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打改革的人

敲打改革的人

——关于西乡隆盛的些微思考

刘自立

一

近读日本作家津本阳《西乡隆盛——改变日本历史的人》一书；结合前此面世之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等传记，加之有关于此的DVD电影，日本历史和历史人物登陆中土，可以也算是一个小高潮。和民国关注日本历史政治文化者一样，人们现在面对日本历史，主要是想从中找到中日两国历史、政治迥异走向之因；且顾及到其间的文化差异和思想不同；这个不同，其实，非常简单。一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对于幕府传统的态度是继承文化传统而演绎政治新径。这个传统与现代性和政治与国民性的日式结合，从一开始，就达到了“一步到位”。所谓一步到位，就是原则选项的基本兑现。这些原则选项包括三权分立，庶民参议（参加议会），政党政治（反对党与政府的互动，参与，指导甚至掌控），法治资本，市场建构，（兼合官商勾结，利益原罪）……诸如此类。只是这些原则的定制，在实践和操作层面，尚出现步步艰难，筚路蓝缕之况。这个改革全过程和西方欧美民主兑现和成熟过程一样，付出了对于民主本身的批评和矫正（或者说，由民主政府对其进行来自民间和反对势力的压制和调试）。这是众所周知之事。这个对于民主或言维新的调试，在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两大趋势。

一个趋势，是传统势力含维新者本身对改革的不满；二是，这种对于改革的改革，是由民间，政党和知识人几种势力之合力，批判，提携和斡旋而成。其中，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视为一种对于改革的打击和提携——但是，这种打击的内涵和质量，远远不如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的组党运动，对于改革的促进和强化来得正确和有劲。于是，人们看到，一方面，是西乡作为改革元老的历史功绩，成为奠定西乡地位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对于西乡的榜样的力量，反对式榜样的力量，和他的反对式人格的力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实他们更加应该肯定在西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宪政运动，组党运动和民主运动，对日本更加伟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像中国之孙文，土耳其之凯末尔一样，造就了亚洲的民主历程。只是，我们看到，凯末尔之对于东正教和拜占庭王室的态度，以及他们自己面对君士坦丁堡的辨正、历史态度一样——如，如何看待1453年他们的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凯末尔驱逐王室成员于兹。这和孙文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又，将共和国理念引向社会民主主义，容共于苏，态势完全不同；凯末尔走向西化；孙文以俄为师……其间政教，辨正和专制，民主之努力，之区隔，孙，不如凯——也不如日本人——虽然他一度想出卖东北以换取日本支持而未果。）

当然，关于西乡本人和西南战争本身，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如果”可以分析。

这些“如果”充分说明了西乡本人对于改革和王室犹豫不决的态度，对于现代和传统百思无界的状态和对于前途和“复旧“（还新）顽强不另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容忍传统，（对于日本），是不是容忍武士，是不是容忍王室，确是日本人企望学习英国人的一种鹜远之源，好高之则。他们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永远都在追逐英国这个殖民佬大而不成（更不要说就连日本动画、游戏、读物都介绍“英国人支持倒幕，法国人支持幕府，……美国人是吃两边，所以美援不分派系”——而《西乡隆盛》绍述英、法、幕、王之关系，也颇费篇幅……。）于是，在此国内外大背景前，也许不能作为思想家的西乡，只能作为想向家而对待传统、对待现代。他举棋不定，彷徨徘徊，又坚定执着，不易其志。对于改革而言，改革之因是因为必须改变以往的积弊和旧制，但是旧制如何对应新制，是为一种辨正的考虑中，而不是主张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斗争（政体改革不事国体更变；政治“革命”、改革意义上的革命——不悖于“日本无革命”说，不等于阶级更替）——这种笑话，对于所有日本政治家都心熟能详；再是，改革面对的改格过程，一般而言，在改革初始，都会面对改革新弊犹豫而反对之；最后，改革之初，也许会产生一种新的旧体制和旧的新想法。在此纠结和纠缠当中，改革之初，给改革者带来的特权利益，也许就会和旧制度和改革本身带来积弊，也会和改革诉求产生冲突。这便是改革辩证法。

西乡属于最后那种人。“西乡隆盛在自己主张的征韩论被政府驳回后，交出了参议、陆军大将、近位都督等职权，于明治六年回到鹿儿岛。”（《西乡隆盛》下同）早在明治三年，就有塾生横山正太郎向集议院提交列举当今十条时弊建议书。如次“旧幕的恶习不知何时被新政府承袭，直到昨天为止还是错误的事情今天就变成正确的，现详细列举其条目。

“第一，政府高官沉浸于骄奢淫逸，在朝廷造成不良风气，让平面生活陷入贫困。

第二，大小官员嗜好虚饰浮夸，沽名钓誉。

第三，朝令暮改的现象严重，民众无所适从。把牵强附会的说法强加于人，法令得不到很好遵守。

……第九，国法大典至今未立，依旧以私情论赏罚。……

第十，政府上下均贪图私利，陷国家于危难之中。”且提到岩苍具视等人的徇私枉法。西乡看过这个建议书后说，“值此时节，朝廷百官游荡骄奢，多有误事者，时论嚣嚣，安武慨然自奋曰，此乃王家衰颓之兆。为臣子自者须千思万虑，以救此难。”此外，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三年日记载他与岩仓具视商议关于另外一个问题，“全国的旧藩士纷纷反对发布征兵令，很可能发动起义。”并与木户商议如何杜绝日本“第二次维新”之举；主要担心萨摩土佐长州诸藩鼓动“朝廷改革”事宜——而所谓西乡主张之废藩置县，版籍奉还，使得中央政府得以立基。于是，人们看到，在推行王政复古和和大政奉还上做出主导贡献者类如岩仓，木户，大久保……其面目似乎马上成为了改革对象而非原初之改革者。岩仓，大久保和木户通过西乡其弟西乡信吾通知西乡，“我等会按照隆盛的意见改革政府。”但是西乡未有听从之。其间，“西乡隆盛在很短的时间里促成了萨长土三藩的合作。”但是西乡查察“政府内存在着与高官同流合谋的大规模掠夺组织，只要社会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正直的人就只有吃亏的份儿。”西乡且作诗一首云，“去来朝野似贪名”……《大隈伯日谈》写道，“木户、大久保这些老成的人瞻前顾后，毫无决断，令我等忍不住要对其优柔寡断的行为心生愤慨。”因为，“虽说是郡县制，其实是企图保存旧领主制。就连萨长土肥官军的主心骨——四藩藩主——也联名向政府呈交了建白书：‘希望朝廷恰当处置。应与之则（与）之，应夺之则夺之，列藩的封土应重新决定。’大致意思是希望整顿列藩的领地，施行重新分配……没有任何一个诸侯觉得返还政府的领地不可能再次回到自己手中，于是他们一举实行废藩置县，成为华族身份。

“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突然颁布了废藩置县的命令。至此，封建制度灭亡，开始了四民平等的社会。”

这就是所谓一步到位。这个原则到位虽然是西乡做主之第一步，也是到位的一步；但是，上述诸侯内心的偷梁换柱的苟且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这个换位和觊觎就是，郡县制度最好为虚，藩阀制度最好为实——而这个无论是郡县、还是藩阀之自治，准自治和元自治，却是日本改革胜败、生死与之之秘诀和隐情。换言之，大政奉还，如果不是以自治为基准和前提，集权制度之改，就会演化成为极权和极治。这是日本人自觉、不自觉无法认可，也觉陌生之选。

二是，他们在与之，夺之之间出现的多种争执，是以西乡的象征性鹿儿岛“独立”为下一论置县之异，这本身就是一种蹊跷。

三是，所有王政一统和中央集权，如果不是在现实中，也会在历史上，肯定西乡之举和郡县自治之举。这是改革载体之改革的，除去政党政治以外的民主程序和共和自治之结果（皇权政体并不背弃共和原则如英国，荷兰等）。于是，从理论上说，集权制度和自治之间的间性关系，成为民间力量良性互动于中央政府和王家体制之核心，并不影响他们迥然区隔于“极权主义”——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学定位。于是，西乡胜败如此，日本藩、郡如此，其实，在此之中，藩阀体制在历史上起到某种肯定的作用。

日本那时的定制是：改革为一使（北海道），三府，三百零二县制度而中止了皇权－藩阀体制。

二

西南战役之前的佐贺之乱，始因，也是全国各地的不满和起义；且在佐贺，有征韩党和忧国党组建；在面对和对峙明治政府的当口，其组党运动也以爱国公党的组建和倡仪民宪的契机展开，从而对应了一方是对于政府的兵谏，一方是施行政党政治和立宪政治之大“复调结构”，且二一、一二，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反对改革，反对维新，抑或是，改革改革，挽救维新的二律悖反和正面选项。这个选项和英法美多国革命前后早有反对党政党运动一样，使得立宪之基不会出现自上直下的民粹结构（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甚至一种意识形态主导改革或者革命）——也就是苏联结构和中国结构的变革逻辑——这样的结构，使得立宪和民主，在中间环节和上下之间，出现严重的缺省，从而导致政教合一（土耳其早期模式）和专制政权对于极权主义的取代（俄罗斯模式）。这个取代的结果既是因，也是果。因为，说她是因，是因为这样的极权改专制之根据是从历史结构而言，历史成因和历史传统而言。他们的中间阶层的疏漏和匮乏导致民主程式的不足甚至变形——这个中间阶层的0存状态，使得议会直接成为民粹主义的打手而无法制约上下权势的直接勾结和蔓延（索尔仁尼琴所谓俄罗斯议会那时的民粹情景，就是如此。所以，说她是果，当然因为她的政治载体和政治路径的虚无或缺省，造成于西方传统，政治，政教，文化和人头不同的转型和走向。（参见《红轮》））由此出现俄罗斯极权主义之后，普京主义的体制成为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体制的“专制”新体制——这个体制，被看成为“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具备这个“明天”，这还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宗教分子是不是具备俄罗斯人那样对于信仰和道德的执着和坚守——在此一面，我们看见的情形正好相反（更不要说俄罗斯和未来中国对于新专制的否定，也是“未来之未来”的必然和必须之选项）。于是，在此意义上，日本人在政党政治，反对民粹，反对社会主义（雏形），坚守传统－现代方面，一步到位地呈现了他们所有这些岩仓，这些西乡，这些木户们的锐眼识世和选项正确。他们没有在没有政党运动的空白处，徒然呼唤那个只有上层，上级和“上流”结构而缺省下层，民间和反对派空间和存在的幻觉立宪和梦想共和。不，他们的观念和行止早在中国变法维新，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场东风，就是他们极为成熟的政党运动。

归回本题。

《西乡隆盛》载，……佐贺的江藤新平认为“征韩论具有在萨长藩完全支配新政府之前将其颠覆的功能”。而具备主导内阁地位的他，“搜集了全国的情报。当时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说不定什么时候全国的不平士族就会互相联络，发起暴动。只要有人挑头，新政府就会发生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大灾难。”

他知道，“天下不平之士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长州的前原一城、土佐的板垣退助、佐贺的副岛种臣，而是萨摩的西乡隆盛。”

江藤于明治六年回到县内。这时，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聚集在副岛种臣家里，就组成民选议院、建立爱国公党进行了商议。”

这就是日本改革的多声部复调结构之开始。——一方面是利用自治（藩阀）实力，进行地方独立——乃及全国改变的努力——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建立在野党：施行政党政治——实现宪政政体。

板垣对此二选这样说，“我们组建公党，是为立宪政治……土佐人擅长讨论，不务实际，搞不好计划就会成为泡影”——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变乱和组党之间，做出首选，明确方向；意思就是土佐变乱不成，党政活动也会受阻。果然，江藤计划中的所谓“西乡支持”没有如期实现。他认为，“如果现在西乡隆盛崛起，基础还没有稳固的政府势必会被全国士族浪潮般的崛起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西乡隆盛不打算马上掀起叛乱。他觉得威望不及自己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所支撑的政府早晚都会走向灭亡，那时候才是遵从天命出头主持大局的时候。”于是另外一个故事随之发生。大久保为了刺激江藤，故意派员岩村高俊出任佐贺权令以激怒其士族；而木户对此一举十分不满；继而对大久保失去信任。

江藤新平失败是佐贺造反和西乡鹿尔岛反叛，平行走向的无交叉行为——也就是说，西乡本人和江藤意志并无磨合之处。于是，我们回到西乡。关于西乡隐退，回岛，蛰伏，等待，起事之间，其中的逻辑对应是难以诠释一清的。仅就有限资料和传记所供，我们看到几个因素造成了鹿尔岛之变。一个是，上述屡屡提及之新政府的负面作策；再就是西乡本人的策略对应；还有是，西乡被岛上士族办胁迫之选……等等——加之除去这些政治抱负，阴谋，刺杀，间谍……这些由大久宝出手的下下策，也是众所周知的起事之因。关于隐退，传记有说，“明治维新后西乡隆盛留下的最大谜团是明治元年十月的隐退、归乡，这个观点是‘西乡南洲显彰会’的蛟岛志芽提出的。维新的第一功臣、在威望和实力上都一支独秀的西乡隆盛在戊辰战争中东北诸藩后，没有要求任何的地位、名誉或褒赏，而是功成身退。他的真意究竟何在，众人无从推测。长州的大村益次郎认为，‘西乡肯定是有什么不满，保留了内心的意见。他会成为另一个足利尊氏，今后的叛乱肯定会来自西南，必须在大阪建立军务基地。’”而在东北战争结束以后，西乡果然辞去官职，回到鹿尔岛。此间解释是，“……如果西乡隆盛和藩主及其一门跻身到政府中枢的话，各藩势必也会效仿，结果就是维新运动无法由下级武士主导推进，更无法实现四民平等、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了。只要代替德川幕府新出现一个岛津幕府，革命就可能终结。”（——

——明治二年，西乡参与了藩政改革。

——三年，参与废藩置县。

——五年，陪同天皇巡幸西国。六月回到鹿尔岛。七月，发生近卫兵暴动，火速回京，担任陆军元帅兼近卫都督参议。

——六年，十一月归乡。

——九年，西乡拒绝岛津久光打击明治政府的主张。

——十年，回到武家的村中。

——接之，发生企图刺杀西乡的种种事证；如，川路利良布置刺杀事宜之中原尚雄的记事本。……。）

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明治六年之后发生的神风连、秋月、荻等叛徒都认为西乡隆盛早晚会起兵。”但是那时西乡未动。“西乡隆盛起兵的第一个名义是外患，第二个是内忧。天下的形势已经不容西乡隆盛不起兵了，所以他行动起来。西乡隆盛心里很清楚，面对私学校党引发的事件，现在并非起兵的好时机，也没有向天下表明真相的办法。如果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和桐野利秋、筱原国干一起进京弄清黑白才是上策，这样做的话，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的缺陷就会暴露，有可能促使内阁倒台，西乡隆盛有能力创造出这样一种局面。但是，私学校党的一万三千壮士自火药库袭击事件以来，被政府视作了叛徒，西乡隆盛不忍心抛弃他们，所以他明知是下策，也只能选择了进京这条路。”

三

西乡有诗云“朝蒙恩遇夕焚坑， 人生浮沉似晦明。 纵不回光葵向日， 若无开运意推诚。 洛阳知己皆为鬼， 南屿俘囚独窃生。 生死何疑天赋与， 愿留魂魄护皇城。”

其意也许定二。一个是日本人文化乘传于汉文化（后来被福泽渝诘否认之）；一个是，西乡改革一念终究是捍卫天皇。其间，关于西乡定位评价问题，百多年来莫衷一是；但是，对于日本人而言，一个明确的判断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西乡隆盛成为日本改革和敲打改革之人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多被肯定之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地位的肯定，在七十年代尚有所谓西乡——福泽渝诘证词而得以定史传世。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西乡史案有几点可以参考。

一个是，西乡作为明治维新元老三杰（加之大久保和木户），是颠覆幕府，绥靖德川和奠定改革之元勋；

再一个是，西乡对于改革不满意（他是废藩置县元创者之一）；主要是对于日本下级武士（华族）命运于维新时期得不到尊严和利益而不满，起而争执。

三一个是，他对于三菱公司等利用改革和对外战争确定元罪之创始原则，也有看法（就是人们所谓资本——官僚勾结之原罪发迹历史），主张从检事朴，反对贪污腐败。

最后，他的改革之勋和反改革之复旧主义，包含着如何看待日本历史，如何看待日本武士（如何看待公－武之道）之纠结——如果说，日本人看重英国式海外殖民－海内内政——那么，如何保存日本武士之格调，之风骨，之利益，之阶位，也就是，如何保存日本文化之政治和日本政治之文化——也是西乡一类人物和福泽一类人物共同的世界观，日本观。

这个对于西化和“化西”，基于日本和西方文化历史正面性持同的传统而提出的、基于日本为基础文化的西化走向，言为：化西的看法，在福泽渝诘看来，也是在脱亚和反欧两大原则上走钢丝。（福泽言，“东西国民互视异类，等同禽兽，其同性相邻友情必薄”；“所谓万国公约，其中所谓万国之语，绝非万国之意，不过仅仅通用于耶苏教派诸国”； “受到侵略的亚洲各国面对欧洲列强的侵略行径，‘除以力相抗之外，无他手段’”。……计此，福泽反对“征韩”而反向西乡；“揣测西洋人内心，其辈正祈念今后亚细亚诸国更起不和纷争”。故而福泽们对于英、法殖民主义对于印度和阿尔及利亚之殖民，多持批判态度谓之“禽兽之举”。——结果，他的时空错位的新殖民主义或言殖民文明论，就此得出侵华救华的谬论：“支那国果然不能自立而落入外国人之手，我日本人无由袖手旁观”，“我唯有奋起，中原逐鹿”… （资料/高增杰文）…于是脱亚论和霸亚论，二言归一，成为侵略文明论的肇始。）

又，福泽对于日本之儒学化和中国化，同时也不以为然。

所以，无论是西乡之征韩论，还是反对征韩论的滚滚诸公，其实他们的亚洲扩张主义丝毫没有不同。这样，所谓西南战争起于征韩与否之歧见，本身是一个假问题。（见《西乡隆盛》传记）这里强调的，不是人们如何看待日本新殖民主义——如何看待这个殖民主义在时空上的运去背来——而是要求人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改革和维新；又，如何看待改革之坚持，改革之中庸和改革之反对。这些元素，可以称之为改革本身三元素。而这个三元素，其中以改革发轫和改革反对，为重要辨正和主导纠结。其中反对逻辑和肯定逻辑，在西乡被官军镇压，自身介错身亡以后，认识却大白天下。日本人，一方面沿着明治维新之路走上宪政民主（加侵略）之路——一方面，对于反对明治政府之西乡隆盛，给予英雄般的礼遇和接受。这样，日本人就完成了一个对于改革的悖论和秩序。

这个秩序就是，一，无形中认可了改革之缺憾，改革之无序，改革之弊端需要西乡纠正；

二，故此，反对改革之人，非但没有罪过，反而受到国民尊重，纪念和反思；

三，于是，改革之元创和改革之遭受接打击，一并成为维新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文本。

四，西乡改革元勋的地位和他对于明治维新的贡献，和他敲打改革的选择，都成为改革之不二选项；这就是所谓奠定改革之反对派政治结构的创造——改革和反对改革者的同构政治，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一总基垫。

这是日本人非常高级和高明之处。反而研之，他们并不是那种首肯改革而彻底抛弃，镇压和拒绝反改革者的一群枭小之辈；他们有容纳反对者的旷达胸襟和豁达魄力。于是，这种容纳西乡精神和西乡精神本身，就是容纳日本皇族，日本贵族（含德川庆喜），日本“民运”，日本平民之大改革思维和大改革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被称之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这个改革和中国百年改革——反改革——改革死之互不容纳，形成绝对不同格局和本质。其间，何以如此之因，之果，人们可以再研究一百年。更加重要的启事，戴季陶先生有所提示云——

“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一书中，对西乡隆盛有着独到的分析：‘我们试把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馀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胡汉民对戴季陶这段评论相当欣赏，认为‘这一段文字抵得过一百篇西乡的传记。’”（资料）

这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日本期宪运动的实质，就是官民之间的博弈，容纳和一体。所谓后来之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为日本之两大敌国”之民运与公－武之道并驾齐驱，奠定了日本反对党和自治域的治衡元素。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解构（幕府倒台）和政治结构（王政复古）。这个结构对于武家地位对于公家权利的治衡，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看重西乡的武装抗争对于日本和平推助宪政改革重要性之一而二，二而一之因果；与此可以见得：没有绝对的战争，暴力，抗争；也没有绝对的和平，妥协和非暴力，可以完事，成史，立宪和改革——故此，日本所谓后武家势力，后来又变做一种军阀势力，发动含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等，则又是一而二，二而一之负面因子……这些都是关注西乡和日本历史之人们，不可以须臾忽略的事实。至于所谓土肥两藩之自治和独行运动，也是日本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乃及民主自治之转化的必要过程。这些过程，和西欧之自治，之自由邦乃及圣，俗两界的治衡，也是附会同构的——至于中国事情的王政和流民，官制和民间，倒也不乏同构——以至于辛亥之革命和哥老会，三合会和洪门有得一体……。故此，重温西乡历史和西南战争于日，于中，于世，都是不成累赘之要。

四

那么，我们或缺以详福泽之证于西乡是为憾事（1980年中国《世界历史》杂志绍述之坂元盛秋的《西乡隆盛—福泽谕吉的证言》(1977年5月出版)/ 西南戦争の原因としての福沢諭吉と大久保利通の対立及び西郷隆盛の漢詩と遺訓集の英訳）。我们认为，可以从《西乡隆盛》传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等……略考福泽等对于西乡行止和思想之概括，之备解。福泽渝诘说——

福泽渝诘在给三条太政大臣的建议休战书中写道，“西南之役爆发已过去了半年，官贼两军死伤数万，数千万日元军费化为了泥土。

“听说隆盛等人起兵时是要向政府表达不满，但我们没有听说过隆盛有什么不满。硬要推测的话，也就是在征韩论中败北，隆盛以下的陆军士兵归乡，无视免役解除的法规之类的事情。

“隆盛应该没有梦想再建立一个幕府的野心吧！政府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政府马上将隆盛定为逆贼，起兵讨伐，并堵住了一切有意见人的嘴。直到去年为止还是维新的元勋、无二的忠臣，为何如今立刻就被定成了叛臣逆贼呢？发生这种巨变的原因在哪，令人费解。

“隆盛等人向政府询问事由，而擅自携带兵器离开家乡，这种行为确实触犯了国宪，政府进行讨伐也是不得已之事。

“但敌我两军同为日本国民，并非外国人。更何况都是精锐勇敢之士，是应该将皇威扬名海外的人才。这些人自相残杀会消耗国家元气。

“想到这一点，政府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可走。隆盛等人的爆发，起因在于政府企图派遣刺客暗杀隆盛，颠倒是非曲直。

“政府刚刚声明这件事毫无根据，天下万民还在怀疑其真伪，人心未定，可能会给今后埋下不可预知的祸根。

“今日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战乱的真正起因，解除天下的疑惑，迅速稳定人心。为了弄清真正起因，需要暂时阻止各方面进军，下达休战命令，设立临时法院，让他们畅所欲言，然后按照法规清理是非曲直。

“之后请示圣意，做出公平恰当的处置。……天下必会感于朝廷的公平，隆盛等人也会后悔自己的过错，甘愿服罪。”（《西乡隆盛》）渝诘之幻想被西乡的坚持和战败灭亡（细节可见繁述于其书）。

福泽尽管考虑到西乡和政府之间的可战，可和的逻辑辨正，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一位最后的日本武士之全部精神世界之体质和结构；换言之，西乡可以说是日本化西以来苦苦支持日本传统道德和精神之人；虽然，他的维新元创和他的传统坚持之间，间性关系犹可值得一辨。所谓西乡精神当然不是由他取代德川家族或再建立幕府——也不是由他取代天皇，阻止王政复古、新向；不是；他是要建立一种在维新环境中确保武士地位的新式武士道精神和物质（武士社会地位之尊严）。这就牵连到所谓如何看待日本之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此书关于这一点的书尾提示，最有趣味，值得重视。“关于他在维新之后的行动中被视为最大谜团的明治元年的隐退、归乡时的心境，津本根阳根据西乡隆盛的书信进行了推断，他注意到西乡隆盛在鸟羽、伏见之战刚刚结束后给国中旧友的书信中的一句话，‘实际上我不希望从事人间的的奉公。’‘人间的奉公’指的是‘争名夺利、物欲的俗人世界的工作’、作者在此写道，‘隆盛不喜欢政治、经济等俗世的工作。自己身处安全的场所，享受荣禄，却让部下出生入死的行为有违他主张的武士道精神。”“隆盛作为崇尚武勇和廉耻的旧武士道的最后体现者，甘愿选择了自生自灭的道路。对于那些为了引进西欧的功利主义，创造有司专政的国家，而在维新动乱时期死去的前辈朋友，隆盛直到最后也没有贬损和嘲笑他们。”“大久保和木户等现实主义者与西乡这种立足于天命论的理想主义者是资质完全不同的两种领导人，他们共同建立了明治日本这个国家。后来随着西乡的去世，理想主义渐渐从明治政府中消失了，日本变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国家。”（清原康正）这里的分析十分到位。日本作为企图仿效英国称霸海内海外之国家，与之同异可点。

一个是，英国传统保守主义在本土和世间的坚守或可成功（见柏克等人的原则）；虽然他们最后也相法国抛弃非洲一样抛弃了老殖民主义……；而日本对此的坚持，其实也并不易因为维新和（西乡）乡逝、乡灭而彻底毁灭（如中国之）；不是；日本人对于天皇一以贯之之责守，之尊崇，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是皇帝轮流坐，今日到我家）；所谓大隈等人之“日本无革命”一说，就是秉持日本并无更改天皇制度之守，之责，为第一要务（而王政复还，以驱幕府，也是此端一证）。

第二，就是他们其实是以纪念西乡而保证了日本现代性和古代性的结合；且以此发端，成为日西，日中，日本－世界主义之所以可以坚持的一总原则。这个原则以西乡之死、为其新生，且结合了明治之基本西化的宪政主义操作和民主主义思维。他们摒弃的不是工人无祖国和社会庶民论一类社会主义精神－物质，（消灭了片山浅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和革命者——因为一旦他们得逞，就不单是西乡精神毁灭——日本天皇原则，维新原则，宪政原则，……也会全部完蛋。）

故此，第三，所谓西乡精神和大久保和木户精神之互相补充——也就是，所谓西方功利主义和东方精神坚持说（说西方纯粹，完全和彻底是功利主义，完全错误），成为日本改革的首要关照。虽然，所有这些人物都和西乡有着理还乱，乱仍理的人际关系，但是，其实这种人际关系，也正好说明了他们这些人物的国际选择，日本选择和精神、物质选择之确，之贵，其保留和摒弃共享云泥，不一而二。这是一种共同的日本价值观，文化观和政经观的集合与筛选。这种取舍，当然，是取舍得道的日本手法。这个手法，比较大清朝和民国……之一部分，来得高级和高明。因为，他们没有五四数典忘祖，没有布尔什维克暴殄天物，没有后来的改革物欲横流而人欲横流，天亡道丧。这是明治之杰，之西乡，之大久保，之木户，之大隈，之板垣，之岩仓，之德川，之明治……之精神。中国人什么时候懂得这种精神，操作这种物质，也许还是猴年马月之时，之事。

五

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改革莫不遵循以下诉求：1，平、贵同权；

2，政、教治衡；

3，传统－现代之结合；

4，治衡之言说和斗争（战争等）。

5，失败或者胜利；得胜者和牺牲者是非之定，他们的遗产分析；等等。明治维新之诉求，在“五条御誓文”发布间口，一个如何夺得平，贵平等问题之议提到日程。

一说，西乡起兵兵谏之因，就是因为小贵族之士族权利得不到分享和平等于明治贵族政权——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根据大隈伯等人编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载析，正好与之相反之观点，见诸文本。大意就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三权分立原则确定于兹，其中，主要是庶民权利得道张现和提携；也许，这个伟大原则的确立，只是其执行没有得到确保。

于是产生以下、另外一个问题：针对改革（也许是改革）之弊，人们只会采纳武力抗争，而不懂得言论之效……这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

于是，在西乡武力抗争时期，在另外一个方面，那个所谓日本期宪运动发轫于政党政治之大背景，开始酝酿成熟，逐渐蔓延。也就是说，西南战役敲打改革时期，另外一个对于改革的改革，也就是，以日本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起点，开始了没有反对党就没有宪政的政治成熟运动，政党运动和宪政运动。于是，在西乡眼望传统，人格，尊严和武士道精神的同时，一个对于日本而言更加伟大的政治结构开始生长。日本的各种反对运动在成立政党旗帜之引领下，比较西乡战争，有着更加伟大的和成熟的意义。这样，当人们开始关注西乡隆盛的时候，日本政党运动带来的、对于改革的另一种敲打和再改革（对于改革的改革），正在取代西乡之鹿尔岛奇迹，成为真正的政治改革伟业。于是，逻辑展演回到上面的平、贵分野上来。日本政党的历史，开始在人头和派别上，做到了其实是西乡隆盛做不到的政治表达。这个表达就是，日本人以西方古典主义宪政纠结、平贵同构和传统－现代，一举纠正了西乡隆盛式反对方式的目的和内涵；继而真正做到了日本维新改革之成功；他们原谅了西乡。

这个日本大西乡，也正是因为日本人得道了他们有意栽柳，荫庇天下的绿色效果，而享受了其国人对他的谅解和同情。这是一种豁达的政治正确和文化成熟带来的宽容。世界上，没有此类正确，此类成熟，宽容和和解就会胎死腹中，无可生还；这是宽容的世界性榜样；她既不同于英国人对于弑君者克伦威尔的鄙视，也不同于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的惶惑；……更不要说，对于那些不懂得宽容和正确的枭小之徒了。他们的无知，不单在对于日本维新课题上，他们对于日本和世界，对于世界和中国，一无所知。现在，我们稍微仔细重读“五十年”这个文件（余可见鄙文《日本无革命》），看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平、贵思维，三权分立，如何在政党政治的元起和发展中得道圆满，功成宪置。大隈说过这样的话：日本平民具备贵族的品格，日本贵族具备平民的品格——而人们所知之日本“下克上”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这个传统——唯独他们没有克天皇之传统和作为。而明治维新的改革之格，唯一不同于日本幕府更迁历史之所在，依然还是他们日本人咀嚼了西方文化消化了西方文化，法制和法治——和中国历史变迁一样，是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近代历史；是西方列强的门户开放政治导致了中国之中共和布尔什维克化——这与“日本进行时”呈现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于是，归回本题。日本人的庶民参政如何对待下级武士，如何对待平民，成为日本期宪运动和成宪归制的重要内涵。这个内涵是这样写入宪章原本的（大隈重信编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政党史》）——

所谓“誓文五条”“更加以数条”……“天下权力，一归于太政官，使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而三权分立，各不隶属。废藩置县，版籍奉还后，……“藩主权力已归于有力之藩士（！！！——自立加惊叹号）。……于是下级藩士之意见，得其遂行之机至生此变革耳。后年立要路而久握政权者，非旧公卿，非旧藩主，又非旧藩门阀家，而出自下级士族（！！！——自立加）。……要之昌平二百柒拾年，贵族逸居失其实权与实力，故下级士族接近平民者得遂成此变革也。”但是这个原则本未可于维新早些时期实施之；“民众无素养以资政治，三权分立议事官及官吏选举等数端于维新草创之际未易实行也。”所谓俊杰志士收为官而封建余类“不解”而时世政党兴起。其中，萨，长二藩不重公议，“乡者士族之辈当封建之时不仅充当常备之兵役，且任行政之务。迨维新之后则裁理诸种改革者为少数士族解武士之常职减杀其世禄，剥夺其由阶级之特权。于是，有怨者或聚徒反抗之。或流为刺客。是等作乱之徒，皆为新政府所镇定。惟驯服于政府之下。政府不复重公议。明治二年所兴之集议院之废藩置县遂为有名无实。”另外，行政权“独逞其其威力。”土，肥急进政治家对此批判之。

“明治六年朝议由对韩策而分成裂。西乡隆盛，副岛重臣，后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诸参议主持征韩论，联袂辞职。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诸氏倡导内政改革论，乃留而当其局。西乡退归鹿尔岛乡里。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则滞在东京。”此四氏为土，肥藩士。主张英宪，“不然政权则归于一二雄藩之专制”。主张扩展公议制度。（！！！）明治七年，板垣提出“民选议院”之议。于是日本开始官选为民选之举之始。再，于是爱国公党成立——“木户氏在政府隐然代表渐进立宪主义。板垣在民间公然为自由急进派之首领。又，江藤佐贺起兵、土佐立志社成立。又，于是大阪会议开始。明治十一年西乡起兵。大隈昌“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诏敕明治二十三年开国会。”……（余见《日本无革命》）可见，西乡打击改革之弊，当然不如板垣、大隈之推动议会，组建政党，推动民间，施行政党政治，来得更加时髦，更加正确。西乡之举，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化传统选项，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和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