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

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

刘自立

七十年代末叶，中共出台否定文革决议，对文革浩劫提出批判并指出，这样的“革命”毫无意义。文革将近半个世纪。人们期待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这个官方否定文革版本，能够结合民间文革批判，以达到还原文革真相，否定文革造反派和红卫兵之目的。于是，观察几十年来红卫兵的举动和言论，可以证实，他们不但不合于官方否定文革的观点，更和民间文革研究的真相还原论背道而驰。这个发展势头有着某种政治倾向的引导。

我们说，邓时期，全国舆论和倾向不会对宋彬彬这样的文革符号给予任何的赞赏和肯定。因为，邓处于他自身政权统治和历史定位之需要，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再次打出毛的文革旗帜。但是，随着邓的离开，事情发生变化。估计是在2003年以后，红卫兵开始他们第一反扑。这次反扑，由一个在北京生长、学习的美国人卡玛领衔主演——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之里芬斯达尔的、为红卫兵翻案的载体，是一部电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2003年拍摄）。

这部电影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红卫兵中人并不是毛之文革的直接负罪者；他们多少在为毛承载不该承载的毛之罪。第二，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第一位老师和（副）校长卞仲耘，是被打时“心脏病并发而死”。这个说法传到海外，造成极大影响。对此我们曾经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几年后，德国学者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魏格林针对同样一部纪实卞仲耘之死的影片《我虽死去》（胡杰制作），比较而言，说，“《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魏格林虽是外国人，却对两部电影一言定位，非常精当。而在《太阳》一片中，几十年不曾露脸的宋彬彬等人，以灰色遮面，依然给人一种模糊的影像；这是卡玛故意为之，还是别有它意，不得而知。

电影出台，意味着红卫兵以此作为契机就此复出。此后，是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开展荣选名誉校友事。宋氏容登其榜，且出刊毛八.一八接见之，叫嚣（宋）“要武”历史照片。为此，王晶尭先生即时发表《声明》对该校的所作所为提出严正批评；并要求校方予以回复。但是，这个要求自然不见被复。（见2007年《观察》网刊；亦见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先生当时采访王老之广播和文字稿件。）

经过多年的酝酿，红卫兵派员打入王晶尭先生家中，以帮助整理材料为名，“窃取”了王晶尭（卞仲耘丈夫——后，王再婚）大量珍贵历史材料——并以此材料做铺垫，取舍筛选，抛出刊登在大陆《记忆》网刊上的《五人谈》（全名：冯敬兰 刘 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 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这里，除去宋氏、刘进是当年该中学——被称为“皇家女校”工作组时期和工作组撤离以后校方的领导成员；高干子女；叶是这篇枉道悖史文字的主脑人物；冯是所谓“红外围”人员，可能是具体撰稿人。）

此作一出，坊间哗然。为红卫兵叫喊助威者，有之；辩驳以还，直言敢见者，有之；因为官方遗忘歪曲而对文革真相莫知以辨者，也有之。而海内外良知不泯者出文击斥，采实庇史，澄清辨正，如北美作者张敏，北京作者朗钧，等等。《五人谈》要害是“红卫兵抢救论”——其说，当年事发后，她们“及时抢救了”卞老师于险于恶。这是四十年来的弥天大谎。首先，卞老师被打致死，放在校园一隅，达三、四个钟头，无人过问；在落日后，才被送往于该校一街之隔的医院。

再是，根据原始材料证明，宋等作为“领导”出现在医院；王晶尭要求他们出具到场人员之“七人字条”，证明，她们确实是负责者。

而且整个批斗，殴打，致死之全过程、真现场中，宋等就坐在她们的“司令部”里不作任何制止。

且多方，各地，不同时间之人，皆有宋当时现场叫喊：“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之煽动殴打言论。且在致死人命后其欢呼雀跃。

乃至第二天，刘进代表官方发表，转达当时北京市长吴德所谓（卞老师）“死了就死了……”的指示；且刘再次讲到要煞煞她们威风……之类用语。

这难道就是她们的“抢救”吗？不不不，这是致死，促死，逼死。

再就是，她们“五人谈”中之“工作组秩序论”，“二次发动论”，和（当时——“八.五事件”前——）“红卫兵尚未成立论”，皆为不值一驳的谰言。

因为证据显示，1966年6月21号，卞老师就险些被批斗，殴打至死。这次批斗由工作组组织。

7月份，该校即已经成立红卫兵。

而在8月5号，红卫兵率领打人，人命尽丧矣。这次批斗由后工作组时期校方组织。

 为了给予红卫兵一种史料型颠覆之反正，王晶尭将当时该校一老师张静芬写给他的匿名信，刊登于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可查；2010年）。张老师也首肯刊登这封四十年前的信函。那是她冒死临险，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写给王老的慰问信和控诉信——也是对所谓“另一种陈述”之“第一时间的陈述”——1966年8月9号缄。其中，完全推翻了红卫兵四十年后的“抢救论”。只是坊间和研究者很少注意王老以此方式回击红卫兵。

这是第三波辩论；第四波，就是今年宋彬彬毅然发表她的辨言书：《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成为红卫兵全面反扑的一大展示。此件出台背景，刚好是中国舆论争执是不是太子党－红卫兵掌权之何去何从时期。宋也许以为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但是，她从未意识到“薄，王事件”爆发和红卫兵也许不能全面控局的新形势。这是值得再察再思之事。而宋氏此番文字（据说并不是她本人所撰），主要想说明：一是，依然坚持其“抢救”论；二是，她和王晶尭从未过从——而王晶尭对此抹杀史实的谎言十分震怒。因为我们知道，王晶尭确实在1966年约面谈话于宋。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红卫兵当年的作为是不可涂抹和抹煞的。这里需要说明，1966年8月5号，不是所谓“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抑或，仅仅称其为“女性的野蛮”（——事出有偶，这也是宋，叶等人极力强调的曲史观点），而是红卫兵“特权暴力”致死所谓“四类干部”的政治行动——这种作为，不单是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击毁，更加主要的是，红卫兵被操纵于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两股势力之交集时期而大肆行暴。我们述评道，宋氏作为“三朝元老”（六.一时期；她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六、七月时期，工作组撤退前、后，她都是该校领导人；八.一八时期，毛要宋武——继而全北京，全国开始杀人），对北京文革和师大女附中人命案，极俱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老说，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沾有卞仲耘同志的鲜血”（见前书之《声明》），这是她施行血腥暴力的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