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和冒牌

毛派和冒牌


刘自立


毛派是什么？学界定义也许简单。就是极权主义加民粹主义，再加上反资本主义。从这个定义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今天的毛派不是毛派，是假货、是膺品。何以这样说，人们会问，乌有乡众可是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啊。是的，这里暂且同意这个说法。问题是，乌有乡众一旦和政权中人合流，于是问题变型，成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反对资本之毛派和掌握资本之毛派，合流。这是关键。从这个现象观察，一切可以这样解释，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业已被宣传机器鼓动起来，走入一条胡同、幽巷，让这些享受毛主义理想之人，现在悄然变成支持权贵资本之人。于是一个辩证法，就真的变成变戏法了。
人们奇怪，北京重庆公园里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众人，何以对此资本和毛派合一的举措，无知无闻呢？这就是权贵们封锁信息的手法成功之例。因为，权贵们打出毛派旗号，是要遮蔽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家族主义的。而老百姓，只是在幻觉毛主席反对权贵的梦想中，歌舞寄托之。诗云，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老百姓们之所以忘性极大，就是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极权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民粹主义；他们只是觉得，托出一个幻觉，还是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这就是“选择性记忆”对于百姓和官方双方需求的满足。
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反对毛派中人，之所以不太得到毛派拥护，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观点，来对待另外一个错误的观点。他们说，权贵资本主义，要比没有资本主义好。这种观点则会激怒那些赤贫或者半赤贫者。这是毛派民粹主义的基础。从“人民革命”到“人民文革”，毛派，就是这样施行民粹主义的——但是，反对毛派者、拥护权贵资本的说法，则有跑到极权主义之资本主义这条道路上，使得他们完全脱离毛派庸众的真理之嫌。这就是一部分拥护权贵者，说权贵资本比较没有资本要好者，他们，敌视拥毛派——这个敌视，使得中国的事情，两面都错。
毛是一只死老虎。他所以被激活，恰恰因为他的资产和遗训，启发了那些反资本主义者的热肠；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毛，其实倡导“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资本，更非无特权——他们和5、60年代的西德，日本都有极为有限的贸易往来，以满足最低限度的资本需求——这个资本主义，当然，还称不上资本流动；但是，也绝对不等于0；看看他们保留香港的各种需求……。反而言之，如果资本主义变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能量和成本最小的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得以崛起的资本主义；是极权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政治双模式的一统。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里面，是不是可以容纳民粹主义呢？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说，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物两面。民粹主义，就是造就权贵资本主义和极权资本主义的起义军，造反派。等这个造反派，为权贵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改换了旗帜，由打天下，变成了坐天下；对不起了，先生们，我们的极权主义，就要代替民粹主义了——这个转变业已在49年后清清楚楚（文革，也是这个打法；消灭造反派；等用完他们）。试问，这样的毛革命和列宁革命，人们真的忘却了吗？他们从打天下，变成坐天下的发迹之路，难道国人就真的忽略不计吗？人们常说，历史是不接受教训的；事实则是，中国人，好像都得了健忘症，并且病入膏肓。
现在，无论是毛派，还是（一部分拥戴权贵反对毛派）反毛派，都在各自的阵地上，为反毛和拥毛提供假证据。他们或者主张摒弃资本（如果说有健康资本的话）；主张毛派的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或者，干脆支持某个资本中人——而主张反毛者，对不起，我，就直接支持资本主义、特权主义和中国特色。他们说，现在，要紧的不是看住今天进屋抢掠者，而是要逮住历史上、几十年前的抢掠者；这样，才合乎一种与时俱进之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不追究今天而把眼光放到过去和未来，“只对”那些历史盗贼施行清算。这叫作抓住主要矛盾，云云。这可真是新一种历史眼光和新历史今天说。我们说，这就是狗熊掰棒子主义。
于是，人变做鬼，热心肠，变做假大空，健康之体腔，变做肠癌病变，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难以澄清。我们说，毛派的是是非非，还是要还原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你可以制造一种毛派幻觉，但是，你不可能拿出马克思主义建制的任何砖石，以启动制度大厦的建造；因为，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除去造反，老马，一无是处。不久前，和一个青年人对话。他说，他，一支持毛，二，拥护文革……我问他，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建立一种制度，让人们可以看得见，摸得找，以提供政权和国家可以遵循的体制模式？他说，那，就是巴黎公社。我听后，差点背过气去！我等受毛之欺骗，在十五、六岁时期崇拜之巴黎公社空梦，今天，居然还是让比我当时几乎大了十几岁者拥戴，读者诸君，你们说，惨不惨！巴黎公社，正是因为他提不出建制，所以惨败（含其他多种因素。）
历史，起码在中国人这里，显得十分脆弱和空虚。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宣传，哪怕是一碗掉渣的臭豆腐，也会有人对此顶礼膜拜，“古道热肠”。呵呵，说什么巴黎公社就是文革精神；说什么文革就是惊呼热中肠，人鬼变型记，民主试错说，真理证伪论，……都是毛主义真谛；不但二十几岁者如是说，六、七十岁者如是说者，也可以千万记也。所以，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市场；极权主义在中国有市场；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市场；坏资本主义和无制约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有市场。故此，现在的中国不是百花齐放，而是败莠和毒草遍地；负筛选和负鼓噪，震天动地，不可收拾。何以如此不堪？就是一句话：极权主义宣传让人变成鬼子；资本主义利欲，让人变成傻子；而诸子登科，唯不见价值普世主义出来纠错。如此一来，国人还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其实，如果反面思考，说，在这样一种宣传，资本和宗教都被和谐之国里面，老百姓可以有真理，可以有信仰，可以有历史，常识和真理，那，反倒是匪夷所思了。这里的课题是不是启蒙？有谁来启蒙？这些主动者类，是我数頱的毛派、还是（拥贵，拥权）反毛派？就要说说清楚。不然，让他们来启蒙，那就不是启蒙，而是封闭和封嘴裹脚布，臭气熏天，窒息人命了！我们最为困惑的难题，就在这里：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民间，是在如何演变？他们是在演变成为人鬼一半的资本殉葬者，还是演变成为民粹－极权主义之吹鼓手和伴舞者——中国人，是要回到毛主席“一个资本家”那里去，还是要拥戴一个特权大家庭治理下的新奴才群体中去……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研究的老课题，也是新课题。老在，如，希特勒也是权贵资本；但是，他反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而现在这些人，反而从之，是什么主义也可拿来，也可放弃的。对这些人，你如何办？……

《纵览中国》

拉登死后中美关系又会如何！

拉登死后中美关系又会如何！
    ——对一种观点的回应(补充版）
  
 刘自立
　

    有一种观点现在忽然流行起来。说是拉登之恶之消除，产生了忽略中国之恶的势头，使得打击拉登的努力转变成为对美国的经济削弱，从而使得中共崛起——换言之，这个世界不该过分动用资金打击拉登甚至萨达姆，而是应该不枉准确打击中共之战略目的。
    其中，他们认为，悉数美国资金耗费和人员伤亡，导致中共国假此反恐战争闷声发财，成长壮大；是为所谓拉登造中国，拉登造崛起（中共崛起）。
    这样的看法，还直接迎来拉登死后，美国将敌人直接转变成为中共之说，且对此乐观其成。
    ……所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站得住？他们说之今天，和中国，和美国，和中美关系之真实历史，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上的‘如果’”——悉尼.胡克有名的“历史如果观”，是不是可以解释如此一种观点：拉登的存在，真的转移了美国遏制和打击中共的目标和态势，使得世界乃至中共的命数发生了变化吗？
    不是这样，又是如何？
    如果人们这样继续推断：拉登死后，美国历届政府，两党和两党领袖，乃至美之学界，持续保留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会或慢、或快发生本质变化？
    抑或，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对华政治，将随着对华经济贸易发展持续下去，且在人权和军事层面略作微调或者中等调整；而完全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这个判断被今后的历史和事实证实，那么，上述美国被拉登误导的说法就会顷刻瓦解。
    我们随此议题，稍做分析如下。
    1，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美中建交，抛弃台湾，是美国对华关系本质改变的开始——他改变了韩战，越战以来美国坚持的、现在看来是所谓负面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而绝对无关本.拉登的出现和坐大。
    2，邓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导致美国实际上开始了所谓美中“经济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次效应和发轫，是美国联中（国和毛）抗苏（联）——而这个合作甚至未被六四屠杀所改变，所翻盘；美国越过中美关系的障碍，越过道德底线和人权原则，施行经济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价值评估的美国特色，使得“中美国结构”初步形成。
    3，在人权、还是利益的美中较逐中，美国人一意孤行，并不听从中国异议人士如魏京生等人的阻止和解劝，终于达成人权－贸易脱钩一事，使得中共加入WTO变成事实。
    4，这里的实践根据，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是多位合一的。其中，早在尼克松加入毛、周谈判的日子里，美国业已实施其抛弃中华民国（大陆）之蒋介石，继而抛弃台湾之蒋经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抛弃了他们所谓和平演变中国的许诺，抛弃了中国的六四志士和异议人群，使得中国问题，改换成为寄托中国政权施行政治改革的空洞指望——而这个指望，在中国崛起的严峻局面中，业已变得十分虚弱，可以忽略不计。
    5，如果眼光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那么，如果说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了万亿资金，那么，他们在与中共经济勾结之中，难道没有同样获得其国家利益吗？如果这样，美国利益至上论，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涂炭，资源损耗和劳工出卖中，看到这种资本之所谓南桔北栀的负效果。一句话，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的无成本，无工会，无人权之经济大利，乃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6，拉登被击毙以后不出一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业已开启——而这个对话，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伊始，实行一厢情愿的对华绥靖主义之结果——那时的希拉里规避中国人权的谈话和表态，犹言在耳，清清楚楚。如果人们没有得健忘症的话，他们会记这些亲密言谈。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一个正确的结尾（他们现在日益严厉地批判中共人权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现在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美国人在严辞批判中共人权倒退的今天，却在继承他们（奥巴马）上台不久做出的错误判断，并且使得美国对华政治继续呈现首鼠两端的状况。
    7，不单美国是中国－美国经贸结合的受益者，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莫不如此。从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亲华外交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利益获得者的得意忘形——这种观念的表达，又在施罗德今天百般攻击美国击毙拉登的言论中，得以重复表演。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高层的接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模式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的一半，不过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重现；另外半个模式，就是其一党统治之政治模式带动的经济模式。
    这里，认为中共经济模式是好的，政治模式是坏的；也就是一般所谓一条腿健康，一条腿残废的说法，完全不对。因为，正是中共政治模式，导致了中共经济增长模式之出现，之坐大——这种无人权，无成本，漠视环境和能源的增长模式，不过是重复了价值和人权不对等效应的产物。如果中国劳工有着亚洲四小或者拉美工人的工资、甚至埃及突尼斯劳工的工资水准，中共经济成长的效应，也会打上折扣。这是幸福成本，改革成本和人权成本全部牺牲的经济成长；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的存在，才产生其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和必然，而且缺一不可——换言之，如果中国劳工有些微的人格，尊严和福利，那么，经济效应的负面增长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换言之，如果中共哪怕是施行威权主义之政治垄断而放任真正的自由经济，情形也会改观：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施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合一的模式，他的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同样不能排除人们计算过的另一个要素，如果对其施行绿色GDP考核，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于0……
    8，我们强调一点。西方人所谓中国经济进步和人权进步说（——在艾未未失踪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如此言说——）；在艾被捕后，已被彻底击碎。一切因之开始改变。
    这个反思，其实还包含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从美国人施行苏联－美国共治政治以来（主要策动和创造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联合国），美国一直施行着一种纠错政治和战争政治；换言之，就像人们所言，如果美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样了……是的，我们稍做梳理之：
    ——如果美国人不让苏联人占领柏林，不施行易北河会师，而是像邱吉尔主张的那样，抢先占领东欧，历史的局面又会如何？
    ——如果不是艾奇逊将北韩划出美国的控制范围，毛，斯大林和金日成，还会袭击南韩吗？
    ——如果美国不是像斯诺，像谢委斯，像费正清那样认为中共是民主未来之统治者，从而抛弃蒋介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出现在自由世界之旁吗？
    ——如果肯尼迪并不屈服于卡斯特罗，古巴会存在半个多世纪吗？（相对于毛，他就不怕美国扔原子弹——这和毛，列宁说，死掉亿万人，就会换来共产主义有关……）
    ——如果不是基辛格纵容拉美右派集团镇压所谓左翼势力，形成右翼法西斯统治，拉美的社会主义梦魇，难道今日还会在巴西和委内瑞拉死灰复燃吗？
    ……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如果；我们说，历史上还是有“如果”的；就看你如何分析了——换言之，列宁，毛，甚至北韩，古巴乃至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不是历史必然之产物，人们竟可以各说各话——但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是在对待拉登的课题上产生了阴错阳差，那显然是一种局限之判断，之眼光。整个资本主义两面性之有形无形之手，在左右这个世纪，这个世界；而这个手势和指向，人们并非全无所知所悟。人们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趋势，所谓的现实和实力所误。
    这就是无原则资本的力量——他历来和美国开国之价值，普世之价值背道而驰——或有巧合例外，也多半是对内不对外。这是阿伦特甚至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卓见。
    远在911发生以前多年，如何对待中国，美国人一直语焉不详。我们从九十年代奥布莱特的语言，亨廷顿的语言，老布什的语言中，皆可发现他们独到的中国观——在中美外交和政治摩擦稍见端倪的时候，中共大使随即造访卸任的老布什的宅邸以改观小布什的激烈观点——这些事情同样历历在目，人们或许又忘记了……。
    是的，我们愿意认可有些人所谓拉登牵制甚至遏制了美国打击中国的感观——但是，如果没有拉登，中美国上述的历史就可以置若罔闻，不以眷顾吗？当拉登没有出现或者他作为美国的朋友积极反苏的时候，难道资本的力量就没有渗透中美国的大关系中，犹如人们看见魔盒的抛出而无可如何吗？
    在另外一种左、右派观形成的历史成因和魔法见世的辨正关系里，世界上魔鬼和上帝共存于世界的局面，并非只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
    拉登，究竟是不是历史中魔鬼的替身，还是，他的出现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仍旧有着我们人类用简单的常识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未定之术。
    但愿这是我们超前的，也许多余的设想和预估。
    但是，拉登的出现告知西方，你说历史结束了，但是，继续希特勒，毛，列宁……还会出现魔鬼，出现拉登——这是不可避免、忽视甚至预计的将来时；而将其简单归结到只是打击共产主义，就可了结一切，未免过于简单——希特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复杂性正好在于，我们不能预估什么时候敌人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或者相反。一般区分敌我，是在左、右两派的定位中完成的。不说西方左右两派的历史沿革；她包括典型表现在二战前后，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和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影响中；只说现实中左右两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可以定出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衡量某种政治势力是在国家机器之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主义定位的基本形态。
    于是，逻辑的延伸是，本拉登，处于国家反对派的位置，形成了他反对美国的基本立场——而中－美国，都处在国家政权掌握资源的利益形态里。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右派形态。这个右派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他们是资本和资源掌控的政权机器；但是，明确的分割依然存在：美国是民主政权；中国是极权政权。于是，在国家形态定位上，拉登反击的对象，就又区分成为，对于美国的打击，和对于中国的不打击。这里的问题，由此产生。
    这就是说，拉登暴力行为，是定位在打击美国民主形态上的非法行为上——这个行为，和中国不施行民主，又形成某种模糊的关系（准确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拉登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反美、又倾美之间，形成模糊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国在拓展外交关系，制定地缘政治，稳固国家利益诸多方面，其双边关系之掌控，又是几乎一致的；处于其超越价值之政治倾向中。这和拉登破坏国家利益说之暴力背道而持，从而使得中美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以外在于拉登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敌我关系”的辨正和魔幻特征。明确言之，中美国在是不是要打击某种破坏国家利益的拉登主义中，几乎是一致而不是对峙和冲突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建立外交，沆瀣一气；这个历史，一如前述之尼克松在中国人权最坏的时期，建交与之，可以证明。
    这个问题的提问，业已形成答案；这个答案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说，只是因为中共暴力主义的形态，完全趋同或者等同于拉登之暴力，他们就可以等同和一致；事情完全相反——中国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拉登的；虽然，现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这个几问题的研究等于0；他们的表态和发言，互相拆台，左右矛盾，就是一证。
    关键之处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造反派、还是执政派。因为他们执政的来源是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又是执政。这就是中共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建制主义导致的悖论；这个悖论，又导致他们不知道是要面对造反派拉登，还是面对国家派美国——因为他们的巨大利益，牵涉于美国，而不是本拉登。于是，直觉告诉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他们维护利益高于维护意识形态。
    是的，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单要区分国家和在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间性，还要看重国家之间，外交之间的某种政治交易的存在——这种交易，甚至高于打击在野派那种意识形态（中国打击毛派，视为佐证）。这也是美国主张的、对于中共国并不定型、定性的，那种模糊政治的由来。这就是说，中美国的存在是美国和中国存在的利益前提；这个前提的击破，在于中国经济的迟滞停顿和破产——这和美国最终会抛弃蒋介石和抛弃穆巴拉克，有些未来主义的相似——就看极权主义经济，是不是万寿无疆了。
    所以，简单讲，美国因为反恐战争而忽视了反对中国，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稳固和保障中美国利益关系的焦点上，他们会保持某种所谓战略平衡。这个产生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格局，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压制着价值说和自由派。所以，重新审视这种国家利益导致的外交不变格局，重新定位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性质，重新定位美国和拉登，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新视野，制定新策略，才是美国人不会坎坷与之，顺利采纳价值主义的根本国策。
    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说法，现在，还看不到实施和保障之的任何迹象。我们期待的“中美国”价值体系之区分，在其经贸利益的巨大纠缠中，也未能乐观其成……一种价值－利益两张皮的美国政治，还在延续。故此，历史上左右两派，在朝、在野的国家－反国家认定说，乃至一般认为的左派起义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的右翼性，常常给拉登一个无政府主义借口；给反国家构制者一个简直是恒久的理由。
    这个借口和理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模式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如果拉登的宗教极权主义政治一日成功，那个奴役景象，自然会重新呈现在他的管辖之领域——而苏联人，中国人，早就领教了这个造反派不给体制，取消文化，涂炭道德，屠戮人民的“理想”和“大同”。
    所以，如何看待拉登，美国，中国的关系之课题之研讨，转换一个视点就是，如何看待造反和体制的关系。如果美国民主不好，那么，拉登的“自由”，就会是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又转换成为中国“革命”带来的反革命和极右土壤，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红色特权。这即是左、右和在朝、在野发展和堕落的恶果。


《北京之春》

与郭保胜先生商榷

文明多元说浅析
——与郭保胜先生商榷

刘自立

郭保胜先生文章又不对了（见其《成也中东、败也中东--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影响》）……。简单说，儒家不是中共；伊斯兰不是恐怖主义；西方文明本身，不单单是民主——从希腊僭政，到（英国等）宪章宪政；到太阳王路易十四之大治；到后来的拿破仑文明；都不只是民主；文明不等于民主——所以，民主是西方伟大文明之一种，不是全部。
又，中国文明不是民主；是专制主义；是所谓君权相权等治衡或者半治衡体制——当然，绝对不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造就中国儒教文明——这种非极权主义，是中国文明、文化的摇篮（或者说，这个体制和反对这个体制，造成文明。）
所以，用“文明冲突”论，不能解释一切。人们说，普世价值在埃及，突尼斯的实现，就是伊斯兰主义和世界文明乃至自由和民主的、反文明冲突论的榜样和成功。这类例子，早在印尼，伊斯兰民主实现中，得到证实——早在印度，佛教民主现实中，得到证实——早在台湾，儒家文明（含台湾多元文明）之民主中，得到证实；也在以色列－犹太教文明民主中，得到证实；等等。
所以，本.拉登代表伊斯兰主义文明之说法，实为大谬；这正是美国人极力避免于兹，作出一系列努力和澄清之所在（因为源于小布什说过的一句政治错话——现代十字军讨伐……）。
所以，简而言之，不管是美国人亨氏，还是其他人，他们只看到问题的表层，没有看到问题的深层；问题的关键，不是各种文明冲突，而是不采纳文明导致自由之路的错误归宿使然，从而产生了中国之假儒教，伊朗之伪阿拉，乃至其他伪基督和伪宗教；不但如此，就连西方文明也产生过类似错误：宗教极权主义之中世纪；后世之对内民主，对外殖民；沆瀣中共和苏共等——这样的文明形态——他相对于亚细亚文明和被殖民形态；乃至后殖民形态。这些罪恶之重要表现，就是本.拉登不采纳伊斯兰穆罕默德之历史上，麦加占领时期的、黑方石下的宽容所致；就是列宁主义，毛主义、共产主义，消灭东正教，消灭孔子的仁政之“反文明论”；其，又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早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毛、邓主义之某种媾和与“战略经济”勾结——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于西方自由民主本身的对峙和背弃。
所以，只有西方文明像消灭拉登一样，消灭这种文明之负面恶果，才能划分西方文明中的良莠之区隔，做到，和一切伊斯兰和东方文明接轨，且，为此催生民主带来的世界各种文明之复兴；绝对不是营造基督教一统天下(或者像后学那样，解构解域之；或者像《时代精神》一片那样，对此施行基督涂炭主义和大讲“阴谋论”，为拉登解脱（请见该影片；他们说，911不是拉登所为）)。这是文明融合论的大构想，大设计。所以，在此欢庆拉登死掉的节日气氛里，世界有识之士，该对产生西方和伊斯兰乃至儒家文化中、反民主自由，给恐怖主义造成空隙的那些文明悖论，予以警惕和清除；否则，一个拉登倒下，百十个拉登还会站起来。他们的旗帜和伪装，就是文明冲突论。
故此，美国方面，并非因为拉登之死，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就可以改观“中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关键所在是，美欧要重新考虑西方文明中、资本主义沆瀣中共市场这件事情。只要这个“战略经济‘同盟’”不废弃，不重构（重新设计对民主中国之构想），美国和欧洲走出资本文明至上论的怪圈，就绝无可能。如果这样，在未来的对华政治中，此消彼起的中美关系，仍旧会处在无法定位中国的难题之中，左右彷徨，且为其真正最后“崛起，制造条件。这方观察，并无直接涉及拉登之死的逻辑关系。何去何从，中国人和美国人，还要拭目以待，努力撇清之。

《纵览中国》



成也中东、败也中东
--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影响

郭保胜

非常凑巧的是，笔者上周在《纵览中国》发布的文章中刚刚提到本拉登、911事件，本周5月1日晚（美东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在白宫宣布了本拉登之被击毙。这是一个令美国民众高度兴奋的消息，狂欢集会的美国民众、各个媒体不厌其烦的报道、股市油市令人满意的表现都说明本拉登之死对美国人的重要性。然而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吗？欲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入手，才可得出结论。
1993年夏季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了一篇題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里面指出由意识形态之争引起的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以各种文明间的冲突为主要形式。“全球政治最主要的冲突将出现在属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冲突演进形式中的最新的一种形式”。亨廷顿教授以阿诺德·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将当代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有可能出现的非洲文明，共8个文明实体。他并指出：“未来的最重要的冲突将沿着把这些文明区分开来的文明的断层线展开”。实际上，这8个文明体中真正扮演冲突角色的，只是三大实体：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因为针对西方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不仅没有强烈的排斥性，反而具有诸多的亲和性。比如日本之现代化，完全脱胎于西方。而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都与西方文明同源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所以，真正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似的三大文明：西方、儒家和伊斯兰文明。
这个论断也在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得到印证，他写道：“不久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和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因为文化和力量的原因，不愿意或者不能加入西方，它们通过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与西方竞争，它们通过促进它们内部的发展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达到目的。这种合作最明显的形式是儒教--伊斯兰教的联合，已经出现了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的情况”。“一个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军事同盟已经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企图通过对抗西方军力所需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伙伴关系增加收益”。可见，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将是当下和未来国际冲突的主题。
了解了新时代的大三角关系，就不难理解2001年911事件对中国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今天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意义。尽管亨廷顿认为911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根本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但大多数论者还是依据其文明冲突论，判定911事件是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挑战西方文明的战争，而此战争，使原本想遏制中共专制（及其包装“儒家文明”）的西方文明战略发生了重大转移，使得西方文明不得不与中共寻求联手，对付伊斯兰文明。大三角关系中的西、儒联手，使得中共得以脱身、势力不断坐大。这有点像中国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拒曹魏政权。“联孙抗曹”，是孔明的高策，此高策使原本力量薄弱的蜀国壮大起来，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在毛泽东执政后期，苏联、美国、中国，也是大三角关系，中国联美对抗苏联的策略，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地提升，既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又因美国的支持而进入联合国。因此，911事件发生时，美国与中国的联手，使中国受益匪浅、简直是饿汉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肉包子”----中共政权是非常感恩本拉登的。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从笔者自身的亲身经历来说明。2000年我结束将近四年的牢狱生活和一年的软禁生活从家乡来到北京，找了份工作后，不久就被国保前来喝茶。2001年美国中部保守派基督徒小布什当选新总统后，由于没有了苏联这个老对手，也由于中东事务还是小麻烦，更由于中共的独裁，使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对中国的政策上采取强硬立场。那时北京国保三天两头来找我训话，我问为什么最近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答曰：美国与中国要开战了。果然，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海南“撞机事件”，西方国家对中共的遏制和进攻已经箭在弦上。我不堪国保到我所在公司的多次骚扰，最后决定回老家一方面办护照、一方面暂避开风头。而当我上火车的那一天买了张报纸一看，“美国受到攻击”，911事件发生了！后来发生的事世人皆知：9月12日，大喜过望的江泽民第一时间即致电小布什总统表示慰问！中共当局之高兴，在于美国的头号敌人已经是中东的恐怖主义而不是自己了，在大三角关系中，美国要开始不得不联手中共以对付中东了。中共成为911事件最大的赢家。在西方国家聚焦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很快开始傲视世界、对美国也不认账了。江泽民时代还不断放出些政治犯到海外，来换取西方的认同。死硬的胡锦涛不仅不放一个政治犯，还持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近期又抓捕世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中共之“冒天下之大不韪”、霸道猖狂，完全仗势近10年来它各方面大增的实力。对911及本拉登之于中共的转运作用，中国著名人权斗士魏京生先生深有感触。一次他来旧金山参加藏人活动，我在旧金山伯克利大学附近与他喝茶议论时政时，他说：小布什上台前后，我们费了好大气力使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共列为头号敌人，准备遏制中共暴政，但不久911发生了，局势被本拉登搅局了，于是中共得以脱身了。我们是恨透本拉登了。
近10年来，中共“成也中东”，但在中东茉莉花运动风起云涌、本拉登被击毙的今天，中共也会“败也中东”。根据文明冲突论中的大三角关系，当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就再也没有必要联手儒教文明，而且，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间的冲突就会重新开始。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伊斯兰文明中极端势力的标志性崩溃，这一崩溃，使以前需要联手中国反恐、对中国作出不少妥协的美国及西方文明，真正开始对中共强硬起来。本拉登的死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在普世价值上合围中国的力度将开始加大，全世界民主势力也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一样。
本拉登被击毙在中东茉莉花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也是天意。茉莉花革命使民主、自由、人权、政教分离等西方文明的内在因素栽种在伊斯兰文明中，使伊斯兰文明中的开明势力逐渐增大，从而走向与西方文明和谐、融合而非对抗的新阶段。本拉登之死，使恐怖主义在伊斯兰文明中衰退，铲除了阻止伊斯兰文明亲近西方文明的重大障碍。茉莉花加上本拉登之死，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联手也成为可能。在二者的联手后，西方文明就会将自己的头号敌人，重新定位在从共产主义幽灵中脱胎、又披上东方儒教文明的外衣、统领北韩、越南、缅甸等大小独裁国家的中共邪恶政权身上。大三角关系的重新整合，甚至会使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付中共。中共专制之在劫难逃，就在今日！
当美国将一个势力列为头号敌人，那么这个势力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宣布后，美国整个国家举国欢腾、兴高采烈。我在想，如果此时被击毙的是中共独裁者的话，美国人还会这样兴奋吗？答案当然是不。原因很简单，中共独裁者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然而，我们根据以上分析、根据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中共独裁者成为美国头号敌人、成为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即刻来临了。正如奥巴马所说：“公义得到了彰显”。但愿上帝的公义，同样也来临到中国大地之上。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