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
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21世纪的读者，革命是从旧的制度里生长出来的。
导致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革命之发生，在制度与思想方面的原因，往往取决于这种特定的旧制度。这种旧制度，不是元意义上纯粹的旧制度，他带有新制度的萌芽，但是，又和新思想新体制，产生尖锐的对立，正是所谓亦旧还新，亦新还旧。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特殊的政治与思想土壤中，革命之发生，就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托克维尔是从几个关键的方面来论及他所谓的缘旧于新的法国大革命的。
第一个方面，可说是托克维尔的社会各阶级分析。他说，当时法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封闭式阶级关系，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无论是农民，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和以往的处境大大不同，却仍少阶级间的互动。而互动是变革的前提，
于是，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人们在旧的人体器官中，寻找新的生命。
他的这个讲话，有点令人想到我们中国人在半个世纪前，听到的那句老话，有的人脑袋进入社会主义了，可是身子还留在旧社会——现在的提法应该是：有人脑袋进入了旧社会，可是身子还在社会主义。
第二方面，他说，法国社会各阶级中人们的精神实质，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极为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农民。那末，当时的法国皇室，是怎样看待和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农民对待土地的有限度的占有，是法国人之所以可以摆脱土地之束缚，摆脱他们的农奴地位，从而引发自主意识的关键。他说，“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开宣布这种理论，即国王占有的土地，原本是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
托克维尔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
我们当然会对这一点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之鼓动下，经过将近一百年的苦斗，其实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享受到了土地租用制的一点点甜头，故此，可以做一个比对。而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土地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或者说有限度地得到解决了。这个衡量资产阶级革命的标识——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在革命发生之前发生的，而非之后。
当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土地上，被有限度地解放出来以后，革命的先决条件，就相对成熟了。
相反，如果我们的和他们的农民，在农奴制度和准农奴制的土地束缚下不得动弹的话，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新思维，不但不会真正发生，即便发生，也是在没有新质的意义上发生，或者堕落成为简单的农民起义，而只能具备未新依旧的特征。
托克维尔的立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规定了革命的新意，而不是我们往往想到的，类似旧时代陈胜吴广的揭杆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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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那里，旧制度下，也存在着自由和他所谓的自由种类。而他所说的自由，是以区分服从和奴性为其辩别标准的。他引用法国国王的一些言论，歌颂不同层次上的自由，哪怕是国王们欣赏的自由。如“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农奴讲话”。要区分什么是带有美德的、法国人的、不失尊严的“服从”，是极其困难的，什么是托克维尔所谓“奴性的对安逸的贪求”，这同样是一个难以表达清楚的话题。但是我们从冉达克般的、对国王产生的、几乎是对待父亲般的感情上，可以略窥一豹。
当人们发现了他们的统治者，变成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强制者”，爱，当然也就完结了。
谁也不能让法国人的祖先们忍受“可耻的奴役的形式”，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托克维尔于是说，“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
这个想法和他后来论及的，革命面对的政府，往往不是最坏的政府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只有在启动了变革的政府行为之下，才有出现一是行政改革；二是革命般的变革之可能性。（这一点当然建立在法国革命最后完成了对于其传统的复归——而中国革命，是一个对于传统颠覆和改造的非同一过程。）
在我们看到的和经历过的无论什么样的革命之中，他的这个观点都是比较准确的。俄国和我国清末出现的革命前夜的种种迹象，都说明了革命的前提，往往是好政府，或者说是相对的好政提供的。虽然，这还不能为之评价为fair
play。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如是说。接下来的提问当然是，如果坏政府的改革中途而废，难道就会避免“最危险的时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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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从他自身作为一个贵族而言，抱有对革命之很大的遗憾。在他的眼里，文化的承载者是贵族。在大革命中，这类文化被颠覆而一去不复返了。后来的新贵，虽然在财产的占有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那种对于传统而言的贵族文化，是被历史和革命所切断了的。所以他说，“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他认为，对贵族的根除，在自由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法国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待传统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他们在几百年以后所阐述的，反中心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观点。
进而言之，我们现在看到，法国人的结构和解构主义，其实，也是在招回他们的“准贵族”的传统文化而不可得。以另一种角度看，其带来更动一元化思维的惯性性格和革命性格。正是在对托克维尔时代的感应当中，我们听到了德里达的提示性论段。这是事情的第一点。
再次，托克维尔对思想与实际，哲学与现实层面发生的那种可怕的反差，表达了严重的忧郁。他极为明智而深沉地说到，“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而我们的补充应该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美文常常非革命而莫属，美文甚至可以代替革命而暴殄天物——这个东西后来发挥成为纳粹主义的健康美学和完美论——见李芬斯达尔的影视观。
在我们中国，有人将传统文化和国家的专制体制混为一谈，而主张在所谓的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浪潮中，消灭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而托克维尔说，他对法国知识分子取代了贵族在文化上的发言，亦表现出他特有的忧虑。我们很难说，我们中国，有没有法国意义上的贵族和贵族文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古典的“士”这个阶层，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中，为我们留下如何弥足珍贵的大大文化遗产——当然，应该对其进行某种扬弃——这不能不是我们要郑重对待的、只可珍惜，不可荒废的遗产。从托克维尔的启示中，人们看到，我们因丧失传统文化而引发的对于文化传统的丧失！这个悲剧，恰恰是一切伪革命所要达到，而迄今尚未完全达到的局面：这个局面一旦达到，将是我们中华文化，在革命的名义下，走向完全覆灭的起点。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想到法国其他作家，在那个时代前后表达的诸如此类的观点，比如说，夏多布里昂，龚古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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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是他们的启蒙运动。而他们的启蒙思想的载体，又不能不回到甚至像路易.十四们，在具体的国家体制和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新思维”之尝试。（这时候，我们对于新思维这个词，带有极度的敏感。）托克维尔说到，“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
他还说过，所谓“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其做法一，当是蔑视老事物。是的，具体而言，这个看法的起端来自路易.十五。他是在建设和稳固动摇社会基础的法国最高法院的时候，使得王权也被同时动摇了。（现在改革者之一部分所谓“政法系”促使政改之说，似有其貌；值得商榷。）
其二，城市的拆迁工程，据说，按照比较现代的美学标准进行。政府开始其蔑视私有财产的美学涂炭和经济占有与掠夺。
三，政府未能还清二十年来修路的欠帐。（也打白条！）
还有，二十四小时内受审的规定，被视若罔闻。等等。
一切老年代可以诉诸法律的形式一旦衍为陋习，革命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当然应该指出，他们的法律和我们的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也有过所谓的法。有过张君劢的和别的什么法。但是我们的主体之法，和他们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十六世纪法国三级议会的出现；十一二世纪西欧自由市的出现；英国大宪章的出现；都呈现了一种阶级斗争和具备阶级斗争权限的法律与议会形成和实施的历史——而东方政治极少此类反对派思维和载体。故此，革命论的内涵，很多是以稳固和扬弃（保留其一部分进行继承）完成的；绝对不是东方式的“从无到有”之过程；这个过程带来对于整个东方传统和制度载体的颠覆——它极易在反对专制的过程中完成极权主义的革命抑或反革命。
我们看到，在认定清末洪秀全极权主义剿灭中国传统的“文革”中，他毁灭书院，烧毁儒家著作，杀死儒生，曾国藩演绎的反革命，恰恰是对于此类文革提前论的扑灭。而中国革命抑或反革命，却未能够延续这种国学正统的保守，反而是枉顾了这一点内涵——而这正是法国革命恢复民主和宗教的传统再现之反。于是，启蒙带来的负效应：真理探寻论，成为真理杀戮论的翻版。从西方加尔文主义先烧书，后烧人的做法里，东方“真理论”，延续的正是这条颠覆真理的路径。中国特色，不单是继承西方的经济野蛮主义，殖民主义，而且同样继承了他们哲学和宗教上的烧人主义（希特勒则是西方自我继承负面路径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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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中国人现在谈论所谓的新人类或者新新人类的时候，我们的突出的感觉是，这是一种虚枉，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
我们倒是非常愿意探讨一下，在托克维尔笔下出现的那些新的人类，那些新的法国人。固然，他们尚未进入革命的年代，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新新人类。而这些新人类的经济学、哲学理论基础，则是托克维尔称之为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他极为明确地指出，“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是的，托克维尔几乎是在描述社会主义革命前舆论发动的情形。我们由此想到的，这几乎不是法国革命，而是十月革命和别的什么革命。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法国革命的前提几乎就是一切革命的前提。而一切革命和一切革命并不相同。那种以平等取消自由的革命往往正好是反革命。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的新新人类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以明星崇拜的一律性，来代替个性及其自由，这是一种另类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必会发生自由个性之覆灭。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之一部分，给人类带来的，也不过是以平等庸劣，来取消对个性自由。
托克维尔对于在何种制度之下，可以让人获得物质的财富，而同时又可以兼顾人们永久的天赋自由这一点，论说极为精彩。他说，“的的确确，对于那些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不能使人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
而我们的现状，恰恰应该倒而言之。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某种极为有限的满足，我们的新新人类们，就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只要生存，生存才是一切；自由，也就这样被完全取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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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革命带来自由还是带来奴役，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说，“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为此，几个世纪后，关于自由的积极和消极的价值观，被人提了出来。理想主义的实践，在现实的层面上，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的至理名言，也到处可见。而文学的政治性写作之必要性与否之争论，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在喋喋不休。文学的梦想，在法国，首先涉及到它的旧制度，在每日每时，都在引起他们的民众的不满，此为其一。
二是，文学家没有，也无从想到，在政治领域里进行可操作性的制度实践，也就是把自由精神从理念变为生活。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如果法国人有权在他们的三级会议中参政，而开展他们的公共生活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作家的思想所煽动”。
三是，因为他们的作家少备参政的任何经验，“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截止......”于是，文学的空想，替代了政治层面上的一切可操作性行为。无节制的梦想，取代了有经验的政治实践，这就是法国文人在他们那个世纪所造就的、伟大的法国梦。
而托克维尔对此感触特深。他的贵族地位和他的文化使然；进而言之，他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眷顾，使得他对于由最大的善，带来最大的恶的革命之悲剧，有其预感，又有其慨叹！
危险的类比，文学化和政治化类比，促使我们认真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梦想带来的中国理想和俄罗斯“寻神派”观念，不是导致梦想成真，而是导致梦想变成梦魇和黑暗。二月革命被十月革命取代；孙文主义被毛主义顶替，就是由于人民和百姓相信过大的自由和过大的独立——这是异化于普世价值的“过大化”；他仅仅变成列宁、斯大林和毛之一己小私而已。这就是文学梦和政治理想的差异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津津乐道文学－政治论，道理在此。）
政治和文学甚至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诉求。我们只能在狭隘的范畴里将之联系起来，称述一般性的批判，并完成其同一性之可能性。但是，这里不存在文学绝对化理想与政治相对化理想的混淆——这种混淆，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抨击比如美欧的制度缺陷，而主张毛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本拉登主义。
任何在不同层面上偷天换日的做法，都只能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文学个性（角色和叙述者）可以枉顾某种政治正确带来的自由之反——如，文学可以抨击二战时期盟军对于德国平民的杀戮——但是，在政治层面，盟军“正确论”是不可更改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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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最好的中央集权。这是托克维尔在他的杰出著作中所阐述的杰出的观点。一切的革命所带来的，对于原有政府分散权利的集中，导致人们对于治权一统的必然默许。一切大权独揽的事情的出现，在稳定局势和发挥革命效用上也许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国家权利的垄断以及精神力量的一体化，往往在物质层面上，形成极权社会独有的大政府。其实，这个大政府，必将变成一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化身，而且每每化约在独裁者或者他的几个同党成员的意志和行为上。这是我们中国人，也许包括俄国人，有目共睹之状。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改变或者说颠覆，已经成为极权主义为之预约的政治订单。以至托克维尔说，“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用它在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他的话是十分有趣的——我们说，中国人不是在“原基础上，建起另一座大厦”，而是几乎彻底摧毁了这个基础——中国特色，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业已成为无文化内涵的政治运动和虚无主义机会主义文化膺品。
经过革命，把政府以往分散的权利，加以集中，使得人们统一在一种精神的、也许是政治的，也许是“宗教”的旗帜之下，甚至像我们在文革里经历过的，只是聆听一个人的声音。这是中国革命（毛革命）的转型过程，这个经验无论对真革命，还是对假革命都做了最好的注脚。其特点当然是，从摧毁旧贵族特权开始，以完成权利寻租和非法统治。从纯粹文化含义上讲，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贵族，却有“新阶级”，有特权和血统，而文革，六四及其他政治镇压，最终目的就是保护这些特权利益不受挑战；这里丝毫不存在改革香肠前一段甜蜜，后一段苦涩论——如今，中国三十万特权阶层占有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即为“改革－制度”的最后定型。
有所不同的是，法国革命，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摧毁旧制度的革命；而我们的革命，却秉承一己之私，完成了向着奴隶般的平等推进的反动之举，以至于发展到全民为奴的可悲境地，政治之奴隶和经济之奴隶——有人说，这是土跃进和洋跃进，社会主义跃进和资本主义跃进，呈现了它们的媾和关系和矛盾关系。研究这个特色，是对世界经济－政治学的一个挑战。这一点，当然不同于托克维尔笔下再现的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制度，文化和宗教。这牵涉到如何看待西方革命和传统关系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回答很简单——西方革命，莫不是回到民主和耶稣之古代传统——以造就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而不是“无中生有”；这些话，我们说得很多了。
值得注意的只是，当有人要颠覆本来还是可以容忍（抑或不能容忍）的旧制度的时候，他的革命，其思想和制度上的辨别标志，往往应该是看他或者他们的那个集团，是否要把本来比较分散的，各阶级所拥有的权利，加以集中甚至取消；当这个集中的权利，开始在全社会中加以弥漫的时候，革命的怪物出动了。各阶级政治权限开始式微而消失；个人自由和自由主义开始死亡；以往的（真正的）阶级斗争被歪曲和污蔑；阶级斗争的载体，人民：工农商学兵，乃至官员（走资派），一并消失；社会解体：是以通常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之消灭为标志（毛的“阶级斗争”，其实根本没有有权限阶级的存在）；旧体制向着更坏的体制退化和蜕变；也就是，从专制向极权制度转变——其导致对于中国传统统治中政治权利一度制衡的规定性的解构：如，君相权利制衡论，相权封驳论，政、教平等论，民选官员论（科举制度），有限自治论，等等。
这个转变的含义之一，就是取消封建，取消传统，消灭文化，取缔非经验意义上的信仰；在此意义上，其含义之二是，原来的革命（——反革命包涵在内），在取缔制度方面，形成既反对革命（权贵反对之），又反对制度（——权贵和毛主义同时反对制衡，分权和监督）的特色政治及其模式。最后，专制主义皇权的某种开明与否论之偶然性，完全被极权领袖的克力司马代替，而全民成为个人迷信的牺牲品而少有自解与自救可能（纳粹往往不可能瓦解于内部——是一个悲观主义的表征。）随着后极权克力司马可能性的消失，其主导极权主义的可能，也就削去一半——这是极权解构的“自然迹象”；同样值得人们加以研讨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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