干部，一类西词如诗。一乐。慧剑，中宵。拗莲，捣麝----则完全是借故用今----龚自珍说，"清*龚自珍《又忏心一首》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此对----"慧剑挥来未是削，中宵汹涌怒于潮"。温庭筠说，"《杂曲歌辞*达摩支》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旧臣头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对"拗莲作寸丝难绝，捣麝成尘香更遥。"改了一个"灭"字为"遥"。再就是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明知菩提本非树，著得天花便有苗。"就无须说了。"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南朝宋鲍照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选色遍齐代 ，徵声帀卭越。"/钱仲联补注："徵，取也。"唐沉佺期
《李员外秦援宅观妓》诗："选客虚前馆，徵声徧后堂。"指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的徵音。《管子*幼官》："味咸味，听徵声。"汉
班固《白虎通*礼乐》："闻徵声，莫不喜养好施者。"（资料）至于说郭沫若李白杜甫说已传为笑柄，不必叫真。只是此类误读勘料，寅恪大师早有抨击（他不是说郭沫若而是说范文澜）----为冼玉清先生（所居琅玕馆，又名"碧琅玕馆"，）《琅玕馆修史图》题诗。"陈寅恪题七绝三首，其一：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其二：国魄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其三：千竿滴翠斗清新，一角园林貌得真。忽展图看长叹息，窗前东海已扬尘。玉清教授属题，庚寅大寒日，陈寅恪。（梁基永
《一卷琅玕翠墨馨:记冼玉清先生<琅玕馆修史图>》提出来就是----

国魄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

这里最后一首"一九七一年"，是悼念龚膨的----

读《人民日报》欣悉 大驾凯旋，感赋二律呈政  其一
汉家龙节过瀛海，要使天骄识凤威。一慧横空照夜破，万山呼雨待风来。即今骚雅无盟主，终古文章有霸才。弦断钗分纵长恨，竟遣清泪到泉台。
公奉使之期，据龚澎同志逝世恰一周年。安仁悼亡，奉倩神伤，定知有不能已于怀者。故去年驰书吊唁，无可言慰，唯请"节哀顺变，为国保重"而已。今特再申此意。

这里是李公个人意见。所以称之为龙、凤原在，钗弦今折----"他"，原来是要了另外一位"凤"----此凤，再有新龙合----此龙，比乔老爷大----造谣，造谣。呵呵。至于乔为骚雅，冠为盟主，华为文霸----更是个人意见了；乔为盟主，只是一个内政是外交延续课题；这个课题一解，乔人，乔文，乔外交，就都有问题了。何谈攀龙附凤也。倒是在意那时候台湾被抛弃，同仇敌忾，小不让霸，怨妇救国，于道于德，价值也，民主也；相对于乔老爷笑颠无态（于联合国），要更加令人敬仰！！！......不赘。


三


李慎之之一九七二年之悼陈毅诗，是一个历史记载，是一个时政观察。于当时，陈毅死，轰动知识界和干部界。毛参加追悼会，呈现一丝转机，甚至有人心鼓舞，万物复苏之象。其中可说是体制内寄托主义又产生大乐观。现在看来，这个观察不能不说是一种现实，是一种"理据"。现实是，毛主义文革民粹运动----红卫兵运动和打到走资派运动----使用造反有理，群众斗争----其实，不过年半即变，变成为体制内运动了。这个看法，主要凸现在陈毅死这个机会主义发轫之上。（后来，还有一个所谓鼓舞人心的转机，就是四届人大，周恩来组阁。也是体制内转换成周制内，更是令当时知识界，干部界欢欣鼓舞，不知所以。）故此，第二，看待陈毅死，可说，是毛放弃民粹主义一个明确迹象。三，文革主张毛之独裁，陈毅死，转换为几派平衡。也许，是一个独裁之反。四，这个政治倾向，为后来的运动走势，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毛可以平衡周帮－四人帮。五，毛体制内操作，甚至将文革引向中美媾和----成改革开放序曲----这是革命转换为资本之开始。六，周恩来体系非但不像杨晓凯等人所谓，欲使毛回到民粹（文革第一阶段），反而使毛接轨美国，放弃苏联，为邓主义大开绿灯。七，这一切，夸张而言，原自陈毅之死乎？......至于周，陈在外交部路线如何？人格如何？......近会陈家康后人（也是亲戚），言及于此，不能详之；但是，可以看看何方等人的回忆，可有一个判定......。李，当然和当时一切关注小道消息这类，在传播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感为发；其诗为证----

悼陈毅  一九七二年  汉营昨夜陨大星，九天哀讣下风听。山东猿鹤飘零尽，谁是安危社稷臣？

"猿鹤"典多。葛洪《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沙虫。"庚信《哀江南赋》据之：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于是，此间出现"山东"概念之歧义；这个歧义就是：肯定陈毅，还是肯定张灵甫？

此间匆录李公生日诗几种----凡从七二年始。

五十岁生日　 一九七二年　曾经四十九风霜，镜里头颅诧未苍。 入世无心远忧虑，献身有愿立刚强。  三生慧业销难尽，九死形骸老更狂。
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

（五十一岁生日　 一九七三年  难得金刚不坏身，偶拊髀肉只惊心。 百年已半阅今古，一事无成感鬼神。  渐觉知非兼知命，应能忧道不忧贫。
补天填海情未了，独对斜阳鞭影频。

五十三岁生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  怕看落日罢登楼，万里风生一叶秋。 天语诛心呼保义，人言销骨贾存周。 此时难得唯秦醉，何地方能避楚咻？
薄酒微吟遣永夜，不知涕泪为谁流。

五十四岁生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   回首苍梧云正愁，覆棋一局未全休。 曾经沧海鱼龙壮，已迷归程燕雀秋。 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
戴盆郁郁成何意，且向樽前摩蒯缑。

这些诗义正，情激，志远，意禅，字正，腔圆，心宇，胸博......极尽古人坐难不乱，澹定成竹之构，以发嘶古啸今之能事。是李诗里传播很多、很远之做也。诠释者当然非我可尽。愿意呈习之读也。从后排论之。"且向樽前摩蒯缑"----对：《孟尝君列传》："先生
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緱。"裴駰集解："言其剑把无物可装，以小绳缠之也。"金元好问《麦叹》诗："单衣适至骭，一剑又蒯緱。"明王錂《春芜记*访友》："愁覩青霜点鬢毛，蒯緱长夜气萧萧。"清方文《舟次裕溪》诗："羽檄飞金勒，商歌托蒯緱。"----"覆棋一局未全休"，对：刘禹锡：观棋歌送儇师西游
 长沙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谁能知。今年访予来小桂，方袍袖中贮新势。----更有关于以棋为经纬线，博弈如入局，以辟战场，以展帷幄；如，杜甫、刘禹锡，宋代苏轼、陆游、邵雍，而钱谦益谈棋论制，更是精彩绝伦----所谓"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后秋兴之三》以下，因郑成功之失误，钱谦益对复明事业已绝望，败局已定，诗中流露出悲观情绪。

"现举每组首联为例。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后秋兴之三》其四）身世浑如未了棋，桑榆策足莫伤悲。（《后秋兴之四》其四）起手曾论一着棋，明灯空局黯生悲。（《后秋兴之五》其四）棋罢何人不说棋，闲窗覆较总堪悲。（《后秋兴之六》其四）破碎山河惜举棋，斜飞一角总堪悲。（《后秋兴之七》其四）撼户秋声剥啄棋，惊心局外转伤悲。（《后秋兴之八》其四）三阵凋残御制棋，祖宗眷顾不胜悲。（《后秋兴之九》其四）毳帐喧呼夜赌棋，朝来剺面枕尸悲。（《后秋兴之十》其四）廿载光阴四度棋，流传断句和人悲。（《后秋兴之十一》其四）百神犹护帝台棋，败局真成万古悲。（《后秋兴之十二》其四）自古英雄耻败棋，靴刀引决更何悲？（《后秋兴之十三》其四）首句之'棋'和次句之'悲'紧密相扣，反复吟唱，似乎杜甫《秋兴》原韵已为明朝的败局和钱谦益的伤悲做好设计，令人读来不胜嘘唏。"（陈祖言《钱谦益围棋诗中反清复明的微辞》）这是不是李公所想，所设，自然不好决定之；但是，由此发抒，可以看见棋子棋局棋布之育含是多么丰富于中国诗词也。

"此时难得唯秦醉，何地方能避楚咻？----对：宋赵子发
人有纫兰佩，云无出岫心。扁舟来入碧涛深。坐见楚咻、儿女变齐音。但醉双瓶玉，从渠六印金。此时何处可幽寻。风定津头、白日照平林。/----对：李商隐，"咸阳宫殿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年秦帝醉，不关天地有山河。"----"偶拊髀肉只惊心"，对：《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六/梵行品第八之二》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   "复次善男子。波罗奈城有优婆夷。字曰摩诃斯那达多。已于过去无量先佛种诸善根。是优婆夷。夏九十日请命众僧奉施医药。是时众中有一比丘。身婴重病良医诊之当须肉药。若得肉者病则可除。若不得肉命将不全。时优婆夷闻医此言。寻持黄金遍至市廛。唱如是言。谁有肉卖吾以金买。若有肉者当等与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优婆夷寻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为臛下种种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李公尚有革命吃掉自己孩子之引；又，有还肉于母
还骨于父一类说法......。"三生慧业销难尽，九死形骸老更狂"，对：《宋书*谢灵运传》："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等等。可见李的思想之活跃，感情之丰盛，空灵之所在，慧也之有根。这是七十年代万籁俱寂，红黑满天时期的一种绝唱，妙唱和灵唱。难道不是？

五十生日诗尚有----

《后一日又作》 莫凭逝水感流光，五十年间得与丧。尽有英雄输竖子，何论风雨摧红芳。直空城府肝成铁，柔化文章绕指钢。沦落天涯得知己，拈花一笑抵千觞。



四，


接踵而至就是关键的一九七六年了。一月，周死。李多诗追悼之。含《周总理挽/一九七六年一月九号》，《一月十四日谒人民英雄纪念碑哭
周总理》，《一月十五日夜恭候 总理骨灰出人民大会堂》，《一月十六日再谒人民英雄纪念碑哭
周总理（三首）》，《挽天河奠一斛（六首）》，《清明节谒人民英雄纪念碑哭 周总理（三首）》，《沁园春 即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共七首。可算李公突兀之作也。周总理死，当时情形人不会忘，也不能忘。以后，对待周的看法逐渐演变，建成抛弃与否定之势。但是，历史不能窜改，真相无法枉顾。周毛之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千秋评价也不嫌多。因为涉及的观念和理想，价值和规矩实在深刻。我们粗鄙于此，也来时候诸葛亮。一是，当时对于周的大哭大悼，大悲观，实在是要对付那个毛。街头祭苑，室内广场，人心项背，春秋意起，其实是对着毛去的。二，国人悲观，无毛有周----不像其他国家无斯大林有赫鲁晓夫，无专制独裁寡头有曼德拉，昂山素季，国人没有----后来周恩来死，邓被四五运动后打倒，国人无邓不行？是不是这样一种无奈之举，之据？不好肯定。这个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李另诗所谓，"无花无酒更无人"也。三，李也好，笔者的父亲也好，都是周氅下用臣，不能不在圈子里挣扎一种价值，一种是非。李悼周诗歌是这样一种樊篱之内产物？自不待言；但是，这种产物是不是有着更为内在，知情，冲折和反戈之可能性？后来李的风雨仓皇给了答复。

四，这样一种来自内情的道理和话语，有着中国独有的话语风格和张力吗？比如外间不知道高岗事件，林彪事件，也不知道周－毛之间的真正内情。我们说周－毛死后缠斗宛若诸葛孔明和司马懿之续争，而导致司马懿败阵。周－邓加上叶－华拿下四人帮，是不是周－毛死后缠斗呢？五，李慎之写诗于兹，可用资源不是出自党史权料，那里没有美，没有善，没有真，所以，不管是悼念周也好，陈毅也罢，李诗只能借用历史，依据典故，多层对比，做兴比赋也。六，这是一种或可比较，或不可比较之事。因为所谓极权主义文化和专制主义、皇权文化、中国文化，并无对等向持之内、外存在。前者是文化之反之无空间，后者，创造了世界文化之"轴极文明"（见雅斯贝斯语）。七，这样，不管李诗如何摆动历史文化之船，她也若洛水之神"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督"......----历史不可能回到悼周（现实）诗国（古代）的那些原则和方式上去。

其实，不但李公习用古据于今，借此用彼----更有寅恪大师等直接以诗证史，一一对证而非理念总持，诗情画意，无病呻吟----这是寅恪不同于挚友吴宓之诗歌观念（可以争执），关键之处是，这种历史比喻和元持，产生了不仅仅是李慎之之诗歌－历史互文观点，就是毛泽东，也似乎备此习性。他据今，读史，颂诗，似乎古为今用，却是曲意邪说。这里，姑且只用两例；一是，他引用罗隐之诗歌《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其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犹为人知。其中缘故，固然，有毛读史料之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的一次战略或者策略更变。有记载说，"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资料）这是怎么回事？事情大致的逻辑/反逻辑，如此。

根据中共党史记载，林彪，江青在1967年公开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口号，实准备对付二月逆流（老帅大闹怀仁堂）之保守派。党案说，"７月２０日
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２５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７月２２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后发生武汉事件。毛直接受到威胁。鉴于外省并不具备动摇军队的文革基础，毛，只好转为让步于其实周恩来体系。这样，时局就转变成为如下情形。"８月７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８月２２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８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１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这就是所谓王关戚事件。

其实是，毛不能单方面作用军队之故，因为，政治较力，不允许他"抓军内一小撮"。于是，有了他对王海容唠叨罗隐。（这是一个明确的命运不济之例。佐证还有，笔者中学生，听风就是雨。并且演绎毛抓军内走资派观点，附会列宁取消常备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理论。云云。后被逮捕。也是在1967年8月。）

再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毛哭念陈亮词记载。"九一三"震动世界，打击于毛。75年夏，毛病颂宋人陈亮词，大哭。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毛派解释牵强附会，说是毛忧虑帝修反南北夹击，云云；不然。其实，毛是内忧外患，不能自己而痛，而恸。于是，我们简单分析这样一种古今比对，以古望今之法。一是，毛调制的政治，革命（后来，加上资本，等），与古代背景，环境，气氛，状况，条件迥异，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罗隐也好，陈亮也罢，都是"封建"之人；而毛是极权之人，无可比性。

二，毛营造的文革境遇，十分奇怪。他烧书杀人，一片红血，却时时事事事，总是古人云焉，诗词如是。这是一种唯有他读书，别人只好死的可怜悲惨境地。三，他读解的罗隐陈亮，三李几杜，都是和他的人性，时代，政治，境遇，风马牛不相及的遭际。那里，没有帝师合一；没有枉道从势；没有人定胜天......有的，只是君相治衡或者孔孟至上。虽然，涂炭之事往往发生，但是，亡国未亡天下（顾炎武语）。等等。故此，一切古今文人互文效应的考察，势必要还原一个切切实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在文革之毛时代去借读诗词歌赋，除去为毛是问，是非，是术，是用，岂有他哉。这是我们插进一段古今诗歌诠释的轶事旧闻。

见一，《周总理挽诗 一九七六年》----

广宇播哀乐，元良息存肩。初闻犹自疑，不觉泪入泉。竟绝苍生望，悬之天步艰难。黎元失怙恃，邦国恐惮残。禹域初板荡，殷忧启圣贤。功高开辟际，泽遍中兴年。乾惕席无暖，忧勤国以安。一朝弃天下，遗恨满人间。别有恩私感，难宣德施篇。九原入可赎，百死固非难。此意空咨嗟，彼苍终冥顽。飘零无哭处，肠断不能言。

见二，《恭候总理灵车去八宝山》----

"总理灵车去不回，人间万性有沉哀。九州野哭思遗爱，四海低心养德徽。匡复扶倾全社庙，回黄转绿御风雷。狂澜欲倒凭谁挽？如此河山未易才。

见三，《一月十四日 谒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一

疑奕奕中华史，如公孰比伦？乾坤存正气，天地有完人。不忍一家哭，能回四海春。恩波无厚薄，流泽到孤臣。

见四，《一月十八日谒人民英雄纪念碑哭 周总理》

其三，日月悔瞑气不平，绕碑万众悼英灵。百年遗愿岂虚事，午夜哀歌是怒声。永隔人天今异昔，能寒敌胆死犹生。何尝尽洗腥膻后，倒挽天河奠一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总理访波兰、匈牙利、苏联，在克里姆林宫面斥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余时在座。

（二）     一九五四年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力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尤以朝鲜问题最后一次会议上，揭露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震动世界，为我国外交史上光辉一页，余以"观察者"名义记其事。日内瓦会议会址在来梦湖边。

（三）     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上，总理协和万邦，高树反帝反殖大旗，实为第三世界运动奠定基础。余《亚非会议日记》记其事。会址在万隆覆舟山下，是山为活火山，岭上时有云气。

（下免）

总理死后，毛死。毛死后，抓"四人帮"。这件事情，现在又被提起。说是，现在也要抓个什么邦----唯独谁抓？抓谁？不得而知。但是，抓之主语，主题，主语，似乎和抓四人帮时期同，没人民大众什么事。这是一个宿命吗？前者，国无曼德拉，国无昂山素季，是为关键，漏盛无载。我们看到，这个无主语转态，每每为那些唱和无主语好者，留下一个空间。如果说，李公时期，可与无主语为伍，现在，却要持续维持之，肯定之，这些"谓语""状语"和"宾语"类人群，又该如何定位呢？我们说过，抓捕四人帮，只是一时之需，虽然，伟大----伟大，很快转为渺小----因为，主语之"殛者"们都成了权钱亿万大户，早就毛、刘一家了。李公时史诗，不可过责之。因为，当时有几人发现四人帮之后之邦，之权钱，之六四？就和上述悼周一样，现在和过去，两相比之，复夫何言。此录一抓四人帮诗----

《感事 揪出"四人帮"后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
付枕依稀闻晓钟，涉江残梦采芙蓉。十年吉纲禁千口，一夕虞廷殛四凶。往事问天都冥漠，半生忧国自从容，千门万户迎冬日，凝睇东窗一角红。

"一夕虞廷殛四凶"----对：虞廷，圣朝；明李东阳《揭晓后次韵答何穆之等》："极知君命如山重，亲向虞廷拜往哉。"明唐顺之《跋李怀琳书＜绝交书＞后》："大则虞庭、禹水、稷穡、皋刑以至
夔石、益兽，各致其能而相资以成治。"明何景明《寄赠张方伯》诗："行见虞廷咨岳典，共看商室济川材。"清陈确《柬同志》："今学者相聚言格致之学，穷极微妙，虽虞廷精一之旨，几无以过之。"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三："礼部之设，肇端於虞廷之秩宗，至成周设为春官，职掌始备，厥后时有因革。"盛圣之时，之世，果忽来也？果忽去也？无语。

四人帮毁后。李登临仙山（黄山），得诗二十首。诗集聚气轩昂，望壑临峰，主忧良筹，虽国事陵迟，碧蹄擒渠，今"端坐高台"，"气合大荒"。或有及世之治。尚得空灵之想。更备退道之反乎？遂集句之外得十九手之多之和山诗。见，十八；集句
 空山徙倚倦游身，流水池塘一观心。烈士暮年宜学退，阴符无效勿虚陈。  重游白龙潭，青龙潭观谁水，集定庵句。

对：空山徙倚倦游身----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原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定庵。（下同）

对：流水池塘一观心----何肉周妻业并深，台宗古辙幸窥寻。偷闲颇异凡夫法，流水池塘一观心。

对：烈士暮年宜学退（道）----西墙枯树态纵横，奇古全凭一臂撑。 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词赋笑兰成。

对：阴符无效勿虚陈----忽筮一官来阙下，众中俯仰不材身。新知触眼春云过，老辈填胸夜雨沦。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晓来客籍差夸富，无数湘南剑外民。


五，


七、八十年转换之间，李得诗也多。七八年得赠《北荒草》，悦而作，唱而鸣。《北荒草》者聂绀弩耳耶之诗歌全集。关乎与此陈章君有详细文字说明白。节录（文长，小体字，见谅？）
"聂绀弩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未学诗，并无师承，不意有人从舒芜那里看到我的诗，写信给我叫好；舒芜又和我不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

　　这位聂绀弩"不认识的诗家"，据舒芜先生《聂绀弩谈诗遗札》介绍，就是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曾在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76年，舒芜先生以聂翁《北荒草》油印本一册见示，我从未见过这样寓悲愤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捧读之余惊为绝世奇诗，为千古所未有，同时揣翁诗意，缀为二律，托舒芜转赠聂翁。"

　　李慎之先生不以诗名，他这两首《题北荒草》也鲜为人知，我从山东省委党史办离休干部侯井天先生编撰、印数仅一千册的《聂绀弩诗全编》附录《读者通信》中抄录出来，供读者欣赏。
　　　　一


　　　　绝塞穷荒百首诗，咸酸苦辣几人知？
　　　　微微爝火摇风动，隐隐春雷入想痴。
　　　　安得嚼心同嚼蜡，可堪含泪更含辞。
　　　　死生明暗春来际，刺破鬼天笔一支。

二

　　　　越是穷愁越放歌，风流自比郑元和。
　　　　楚天风雨摧兰蕙，北海鲲鹏笑网罗。
　　　　十九年归公老矣，三千界坏佛如何？
　　　　吉诃德与拉施德，一样骑驴笔胜戈。

　　诗末有李慎之自注：'余则以拉施德策疲驴，涉流沙，终传一代信史，尤为勇也。'另：郑元和，元人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越是穷愁越放歌'的风流秀才。吉诃德是大家熟悉的小说中的人物，聂绀弩诗中曾自比吉诃德'敢战风车千百回'。拉施德是十四世纪波斯（今伊朗）政治家、史学家，曾历尽艰辛，历时十年于公元1310年编著成《世界史》，世人赞之为信史。这两首诗中，李慎之先生将聂翁穷愁潦倒之际历时十年写成的一册《北荒草》比作拉施德的'一代信史'。

　　这两首诗韵律工严措词雅致知人论世字字千钧。如'死生明暗春来际，刺破鬼天笔一支'；'十九年归公老矣，三千界坏佛如何？'更是别具深意，引人深思。（十九是概数，如苏武牧羊十九年，晋文公流亡十九年）。

　　聂绀弩收到李慎之的赠诗后，作《赠李慎之》诗，也托舒芜回赠：
　　　　文思殆尽十年牢，摘句寻章能者劳。
　　　　岂我诗真千里足，叨君马赏九方皋。
　　　　风流人物今推李，天下英雄旧姓曹。
　　　　何日病情容小可，邀君枉顾到东郊。

'风流人物今推李，天下英雄旧姓曹'一联化典入诗，几近口语而且谐趣横生，令人莞尔。似此举重若轻之妙对是聂绀弩一大"绝活"。此联也可看出聂绀弩对李慎之的敬重。

　......聂、李二位自从1977年5月经舒芜介绍见面后，聂绀弩又作一诗赠李：

赠李慎之
　　朝因奇识惊翻地，暮以狂言吓破天。
　　遣史驱经才八阵，呼风唤雨已千年。
　　有酒无酒莫逢公，迅雷易响耳难聋。

　　聂诗虽被公认为'奇诗'，但他的《聂绀弩诗全编》538首诗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格律严谨的七言律诗，五言诗、绝句、词作、古风等只占少许。这六句"赠李慎之"诗可谓奇中之奇。奇诗赠奇人，可惜，聂翁这六句'赠李慎之'的奇诗，李慎之当时并未收到。李慎之随舒芜拜访聂绀弩不久，聂翁在致香港高旅的信中说："京中有名慎之者，颇多奇语，前几天赠他六句诗。"而李慎之1998年4月1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我并未收到此诗，且慎之名极为普通，因此不敢冒认，而我只见过聂公一次，是由舒芜介绍并带去的，当时四人帮凶焰犹炽，自谓不敢狂言高论。不过刚接舒芜来电，据他推断，名慎之者虽夥，但他所知与聂老有交往的'京中慎之'，只我一人。此诗仅有六句亦颇奇怪，或者聂公并未寄出，或者虽寄出而我并未收到'。（《聂绀弩诗全编》）"
（陈章《聂绀弩与李慎之的一段诗缘》）

其中所说 "慎之者，颇多奇语"云，本集收录。（慎之此二诗注解，本在诗句段落之间，不是另辟再章。说明。）但是，未可其详。故帮助读君周全一次，引上文。这是聂，李两人诗坛佳话，不可不载也。以后，进入八十年代之李诗。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年代；只是乐观短命，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右派鸣反之时，就又盖盆，蔽天；吉网，文难。这是一个简单的注解----至于八十年代究为何物？可能要讨论下去。单纯说，是一个希望和失望并存，民间和官方共举之朦胧年。再是，"民间"之所谓，其实，只是虚晃一枪而已；就如上说，并未产生真正之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老方（励之）是不是曼德拉，是不是素季？难说。他在的时候，只是呼吁官变而非民反；他走了，并不带走一片云彩----也未留下之（就具体操作而言，精神遗产留下了）----这是一个悖论：走，还是不走？第二个悖论是，他是一人，还是领袖？如果是一人，救他之事，就是一人之事----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并不反对个体主义和个体抢救----但是，所有个体主义之载体，不是个体主义，是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体主义。三，美国人救一个人，是救全中国人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但是，美国在具体层面上，还是只是救了一个人。四，所以，大局而言，美国人是首鼠两端的；他只是救一个人，两个人，而已。五，所以，得出一个小学生也能懂得的道理。中国人，只有自救，才是救众，救民，救国。一个人，可以跑来跑去，跑到任何安全地点。十三亿人，不能这样跑，也无法这样跑。等等。于是，八十年代，李在考察了南斯拉夫以后，就面临中国如何得救，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在寻思南斯拉夫改格/革之时，也有内涵需厘。就是，铁托之"人民自治"，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所在报社国际部主任原来是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他后来谈及李慎之，说，他访问南时，非常活跃，席间走动，谈资甚丰。李在新华社一度教英文，又是燕大英文授课出身，英文可好。所以，这是一个可贵的记忆----邓，是不是可以照搬铁托主义？这个课题，要另辟文径。只是简单而言，铁托之人民自治和他的一党独裁和官僚辖属，本身，就是矛盾----虽然，据说那里改革前，苏崩前，是民福国穷；但是大潮一来，铁托主义不要说了，就连南国本身，也分崩离析。所以，李访问南斯拉夫本身，是当时国家，客卿，学人探索改革之前路。该如何估价之？

于是，李公有诗政讨论于此；且勾连其他国家之访问----回到了五十年代他的遂周访问之余音----也是他展现国际问题眼光之徽照。见，《访南杂诗》 一九八一年

其一有"求法西行古有人"；其四"羊公碑下堕泪人，不是无端哀怨深。四字仪型千载在，公而忘我为斯民。"对：孟浩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其五"漂风一夕入秋惊，海立天倾雨复盆。老去刘朗豪气在，中宵支枕听涛声。对：苏泂
望关河、试穷遥眼，新愁似丝千缕。刘郎豪气今何在，应是九疑三楚。堪恨处。便拚得、一生寂寞长羁旅。无人寄语。但吊麦伤桃，边松倚竹，空忆旧诗句。文章事，到底将身自误。功名难料迟暮。鹑衣箪食年年瘦，受侮世间儿女。君信否。尽县簿高门，岁晚谁青顾。何如引起。任槎上张骞，山中李广，商略尽风度。......

又，接近诗集尾声，李有诗寿胡乔木。见，《国际儿童节寿乔木同志七十华诞 一九八二年》
七十樽前不称翁，典型一代仰宗风。文章命世笔犹健，书剑成功心尚雄。返日挥戈气郁勃，行舟逆水意从容。儿童令节同欢夜，一盏葡萄寿我公。

复，《自贡三首》 其三有"三十年重来老刘郎"；或许是多意。父亲当时和李，和谢（韬）同在曙光中学就学，任职。李返之有感，在预料中......。诗集后尾有《李慎之自述》。谓"......我是一个胆小鬼。"是说他"不敢写什么文章"。后来他终于敢写，且一写龙虎吟，不做鸟雀鸣也。

也谈一谈左、右分野

也谈一谈左、右分野


　

（北京）刘自立

　



　　左、右之争来自希腊的原始民主，僭政和王政。柏拉图认为其中王政比较符合文明和良制；僭政和民主不过是过渡式政治形态。英国革命时期之议会至上论——主要是下院主导势头左右了民党和保皇党，但是，即便是下院之中，也分野新潮和保守两种势力。法国革命，更是摇摆在左、右之间，直到最后拿破仑独裁——复辟派掌权，乃至最终结束了专制。唯独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排除了左、右两翼的摆动，使得左翼势力完全操控了政治权力。但是，这个操控方法论，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之间，又具分野；希特勒依靠西方民主程序上台，继而消灭民主；毛则利用“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既掌权，又夺权，形成新一轮与俄国革命不同但性质比较相符与之的民粹主义革命。这样，在考察20世纪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时候，区隔毛的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同，成为人们思考包括俄国革命和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楔入点。于是，我们所谓左、右翼分野从此谈起。毛革命是不是左翼革命，他最后联袂美国抗衡苏联，是不是右翼倾向，适成一问。我们认为，在这个课题上，区隔左、右翼之绝对分别是非常困难的。毛之喜欢美国共和党，说明（他自我坦白）他喜欢右派；这就预示着邓的某种“中式右翼倾向”（中国模式）；而毛的所有政治资源来自左翼哲学则无疑问。这样，左、右翼对于毛主义的定位发生较为复杂的甄别。有什么尺度和标准可以定位毛主义之政治派性呢？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革命之制度建设与否的课题。

　　这个课题原自革命之复辟论和创新论。换言之，左翼革命之基本诉求就是没有制度诉求。这个判断，也许过于绝对而引发争论。但是只要人们仔细察验，这个判断，基本上不会离谱。因为，这里发生制度建设和传统坚守这两种考验英国革命的基本测试。我们看到，在基佐的英国革命之著作里面，他基本上排除了革命创新论——虽然，他也认可革命时期的某些新潮创制，一度影响大众。但是，英国革命之制度诉求完全依赖旧制度和保守派——因为，基佐认为，一向以来西方世界之几种基本人类诉求和制度，是由这个诉求的人事和载体予以创造且施行完成之；这些诉求包括私有财产，自由人身，上帝信仰等等；而创制和坚守这些原则的是皇家，贵族，资产者和人民；这些人远在革命之前就完成了这些人权原则的制定（如，《大宪章》等）——这些诉求并不是产生于革命之后，而是产生于革命之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说明（请见基佐《英国革命史》——恕另再详）。于是，英国乃至西方之右派特点，就是依赖这个原来就存在的旧制度（含革命企图恢复之），施行对于停止和延宕这个制度，实施保守主义的打击和革命，使之重新回到旧制度的，几乎是与史俱来的自由恢复上去；且对于毁坏和毁灭这个制度之人事和政治施行革命——这也就是“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关系（托克维尔）。这是包含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一切西方现代主义之前之革命的基本考量和定性。这个现象说明，西方政治深深扎根在此保守主义和右翼倾向的哲学指向之中。故此，在此意义上说，西方价值论之历史渊源，来源于右翼。这是十分清楚的（政治）逻辑和（历史）哲学；而西方之“右翼为美”，为确的传统审美，也为此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撑。

　　即便如此，西方左翼势力并不因此就会消弭；相反，左翼势力就像魔鬼附着上第那样，同样成就着西方的文化。民主，最初，当然就是左派的一种制度选项。希腊民主之消灭苏格拉底，就是这个左翼民主（加民粹）的范本——而僭政（近似专制主义）和王政（近似开明君主制度）都是在和民主的博弈过程中发现和发展了西方文明——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基本上赖自希腊僭政一类专制主义文化和文明。这一点，人们似乎不能接受，但是历史使然，历史已然——在经过希腊雅典之两万人民主试验后（见希罗多德《历史》），西方人并未推出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坚守后雅典时期的，以保罗为首的经典宗教传播，且逐渐建立了教皇与皇权制衡的古代专制之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绝对是右翼倾向者掌握的一种政治架构。如果说十五世纪英国革命并无多少左翼色彩，那么，启蒙运动带来的绝对真理论和反对圣经（摩西）论——则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左翼哲学登台伊始的、反制度架构之革命的开始——这个架构的政治建设和革命发动，据说，截止于耶拿战役之拿破仑价值确立论和“历史结束论”——但是，为此欢呼左翼势力就此消灭的人们，很快就看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是对历史结束论的解构。在此意义上，左翼势力开始发效于右翼制度论，且从此开始他们没完没了的批判——含武器的批判和（提供）批判的武器——也就是，要更改希腊原则以来的批判基础和批判方法——这个势头最终（？）也许见诸德勒兹对于耶稣和希腊哲学的彻底否定。但是，无论是德勒兹，还是德理达，他们那些批判的武器，并不能带来武器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建构或者解构西方传统价值论和政治学。这个政治学的元素，依然起源于希腊民主。其中，主要之多数选票原则，并不能因为后人（托克维尔）主张保护少数而被消泯。这就是西方价值论和民主论之恒久不灭，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作为新左派或者什么派，他们可以说出一万个批判的左翼理由，却无法简单说出一个提问：你用什么取代三权分立？

　　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左翼直到现在还在拥护巴黎公社（见最近巴黎十万人游行纪念公社事宜）。但是，如果让公社代替自由，恐怕无法实施于“法”（法国与法律）。这是毫无疑问的结果。于是我们回到现实。毛主义最后在世界上提到巴黎公社——那时是1960年代——如果把今天的巴黎纪念暂且排除。于是，对于毛是不是左翼的争执，一部分来自于他是不是要施行公社原则。……可惜，毛就连一分钟也没有施行普选（据说是他的公社原则的明白无误的主张）。于是，左翼之毛的左派行径受到严重质疑——含，当时的人们对于毛之文革初期，似乎走到极左又于回转的担忧和批评（杨小凯等、含笔者当时观点——那是1966－67年的时事分析……）。简而言之，毛之左翼极端主义，在是不是要施行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露出破绽。说明他不是真正极左原则的守护者。很快，毛的民粹主义发动后退到他的“清理阶级队伍”之右翼原则上去了。这是毛左右摇摆，首鼠两端，投机取巧之诡异做法的回顾。毛是一个极端左派的看法，被他的极端镇压之极端右翼的做法取代了。人们很少看见这一点，并且无知地认为毛是一个真左派。其实，毛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一个政治流氓。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绝对右翼，那么，他应该杜绝民粹主义发动，祸国殃民；如果他是左翼，那么，他应该彻底颠覆他自己的“皇权”，就像杀死理查和路易十六者流那样；这当然是一个妄想。

　　故此，毛的左翼、右翼之两面面孔都存在，也都不存在。这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说明，所有民粹主义发动者，从马拉到列宁，从涅恰耶夫到本.拉登……他们无一不是左派的始作俑者和后来之右派的历史集权者，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包含着左、右两翼的转换和解构/结构里面。说他们只是主张一种观点，民粹观点和左翼观点，是不对的；他们这些政治流氓绝对不是伏尔泰这样的原则坚守者。人们看到，在1972年（？）毛变成美国右翼政客的朋友；这个转变的深刻性质，来源于毛本身就是一个右派；他对于革命和人民的号召和认可，全部为伪。这里，我们就此提出一个逻辑判断，毛既然是排中律的违反者，他又如何不是人们常说的左派呢？我们说，我们并未否定排中律——毛依然还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左派。何以如此说法？因为，毛和一切左派的特征，一如前说，他们是一伙不知道如何建构政权的革命者和破坏者；因为，他们排除了政治传统之制度来源。这里，毛当然排除来自历史的和希腊的民主（他反对言必称希腊）；也排除了中国历史上相对之制衡元素尚存的君相制衡制度（——可参见钱穆之关于唐代几省部门之权力相对论）。换言之，毛之破坏政治架构的做法，一个，违反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原则；二是，破坏了中国历史上的相对制衡论。于是，毛在此意义上彻底沦落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左派——这种左派和一些左、右合璧的独裁者可烩一炉。需要指出，这里，中国无法象英、美、法那样通过革命，回到“旧制度”；中国回到皇权相对论，是一个严重值得商榷的课题。

　　那么，说明这些历史和哲学迹象所谓何故？当然是为了解析今天。我们说，作为彻底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的颠覆者，毛是左翼；作为彻底的极权统治者，毛是右翼；但是，毛的右翼性质完全让位给他的左翼性质，因为他的统治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统治，就是左翼统治（注意，考察标准极其简单，看其是不是三权分立。）那么，西方今天的和昨天的左派是不是一度支持毛和“河蟹”与之？是的。但是，这里又有几点不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左派并不颠覆制度——当然不能包含格瓦拉等——但是他们批判制度。二，近代以来，所有西方知识分子都批判制度；但是，他们全都不颠覆之（！！！）；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含第二国际中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们最后皈依政治主流，脱离左翼；虽然他们今天的变体，似乎尚存此种色彩，却可以忽略不论。三，马克思要颠覆之。于是，这里出现了制度层面的意义和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说明了以下一些迹象和特征；世界上分梳左翼政权和右翼政权。而现在，中国执政者既然是解构三权分立者，他们就是左翼政权（含古巴，朝鲜等）。这是一个基本考量。因为，从革命论，可以续上推理：革命，是要执行制度恢复，制度建设，制度创新，还是废黜制度，是考验革命是不是合法的尺度，简直可以说是唯一尺度；毛，列宁和斯大林没有这个制度建设；他们破坏在此之前的沙皇制度－克伦斯基制度和皇朝制度－民国制度，所以他们是“反革命者”。换言之，革命是要诉诸“社会解放”还是制度重建，是衡量革命合法性的关键。毛背弃历史，毁灭文化，抛弃传统（当然也抛弃君相制衡和封驳臣权），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罪人。所以，毛的政治制度无建树和（他的）社会大解放，完全是一场浩劫。

　　换言之，中、西历史上一切革命的合法性标准，来源于不单是社会解放，还必须是政治革命。这里表达的历史分析是，一切社会学领域的批判，可以表达于韦伯，孔德，帕累托或者托克维尔的资本主义批判；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知道批判的基础，是要维护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取而代之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马克思开此先例，创造出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由斯大林和毛这样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操持之，变异之，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主要是阿玛亚.森所谓专制＝饥荒二兼论）。这是一个最为简单而严厉的判断：如果你施行所谓社会革命，社会解放，而严重缺乏制度层面的延续（甚至创造），那么，你的社会革命势必变成社会压迫，社会解体，社会消灭——也就是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这个奴役的形式，就是因为他没有形式（包含他的文化消灭论和文化膺品式……）——而最终的原因是，毛和列宁消灭了沙皇－克伦斯基，满清－民国这样一种亚民主亚专制的政治建构，转向他们的独裁和极权——还需注意，这个世界上在20世纪以前，没有极权主义。所以，一切文明和文化问题，在此之前，多少可以忽略政治考量之，因为，正是那个制度创造了从荷马到贝多芬的人类专利。这是一个绕有兴趣的课题——民主时期的文化创造似乎衰退于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而极权主义是绝对没有文化，也没有文明的。文明消灭论，是随着文化消灭论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毛的左翼政权没有文化及其根基；现在，后毛时期的左翼/右翼政权，同样没有文化根基（也就是我们所谓“改革无文化论”）。因为，毛也好，邓等也好，他们定性政权的毛左性质，决定了他们现在并不预备启动民粹，而只是强调极权维稳的反左翼性质。这是人们务必要看清楚的——换言之，我们说，那些幻想毛之左翼群众，只是看见毛虚以尾蛇的社会公平和社会解放伪饰，而看不见他的极端右翼的镇压性质，掠夺性质和“反民粹”性质（文革民粹主义从发动到截止，时间仅仅一年左右），是乃对于所谓社会解放和公平的误解——这种“解放”和“公平”就是禁锢，就是压迫。因为，（重复而言）他不使建成制度层面，施行政治解放。须知，这是一个明确的社会学话题：政治建构，不等于社会解放；反之也然；而后者不试建制，那么，“解放”，就是虚以尾蛇，归于禁锢和窒息。这是非常清楚的历史，非常清楚的现实。于我而言，毛派人群可以分析。毛派人群中那种解放诉求和对于现今社会的批判，是可以存在的——并不因为现在的事件，可以否定其存在——但是，如果毛派人群不知道要在社会解放的意义上，加入政治建构的因素，而胡乱幻想毛的类似文革，类似巴黎公社，类似人民国之存在，也有制度，也有法治和人权，那么，他们就是一群愚人；而“愚人颂”（见伊拉斯谟《愚人颂》）里面对于这样的反智者，有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分析——这是对于伏尔泰绝对理性和绝对真理的反拨。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此打住了。

吴宓、陈寅恪诗歌观分梳浅析

吴宓、陈寅恪诗歌观分梳浅析

刘自立

新诗自五四始；而新文言体新古诗则远自五四；有一说，开始于黄遵宪；这个分水岭说，可以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则说的是，关于一般而言的史实由诗和以诗求史——这个由陈寅恪大师再提昌之观点——这个观点自然含及寅恪大师所谓古文运动之“文起八代之衰”之诗歌－之小说方法和写实精神。也就是一诗一事，一诗一念。这个观点，在寅恪关注钱谦益注释杜甫诗歌之采诗庇史观念中，得一继承。于是，诗歌求史之观念，是不是就是看待诗歌内涵乃至中国文论、史材观点、倾向之唯一观念？这里，吴宓先生有他自身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正好与寅恪观点不一而补。一般而言，吴、陈不分，历史和政治态度乃及文学史学，无以分伯仲；但是，他们的诗歌观念还是不同。何以如此说法？可见吴宓诗歌集子里面和他的《空轩诗话》中每每论证的观点。这些观点，不讲就一诗一史，而讲究诗歌之柏拉图精神。柏拉图精神何谓？就是总体观念大于具体观念。这个共相说的内涵世人皆知。简单诠释之，就是一般而言：狗，这个观念大于黄狗，白狗，黑狗等等具体之狗——而这个狗之观念被拿到人这里，就产生很大麻烦——人，在总体论中，就是：抽象人（比如后来经过卢梭和马克思发展以后）如，人民，无产阶级，新生产力代表，诸如此类，就大于赵钱孙李……这样，所谓阶级，代表和人民，产生了抽象的人之0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他们不代表，不能代表和僭越了赵钱孙李。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个逻辑的历史和历史的逻辑是这样演变的：最早，由柏拉图特定一个抽象之概念，总体之概念；再有卢梭就此概念发展出一个总体概念（含文化和法律意义上的总体论：普遍意志——再有马克思加以异化之，由他发明无产阶级可以代表历史发展，可以领众立法，可以打倒一切……）这样，从希腊传承的民主精神和没民主载体，就附带出后在全世界出现的专制（僭主统治）和极权主义（柏拉图＋卢梭＋马克思）。这是一个令人瞠乎其目的历史异化荒诞论。于是，拣视这个诗歌观念如何到达吴宓先生的言、耳之中，且写于笔下，产生和寅恪大师诗歌观念之具体精神之有异观点，凿实可以商榷一论。因为，这里牵涉的两个课题，如何分梳，也是值得探究的。



我们说，吴宓观点，绝对不是让柏拉图主义完全架构于政治之柏拉图身上。这一点务必说明。但是，文学－政治间性课题如何析明，也是值得我们绝对注意的选项。因为，世界上没有没有政治的，历史的（甚至经济的）文学；却有没有文学的政治，经济。这也是人们考量文章标准和史材诗笔的一个环节。第二，所谓文学中使用绝对主体精神，和一般意象或者抽象概念，又绝对不至于等同于政治总体论。这是务必要讲清楚，说明白。三，这样，如何考量文学－政治（历史）间性，可以简单而言：其实，文学还是注重寅恪先生之具体化人文主义；这个解法在政治学里面，叫做西方之个体主义；简单说，文学注重大于政治，历史，经济甚至文化大概念的“个人”——因为这样的个人，可以在价值层面上颠倒政治和历史的原则——比如，为德国妇女遭受苏军和法军强奸，而杜撰一种貌似公允的小说和电影——就像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美军士兵滥杀无辜事件和美国自由观念之间，每每产生价值间文学－政治的反差。这样的反差，在文学看来，是美军残杀无辜，妇孺之绝对有罪——在政治看来，这是一桩偶然的、个体的、不代表的、非价值（载体）之事件。当然，我们正常读者更加关心纳粹屠杀和美军拯救之间的一般历史和正面史实。这是两种观念、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分梳考量。三是，这个文学和政治的灰色地带，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在二战之前之西班牙内战期间，毕加索和洛尔伽与邱吉尔，佛朗哥，斯大林之间的混淆，也产生混淆的文学政治价值。等等。回到主题。这一种名大于实的观念。这个观念导致柏拉图撰发他的理想国精神——乃至这个精神一直可以传达到现代作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我们看到，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帕穆克，就是这样的观念持有者——他的大作《我的名字叫红.》之“红”，就是这样一种类似抽象观念和俱象观念的集合。（——“紅色是物質與精神兼具，世俗而又神聖的色彩”。而寅恪之“素娥”，“红袖”；白、元之长恨歌，会真记，又何尝不是？……）（资料）。这样，我们直接观察吴宓先生于柏拉图，于抽象，甚至于宗教观念，信仰间之诗歌哲学。先从他的宗教观点入手——吴宓诠释曾国藩曾孙女曾宾荪诗歌节（《空轩诗话》）中有一段重要自白，说他的哲学人生观——“诗中（曾宾荪诗）‘炉火烛光依皎日’句，盖喻言每个人之感情（炉火）及理智（烛光）极渺小微弱，但其源皆出于上帝，上帝有如皎日，其光热为无穷大，无穷久。是故人之辛苦致力于理想事业，所谓殉道殉情者，皆不过表扬上帝之精神，执行上帝之意志而已。然沧海不择细流，泰山积自土壤，苟能持此信念，则既不至：



“（１）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因自私虚荣而忮刻争竞，亦可免（２）由于一己之孤危失败，而遂感觉诸种努力为无益无补，前途全成黑暗也。易言之，宓深信宗教与上帝。所谓宗教，乃融合（一）深彻之理智，（二）真挚之感情，信所可信，行所当行，而使实际之人生成为极乐。上帝者，即兼具无上之感情与理智之理想的人格，其光热力命皆为无穷大，如皎日为一切炉火、烛光之来源及归宿也。曾女士为坚诚之基督教徒，故有此毅力，有此信心。即宓生平辛勤致力之事，（如《学衡》、如《文学副刊》，为《碧柳》，为海伦等。）亦由宓内心（虽不具形式）宗教之观念，上帝之信仰有以致之。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斩之力量，实来自西方。（注者——下划线为自立加）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宓秉此以行，更参以西人之注重效率之办事方法，以及浪漫文学、唯美艺术，遂有为《学衡》，为《文学副刊》；对碧柳，对海伦之诸多事迹。惟然，故友朋中真能了解我者极少。”这里，显然而然的提示就是，“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既然是柏拉图，既然是新约，自然产生和他所谓白璧德主义产生纠集；这个纠集就是，人文主义和宗教主义之间的分合异同。首先说一。柏拉图预言过西方宗教必然走向一神教；二，柏拉图之总体观念和上帝与人——这样一个后来所谓马丁.布柏之人－神伦理论之间，说人文主义之“人”之唯此唯大，就不准确了；是人，该绝对对神负责。三，这个也是中国人精神伦理哲学中的阙如和蒙混；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有神－人伦理论。四，故此，援此西洋信仰说，吴宓视野似乎较之寅恪秉承传统，秉承中国，有了一些不同。（？）



但是，这个宗教伦理说如何适配中国之诗歌据史，个体事件乃及整体与个体关系？是一个有待严考之问。我们就此进入吴宓之具体的诗歌观之柏拉图论。他说得明白，“古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夫诗与史实皆极耗费之事业，盖牺牲许多时间、金钱、精神、物质，结果仅积得一丝情感，一点经验。写以妙文丽词，纵能惬心合律，亦不过寥寥三五句，区区数十字而已。亚里土多德谓诗著普遍，而史记特殊，故诗高于史。由是以言，诗比史更重归纳，更严选择，则诗比史尤为耗费多多。然惟其耗费至极，乃诗之所以最可珍贵欤？吾今之意，盖谓诗之所以耗费，不在其作成一篇之时力，更不在排印诗集之工本，乃在造成诗人情感经验所需所耗者至于如彼之钜。”（《空轩诗话》）这是他诠释照录之“海伦”凫潘式之诗后议论——
一个海伦，一个碧柳（吴吉芳，是他空轩的记载主将，最重视的现代诗人之一。）但是，赞美“亚里土多德谓诗著普遍”之余，宓却在凫诗《拾煤核诗》看到寅恪大师之以诗庇史料。这是绕有趣味的事情。因为笔者同样感动于拾媒核，故此照录如兹——



（空轩云：“外此凫公所作，予最喜其《拾煤核诗》（相比于《七德舞》，《卖炭翁》……——自立）。此诗作于民国二十年冬，（时在北平）《序》云：‘故都举火，多碾煤令碎，调以黄泥，团之如荔枝，名曰煤球。贫者岁暮往往就富人墙侧，搜其烬余，积而燃之，俗呼曰拾煤核。慨焉兴悲，为诗云尔。’）诗云：‘雪漫天，风撼壁，朱邸沈沈临道侧。绣围暖护玉楼人，蝶台花娇正无力。弃煤委地出香厨，屋后贫娃来拾核。褐衣不掩胫，俯行雪满脊。承筐是将，爰罗爰剔，旋拨残灰抉碎石。远视茫茫但一白，蠕蠕渐近分形迹。自言大雪无人争，喜气轩腾动颜色。我行前致辞：适可而止君其归。贪多忘却北风烈，肌肤冻破爷娘悲。呜呼！辽东雄县称抚顺，本溪湖水明珠润。铁索凌天星斗高，钢机凿地雷霆震。谁令拱手事虾夷？十万为奴食残烬。（原注：本溪湖煤矿，乃露天撷取，可知蕴藏之富。劳工皆上著也。）往事伤心汉冶萍，开滦更仰英人。天之锡我何太丰，我自不臧天所忿。东倭举国肆狂氛，痛见炎黄血霜刃。墙根拾核未云悲，忍说他时无一寸。覆巢安望卵能完，一例朱门会同殉。江草江花句尚新，杜陵忠骨久成尘。时危空负干坤大，我亦长馋抗饿人。’此诗语意沈痛至极。”于是，寅恪之元、白，少陵、昌黎，钱、柳之史，之诗，和这首宓择，成为与寅恪诗观史才之一统；而宓则有新发现于一种宗教和抽象范畴。其实，这二者或可二兼并合也。为了给读者之吴，之陈，我们也援出寅恪以诗采史之证。“他（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说，‘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更是寅恪诗歌观点的写照：钱－陈写照，是也。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启示；至于寅恪是不是宗教，信仰，抽象和柏拉图——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令辟之。



中国人，中国诗人是不是可以世外桃源，为之以纯，纯文学，非政治？显然不行。吴宓，寅恪，不行；空轩提到的那些诗人如萧公权，梅光迪，胡先骕，不行，更何况于
于右任，梁启超，王国维……近来，余英时先生对汪精卫诗词再版作序言之，说寅恪也对对日和解颇赞同，且有文字列证。对日战还是和，令人想起寅恪大师关于唐人战和两派分析。庙谟休兵与否，成为唐朝走衰趋势。中日战和，关系重大。那时有不战，缓战，战与不战之说。再，日本人，德国人玩殖民主义于后殖民时期，本就不是好运。中日之战，是世界格局变化。中日决定在次，主要是美国时代崛起，日，德宿命不免。所以，老蒋坚战，英明，正确；汪精卫，至少是错误的。寅恪先生等在此课题上不是睿算。汪，更不在话下。故此，蒋百里持久战，正确也。此为体外话。只是想说明，即便兆铭，即便胡适，也不是政治测算大师——诗人一事，也在不逃政治（甚至战争）影响之中——也算以诗求史，史证诗词，概莫例外。我们看到，吴宓和寅恪之间的诗作唱和，都是史实的某种写照，记于寅恪诗集和吴宓诗集之中。笔者看到吴宓古今中外之大诗人视野；虽有其友吉芳君对他的诗歌的弱处和不畅，做过率评，道出批评（都见《吴宓诗集》）。所以，寅恪诗歌高出于宓，是不争的事实。另处，余先生说，“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註，《陈寅恪诗笺释》”，值得注意。（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此诗全文如兹：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或：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其中“一局收枰胜属谁”，当然令人想到寅恪之钱、柳史实，诗材，认知里面钱谦益南明抗争，庄周说剑之典故。钱，棋诗弈咏甚多，备几十首。以弈谋略，号称预为帅，而不能取代郑成功，黄毓琪……也。所以有“楸枰小技，可以喻大”说——这里兆铭也是这样类比于棋数。（可见《柳如是别传》及鄙作《天上素娥原有党》文。）当然，棋谕诗很多。网络上都可以查到，截至清期，就有吴伟业，有袁枚，等等；更早，自然更多。是一种惯常写法。汪用此道无异。棋是政局，诗是历史，人是命数，不在话下。这还说明了诗歌－文学－政治－历史之间的分合，契阔，这比就政治说政治，就文学说文学，来得视野、胸襟、心思之广大宽容。更多内容，读者可以捋读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作品于书纪。另外，余英时先生早年诠释、争论、辩护寅恪诗歌与一个讼棍之史事，早就是坊间关注过的公案。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北京曾有出售。“这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现在第三次增订刊行，我想略述书成的经过，并对先后关心过它的朋友——包括相识与不相识的——表示我的感谢。”（余英时《陈寅恪研究因缘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书成自述〉）
文学、文论，且祖，且宗；政治、历史，可古，可今；而诗歌解读，随着时间、事件、背景的延伸和纠集，势成增值，多义文本。也是传统、现代乃及后现代接受，诠释美学之一部分；只是对于中国人，中国诗人，这样的结构和解构不能等同于西方人，西方文本而已。


附录——

写好此文，又读到有文绍述寅恪大师关于柏拉图主义的文章，现在结合吴宓大师有关与此的文本做一个参照。

以下是文章摘录：“大陆学者包括季羡林、周一良等教授在内，常谓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法。他们所谓的辩证法，实即“唯物辩证法”，意在牵引陈氏以提升其说，而王君别有所见，认为陈氏实有取于柏拉图的“辩证法”，于论辩之前，先提“假设”，以期在论辩过程中能有一超越、由当下的论题或现实而进入抽象之“理念世界”（页88），并指出陈寅恪“虚者实之”之说与柏拉图意识形态有相互证发之处，如在《柳如是别传》中的一段论述：“清代曹雪芹（1719-1764）糅合王实甫（1620-1336）‘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1550-1617）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页95）陈先生于惊叹之余，对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实有些误解，按柏拉图所谓“意识”（idea）与“形态”（form），乃一物体之“真实”（real），而此“真实”可有众多之“虚影”（Eidole）。若以美人为例，则无论柳如是或林黛玉，以及南安道院之小姐或广州学宫之秀才，皆美人意识与形态之副本。故抽象的意识与形态为“真”，个别之美人无不为“虚”，恰是“实者虚之”。陈寅恪又言：“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按英文字Eidos，古法语作idole，希腊原文作ειδωλοο，拉丁文作īdōlum,
皆“形象”（image）、“表象”（appearance）、“副本”（insubstantial
forms）或“幻想”（phantoms）之意，并非真实之“理念”，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敝见以为，陈先生固不取“唯物辩证法”，亦未深娴柏拉图之“辩证法”；若然，则王君论陈学，力求从柏拉图的意识形态学说而立论，处处上溯柏拉图的“辩证法”思想和“理念世界”，恐怕徒劳而无功。”

（汪荣祖《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法吗？》/注：此处讲到王君是指撰著《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的王震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