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司令逝世有感

潘司令逝世有感 刘自立 潘司令（国平）逝世。网站上有些纪念文字。谈到潘，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物如何定位，分析……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和文革研究领域，莫衷一是，各执黑白。按照潘氏说法，有几点可以概括分解之。 一是，他认为自己参与和领导上海文革，带来迫害和动乱，有罪。二，但是，这当然不是潘氏的主要观点——其主要观点是，对之个人和上海造反派，还是造反有理，文革有功（打倒官僚）。三，但是，这种功过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所谓工人阶级在毛体制下的真正人权不得保障。这些看法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足为新。06年，96年，甚至更早时期，这种造反有理，文革起义，打倒官僚说就已风行一时——甚至，对张春桥，某些上海人，也保持某种肯定态势。其间，“人民文革”说更是迄今被大大坚持的一种所谓历史观和文革观。当然，如果这些政治观点横移到美国和欧洲——按其反党论和反对论用于通常的政治斗争和竞争较逐于政治圈内，那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因为“反党”（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而领罪获狱。所以，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的解读，前提不一样。于是，就拿潘司令造反论而分析之，大致的常识解读应该是：文革，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而民粹主义运动的后面和本质就是极权。我们曾经说过，从西方哲学政教合一的哲学王主义（柏拉图主义），到卢梭的民粹（人民运动），普遍意志和外国立法者说，逐渐过渡到一种从“人民”抽象概念中提取出来的“阶级”概念继而形成马克思主义——遂使“人民民粹”概念获得了“阶级先进性”和打倒其他阶级的籍口。这就是从人民民粹过渡到阶级斗争（马克思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之运动实质。这个极权主义运动的要害，就是人民运动被控制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框架下的文革造反（含纳粹主义和苏维埃运动）。换言之，没有毛的一人意志，无法形成造反运动；同理，没有潘司令，聂元梓和蒯大富这样的民粹底层之呼应，毛文革也无法运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潘，聂，蒯……一类反对官僚运动者——也就是人民文革所谓，和我们早早所及之人民革命——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共产党施行苏维埃主义，中国革命和（文革之）上海公社一类绝对在一个领袖体制下施行的造反。这些造反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所谓特权阶级，反对所谓封资修（文化和人头），反对所谓反毛人士（从刘少奇以下皆可涵盖）乃及之官僚。这样的“人民运动”其实就是49年以前那场“人民战争”的重型和偷换——1966年夏，周恩来到清华为老蒯平反时期他抬出的理论就是，要把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见其66/8/4）讲话。为什么提到国民党？刘少奇和国民党有什么干系。这当然是一个假问题。但是，这个假问题的核心却是：凡是要施行人民运动，必须制造蒋介石国民党一类假相敌人，以满足施行运动的借口。所以，凡是在49年以后提到要反对国民党，那就意味着一场民粹运动就要兴起。三，在刘少奇和蒋介石之间，本来没有必然之体制和文化联系；但是，将其撮合到一起的那个对立面，就是“人民”—领袖（毛）——就是毛之文革，极权和造反——（甚至无政府主义也被有限度列入这类民粹主义之一端。列宁就允许无政府主义之领袖在莫斯科举行葬礼（克鲁炮特金））。这是民粹－极权双胞胎结构的一种发效。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造反和革命，只要戴上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的锁链，那么，他的革命造反起义一类行为，就是摒弃相对主义，转向绝对主义的一场灾难。我们不用说刘少奇陈云一类政治人物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仅仅就他们主张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鸟笼经济，三自一包……一类为毛所不允之政策，就是划分绝对极权和相对极权；强极权和弱极权之区隔。换言之，在选择施行文革，还是不施行文革——在选择，施行毛革命，还是不施行毛革命——这些两难课题上，有良知的国人，当然选择一个“不”字（就像你选择老蒋的不公，还是选择毛“公”）。 四，从世界范围看，从世界历史，世界革命历史看，这个逻辑也是一样。所有施行平民主义之极端行为者类，在欧洲，最后都被平－贵联盟一类政治结构所取带。欧洲历史说明，任何绝对造反和绝对庶民之运动，尽管包含某种正义和公平选择，最后，都被历史抛弃，转而施行平贵一体（当然，另外一面，就是政教两体——而不是象东政教一样施行政教一体之制，之治——政教一体体制（东正教（之所以符合专制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治衡所谓大牧首之办法……）。于是，这个逻辑的衍生就是，任何打着人民革命民意的革命，一般而言，都是对于欧洲平－贵联盟之反对——而这样的反对，最后，都被社会民主主义的介入，加入，和融合于左右政治，平贵政治所消化——只有列宁和毛制造的“人民”体制，才能形成消灭平贵和敉平社会，消灭政治之极权主义生态。而这个生态的出现，其实，就是预告政治常态和社会常识的结束（以平等代替自由——而其实就是用江青一类官僚代替刘、邓）。所以有第五点。文革之所以可以一呼而起，一呼而散，就是因为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具备、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之一般化的非民粹和极权政治社会结构——在中国，这个没有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毛体制，制造了和任何其他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革命和造反。而加入这些造反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等，无不打出分田地，打土豪之旗帜，之政策从而一举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又涉入另外一个更加难缠的课题——世界资本结构之话题）——这个政策移植至66年，就是周恩来说的，又要“打倒国民党”了……。所以，文革也好，革命也罢，其实，都是毛主义纳粹的一种幻民游戏。这个游戏在老蒯和老潘一类造反派看来，只是觉得，他们打倒了官僚，走资派，甚至共产党……就如何合理合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呼喊这种业已没有政治资本，社会资源和文化根据的革命－文革。这类在0社会、政治基础上发动的文革，革命或者其他改革，其前途势必是英雄运去，祸国殃民。这个祸国殃民不是一般专制体制下的国亡而天在；而是天道、王家一起完蛋。所以，这样的庶民主义，平民造反和人民起义，在世界历史上被真正有识之士和有识之民所摒弃。法国人，不会因为巴黎公社起义而改变三权分立的阶级治恒原则——美国人，也不会因为两党阶级代表之异而以一党推翻另一党——甚至，在所谓西欧集权主义时期，他们的自治和自由，也带来或是庶民，或是贵族的某种合法合理性存在和发展——更不要说庶民没有文化，只有贵族才有文化……。 潘司令死了。他的问题并不因其去带入了坟墓。不是。 他的死，给了中国人一个另外的启示。这个启示 ，不是什么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是好人……而是，在面对极权主义0社会化和0政治化的政治结构中，改革和革命，如何发生——如果发生，又会导向什么方向——是从刘少奇导向毛，导向江青……还是从没有政党政治传统的，类似俄罗斯改革那样，导向新的专制——这个专制，是不是比较毛氏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进步（在此意义上，新威权主义之谋，又要如何估计）。 这些课题比较文革烦琐考证，豆饤之据，来得更加迫切和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