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一谈左、右分野

也谈一谈左、右分野


　

（北京）刘自立

　



　　左、右之争来自希腊的原始民主，僭政和王政。柏拉图认为其中王政比较符合文明和良制；僭政和民主不过是过渡式政治形态。英国革命时期之议会至上论——主要是下院主导势头左右了民党和保皇党，但是，即便是下院之中，也分野新潮和保守两种势力。法国革命，更是摇摆在左、右之间，直到最后拿破仑独裁——复辟派掌权，乃至最终结束了专制。唯独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排除了左、右两翼的摆动，使得左翼势力完全操控了政治权力。但是，这个操控方法论，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之间，又具分野；希特勒依靠西方民主程序上台，继而消灭民主；毛则利用“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既掌权，又夺权，形成新一轮与俄国革命不同但性质比较相符与之的民粹主义革命。这样，在考察20世纪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时候，区隔毛的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同，成为人们思考包括俄国革命和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楔入点。于是，我们所谓左、右翼分野从此谈起。毛革命是不是左翼革命，他最后联袂美国抗衡苏联，是不是右翼倾向，适成一问。我们认为，在这个课题上，区隔左、右翼之绝对分别是非常困难的。毛之喜欢美国共和党，说明（他自我坦白）他喜欢右派；这就预示着邓的某种“中式右翼倾向”（中国模式）；而毛的所有政治资源来自左翼哲学则无疑问。这样，左、右翼对于毛主义的定位发生较为复杂的甄别。有什么尺度和标准可以定位毛主义之政治派性呢？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革命之制度建设与否的课题。

　　这个课题原自革命之复辟论和创新论。换言之，左翼革命之基本诉求就是没有制度诉求。这个判断，也许过于绝对而引发争论。但是只要人们仔细察验，这个判断，基本上不会离谱。因为，这里发生制度建设和传统坚守这两种考验英国革命的基本测试。我们看到，在基佐的英国革命之著作里面，他基本上排除了革命创新论——虽然，他也认可革命时期的某些新潮创制，一度影响大众。但是，英国革命之制度诉求完全依赖旧制度和保守派——因为，基佐认为，一向以来西方世界之几种基本人类诉求和制度，是由这个诉求的人事和载体予以创造且施行完成之；这些诉求包括私有财产，自由人身，上帝信仰等等；而创制和坚守这些原则的是皇家，贵族，资产者和人民；这些人远在革命之前就完成了这些人权原则的制定（如，《大宪章》等）——这些诉求并不是产生于革命之后，而是产生于革命之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说明（请见基佐《英国革命史》——恕另再详）。于是，英国乃至西方之右派特点，就是依赖这个原来就存在的旧制度（含革命企图恢复之），施行对于停止和延宕这个制度，实施保守主义的打击和革命，使之重新回到旧制度的，几乎是与史俱来的自由恢复上去；且对于毁坏和毁灭这个制度之人事和政治施行革命——这也就是“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关系（托克维尔）。这是包含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一切西方现代主义之前之革命的基本考量和定性。这个现象说明，西方政治深深扎根在此保守主义和右翼倾向的哲学指向之中。故此，在此意义上说，西方价值论之历史渊源，来源于右翼。这是十分清楚的（政治）逻辑和（历史）哲学；而西方之“右翼为美”，为确的传统审美，也为此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撑。

　　即便如此，西方左翼势力并不因此就会消弭；相反，左翼势力就像魔鬼附着上第那样，同样成就着西方的文化。民主，最初，当然就是左派的一种制度选项。希腊民主之消灭苏格拉底，就是这个左翼民主（加民粹）的范本——而僭政（近似专制主义）和王政（近似开明君主制度）都是在和民主的博弈过程中发现和发展了西方文明——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基本上赖自希腊僭政一类专制主义文化和文明。这一点，人们似乎不能接受，但是历史使然，历史已然——在经过希腊雅典之两万人民主试验后（见希罗多德《历史》），西方人并未推出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坚守后雅典时期的，以保罗为首的经典宗教传播，且逐渐建立了教皇与皇权制衡的古代专制之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绝对是右翼倾向者掌握的一种政治架构。如果说十五世纪英国革命并无多少左翼色彩，那么，启蒙运动带来的绝对真理论和反对圣经（摩西）论——则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左翼哲学登台伊始的、反制度架构之革命的开始——这个架构的政治建设和革命发动，据说，截止于耶拿战役之拿破仑价值确立论和“历史结束论”——但是，为此欢呼左翼势力就此消灭的人们，很快就看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是对历史结束论的解构。在此意义上，左翼势力开始发效于右翼制度论，且从此开始他们没完没了的批判——含武器的批判和（提供）批判的武器——也就是，要更改希腊原则以来的批判基础和批判方法——这个势头最终（？）也许见诸德勒兹对于耶稣和希腊哲学的彻底否定。但是，无论是德勒兹，还是德理达，他们那些批判的武器，并不能带来武器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建构或者解构西方传统价值论和政治学。这个政治学的元素，依然起源于希腊民主。其中，主要之多数选票原则，并不能因为后人（托克维尔）主张保护少数而被消泯。这就是西方价值论和民主论之恒久不灭，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作为新左派或者什么派，他们可以说出一万个批判的左翼理由，却无法简单说出一个提问：你用什么取代三权分立？

　　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左翼直到现在还在拥护巴黎公社（见最近巴黎十万人游行纪念公社事宜）。但是，如果让公社代替自由，恐怕无法实施于“法”（法国与法律）。这是毫无疑问的结果。于是我们回到现实。毛主义最后在世界上提到巴黎公社——那时是1960年代——如果把今天的巴黎纪念暂且排除。于是，对于毛是不是左翼的争执，一部分来自于他是不是要施行公社原则。……可惜，毛就连一分钟也没有施行普选（据说是他的公社原则的明白无误的主张）。于是，左翼之毛的左派行径受到严重质疑——含，当时的人们对于毛之文革初期，似乎走到极左又于回转的担忧和批评（杨小凯等、含笔者当时观点——那是1966－67年的时事分析……）。简而言之，毛之左翼极端主义，在是不是要施行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露出破绽。说明他不是真正极左原则的守护者。很快，毛的民粹主义发动后退到他的“清理阶级队伍”之右翼原则上去了。这是毛左右摇摆，首鼠两端，投机取巧之诡异做法的回顾。毛是一个极端左派的看法，被他的极端镇压之极端右翼的做法取代了。人们很少看见这一点，并且无知地认为毛是一个真左派。其实，毛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一个政治流氓。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绝对右翼，那么，他应该杜绝民粹主义发动，祸国殃民；如果他是左翼，那么，他应该彻底颠覆他自己的“皇权”，就像杀死理查和路易十六者流那样；这当然是一个妄想。

　　故此，毛的左翼、右翼之两面面孔都存在，也都不存在。这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说明，所有民粹主义发动者，从马拉到列宁，从涅恰耶夫到本.拉登……他们无一不是左派的始作俑者和后来之右派的历史集权者，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包含着左、右两翼的转换和解构/结构里面。说他们只是主张一种观点，民粹观点和左翼观点，是不对的；他们这些政治流氓绝对不是伏尔泰这样的原则坚守者。人们看到，在1972年（？）毛变成美国右翼政客的朋友；这个转变的深刻性质，来源于毛本身就是一个右派；他对于革命和人民的号召和认可，全部为伪。这里，我们就此提出一个逻辑判断，毛既然是排中律的违反者，他又如何不是人们常说的左派呢？我们说，我们并未否定排中律——毛依然还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左派。何以如此说法？因为，毛和一切左派的特征，一如前说，他们是一伙不知道如何建构政权的革命者和破坏者；因为，他们排除了政治传统之制度来源。这里，毛当然排除来自历史的和希腊的民主（他反对言必称希腊）；也排除了中国历史上相对之制衡元素尚存的君相制衡制度（——可参见钱穆之关于唐代几省部门之权力相对论）。换言之，毛之破坏政治架构的做法，一个，违反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原则；二是，破坏了中国历史上的相对制衡论。于是，毛在此意义上彻底沦落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左派——这种左派和一些左、右合璧的独裁者可烩一炉。需要指出，这里，中国无法象英、美、法那样通过革命，回到“旧制度”；中国回到皇权相对论，是一个严重值得商榷的课题。

　　那么，说明这些历史和哲学迹象所谓何故？当然是为了解析今天。我们说，作为彻底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的颠覆者，毛是左翼；作为彻底的极权统治者，毛是右翼；但是，毛的右翼性质完全让位给他的左翼性质，因为他的统治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统治，就是左翼统治（注意，考察标准极其简单，看其是不是三权分立。）那么，西方今天的和昨天的左派是不是一度支持毛和“河蟹”与之？是的。但是，这里又有几点不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左派并不颠覆制度——当然不能包含格瓦拉等——但是他们批判制度。二，近代以来，所有西方知识分子都批判制度；但是，他们全都不颠覆之（！！！）；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含第二国际中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们最后皈依政治主流，脱离左翼；虽然他们今天的变体，似乎尚存此种色彩，却可以忽略不论。三，马克思要颠覆之。于是，这里出现了制度层面的意义和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说明了以下一些迹象和特征；世界上分梳左翼政权和右翼政权。而现在，中国执政者既然是解构三权分立者，他们就是左翼政权（含古巴，朝鲜等）。这是一个基本考量。因为，从革命论，可以续上推理：革命，是要执行制度恢复，制度建设，制度创新，还是废黜制度，是考验革命是不是合法的尺度，简直可以说是唯一尺度；毛，列宁和斯大林没有这个制度建设；他们破坏在此之前的沙皇制度－克伦斯基制度和皇朝制度－民国制度，所以他们是“反革命者”。换言之，革命是要诉诸“社会解放”还是制度重建，是衡量革命合法性的关键。毛背弃历史，毁灭文化，抛弃传统（当然也抛弃君相制衡和封驳臣权），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罪人。所以，毛的政治制度无建树和（他的）社会大解放，完全是一场浩劫。

　　换言之，中、西历史上一切革命的合法性标准，来源于不单是社会解放，还必须是政治革命。这里表达的历史分析是，一切社会学领域的批判，可以表达于韦伯，孔德，帕累托或者托克维尔的资本主义批判；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知道批判的基础，是要维护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取而代之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马克思开此先例，创造出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由斯大林和毛这样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操持之，变异之，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主要是阿玛亚.森所谓专制＝饥荒二兼论）。这是一个最为简单而严厉的判断：如果你施行所谓社会革命，社会解放，而严重缺乏制度层面的延续（甚至创造），那么，你的社会革命势必变成社会压迫，社会解体，社会消灭——也就是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这个奴役的形式，就是因为他没有形式（包含他的文化消灭论和文化膺品式……）——而最终的原因是，毛和列宁消灭了沙皇－克伦斯基，满清－民国这样一种亚民主亚专制的政治建构，转向他们的独裁和极权——还需注意，这个世界上在20世纪以前，没有极权主义。所以，一切文明和文化问题，在此之前，多少可以忽略政治考量之，因为，正是那个制度创造了从荷马到贝多芬的人类专利。这是一个绕有兴趣的课题——民主时期的文化创造似乎衰退于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而极权主义是绝对没有文化，也没有文明的。文明消灭论，是随着文化消灭论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毛的左翼政权没有文化及其根基；现在，后毛时期的左翼/右翼政权，同样没有文化根基（也就是我们所谓“改革无文化论”）。因为，毛也好，邓等也好，他们定性政权的毛左性质，决定了他们现在并不预备启动民粹，而只是强调极权维稳的反左翼性质。这是人们务必要看清楚的——换言之，我们说，那些幻想毛之左翼群众，只是看见毛虚以尾蛇的社会公平和社会解放伪饰，而看不见他的极端右翼的镇压性质，掠夺性质和“反民粹”性质（文革民粹主义从发动到截止，时间仅仅一年左右），是乃对于所谓社会解放和公平的误解——这种“解放”和“公平”就是禁锢，就是压迫。因为，（重复而言）他不使建成制度层面，施行政治解放。须知，这是一个明确的社会学话题：政治建构，不等于社会解放；反之也然；而后者不试建制，那么，“解放”，就是虚以尾蛇，归于禁锢和窒息。这是非常清楚的历史，非常清楚的现实。于我而言，毛派人群可以分析。毛派人群中那种解放诉求和对于现今社会的批判，是可以存在的——并不因为现在的事件，可以否定其存在——但是，如果毛派人群不知道要在社会解放的意义上，加入政治建构的因素，而胡乱幻想毛的类似文革，类似巴黎公社，类似人民国之存在，也有制度，也有法治和人权，那么，他们就是一群愚人；而“愚人颂”（见伊拉斯谟《愚人颂》）里面对于这样的反智者，有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分析——这是对于伏尔泰绝对理性和绝对真理的反拨。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此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