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反政治政治”和主流政治学诉求之差别

哈维尔“反政治政治”和主流政治学诉求之差别

刘自立

“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是哈维尔著名观点。这些观点被某些中国作者鼓吹和传播，乃至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稍微对此识别之，就会发现，他和以往西方政治学诉求和民主政治常识似乎面向不一，而各有侧重。这个歧义，也许是存在的，也许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哈维尔直接论述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和自由诉求，以求仿效与之，就会有违他存在主义哲学要素的某些原则。我们宁可说，这里存在一些隙罅和可疑地带。如，存在主义哲学基本上是针对西方之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问题，而不是针对东欧、更不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的政治状况——而存在主义选择，也无法在捷克这样的极权主义地带彻底实施；捷克等被殖民国家，实际上需要解放于苏联，而非倚仗存在主义立身定格选择与之——这是两码事情、两个层面的课题。我们说，存在主义自由的根据，其实，还是西方允许选择的个体主义原则。那么，哈维尔如何面对他的捷克－斯洛伐克之亚极权主义苏联殖民地政治状况而拣视和定位存在主义呢？这里发生了一个难题。针对苏联的强大无道的统治，哈维尔提出了类似阿隆和阿伦特那样的极权主义批判理论和个体选择自由，更加重要的是，他的道德政治说，几乎登上了捷克的非人权政治高地，使得类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类恐怖和空洞口号，在他的严厉批判下，日归疲软和肮脏。但是，针对极权主义和苏联政治，哈维尔无法看出道德课题碰撞苏联统治的政治路径。此本原自他自己所言的历史无法预测论。这是一种明确的夫子自白。换言之，极权批判和颠覆，是不是可以倚仗良心转化，道德坚守而换来自由民主，这是问题的根本。

一般而言，西方政治学的框架内涵十分清楚。只有规定了某种政治制度和法治原则，统治阶级的成员，才会在人民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里面受到制约。而争取这种制度的完善和争取实现这种制度，是人性得以复归和斩除极权主义人性扭曲和尊严殆丧的关键。而反对极权主义的道德压制和道德沦丧，首要的做法，就是寻找普世价值关涉的政治改变。虽然，这个改变对于纪元前早已存在的希腊雅典民主，是一种完善和进步的课题——对于中世纪实现自由市，得以产生自由主义的西欧国家，是采纳民主多数体制的课题——而对于东、西方二战以后N批民主浪潮的冲击下实现民主之国家，是更加巩固其制约法度和民主程序之课题——加之，台湾民主，是要更加诉诸本岛民意，不受大国操弄之课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正面诉诸西方民主政治学的历史和现实。换言之，任何政治诉求，只能在政治前提下得到发展，得以实现；也就是一定要维护“政治的归政治”这个西方原则。于是，哈维尔的“反政治”诉求之产生，与之区隔何在？是我们愿意探索的问题。这个区隔有几个原因。主要者是，胡萨克统治——苏联统治的政治环境，不是专制主义产生民主自由空隙的那种制度。在哈维尔的捷克，苏联政治统治，可以镇压一切自由萌芽和民主土壤，且填埋西方产生宪章，自由市和法治实施（在印度等）的一般革命前状况。托克维尔之“旧制度和（捷克的？）大革命”，源于苏联的存在，产生异题。在此前提下，哈维尔独木以支，也难功成于一般的反政治政治。这就是他不愿意直接仿效其他政治家，象甘地，象曼德拉，象昂山素季那样的、游戏于民间和官方的双向政治路轨——这当然也是所谓自由主义互动原则，其前提，只能在半自由国家，不能在无自由政权。这个原则不是民主的常态，宁可说他以各种形态存身于专制主义土壤（如，俄罗斯之沙皇/克伦斯基－杜马/民粹时期；中国之辛亥时期和民国时期，等等）。这非是不愿，而是不能。

但是，哈维尔的“反政治政治”又如何和他的道德政治接轨，生成和成就了他最终走上捷克政治之路呢（他成为捷克政治领袖和实际总统）？这是一道难决课题。因为，这个方程的另外一边，不是老哈的反政治政治在起作用，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和冷战在其作用——这就是赤裸裸的苏、美政治格斗。这个苏、美政治运行的较量，最后归于美国政治诉求的实现——美国人从来可以不玩“反政治的政治”——他们在独立期间和自由统治下，举办竞争政治，监督政治，媒体自由，是天造之才，政治之才。这是美国也是西方政治学财富的延续之道。美国人也不会玩弄“无人权的人权”或者无权力的权力——因为，美国人根本不会容忍什么无权者的权力状态。他们的开国前驱一开始就规定了这些人权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和普世价值。西方政治远有希腊选举，近有英国宪章和法国三级议会（当然英国议会运作更是举世知名）……这些不反政治的政治，其价值固定和影响远播，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和事实。故此，制造一个道德前提而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哈维尔时期捷克甚至苏联独道的斗争产物。这种启迪民智，开发民意，塑造民立的反政治政治，固然是哈维尔对于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最好呼唤，但是他缺少政治链条上，诉诸主流政治的一环。这个缺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由历史的偶然性为之补缺。于是，我们中国人的提问是，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条件下，如果中国人排除了西方或者东方的常识性政治诉求和政治抗争，人们转而要求把一切政治斗争转换成为精神和道德诉求，那么，你能够设想在此戴盆不能望天的制度桎梏下，有多少人众可以一面规避政治（路径），一面诉求精神解放呢？

如果你看到北韩的人民之奴役荒诞状态而回想中国，人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所设条件，是不是可以存身呢？换言之，西方的精神诉求，从来是和正面的政治抗争互相维系和互为补充的。我们多次言及世纪前雅典的民主选择和世纪后保罗的信仰之旅之关系——这是耐人寻味的政治和宗教双选项——这些选项一日不可以互相脱离。（现在文坛讨论启蒙问题；或者说重新讨论之。笔者以为，大致上启蒙内涵包含三重含义，且褒贬皆备。一是，雅典后民主时期，保罗到这里宣扬信仰；产生理性－信仰的紧张关系（政治民主和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这个关系几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迄今余絮不结。说明，启蒙根据的基本前提发生问题：是上帝启蒙，还是人文启蒙——百科全书派是反对宗教，主张去蔽于兹；这样，法国革命里面富歇等人亵渎圣经的做法，刚好呼应之；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排除了富歇，复兴了天主教。于是，启蒙的最先实体保罗主义等先于百科全书派，受到肯定，力行“复辟”，夺回文坛；而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等百科全书派被其复辟潮流所排挤。二是，这个龃龉和尴尬现象被西方人自己解决掉了。他们在政－教施行分离的几百年中，保证了宗教和人本双重本体论；不管是保尔.策兰，还是马丁.布伯，不管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不可能重行对于宗教否定的前启蒙主义式批判——虽然，在侧重形上，还是形下上面（人文主义——此在和人在——还是“搁置”（胡塞尔说法）于之）各执一词，并无统见。

这是西方启蒙主义的主流。主流之下，正如吴宓先生对于五四引导西方末流主义之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易卜生主义，对于吴宓而言，就如对于陈寅恪而言一样，则是一场贾鸿铭先生所说的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之运动（“战是和平暴是仁”——吴宓说）——也是后来极权主义伪启蒙、真蒙蔽事端的开始—— “一 二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百害无利，影响极坏。三是，西方解构主义对于新启蒙或者新新启蒙的变态与诡诈；如，德勒兹所谓（见《千高原》）西方一切启蒙的前提是要解构：1，欧几里德哲学（带来的思维定式）；2，柏拉图主义（带来的思想形象）……——这是他们对于影响西方整个思维定式的质疑和否定。即：怀疑一切。但是，他们的对处，是抨击了迄今并不完美的欧、美资本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含其政治运作和资本秩序；错处是，他们并不提出将来制度的预设和替补方案（即，代替民主的制度是什么制度），只是寻求左派的无端批判（虽然，这类批判，人类亦不可或缺！）——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之上午钓鱼，下午种地之梦魇和幻想共产主义非常近似——只是后现代人活在资本主义面包和尊严之下，并不像老马那样要推倒这个千差万错的西方社会。

故此，关于上帝，人文，理性和非理性，启蒙和蒙蔽……这些辞藻，再次进入读者的眼睛。）故此，在缺失民主政治路径的时刻，人们当然可以借助哈维尔模式施行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只是人们进入政治决策的第一阶段；人们无法恒久停留在第一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只是一种精神的铺垫。哈维尔没有第二阶段。因为他的“解放”和捷克的解放，是由戈尔巴乔夫（松开握紧的拳头）决定的。于是第三，哈维尔阶段论的缺失，给中国改变提出了严峻的课题。中国所有精神独立和自由思想的努力都要受到肯定，但是，如果缺少最后的政治路径的递补，中国正常的政治递进的一般自由程序不会奏效——更何况现在所谓体制内精神独立的创意会有多少结果，还是很有疑问和因素不定的（五毛，毛派，伪自由派，……都是中国精神压制之附属作品。）最后，中国人可以期待什么力量外在打击中共而获取和苏联解体，老哈解放同样的结局呢？没有这种外在力量——因为，即便现在美国重返了亚洲，和当年美、苏对峙之情势，也完全不同。这里的决定因素是，中、美对峙的实际存在，还在未定之先。中国和美国之关系，不等于当时的美、苏关系。这是一。二是，苏联和美国没有经济互存互依。三是，美国富人阶层和中共裸官阶层一体互存的诡异现象，亘古未有。……

那么，哈维尔的政治路径如何和苏联解体（后加普京复辟）之政治路径接轨？这是一个十分蹊跷的话题；我们无法完全展开（可见我关此前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的“路径”说和哈维尔的“路径”说，异同皆在。何以如此说法？一是，戈尔巴乔夫其实没有他的类似西方常识意义上的政治路径之存在。因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路径选择之首要定位是反对党（参与）政治。苏联没有这样的反对党。二，戈尔巴乔夫正是因为没有反对党制约而解体苏联，导致俄罗斯议会、杜马的运行和总统之间不成圭皋，更无协调，诡诈多异。势成乱局——其或是议会势力过大，或是总统权力腐蚀。三是，普京和一切操弄（不是简单取缔之）民主的专制主义者一样，成为戈尔巴乔夫阙如反对党的不良产儿——他的统一俄罗斯政权党，一党独大，威胁民主，做空民主。于是，福山所谓八九以后苏联、捷克“历史结束”论是完全错误的。按照现在的真实状况而言，苏联改革模式之非正常，非西方（非印度，非日本，非缅甸……之反对党）方式，是不是可以纳入民主转轨之正常面目，难以确断且后患无穷——换言之，我们基本上否定戈尔巴乔夫模式。现在俄罗斯重新革命，再造反对党，看来只能如此，并无侥幸（——没有反对党也可实现民主——看来是一个新乌托邦）。这样看来，苏联改革和哈维尔观点，都是在忽视西方民主路径的灰色地带找到了暂时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也许（！）对于捷克是成功的，但是对于苏联和中国，绝无模仿之理和成功之道。不像那些网络奇才所云，一切埃及类新革命，不要反对党，不要反对领袖，甚至不要纲领和策略——试问，中国民主人也期待这样短暂，辉煌和成功的无政府主义之反政治政治和无权力权力，可以幻化和改变中国吗？中共这个东西，可以容忍你清算和不清算与之吗？波兰捷克……的所谓偶然成功，果然是中国民主道路借鉴之榜样吗？稍有智商者恐不会这样类比和推算吧。

重复而言。我们肯定老哈的道德政治和政治道德之精神，但是遗憾他的“半途成功”，倚靠苏联解体的成功；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靠山”。在另外之理论层面，哈维尔异议了政治正确论和政治主流论。实际上，我们从未看见他正面主张常识意义上的反对党政治，权力分立法治和政治正确主张（见阿伦特等——他反对胡萨克政治当然正确！）——而反对胡萨克的负面政治，刚好应该呈现西方政治学意义上那些常识原则——但是哈维尔的说法和格调与此不同。这是因为他的“反政治政治”主要诉求，是反对极权主义之精神奴役：谎言，恐惧和不真实……——这当然是积极面向——我们说，在强调了这个部分以后，如何推动反对暴政的直接政治路径，还是永远停滞在哲学、文学和存在主义选择的基本调子上，看不见未来，测不准未来？（见哈维尔对于执政和未来的自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雷蒙.阿隆的观点是这样的。“阿隆的政治哲学是以行动的理论为导向的，《历史哲学引论》其实就是政治理性的认识论。进行政治思考就是把自己放到政治中，去创造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为了指明政治选择的条件，必须肯定可能性的价值。当道德主义者在拒绝了市场经济的不公正而又提不出现实可行的制度时，他就不是在进行政治思考；当历史决定论作为政治计划的基础时，政治理性也会丧失——选择的非决定性，政治的悲剧性，被伪政治学一扫而光。另一方面，当政治被简化为权力时，当理性被看作政治的敌人时，当政治行为者类似于艺术家时，政治理性也会衰落。”（陈喜贵《历史或然决定论》））

我们前此争论“历史结束论”的时候，应该和批判历史决定论一起放上台面——而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又刚好要适时厘清对于“历史完全不决定论”的同样之批判。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规定历史决定之或然论主张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阿隆通过揭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为人的自由行动和选择留下空间，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他的全部政治哲学思想。政治选择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发展中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既推动又限制着现时的政治选择。历史创造了现时的社会，而现时的政治选择又在创造和更新着历史。历史客观性的存在为人们的行动奠定基础，使人们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理性，不至于在虚无中挣扎；同时，历史客观性的限度又为人们的选择留下自由的空间，使人们以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去理性地思考自己面临的命运，慎重地做出决定。正如阿隆所说，‘政治决定，历史决定，也就是各人对自己做出决定。’”）（同上）。简单说，“或然决定论”的实质，就是规定历史的，人伦的，认识论的，本体论的有限影响和规定，而非绝对取消这个影响——反之，“就是这样的历史哲学假定某一时刻或时间之内的统一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状态，人类的整个过去都向之而趋，它指向一个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并宣称对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显而易见的，从而逻辑地定义了自身。的确，在这个范围内，历史真理只是依据事后聪明的方式才被揭示出来的。这样，任何历史哲学都自视居于人类历程的终点，否则它就会排除自己成为真理的可能。

“阿隆认为，这样的历史哲学无论从来源还是从结构上都与宗教毫无二致，可以说是一种伪装了的历史神学。从神学那里，它继承了终极状态的概念，以此来判断和揭示历史意义和人类生活；它还继承了对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之间的区分，前者只保留通向最终状态的事件，后者体现的是种种偏离趋势和偶然事件——在那个站在历史终端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眼里，这些偶然和偏离都可以一笔抹去。当用一个基本概念（比如自由）来定义时，神圣历史就具有了理性必然性的特征。”（同上）据说，这个固定的无限权利是在上帝那里——故此，得出对于历史全能、全知、全控的结束论云云，无异于痴人说梦。在此意义上说，哈维尔说，历史不可预测，是对的——但是，他的“完全不决定论”，有碍于或然决定论——这就是说，或然之意义，在于人们的世纪行动，意志甚或情愫，本能都或可决定和影响历史（也可参见帕累托等的“惰性赘物”说……）——却又不能象上帝那样规定之，决定（全能、全知）之，甚至排除人类的意志和努力。这样，老哈的阙如就在于，他反对全能主义，逻辑一贯，观点一致，几乎毫无破绽，但是，他的逻辑和前此他的老师帕托什卡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排除了西方政治（甚至经济）实践的实施而转向用道德论代替政治实践论（不是毛主义实践——请注意）。这是他其实“半途而不废”，遭遇苏联解体而得道之偶然。中国人，肯定等不来这个偶然。赘言之，波兰的瓦文萨和其他东欧政治之反政治政治（瓦文萨的工团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不解体的情形下夺取政权，当然是一个疑问；他在1983年团结工会被镇压后到89年以前，是不是倚仗苏联解体而迎接转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他们是精神的巨人，实践的盲者？

中国人一定要学这样的“等待戈多”吗？那你就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