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政教遗产
——也谈谈该帝国灭亡之道 刘自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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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和CP内斗机制混淆一谈，以图以此比附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灭亡）之前路。是为极端荒唐之论。在我们援引基本资料和基本常识以外，这里还要证实一下政治理论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历史面向，以批驳那种为我们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常常批判的——不要把我们现在代人的罪过推诿古人——我们加上一句话，更不要妄图把中国今人的愚蠢和荒诞诿过于外国，特别是具有正面帝国主义文明创始国（——虽尚未具备现代国家意义）之希腊，之罗马，之神圣罗马帝国一类文明典范。此间引用正面帝国主义不单函括文明文化论，尚且主要是要区隔极权主义之非文明，无文明和反对之之国家，“制度”和“文化”（——文革？）于是首先要定位什么是正面帝国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其实是为了还原现在人们（——比如对香港问题的争论）讨论的自治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自治——帝国——殖民，这个结构和解构的革命发生论和保守复辟论，在西方学界是如何一体共生和渐次演进之问题。这个问题归结到正－负面帝国主义，是由我们以前引用的西方学者福耶尔的观点是：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Lewis Samuel Feuer）将帝国主义分为二类：
另一种是“渐进式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希望可以提升所谓的“落后社会”，提升所征服领土中的生活水平及文化，允许其中的人民融入帝国社会中，像罗马帝国及大英帝国即为这类的帝国。”（《维基百科》/下同）
这也就是正面和负面之帝国主义之观点。这个观点的延伸，内涵很多。我们在《帝国小论》中业已普遍展开（（刘自立《帝国小论》/原载《北京之春》）其大致的看法就是，包含罗马帝国在内的比如波斯帝国，大英帝国，美国……一类正面帝国主义，是历史和人类承载文明和制度（马克思主义一类是反制度历史）的主要载体，这个载体就像人类历史上一切所谓自由和不自由的历史，民主和不民主的历史，宪政和专制之历史一样，（就像基佐所谓），他们之间缘有着政治上的血缘关系；以至于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伯拉图，都可以把这些政制和僭政和共和作一比附，而不是全盘否定和肯定——就像阿伦特等人在分析十九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之时，人类反对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纠结和纠缠，导致人们忽略了反对专制之前景，有可能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乘机作乱的结果——这是一切贯注自由和民主之人们留给社会主义欲壑难填的坏资本主义和坏社会主义占据世界的重要和主要原因。
于是，正面帝国主义，也就是古罗马帝国主义，她，一样有着各种非极权主义之特制/特治/特质。因为，就像我们以下援引的各种文明贡献论一样，罗马文明，成为世界历史无法更改和回避的伟大文明之一——这个文明绝对不是可以让希特勒比附神圣罗马帝国文明，列宁比附伟大俄罗斯文明和毛，比附伟大中华文文明那样——变成对于文明，制度甚至宗教的（——也就是，对于反文明，反制度和反宗教革命/反革命）一锅烩。其中坊间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式的论调（——她，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也是有着一般偏见的。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不神圣极权，不罗马极权和不帝国极权，再造了直接比附和继续罗马正面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宗教遗产（——而负面毛和希特勒，列宁毫无正面遗产可言）。这些遗产就是为人们所庸俗诟病的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请原谅重复引证之）的观点，“帝国主义是在殖民，自治和所谓共和，民主之中艰难而行，而改变，而发展，而终结的（这个终结可以说是一般性终结，也可以说是帝国历史的终结，和资本历史的并非终结；等等。）把古代帝国历史，共和历史和中世纪帝国历史和共和－自治－城邦历史接轨之也许是第一人就是马基雅维力。他的见解往往因为他的机会主义而同样被忽视，但是，其共和历史之研究和贡献却在更加深广的学人阅读圈中被充分肯定甚至激赏之。这里，我们的较为细致的帝国小论，自然无法忽视老马之说也。
“马基雅维力在论述帝国和殖民历史时说，‘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中，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制度当中，有一项使得许多城镇和城市不断得以建立和更新；因为对于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或一个国泰民安的共和国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兴建新的城镇更加值得关注，对一个地方来说更为益国利民，因为人民能够为了防御和耕作的便利定居其中。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做到，通过向那些征服或无人居住的地方输出新的居民，他们把那些地方叫做殖民地。
“‘由于除了建立新的城镇这个因素，这个制度还使得新征服之地为征服者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使得新移民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保持这些地区居民的分布合理。如此一来，这个地方变得更加适宜居住，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进攻、更可靠地防守。这个惯例在今天由于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的不当使用而废弛，许多地方随之出现了灾难破坏，疲敝不堪，因为这个制度是使得帝国更加安全的唯一途径；并且，如前所述，它使得帝国各地保持大量的居民。
“‘殖民地带来安全，一位君主将殖民地建于新近征服之地，就像一座堡垒和一个哨所一样，使得那些化外之民归顺。舍去这个制度，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完全被占领，也无法使得居民合理地分布：因为任何地方在物产气候、健康宜人等方面是不同的；于是，有些地区人满为患，而另一些则地广人稀；如果不想办法将他们从人满为患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整个国家很快就会遭受损害；居民稀少的地区将变得愈加荒芜，人满为患的地区则愈加贫穷。’（马基雅维力《佛罗伦撒史》/下同）
“这是马氏对于西方古代殖民概念（后来肯定发展成为自治）之较为准确的说明。
“这个概念自然和他的时代之自由城邦和各个王国（郡县式，藩属式，王国式等自治领地）之属性密切关联。而古代自治和佛罗论撒自治异同，当然也是马基非常关心的比较——叫做自治形式之比较学；历史时段比较学和古代、中世纪比较学——也许可以这样述说。”（刘自立《帝国小论》）
于是，远自希腊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所延续的自由和民主，到了伟大“非”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有伟大的自治城邦和自由市所继承的，并且在现代集权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继承的自由传统里面，那些民主的制度核心价值，就成为现代甚至后现代民主的继往开来者。这是西方人一直有民主，现在还有之，之本质，之根据，之血脉。所以，在此核心价值中，罗马价值，处于永恒价值的地位。这个地位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因为他是历史而不是消灭历史而著称于“是”/世。反之，人类远远不能因为这个历史的衰败，就把她，和毛，和希特勒，和列宁等同起来。这是对于罗马，佛罗伦撒，威尼斯，对于自治和自由的一准亵渎。因为，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就是包涵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就包涵在自由——自由主义——自治市——这个结果逻辑和结构逻辑中；包涵在罗马法制，法治，（宗教自由——见东罗马帝国和康士坦丁大帝的宗教包容政治……）中。等等。（于是，新近一轮所谓要在极权主义和自治（香港类市）之间，达致一致的不一致主义，遂变成为一种新的机会主义。）
于是，接下来我们稍稍贯注坊间学界常常引用的罗马帝国衰亡抑或灭亡论的一些看点。以下是这些著名学人的看法。（參考資料:http://homework.wtuc.edu.tw/~wenlurg/forghis/0220-1-7-i.htm）
一、
李維（LIVY,西元前59~西元17年），著《羅馬史》（羅馬編年史）,指出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二、 塔西佗（TACITUS,西元？~117年）,著《儒略王朝史》《當代史》,描述羅馬官廷陰謀政爭不斷,尤其羅馬人對日耳曼人的衝突日益顯見,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三、 聖奧古斯丁（30~？年） ,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四、 奧托﹒弗萊辛（OTTO OF FREISING ,1137年）著《雙城史》,提出在君士坦丁贈予之後,羅馬世俗政權歸于教皇所有,教（神）權超越了俗世的王權,所以教會的發展與國家的關係密切,認為教會權力的擴張,削弱了帝國對人民的統治（此為政教衝突時期的觀點）。 五、 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531年）,擴大李維的《羅馬史》範圍,以「君主論」解釋羅馬史,為採攻治理論史第一人（此為民族主義興起時期的觀點）。 六、 吉朋（FDWARD GIBBON,1737年）,著《羅馬帝國興亡史》,啟蒙運動時,以理性分析羅馬文明崩潰原因,從政治演變及基督教互動的起伏,歸納出以下幾點：
1.
忠勇愛國之立國精神,因擴張而衰落。
2.
基督教的出現,使他們追求來世的幸福,不再捍衛自己國家。
3.
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
4.
宮廷政爭,城市奢靡,軍隊腐蝕。
5.
財稅不公,貧富不均,經濟來源崩壞。
6.
鼠疫流行,醫藥衛生尚差,致鼠疫流行,社會崩壞。
吉朋分析最為完整,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大師後,最重要的一位。
七、
蒙森（亦譯孟森,THEODER MOMMSEN, 1817~1903年），著《羅馬文化史》偏重羅馬之偉大而不在其衰亡。
八、
湯恩比（ARONLD. J. TOYNBEE 1889年）,著《歷史研究》一書,強調文明均會經生長、茁壯、繁茂、枯萎四階段,即文明的誕生及死亡。
九、
德國史賓格勒著《西方的沒落》,以春、夏、秋、冬循環論,論文明之起衰與再生。
十、
俄裔美人羅斯托夫茲夫（MICHEL J. ROSTOVTZEFF）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採社會階級論,以為中產階級,農人及軍人的結會而使帝國崩潰。
每一位史家所處的時代不同,解釋的觀點與其時代思潮背景有關,大體上不出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宗教）軍事...各項。
这些看法每一种之展开都是一本大书。这里自然绝无可能。我们只是稍加分析；且针对那篇比附极权主义和罗马覆灭一样论之荒诞。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这一点：
——1，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2，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3，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其实，出去基督教影响之外，罗马帝国灭亡（——也就是，他的死亡——复活——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延续着一个胜败萧何之果：灭亡原自：自治（民族品格混亂，等等——就是多民族自治）之失控导致灭亡——自治之复辟（中世纪自由市壮大于后罗马帝国），也是罗马复活（——不灭亡）之因。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更而言之，现代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隔导致民主主义，更是完善自治形式的现代性成熟表现。这是西方人自由的始因。没有希腊，没有罗马，甚至，没有罗马的死亡－复活，西方自由的历史是不能完成的。这和极权主义不自由反自由历史毫不相关（——虽然，希腊也产生过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理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选入制度选项和人权实践。）而关于自治与罗马兴亡之关系，有日本学者这样说——
“卡拉卡拉敕令，正名安東尼奧敕令（拉丁文︰Constitutio
Antoniniana），諭出羅馬皇帝馬庫斯‧奧理略‧謝維勒‧安東尼奧‧派阿斯（別名卡拉卡拉），因以為名。時維西元二一二年，帝卡拉卡拉敕令曰︰「化內之民，齊心為國。榮辱與共，方為正法。是以今後，萬民平等，一切行省民，盡為公民。欽此。」今人初聞，靡不贊譽平等博愛，德政章章。惟其貽害，實為無窮。蓋羅馬之門第交流、兵制、稅制，由是巨變。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夫人性也，辛勞所得、與別不同，倍添珍重；不勞而獲、平平無奇，視如草芥。昔羅馬公民，不足什一，惟有功於國、職事醫教、退伍輔兵等，皆授公民，世襲罔替。是以雖有門第，寒門進路不斷，以成公民為榮。是敕以降，俱為公民，貌似平等，惟官宦富人，自成一系，門第森嚴，寒士自此，無可上進，公民之稱，有如敝屣，無恥無榮。所謂「人人皆有，跡同皆無」，蓋亦如是。
“又，帝國兵制，自奧古斯都以降，以公民兵為主，行省兵為輔。公民兵退役，可領長俸，行省兵則無；公民兵訓練有素，專責攻防，行省兵僅為輔助，訓練裝備，俱為次等。是敕以降，皆為公民，再無行省兵，退役皆領長俸，裝備皆須精良。養兵開支，由是大增。帝遂重鑄銀幣，大減成色，以增幣量。三世紀時，羅馬幣值屢貶，亦由是此。
“至若帝國稅制，亦立於奧古斯都，以廣徵薄賦為宗。除卻營業稅、關稅，公民所納，獨遺產稅、奴隸解放稅而已，俱二十分之一，亦非常年可課。行省民雖無遺產稅、奴隸解放稅，所得什一，上繳歸公，稱行省稅，屬常年必課。是以羅馬國庫，不可無行省稅。此敕以降，皆為公民，行省稅自廢，雖遺、奴二稅，改課什一，不足彌補，稅收不增反減。此敕初行，時人謂以增稅，實獨見公民稅增，不見行省稅廢之誤也。嗣後諸帝，為資需用，遂諸餉加派，新稅不斷，是害方見。
“時逢蠻族日盛，邊患不息。昔時招安，授蠻酋公民，可撫其心，蓋公民之榮猶在焉。是敕以降，公民無榮，蠻酋鄙棄，招安益艱，侵擾漸繁，國力日衰耳。
塩野七生著《羅馬人的故事第十二冊－迷途帝國》（《维基》）
这也就是所谓，“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以下资料（同上）同时可以参——“羅馬帝國何以衰亡？
“這一直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乃至心理學家等不斷討論的題目，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各個社會也都希望能夠得到殷鑑。英國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著重政治、軍事和宗教的因素，而較忽略經濟與社會力的作用，而歸納認為蠻族入侵和基督教的興起為羅馬帝國衰亡的主因。
“出生於烏克蘭基輔，後來在聖彼得堡任教，於俄國革命後歸化美國的羅斯托夫茲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著有《羅馬帝國社會與經濟史》指出：東方文化的衰亡常因外患且常能復興，而希臘羅馬文化則由小的城邦發展而成，但隨著對外擴張與發展，其社會結構便因階級區分而分裂，因而造成心理態度的轉向，或追逐物質利益，或沈溺於來生的憧憬，而喪失創造的力量，因而無法抗拒內部解體與外來侵略。他認為不能完全歸咎於經濟的層面，而應從更廣闊的現象去觀察，此一更廣闊的現象便是‘行政的失敗和中產階級的毀滅’。
“二十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也認為宗教有分解力使社會不能緊密結合，但他相信基督教的興起是羅馬帝國衰落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同上）
“軍事方面：其衰落始於三世紀，軍人追逐權力與財富，變為政爭主力，不再能善盡捍衛帝國的職守。在此情形下，政權依賴軍隊，而非人民，常發生篡奪之事。塞佛留皇帝（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93-211在位）以後，兵源常感不足，原來軍隊組成份子以羅馬公民為主，配以來自文明地區的帝國居民，後來士兵漸成世襲。奧理略皇帝（Marcus Aurelius
168-180在位）時，蠻族加入軍隊，三世紀後主要兵源仰賴蠻族，很多家庭子弟不願當兵，軍力恆感不足。
“政治方面：自180年皇帝收養繼位的制度破壞以後，不容易再有賢君，繼之而來的是混亂和東方式的專制改革，人民失去了政治權力，便趨於政治冷感，失去積極精神。
“社會與經濟方面：政治和軍事的混亂，自然有負面的影響，另外自奧古斯都以來，義大利的人口增加率即有降低之勢。166年以後瘟疫流行，尤為嚴重。北非有長期旱災，義大利本身自漢尼拔戰爭以來即未真正恢復，農業生產減少，雖有新的耕作技術，農民遲遲不能採用，於是經濟繁榮不能維持，人民生活水準降低。另外強制地方政府與議會包徵稅額，不准他們離職，也對社會結構有很壞的影響。
此外，精神與心理方面：如基督教的興起，使人民轉移精力於來世，喪失了公民精神，可能也是因素。”
就像希腊民主制度在后期希腊化时期，转见为非民主之罗马时代（——却是有间共和时代）一样，人们无法因为希腊兴亡而贬低她的的伟大的民主试验——而且这个价值伊始之试验，恰是西方自由制度的奠基与后续——就像罗马共和一样，成为《罗马法》以来，自治和共和的奠基与后续。（“罗马法分为本国国民所适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与外国人的“万民法”，后者就是现在的国际私法的起源。“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维基》）所谓的腐败和内斗的普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也违背了一种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他们是在民主－共和并非天堂的人间社会中，努力实现他们的地上的乐园和天上的圣殿；而这种理想既要大地，也要天堂。
这是一种衡定而非恒定的人类历史。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说，至今以来之人类历史，自由和民主，也并非天堂之据。天堂是归制和约束人间－并非天堂的一种精神指向，道德指向；指向人间对于星空和超然的向往；而这就是西法本质在宣示祈使句中的圣经定位。（人权之上和神权之上的辨正，成为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共和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写本和实践；虽然“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一直争论不休（可见阿伦特关于此议之表述……）。此间，战争与和平，内斗和外侵，自由与独裁（——而不是极权和独裁……），谱写了人类文明与反文明之间，人权与反人权之间，个性与反个性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都是框架着文明和自由，而不是排除传统和人性的极权主义前期——反之，文化，就是在这种压迫的弹性和反抗和弹性之间酝酿，成熟和结果的——而极权主义之所以无法与之类比和同构，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弹性——也就是基佐所谓专制与民主的“血缘关系”；不，极权主义和民主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敌对关系。
其中，关于罗马共和，成为人类法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后来远自英国宪章写入历史的皇权和教权良立和两立的兑现和实施。换言之，所有的专制（——函希腊民主时期的战争，内斗和阴谋……）都使得这种阶级斗争成为立法和共和的基础。没有任何阶级的权力认定（他们通过正常的阶级斗争实施之，争夺之，兑现之——这当然不是不让阶级权限存在的，列宁和毛的“伪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现在，更成为他们反对反对红色贵族阶级斗争的忌口），就没有共和（——其中包涵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理论意义上的和实际意义上的皇权－教权合法性衍生）；一般而论，这样的表述，就是孟德斯鸠否定阶级立法的、早早就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和马基雅维利早早就否定了的、只有平民统治合法性的解构而专注于贵族和梅帝奇统治和治理（见其著《佛罗伦撒史》）；没有这些人群的权益和尊严之争夺之平衡，没有这些皇族和僧侣的争夺，没有这些贵族和庶民的争夺，就没有共和，宪章和法治；也就没有这些自始于（波希战争于后之）《大王协约》之后宽容的历史，也就没有自治的任何可能性。（安塔尔基达斯（？－前361年），斯巴达外交家、将领。他曾试图把希腊城邦让与波斯人以终结公元前393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388年，他进而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谈判。他封锁赫勒斯滂海峡后，斯巴达的敌人们接受了“大王和约”(“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放弃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让与波斯。约公元前373年，他重返波斯，可他于公元前361年前后的使命失败，他本人自杀而亡。《维基》）甚至，有波斯人让希腊臣服以后允其施行城邦民主之例（见希罗多德《历史》）。历史证明，人类的民主睿智，不单施行于希腊，也深入波斯人心和人性。于是，战争和内斗，阴谋和阳谋，成为划分罗马政治的正、负选项之前提。而后一种选项，虽然可能成为罗马和希腊因为战争和殍败而灭亡之因，却也正是他们严重区隔于极权主义内斗的一种亚文明现象。这里举出众所周知的原因。
一，
即便是民主发源地的雅典，那里的民主人士，也是生活在战争与和平，动乱与盛世中的人性人物，并非神性人物（他们和波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忒休斯和雅典创建者凯克洛普斯（Kékrōps）都是半人半神，后者，他，首任雅典国王；而前者，多被看成是希腊民主制度的前驱；尽管他颇赋神人色彩。这是西方学人考希腊体制和政治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同样适用于罗马人物和神祗。起源于这样的人物和神祗的西方政治和民主之神源和人缘，一直以来，比较不好说得清楚。(比如忒休斯，也许是希腊试验民主之第一人和第一神？
再比如，忒弥斯。（“忒弥斯（希腊文：Θέμις）是古希腊Titaness。她被描述为“优秀律师”，是人格化的神圣秩序，规律，自然规律和定制。忒弥斯的意思是“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人的条例，字面意思是“这是到位”，比títhēmi（τίθημι），意思是“放”。/ Themis means
"divine law" rather than human ordinance, literally "that which is
put in place", compared with títhēmi
(τίθημι), meaning "to put".（《维基》）——译文：……忒弥斯意味着“神的法律”而不是人类秩序，字面意思是“降法于地”，专置于此——置于人间——也就是，天赋此法……——自立偿译。）
二，这就为罗马神祗和罗马人物后来的基督化和道德超然（——发展路线延续至康德！）奠基——继而从多神论，转变为基督论。这是他们之法典，之摩西（《十戒》）和宪章（《大宪章》）的源头。
三，这样的法制/治奠定了他们的外战与内斗法据。他们的从僭政，民主，共和到恺撒的制度脉络，体现了罗马人源于希腊人的某个神定法律，而绝对不同于无神论定制（至于中国之传统，之法制，缘自并非无神而同样是半神之法家、道家、儒家一类半宗教，也就是中国特点）。这是东、西方人们面对和争夺人权和神权归制的一种辨正启示。
四，所以，除去庞大的罗马帝国，不单在政治和行政之地缘治理中因为大而无定导致崩裂，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在宗教多远化一类课题上，企图施行他们的基督教和异教（如伊斯兰教等等）的合一，而不能。他们的亚历山大之口号就是耶稣－民主——他，抵达印度的时候，也许，也和佛教世界产生了接触。这是一种归纳世界异议宗教的伟大试验。
五，于是，从罗马伟大遗产中，人们不单学到了他们的种族的，文化的，科学的（阿拉伯人的中世纪医学和数学贡献等等）的多元化，而且尝试了他们的类似东罗马帝国之康斯坦丁大帝（——君士坦丁）的宗教多元化举动。这是无论后世任何政治家都没有阐释和尝试过的伟大举动。（资料（《维基》）——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宗教无法确定。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穆尔维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宗教的发展。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宗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史册中有一席之位。他允诺多神信仰自由，保证不破坏传统神庙。当时的罗马帝国官方依旧奉行多神信仰，只是皇帝本人是基督徒。
“他宣称：‘就让那些受蒙蔽的人们享受和平吧，就让每个人保有内心想要的东西吧！就让谁也别折磨谁吧！’这些话似乎有效阻止了当时一些过于狂热的基督徒前去破坏传统庆典和神庙。
这样一来，就和自治之膨胀导致失控一样；宗教之异议同样导致了失控。这是罗马崩解的原因。至于他们的内斗和腐败，只是其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原因。这里我们只是指出，不是罗马的内斗强似极权主义内斗，而是中国式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一类极权主义基督或者伪基督，倒是颇为相似于之。因为道理十分简单。极权主义不是因为自治膨胀而导致分裂，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支撑极权和统一导致崩裂；不是因为内斗，权裂和开放导致崩裂，而是因为同样反其道而行止；不是因为信仰歧义和宗教多远导致崩裂，而是因为毫无信仰之无神论。诸如此类。所以，拿伟大的罗马帝国、这个正面帝国比附CP或者CCP,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思维。即便是罗马人后期的奢侈和腐败，却也连通着他们文化中的豪华，奢靡和伟大。毛的鼠窃狗偷，列宁的暗染梅毒，斯大林的人伦颠倒……以至于迄今为止的他们的权色腐败，完全没有尼禄和克里古拉的大场面和公开性。罗马人是人性腐败，而CP是反人性腐败。人性腐败有着传统的纠正和修复能力，因为他们靠神，靠英雄，靠人民，靠法典，靠体制——而非人性的腐败，什么也考不上。这也是需要特别挑明的要素。于是我们最后提到。就像历史上出现过英雄时代一样，卡莱尔一类学者将其谱入历史；英雄之所以不可或缺，不是因为他们抑或也许具备列宁和毛的某种独特性，而在于他们只是一种文化和体制的延续——就像恺撒和拿破仑一样，他们的两面性之一，是在依靠人民和授权于体制，之二，是其的独裁特点。二者不可或缺，后面是他们的文化，宗教和历史根据。拿破仑，即便戏弄了教皇庇护七世，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完全回归了这种宗教笃信，并期待和祈祷与之（见夏多布里昂）。这是皇帝－共和的双修。至于恺撒，他起码还有一个表面上的政敌——“毕布路斯和恺撒执政之年”。 这些，都是非极权主义英雄必备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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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罗马帝国的政教遗产
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
四．三、四．四之争
四．三、四．四之争
--写在文革四十五周年
刘自立
摘要：我们看到，毛的这个“矛、盾”之矛是，四三派象征了毛打倒政敌，打出革命旗帜，革命之矛的所谓体制外特征体貌；而四四派，则表达的是毛回归“体制”之盾的某种特征--此“体制”内外说，当然并无常识和价值系统而言，不过是翻云覆雨的策略方法辅弼文革前的弱极权统治--而区隔于毛之无法无天强极权主义。
一
上述课题，一言蔽之就是，文革全过程中，毛是不是可以持续、永久和有效地实施其“继续革命”战术--这个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所有文革派系，是不是可以在此臼穴中，找到其运动于毛的原因。细而讨论之，就会找到这样一些派系细节。四.三派出现的原因，关系到四.四派出现的原因；而联动思想，其实就是四四派的一个极端和特殊的表现；他们之间间性区隔的所在是，四四派更多呈现了极权主义下所谓顺民心态的某些特点，而联动，则表现出一种特权势头；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则是基本一致的：要保护十七年；保护保皇党；保护官僚及其体系--而四三派打击联动的极端观点，则起源于毛的思维中，否定十七年和官僚体系（其实是袒护新的官僚体系）。毛的这个矛盾体开始逐渐发效。我们看到，毛的这个“矛、盾”之矛是，四三派象征了毛打倒政敌，打出革命旗帜，革命之矛的所谓体制外特征体貌；而四四派，则表达的是毛回归“体制”之盾的某种特征--此“体制”内外说，当然并无常识和价值系统而言，不过是翻云覆雨的策略方法辅弼文革前的弱极权统治--而区隔于毛之无法无天强极权主义。
更加重要的一个考察是，文革派系斗争的症结所在，其实，是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和定位。十七年，主政者当然首先是毛；但是三年饥荒以后，毛的农村和经济政策全面崩溃，刘少奇等人伺机反击，呈现我们所谓弱极权占据上风的政治局面；而毛暂时处于下风。这是后来毛制造阴谋反击，企望鲤鱼翻身的部分原因。于是，毛在《516通知》在党内达成共识以后，全面出击，煽动造反，逐渐形成毛主控局面的政治态势。这个政治态势的形成，缘于以下事态的形成。
一是，毛利用上海帮，有效打击了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锁格局，以他的类似宦官系统施行司礼监披红，废黜政治局主控局面，也就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二，他启动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推出“继续革命”的莫须有理据，施行“造反有理”之舆论宣传（此间，因为国人和全国知识分子无一揭示巴黎公社真相--这个革命，其实是打倒私有制，毁灭文化，铲除宗教，屠戮教士僧侣，创造雅典民主和英国宪章政治数千年以后的大倒退……）--以至于形成一种假相指导革命的虚伪史观……）。
三，就是毛一面利用报纸宣传革命，“要把皇帝拉下马”；一面利用有关人员深入北京中学，唆使组织相应的造反组织，也就是后来之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于是，北京中学生的造反（此中学中人，写有《三论造反》一类文字，可见史料）因此而起。这是毛打乱党政系统，始乱中华之策略行动方案之一。
同时，当然还有四，就是毛利用林彪统率军队和叶剑英等人为文革清场，早就文革无后顾之忧的形势，使得无数社会底层的人员、子弟大规模被流放边地（此间，尚发生新乡事件--因为流放列车让其远放的秘机泄漏，并造成一定规模的暴动和镇压。）自待一切就绪，毛随之发动八一八检阅，公然煽动反人类、反国人的文革暴力屠杀。
这是第一阶段的毛文革框架。很多人为此看到毛蛊惑之“巴黎公社精神”的战略到位，并且将此称为毛之“第一次文革”，也就是所谓打击红色官僚的巴黎公社式革命。这个说法，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妄言。因为，这里有几个事实和论据早已将此说法抛之。
一是，前此所谓巴黎公社模式，其实就是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罔顾法国政治系统和自由观念之一次反对专制（含俾斯麦主义）之准极权主义暴动。反对专制之同时，巴黎公社杀人放火，剿灭宗教，文化和道德，使得一大批以雨果，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良知知识分子起而抨击之，讨伐之；而马克思对待之，也是抱有支持－反对之两面态度，首鼠两端，阴阳两面。
二是，毛发明他的“巴黎公社原则”之革命，是其为根本不想实行，也从来没有实行的一种空头支票（含任何官方的直选，监督（于民），平等之措施），只是他煽动革命、造反的一个借口--就像他们在所谓“民主先声”里面，从来不会提出监督和制衡共产党人一样。
三是，“继续革命”的口号，实则起源于俄国极端革命派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误，导致斯大林主义蔓延。我们说，托洛茨基主义的逻辑值得注意。1，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则会形成独断和寡头统治，而世界革命要求一国建权后，实行继续革命。
2，可惜，托洛茨基说对了一半。一国建不成社会主义，却可以像邓一样，建设中国资本主义--可是其寿数如何，恐怕还要演变，革命，变通，归入世界之资本主义体系（法治化和民主化）--一国或者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乃是一届梦想和“欲壑难填”的野心（俾斯麦语--针对社会主义言）。
3，故此，就像毛不懂经济建设一样，毛的严重阙乏政治常识，也使他作茧自缚，自承毒果；却以为捞到巴黎公社这根稻草，就可以实行打倒他的政敌的多方位“继续革命”；含其称霸全球的梦幻……（须知，这个继续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也根本就是一种虚幻的不实之在，和农民归于政体主人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可惜，1960年代（其实，这个误解延续至今），无人知晓巴黎公社，既不是法国人的实践和理想原则，也不是国人可选的良项，不过是毛自己脑袋里折腾出来的鬼影魔道而已。这个不幸的国家，因为知识分子的无知而导致更加不幸之悲剧发生，也好像成为规律。
毛之矛，就是文革，就是打破国家机器之乱，就是实行巴黎公社之弊。
毛之盾是什么？还在其后，其次之表现--就是，毛完成了打击政敌以后的系列做法--回归体制；中美媾和；“经济建设”，等等。
在此理据的支撑下，文革第一次打击，随即开始：（其实，第一次打击，也有一个所谓蓄谋与酝酿阶段；即，毛去湖北的“五十天”--这个五十天的完结，使得毛打击了毛、刘一致同意派出之工作组之方式）--但是，这个阶段，绝对不是人们所言之“第一文革”，而是“第一阶段”之延续……）。在此阶段，毛之策略就是要让“天下大乱，以达天下大治”……。乱始之作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由谁打开？就是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于是，不论如何估计此红卫兵的祸国殃民之罪过，都不为过--不是因为他们杀人多少，抢劫多少，而是因为他们是毛的矛之第一次屠戮之序曲。这个序曲的瓦格纳纳粹精神，以后，蔓延全国乃至全世界。可见此红卫兵之举足轻重。
毛知道，他利用学生运动之作用，缘于他利用之，打击民国。而民国之学运，又多原自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而为胡适，王芸生等知识良知者所批评（见史料）。毛之矛开始行动了，就像条顿剑开始挥舞。交响乐（某乐章）或可分成几个主题。毛之交响乐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利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在江青的唆使下，实行打击社会秩序的第一次冲动。这个冲动，很快收到效果。虽然，在工作组和毛之矛交替时期，悲剧和屠杀业已发生。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芸校长，业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时之红卫兵，一是工作组性质的存在，一是毛之矛直接屠杀的结果。
八一八，成为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毛要煽动中国的水晶之夜和水晶之昼，而不分阴阳捭阖地施行始乱之做。这个始乱的特征就是，一是毛号召造反；毛把自己定位在拉下皇帝之皇帝对立面--而其实，最大的皇帝当然是毛自己--然后，他开始递进这个策略--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以后，毛开始将矛之权柄交于北京和全国大学生造反派。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这个转折带来的复杂性和矛盾体，迄今，并无多少研讨者交待于文革中人或后代中人。这个转折是，毛开始打击官吏、权威即所谓“走资派”；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变“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这种泛泛而做，变成打击刘少奇的具体前奏。与此同时，毛煽动全国造反派打击当地官僚，造成了一种非常类似真实巴黎公社的屠戮主义；在此煽动下，毛的政敌，应声而到；毛的支撑者，猴窜上升--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而是走马换将，王旗变幻，而已。
这个背景使得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莫以名状的混乱。混乱带来的恐惧和兴奋双双具在。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毛，是不是要施行平等之原则？人民，是不是可以据理（巴黎公社原则）造反？革命和权力，是不是一双而兼？民主，是不是就是毛的“大民主”？……等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之煽动而兴奋起来者，如作者类人，开始思索一个继续革命的课题--这是1966-1967年的一段思索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思考对象就是，毛，是不是要推倒旧制度，建立新公社？这个提问，来得很早，却只能是在毛布置和装潢了革命氛围之后，不能在此之前--1957年，毛的手段，与此相反--于是，人们思索面积开始扩大。值得注意，这是一种极权主义政局里面特有的青年思维轨迹--这个思维轨迹原自毛，原自正统，原自局限--根本不是“异端思潮”（我们以后还会逐渐提出此见：比如，杨小凯支持毛之巴黎公社式“第一次文革”论，就是紧跟在北京中学生同类思潮--“四三宣言”1967年6月--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发表。这是一个滞后的提法。等等。……）
于是，我们归入正题。有人指出，四三派观点出处，源出江青等人的一次谈话；而四四派出处则是另外一次谈话（王力等人）。史料如下——
“1967年4月3日晚，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北京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直接点名批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
--“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给李钟奇贴的大字报覆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
“4月3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发动群众在全市铺天盖地的刷满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炮打李钟奇”。4月4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也发动群众铺天盖地地刷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资料）
二
在此之前，毛的体制内外操作可以说非常得意；虽然，遭到“二月逆流”体制派的冲击，但是，很快化险为夷，且成功促成“全国山河一片红”；并且将“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悄然删去，并和于一切由革委会领导这个事实；也就是变相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接之，他所做的体制内收敛手术就是向大、中学校派出军训团，以控制学生的一切造反行为。这是他继八一八制造社会大乱以后的又一个类似“五十天”、派出工作组，压制学生做法的延续。固然，他可以以此手法打击刘少奇的工作组行动，别人却无法质疑他的政策和妄为。更加重要的是，他一面控制学运，一面继续煽动大学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作为主要打手的策略）打击走资派，以期最后打倒刘、邓、陈等党阀。
我们看到，毛早在1967年2份，随即开始形成向大中学校派出军训团（变相工作组）的想法且付诸实施；含，他尚未批发的、对于林彪要求全国学校施行军训的请示（原因待辨）。毛直接点明的中学，是北京男二中和二十五中。这是两所年代久远的老校。众所周知，如果不是发生了对于军训团的某种抵制--这和66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学发生抵制工作组的派系斗争如出一辙--现在，刘少奇势力退居后线，并无较真毛的军训是否得体得法的能力--就不会出现毛批。这样，没有任何依靠的北京男二中，发生了类似抵制工作组的学生反对运动。
这个抵制的矛头，自然指向军训。
于是，北京四三派缘起的动因，当然来自东城区的一些中学；主要是沿着(北京)灯市口到米市大街的一些学校；另外，坐落于故宫东墙下的北京二十八中，也是主要的四三派集散地。北京二中是全国军训的试点。全北京的中学军训是毛1967年3月7日批示后开始的；北京二中的试点军训是1月份开始的。一位姓荆的师级干部率队二中军训团进入北京二中。二中军训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学校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经过一个月的说服和劝导，二中所有造反派组织同意进行大联合。大联合的组织名称叫做“北京二中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联指”的核心组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核心成员是刘龙江。刘龙江在3月成立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上和李冬民等人被选为常委，后来又进入4月下旬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成为四四派的主体。在军训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军训团的关系犹如以往的党团关系。
但是有两个造反派组织拒绝加入大联合组织“北京二中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他们是“北京二中井冈山战斗队”个“北京二中东方红战斗队”。这两个组织后来合并为“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1967年1月底，北京二中军训团上报《北京二中军训总结报告》，主要内容就是说，北京二中已经完成“革命大联合”。该报告一直上报到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拟可转发全国（需核实！）。3月初，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印发他们写的纸面传单《评<北京二中军训总结报告>》（简称“评”）。“评”文成，北京二中的所谓大联合是“大凑合”“大拼盘”，还说，毛的批示是“拟可转发”，不是一定要转发。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在学校张贴大标语“打到刘志坚”“打到罗瑞卿”“打到彭德怀”将矛头指向军训团。3月中旬，北京二中军训团组织在校师生批判“北京二中井岗山”。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它中学，譬如27中就批判高三一姓梁的学生，将其达成“反动学生”。4月3日，周恩来康生等人批评北京市军训团主要领导李钟琦。各校受到军训团批判的学生立即行动，北京各中学均有“四三派”组织成立。“炮轰李钟琦”“解散中学红代会”成为主要口号。
所谓“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说法的一个背景和缘由，就是要同样击破66年6、7月份，由刘邓主控文革的局面；不能因此限制和控制毛的“战略红卫兵”；而这个战略红卫兵，业已逐渐从中学转到大学--但是，起源于毛、直接受命之蒯大富一类左派势力，在未达成毛愿（打倒刘）以前，自然不能停顿和削弱。这是毛懂得必须支持四三观点之因。于是，我们回到前说。何以要把联动搞垮，理由十分清楚。因为联动代表了毛要横扫的那些官僚的权力，门旗变幻，宫廷更人而政变在即。特别需要说明，毛要打倒政敌，更要褫夺其权其势--却并不是要真正施行无政府主义或者巴黎公社原则，改变制度本质（他的制度）--这样，毛在此期间，一面呼吁不要无政府主义，一面呼吁要支持左派--这就是毛之矛与盾的一次辩证法耍弄，也是他的荒腔走板，或者称之为变戏法，也未尝不可。
抓到这根稻草的中学生一类，以为毛要彻底革命，而抓到另外一根稻草者，则强调以后变为四四派的那个原则，“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见上）而联动真正的前图与政途，现在看得业已暴露无遗。他们才是真正的血统接班人。当年捉，放联动，恩来流泪，江青呻吟的丑剧，过去四十年。也被现在登上台面的他们完全揭破--毛，当然知道所有这些联动主义要害（冲击公安部，设立纠察队，横扫平民与子弟……）；但是毛根本就不会彻底否定和剿灭之，相反，毛也知道，这是他们的红色谱系的根苗；只是为了一时之须而必须暂时放弃之。在另外一方面，毛同样释放了讲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观点之清华“四一四”派的周泉樱先生。这是毛保留保皇派和十七年派、又支持老蒯造反派的又一个辩证法。人们可以在察周，蒯二人何以都受到毛的支持之内在原因。结果，文革后最大的笑话，丑陋中的丑陋，就是刘－王氏家族与毛系家族的重新和谐与联体--这是四一四、团派（清华大学文革派系），四三、四四派，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结局，也是我们所谓权力来自毛，钱财来自邓的合一说法之证。
话题返回。当时，这个即时的分裂和表态，不过是毛猴左右逢源，金棍指向，一切操弄与之之政治把戏。那么，毛，是不是要真的打倒联动，取消特权和施行平民主义呢？回答是：不。毛只是缘于文革打倒刘少奇目的未圆，暂时不能考虑排除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造反--反之，他开始启动清华等校的造反大学生与江青类密切配合，以期造成大学四三派--“团派”的造反与打击--又并不排斥大学四四派、也就是“四一四派”的保守主义观点--这个观点，主要表现在《四一四思潮》一文（见周泉樱，万润南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而大学文革派系分裂和观点冲突，同样是毛之“正统”和毛之“异端”的合一；这个左，就是肯定文革；这个右，就是肯定十七年，肯定49年，肯定一切之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他所谓否定十七年，不过是强调十七年中的那些皮毛扫除而已。（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把戏的要害，迄今，并未完全破产；美国，欧洲和世界左派，依旧赞美、肯定、呵护之，如，
1， 把毛针对国民党的革命称之为工农革命；
2， 毛的文革，依旧被他们这些海内外左人称之为“趁机造反”“人民文革”；
3， 人民文革说，直接转变成为毛式大民主试验，试错和求真；
4， 毛式社会主义违背社会民主主义，（似拟）转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新民主主义；不一而足；
5，这个毛式民主社会主义，又直接转变成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等等。）
以下是资料显示--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资料）
又。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２〕阅后送林彪同志。
（根据手稿刊印）
*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毛 泽 东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二月十九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送审的前一个报告的首页上。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
“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就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资料/毛《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
三
回到所谓理论层面（虽然，这些理论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因为争执巴黎公社原则就像推出一种子虚乌有的愿境和远景，而排斥了历史真正走过的建制/践之有效和真确的价值路径--这些路径根本排除公社而导致法国几界共和国的转变之路和转变之择。这些选择，就是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夏多布里昂语）。巴黎公社当然是极端革命，要被摒弃。故此，本不知道制度、历史、革命、自由（民主）、宗教总揽的毛主义，在规避无知和绕开所有这些政治常识以后，开始装模做样地探索理论课题，且抓获了我们这些不到青年的中学生。这是一个方面；在另外方面，我们既要注重当年的思序清理，也更要知晓这样一个事实。中学生的思想，只是极权主义毛主义的彻底或不彻底的附着者，而不是异端。这是包含所有造反有理，鼓动公社精神，提倡“法制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四届人大时期）等等假异端之毛实质。只有遇罗克和林昭的人权、神权思维，超越了这个羁绊。这是值得严重反思的一种真迹。顺此定位，我们提出当时思维样式，以做今天的批判。
笔者在此议题上，曾经于1967年春夏之交，发表文章（大字报），接受了巴黎公社原则，且以为大提神，大解获，实际上，是（被）大陷阱，（被）大忽悠。其中，提到接续毛之巴黎公社原则，乃及发挥，且参照列宁之“取消常备军”原则，云云，被责为，要“毁我长城”。后，因此被关押收监十个月。该原始资料复印件，曾经交于某文革研究者，于九十年代初期。
史料如兹--
“記得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社會上興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熱潮。喜歡將文革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加以理解的我們，一如將文革理解成為對于平等和公正的訴求一樣，我們認為，已經到了該分析一下，何以要揪軍內一小撮的理論基礎的時候了。我們在記憶和新閱讀中拿到的最好的論證即列寧和馬克思的關于巴黎公社的一切論述。其中尤為著名的關于公社原則的論述，讓我大開眼戒/界（這當然會使讀者想其那部電影的名字）。這些論述就是我在這幾天重新閱讀的，我們過去的蘇聯老大哥們，現在的戰略伙伴們發表的，有關此一主題的回顧性闡述。他們大概的議論就是，老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馬克思關于打碎國機器本身的主張，並非企望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或者說是對于舊的國家機器的更新，這完全是兩個概念；而偷換這兩個基本點，是和老馬的原教教旨完全違背的。馬克思是將國家放在歷史的終結----這個意義上去判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看來，是一個過渡階段；而這個過渡階段，是和消除“國家本身”同步進行的。在老馬的論述中，只要國家存在，無論是舊的國家還是新的國家，就都是原有意義上的國家，都屬消滅之列，最多是逐步之消滅；而這個逐步的過程，也並非遙遙無期，而是可以預期的和可以在人們的有生之年看得見的，也當然不是一個相當長的近百年之事。/而要根除舊的官僚主義機構的核心-----它幾乎是一切國家形態的命脈，也就是常備軍------則必在取消只列！/”是的！取消常備軍，這一點，和我們三，四十年前的主張完全一致；我們和他們遙相呼應，相見若舊啊！只是時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們和他們的主張難道真的心心有靈而不單貌似，而且神似嗎？！
“現在，我將無拙以藏地出示我在1967年春天寫的，取消常備軍的小字報，那是在我們的油印小報上公開發表的：
“《常備軍，資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列寧指出，最能表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和常備軍，無疑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的組織形。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幾千年來，常備軍是統治階級賴以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革命的御用工具。為了把出于工農的士兵培養成日益脫離社會的寄生蟲和人民的獨立面，不允許他們和人民接近。在他們的頭腦中，灌輸奴隸主和**思想的混合體。********（字跡模糊）殉葬于反動的統治階級。從人民中來；脫離民眾；**********這種惡性循環繼續了幾千年。/”解放軍的組織形式無疑是常備軍，這種組織形式的繼續。雖然組織形式是由政治內容決定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給政治內容以自己的反作用力。蘇聯紅軍的蛻化變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常備軍的組織形式和人民****----這個偉大的歷史課題，馬克思沒能解決，列寧也承認自己**來得及解決；但他們杜堅持巴黎公社的偉大原則，即，取消常備軍用人民的武裝代替它。是毛主席制定了閃耀著公社原則的*****方針政策，在理論和實踐山日益把巴黎公社的原則變成了現實。”（《公社原則》--刘自立）
再有一篇是《淺談﹕支左意義（摘錄）》
“……軍隊雖然處于工農，但由于長期脫離工農，政治***相對獨立時期一旦過去，政治態度就要有所改變。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所以要用人民的武裝取而代之。當然，這種改變是逐步地，有條件地。/”馬克思說，“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它。”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持了巴黎公社的這個正確原則，並且創造性的發展了它。偉大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軍工，軍農，軍學，軍民的偉大號召，在文化革命中又提出了三支兩軍的偉大號召，我們深信公社的原則必勝。……“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了一部分國家機器，一部分政權，一部分軍權，一部分黨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軍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千方百計的要把我軍變成資產階級復闢的工具。軍內走資派是當前革命造反派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總之，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就是，強化和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軍隊，徹底摧垮資產階級司令部，把第一次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的四三派！改造資產階級常備軍組織形式的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業已義不容辭的落在了我們的肩上。馬克思所欽佩的偉大科學家布魯諾說﹕”高加索的冰川也冷卻不了我心中的火焰。“革命的異端必勝！”《井岡**（兵团？）》
“此後，我聽說，我的觀點引起了官方的類似紅旗雜志社的人員的關注，以至于他們將我的觀點看成是一個反動觀點，還是一個有得利用的觀點，至今無案可查。要期待今 後的文革史家的注解了。”（刘自立 《巴黎公社的故事》）
于此稍后，北京中学生的“四.三宣言”正式出笼（稍后于我前文）。此择录之--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06.11）》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
“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
“三．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请注意这个说法--自立）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请注意这个说法--自立）。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岗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那么，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又是什么内涵呢？四三派是不是异端思潮呢？我们的回答：不是。继续择录一段--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这里的说法和上述四三宣言第一段权利财产再分配，适成呼应；是四三宣言抄袭了江青的观点。这是异端吗？当然不是。可以说，四三观点就是毛，江的观点。这个观点被一些毛“异端”解释为毛的文革理论基础。现再分析之。1，毛所谓地主阶级内部，是不是相应于他的政权内部呢？否。也就是说，毛要走马换将，要文革，要中央文革小组，要代替政治局。
2，他找到代替所谓内部之制度改造吗？否。以后（即便就是同时，他还在体制内外摸索坎坷），他很快就启用邓等政敌，一切就不是“再分配”了--文革从来没有施行权力财产再分配，不过打倒几个人。
3，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就如我们以前提到，制衡于很多元素：君相制衡，政教分殊，游民、官僚制衡，封驳权限制衡，宦、僚制衡等等；虽然，不是三权制衡，也不是完全毫无制衡--于是，地主阶级权力更换，朝代之间改旗易帜，并不是他极权主义内部可以照猫画虎的--他没有任何制衡机制。
4，“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不是在此意义上的世袭结束，相反，这个五世、六世，斩与不斩，都在未知之术。
5，文革没有反倒特权世袭，反而让那些世袭因素得到最好的、最多的保留。而在君相治衡上面更加迥异于传统帝王之制。
回到正题。在此蛊惑的诱导下，全国纷纷响应这个虚假的“财产权力再分配”说，一时形成风气。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也说，“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 “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见上）
这个观点第一，就是杨拾人牙慧，也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
第二，他所谓“第一次文革”的讲法，也就是“四三宣言”中提到的“第一次文革。”
其实，这个第一次，正如前书，就是毛体制外力量的使用；而工作组，军训团，乃至以后他要消灭蒯大富等等，是他接续第一次，成为第二次的、体制内方法论使用，一而二，二而一，酒瓶旧酒；给毛加上一个巴黎公社和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桂冠，也是盲人摸象，一厢情愿的蠢举；毛，当然不会在打倒刘、邓以后，保留他的“民主”实践；更加不会在“九大”以后，继续施行红卫兵运动（！）；当然不会把从江青到邓的权力，等同于一般工人，施行全民普选……故此，将毛分裂成为一种“四三之毛”，“四四之毛”；将毛权力、党财产分配再次论，说成毛与人民共享之，期待他率领造反派于永久之毛之大“民主”机制，都是过于愚蠢的想法--尤其是在四十五年之后。
四
至于“巴黎公社的故事”，我们最后给出一示（以前曾多次在坊间刊出），以飨读者--“……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又使得他们思考革命和主权的分野与合璧。关于巴黎公社的争执则把所有的学者文人卷进其中，且出现各执一端的局面。连马克思也在这个问题上首鼠两端，似是而非；马克思一方面说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又说，“……此外，公社的大部分成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稍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和凡尔赛达成妥协，这显然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事情。”（马克思《马克思致多姆拉·纽文尤斯的信》）。
“而雨果的前后矛盾和自我分析，也说明他的思想遇到了感知的挑战。”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伤亡都表示哀悼。4月10日，他记录到，“这个公社同凶残的国民议会一样愚蠢。”……4月22日又寄去另一首--《不要复仇》。这一诗作在凡尔赛也得到刊登，并将其看作是他对公社的谴责。5月初，公社颁布法令拆毁万多姆纪念柱的时候，雨果寄去了『两场胜利的纪念品』，以示抗议。“（《自由之声》米谢尔·维诺克著）巴黎公社促发了全部法国人的神经。而公社反对普选，屠杀将军（克莱芒·托马斯和勒控德，一位是国民自卫军将领，另位是正式将领），诋毁宗教，使用暴力……使得这场反对俾斯麦入侵的爱国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产生了诸多恶果。一些人被写上了黑名单，预备迫害之--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戈蒂埃，勒南，贡古尔，小仲马，乔治·桑，巴贝尔，泰纳，布尔日……（见《菲勒蒙--老妇人》吕西安·德卡维）。
“左拉的态度是中立的。他写道，“恐怖统治了一切（指公社的统治--笔者注），个人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遭到了侵犯，教士遭到恶意的追捕，政府把搜查和没收当作了惯例，这些都是悲惨而可耻的事实。”（同上书）左拉像不宽容凡尔赛和俾斯麦那样谴责公社。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并开辟“马赛信号台”专栏，以论时政。尽管人们对公社看法不一，如坚决支持之的莫伯桑和坚决反对之的贡古尔，乔治.桑等，历史毕竟说明，在坚持公社原则的作家里，也无法无视普选和博爱，非暴力和新闻自由……这样一些不争的原则。虽然夏多布里昂谴责雨果崇拜平等而反对自由--但是，有人说雨果超越了二者，这个超越，就是博爱。（见《墓畔回忆录》和上书）之所以回顾巴黎公社，是因为这个布朗基主义的暴动虽然带有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和他反对的民族主义，但是，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并非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暴力”正确性“和爱国贼主义于长远之历史。他们艰难地迈过这个难以厘清的事实和争执，把法国拖向一个接近常识的自由价值轨道。这就对左拉以后主持正义和公正铺平了精神和思想的道路。/这个时期，法国的精神探索，伴随着左拉前后一大批声名卓著的文人学者而实际存在，虽然他们不但在公社事件的反映上不一致，在一些问题和主义的选择上也不一致。但是他们从各自的主义中认定了普世价值，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些原则。（笔者《德雷夫斯案件百年启发》）
除去巴黎公社的真相辨正，还要给予“继续革”或言“不断革命”予以澄清批判。这个不断革命在托派分子陈独秀看来，是这样一种逻辑，“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O年三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以外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这个论断和巴黎公社原则的提出一样荒诞不经。首先，陈独秀显然规避了代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换言之，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不管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还是世界同时建成之，都是妄谈枉践。极权主义之老祖宗、希腊之柏拉图主义从未在希腊实行；继之而起的卢梭主义，虽为罗伯斯庇尔实践之，却倒塌于法国革命的全过程--从雅革宾专政以来，这个“普遍意志”就摒弃了法国自由传统--最后，以其破产告终。问题不在于此。就像巴黎公社提出不可实施之制度规划/无规划一样，不断革命论和阶段革命论，都显然违背历史违背现实。一如前述，中、俄历史说明，这些论调的不现实和不正确。总之，毛的革命和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一样，都是无制度，无前景，无规制，无法无天的现代性破坏，扭曲和破产运动；因为，他们不是来自历史和传统。
最后，说说四四派的观点、风格和归宿。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与倚存。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改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人员涂炭，利益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宋彬彬一类人是在“挽救”卞仲芸；就连与毛一体的林彪，也被忽然供上巫龛，祷告膜拜，如丧考妣……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阿伦特的几段话可以作为对于四三、四四观点最后的准确定位。不管是四三派的极端主义，还是四四派的保守主义，都无法逃脱这个并不是专制主义造反所具备的非一元化特征（含毛在井冈山，瑞金和延安得益于专制主义空间的游民政权--他们继而消灭了游民，反对派和整个社会……），而归宿于极权主义运动类型--“运动”，这个同样被阿伦特提到的20世纪名词--“运动了！”……于是，造反和革命转变成为屠杀--而屠杀过后，“运动”自身，像其儿女一样再被放上砧板，任人宰割。这就是文革和四三、四四骚动带来的结果。
--写在文革四十五周年
刘自立
摘要：我们看到，毛的这个“矛、盾”之矛是，四三派象征了毛打倒政敌，打出革命旗帜，革命之矛的所谓体制外特征体貌；而四四派，则表达的是毛回归“体制”之盾的某种特征--此“体制”内外说，当然并无常识和价值系统而言，不过是翻云覆雨的策略方法辅弼文革前的弱极权统治--而区隔于毛之无法无天强极权主义。
一
上述课题，一言蔽之就是，文革全过程中，毛是不是可以持续、永久和有效地实施其“继续革命”战术--这个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所有文革派系，是不是可以在此臼穴中，找到其运动于毛的原因。细而讨论之，就会找到这样一些派系细节。四.三派出现的原因，关系到四.四派出现的原因；而联动思想，其实就是四四派的一个极端和特殊的表现；他们之间间性区隔的所在是，四四派更多呈现了极权主义下所谓顺民心态的某些特点，而联动，则表现出一种特权势头；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则是基本一致的：要保护十七年；保护保皇党；保护官僚及其体系--而四三派打击联动的极端观点，则起源于毛的思维中，否定十七年和官僚体系（其实是袒护新的官僚体系）。毛的这个矛盾体开始逐渐发效。我们看到，毛的这个“矛、盾”之矛是，四三派象征了毛打倒政敌，打出革命旗帜，革命之矛的所谓体制外特征体貌；而四四派，则表达的是毛回归“体制”之盾的某种特征--此“体制”内外说，当然并无常识和价值系统而言，不过是翻云覆雨的策略方法辅弼文革前的弱极权统治--而区隔于毛之无法无天强极权主义。
更加重要的一个考察是，文革派系斗争的症结所在，其实，是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和定位。十七年，主政者当然首先是毛；但是三年饥荒以后，毛的农村和经济政策全面崩溃，刘少奇等人伺机反击，呈现我们所谓弱极权占据上风的政治局面；而毛暂时处于下风。这是后来毛制造阴谋反击，企望鲤鱼翻身的部分原因。于是，毛在《516通知》在党内达成共识以后，全面出击，煽动造反，逐渐形成毛主控局面的政治态势。这个政治态势的形成，缘于以下事态的形成。
一是，毛利用上海帮，有效打击了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锁格局，以他的类似宦官系统施行司礼监披红，废黜政治局主控局面，也就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二，他启动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推出“继续革命”的莫须有理据，施行“造反有理”之舆论宣传（此间，因为国人和全国知识分子无一揭示巴黎公社真相--这个革命，其实是打倒私有制，毁灭文化，铲除宗教，屠戮教士僧侣，创造雅典民主和英国宪章政治数千年以后的大倒退……）--以至于形成一种假相指导革命的虚伪史观……）。
三，就是毛一面利用报纸宣传革命，“要把皇帝拉下马”；一面利用有关人员深入北京中学，唆使组织相应的造反组织，也就是后来之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于是，北京中学生的造反（此中学中人，写有《三论造反》一类文字，可见史料）因此而起。这是毛打乱党政系统，始乱中华之策略行动方案之一。
同时，当然还有四，就是毛利用林彪统率军队和叶剑英等人为文革清场，早就文革无后顾之忧的形势，使得无数社会底层的人员、子弟大规模被流放边地（此间，尚发生新乡事件--因为流放列车让其远放的秘机泄漏，并造成一定规模的暴动和镇压。）自待一切就绪，毛随之发动八一八检阅，公然煽动反人类、反国人的文革暴力屠杀。
这是第一阶段的毛文革框架。很多人为此看到毛蛊惑之“巴黎公社精神”的战略到位，并且将此称为毛之“第一次文革”，也就是所谓打击红色官僚的巴黎公社式革命。这个说法，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妄言。因为，这里有几个事实和论据早已将此说法抛之。
一是，前此所谓巴黎公社模式，其实就是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罔顾法国政治系统和自由观念之一次反对专制（含俾斯麦主义）之准极权主义暴动。反对专制之同时，巴黎公社杀人放火，剿灭宗教，文化和道德，使得一大批以雨果，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良知知识分子起而抨击之，讨伐之；而马克思对待之，也是抱有支持－反对之两面态度，首鼠两端，阴阳两面。
二是，毛发明他的“巴黎公社原则”之革命，是其为根本不想实行，也从来没有实行的一种空头支票（含任何官方的直选，监督（于民），平等之措施），只是他煽动革命、造反的一个借口--就像他们在所谓“民主先声”里面，从来不会提出监督和制衡共产党人一样。
三是，“继续革命”的口号，实则起源于俄国极端革命派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误，导致斯大林主义蔓延。我们说，托洛茨基主义的逻辑值得注意。1，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则会形成独断和寡头统治，而世界革命要求一国建权后，实行继续革命。
2，可惜，托洛茨基说对了一半。一国建不成社会主义，却可以像邓一样，建设中国资本主义--可是其寿数如何，恐怕还要演变，革命，变通，归入世界之资本主义体系（法治化和民主化）--一国或者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乃是一届梦想和“欲壑难填”的野心（俾斯麦语--针对社会主义言）。
3，故此，就像毛不懂经济建设一样，毛的严重阙乏政治常识，也使他作茧自缚，自承毒果；却以为捞到巴黎公社这根稻草，就可以实行打倒他的政敌的多方位“继续革命”；含其称霸全球的梦幻……（须知，这个继续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也根本就是一种虚幻的不实之在，和农民归于政体主人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可惜，1960年代（其实，这个误解延续至今），无人知晓巴黎公社，既不是法国人的实践和理想原则，也不是国人可选的良项，不过是毛自己脑袋里折腾出来的鬼影魔道而已。这个不幸的国家，因为知识分子的无知而导致更加不幸之悲剧发生，也好像成为规律。
毛之矛，就是文革，就是打破国家机器之乱，就是实行巴黎公社之弊。
毛之盾是什么？还在其后，其次之表现--就是，毛完成了打击政敌以后的系列做法--回归体制；中美媾和；“经济建设”，等等。
在此理据的支撑下，文革第一次打击，随即开始：（其实，第一次打击，也有一个所谓蓄谋与酝酿阶段；即，毛去湖北的“五十天”--这个五十天的完结，使得毛打击了毛、刘一致同意派出之工作组之方式）--但是，这个阶段，绝对不是人们所言之“第一文革”，而是“第一阶段”之延续……）。在此阶段，毛之策略就是要让“天下大乱，以达天下大治”……。乱始之作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由谁打开？就是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于是，不论如何估计此红卫兵的祸国殃民之罪过，都不为过--不是因为他们杀人多少，抢劫多少，而是因为他们是毛的矛之第一次屠戮之序曲。这个序曲的瓦格纳纳粹精神，以后，蔓延全国乃至全世界。可见此红卫兵之举足轻重。
毛知道，他利用学生运动之作用，缘于他利用之，打击民国。而民国之学运，又多原自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而为胡适，王芸生等知识良知者所批评（见史料）。毛之矛开始行动了，就像条顿剑开始挥舞。交响乐（某乐章）或可分成几个主题。毛之交响乐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利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在江青的唆使下，实行打击社会秩序的第一次冲动。这个冲动，很快收到效果。虽然，在工作组和毛之矛交替时期，悲剧和屠杀业已发生。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芸校长，业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时之红卫兵，一是工作组性质的存在，一是毛之矛直接屠杀的结果。
八一八，成为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毛要煽动中国的水晶之夜和水晶之昼，而不分阴阳捭阖地施行始乱之做。这个始乱的特征就是，一是毛号召造反；毛把自己定位在拉下皇帝之皇帝对立面--而其实，最大的皇帝当然是毛自己--然后，他开始递进这个策略--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以后，毛开始将矛之权柄交于北京和全国大学生造反派。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这个转折带来的复杂性和矛盾体，迄今，并无多少研讨者交待于文革中人或后代中人。这个转折是，毛开始打击官吏、权威即所谓“走资派”；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变“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这种泛泛而做，变成打击刘少奇的具体前奏。与此同时，毛煽动全国造反派打击当地官僚，造成了一种非常类似真实巴黎公社的屠戮主义；在此煽动下，毛的政敌，应声而到；毛的支撑者，猴窜上升--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而是走马换将，王旗变幻，而已。
这个背景使得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莫以名状的混乱。混乱带来的恐惧和兴奋双双具在。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毛，是不是要施行平等之原则？人民，是不是可以据理（巴黎公社原则）造反？革命和权力，是不是一双而兼？民主，是不是就是毛的“大民主”？……等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之煽动而兴奋起来者，如作者类人，开始思索一个继续革命的课题--这是1966-1967年的一段思索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思考对象就是，毛，是不是要推倒旧制度，建立新公社？这个提问，来得很早，却只能是在毛布置和装潢了革命氛围之后，不能在此之前--1957年，毛的手段，与此相反--于是，人们思索面积开始扩大。值得注意，这是一种极权主义政局里面特有的青年思维轨迹--这个思维轨迹原自毛，原自正统，原自局限--根本不是“异端思潮”（我们以后还会逐渐提出此见：比如，杨小凯支持毛之巴黎公社式“第一次文革”论，就是紧跟在北京中学生同类思潮--“四三宣言”1967年6月--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发表。这是一个滞后的提法。等等。……）
于是，我们归入正题。有人指出，四三派观点出处，源出江青等人的一次谈话；而四四派出处则是另外一次谈话（王力等人）。史料如下——
“1967年4月3日晚，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北京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直接点名批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
--“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给李钟奇贴的大字报覆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
“4月3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发动群众在全市铺天盖地的刷满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炮打李钟奇”。4月4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也发动群众铺天盖地地刷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资料）
二
在此之前，毛的体制内外操作可以说非常得意；虽然，遭到“二月逆流”体制派的冲击，但是，很快化险为夷，且成功促成“全国山河一片红”；并且将“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悄然删去，并和于一切由革委会领导这个事实；也就是变相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接之，他所做的体制内收敛手术就是向大、中学校派出军训团，以控制学生的一切造反行为。这是他继八一八制造社会大乱以后的又一个类似“五十天”、派出工作组，压制学生做法的延续。固然，他可以以此手法打击刘少奇的工作组行动，别人却无法质疑他的政策和妄为。更加重要的是，他一面控制学运，一面继续煽动大学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作为主要打手的策略）打击走资派，以期最后打倒刘、邓、陈等党阀。
我们看到，毛早在1967年2份，随即开始形成向大中学校派出军训团（变相工作组）的想法且付诸实施；含，他尚未批发的、对于林彪要求全国学校施行军训的请示（原因待辨）。毛直接点明的中学，是北京男二中和二十五中。这是两所年代久远的老校。众所周知，如果不是发生了对于军训团的某种抵制--这和66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学发生抵制工作组的派系斗争如出一辙--现在，刘少奇势力退居后线，并无较真毛的军训是否得体得法的能力--就不会出现毛批。这样，没有任何依靠的北京男二中，发生了类似抵制工作组的学生反对运动。
这个抵制的矛头，自然指向军训。
于是，北京四三派缘起的动因，当然来自东城区的一些中学；主要是沿着(北京)灯市口到米市大街的一些学校；另外，坐落于故宫东墙下的北京二十八中，也是主要的四三派集散地。北京二中是全国军训的试点。全北京的中学军训是毛1967年3月7日批示后开始的；北京二中的试点军训是1月份开始的。一位姓荆的师级干部率队二中军训团进入北京二中。二中军训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学校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经过一个月的说服和劝导，二中所有造反派组织同意进行大联合。大联合的组织名称叫做“北京二中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联指”的核心组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核心成员是刘龙江。刘龙江在3月成立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上和李冬民等人被选为常委，后来又进入4月下旬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成为四四派的主体。在军训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军训团的关系犹如以往的党团关系。
但是有两个造反派组织拒绝加入大联合组织“北京二中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他们是“北京二中井冈山战斗队”个“北京二中东方红战斗队”。这两个组织后来合并为“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1967年1月底，北京二中军训团上报《北京二中军训总结报告》，主要内容就是说，北京二中已经完成“革命大联合”。该报告一直上报到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拟可转发全国（需核实！）。3月初，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印发他们写的纸面传单《评<北京二中军训总结报告>》（简称“评”）。“评”文成，北京二中的所谓大联合是“大凑合”“大拼盘”，还说，毛的批示是“拟可转发”，不是一定要转发。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在学校张贴大标语“打到刘志坚”“打到罗瑞卿”“打到彭德怀”将矛头指向军训团。3月中旬，北京二中军训团组织在校师生批判“北京二中井岗山”。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它中学，譬如27中就批判高三一姓梁的学生，将其达成“反动学生”。4月3日，周恩来康生等人批评北京市军训团主要领导李钟琦。各校受到军训团批判的学生立即行动，北京各中学均有“四三派”组织成立。“炮轰李钟琦”“解散中学红代会”成为主要口号。
所谓“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说法的一个背景和缘由，就是要同样击破66年6、7月份，由刘邓主控文革的局面；不能因此限制和控制毛的“战略红卫兵”；而这个战略红卫兵，业已逐渐从中学转到大学--但是，起源于毛、直接受命之蒯大富一类左派势力，在未达成毛愿（打倒刘）以前，自然不能停顿和削弱。这是毛懂得必须支持四三观点之因。于是，我们回到前说。何以要把联动搞垮，理由十分清楚。因为联动代表了毛要横扫的那些官僚的权力，门旗变幻，宫廷更人而政变在即。特别需要说明，毛要打倒政敌，更要褫夺其权其势--却并不是要真正施行无政府主义或者巴黎公社原则，改变制度本质（他的制度）--这样，毛在此期间，一面呼吁不要无政府主义，一面呼吁要支持左派--这就是毛之矛与盾的一次辩证法耍弄，也是他的荒腔走板，或者称之为变戏法，也未尝不可。
抓到这根稻草的中学生一类，以为毛要彻底革命，而抓到另外一根稻草者，则强调以后变为四四派的那个原则，“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见上）而联动真正的前图与政途，现在看得业已暴露无遗。他们才是真正的血统接班人。当年捉，放联动，恩来流泪，江青呻吟的丑剧，过去四十年。也被现在登上台面的他们完全揭破--毛，当然知道所有这些联动主义要害（冲击公安部，设立纠察队，横扫平民与子弟……）；但是毛根本就不会彻底否定和剿灭之，相反，毛也知道，这是他们的红色谱系的根苗；只是为了一时之须而必须暂时放弃之。在另外一方面，毛同样释放了讲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观点之清华“四一四”派的周泉樱先生。这是毛保留保皇派和十七年派、又支持老蒯造反派的又一个辩证法。人们可以在察周，蒯二人何以都受到毛的支持之内在原因。结果，文革后最大的笑话，丑陋中的丑陋，就是刘－王氏家族与毛系家族的重新和谐与联体--这是四一四、团派（清华大学文革派系），四三、四四派，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结局，也是我们所谓权力来自毛，钱财来自邓的合一说法之证。
话题返回。当时，这个即时的分裂和表态，不过是毛猴左右逢源，金棍指向，一切操弄与之之政治把戏。那么，毛，是不是要真的打倒联动，取消特权和施行平民主义呢？回答是：不。毛只是缘于文革打倒刘少奇目的未圆，暂时不能考虑排除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造反--反之，他开始启动清华等校的造反大学生与江青类密切配合，以期造成大学四三派--“团派”的造反与打击--又并不排斥大学四四派、也就是“四一四派”的保守主义观点--这个观点，主要表现在《四一四思潮》一文（见周泉樱，万润南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而大学文革派系分裂和观点冲突，同样是毛之“正统”和毛之“异端”的合一；这个左，就是肯定文革；这个右，就是肯定十七年，肯定49年，肯定一切之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他所谓否定十七年，不过是强调十七年中的那些皮毛扫除而已。（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把戏的要害，迄今，并未完全破产；美国，欧洲和世界左派，依旧赞美、肯定、呵护之，如，
1， 把毛针对国民党的革命称之为工农革命；
2， 毛的文革，依旧被他们这些海内外左人称之为“趁机造反”“人民文革”；
3， 人民文革说，直接转变成为毛式大民主试验，试错和求真；
4， 毛式社会主义违背社会民主主义，（似拟）转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新民主主义；不一而足；
5，这个毛式民主社会主义，又直接转变成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等等。）
以下是资料显示--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资料）
又。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２〕阅后送林彪同志。
（根据手稿刊印）
*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毛 泽 东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二月十九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送审的前一个报告的首页上。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
“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就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资料/毛《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
三
回到所谓理论层面（虽然，这些理论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因为争执巴黎公社原则就像推出一种子虚乌有的愿境和远景，而排斥了历史真正走过的建制/践之有效和真确的价值路径--这些路径根本排除公社而导致法国几界共和国的转变之路和转变之择。这些选择，就是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夏多布里昂语）。巴黎公社当然是极端革命，要被摒弃。故此，本不知道制度、历史、革命、自由（民主）、宗教总揽的毛主义，在规避无知和绕开所有这些政治常识以后，开始装模做样地探索理论课题，且抓获了我们这些不到青年的中学生。这是一个方面；在另外方面，我们既要注重当年的思序清理，也更要知晓这样一个事实。中学生的思想，只是极权主义毛主义的彻底或不彻底的附着者，而不是异端。这是包含所有造反有理，鼓动公社精神，提倡“法制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四届人大时期）等等假异端之毛实质。只有遇罗克和林昭的人权、神权思维，超越了这个羁绊。这是值得严重反思的一种真迹。顺此定位，我们提出当时思维样式，以做今天的批判。
笔者在此议题上，曾经于1967年春夏之交，发表文章（大字报），接受了巴黎公社原则，且以为大提神，大解获，实际上，是（被）大陷阱，（被）大忽悠。其中，提到接续毛之巴黎公社原则，乃及发挥，且参照列宁之“取消常备军”原则，云云，被责为，要“毁我长城”。后，因此被关押收监十个月。该原始资料复印件，曾经交于某文革研究者，于九十年代初期。
史料如兹--
“記得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社會上興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熱潮。喜歡將文革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加以理解的我們，一如將文革理解成為對于平等和公正的訴求一樣，我們認為，已經到了該分析一下，何以要揪軍內一小撮的理論基礎的時候了。我們在記憶和新閱讀中拿到的最好的論證即列寧和馬克思的關于巴黎公社的一切論述。其中尤為著名的關于公社原則的論述，讓我大開眼戒/界（這當然會使讀者想其那部電影的名字）。這些論述就是我在這幾天重新閱讀的，我們過去的蘇聯老大哥們，現在的戰略伙伴們發表的，有關此一主題的回顧性闡述。他們大概的議論就是，老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馬克思關于打碎國機器本身的主張，並非企望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或者說是對于舊的國家機器的更新，這完全是兩個概念；而偷換這兩個基本點，是和老馬的原教教旨完全違背的。馬克思是將國家放在歷史的終結----這個意義上去判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看來，是一個過渡階段；而這個過渡階段，是和消除“國家本身”同步進行的。在老馬的論述中，只要國家存在，無論是舊的國家還是新的國家，就都是原有意義上的國家，都屬消滅之列，最多是逐步之消滅；而這個逐步的過程，也並非遙遙無期，而是可以預期的和可以在人們的有生之年看得見的，也當然不是一個相當長的近百年之事。/而要根除舊的官僚主義機構的核心-----它幾乎是一切國家形態的命脈，也就是常備軍------則必在取消只列！/”是的！取消常備軍，這一點，和我們三，四十年前的主張完全一致；我們和他們遙相呼應，相見若舊啊！只是時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們和他們的主張難道真的心心有靈而不單貌似，而且神似嗎？！
“現在，我將無拙以藏地出示我在1967年春天寫的，取消常備軍的小字報，那是在我們的油印小報上公開發表的：
“《常備軍，資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列寧指出，最能表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和常備軍，無疑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的組織形。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幾千年來，常備軍是統治階級賴以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革命的御用工具。為了把出于工農的士兵培養成日益脫離社會的寄生蟲和人民的獨立面，不允許他們和人民接近。在他們的頭腦中，灌輸奴隸主和**思想的混合體。********（字跡模糊）殉葬于反動的統治階級。從人民中來；脫離民眾；**********這種惡性循環繼續了幾千年。/”解放軍的組織形式無疑是常備軍，這種組織形式的繼續。雖然組織形式是由政治內容決定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給政治內容以自己的反作用力。蘇聯紅軍的蛻化變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常備軍的組織形式和人民****----這個偉大的歷史課題，馬克思沒能解決，列寧也承認自己**來得及解決；但他們杜堅持巴黎公社的偉大原則，即，取消常備軍用人民的武裝代替它。是毛主席制定了閃耀著公社原則的*****方針政策，在理論和實踐山日益把巴黎公社的原則變成了現實。”（《公社原則》--刘自立）
再有一篇是《淺談﹕支左意義（摘錄）》
“……軍隊雖然處于工農，但由于長期脫離工農，政治***相對獨立時期一旦過去，政治態度就要有所改變。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所以要用人民的武裝取而代之。當然，這種改變是逐步地，有條件地。/”馬克思說，“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它。”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持了巴黎公社的這個正確原則，並且創造性的發展了它。偉大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軍工，軍農，軍學，軍民的偉大號召，在文化革命中又提出了三支兩軍的偉大號召，我們深信公社的原則必勝。……“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了一部分國家機器，一部分政權，一部分軍權，一部分黨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軍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千方百計的要把我軍變成資產階級復闢的工具。軍內走資派是當前革命造反派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總之，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就是，強化和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軍隊，徹底摧垮資產階級司令部，把第一次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的四三派！改造資產階級常備軍組織形式的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業已義不容辭的落在了我們的肩上。馬克思所欽佩的偉大科學家布魯諾說﹕”高加索的冰川也冷卻不了我心中的火焰。“革命的異端必勝！”《井岡**（兵团？）》
“此後，我聽說，我的觀點引起了官方的類似紅旗雜志社的人員的關注，以至于他們將我的觀點看成是一個反動觀點，還是一個有得利用的觀點，至今無案可查。要期待今 後的文革史家的注解了。”（刘自立 《巴黎公社的故事》）
于此稍后，北京中学生的“四.三宣言”正式出笼（稍后于我前文）。此择录之--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06.11）》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
“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
“三．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请注意这个说法--自立）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请注意这个说法--自立）。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岗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那么，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又是什么内涵呢？四三派是不是异端思潮呢？我们的回答：不是。继续择录一段--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这里的说法和上述四三宣言第一段权利财产再分配，适成呼应；是四三宣言抄袭了江青的观点。这是异端吗？当然不是。可以说，四三观点就是毛，江的观点。这个观点被一些毛“异端”解释为毛的文革理论基础。现再分析之。1，毛所谓地主阶级内部，是不是相应于他的政权内部呢？否。也就是说，毛要走马换将，要文革，要中央文革小组，要代替政治局。
2，他找到代替所谓内部之制度改造吗？否。以后（即便就是同时，他还在体制内外摸索坎坷），他很快就启用邓等政敌，一切就不是“再分配”了--文革从来没有施行权力财产再分配，不过打倒几个人。
3，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就如我们以前提到，制衡于很多元素：君相制衡，政教分殊，游民、官僚制衡，封驳权限制衡，宦、僚制衡等等；虽然，不是三权制衡，也不是完全毫无制衡--于是，地主阶级权力更换，朝代之间改旗易帜，并不是他极权主义内部可以照猫画虎的--他没有任何制衡机制。
4，“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不是在此意义上的世袭结束，相反，这个五世、六世，斩与不斩，都在未知之术。
5，文革没有反倒特权世袭，反而让那些世袭因素得到最好的、最多的保留。而在君相治衡上面更加迥异于传统帝王之制。
回到正题。在此蛊惑的诱导下，全国纷纷响应这个虚假的“财产权力再分配”说，一时形成风气。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也说，“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 “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见上）
这个观点第一，就是杨拾人牙慧，也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
第二，他所谓“第一次文革”的讲法，也就是“四三宣言”中提到的“第一次文革。”
其实，这个第一次，正如前书，就是毛体制外力量的使用；而工作组，军训团，乃至以后他要消灭蒯大富等等，是他接续第一次，成为第二次的、体制内方法论使用，一而二，二而一，酒瓶旧酒；给毛加上一个巴黎公社和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桂冠，也是盲人摸象，一厢情愿的蠢举；毛，当然不会在打倒刘、邓以后，保留他的“民主”实践；更加不会在“九大”以后，继续施行红卫兵运动（！）；当然不会把从江青到邓的权力，等同于一般工人，施行全民普选……故此，将毛分裂成为一种“四三之毛”，“四四之毛”；将毛权力、党财产分配再次论，说成毛与人民共享之，期待他率领造反派于永久之毛之大“民主”机制，都是过于愚蠢的想法--尤其是在四十五年之后。
四
至于“巴黎公社的故事”，我们最后给出一示（以前曾多次在坊间刊出），以飨读者--“……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又使得他们思考革命和主权的分野与合璧。关于巴黎公社的争执则把所有的学者文人卷进其中，且出现各执一端的局面。连马克思也在这个问题上首鼠两端，似是而非；马克思一方面说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又说，“……此外，公社的大部分成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稍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和凡尔赛达成妥协，这显然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事情。”（马克思《马克思致多姆拉·纽文尤斯的信》）。
“而雨果的前后矛盾和自我分析，也说明他的思想遇到了感知的挑战。”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伤亡都表示哀悼。4月10日，他记录到，“这个公社同凶残的国民议会一样愚蠢。”……4月22日又寄去另一首--《不要复仇》。这一诗作在凡尔赛也得到刊登，并将其看作是他对公社的谴责。5月初，公社颁布法令拆毁万多姆纪念柱的时候，雨果寄去了『两场胜利的纪念品』，以示抗议。“（《自由之声》米谢尔·维诺克著）巴黎公社促发了全部法国人的神经。而公社反对普选，屠杀将军（克莱芒·托马斯和勒控德，一位是国民自卫军将领，另位是正式将领），诋毁宗教，使用暴力……使得这场反对俾斯麦入侵的爱国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产生了诸多恶果。一些人被写上了黑名单，预备迫害之--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戈蒂埃，勒南，贡古尔，小仲马，乔治·桑，巴贝尔，泰纳，布尔日……（见《菲勒蒙--老妇人》吕西安·德卡维）。
“左拉的态度是中立的。他写道，“恐怖统治了一切（指公社的统治--笔者注），个人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遭到了侵犯，教士遭到恶意的追捕，政府把搜查和没收当作了惯例，这些都是悲惨而可耻的事实。”（同上书）左拉像不宽容凡尔赛和俾斯麦那样谴责公社。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并开辟“马赛信号台”专栏，以论时政。尽管人们对公社看法不一，如坚决支持之的莫伯桑和坚决反对之的贡古尔，乔治.桑等，历史毕竟说明，在坚持公社原则的作家里，也无法无视普选和博爱，非暴力和新闻自由……这样一些不争的原则。虽然夏多布里昂谴责雨果崇拜平等而反对自由--但是，有人说雨果超越了二者，这个超越，就是博爱。（见《墓畔回忆录》和上书）之所以回顾巴黎公社，是因为这个布朗基主义的暴动虽然带有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和他反对的民族主义，但是，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并非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暴力”正确性“和爱国贼主义于长远之历史。他们艰难地迈过这个难以厘清的事实和争执，把法国拖向一个接近常识的自由价值轨道。这就对左拉以后主持正义和公正铺平了精神和思想的道路。/这个时期，法国的精神探索，伴随着左拉前后一大批声名卓著的文人学者而实际存在，虽然他们不但在公社事件的反映上不一致，在一些问题和主义的选择上也不一致。但是他们从各自的主义中认定了普世价值，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些原则。（笔者《德雷夫斯案件百年启发》）
除去巴黎公社的真相辨正，还要给予“继续革”或言“不断革命”予以澄清批判。这个不断革命在托派分子陈独秀看来，是这样一种逻辑，“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O年三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以外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这个论断和巴黎公社原则的提出一样荒诞不经。首先，陈独秀显然规避了代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换言之，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不管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还是世界同时建成之，都是妄谈枉践。极权主义之老祖宗、希腊之柏拉图主义从未在希腊实行；继之而起的卢梭主义，虽为罗伯斯庇尔实践之，却倒塌于法国革命的全过程--从雅革宾专政以来，这个“普遍意志”就摒弃了法国自由传统--最后，以其破产告终。问题不在于此。就像巴黎公社提出不可实施之制度规划/无规划一样，不断革命论和阶段革命论，都显然违背历史违背现实。一如前述，中、俄历史说明，这些论调的不现实和不正确。总之，毛的革命和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一样，都是无制度，无前景，无规制，无法无天的现代性破坏，扭曲和破产运动；因为，他们不是来自历史和传统。
最后，说说四四派的观点、风格和归宿。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与倚存。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改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人员涂炭，利益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宋彬彬一类人是在“挽救”卞仲芸；就连与毛一体的林彪，也被忽然供上巫龛，祷告膜拜，如丧考妣……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阿伦特的几段话可以作为对于四三、四四观点最后的准确定位。不管是四三派的极端主义，还是四四派的保守主义，都无法逃脱这个并不是专制主义造反所具备的非一元化特征（含毛在井冈山，瑞金和延安得益于专制主义空间的游民政权--他们继而消灭了游民，反对派和整个社会……），而归宿于极权主义运动类型--“运动”，这个同样被阿伦特提到的20世纪名词--“运动了！”……于是，造反和革命转变成为屠杀--而屠杀过后，“运动”自身，像其儿女一样再被放上砧板，任人宰割。这就是文革和四三、四四骚动带来的结果。
2014年9月9日星期二
吉拉斯对峙铁托
吉拉斯对峙铁托
——阅读《铁托－内幕故事》一书
刘自立
一
吉拉斯（德热拉斯，Milovan Đilas）的故事主要体现在维基百科下面这些话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和普鲁塔克所谓的有价值的“虚构”和CP书籍影视毫无价值的“文献”呈现，形成一个对比。我们这篇文字不单是要回顾吉拉斯新阶级的含义，更加主要的，是要分析吉拉斯所谓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种改革一度引起中国人浓厚的兴趣。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所谓的知识界层和干部阶层中，对于南斯拉夫问题多少有些肤浅的了解——加上六十年代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共中央回复的九封信件/文章中，也专门给予南斯拉夫问题一个批判。这个批判现在看来毫无意义。但是，人们所关注的南斯拉夫改革这件事情，却在中国广大阅读人群中依然存在语焉不详的状况。这个懵懂和无知，一方面来自所谓改革派片面解读中国改革，另一方面，来自世界舆论和西方解读此一事件和人物同样的语焉不详。换言之，在构成铁托－吉拉斯－斯大林三角关系的东西方，加上东西之间夹缝之中构存的铁托主义和南斯拉夫改革，人们对此见二不见三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现了朦胧解构中的一些误解和污点。这是西方和东方都要负责的一种怪现象。下面，关于吉拉斯主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吉拉斯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国之李慎之先生提出之中国是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之观点，有的比对和分析之——“in
March 1954. On December 25, 1954, he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d the
situation in Yugoslavia as
"totalitarian”。（Đila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ito's possible successor
and in 1953 he was about to be chosen
President of Yugoslavia.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but he only held
office from December 25,
1953, to January 16, 1954. Between October
1953 and January 1954, he
wrote 19 articles (only 18 were published)
for Borba,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where he stated
that a new ruling class was formed in
Yugoslavia, after many high
military and state officials received
benefits and expensive houses in
the best parts of Belgrade. Tito and the
other leading Yugoslav
communists saw his arguments as a threat to
their leadership, and in
January 1954 Đilas was expelled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of which he had been a member since
1937, and dismissed from
all political functions for his criticism.
He resigned from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soon afterwards, in March
1954. On December 25, 1954, he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d the
situation in Yugoslavia as
"totalitarian", adding that his country was
ruled by "undemocratic forces"
and "reactionary elements". He also
appeale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and
thus for a two-party system. For this
"hostile propaganda" he was
brought to trial and conditionally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维基》））
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作为铁托可能的接班人，属于斯大林阵营重要人物的吉拉斯，在1954年就提出了南斯拉夫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是一件石破惊天的事件。因为南斯拉夫价值论，无论对于西方之邱吉尔，还是东方之斯大林，都是本来要百般呵护的一颗棋子。铁托在斯大林大清洗的1937年后——就像毛在三十年代即被斯大林看重——上台治政于南共（后改名）。这是一个信号，一个证据。于是如何看待这个改革和定位南斯拉夫的位置，成为吉拉斯和所有贯注这个课题的人们的重点分析角度。对于西方而言，南斯拉夫是他们治衡苏联的一张牌；对于苏联而论，拉回铁托——在斯大林死后，成为苏联阵营重新执行有限主权论的划一东欧之必须。而且，当铁托在七十年代末叶访问中国的时候，铁托依然成为中国邓式改革的最为重要的贵宾（已然不是“九评”所谓的帝国主义走狗……）。这个逻辑的衍生和延伸，成为吉拉斯所说名言的一个补充实例——他说，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见其所著《
铁托－内幕故事》，1980年出版，我国作为内部读物于次年译版，新华出版社出版）。那么，在从二战以来所划分的东、西方政治光谱上，南斯拉夫是一种什么颜色，他对于东西方政治现实，战略规划和思想观念究竟意义如何——这个问题的二次表现，当然就是八十年代美国人乃至世界人们对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本身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当邓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白痴——他们，或者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像吉拉斯那样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个结论在六四以后的中国才被李慎之加以断论。要迟到几十年。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课题对于西方依旧没有解决；其解释也是鼠首两端，毫无真诚可言。那么，南斯拉夫改革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何以在改革阵营中出现了铁托的坚决的反对者吉拉斯？吉拉斯对于南斯拉夫改革又有如何看法？……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比照中国改革观看之，分解之？在中国，也有一个三角关系可以呈现。这个三角关系就是毛——邓——价值论（西方主流——不是西方资本！）。在在这个关系比较中，苏联斯大林＝毛；铁托＝邓；吉拉斯＝价值论（——某种十分勉强的函括中吉拉斯＝胡、赵——而胡、赵的水准比较吉拉斯，差得远！）。这样一来，人们在阅读吉拉斯《铁托》这本书时，就有了一种批判角度。这个批判角度就是，无论如何，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改革最后都会回到极权主义。这也就是吉拉斯所谓“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事实上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见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判断，逻辑和事实都是如此——而任何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也不会是纯粹马克思主义。这个证明,当然也来自苏共和中共历史上的表现。在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时代——也就是说，在西方签订凡尔赛和约和他们后来签订雅尔塔和约时期，西方为了他们的战略考虑和资本处境,很大程度上亵渎了或者败坏了普世价值论体系与自由制度框架。
于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提出疑问？什么是西方拥护的改革？什么是邱吉尔或者其他人支持的铁托？吉拉斯为什么要反对铁托和南共？他的取代物又是什么？有趣的是，南斯拉夫四驾马车之一的卡德尔，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民主极权主义”。这个论点看似可笑，但是却是时过半个世纪后，中国人中非常愿意再次迎合之之观点——“民主社会主义”；其间之共同点是，他们都怀疑了斯大林主义或者毛主义——异见之处是，卡德尔明确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国人明确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于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和南共之极权主义都可能成为一个或许是可塑性前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可塑性）；一切所谓的理想主义者，秩序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开始依此前提否定民主。这是一个特点，他们以宪政否定民主。但是无论是卡德尔还是中国人，他们显然而然的无知是明确存在的。（因为宪政的例子并非民主之单一或者唯一产物。人们远自罗马帝国宪政和神圣罗马帝国宪政，自可论述，一表其详。一种法治国家/法制国家之、也许法律高于民主和高效民主之现实，之历史，确实存在（人们可以关注在神圣罗马“帝国宪政”概念中的，人民应用法治而摒弃战争解决问题的说法）（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也好，神圣之也好，他们的宪政前提，也就是帝国前提，既不是极权主义取消教皇，王权，人民自由，也不是极权主义取消阶级，突兀特权阶级（杜撰无产阶级之伪证），而是施行着地方自治之城邦的，治衡和权衡的、那种首先有阶级权限，阶级人群，再有政/教势力和某种自由后（！），才有宪政的逻辑和实证——宪政，与其说是一纸产物，一个阶级的产物，一种新贵的恩赐，不如说是一种阶级共和前提下的后续产物，而不能倒果为因——所以，诉诸宪政以前的宪争前提是自由和人民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一段插曲。）具体而言，铁托的改革有别于苏联斯大林体制者，无外乎就是他们施行的（——中国现在依然没有施行的），1，土地私有制；2，工人自治；3，取消合作社；4，私有公司－房产被允许合法；5，文化解冻；……诸如此类改革法制和社会之方式。这个改革是十分大胆的。但是，权力，警察和专政和依然做大的极权主义，却是其政治主流和改革主体；那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借尸还魂——这就是吉拉斯的结论。
于是，出现了夹缝中的南斯拉夫。这个南斯拉夫国家似是而非的那些西方制度化,意识化和价值化的存在，给予一分为二的世界一手朦胧诗。铁托，并不苛政其罪，而是为其所用。但是吉拉斯指出，这种策略化的政治和政策，依然可以定属于极权主义。这样，伟大的吉拉斯就不单看穿了铁托，也看穿了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铁托的改革，还是邓的改革之核心，之本质——他们统统依然还是，或者，只能是，肯定是极权主义。这样，属义这类改革会带来耶稣二次降临的西方政客，资本家和帮闲文人们就都被同样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西方人迎接这类改革的愚蠢，一是，来自他们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资本主义——二是，他们继承和继续的，不是价值坚守者的传统，而是阿尔西比雅德或者马基雅维利等人的机会主义——他们和铁托和邓和什么人，达成了他们看来类似塔列朗于梅特涅达成的维也纳秩序，且可以转变成为凡尔赛和雅尔塔秩序的那种秩序——他们的马歇尔对于西方和东方（中国）施行首鼠两端的政治，遏制欧洲的专制主义，而支持未来比较专制更坏的极权主义——也就是，遏制蒋介石，支持毛。这当然适合斯大林的中国东北苏联化战略——与美国苏联建立二战秩序也密切关联。……而铁托被夹缝在东、西方战争和冷战的空间，难以完全彻底施展他的极权主义和苏联主义之制度。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看到，一般性结局对于铁托抑或邓，都是一样的。他们启动“民主”和启动“改革”，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到美国人，英国人和本国人大力支持的。这是一本惯例。罗斯福对于斯大林的态度，就是他所谓可以对待善良之，可塑之的对待“牧师”的态度（基兴格《大外交》）；他对于毛的态度，（台湾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说过）就是，美国‘短期支持蒋介石，长期支持毛泽东’之双重政策，”（梁敬錞《史迪威事件》）这个支持的原因，就是邓在七十年代改革时期同样受到美国人支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笑一探，就是，他们也认可“极权主义民主”。呵呵！迄今为止，这样的惯例并没有结束。西方人混淆黑白，以为辨正之颠三倒四，利令智昏的做法，比比皆是。
二
吉拉斯著名的《新阶级》一书阐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结局和影响。他的观点遍及所有经历过这类革命的国家。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一如他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和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如对富农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识形态的统一与不容忍是加强了，即使当肉体的迫害能够减少时，执政党还倾向于加强规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很重视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结果。苏联革命已经四十年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独立的实现尚遥遥无期。以前历次革命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产主义革命是谈不上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是，革命的最后果实则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组织上领导革命成功的另一个阶级手中，在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贫苦大众的斗争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内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
（《新阶级》）
然而，吉拉斯并未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本质和革命以后的改革关系做出他那时的分析和批判；这个进程，是在他撰写《铁托》一书时给予考虑的。马克思主义的荒谬就在于他们杜撰了一个作为革命前提的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除去在所谓资产阶级允许的类似宪章运动时期有所表现，其诉求，有所达致以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无产阶级从来都是无产阶级领导人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是1。2，当马克思把这个阶级作为革命特权阶级和历史特权阶级予以肯定以后，他们，随即开始了对于这个阶级本身的镇压（列宁的1918年镇压立宪主义工人团体等等）。3，从逻辑和现实中考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失误，不单是他错解了资本本身应有的运行逻辑，而且，他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认可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不存在；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界定一直以来担任了类似西方普选机制之权力表达，那么，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自然演变成为美国式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4，于是，马克思所谓在革命后立即进行普选，不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他的普选诺言本身，就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范畴。5，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逻辑失误，在于他们的革命在实现胜利以后，毫无例外地转变成为“新阶级”统治；转变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6，但是，这个历史证明并不是没有细节可析可量的。于是，我们开始考察和关注这个分岔的专政细节：原来的无产阶级（领袖）或者转变成为新资产阶级，抑或，无产阶级重新沦落成为无产阶级——此外，再无革命特征再现。那种革命后，或者，后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神话改变成为枉谈。7，这个细节就是，在一般性苏联式和毛式专政时期，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受到严酷剥削和压迫，而且他们的所谓生存状态和再生产状态，几乎濒于死亡——而铁托改革和邓式之，则基本上改变了杀鸡取卵的方式，转而施行养鸡下蛋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徘徊在无产阶级革命概念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间性地位。这个地位，让西方一些庸人眼花缭乱，闻鸡起舞。他们说，看吧，铁托来了，邓来了，东、西方和解共荣的时代来了，云云。但是，吉拉斯及时告诫人们，无论是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铁托式的工人自治和土地私有（有限之私有）。都是在极权主义范围内伸缩活动和生存苟且的极权主义（——或者说是后极权主义——李）。这是非常重要的告诫。这个告诫，在《新阶级》乃至《铁托》这类书籍中，被严重提及之。
我们看到，关于南斯拉夫改革重要范畴的一些主张。
——工人自治。“在他同苏联决裂以后，他很快就明白，独裁政权，特别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的独裁政权，如果不能在给予它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以鼓舞的话，就会停滞不前，腐烂败坏。……我（吉拉斯）于1950年提出了自治思想。后来，基德里奇和卡德尔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现在他们却说，早在革命时期，自治就存在了，虽然我不想争功！还有，最初，铁托是反对自治德，只是后来才接受了简化了的、切实可行的自治。（‘噢，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工厂归工人！’）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加以区别的做法，也不是他提出来的，这种加以区别的做法表现为我们把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样一来，南斯拉夫是不是首先更变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一事实呢？（中国八十年代改革所有的改革内涵列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一类中国式：自治“——却未成功——继而转变成为国家垄断社会主义或者说红色资本主义……）吉拉斯在此课题上所言并不充分。他只是补充说道，铁托同意了工人自治——而只有兰科维奇不同意。“但是，铁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非列宁化并不妨碍他重提‘民主集中制’来对付我的修正主义并称我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破坏者。”（同上）于是，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起来。吉拉斯所谓的铁托之民主集中制和他和卡德尔的工人自治，这一对矛盾，如何解释呢？换言之，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是到了工人自治就变得精神焕发和一夜突变了呢？回答这个问题，还要颇费周折。（记得我在报社时期，报社国际部首长、原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告知我们这些同事，南斯拉夫，确实是国穷民富……——这和当时东德的福利社会和工人待遇有的一比）。于是，这个问题回到我们上述关于政治外交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论述上面。这个论述的大意就是，如果铁托和吉拉斯的工人自治，可以区隔于苏联和美国（－欧洲、西欧），那么，他的创造，就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辨上，获得一席之地——并且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之自治概念：巴黎公社。于是，这个课题就变得十分深刻和具备挑战性质。姑且不说他的失败的最后结局，南斯拉夫解体，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
同样，是吉拉斯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主要所谓原则，是两点或者三点。第一，就是他和苏联绝交以后，国家度过微机危机的办法，只能是背叛和改变苏联模式——就像邓在文革以后，必须改变毛式模式，是一个道理；但是铁托和邓都不愿意和不试图真正责难斯大林和毛，因为他们的立国之本和制度之道，还是毛，还是斯大林。
于是，吉拉斯说，“如果在1948年同苏联发生传统以后，南斯拉夫还继续实施以苏联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行政管理制度，那它一定早就陷入混乱了。这种混乱又会使国家的权力和铁托的权力受到危害，无论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地不可分割。……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企业和企业经理得到了自主权，但是这种自主权以不触犯党的权力为界限。文化界也一样那有自主权，只是不涉及禁忌范围内的题材，即党，革命，当然还有铁托本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是夹缝资本主义和党治主义的辨正。这个辨正，虽然，十分蹊跷，但是，比较邓式党政无法分开，和后来党政大员腐败源于他们的经济－政治一体为比较，铁托和南斯拉夫与邓，还是判然互别的。于是，自治和独裁互容互存的事实，之所以不违铁托治则，就是因为以下原因，“由于官僚主义的准则与警察的无限权力，（警察在企业的权力？——笔者），反斯大林主义与自由市场成了互不相容的一对事务。但是，自治的概念是从反斯大林的暴虐统治和从对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憧憬中产生的。自治，让人们对官僚制度的批评合法化，也使官僚机构的任意性受到抑制，巩固了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它对政权的性质或对政治情况的性质影响不大。由于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党，有一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队伍，有一个专制的领袖，自治实际上不可能是民主的。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政治危机都同自治无关：秘密警察权力的盛衰；反对派暗流在党内是自行产生的；没有一次罢工（确确实实没有一次，尽管近年来发生过无数次的经济摩擦）是自治机关和工会发动的。
“间言之：就生产者的权力和自由市场经济方面而言，自治无疑是一个成就但是它对政权和政治制度即纯政治毫无影响。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期间——在这以前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进行了清洗，施行了思想灌输的全面计划，铁托荣升为绝对的终身统治者——党的活动集中在自治机构上，这使得这些机构的党员人数倍增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应该说自治工作是党的活动最重要的方面。‘民主极权主义化’的最著名理论是卡德尔，……这本书得到了西方某些社会党人的好评。”（同上）这样，吉拉斯就把徒有虚名而并无实际的南斯拉夫自治予以彻底否定了。而对于这个否定，具备西方起码的自治学识者都并不奇怪。其实，毫不客气的说，无论是卡德尔，还是吉拉斯，都对于自治的命名,犯下了政治性和常识性误解。因为自治概念属于西方历史的起点而非改革.只要继承这个政治的和精神的传统,自治就可以实现,否则,就会从根本上违背自治。这包含古代雅典和无数希腊城邦的自治历史；包括古代罗共和/帝国_东-西罗马历史上的多元民族,多元宗教自治(康士坦丁宽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中那些王权和教权纷争嬗变之中威尼斯和佛罗伦撒等自治市的自治；包括从自治国体转变成为正面集权专制(开明之)和正面帝国主义之，殖民地有自由，无民主的自治——这些自治，统统对峙于极权主义之“自治”与现状。这些自治,统领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这些自治,是一切王权和教权得以正面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前提——因此，整部西方历史就是古代民主，自由，自治，集权，现代民主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之历史——他们的基督和信众——他们的忒休斯和希腊众神与众人，在这个自治的世界上和机构中，赢得了他们的文明和正史。于是，一个区区南国歪曲和盗用这个概念的根据和命名，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有些知觉和有些辨别的人，还是可以看到，南斯拉夫铁托改革,相对于中国之，邓之改革，不知道业已走到多远。而那些鼠目寸光者,居然还在为这类劣于铁托和羞于自治的改革,做一厢情愿的二臣之状。悲夫。）（真正的）自治概念固然起到了无论如何估量，也不算为高的作用,但是他的终极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共产党国家中,居然可以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彻底误解政治自由，继之从政治自由的回避转而施行伪装的经济自由，最后,就连文化解冻也被封杀的这类所谓自治抑或改革，其实，都是历史上毫无价值的极权主义试验。这类吉拉斯和邓类自治，是一个煞有介事的,虚以委蛇的幻觉。一句话，当极权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真正的自治概念和自治现实，就被悉数埋葬而毫无余地可言——对于吉拉斯也这样（他提出和否定了他自己权属的自治主张）；对于中国之改革，之胡、赵,也是这样。
三
——土地私有。南斯拉夫有限的土地私有之实现，之实施，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一种幻境。因为，这个逻辑、这个现实，在铁托独裁统治下，也是徒有其表而并无实际权属。这个非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这样启动的；吉拉斯说，“1949－1950年危机以后，集体化即建立合作社——苏联集团农庄在南斯拉夫的翻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再也不容忽视了。事实上，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由于放逐富农以及后来的灾荒引起大规模死亡造成的。南斯拉夫没有西伯利亚，南斯拉夫推行的政策比较谨慎和灵活。
“此外，美国开始以供应食品的方式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但是监狱里塞满了犯人，农民进行本能的反抗越来越猛，把我们推到了自我毁灭和全国性灾难的边缘。1952年，卡德尔和我建议废除合作社。当时的形势是荒谬的。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也接受了英国和法国规模较小的援助，虽然南斯拉夫当时可以自给自足。甚至今天，如果就农业生产制定一项比较合理、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我们光以出口就能抵消外贸赤字。
“但是铁托不同意：‘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铁托的意见得到了党的农业专家的支持。中央委员佩塔尔.斯坦鲍里奇甚至说：‘一想到要解散众多的集体农场，我的心都要碎了。’
“因此这个问题搁置了一年，直到这个问题的混乱和反抗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着手解决。我同卡德尔会商的消息传了出去，我们两人研究了自愿退社的办法，解决如何取消合作社的问题，报纸也对存在的问题含沙射影。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何安置在合作社做政治工作，并以合作社做避难所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当年的将领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干部？这个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私人拥有的土地的最高限额由三十公顷下降到十公顷，把剩下的土地办成国营合作社。”（同上）
根据资料显示，农村自治的施行是在卡德尔提出这个思维以后二十年；“南自治制度的建设仍是以铁托的思想为准绳的。尽管卡德尔的农村社会自治论贯穿于整个自治阶段，但直到铁托70年代初步认同农村社会自治，1974年国家以新宪法形式确定这一思想后，才有了卡德尔的农村和农业全面推进自治化的思想。南农村自治化的农业政策和农政体制的建设也由此启动。也就是说，卡德尔农村自治化思想经过了20多年的等待之后，才于70年代中期在南组织实施。”（资料）于是，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左、右两翼说法进入人们的视野且进行过争论和实践。一个古怪的课题就此产生。这个问题，也就是人们使用私有制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常识为依据，还是以改革抑或不改革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及其论述为根据。左派可以用来施行说教的苏联集体农庄优越性，尚且被上笔所强调（苏联集体农庄提供了打败纳粹的农业基础，云云），并认为南斯拉夫解体，正好是因为他们施行失败的农业政策。至少一部分原因如此。而右派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据说是马克思主义一种说法？/公有制）的不彻底改变，造成了南斯拉夫业同工人自治不彻底性一样的农业政策的失败。（左翼学人的某些判断并不错误，“随着自治化的不断推进，农业经营的决策权逐步落实到各个大型农业企业，这就使所谓的合作社联合会、业务共同体和农工联合企业共同体等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农业自治管理组织徒有虚名，难有实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基于各个企业自治而不是市场竞争原则的农业联合企业，由于其规模巨大，这就使它的运作根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农工联合体那样，以市场为纽带各负其责的有效经营，而可能使原有的国有农业企业低效、社会所有的合作社产权不明等弊端被放大而影响整个国家农业的局面”（同上）
另外，“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理论，成为南社会自治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及其实践，也力图贯彻马克思关于将财产转变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把‘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左派解释是：“然而，南的理论设计者在农村自治化的实践中，却忽视了以下前提而使其成为难以实施的乌托邦。”（同上）他们所言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
而右派的解释更加简单而确凿；自由人的土地占有自有史以来就不是一种设计和革命的结果；就像他们深根在雅典民主和自由西方一样，所有政治的和宗教的土地所有权，都不是根据历史演进论发生变化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一直以来就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先决条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不需要马克思提出建立“自由联合体”，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于整个西方历史的全过程里面。即便是集权的王权和极权的教权，也只能是有限度的予以改变而后恢复之——革命原则的重要性，远不如复辟原则的重要之证据，就是因为，复辟是在延续前革命中断了价值，法治和道德的局面，让政治和社会回到革命以前——并同时施行价值现代化的变革——却始终不是要创造忒休斯和耶稣开创以外的什么价值。土地问题也归属于这个前提之下。
最近,人们关注的学者R.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对峙没有私有传统之俄国和具备典型私有制之英国之间做出分析：
——“除了从北欧来的英国统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俞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Mokyr的记载，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Mokyr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拿破仑法典后，侵犯私有财产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Mokyr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英国这段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薄赋轻
徭
观念的批判。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杨小凯《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派普斯因争论对俄罗斯是单独起源于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而知名。在他的观点里,莫斯科公国与当时欧洲的很多地区不相同，国家没有私有制的概念，所有的财富都被认为是属于大公/沙皇的；这条特殊的路径是由俄罗斯进行的(或许收到了蒙古人的影响)是为了确保俄罗斯是个独裁国家，价值观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文化。派普斯也已认同这种俄罗斯帝国"世袭主义"被打破是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领导人试图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但不寻求改变俄罗斯社会的基本“世袭的”结构时。派普斯认为,正是俄罗斯走了这么多个世纪的特殊路径，使得在1917年俄罗斯十分不寻常的爆发了革命。”（《维基百科》）
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历史性灾难（——饥荒，歉收，灾难，死亡）业已证明马克思无端和盲目未来主义的荒诞；他的未来的“劳动”和“个性”之说，根本就是类似但丁设想的神圣罗马帝国统一所有欧洲土地之梦想的再版。等等。而农村自治依然是一个不能不说十分大胆的反斯大林主义做法。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就此改革土地制度，施行工人自治以后，是不是业已靠拢了西方的政治路线，闪耀于自由的政治光谱？回答依旧是否定的；起码，吉拉斯给予了十分强劲的否定。这个否定的核心之处，就是指出南共和苏共在强调意识形态上做法不同（——但是，列宁和斯大林也并非他们僵死的意识形态的俘虏——列宁接受德国的捐款以备推翻沙皇政府的事情，吉拉斯也有提及，“列宁几乎是在掌权后的第二天就接受了德军统帅部的财政援助，并在布列斯特－里夫斯特同德皇德将军签订了和约。”而列宁早在德国就已接受卖国卖身钱款的事情，现在已被大肆传扬……。）于是，吉拉斯总结的共产党实用主义，就变成以下一些“教条”（你想起“猫论”了？）——
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
“政权与党，即使在很大程度上不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仍然具有固有的权威。”
“在非政治领域——例如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铁托极少主动提出主张，这并不是偶然的。
欢迎开放性市场。
政治活动不能总是以经济规律来衡量。
“一切事务都具有非意识形态的市场价值。”
企业不能触犯党的权力。
于是吉拉斯总结性写道，“自治实际上不可能是民主的。”（见上）
这样，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不强调意识形态和左翼正统社会主义依旧强调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主义反对者和普世价值坚持者的强调“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也就是强调政治正确和政治常识，成为人们看待南斯拉夫改革和中国改革问题的一种视角。这个角度说明的问题是，所谓吉拉斯，铁托和邓一类改革者明确看出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单错误，而且无效。于是，他们转而接受，或者极为有限度地接受西方的自治，市场和自由原则。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分岔了历史光谱和政治之。他们无法，也不想说明他们原有的意识和观念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权力与国家来源就是毛，就是斯大林。这是铁托主义发明“政权与党，即使在很大程度上不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仍然具有固有的权威”这个原则的政治艺术抑或政治愚蠢十分明显。他们幻想在这样一种“不争论”的前提下施行双向之实用主义作业，左右转动，引发对峙和张力？于是，他们的优势还是可观可赏的。西方的实利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欢迎他们；符合毛主义，斯大林主义一类地缘政治投机主义者，欢迎他们；就不要说那些西方左翼和西方解构主义者了。可是，铁托和吉拉斯给人的启示不光光在这里，而在于他们启发了世人，具备完善和有价的政治正确性和政治普世性的西方政客和西方资本，同样，有着他们青睐类似铁托和邓的那种西方机会主义和实利主义。我们说过，这种机会主义自打雅典人施行民主政治以来，就像伯拉图在西方，在雅典发明了极权主义一样，机会主义中的雅典和波斯，无论在色诺分，在休昔底德，在希罗多德笔下，都被刻画的惟妙惟肖。那些尊奉马基雅维利主义为其前驱的人们，他们，成为沆瀣铁托，沆瀣斯大林和列宁的西方哈默主义者。于是，就像东方阵营的铁托被吉拉斯裂躯壑断，西方人觉得毛和斯大林主义的魅力就像他们的法国红酒一样，让他们昏醉如兹。这其实是人们研究铁托和吉拉斯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部分，人们就不会被美国人当时觉得邓就是他们第二次降临之耶稣，那样疯癫，痴情，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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