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改革和弱人改革
作者: 刘自立
中国强人全面掌控政治、改变政治的几率，正在一点点消失殆尽。最后一种希望，据说寄托在血统论上。何去何从，就看人们善良的愿望是不是要落空一百次、一千次了。而落空前后，国人是不是应变一种寄托的法子：变寄托中共党内强人而为寄托人民。
六四周年，反思纪念文字很多。如何总结这个历史事件，人们其实说法迥异，并无共识与同调；何以如此，原因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49年以后的人民运动？这些运动在人民和领袖之间，产生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如何发展？有无前途？我们的看法比较单纯。如果按照六四模式施行中国民主化实践甚至思维，并无自由前途可言。因为，六四运动的最大困惑和症结，眼下并无全解。这个症结就是，六四运动和赵紫阳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无给出答案。什么是六四运动和赵氏间性课题？这个课题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极权主义模式是不是可以用党内改革派的思维和行动给出出路？其实，这个课题之一半，已经由赵氏本人的行为给出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他也无可奈何。
赵的没有答案的答案，还指出这个课题最大的难点：改革，必须是在强人的指挥和操控下施行的——也就是邓，这样的强人，或许可以施行某种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改革，施行所谓左右结合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模式。其实，这个经济改革的要害，就是政治极权主义。反之，中国模式，如没有极权主义统治，它就没高速经济成长（且不论其经济发展的良莠与优劣）。我们说，中国政治模式，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并无二者割裂和矛盾之处。第二，如果邓强人的改革走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化，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就会双垮台；中国的无人权经济是其经济增长的要害。
这个演化带来的矛盾，只不过是如何敲定共产党是以比较开明的方式、还是以某种独断的方式，施行政治－经济双向的统治和发展。换种看法言之，这个课题就变成赵氏和胡氏，如果不是强人政治，其经济政治改革如何推行？显然，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赵，胡，不过是邓式改革的帮手，而不是强权的占有者和施行者。于是，理论上的解释，给出了回答。在极权主义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之瓶颈在于，所谓强人政治的一元化方式，并无中、西方，古往今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互动和换位之传统；既无民间、官方之间上下的换位，也无官吏，草民横向通融的可能；甚至，没有古代改朝换代中间，类似李世民，赵匡胤在其崛起时刻，官面、民间之流向和互动。（孟德斯鸠关于不可偏废“暴民阶级”即英国人所谓“第四阶级”制衡性说法，是为一证。）
六四也好，四五也罢，这些五七年（所谓右派思维乃是最后一次思想源自民国的政治擘划）以后的、所谓人民改革和人民运动之局限，不同于中国历代之改革和革命。于是，这里推出的结论是，六四运动之党内改革色彩和民间运作特征之间，产生一种张力。
从运动的细节分析，六四运动本身产生的几种倾向是：
1，是在官方认可的“爱国学生运动”的范畴里，施行不排除党领导的反贪污、争自由之运动（含争取不可定性的党内自由，党内民主）。
2，在此“合法性”旗帜的引领下，施行类似四五运动推出“邓合法性”之历史重复。其旗帜先是邓，后是胡、赵；等等。
3，甚至，人民，其实就是在类似文革的“合法性”之下，实行一种要求惩治贪官的、半民间半官方并轨之民主运动。
4，这种人民运动（含逮捕反毛人士），给六四运动的政治目标以极大的模糊性。
5，当时，在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鼓动和肯定声中，人民有恃无恐地做到了人们常说的“无恐惧状态”。
6，无政府主义的积极瞬间，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形成了蜜蜂般自我围绕的革命场域。
7，这种状态并不表示人们心中，业已得出如何对应政权的所有战略和策略，甚至恰恰相反，人们并无成竹在胸。
于是，历史开始重复性发效；六四以百万之众，主要寄托在赵氏和“半个”党中央“爱国合法性”之虚拟空间里；一旦，这个空间不存在，其时间之旅，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当然是非常可悲的观察；是在22年以后的事后商榷；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提出这个观点。就如四五运动一样，甚至，如文革群众“起义”一样，其所谓“合法性”来源，是官方的某种分裂和争斗；甚至（如文革），来自毛的一时之需——和邓的一时之需（如改革之初）；他为上台而肯定民主墙。所以，接下来的话题就是，中国六四运动之独立性和党内改革势力的接轨课题。这个课题，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呢？自上而下之苏联解体，是不是一种国人借鉴之模式呢？
是的，回到强人改革一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不是给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呢？我们说，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仰仗于朱可夫这样的戴星强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皆是一把手。那么，是不是戈氏改革，势必推导中国改革之“第一把手模式”呢？当时，西方之撒切尔和里根给予之强大压力和“政治贷款”之作用，会不会重临中国模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课题。极权主义消灭一切民间资源的现状，表现在苏联改革之课题上，其人民和政权的结构和解构，又该如何诠释——中国政治改革，还会重复苏联自上而下的模式吗？如今，中国改革之强人模式，现在，是不是会变成弱人模式呢？
如果六四以前，共产党人可以改换门庭，实行资本主义，那么，这个非正统之邓氏实践出台，基本上，只能在强人模式里完成的；因为他要半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党内纠缠，来一个实用主义改变。今天的党内强人，又是谁呢？如果他实行这样的改变，党（国）内巨大的利益如何再瓜分？人脉关系如何摆平？诸如此类的课题，并无弱人可以绕开的地界。理论上，个人魅力型统治的死亡，加剧了强人缺席的担忧；中共派系和血统之争，如何摆平新贵和老王？……眼下，掌握全部资源的政权，在改变和不改变上，各执一词，黑白不明；只是，往昔党内改革的强势，业已变得日益微弱——这个迹象，从其姓氏排列上即可断定：毛，邓，江，胡，温，习，李……此中，排序的弱化，带来改革之同样的弱势。
中国强人全面掌控政治、改变政治的几率，正在一点点消失殆尽。最后一种希望，据说寄托在血统论上。说是，太子党敢于作为，刀用两刃，机会很多，云云。这个推断，和当初赞扬胡温“新政”殊途同归，并无有效的说服力。因为，血统论的红色背景，证实了他们对毛抱残守缺之兴趣，大于那种施行邓氏体制之疏离自身原则，以做成无原则原则的某种选择。因为这个魅力型的出台，势必要有更多违背毛之正统的根据；邓以“不争论”，规避之；现在，这个统治风格正在以回归毛而改变。对此无根据之根据的掌握和拿捏，似乎并不是眼下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特长。他们更愿意去邓、拥毛——那毕竟才是“正宗”。何去何从，就看人们善良的愿望是不是要落空一百次、一千次了。而落空前后，国人是不是应变一种寄托的法子：变寄托中共党内强人而为寄托人民。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辛亥革命的另类解读
辛亥革命的另类解读
刘自立
近来，加拿大人为该国究竟应该实行共和国，还是君主国，争论不休。这里，派生出中国人百年前，关乎中国人要建立共和还是君主国（维持之）的争论。其实，退一步讲，共和之法国和君主之英国，在国体上，固然两样，但是其政体之民主性质则同一——这就是问题本质的解答——实行“君主之共和”，也不是没有可能和没有理性的说法。法国革命后，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应该是这个革命解构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最好说明：我们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于是，英国之弑君传统批判，在法国的革命赞歌里，变成另类声音；而法国对暴力传统的反思，在肯定君主时期的三级议会模式中，和英国人革命时期争取恢复议会机制，殊途同归——一只要统治者认定议会的复活，君主之去留，不成问题。这样，在这个政体解决的国体课题里，共和之概念得到最广袤的诠释。这个诠释就是，共和的人民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包括各阶级财产乃及人权。政党政治，是测试这个政体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些因素，共和等于0和（如，中共国和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各阶级的0和）。在此世界革命前提下（含世界君主制度前提下），再来考量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事情，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分成几个层次来商榷这个课题。1，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称谓，因为我们为1949年以前的革命，定性如兹：他是循环和运动于一种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基本上完成改朝换代的目的——而改朝换代，之所以可能，又因为革命之人天旗帜——顺天应人性质锁定——这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性之前提。细致而论，这个人道和天道固定了中国历史并不走上无法无天之轨迹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不是中国传统用词）。基本考察这个转折，我们可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前革命转折和后革命统序，都是建设在上述世界各国转折历史、那些不可须臾缺乏的要素中。其皇朝和新贵的崛起，本是潜在于旧朝的、在朝和在野的，各阶级势力并未消亡之故——在那样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朝代和皇室和贵族和民间和知识分子互动互源，不能也无法终结之，如消灭之之后来的极权主义社会（无社会）。秦汉，隋唐，唐宋以来，所有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是前朝不可以、也无法剿灭各阶级存在之制度使然。无论是刘邦，项羽还是李世民，赵匡胤，他们的造反和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他们集合和笼络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和势力，实行再组合再革命之故。我们传说中的演义，史料和正史，及时记录了这样的各阶级组合崛起，消亡重组之变化过程。所以，将中国历史只是称之为农民起义改变了一切，完全是阶级立法和马列取证的伪证之道。
2，在此转折和革命期间，前、后、中间的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都在实行一种亡国不亡天下的道义服从和天意皈依。这是我们称之为，中国人革命，不亡天则的、类似法国英国革命不亡上帝的那种革命－天道一统论。这个法则，其实，就是要实行历史主义的本国传统。于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演义过程里。这个西方（含俄国）的天道革命，产生了极大的革命曲折和歧路分化。俄罗斯东正教的反罗马运动，激起俄罗斯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路标派”即“巡神派”）反对意大利、梵蒂冈教廷为正统的教派独立运动（称谓莫斯科和彼得堡是第三罗马，第四罗马云云）——而且他们深化这个运动为反对世俗普世价值的，政治世俗化的，独特俄罗斯清谈运动。这个运动的空洞化，导致列宁的闯入和投机。于是，这样一种非道取匪的宗教异化变故，成为马列咒骂宗教的革命之开始论——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就变做要取缔中国历史和历史道统，转换成为要科学和要民主——却枉顾传统和历史的虚妄主义——须知，没有传统的自由就是不自由；没有体制的民主就是民粹和极权——而科学的工具主义不是科学而是科技主义和文化涂灭。3，接下来，中国革命的辛亥时期之定性，显然，面临着西方道统，中国（老式）道统和苏联“道统”的适者生存的命数——这个操作的革命目的论，转变成为消灭“人是目的”的传统说法——也就是废黜道统，废黜传统，废黜文化文明之举。这个精神层面的极大危机，跟随西方其他类似废统派，（负面）现代性学说的蔓延，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类急进主义者那里，他们选择性张扬了那些岂有此理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半个）社会进化主义，易朴生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等——他们显然不如日本人和土耳其人（及后来的印度人）那样，在革新中，一步到位而拥抱孟德斯鸠和洛克那种建制主义，而选择了取消主义和非制度主义乌托邦——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故此，辛亥革命时期负面和正面的国际环境，为后来孙文走上首鼠两端之路埋下了伏笔。但是，辛亥革命对正统和普世价值的追逐和认定，却使得孙文从头到尾不失为一位机会主义者和原则主义者之结合者。他是辛亥前、后时期，主张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文明的同化者和参与者；只是，他没有在学统和道统上，给予更多的实际的解释和作为。这是因为，1911年，根本不是，尚且无法和不能是1917年，或者1949年。虽然，世界负面废统大潮，业已开始了希特勒悄然崛起的负面作业，但是，西方和东方正统作业，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对苏联和提携中国正统势力之势力，在那个时间里，并不是坐山观看而袖手旁观——至少，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在努力。这些努力的国际化背景是昭然若揭和十分充沛的。这些史迹斑驳固然，却不乏起新之处——这是我们关乎的要点。这些要点包括，4，上述三者的分野和同一。这些分野，大家了解如史料和观点，如前此之所谓。所谓孙文革命和慈禧新政的优劣，前后，轻重之分野——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召开国家议会之选项和终于取权定位（皇位）之举动——此间，孙，宋仰仗袁世凯之场所，之动议，之实际，召开议会和准备议员，后遭涂炭——而后袁时期，继续之南北议和和和平共处（其间，也有战争）；先是段，孙之间的和平共处（见冯自由著作）——后是蒋介石时期北伐；再是北伐前后的新老政权，新老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共处（1929年的统一论）。这些阶段论和演变论，又说明了什么呢？一句话，这个革命，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就像列宁斯大林和毛革命主张的那样。戏谑而言，这是一种可以建立敌人，也可以转敌为友的那种专制主义国体和政体中的革命——就像中国历朝历代之所谓革命那样，前后朝代之统一；各阶级之融合；私产之照旧；皇统，道统之归一；皇权和共和之类似；皇帝和人民之治衡（含皇朝里面的治衡等等）；政教之间的在朝和在野；退隐和显达等，形成辛亥革命类似旧革命之性质说和可塑说；其弹性结构和弹性解构是一体存在的。
这个性质说，在笔者看来，就和观察英、法革命一样，他至少不是新旧阶级，统治者和大众受体处于不断革命，专政和（被）抢夺的恶劣政体中，而归于万劫不复之境域——不！这个辛亥潮荡和以往革命，起义，政变一样，兼顾了前后两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宗教）处境（一说孙文秉承前法老规，不是虚言）。这个处境的变与不变，就看人们如何解读而废用毛主义、列宁主义之则，取释也，应证也。我们的意思是，孙文政体改变固然可以很好——变皇权为共和——但是，如果不变，也并无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这个历史选项是不是会演变到议会制度和虚君制度（而且，英国人所谓革命和保守之争诉诸的那些文化保留和传统尊严课题，也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之附会之议题）——所以，袁世凯是不是做君主，并不是千万不可的课题；而是有没有千万与一之可能性议题；真实实在者是，袁世凯是不是、和能不能、实行君主－共和，从理论到实际，天壤之别，他的操作性如何——是不是可以像俾斯麦一样，对于议会，游刃有余——而俾斯麦明确告知，他的游戏规则是，“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老袁，起码架起一座木桥（是不是纸桥？！）这是一个实际的难题（就像中国是要屈从列宁，列强，还是屈从于毛——那个比起列强还要列强百倍之祸害）——就像宋教仁是不是想实行议会制度和能不能实行之，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样——一说皇权和议会就是矛盾对立，你死我活，……根本就是枉谈（前书英国等例子为证）——再是，最后，如果孙文不死，他实行和列宁的集合，和共党的集合，那么，事情当然很严重；但是，问题是，一个早年看透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孙中山，难道不知道苏联这个东西是什么货色吗？——所以，孙文的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尚待研讨——就和说袁世凯是不是要实行君主—共和一样；也需要深入研讨。总而言之，说皇权主义错，说共和主义对，实属幼稚和诡辩之武断；批判的武器需要批判。接之之问，则是，人民共和，是共和，还是0和？
故此，我们的分析走到一个另列路线；就是说，如果上述一切之规范，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之革命外延和内涵，转变成为希特勒用民粹颠覆民主，而列宁和毛，用革命颠覆了传统，天道和人权，那么，革命的性质和局面，就会一塌糊涂；所谓转变敌我之间的所有可塑性就会归0——孙文和老袁的议和；孙文和老段的共处；甚至老蒋和各种军阀大佬的争斗和和平，就都变成打死刘少奇和打死彭德怀的结局。这就是极权主义革命的“魅力”所在——他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够把民粹主义，人民运动，革命战争和阶级反抗，一瞬间，变成一个魔头的统治而取消一切古往今来的天意人道文化社会，资产阶级和社会存在——一人将不人，人业不人的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选项，毫无关系——这些人魔神魔和魔鬼的制度和不制度，宗教和不宗教，政治和不政治，文化和不文化，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社会的古怪插曲；而将此插曲固定化的种种说词，居然和与此毫不相关的辛亥革命甚至英法革命挂钩牵连，这乃是极为弱智和愚蠢的判断。换言之，辛亥纪念的任何意义，都是绝对可取的某种高尚选项——包括袁世凯皇权主义幻觉；包括孙文主义之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宋教仁的议会雏形来源于英路宪政的理念；包括蒋介石和新老军阀实行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甚至，包括老蒋定位苏维埃主义某种合法性和同一性（他们联共一统战线等等）；包括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的建设和缴匪（和上述他赐予之之合法性首鼠两端……）；最后，自然包括了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土改，选举（自由的选举），舆论和人物的自由主义……——乃至蒋经国的源自老蒋基础的变专制（不是变极权）到民主的过程——而这里的纪念，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些辛亥和后辛亥的正面元素，而是要戕灭之。我们今天纪念辛亥，正是为了拨开所有的谜团，回到辛亥爆发的那些原有因素上去，并且解读，何以当时的社会存在那些因素；而绝对不是枉顾那些因素，用一种虚构的是非观念，以附会毛革命之虚妄。
《民主中国》
刘自立
近来，加拿大人为该国究竟应该实行共和国，还是君主国，争论不休。这里，派生出中国人百年前，关乎中国人要建立共和还是君主国（维持之）的争论。其实，退一步讲，共和之法国和君主之英国，在国体上，固然两样，但是其政体之民主性质则同一——这就是问题本质的解答——实行“君主之共和”，也不是没有可能和没有理性的说法。法国革命后，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应该是这个革命解构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最好说明：我们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于是，英国之弑君传统批判，在法国的革命赞歌里，变成另类声音；而法国对暴力传统的反思，在肯定君主时期的三级议会模式中，和英国人革命时期争取恢复议会机制，殊途同归——一只要统治者认定议会的复活，君主之去留，不成问题。这样，在这个政体解决的国体课题里，共和之概念得到最广袤的诠释。这个诠释就是，共和的人民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包括各阶级财产乃及人权。政党政治，是测试这个政体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些因素，共和等于0和（如，中共国和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各阶级的0和）。在此世界革命前提下（含世界君主制度前提下），再来考量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事情，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分成几个层次来商榷这个课题。1，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称谓，因为我们为1949年以前的革命，定性如兹：他是循环和运动于一种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基本上完成改朝换代的目的——而改朝换代，之所以可能，又因为革命之人天旗帜——顺天应人性质锁定——这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性之前提。细致而论，这个人道和天道固定了中国历史并不走上无法无天之轨迹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不是中国传统用词）。基本考察这个转折，我们可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前革命转折和后革命统序，都是建设在上述世界各国转折历史、那些不可须臾缺乏的要素中。其皇朝和新贵的崛起，本是潜在于旧朝的、在朝和在野的，各阶级势力并未消亡之故——在那样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朝代和皇室和贵族和民间和知识分子互动互源，不能也无法终结之，如消灭之之后来的极权主义社会（无社会）。秦汉，隋唐，唐宋以来，所有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是前朝不可以、也无法剿灭各阶级存在之制度使然。无论是刘邦，项羽还是李世民，赵匡胤，他们的造反和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他们集合和笼络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和势力，实行再组合再革命之故。我们传说中的演义，史料和正史，及时记录了这样的各阶级组合崛起，消亡重组之变化过程。所以，将中国历史只是称之为农民起义改变了一切，完全是阶级立法和马列取证的伪证之道。
2，在此转折和革命期间，前、后、中间的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都在实行一种亡国不亡天下的道义服从和天意皈依。这是我们称之为，中国人革命，不亡天则的、类似法国英国革命不亡上帝的那种革命－天道一统论。这个法则，其实，就是要实行历史主义的本国传统。于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演义过程里。这个西方（含俄国）的天道革命，产生了极大的革命曲折和歧路分化。俄罗斯东正教的反罗马运动，激起俄罗斯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路标派”即“巡神派”）反对意大利、梵蒂冈教廷为正统的教派独立运动（称谓莫斯科和彼得堡是第三罗马，第四罗马云云）——而且他们深化这个运动为反对世俗普世价值的，政治世俗化的，独特俄罗斯清谈运动。这个运动的空洞化，导致列宁的闯入和投机。于是，这样一种非道取匪的宗教异化变故，成为马列咒骂宗教的革命之开始论——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就变做要取缔中国历史和历史道统，转换成为要科学和要民主——却枉顾传统和历史的虚妄主义——须知，没有传统的自由就是不自由；没有体制的民主就是民粹和极权——而科学的工具主义不是科学而是科技主义和文化涂灭。3，接下来，中国革命的辛亥时期之定性，显然，面临着西方道统，中国（老式）道统和苏联“道统”的适者生存的命数——这个操作的革命目的论，转变成为消灭“人是目的”的传统说法——也就是废黜道统，废黜传统，废黜文化文明之举。这个精神层面的极大危机，跟随西方其他类似废统派，（负面）现代性学说的蔓延，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类急进主义者那里，他们选择性张扬了那些岂有此理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半个）社会进化主义，易朴生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等——他们显然不如日本人和土耳其人（及后来的印度人）那样，在革新中，一步到位而拥抱孟德斯鸠和洛克那种建制主义，而选择了取消主义和非制度主义乌托邦——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故此，辛亥革命时期负面和正面的国际环境，为后来孙文走上首鼠两端之路埋下了伏笔。但是，辛亥革命对正统和普世价值的追逐和认定，却使得孙文从头到尾不失为一位机会主义者和原则主义者之结合者。他是辛亥前、后时期，主张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文明的同化者和参与者；只是，他没有在学统和道统上，给予更多的实际的解释和作为。这是因为，1911年，根本不是，尚且无法和不能是1917年，或者1949年。虽然，世界负面废统大潮，业已开始了希特勒悄然崛起的负面作业，但是，西方和东方正统作业，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对苏联和提携中国正统势力之势力，在那个时间里，并不是坐山观看而袖手旁观——至少，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在努力。这些努力的国际化背景是昭然若揭和十分充沛的。这些史迹斑驳固然，却不乏起新之处——这是我们关乎的要点。这些要点包括，4，上述三者的分野和同一。这些分野，大家了解如史料和观点，如前此之所谓。所谓孙文革命和慈禧新政的优劣，前后，轻重之分野——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召开国家议会之选项和终于取权定位（皇位）之举动——此间，孙，宋仰仗袁世凯之场所，之动议，之实际，召开议会和准备议员，后遭涂炭——而后袁时期，继续之南北议和和和平共处（其间，也有战争）；先是段，孙之间的和平共处（见冯自由著作）——后是蒋介石时期北伐；再是北伐前后的新老政权，新老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共处（1929年的统一论）。这些阶段论和演变论，又说明了什么呢？一句话，这个革命，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就像列宁斯大林和毛革命主张的那样。戏谑而言，这是一种可以建立敌人，也可以转敌为友的那种专制主义国体和政体中的革命——就像中国历朝历代之所谓革命那样，前后朝代之统一；各阶级之融合；私产之照旧；皇统，道统之归一；皇权和共和之类似；皇帝和人民之治衡（含皇朝里面的治衡等等）；政教之间的在朝和在野；退隐和显达等，形成辛亥革命类似旧革命之性质说和可塑说；其弹性结构和弹性解构是一体存在的。
这个性质说，在笔者看来，就和观察英、法革命一样，他至少不是新旧阶级，统治者和大众受体处于不断革命，专政和（被）抢夺的恶劣政体中，而归于万劫不复之境域——不！这个辛亥潮荡和以往革命，起义，政变一样，兼顾了前后两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宗教）处境（一说孙文秉承前法老规，不是虚言）。这个处境的变与不变，就看人们如何解读而废用毛主义、列宁主义之则，取释也，应证也。我们的意思是，孙文政体改变固然可以很好——变皇权为共和——但是，如果不变，也并无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这个历史选项是不是会演变到议会制度和虚君制度（而且，英国人所谓革命和保守之争诉诸的那些文化保留和传统尊严课题，也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之附会之议题）——所以，袁世凯是不是做君主，并不是千万不可的课题；而是有没有千万与一之可能性议题；真实实在者是，袁世凯是不是、和能不能、实行君主－共和，从理论到实际，天壤之别，他的操作性如何——是不是可以像俾斯麦一样，对于议会，游刃有余——而俾斯麦明确告知，他的游戏规则是，“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老袁，起码架起一座木桥（是不是纸桥？！）这是一个实际的难题（就像中国是要屈从列宁，列强，还是屈从于毛——那个比起列强还要列强百倍之祸害）——就像宋教仁是不是想实行议会制度和能不能实行之，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样——一说皇权和议会就是矛盾对立，你死我活，……根本就是枉谈（前书英国等例子为证）——再是，最后，如果孙文不死，他实行和列宁的集合，和共党的集合，那么，事情当然很严重；但是，问题是，一个早年看透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孙中山，难道不知道苏联这个东西是什么货色吗？——所以，孙文的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尚待研讨——就和说袁世凯是不是要实行君主—共和一样；也需要深入研讨。总而言之，说皇权主义错，说共和主义对，实属幼稚和诡辩之武断；批判的武器需要批判。接之之问，则是，人民共和，是共和，还是0和？
故此，我们的分析走到一个另列路线；就是说，如果上述一切之规范，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之革命外延和内涵，转变成为希特勒用民粹颠覆民主，而列宁和毛，用革命颠覆了传统，天道和人权，那么，革命的性质和局面，就会一塌糊涂；所谓转变敌我之间的所有可塑性就会归0——孙文和老袁的议和；孙文和老段的共处；甚至老蒋和各种军阀大佬的争斗和和平，就都变成打死刘少奇和打死彭德怀的结局。这就是极权主义革命的“魅力”所在——他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够把民粹主义，人民运动，革命战争和阶级反抗，一瞬间，变成一个魔头的统治而取消一切古往今来的天意人道文化社会，资产阶级和社会存在——一人将不人，人业不人的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选项，毫无关系——这些人魔神魔和魔鬼的制度和不制度，宗教和不宗教，政治和不政治，文化和不文化，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社会的古怪插曲；而将此插曲固定化的种种说词，居然和与此毫不相关的辛亥革命甚至英法革命挂钩牵连，这乃是极为弱智和愚蠢的判断。换言之，辛亥纪念的任何意义，都是绝对可取的某种高尚选项——包括袁世凯皇权主义幻觉；包括孙文主义之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宋教仁的议会雏形来源于英路宪政的理念；包括蒋介石和新老军阀实行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甚至，包括老蒋定位苏维埃主义某种合法性和同一性（他们联共一统战线等等）；包括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的建设和缴匪（和上述他赐予之之合法性首鼠两端……）；最后，自然包括了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土改，选举（自由的选举），舆论和人物的自由主义……——乃至蒋经国的源自老蒋基础的变专制（不是变极权）到民主的过程——而这里的纪念，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些辛亥和后辛亥的正面元素，而是要戕灭之。我们今天纪念辛亥，正是为了拨开所有的谜团，回到辛亥爆发的那些原有因素上去，并且解读，何以当时的社会存在那些因素；而绝对不是枉顾那些因素，用一种虚构的是非观念，以附会毛革命之虚妄。
《民主中国》
2011年7月15日星期五
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
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
刘自立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说法；他们主张替天行道，顺乎天，应乎人；就是有天，有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看法——因为他们不是只说人定胜天。这也是所谓天、地纵朝向的超验结构之谓；此外，中国人强调人治的传统政治和政制里，离开天，推及人的各种制衡结构，也并不缺乏；虽然，非常落后，却成就了中国经典之孔孟和佛道（其本来就是互相容通和渗透的）；附会了类似西方之法治，人权和神道（上帝）三者弥散聚合的、那种可以自身进步和调节之机制。这个现象，一言蔽之，就是中国朝代更换之之亡国，不亡天下之故——这个道理，放到整个世界史中，甚至，也是这样；从希腊转向罗马，从罗马转向世界等等；国度，过渡，甚至灭亡时期，道统之天地，并未亡灭；罗马之基督教－天主教反倒一反康斯坦丁以前之侠义规避和镇压基督教的政教法条，施行了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不灭亡之天不亡我（他）之作业。这是人们了解精神世界和政治世界两分法的开始。其实，天道和神意，早就是西方政治、法治和宗教的复调和和声——人们解释巴赫所谓上下对位结构之象征，其实，也在中国人的复调社会中存在；天人之共治和君君臣臣之制衡机制中，也有过很多表达和实行。这是东、西方法制/法制演绎的根本所在。换言之，基督教以前之西方的多神，祭祀和女神（如希腊之德尔斐等）都是做成法律和政治的先验和超验前提与样本。西塞罗所谓自然神法和自由人法之兼顾，此传统，一直以来贯穿了从人权宣言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文本，且基本上是开宗而明义，开门而见神（所谓国人“离地三尺有神明”，亦是也。）当然，三权分立和君相制衡等人治之法治，也取得了或者强劲，或者脆弱的作用；专制主义威权主义之法制，有别于民主，但是，在文化的圣，俗定位和人，道区隔上，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几乎殊途同归，横向借镜，交往有成的。
（何以提及这个背景，乃和时下人们纪念美国独立宣言之讨论产生关系。此宣言和很多政治、人权宣言一样，都要头戴高帽，萦绕圣光；这个高帽光照，就是造物，神灵和超然之文本的和实际的存在——
“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因此，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人权宣言》）
美洲十三合众州全体一致宣告
此时此刻，于人事发展进程中，斯属必要者，业为解消一群人民与他群间之政治捆缚，并视其地位─基于自然法与造物主之赐─于尘世诸政权间为互不隶属且相互平等，适切尊重人类宣告独立的目标理想之需求。
我等之见解为，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力，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原意为：拥有私人资产之权）。（《独立宣言》）
——以上是有神论者在兹云兹——而苏联和中国的所谓宪章又是如何记载他们的无神（有神——斯大林，毛等）论文本呢——
“在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进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创建了苏维埃国家——保卫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工具。
苏维埃政权保护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由自决，保证劳动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为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内的其他各族人民在苏维埃民族和睦的大家庭内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充分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苏维埃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形成。这个社会实行真正的人民自由，劳动自由，已经创造出强大的生产力，人民的福利和文化不断增强，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正在得到进一步加强。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这体现了苏维埃人民的国家团结，使得各国家、各民族可以共同建设共产主义。”（苏联宪法）（他们的说法就是，用列宁代替神；用一个阶级（政党，领袖，阶级）无产阶级，代替各阶级和社会本身；这个阶级立法的非法性，直接违背孟德斯鸠反对阶级立法的真理；用意识形态宣传，代替上帝政治的分离；等等……）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54年中国宪法）（这里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是他们建立合法性权贵政治的核心——这是他们法制的根本违法；“新民主主义”就更是虚妄悖谬，不及而语了。））
虽然，人们对于存在——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本质－人权等）有过一百次讨论；并对如何接近和趋向之，产生分野；有说，通过人在，才可以存在（海得格尔）；有说要搁置之，变成无语（胡塞尔）；有说，耶稣之容颜化，导致人的束缚（德勒兹）；也有说，只有上帝的存在，人才存在（马丁.布伯）……。我们不再赘述之。何以有这样的语句和判断，分析和肯定，乃是处于一种道统学统和政治宗教合一之背景；那么，人权（自由民主）定位下的宣言甚至宪章一类文本，何以在东、西方，尤其在西方、欧美世界之历史中，必须具备这样的阐述和制定这样的角度？这是一种由神开创的人之准则。这个准则，可以叫戒律，叫约法，叫道德，也可以叫人权等。此间，人们讨论之独立宣言中之圣、俗两顾之撰写和修改之文本，就传达出这样的历史信息。所以，说，这个宣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没有错——但是，说，这个宣言继承了西方历史上圣俗合一政教并肩的传统；而从未来走向过去，更没有错——笔者认为，这种对于人权神赋的道德和宗教背书，是乃一切西方政治法律得以解释和证实的强证。一般的道德约章，必然处于宗教神址；希腊民主和僭政绝对不会绕开德尔斐女神——而西塞罗所谓的自然之法和法之人意，本身就是人权服从圣道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法是由人民的法令、统治者的决定、法官们的判决所确立的，那私便会存在抢劫法、通奸法、提供伪遗嘱法，只要这些法能由人民的投票或决议获得通过”。“人民通过的那许多危险的，那许多有害的决定，并不比强盗们根据自忆的意愿所作出的决定，更配称为法律。”（《论法律》）这个说法包涵几个意思。一种是，人为制定的法律，如果没有来自超验，超然和上天的旨意，就会滑向人类制定自我之律的后验和世俗当中——二，这种堕落的，纯粹无神论法制，势必立刻转变成为人治之皇权，僭政和专制——三，这个经历长时间酝酿的人治之迟到和后现，就是取消基本人权和基本宗教的极权主义恶法。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法，就是人治法条的典型表达——由无产阶级做为领导阶级之提法，一无是处。因为，这个无产阶级和后来的“人民”等等不可证明之词取代了同样不可证明之上帝之耶稣等等真神，成为凌驾人们头上的血剑；而其实，人民就是各种寡头的奴婢。
伟大的罗马哲学家说过的话，基本上成为伟大预言：人民，何以可以抛开神志而自定其法？因为，人民本身就是民粹的产物（甚至无产阶级，也要被列宁马克思和毛等，灌输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的夫子自道。他说，他们这批人的身份，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原意如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意志，普遍意志的总体论载体，他们本身并不承载个人或者社团的任何意志和利益。只是承载统治者，君主和领袖的权利。虚拟的口号转换成为他们的黄金；这个人民万岁论，一秒钟，就滑到斯大林、毛万岁论，说明了第二点，统治者的决定，来自人民——也就来自他自己；于是，最后，“法官”们，好一点说，做为一种装饰，来打扮各种统治者；坏一点说，他们就是西塞罗所谓“抢劫法、通奸法、提供伪遗嘱法”之施行者。学人所谓，他们“两次抢劫”，都是在此法制轨道里施行的；法制之神圣公有制；法制之圣神“私有制”。所以，逻辑的解释，也许比较费力。因为，人类之道德不证自明说，来自宗教和圣明。即便耶稣和孔子，也有一些错误，且常常被人捉住不放；但是，哲学和宗教的提法，也许其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和虚幻的结合——人们很难区隔以色列历史和圣经之历史之真实，之现实，之象征——无数的尼采们和反孔专家都是“揭老底战斗队”；但是，世界上文化和宗教的合璧和一体，常常会给出另外一种文化的，宗教的艺术的真实。他们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而对保罗的功过是非，在不予解构和毁灭的前推下，世纪批判，又留有余地。想把宗教，上帝，保罗和孔子彻底毁灭的，是那些伪基督和真魔鬼。这业已是历史和宗教里面的常识。所有的西方人，除去德勒兹们，德理达们，和毛一起，格瓦拉一起，甚至和很多无耻的小伪劣一起，企图证明耶稣的不好，不真，不善，但是，宗教告诉人们，宗教，就是让你自善和他善——并不告诉你，因为耶稣也涂炭不听劝告的犹太人而行杀戮，你就要毁灭之……
不，宗教之道德规约，就是不言而谕，不适推断，甚至不可言说。因为，当道德律来自星空的时候，他的先验，超验的性质，是和自然一样完美和完善的。人们可以搬动世俗的常识，逻辑，实证甚至科学来说项他们的不完美——但是，他们一张口，就转向了可以言说和后验、世俗的生活——虽然，生活也是伟大的，如托尔斯泰所谓——但是，宗教之道德戒律，就是不可证明和不能证明的。说，人类要死，向死而生；这是科学，还是宗教？前者，是科学；后者，是宗教。因为，人类如果只是追求存在主义的无意义说和颓废主义，那么，这个科学的路段就会充满阴谋的陷阱——因为，上帝告诉你，一切是有意义的；死后，还是可以复活得救和重生的……进而，戒条和约法告知人们，那些基本的道德，是不可以讨论的：如，你要诚实，要怜惜邻居；不能偷盗；不可杀人。这是，即便是后来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也会让出地盘的上帝之前提——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上帝，所以，他们不接触这个话题——而道德，故此也是不可以推论和解释的。说，因为杀人是一种正义，是一种（列宁和毛拥护的）正义战争和正义抢掠……那么，这个证明，就滑向可以修改那不证自明之道德律，便改成为：人，可以杀人；人们可以偷盗；你们要仇恨邻居，；你们要进行战争；云云。这是世界历史上被悲惨证明的法西斯道德和毛泽东道德。他们就是这样制定道德，制定法律和论述之，推行之。这个演习，成为20世纪的卑劣风景和血红之歌。这个歌曲的全部词曲就是一句话：战是和平暴是仁。颠倒的人神定位最后颠倒了道德——成为无法无天——颠倒的天道，成为恶法推行的天下和：亡——天——亡——地。于是，西塞罗乃至美国法国人建立的法治三元素，神（造物主），人（道德），社会（法治）之结构，被解构了；他们先是取消了第一个最大的前提：神。于是，天塌地陷。在此亡国亡天下之人治里，他们杜撰一个无神，无人的法。这个法，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毛主义，列宁主义等等。
我们强调说，任何没有神之崇拜的无神论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有法。因为，道德来自宗教，法治来自道德。这是任何法治国家先天、后世，基本上要具备的宪政条件。所以，与其说，美国开国元勋里面，有些人尊崇实证主义或者经验主义，不如说，他们知道经验主义规避的宗教前提——固然，穆勒们，对于第一推动，颇有微词。所以，讲出大词，上帝，人和道德，继而行法治，修宪章，制宪政，方是一切之有神论国家法度建设之现状，之历史，之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可以证明和不可以证明的东西，皆无意义。我们重复说之，在一个掐死上帝和毁灭儒释道之国家里，他们的道德来源，业成荒漠和沙枯；他们毫无道德前提的枯干法条，已经是一个百年没有水喝的饥汉；他们水草不进的法治饿身，早已成为上帝抛弃的弃民饿殍。他们有什么力气和机会来反驳有神论，人权论和法治论呢？换言之，如果一切可以布捞，国人就要重新开始摆正宗教，道德和法治的基本关系。只有认可了这个有着源流和根系的法治文化，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中国的法律常识，才能破土而出；萌芽才会成长而成木、成树；不然，只是说些毫无宗教意味的道德，和毫无道德意味的法制之碎语胡言，这样做，无异于缘木求鱼，毫无结果。不知道这个常识，这个历史，在西塞罗所谓的恶法里，滚泥吞浆，最后，还是要被葬送在无神论的无法无天之中。这是我们思考独立宣言，思考人权宣言之感触。我们屡次强调之康德的赋格，乃是耐人寻味的圣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道德律，来自仰望星空——这是神－人二降的兼顾之说，不是枉顾之说。从道，是修法的前提；如果中国人只知道从势，那么，他就既不能从道，也不能立法。这是看似简单，却一百年几乎无人兼及之话题。这是我们再次思考美国独立日所提供的意见。已备那些大谈法制而忽略上帝和道德之人们思考之。更加愿意补充的是，我们中国人，可以依据儒释道之天下论，兼及这样的道德从而知法、知德；更可以采纳和施行基督教天主教和民主宪政的结合办法，施行西塞罗们的兼有神，兼有人，故有法的那种西化路径。何选何择，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选项；唯一重要的选项，是我们要有反对无法无天的那种无神论倾向，而改正到尊重文化和神祗的道德之路上来。难道不对吗？
刘自立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说法；他们主张替天行道，顺乎天，应乎人；就是有天，有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看法——因为他们不是只说人定胜天。这也是所谓天、地纵朝向的超验结构之谓；此外，中国人强调人治的传统政治和政制里，离开天，推及人的各种制衡结构，也并不缺乏；虽然，非常落后，却成就了中国经典之孔孟和佛道（其本来就是互相容通和渗透的）；附会了类似西方之法治，人权和神道（上帝）三者弥散聚合的、那种可以自身进步和调节之机制。这个现象，一言蔽之，就是中国朝代更换之之亡国，不亡天下之故——这个道理，放到整个世界史中，甚至，也是这样；从希腊转向罗马，从罗马转向世界等等；国度，过渡，甚至灭亡时期，道统之天地，并未亡灭；罗马之基督教－天主教反倒一反康斯坦丁以前之侠义规避和镇压基督教的政教法条，施行了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不灭亡之天不亡我（他）之作业。这是人们了解精神世界和政治世界两分法的开始。其实，天道和神意，早就是西方政治、法治和宗教的复调和和声——人们解释巴赫所谓上下对位结构之象征，其实，也在中国人的复调社会中存在；天人之共治和君君臣臣之制衡机制中，也有过很多表达和实行。这是东、西方法制/法制演绎的根本所在。换言之，基督教以前之西方的多神，祭祀和女神（如希腊之德尔斐等）都是做成法律和政治的先验和超验前提与样本。西塞罗所谓自然神法和自由人法之兼顾，此传统，一直以来贯穿了从人权宣言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文本，且基本上是开宗而明义，开门而见神（所谓国人“离地三尺有神明”，亦是也。）当然，三权分立和君相制衡等人治之法治，也取得了或者强劲，或者脆弱的作用；专制主义威权主义之法制，有别于民主，但是，在文化的圣，俗定位和人，道区隔上，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几乎殊途同归，横向借镜，交往有成的。
（何以提及这个背景，乃和时下人们纪念美国独立宣言之讨论产生关系。此宣言和很多政治、人权宣言一样，都要头戴高帽，萦绕圣光；这个高帽光照，就是造物，神灵和超然之文本的和实际的存在——
“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因此，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人权宣言》）
美洲十三合众州全体一致宣告
此时此刻，于人事发展进程中，斯属必要者，业为解消一群人民与他群间之政治捆缚，并视其地位─基于自然法与造物主之赐─于尘世诸政权间为互不隶属且相互平等，适切尊重人类宣告独立的目标理想之需求。
我等之见解为，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力，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原意为：拥有私人资产之权）。（《独立宣言》）
——以上是有神论者在兹云兹——而苏联和中国的所谓宪章又是如何记载他们的无神（有神——斯大林，毛等）论文本呢——
“在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进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创建了苏维埃国家——保卫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工具。
苏维埃政权保护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由自决，保证劳动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为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内的其他各族人民在苏维埃民族和睦的大家庭内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充分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苏维埃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形成。这个社会实行真正的人民自由，劳动自由，已经创造出强大的生产力，人民的福利和文化不断增强，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正在得到进一步加强。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这体现了苏维埃人民的国家团结，使得各国家、各民族可以共同建设共产主义。”（苏联宪法）（他们的说法就是，用列宁代替神；用一个阶级（政党，领袖，阶级）无产阶级，代替各阶级和社会本身；这个阶级立法的非法性，直接违背孟德斯鸠反对阶级立法的真理；用意识形态宣传，代替上帝政治的分离；等等……）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54年中国宪法）（这里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是他们建立合法性权贵政治的核心——这是他们法制的根本违法；“新民主主义”就更是虚妄悖谬，不及而语了。））
虽然，人们对于存在——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本质－人权等）有过一百次讨论；并对如何接近和趋向之，产生分野；有说，通过人在，才可以存在（海得格尔）；有说要搁置之，变成无语（胡塞尔）；有说，耶稣之容颜化，导致人的束缚（德勒兹）；也有说，只有上帝的存在，人才存在（马丁.布伯）……。我们不再赘述之。何以有这样的语句和判断，分析和肯定，乃是处于一种道统学统和政治宗教合一之背景；那么，人权（自由民主）定位下的宣言甚至宪章一类文本，何以在东、西方，尤其在西方、欧美世界之历史中，必须具备这样的阐述和制定这样的角度？这是一种由神开创的人之准则。这个准则，可以叫戒律，叫约法，叫道德，也可以叫人权等。此间，人们讨论之独立宣言中之圣、俗两顾之撰写和修改之文本，就传达出这样的历史信息。所以，说，这个宣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没有错——但是，说，这个宣言继承了西方历史上圣俗合一政教并肩的传统；而从未来走向过去，更没有错——笔者认为，这种对于人权神赋的道德和宗教背书，是乃一切西方政治法律得以解释和证实的强证。一般的道德约章，必然处于宗教神址；希腊民主和僭政绝对不会绕开德尔斐女神——而西塞罗所谓的自然之法和法之人意，本身就是人权服从圣道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法是由人民的法令、统治者的决定、法官们的判决所确立的，那私便会存在抢劫法、通奸法、提供伪遗嘱法，只要这些法能由人民的投票或决议获得通过”。“人民通过的那许多危险的，那许多有害的决定，并不比强盗们根据自忆的意愿所作出的决定，更配称为法律。”（《论法律》）这个说法包涵几个意思。一种是，人为制定的法律，如果没有来自超验，超然和上天的旨意，就会滑向人类制定自我之律的后验和世俗当中——二，这种堕落的，纯粹无神论法制，势必立刻转变成为人治之皇权，僭政和专制——三，这个经历长时间酝酿的人治之迟到和后现，就是取消基本人权和基本宗教的极权主义恶法。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法，就是人治法条的典型表达——由无产阶级做为领导阶级之提法，一无是处。因为，这个无产阶级和后来的“人民”等等不可证明之词取代了同样不可证明之上帝之耶稣等等真神，成为凌驾人们头上的血剑；而其实，人民就是各种寡头的奴婢。
伟大的罗马哲学家说过的话，基本上成为伟大预言：人民，何以可以抛开神志而自定其法？因为，人民本身就是民粹的产物（甚至无产阶级，也要被列宁马克思和毛等，灌输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的夫子自道。他说，他们这批人的身份，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原意如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意志，普遍意志的总体论载体，他们本身并不承载个人或者社团的任何意志和利益。只是承载统治者，君主和领袖的权利。虚拟的口号转换成为他们的黄金；这个人民万岁论，一秒钟，就滑到斯大林、毛万岁论，说明了第二点，统治者的决定，来自人民——也就来自他自己；于是，最后，“法官”们，好一点说，做为一种装饰，来打扮各种统治者；坏一点说，他们就是西塞罗所谓“抢劫法、通奸法、提供伪遗嘱法”之施行者。学人所谓，他们“两次抢劫”，都是在此法制轨道里施行的；法制之神圣公有制；法制之圣神“私有制”。所以，逻辑的解释，也许比较费力。因为，人类之道德不证自明说，来自宗教和圣明。即便耶稣和孔子，也有一些错误，且常常被人捉住不放；但是，哲学和宗教的提法，也许其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和虚幻的结合——人们很难区隔以色列历史和圣经之历史之真实，之现实，之象征——无数的尼采们和反孔专家都是“揭老底战斗队”；但是，世界上文化和宗教的合璧和一体，常常会给出另外一种文化的，宗教的艺术的真实。他们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而对保罗的功过是非，在不予解构和毁灭的前推下，世纪批判，又留有余地。想把宗教，上帝，保罗和孔子彻底毁灭的，是那些伪基督和真魔鬼。这业已是历史和宗教里面的常识。所有的西方人，除去德勒兹们，德理达们，和毛一起，格瓦拉一起，甚至和很多无耻的小伪劣一起，企图证明耶稣的不好，不真，不善，但是，宗教告诉人们，宗教，就是让你自善和他善——并不告诉你，因为耶稣也涂炭不听劝告的犹太人而行杀戮，你就要毁灭之……
不，宗教之道德规约，就是不言而谕，不适推断，甚至不可言说。因为，当道德律来自星空的时候，他的先验，超验的性质，是和自然一样完美和完善的。人们可以搬动世俗的常识，逻辑，实证甚至科学来说项他们的不完美——但是，他们一张口，就转向了可以言说和后验、世俗的生活——虽然，生活也是伟大的，如托尔斯泰所谓——但是，宗教之道德戒律，就是不可证明和不能证明的。说，人类要死，向死而生；这是科学，还是宗教？前者，是科学；后者，是宗教。因为，人类如果只是追求存在主义的无意义说和颓废主义，那么，这个科学的路段就会充满阴谋的陷阱——因为，上帝告诉你，一切是有意义的；死后，还是可以复活得救和重生的……进而，戒条和约法告知人们，那些基本的道德，是不可以讨论的：如，你要诚实，要怜惜邻居；不能偷盗；不可杀人。这是，即便是后来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也会让出地盘的上帝之前提——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上帝，所以，他们不接触这个话题——而道德，故此也是不可以推论和解释的。说，因为杀人是一种正义，是一种（列宁和毛拥护的）正义战争和正义抢掠……那么，这个证明，就滑向可以修改那不证自明之道德律，便改成为：人，可以杀人；人们可以偷盗；你们要仇恨邻居，；你们要进行战争；云云。这是世界历史上被悲惨证明的法西斯道德和毛泽东道德。他们就是这样制定道德，制定法律和论述之，推行之。这个演习，成为20世纪的卑劣风景和血红之歌。这个歌曲的全部词曲就是一句话：战是和平暴是仁。颠倒的人神定位最后颠倒了道德——成为无法无天——颠倒的天道，成为恶法推行的天下和：亡——天——亡——地。于是，西塞罗乃至美国法国人建立的法治三元素，神（造物主），人（道德），社会（法治）之结构，被解构了；他们先是取消了第一个最大的前提：神。于是，天塌地陷。在此亡国亡天下之人治里，他们杜撰一个无神，无人的法。这个法，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毛主义，列宁主义等等。
我们强调说，任何没有神之崇拜的无神论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有法。因为，道德来自宗教，法治来自道德。这是任何法治国家先天、后世，基本上要具备的宪政条件。所以，与其说，美国开国元勋里面，有些人尊崇实证主义或者经验主义，不如说，他们知道经验主义规避的宗教前提——固然，穆勒们，对于第一推动，颇有微词。所以，讲出大词，上帝，人和道德，继而行法治，修宪章，制宪政，方是一切之有神论国家法度建设之现状，之历史，之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可以证明和不可以证明的东西，皆无意义。我们重复说之，在一个掐死上帝和毁灭儒释道之国家里，他们的道德来源，业成荒漠和沙枯；他们毫无道德前提的枯干法条，已经是一个百年没有水喝的饥汉；他们水草不进的法治饿身，早已成为上帝抛弃的弃民饿殍。他们有什么力气和机会来反驳有神论，人权论和法治论呢？换言之，如果一切可以布捞，国人就要重新开始摆正宗教，道德和法治的基本关系。只有认可了这个有着源流和根系的法治文化，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中国的法律常识，才能破土而出；萌芽才会成长而成木、成树；不然，只是说些毫无宗教意味的道德，和毫无道德意味的法制之碎语胡言，这样做，无异于缘木求鱼，毫无结果。不知道这个常识，这个历史，在西塞罗所谓的恶法里，滚泥吞浆，最后，还是要被葬送在无神论的无法无天之中。这是我们思考独立宣言，思考人权宣言之感触。我们屡次强调之康德的赋格，乃是耐人寻味的圣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道德律，来自仰望星空——这是神－人二降的兼顾之说，不是枉顾之说。从道，是修法的前提；如果中国人只知道从势，那么，他就既不能从道，也不能立法。这是看似简单，却一百年几乎无人兼及之话题。这是我们再次思考美国独立日所提供的意见。已备那些大谈法制而忽略上帝和道德之人们思考之。更加愿意补充的是，我们中国人，可以依据儒释道之天下论，兼及这样的道德从而知法、知德；更可以采纳和施行基督教天主教和民主宪政的结合办法，施行西塞罗们的兼有神，兼有人，故有法的那种西化路径。何选何择，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选项；唯一重要的选项，是我们要有反对无法无天的那种无神论倾向，而改正到尊重文化和神祗的道德之路上来。难道不对吗？
2011年7月5日星期二
制度与人析
制度与人析
作者: 刘自立
当道德诉求丧失了制度保障的时候，坏人、好人或者制度优劣，遂成为紧随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问题。
中国儿童在观看书籍和电影时常常一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思索是集体意识自不待言；而其深刻的缘故来自中国人的道德至上论和制度枉顾论，也是实话。当我们谈论古代周礼，周易的时候，这个道德元本主义或者已经开始；但是其实他们的开始，源于孔孟的某种观念以陈道统。于是，这样的观念或许与西方人的某种道德基建法本和文化根植法律——如周知之西赛罗主义——这样的观念，殊途同归；这个道德早于时间上的法律之说，也是法律建基的根本之地。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和封建里，没有原先的道德先验论，那么，人类解释法律的任意性就会无限扩大和膨胀，乃至出现人类任意解释和歪曲法条与信条之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后来人之反对教权先验论的各种版本，从伏尔泰到尼采，从列宁到毛。于是，道德制高点的建立，成为人类秉承教权意识的人权超然的根本（“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虽然，其间也有哲学家诉诸人权之人本定义和宗教定义分野之争论；更何况，甚至康德也有“人是目的”——而道德律，又来自“星空”之二律背反。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却要稍稍转换一个角度，因为，当一种情形掩盖着另一中情形的时候，事务的观察角度却有以下一类变调。这个变调就成为，当道德诉求丧失了制度保障的时候，坏人、好人或者制度优劣，成为紧随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问题。
我们在其他地方援引过这样的看法——“边沁的书《政府片论》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可以创造一种天才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未必可创造政治天才。”老边的这个说法执意要来一个中国解释，就是，中国民族是不是一种天才的制造过某种制度律者类；抑或，他们只是纠缠在历史好人、坏人区隔中，以一种潜意识，潜规则和无国则状态，以跟进毛泽东的新人改造使命，以期完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炉和相对于历史人物好、坏说的“另起炉灶”？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课题；虽然，此课题遍布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甚至，来得更早、更糟；他们是俄罗斯民悴主义文本中“新人类”的继续——也是1984一列美丽新世界中之被改造被和谐者。但是，这类新人，经过百年蒸煮，基本上就像雷锋一样腐烂不堪，无可救要了。因为，徒然用暴力改造的新人，比起旧人，旧国，旧社会，不知道要坏到几百倍，几千倍。故此，边沁和蒙塔古之所谓，究竟是制度使然，还是道德使然，我们只好从撇开好制度而跟从坏制度的人物变迁里，得到十分显然的证明。雷锋一词，就是坏制度造就假好人的明证；反之，好制度，是不是就可以保障人们撇开制度，而达到纯然的道德纯粹呢？当然不是。
很多好制度，含中国的政治、政制制度——含封驳制，君相治衡制等等，是不是可以造就“社会主义”王莽式的新人呢？（很多人把王莽的托古改革和其“社会主义萌芽”称之为“新”（朝）制度——含外国佬和中国知识人……）我们看到，有两种基本的制度在造就某些又好又坏（或者不好不坏者）。此类例子实在繁多，不宜一一；唯刘秀和王莽为例说之，又是谁好，谁坏呢？中国传统类文本、口传，都诟骂王莽，说他弑君篡位，人神得诛；可是，刘秀的德政，就真的是制度和道德之典范吗？他们一刘，一新之朝代更替，就真的可以算出好、坏之定格而不受后世之争议吗？累及西汉东汉，隋唐至宋，甚至到了明清，谁是朝代的好人，谁是坏人呢？刘、王之争，也怕是各执一词，不好有偏吧？
如果说《讨武瞾檄》里面，道德文本铿锵有力，咄咄逼人，那么，武媚娘就要被骂到臭水沟里面去了？但是，此檄，除去文学上的伟大之外，历史上，究竟是武对？还是徐对？难道不是一笔糊涂帐吗？问题何在？无论是民间传说之刘秀明主，还是武主圣明，都是一种历史偏词——但是，你说他们就是地主阶级虚伪残暴，阶级斗争如何如何，难道不是毛主义那一种胡说八道吗？所以，天才的政治制度，尚且不可以制造天才（这是局部说法——天才的政治制度，制造了很多天才），那么，民族的天才，可以制造天才的政治制度——这话说得有理；因为，要义是，即便不是天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制造非民主的政制——这就是我们所谓威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里面，留待文化经济政治空间的，那种中、西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于历史，创造了文明。他有别于希腊的两万人之雅典民主；又严格区隔了后来的、几亿人被和谐的极权主义，视为中间中庸制度，也未尝不可。
所以，考证这类不是极权主义，不是民主自由之制度，何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根基和载体，乃为重要立论、立本之所谓；固然，这不是本文宗议；我们还是要回来争议各种制度中好人、坏人之所谓，乃及他们的文化特点和制度染习。我们知道，孔孟所谓和老庄所谓，本是一体几面；即便是在疲于奔命中的孔子，他的人格和风习，也并不是要建设一种后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改造——他只是提出了类似宗教之耶稣摩西教律的各种旨意，以便使得大祭祀制度式微以来之古治/制，有所信仰之依存和皈依；绝对不是要使得制度和人性，产生毛主义式的人人改造，以成为完人新人道德人之运动。我们可以诟病孔子一类人的一千种缺点和虚伪——就像西方哲史中，从争议三位一体之尼西亚会议以来，诟病耶稣，保罗者，不绝于屡，甚至到了尼采，还宣称所有这些“伪币制造者”（尼采痛骂圣保罗语）业已死了……耶稣和摩西的道德形象，受到法国革命者富歇一类和俄国革命者列宁一类的道德痛骂，已经是累见不献。
于是，耶稣和孔子究竟是不是好人——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历史和今天的文本中——而我们的回答，还是回到最前；好人？还是坏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制度，文化和宗教之设置和定位，实在不是后验而是先验产物。这个定格的内涵是，我们不能追究宗教意义的定律和人物以凡间之道德和是非。试问，如果你说孔子之仁，就是假仁假义，这是对？还是错？毛主义就会说，是错；因为毛要代圣；而我们却说，一旦孔子之仁义说出世，就业已完成这个亚宗教文本，和他本人产生某种疏离——就像摩西说，不可以杀人，一样。毛主义列宁主义说，可以以阶级名誉杀人，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是坏人，要被杀掉——他们说的对吗？也对；因为，如果，地主资本家剥夺和杀了人……——但是，这样一来，摩西：不可以杀人，这个信条，就被：“可以杀人”，这个信条改变了。这才是信条屠戮之关键。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捋顺了常识和教义的关系。所以，好制度之所以维护一种人性，就是周知之，它可以约束，制衡和批评政权和政权中人。坏制度所以也能产生一点好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等等，但是，他们的总体，是维护恶人统治，并宣扬群众要做好人，要做雷锋……这是一种根本区别。换言之，制度约辖中人，如民主制度中约辖之美国总统，我们知道，他们是不是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要认可约束制衡——但是，是侧重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抑或，是侧重制度，西方人，自由中人，当然知道，他们要侧重制度。而中国人侧重一半制度，就常常坏事，因为，君相治衡可以代之一司礼监批红——建武，虽然圣明如传说，可是，他之罢相，开了洪武废相之始，一切之治衡随之崩塌——但是，建武也好，洪武也罢，他们并未诟病孔孟——虽然前至西汉，后至唐宋，孔，老之学，互相交叉，东西教禅，互有渗透，呈现一种政治宗教的里外两面——就像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就像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极权主义之间的治衡。所以，我们可以个案研究某某人物的是非曲直和对错功败，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人废言，因言非教，因教非治/制；如果我们像是幼童一样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切，岂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吗？——回到了什么李玉和和鬼子鸠山的好、坏之分里去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犯这类低级见识之误呢？民主，不是好东西，但是，不民主，更糟。邱吉尔这段话还有一个意思——（据我们传导），民主中人，不是好东西，但是，专制、集权中人更坏。最后，孔孟究竟是不是好人呢？我们以上导之，就会做出回答。更严格讲，对于一个轴心立基之人的区区小节，不足以推倒之，说，“孔子死了”——就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就是这个尼采马上接下来说，“但是，上帝是杀不死的！”这就是我们的、不是结论的结论：孔子，不会死！（看看吴宓的铮铮名句，（文革时期）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是，孔子，不能批！）（见其日记）。
作者: 刘自立
当道德诉求丧失了制度保障的时候，坏人、好人或者制度优劣，遂成为紧随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问题。
中国儿童在观看书籍和电影时常常一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思索是集体意识自不待言；而其深刻的缘故来自中国人的道德至上论和制度枉顾论，也是实话。当我们谈论古代周礼，周易的时候，这个道德元本主义或者已经开始；但是其实他们的开始，源于孔孟的某种观念以陈道统。于是，这样的观念或许与西方人的某种道德基建法本和文化根植法律——如周知之西赛罗主义——这样的观念，殊途同归；这个道德早于时间上的法律之说，也是法律建基的根本之地。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和封建里，没有原先的道德先验论，那么，人类解释法律的任意性就会无限扩大和膨胀，乃至出现人类任意解释和歪曲法条与信条之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后来人之反对教权先验论的各种版本，从伏尔泰到尼采，从列宁到毛。于是，道德制高点的建立，成为人类秉承教权意识的人权超然的根本（“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虽然，其间也有哲学家诉诸人权之人本定义和宗教定义分野之争论；更何况，甚至康德也有“人是目的”——而道德律，又来自“星空”之二律背反。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却要稍稍转换一个角度，因为，当一种情形掩盖着另一中情形的时候，事务的观察角度却有以下一类变调。这个变调就成为，当道德诉求丧失了制度保障的时候，坏人、好人或者制度优劣，成为紧随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问题。
我们在其他地方援引过这样的看法——“边沁的书《政府片论》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可以创造一种天才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未必可创造政治天才。”老边的这个说法执意要来一个中国解释，就是，中国民族是不是一种天才的制造过某种制度律者类；抑或，他们只是纠缠在历史好人、坏人区隔中，以一种潜意识，潜规则和无国则状态，以跟进毛泽东的新人改造使命，以期完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炉和相对于历史人物好、坏说的“另起炉灶”？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课题；虽然，此课题遍布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甚至，来得更早、更糟；他们是俄罗斯民悴主义文本中“新人类”的继续——也是1984一列美丽新世界中之被改造被和谐者。但是，这类新人，经过百年蒸煮，基本上就像雷锋一样腐烂不堪，无可救要了。因为，徒然用暴力改造的新人，比起旧人，旧国，旧社会，不知道要坏到几百倍，几千倍。故此，边沁和蒙塔古之所谓，究竟是制度使然，还是道德使然，我们只好从撇开好制度而跟从坏制度的人物变迁里，得到十分显然的证明。雷锋一词，就是坏制度造就假好人的明证；反之，好制度，是不是就可以保障人们撇开制度，而达到纯然的道德纯粹呢？当然不是。
很多好制度，含中国的政治、政制制度——含封驳制，君相治衡制等等，是不是可以造就“社会主义”王莽式的新人呢？（很多人把王莽的托古改革和其“社会主义萌芽”称之为“新”（朝）制度——含外国佬和中国知识人……）我们看到，有两种基本的制度在造就某些又好又坏（或者不好不坏者）。此类例子实在繁多，不宜一一；唯刘秀和王莽为例说之，又是谁好，谁坏呢？中国传统类文本、口传，都诟骂王莽，说他弑君篡位，人神得诛；可是，刘秀的德政，就真的是制度和道德之典范吗？他们一刘，一新之朝代更替，就真的可以算出好、坏之定格而不受后世之争议吗？累及西汉东汉，隋唐至宋，甚至到了明清，谁是朝代的好人，谁是坏人呢？刘、王之争，也怕是各执一词，不好有偏吧？
如果说《讨武瞾檄》里面，道德文本铿锵有力，咄咄逼人，那么，武媚娘就要被骂到臭水沟里面去了？但是，此檄，除去文学上的伟大之外，历史上，究竟是武对？还是徐对？难道不是一笔糊涂帐吗？问题何在？无论是民间传说之刘秀明主，还是武主圣明，都是一种历史偏词——但是，你说他们就是地主阶级虚伪残暴，阶级斗争如何如何，难道不是毛主义那一种胡说八道吗？所以，天才的政治制度，尚且不可以制造天才（这是局部说法——天才的政治制度，制造了很多天才），那么，民族的天才，可以制造天才的政治制度——这话说得有理；因为，要义是，即便不是天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制造非民主的政制——这就是我们所谓威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里面，留待文化经济政治空间的，那种中、西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于历史，创造了文明。他有别于希腊的两万人之雅典民主；又严格区隔了后来的、几亿人被和谐的极权主义，视为中间中庸制度，也未尝不可。
所以，考证这类不是极权主义，不是民主自由之制度，何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根基和载体，乃为重要立论、立本之所谓；固然，这不是本文宗议；我们还是要回来争议各种制度中好人、坏人之所谓，乃及他们的文化特点和制度染习。我们知道，孔孟所谓和老庄所谓，本是一体几面；即便是在疲于奔命中的孔子，他的人格和风习，也并不是要建设一种后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改造——他只是提出了类似宗教之耶稣摩西教律的各种旨意，以便使得大祭祀制度式微以来之古治/制，有所信仰之依存和皈依；绝对不是要使得制度和人性，产生毛主义式的人人改造，以成为完人新人道德人之运动。我们可以诟病孔子一类人的一千种缺点和虚伪——就像西方哲史中，从争议三位一体之尼西亚会议以来，诟病耶稣，保罗者，不绝于屡，甚至到了尼采，还宣称所有这些“伪币制造者”（尼采痛骂圣保罗语）业已死了……耶稣和摩西的道德形象，受到法国革命者富歇一类和俄国革命者列宁一类的道德痛骂，已经是累见不献。
于是，耶稣和孔子究竟是不是好人——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历史和今天的文本中——而我们的回答，还是回到最前；好人？还是坏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制度，文化和宗教之设置和定位，实在不是后验而是先验产物。这个定格的内涵是，我们不能追究宗教意义的定律和人物以凡间之道德和是非。试问，如果你说孔子之仁，就是假仁假义，这是对？还是错？毛主义就会说，是错；因为毛要代圣；而我们却说，一旦孔子之仁义说出世，就业已完成这个亚宗教文本，和他本人产生某种疏离——就像摩西说，不可以杀人，一样。毛主义列宁主义说，可以以阶级名誉杀人，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是坏人，要被杀掉——他们说的对吗？也对；因为，如果，地主资本家剥夺和杀了人……——但是，这样一来，摩西：不可以杀人，这个信条，就被：“可以杀人”，这个信条改变了。这才是信条屠戮之关键。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捋顺了常识和教义的关系。所以，好制度之所以维护一种人性，就是周知之，它可以约束，制衡和批评政权和政权中人。坏制度所以也能产生一点好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等等，但是，他们的总体，是维护恶人统治，并宣扬群众要做好人，要做雷锋……这是一种根本区别。换言之，制度约辖中人，如民主制度中约辖之美国总统，我们知道，他们是不是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要认可约束制衡——但是，是侧重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抑或，是侧重制度，西方人，自由中人，当然知道，他们要侧重制度。而中国人侧重一半制度，就常常坏事，因为，君相治衡可以代之一司礼监批红——建武，虽然圣明如传说，可是，他之罢相，开了洪武废相之始，一切之治衡随之崩塌——但是，建武也好，洪武也罢，他们并未诟病孔孟——虽然前至西汉，后至唐宋，孔，老之学，互相交叉，东西教禅，互有渗透，呈现一种政治宗教的里外两面——就像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就像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极权主义之间的治衡。所以，我们可以个案研究某某人物的是非曲直和对错功败，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人废言，因言非教，因教非治/制；如果我们像是幼童一样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切，岂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吗？——回到了什么李玉和和鬼子鸠山的好、坏之分里去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犯这类低级见识之误呢？民主，不是好东西，但是，不民主，更糟。邱吉尔这段话还有一个意思——（据我们传导），民主中人，不是好东西，但是，专制、集权中人更坏。最后，孔孟究竟是不是好人呢？我们以上导之，就会做出回答。更严格讲，对于一个轴心立基之人的区区小节，不足以推倒之，说，“孔子死了”——就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就是这个尼采马上接下来说，“但是，上帝是杀不死的！”这就是我们的、不是结论的结论：孔子，不会死！（看看吴宓的铮铮名句，（文革时期）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是，孔子，不能批！）（见其日记）。
2011年7月1日星期五
毛建国易帜之误
毛建国易帜之误
作者：刘自立
毛泽东建国有功吗？谬也。这个课题很大，我们从几个方向予以简单分析。一个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为什么可以存身且又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某种幼稚残暴和惟利是图——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从发生发展，就已建立了他的自我调整机制。这个机制的元初试验，就是希腊雅典的政制和政治。政治，是讲他们如何在神祗和祭祀的主导下，实行历史的和社会的运动；如希罗多德，修希底斯笔下的叙述和评树。政制，就是讲他们的选举制度和制衡制度。在罗马时期，此制之治，被宣称为法制和道德的某种关系，抑或是因果关系，抑或是两个前提——共和的文化和共和的经济前提——而非法治包揽宪政。这个雅典建政和僭主政治在皇权和人民之间的主宰与选择，遂产生欧洲中世纪自由市，自由民，自由经济和自由主义之滥觞；绝对不是现代民主才为此背书；不，中世纪文化和宗教自由主义隙罅，几乎直接导致现代自由和现代民主。其历民主尚可杀死少数和苏格拉底的时代；也是加尔文主义可以烧书烧人的时期……这个残暴发展成为宗教十字军和集权教廷的某种专制主义统治和殖民主义；与此同时，一切优良制度和人物脱颖而出，为权利和义务做则背书。于是，这双向发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批判，也应运而生。缘其某种非理想主义现实，呼唤了他本身的对立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调整）和社会主义（无调整）之间的竞赛，经过几个世纪的较量，社会主义以其一无是处的乌托邦理想和残暴极权，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左派和右派的较量，以右派的取胜，尊为大历史之结果。这个革命和革命的比较学内涵，显示出来，法国和英国革命的回归民主传统的成果——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加上以后的伊朗革命，古巴革命等等），则呈现天堂——地狱的转换路径，成为反民主的恶果。
那么，是不是左右两翼的争论和战斗就此消灭了呢？不。这个势头变得越来越清楚。右翼势力的不合理和不合法，有着普世价值和民主机制的自我约束和改正；但是，左翼政权的流氓本性，使得这些国家根本无力施行自我解救。在此阴错阳差，时代更变之契机中，中国（辛亥至1949年这段时期），日本，土耳其等等相继走上试探民主之路；而苏联，俄国，在历经了战争和改革后（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俄罗斯人拒绝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转向民粹主义暴力和列宁……），施行了负面价值的选择，建立了列宁主义国家。这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倒退，俄罗斯历史的倒退和东欧国家历史的倒退。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人类进步，文明和历史的插曲。中国之毛，就是这张俄罗斯列宁主义之皮之毛；皮存，毛附之也；无俄罗斯，无苏联之皮，一切，就都会予以改变（此绝对不是必然性，如老恩格斯所谓）。此间，社会主义选择，究竟是他注六经、还是六经注之？换言之，何以国人有这种社会主义选择，而日本人，土耳其人，印度人等等，却规避之，唯恐不及？（其间，尚有所谓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民主社会主义之区隔，之争执……）回答也许是：孙文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和苏联）的两难选择，开创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正选择和毛的负选择。这个时期的中国，乱相纷纷，今古为忤，出路不明；但是，人们看到，民国体制的基本自由，还是存在的。我们看到，自历史上改朝换代，易帜更旗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皆有存身之处。这个意味的诠释就是，改朝换代，本是中国社会可塑性和进步性之表达和实施；除去所谓农民运动、农民起义之外，中国之朝代更替，本是集合各种社会存在，社会实力和阶级流动的正面现实之运动。我们看到，无论是汉朝，唐朝还是宋朝，无论是王莽新政，还是刘秀旧制（汉室刘姓），更，抑或是明、清的政权组合，莫不是官衙，民间，教派和暴民的制衡体系发生作用之结果（而绝对不是，不单纯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推倒——其实，刚好相反）。中国游民阶级，和孟德斯鸠所谓英国暴民阶级之存在，之意义，之走向，基本上，没有太多区隔——而且，正象此公所谓，暴民阶级，乃是制衡英国皇室和贵族的必要存在——而中国草寇流民和山寨瓦岗的建设，从古至今，不会消失，无法涤除，也是制衡利器的某种积极存在，不可以不充分估计之。
说，因为毛泽东是流民草寇，而且施行了他的所谓的游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革命，故而，否定这样的草寇游民，成为解析毛的一种方向和方法。笔者大不以为然。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在几个方面保留、或者说，天然存在了中国人所谓进、退有度之达，之穷之官，民两则运算法，才使得中国文化在所谓的循环往复中，积极再生，涅槃以待，死而复生，催生了代代硕果和菁英。故此，孔孟文化被定位为世界轴心文化之一极，方才可能（她，其实，取决于中国政治和游民文化之出现，之参政，之制衡……）；任何企图否定孔子和否定耶稣的中国理由－世界理由，可以举出无数，但是，这个文化轴心论业已板上钉钉，无可争议。应该反过来解释这个现象。毛主义及其游击队，和当时民国之地域政权，如福建，如广东，如广西，如东北，如山西等等，本是一种中国古代山寨文化和梁山政治的再现。这种或者一统，或者自治的地方主义，居然也含括了山西瑞金的共产党政区。这个政区的存在本质，和上述军阀割据，虽然不同于治，但是，毛泽东可以井冈起义，瑞金革命，本也是中国专制主义隙罅造成的某种自由主义区隔所致——换言之，你，现在中国，何有当时井冈山一丝一毫的民间自治之可能！于是，问题摆在这里。毛泽东的改朝换代和易帜变旗，迥然不同于任何朝代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更。近说，东北易帜之张家政权等和蒋家政权关系，远说隋唐变更和唐宋嬗变，基本上都是如此。一眼可以看穿，蒋介石就是刀架到脖子上，也不会杀了张学良；不像毛要屠灭彭、刘等。这就是李世民，赵匡胤来自官方，也来自民间的某种古代传习之演变。梁山寨和瓦岗寨一类游民组合，本可以存在与皇室改变时期，甚至，容纳这样的造反反王；也可以汲纳魏征、徐茂公甚至方孝儒、康有为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和毛对于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洗脑大相径庭。故此，当台湾1950年在蒋公主导下施行县，市，省（议员）自由选举的时候，大陆以为蒋介石只是独裁专制者类，可以被跌破眼镜了；而这个自由主义传统，早在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知识分子群落中，就已此起彼伏，良媒以接，托波通辞矣。于是，问题出在何处？何以毛泽东这个民国时期之产物，可以造反、革命，游刃有余呢？一句话，蒋介石统治，不是极权主义消灭一切社会存在之统治。这就是毛革命的前提。
而这个前提，今天的阐释，则正好相反——毛主义、极权主义社会的任何瓦岗寨，井冈山版本，都须臾不会存在——他们的任何程咬金，秦叔宝和薛仁贵乃至民间知识分子类如魏征徐茂公等，也同样，须臾不可能存身和发展——看看五七年的事情，人们就会知道，中国毛主义社会，是如何颠覆了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含游民社会）及其知识人——是如何戕灭了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和张表方的（章怡和先生在《水流残月》一书里面反复提问的那些课题——如，何以第三党建立军队之努力基本无效，无望——何以“五一口号”提出后，民盟明知自身是附庸，不是独立党派，他们还要跟随毛——何以欧美留学者，不明白这个课题：共产党不会建立在野党……）。故此，中国伟大传统造就的文化和历史，被1949年的政权变更，彻底毁灭和中断了。这是一个魔鬼的插曲。我们的看法是，这个魔鬼的插曲，以朗朗的取声为象征，今天，正在西方大行其道——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自身败笔和邪恶的那些因素，今天，刚好和今天的中国经济实体和政制实体，再行资本主义负面选择的，最后的组合——这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最为恶劣的纳粹主义的曲线发展结果和毒果。我们看到，中国毛主义模式的最大改变和不改变。毛主义中国之今天，就是极权主义西方传统中的“理想国”再现。这个再现，又因为理想国乌托邦的极度幻灭，而改弦易辙为极度的实用主义——从毛主义（红歌）的极端虚无主义叫嚣，到现在，他们改变成为一种极端势力，忤逆道德和理想的无精神主义——那些在此物质主义唯此唯大的亚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歌民”顺仆，如何不知道他们歌咏的皇孙贵族，早已不是那些社会主义事业的英雄，而是资本主义的少爷老爷了。他们在这些少爷老爷点钱的时候，红歌伺候，跑前跑后，也真是千古奇观。故此，毛主义开创了一个如同苏联和纳粹的精神虚妄之国——这个国度的极度虚妄，为他们后来的极度实利和无耻之猫（黑猫、白猫）主义，打造了基础；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当毛主义现在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一个课题留下了；这个课题就是，毛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模式模式，和“跳蚤”们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这个课题，更多，是要留给美国欧洲那些同样歌颂毛的资本家和政客……于是，毛主义现在变脸了！就像德勒兹说的，当专制主义者的话语（歌曲）一发而出的时候，他们所谓的传导内涵，就变得无足轻重，因为，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张（势力之）“脸”。（这就是德勒兹先生的能指所谓）。是的，这张极权主义容貌，1949年以后就挂在那里；现在，还挂在那里。中国人千言万语，千歌万唱，其实，就是这张脸的延伸和变奏……呜呼！这张脸啊！
——《纵览中国》首发 ——
作者：刘自立
毛泽东建国有功吗？谬也。这个课题很大，我们从几个方向予以简单分析。一个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为什么可以存身且又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某种幼稚残暴和惟利是图——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从发生发展，就已建立了他的自我调整机制。这个机制的元初试验，就是希腊雅典的政制和政治。政治，是讲他们如何在神祗和祭祀的主导下，实行历史的和社会的运动；如希罗多德，修希底斯笔下的叙述和评树。政制，就是讲他们的选举制度和制衡制度。在罗马时期，此制之治，被宣称为法制和道德的某种关系，抑或是因果关系，抑或是两个前提——共和的文化和共和的经济前提——而非法治包揽宪政。这个雅典建政和僭主政治在皇权和人民之间的主宰与选择，遂产生欧洲中世纪自由市，自由民，自由经济和自由主义之滥觞；绝对不是现代民主才为此背书；不，中世纪文化和宗教自由主义隙罅，几乎直接导致现代自由和现代民主。其历民主尚可杀死少数和苏格拉底的时代；也是加尔文主义可以烧书烧人的时期……这个残暴发展成为宗教十字军和集权教廷的某种专制主义统治和殖民主义；与此同时，一切优良制度和人物脱颖而出，为权利和义务做则背书。于是，这双向发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批判，也应运而生。缘其某种非理想主义现实，呼唤了他本身的对立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调整）和社会主义（无调整）之间的竞赛，经过几个世纪的较量，社会主义以其一无是处的乌托邦理想和残暴极权，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左派和右派的较量，以右派的取胜，尊为大历史之结果。这个革命和革命的比较学内涵，显示出来，法国和英国革命的回归民主传统的成果——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加上以后的伊朗革命，古巴革命等等），则呈现天堂——地狱的转换路径，成为反民主的恶果。
那么，是不是左右两翼的争论和战斗就此消灭了呢？不。这个势头变得越来越清楚。右翼势力的不合理和不合法，有着普世价值和民主机制的自我约束和改正；但是，左翼政权的流氓本性，使得这些国家根本无力施行自我解救。在此阴错阳差，时代更变之契机中，中国（辛亥至1949年这段时期），日本，土耳其等等相继走上试探民主之路；而苏联，俄国，在历经了战争和改革后（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俄罗斯人拒绝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转向民粹主义暴力和列宁……），施行了负面价值的选择，建立了列宁主义国家。这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倒退，俄罗斯历史的倒退和东欧国家历史的倒退。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人类进步，文明和历史的插曲。中国之毛，就是这张俄罗斯列宁主义之皮之毛；皮存，毛附之也；无俄罗斯，无苏联之皮，一切，就都会予以改变（此绝对不是必然性，如老恩格斯所谓）。此间，社会主义选择，究竟是他注六经、还是六经注之？换言之，何以国人有这种社会主义选择，而日本人，土耳其人，印度人等等，却规避之，唯恐不及？（其间，尚有所谓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民主社会主义之区隔，之争执……）回答也许是：孙文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和苏联）的两难选择，开创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正选择和毛的负选择。这个时期的中国，乱相纷纷，今古为忤，出路不明；但是，人们看到，民国体制的基本自由，还是存在的。我们看到，自历史上改朝换代，易帜更旗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皆有存身之处。这个意味的诠释就是，改朝换代，本是中国社会可塑性和进步性之表达和实施；除去所谓农民运动、农民起义之外，中国之朝代更替，本是集合各种社会存在，社会实力和阶级流动的正面现实之运动。我们看到，无论是汉朝，唐朝还是宋朝，无论是王莽新政，还是刘秀旧制（汉室刘姓），更，抑或是明、清的政权组合，莫不是官衙，民间，教派和暴民的制衡体系发生作用之结果（而绝对不是，不单纯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推倒——其实，刚好相反）。中国游民阶级，和孟德斯鸠所谓英国暴民阶级之存在，之意义，之走向，基本上，没有太多区隔——而且，正象此公所谓，暴民阶级，乃是制衡英国皇室和贵族的必要存在——而中国草寇流民和山寨瓦岗的建设，从古至今，不会消失，无法涤除，也是制衡利器的某种积极存在，不可以不充分估计之。
说，因为毛泽东是流民草寇，而且施行了他的所谓的游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革命，故而，否定这样的草寇游民，成为解析毛的一种方向和方法。笔者大不以为然。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在几个方面保留、或者说，天然存在了中国人所谓进、退有度之达，之穷之官，民两则运算法，才使得中国文化在所谓的循环往复中，积极再生，涅槃以待，死而复生，催生了代代硕果和菁英。故此，孔孟文化被定位为世界轴心文化之一极，方才可能（她，其实，取决于中国政治和游民文化之出现，之参政，之制衡……）；任何企图否定孔子和否定耶稣的中国理由－世界理由，可以举出无数，但是，这个文化轴心论业已板上钉钉，无可争议。应该反过来解释这个现象。毛主义及其游击队，和当时民国之地域政权，如福建，如广东，如广西，如东北，如山西等等，本是一种中国古代山寨文化和梁山政治的再现。这种或者一统，或者自治的地方主义，居然也含括了山西瑞金的共产党政区。这个政区的存在本质，和上述军阀割据，虽然不同于治，但是，毛泽东可以井冈起义，瑞金革命，本也是中国专制主义隙罅造成的某种自由主义区隔所致——换言之，你，现在中国，何有当时井冈山一丝一毫的民间自治之可能！于是，问题摆在这里。毛泽东的改朝换代和易帜变旗，迥然不同于任何朝代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更。近说，东北易帜之张家政权等和蒋家政权关系，远说隋唐变更和唐宋嬗变，基本上都是如此。一眼可以看穿，蒋介石就是刀架到脖子上，也不会杀了张学良；不像毛要屠灭彭、刘等。这就是李世民，赵匡胤来自官方，也来自民间的某种古代传习之演变。梁山寨和瓦岗寨一类游民组合，本可以存在与皇室改变时期，甚至，容纳这样的造反反王；也可以汲纳魏征、徐茂公甚至方孝儒、康有为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和毛对于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洗脑大相径庭。故此，当台湾1950年在蒋公主导下施行县，市，省（议员）自由选举的时候，大陆以为蒋介石只是独裁专制者类，可以被跌破眼镜了；而这个自由主义传统，早在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知识分子群落中，就已此起彼伏，良媒以接，托波通辞矣。于是，问题出在何处？何以毛泽东这个民国时期之产物，可以造反、革命，游刃有余呢？一句话，蒋介石统治，不是极权主义消灭一切社会存在之统治。这就是毛革命的前提。
而这个前提，今天的阐释，则正好相反——毛主义、极权主义社会的任何瓦岗寨，井冈山版本，都须臾不会存在——他们的任何程咬金，秦叔宝和薛仁贵乃至民间知识分子类如魏征徐茂公等，也同样，须臾不可能存身和发展——看看五七年的事情，人们就会知道，中国毛主义社会，是如何颠覆了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含游民社会）及其知识人——是如何戕灭了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和张表方的（章怡和先生在《水流残月》一书里面反复提问的那些课题——如，何以第三党建立军队之努力基本无效，无望——何以“五一口号”提出后，民盟明知自身是附庸，不是独立党派，他们还要跟随毛——何以欧美留学者，不明白这个课题：共产党不会建立在野党……）。故此，中国伟大传统造就的文化和历史，被1949年的政权变更，彻底毁灭和中断了。这是一个魔鬼的插曲。我们的看法是，这个魔鬼的插曲，以朗朗的取声为象征，今天，正在西方大行其道——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自身败笔和邪恶的那些因素，今天，刚好和今天的中国经济实体和政制实体，再行资本主义负面选择的，最后的组合——这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最为恶劣的纳粹主义的曲线发展结果和毒果。我们看到，中国毛主义模式的最大改变和不改变。毛主义中国之今天，就是极权主义西方传统中的“理想国”再现。这个再现，又因为理想国乌托邦的极度幻灭，而改弦易辙为极度的实用主义——从毛主义（红歌）的极端虚无主义叫嚣，到现在，他们改变成为一种极端势力，忤逆道德和理想的无精神主义——那些在此物质主义唯此唯大的亚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歌民”顺仆，如何不知道他们歌咏的皇孙贵族，早已不是那些社会主义事业的英雄，而是资本主义的少爷老爷了。他们在这些少爷老爷点钱的时候，红歌伺候，跑前跑后，也真是千古奇观。故此，毛主义开创了一个如同苏联和纳粹的精神虚妄之国——这个国度的极度虚妄，为他们后来的极度实利和无耻之猫（黑猫、白猫）主义，打造了基础；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当毛主义现在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一个课题留下了；这个课题就是，毛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模式模式，和“跳蚤”们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这个课题，更多，是要留给美国欧洲那些同样歌颂毛的资本家和政客……于是，毛主义现在变脸了！就像德勒兹说的，当专制主义者的话语（歌曲）一发而出的时候，他们所谓的传导内涵，就变得无足轻重，因为，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张（势力之）“脸”。（这就是德勒兹先生的能指所谓）。是的，这张极权主义容貌，1949年以后就挂在那里；现在，还挂在那里。中国人千言万语，千歌万唱，其实，就是这张脸的延伸和变奏……呜呼！这张脸啊！
——《纵览中国》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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