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戈培尔：陈伯达
一、
70年代陈伯达在受到审判时说，“那时候我象发了疯一样！那篇社论
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这篇文章的全部责
任，全部，不是一部分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就凭这篇文章，也
可以判我死罪了。”陈氏所指这篇文章，就是1966年6月1号发表于党
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见余焕春《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
报〉夺权的》）
列数陈的罪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审
判做得没有什么不对，虽然，这个审判没有指出，陈伯达也是毛的一
条狗，和江青正确自诩的那样。这条狗的历史当然不是从1966年开始
的。但是，1966年，是这条狗活蹦乱跳最为起劲的时期。他的全部狗
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就象他本人说的那样，是犯有死罪的。可惜，
党文化的法庭没有象追究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样，（如果不是
其自杀）会处死这个罪有余辜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把他做为毛的
打手，这个最为重要的罪行给放过了；因为，毛对文革应负的罪责，
无法体现在党的所谓法庭之上。于是，陈伯达成为邓的罪人而不是毛
的罪人，更不是全国人民的罪人。于是，历史留下了一个可悲的缝
隙。时过40年，这个缝隙开始膨胀。缝隙中，有其儿女钻出来为老子
辩护了，说了几个原因。一是，陈据说是反对血统论的；陈还要搞电
子革命；陈最早是新启蒙的倡导者。这三条辩护之论是不是把陈变为
人，说他不是毛的一条狗了呢？恰恰相反。
我们现在来说说本来是举世皆知的陈的罪行。陈作为文革初起中央文
革小组的组长，他追随毛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主要包括支持红卫兵在
北京乃至全国的杀戮，仅仅一个红八月，北京地区就有近万人被害致
死。事情的逻辑我们讲过多次。陈是文革小组的头。这个权利组织凌
驾于党的政治局，成为毛的特权组织。这个组织的全部作用，是启用
红卫兵，打乱国家和党的秩序，造成毛打倒刘少奇的一种动乱局面，
并且把反对文革的罪名加身于刘。
北京8月份的红卫兵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红卫兵。就是以清华附中和
北大附中为代表的红卫兵。我们称之为毛记红卫兵。这个毛记红卫兵
出身于对于毛的“造反有理”的响应，从所谓理论上、组织上，都打
上了毛记戳号。这个红卫兵和陈氏中央文革小组属于一个“胎记”，
就是毛的一条狗。
另外一种红卫兵，是刘记红卫兵。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高干子弟。
他们是刘记工作组的打手。他们秉持的是工作组路线，乃至没有工做
组的工做组路线。这个红卫兵如宋彬彬等人把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
卫兵（或者准红卫兵），北京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前者是邓氏控
制，后者是刘氏控制。8月份，在毛7月18号从南方回来后，上述两种
红卫兵正在鏖战尤酣。这个鏖战固然有毛、刘互争之实，也有共同打
击和迫害老师、学生（出身不好者）以及一般“敌人”的共性。这个
共性，尤其表现在老红卫兵依仗其八旗子弟之优势，为虎作伥，滥杀
无辜，造成了北京的红色恐怖。陈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制止了这个
杀戮呢？我们的看法是，首先，毛是支持红卫兵的。可以说，那时，
还顾不上支持哪种红卫兵。陈伯达，就是这个党卫军的所谓后台。
“8．18”，毛在天安门上对宋氏说“要武”，是他拿教师开刀的开
始。这就是陈氏所犯的人类灭绝罪，罪不容恕。
二，其实，在刘记红卫兵的默认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芸已
被活活打死。
三，8月底，红卫兵杀向北京大兴县，人无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
于革命的屠刀之下，连三岁小儿也无法幸免。做此杀戮的，也是所谓
出身很不坏的红卫兵。所有这些杀戮，陈伯达是如何“抵制”的？他
究竟是抵制、还是纵容呢？
说得明白一点，他这条狗，究竟是在为毛的红卫兵做屠夫之主、还是
做任何人性化化解呢？记事于当年者，没有患健忘症者都很明白：红
卫兵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支持纵容的。我们当
时的中学生清楚记得，我们对忽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陈、江等人感
到莫名不解，但是，想到他们身后的毛，道理也就很清楚。
事情要一件一件来讲。陈氏反对血统论，这个事实存在。但是，这个
事实很虚伪、很怪异、很阴险。从政治路线划分来讲，陈伯达是毛记
干将，不是刘记。这个分野很清楚──这意味着陈是文革前教育路线
极左的支持者──就是人们所言“喝狼奶”的全力支持者。早在学校
贯彻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教育时期，陈站在非刘、邓一边，鼓动一种
文革演习式的敌对教育，是极为明确的。不然，毛记陈伯达不会成为
毛的文革干将。
再有，陈伯达文革初期、也就是中央文革成立以后的举止，说明，他
不但不反对八旗子弟起来造反，更是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这个
支持老红卫兵起来造反的事实，揭穿了他反对血统论的虚伪──如果
不是他和江青到处乱窜地策划于小组、点火于校园，“好汉们”何以
如此忘乎所以，大喊着“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好人打坏人，活该！”
最后，陈对于真正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未置一词。这个举动说明他的
反对是如何地伪善。
我们知道，打人（其实是打死人、杀人）的事情是受到毛的支持的。
所谓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一类说法，就是毛的定性定论。陈
一清二楚。
在7月份，陈、江等人跑到各处大放厥词，支持各类迫害行为。江青
到处说，“我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云云。陈如何说法，请再回
忆一下──
陈秉承毛意跑到北大撤除了北大工作组。以后，在广播学院，他又重
复那种“可以为宇宙万物找根据”的信口雌黄──想象57年他们怎么
说的吧！──
“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反对他的领导就是反
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们用这样的公式给革命群
众扣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他们要给你们来个包办代替，你们
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们赞成你们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
化革命委员会，将来还可以在更宽地范围内成立文化革命委员
会。
“任何一个党员、党组织，要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作用，就应该
象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群众之上。（掌
声）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绝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屋
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掌声）你们的工作组，据我们
看就是这样子的。（掌声）按照毛主席说的，这是国民党的作
风，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掌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你们的
意见，撤销这个工作组。（热烈掌声，口号声）
“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组织的工作方法就
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
组到这里来，开始江青同志就讲明，首先是来当你们的学生。如
果不是先当你们的学生，这些意见就没法提出来。你们要成立文
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了新的组织，你们的作风应改变，你们的
空气应该改变，完全改变！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应该建立
无产阶级统治。应该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是国民党的作风。门口
不许自由出入，不让上中央那一套应废除，对广大革命师生专政
的方法应废除。对革命同志不能搞逼、供、信、围攻，把学生搞
得精神失常，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法，这不是毛主席教导的办
法，这是国民党的办法，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
（掌声）”
（陈伯达等人1966年7月24号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年轻一点的读者也许不知道陈的讲话真谛何在。我们费时解释之。一
个总的意思，就是他支持撤除工作组。这是毛1966年7、8月份要干的
头等大事。也是陈身据文革小组组长此要职的必然条件，支持毛。二
是，支持毛撤除工作组，那么，他支持谁？自然是红卫兵。三，支持
红卫兵意味着什么？就是走上街头直接形成红色恐怖。无论他在具体
一个血统论上如何说法，他支持红卫兵，反对工作组，是毛赏识他的
根本所在。这是陈伯达本人的大是大非，也是他成为毛的支持者的证
明──而毛是要杀人的。这是陈的一个明显亮相。以后，陈还有多次
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是讲过反对过联动的话的。但是，我们多次说
过关于联动被捉、被放的事实。我们再次引用有作者关乎于此的评论
──
“17年间，中共‘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
线，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谭力夫语），也
被广大的非无产阶级家庭所接受。但是，中共‘重在表现’的政
策只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
段，红卫兵运动和‘红八月’破坏了这种平衡态。急剧升温的政
治气候蒸发了那可怜的‘生存水分’，全社会的‘政治湿度’已
经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态平衡了。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广
州的陈寅恪都是死在这个时期。
“文革初期，对联出现了。它剥夺了人的最后一点残存的尊严。
同样是反对‘对联’，立足点和着眼点是很不同的。反对对联的
‘老三届’人中包括一些老红卫兵的立场，是以拥护中共‘重在
表现’的政策为底线的。而遇罗克则全然不是这样。他的《出身
论》的矛头所向是文革时期和建国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
阶级阶级路线。他企图掀翻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种姓制度的
理论基石。遇罗克不死不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不杀遇罗克不
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理。”（刘双文）
陈氏反对血统论根本逃不出所谓“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在文
革时期，你表现什么呢？表现反对文革吗？陈伯达要你表现反对派立
场吗？不反对之，又是什么呢？你反对了血统论，就不文革了？陈和
遇罗克的反对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语。（我们暂时不再引用其反对的原
文，主要是重在表现，云云。1967《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
发表《元旦社论》，以陈伯达《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总结》为基调，
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极端方式的血统论。
并宣布联动等组织是反动组织。）所以说，40年后来看陈的反对，实
在一点意义也没有。更不要说他讲话、行为首鼠两端、口是心非。
关于联动问题许多文章也有阐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王子犯法不与
庶民同罪。毛，周要释放之，陈氏会反对吗？当然不会。那么，他坚
持的反对对联意义何在呢？
二、
关于新启蒙问题。我们其实说得很多了。中国从孙文开始的矛盾思维
就是批判资本论和拥护列宁主义。
“5．4”，是一个伟大（！）的反传统运动，开始了国人反对祖宗之
先河。但是，“5．4”传入的思想不止于马列主义；只是国人做出负
选择。科学、民主，也是未经过深思熟虑地幼稚化接受、变异──民
主转向民粹，科学转向专制。其间呈现的，是良莠并杂、优劣互盛。
而陈伯达的新启蒙究为何种货色就要稍微细细一想了。这个事情其实
也不是什么秘密。李慎之先生有言在前。我们在讲述后方青年何以成
为悲剧的儿女，就是说，他们以为抗日这个概念可以和马列主义融
合。这个马列，就是艾思奇、陈伯达一类人物反“5．4”兼收并蓄之
精神，来一个既不是自由之精神、更不是独立之思考的假启蒙、真愚
弄。按照新华社的调子，抗日和民主不矛盾──他们夺权是抗日，是
民主──老蒋是既不抗日，也不民主。而要民主，就要马列主义。这
个要害，是以后国人听信毛式“走出周期律”的一大笑话、一大误
解。故此，到了所谓“12．9”，到了陈氏那里，“5．4”之大，完
全演变成为新启蒙之渺小、之猥琐、之胡言乱语。
一是，30年代，正好是外国学者反思极权主义之时代。卡尔．波普等
人开始著作言说。稍后，哈耶克完成《通向奴役的道路》。希特勒掌
权，遂出现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辩证、争论。胡适之一代明智之士开始
抨击专制、共产主义独裁，呼吁自由主义。而陈氏此时鼓吹的马列主
义大众化，究竟是思想界的倒退、还是什么，今日如果还是搞不清
楚，未免太后知后觉、甚至可以说是无知无觉！
二是，实际而言，蒋介石忙于抗战，张季鸾一类学人、报人忙于明耻
教战、积蓄力量之宣传，而陈伯达，忙于马列主义中国化。试问，这
些所谓思想和政治选项，究竟何为要物、何为无稽之谈、帮倒忙，不
是一清二楚吗？
三是，这个马列主义抗战，有赖于西安事变，弄假成真──中共韬光
养晦，从1937年的二、三万人，发展为百万之众，“解放”了全国。
这个马列主义抗战，马列主义民主，不可谓没有完成；不可谓没有陈
氏之功。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功过的评价却是朝向千年之罪演化
的。毛式周期律不但没有出现，倒是成为“七、八年搞一次”的丧心
病狂的“运动了！”国人要如何感谢陈伯达呢？
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陈氏文革后期提出的电子化设想。四人帮是不是
搞经济没有希望？是，也不是。若说是，就是，他们也懂得要颠覆周
恩来的秩序、经济和权位，掌握权利后，不见得还要不“唯生产力
论”。1972年，毛见到尼克松──这个尼克松可是第二个张学良，是
他，不是毛，挽救了文革。1974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出现了
帝国主义文化。江青们也懂得一些实用主义策略。而陈伯达搞电子，
成功与否并不重要，给出的信息是，凡是反对旧秩序者，要建立新秩
序──就象马克思不知道他的国家是不是秩序的反对者一样，他的研
究心得就是暴力和革命──虽然有学者说，革命，在许多情形下就是
反革命（见《革命与反革命》，彼得．卡尔佛特）。所以，任何统治
者不会打碎自己的国家机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陈伯达和四人帮
如果掌权，也会搞经济。这一点勿庸置疑。
那么，陈伯达们有没有有别于金正日的思维，在中国也搞一套邓氏改
革呢？有可能。问题在于，陈伯达也许也会搞改革、搞开放。他们都
是批判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铁托比邓氏走得远的多。他在市场经
济和原教旨马列主义之间，早就开辟了“工人自治”的领地，尚允许
土地买卖、引进外资──这也许是后世巴黎公社的自治，确实为刘邓
早就做出了榜样。1970年代末，中国人热衷于考察南斯拉夫是为证。
所以，无论是不是四人帮上台，共党分子眼中，有他们效法的榜样。
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可以支持政权。铁托的折
中方案，估计张春桥也不陌生。因为，陈伯达们撰写《九评》的时
候，就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问题是，这个铁托方式，并未挽救铁托、挽救南斯拉夫。他们在苏东
波解体的时候一并做鸟兽散。也就是说，时过40年，在为陈伯达辩护
的时候，抬出他们的空想电子化，是不是就证明了四人帮文革的合理
性、五人帮文革的合理性呢？
如果毛活100岁，他引进了尼克松，是不是文革罪恶一笔勾销呢？我
想，苏东波是一个无形的审判。
故此而言，戈培尔是陈氏先驱。第一，他鼓吹统帅的革命论，造谎，
杀人，灭绝书籍。第二，他成功宣传和实施了经济增长。第三，他以
死效忠元首。陈氏是小小戈培尔。他也是效忠之，宣传之，死不省悟
──这个不反省由其子加以坚持。
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70年代陈伯达在受到审判时说，“那时候我象发了疯一样！那篇社论
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这篇文章的全部责
任，全部，不是一部分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就凭这篇文章，也
可以判我死罪了。”陈氏所指这篇文章，就是1966年6月1号发表于党
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见余焕春《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
报〉夺权的》）
列数陈的罪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审
判做得没有什么不对，虽然，这个审判没有指出，陈伯达也是毛的一
条狗，和江青正确自诩的那样。这条狗的历史当然不是从1966年开始
的。但是，1966年，是这条狗活蹦乱跳最为起劲的时期。他的全部狗
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就象他本人说的那样，是犯有死罪的。可惜，
党文化的法庭没有象追究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样，（如果不是
其自杀）会处死这个罪有余辜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把他做为毛的
打手，这个最为重要的罪行给放过了；因为，毛对文革应负的罪责，
无法体现在党的所谓法庭之上。于是，陈伯达成为邓的罪人而不是毛
的罪人，更不是全国人民的罪人。于是，历史留下了一个可悲的缝
隙。时过40年，这个缝隙开始膨胀。缝隙中，有其儿女钻出来为老子
辩护了，说了几个原因。一是，陈据说是反对血统论的；陈还要搞电
子革命；陈最早是新启蒙的倡导者。这三条辩护之论是不是把陈变为
人，说他不是毛的一条狗了呢？恰恰相反。
我们现在来说说本来是举世皆知的陈的罪行。陈作为文革初起中央文
革小组的组长，他追随毛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主要包括支持红卫兵在
北京乃至全国的杀戮，仅仅一个红八月，北京地区就有近万人被害致
死。事情的逻辑我们讲过多次。陈是文革小组的头。这个权利组织凌
驾于党的政治局，成为毛的特权组织。这个组织的全部作用，是启用
红卫兵，打乱国家和党的秩序，造成毛打倒刘少奇的一种动乱局面，
并且把反对文革的罪名加身于刘。
北京8月份的红卫兵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红卫兵。就是以清华附中和
北大附中为代表的红卫兵。我们称之为毛记红卫兵。这个毛记红卫兵
出身于对于毛的“造反有理”的响应，从所谓理论上、组织上，都打
上了毛记戳号。这个红卫兵和陈氏中央文革小组属于一个“胎记”，
就是毛的一条狗。
另外一种红卫兵，是刘记红卫兵。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高干子弟。
他们是刘记工作组的打手。他们秉持的是工作组路线，乃至没有工做
组的工做组路线。这个红卫兵如宋彬彬等人把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
卫兵（或者准红卫兵），北京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前者是邓氏控
制，后者是刘氏控制。8月份，在毛7月18号从南方回来后，上述两种
红卫兵正在鏖战尤酣。这个鏖战固然有毛、刘互争之实，也有共同打
击和迫害老师、学生（出身不好者）以及一般“敌人”的共性。这个
共性，尤其表现在老红卫兵依仗其八旗子弟之优势，为虎作伥，滥杀
无辜，造成了北京的红色恐怖。陈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制止了这个
杀戮呢？我们的看法是，首先，毛是支持红卫兵的。可以说，那时，
还顾不上支持哪种红卫兵。陈伯达，就是这个党卫军的所谓后台。
“8．18”，毛在天安门上对宋氏说“要武”，是他拿教师开刀的开
始。这就是陈氏所犯的人类灭绝罪，罪不容恕。
二，其实，在刘记红卫兵的默认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芸已
被活活打死。
三，8月底，红卫兵杀向北京大兴县，人无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
于革命的屠刀之下，连三岁小儿也无法幸免。做此杀戮的，也是所谓
出身很不坏的红卫兵。所有这些杀戮，陈伯达是如何“抵制”的？他
究竟是抵制、还是纵容呢？
说得明白一点，他这条狗，究竟是在为毛的红卫兵做屠夫之主、还是
做任何人性化化解呢？记事于当年者，没有患健忘症者都很明白：红
卫兵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支持纵容的。我们当
时的中学生清楚记得，我们对忽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陈、江等人感
到莫名不解，但是，想到他们身后的毛，道理也就很清楚。
事情要一件一件来讲。陈氏反对血统论，这个事实存在。但是，这个
事实很虚伪、很怪异、很阴险。从政治路线划分来讲，陈伯达是毛记
干将，不是刘记。这个分野很清楚──这意味着陈是文革前教育路线
极左的支持者──就是人们所言“喝狼奶”的全力支持者。早在学校
贯彻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教育时期，陈站在非刘、邓一边，鼓动一种
文革演习式的敌对教育，是极为明确的。不然，毛记陈伯达不会成为
毛的文革干将。
再有，陈伯达文革初期、也就是中央文革成立以后的举止，说明，他
不但不反对八旗子弟起来造反，更是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这个
支持老红卫兵起来造反的事实，揭穿了他反对血统论的虚伪──如果
不是他和江青到处乱窜地策划于小组、点火于校园，“好汉们”何以
如此忘乎所以，大喊着“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好人打坏人，活该！”
最后，陈对于真正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未置一词。这个举动说明他的
反对是如何地伪善。
我们知道，打人（其实是打死人、杀人）的事情是受到毛的支持的。
所谓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一类说法，就是毛的定性定论。陈
一清二楚。
在7月份，陈、江等人跑到各处大放厥词，支持各类迫害行为。江青
到处说，“我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云云。陈如何说法，请再回
忆一下──
陈秉承毛意跑到北大撤除了北大工作组。以后，在广播学院，他又重
复那种“可以为宇宙万物找根据”的信口雌黄──想象57年他们怎么
说的吧！──
“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反对他的领导就是反
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们用这样的公式给革命群
众扣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他们要给你们来个包办代替，你们
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们赞成你们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
化革命委员会，将来还可以在更宽地范围内成立文化革命委员
会。
“任何一个党员、党组织，要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作用，就应该
象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群众之上。（掌
声）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绝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屋
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掌声）你们的工作组，据我们
看就是这样子的。（掌声）按照毛主席说的，这是国民党的作
风，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掌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你们的
意见，撤销这个工作组。（热烈掌声，口号声）
“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组织的工作方法就
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
组到这里来，开始江青同志就讲明，首先是来当你们的学生。如
果不是先当你们的学生，这些意见就没法提出来。你们要成立文
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了新的组织，你们的作风应改变，你们的
空气应该改变，完全改变！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应该建立
无产阶级统治。应该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是国民党的作风。门口
不许自由出入，不让上中央那一套应废除，对广大革命师生专政
的方法应废除。对革命同志不能搞逼、供、信、围攻，把学生搞
得精神失常，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法，这不是毛主席教导的办
法，这是国民党的办法，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
（掌声）”
（陈伯达等人1966年7月24号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年轻一点的读者也许不知道陈的讲话真谛何在。我们费时解释之。一
个总的意思，就是他支持撤除工作组。这是毛1966年7、8月份要干的
头等大事。也是陈身据文革小组组长此要职的必然条件，支持毛。二
是，支持毛撤除工作组，那么，他支持谁？自然是红卫兵。三，支持
红卫兵意味着什么？就是走上街头直接形成红色恐怖。无论他在具体
一个血统论上如何说法，他支持红卫兵，反对工作组，是毛赏识他的
根本所在。这是陈伯达本人的大是大非，也是他成为毛的支持者的证
明──而毛是要杀人的。这是陈的一个明显亮相。以后，陈还有多次
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是讲过反对过联动的话的。但是，我们多次说
过关于联动被捉、被放的事实。我们再次引用有作者关乎于此的评论
──
“17年间，中共‘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
线，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谭力夫语），也
被广大的非无产阶级家庭所接受。但是，中共‘重在表现’的政
策只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
段，红卫兵运动和‘红八月’破坏了这种平衡态。急剧升温的政
治气候蒸发了那可怜的‘生存水分’，全社会的‘政治湿度’已
经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态平衡了。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广
州的陈寅恪都是死在这个时期。
“文革初期，对联出现了。它剥夺了人的最后一点残存的尊严。
同样是反对‘对联’，立足点和着眼点是很不同的。反对对联的
‘老三届’人中包括一些老红卫兵的立场，是以拥护中共‘重在
表现’的政策为底线的。而遇罗克则全然不是这样。他的《出身
论》的矛头所向是文革时期和建国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
阶级阶级路线。他企图掀翻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种姓制度的
理论基石。遇罗克不死不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不杀遇罗克不
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理。”（刘双文）
陈氏反对血统论根本逃不出所谓“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在文
革时期，你表现什么呢？表现反对文革吗？陈伯达要你表现反对派立
场吗？不反对之，又是什么呢？你反对了血统论，就不文革了？陈和
遇罗克的反对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语。（我们暂时不再引用其反对的原
文，主要是重在表现，云云。1967《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
发表《元旦社论》，以陈伯达《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总结》为基调，
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极端方式的血统论。
并宣布联动等组织是反动组织。）所以说，40年后来看陈的反对，实
在一点意义也没有。更不要说他讲话、行为首鼠两端、口是心非。
关于联动问题许多文章也有阐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王子犯法不与
庶民同罪。毛，周要释放之，陈氏会反对吗？当然不会。那么，他坚
持的反对对联意义何在呢？
二、
关于新启蒙问题。我们其实说得很多了。中国从孙文开始的矛盾思维
就是批判资本论和拥护列宁主义。
“5．4”，是一个伟大（！）的反传统运动，开始了国人反对祖宗之
先河。但是，“5．4”传入的思想不止于马列主义；只是国人做出负
选择。科学、民主，也是未经过深思熟虑地幼稚化接受、变异──民
主转向民粹，科学转向专制。其间呈现的，是良莠并杂、优劣互盛。
而陈伯达的新启蒙究为何种货色就要稍微细细一想了。这个事情其实
也不是什么秘密。李慎之先生有言在前。我们在讲述后方青年何以成
为悲剧的儿女，就是说，他们以为抗日这个概念可以和马列主义融
合。这个马列，就是艾思奇、陈伯达一类人物反“5．4”兼收并蓄之
精神，来一个既不是自由之精神、更不是独立之思考的假启蒙、真愚
弄。按照新华社的调子，抗日和民主不矛盾──他们夺权是抗日，是
民主──老蒋是既不抗日，也不民主。而要民主，就要马列主义。这
个要害，是以后国人听信毛式“走出周期律”的一大笑话、一大误
解。故此，到了所谓“12．9”，到了陈氏那里，“5．4”之大，完
全演变成为新启蒙之渺小、之猥琐、之胡言乱语。
一是，30年代，正好是外国学者反思极权主义之时代。卡尔．波普等
人开始著作言说。稍后，哈耶克完成《通向奴役的道路》。希特勒掌
权，遂出现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辩证、争论。胡适之一代明智之士开始
抨击专制、共产主义独裁，呼吁自由主义。而陈氏此时鼓吹的马列主
义大众化，究竟是思想界的倒退、还是什么，今日如果还是搞不清
楚，未免太后知后觉、甚至可以说是无知无觉！
二是，实际而言，蒋介石忙于抗战，张季鸾一类学人、报人忙于明耻
教战、积蓄力量之宣传，而陈伯达，忙于马列主义中国化。试问，这
些所谓思想和政治选项，究竟何为要物、何为无稽之谈、帮倒忙，不
是一清二楚吗？
三是，这个马列主义抗战，有赖于西安事变，弄假成真──中共韬光
养晦，从1937年的二、三万人，发展为百万之众，“解放”了全国。
这个马列主义抗战，马列主义民主，不可谓没有完成；不可谓没有陈
氏之功。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功过的评价却是朝向千年之罪演化
的。毛式周期律不但没有出现，倒是成为“七、八年搞一次”的丧心
病狂的“运动了！”国人要如何感谢陈伯达呢？
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陈氏文革后期提出的电子化设想。四人帮是不是
搞经济没有希望？是，也不是。若说是，就是，他们也懂得要颠覆周
恩来的秩序、经济和权位，掌握权利后，不见得还要不“唯生产力
论”。1972年，毛见到尼克松──这个尼克松可是第二个张学良，是
他，不是毛，挽救了文革。1974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出现了
帝国主义文化。江青们也懂得一些实用主义策略。而陈伯达搞电子，
成功与否并不重要，给出的信息是，凡是反对旧秩序者，要建立新秩
序──就象马克思不知道他的国家是不是秩序的反对者一样，他的研
究心得就是暴力和革命──虽然有学者说，革命，在许多情形下就是
反革命（见《革命与反革命》，彼得．卡尔佛特）。所以，任何统治
者不会打碎自己的国家机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陈伯达和四人帮
如果掌权，也会搞经济。这一点勿庸置疑。
那么，陈伯达们有没有有别于金正日的思维，在中国也搞一套邓氏改
革呢？有可能。问题在于，陈伯达也许也会搞改革、搞开放。他们都
是批判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铁托比邓氏走得远的多。他在市场经
济和原教旨马列主义之间，早就开辟了“工人自治”的领地，尚允许
土地买卖、引进外资──这也许是后世巴黎公社的自治，确实为刘邓
早就做出了榜样。1970年代末，中国人热衷于考察南斯拉夫是为证。
所以，无论是不是四人帮上台，共党分子眼中，有他们效法的榜样。
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可以支持政权。铁托的折
中方案，估计张春桥也不陌生。因为，陈伯达们撰写《九评》的时
候，就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问题是，这个铁托方式，并未挽救铁托、挽救南斯拉夫。他们在苏东
波解体的时候一并做鸟兽散。也就是说，时过40年，在为陈伯达辩护
的时候，抬出他们的空想电子化，是不是就证明了四人帮文革的合理
性、五人帮文革的合理性呢？
如果毛活100岁，他引进了尼克松，是不是文革罪恶一笔勾销呢？我
想，苏东波是一个无形的审判。
故此而言，戈培尔是陈氏先驱。第一，他鼓吹统帅的革命论，造谎，
杀人，灭绝书籍。第二，他成功宣传和实施了经济增长。第三，他以
死效忠元首。陈氏是小小戈培尔。他也是效忠之，宣传之，死不省悟
──这个不反省由其子加以坚持。
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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