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革命论”及其他

 “不断革命论”及其他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思考




1

近来大陆文坛不断推出系列关于托洛茨基的书，像『双山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加上前几年出版的『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回忆录』等，都说明老托也是阴魂不散的一种。

现在对于托洛茨基的评价，基本上基于官方的准平反状态。说是官方平反，自然带有官方色彩。这个色彩就是，不再说托派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斯大林的杀人放火之匪帮了，毛选里对于托氏的权威解释也都做烟消云散状了。人们，尤其是托派中人，以其各自的党派立场，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伟大的，或者多少有些正确，因此也多少有些光荣的政治家。他们的主要观点和后来以美国人杜威为首的，西方对托氏的案件成立的平反委员会之观点，有些不同。这个不同，当然以肯定托氏参与，领导之十月革命为出发点，说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伟大的缔造者，是主张和维护列宁主义的战士——他自己在传记中也干做列宁之后，俨然一个列宁学生之模样。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俄国，在二十年代，莫斯科赞成和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人们，几乎各占半数，经常在公共场合，有两派较量的激烈场面。于是，在他被斯大林谋杀以后，他的列宁主义者的身份，既兼容了反斯大林的角色，又兼容了西方支持的自由主义同情者的角色。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情上，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显得似是而非起来。这个状态，很像现在有人要把毛和林彪搞成一组矛盾统一体，以便从中另辟路径，为某种其实是千篇一律的革命做一个辩护。

那么，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起到了那些作用呢？
是的，在参与中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即国共两党领导之北伐战争期间，托洛茨基的确在制定中国革命战略方面高出斯大林。他承认国民党有担当革命领导权的资格，但是，在他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支撑下，提出类似十月革命由所谓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应该不间断地转变成为由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虽然革命的性质并未因此改变。这个主张就是，应该由中共领导之。其指导思想当然是列宁的说法：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
 
 
根据这个说法，托洛茨基解释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并提出应对之策：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接受列宁提出的这些意见，以此确定了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性民权运动的态度和关系，因此也确定了中共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和关系。所可惜的是：列宁本人最初因为病，接着离开了人间，他没有机会把这些意见亲自实行出来。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却一贯作出了与列宁上述意见恰恰相反的决定与指导，以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是历史的不幸。
 。。。。。。。。。。。。
    “不过历史的不幸还有甚于此的。当俄共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坚持列宁路线，为此与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当权派（最初为齐诺维也夫与斯大林，然后为斯大林与布哈林）路线进行斗争之时，俄共与共产国际这两个机构都日益走向官僚主义的堕落。自从1923年开始，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逐渐控制在斯大林一派之手，以致这两条路线在其提出与形成过程中，未能在俄国共党内部，更不能在中共内部，进行公正与公开的广泛讨论。斯大林一派凭借其组织力量，压制反对派，抹煞他们的意见，垄断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等到这个指导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大林一派更为了派系和利益，为了保持官僚权力，更加坚持和加深这些错误。他们竟用行政警察手段摧残反对派。将充分为事实所证明的反对派正确意见加以严密封锁，同时对这些意见进行荒唐的诬蔑。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工农大众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无法让人知道，无法为后人利用，他们的血白流了。”（见『双山回忆录』）
 
 
 
 
这个主张没有被中共领导层接受，他们听命于斯大林要求和国民党合作并交出独立身份的指示，遂直接导致了国民党采取取消之的做法，导致所谓大革命之失败。

人们把这个责任推诿给陈独秀，说是因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革命失败；其实，陈独秀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不得已采取了取消主义的战略而导致此结局；也就是说，是因为中共没有听从托洛茨基夺取革命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在所谓反革命时期，得以成功地绞杀了共产党人。

一个倾向取代了两个倾向。这两个倾向是，或者是苏联式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成功，国民党被排除——如若如此，不知道孙中山的命运如何——共产党建立一党专政，1949年的胜利提前到1927年左右；或者是蒋介石的革命转向准欧美，或者说亲欧美的威权政权，为以后的民主奠定基础。看来，托洛茨基的失策，倒是为中国的星星民主自由找到了弱小的空间。

托洛茨基的战略如果实施，中国革命会战胜蒋介石吗？

这个判断当然是不能说服人的，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共产党人没有来得在中国各个领域取得优势。。。。。。但是，基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和国民党武装割据，争取独立空间方面，他们的策略应该不会遭遇1927年的惨败。


接下来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在面临蒋介石的高压政策时候，提出了反对托洛茨基参加合法斗争之主张，即所谓加入议会斗争，而是主张革命高潮在即，是什么“喷薄欲出的太阳”（见『毛泽东选集』），遂发动进攻长沙等武装起义，遂导致斗争陷入更低谷，以至只好长征，。。。。。。但是，他们只是把这个罪责推诿到瞿秋白和李立三的身上。这也至少说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清醒认识。我们在同一个文件里看到关于当时中国革命是否进入高潮的争论，也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
 
 
““中国正处于一个退潮时期……”（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这样判断——
 
 
“四个月之后，在1928年10月，在『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托洛茨基以更加明确的口气断定说：“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里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丑陋的一种形式。（『中国革命问题』）
 
“斯大林—布哈林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正是“最丑陋的一种”。它既不审慎，更不负责。首先为要掩盖自己破产政策所造成的悲惨结果，他们非但硬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而且宣布它“进入更高阶段”。为要证实这个宣告，他们不顾一切地命令濒于瓦解的中共全面发动武装斗争。结果招致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失败，直至广州暴动的大流血。到了那时，斯大林们虽然不得不称它为“退兵时的一仗”，但同时却又说它是“苏维埃革命新阶段的开始”。究竟革命是否已经失败，他们始终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在1928年夏天召开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上，斯大林—布哈林们也还只说：“中国现在并无革命高潮”，而是处于“两个浪潮之间。””（同上书）
 
 
退一步说，俄罗斯当时的局面，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占据绝对优势，反而是他们占据弱势，是列宁的政治策略导致了他们的成功。所以，如果——就像美国哲学家胡克建立的“历史上的如果”一样——共产党在二十年代末期建立了政权，事情会朝着哪种路径发展呢？


这个假设的逻辑推理，应该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即，如果托洛茨基战胜了斯大林，而主政苏联的话，苏联的前景会不会好一些呢？


历史的偶然性是诠释历史最好的助手。如果说，我们看不出托洛茨基的苏联（一个悲哀的假设！）和斯大林的苏联有何本质区别，那么，我们只能说，只有托洛茨基本人的转变，他的向非苏联式思维的转变，才是我们评价他的最后一个标准；但是，这个转变，实在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异见分子的地位，导致了他对于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判；如果他战胜了斯大林而主政，苏联的存在是否要有所改变呢？我们不得而知。


胡克说过，在历史上有些“如果”是可以成立的，确是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世界之改变。

记得他说过，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作用，是一个偶然性，如果列宁在去往彼得格勒的道路上被杀害，十月革命就会失败；十月革命没有什么必然性——因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条件和口号，社会革命党人也提出了；他们之间仅仅存在之差别，就是谁会玩弄政治艺术，谁更懂得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欺骗术，而能够笼络民心。

远一点说，在世历史上，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是因为波斯间谍的叛卖，而导致希腊的战胜；这个偶然性，没有必然性——于是，我们听到胡克说，如果波斯胜利，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就会为之一变。

但是，胡克在提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如果”时，他说，北方战胜南方是一个必然；换句话说，南方没有战胜北方的任何偶然性。


是的，如果中国革命在托洛茨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偶然战胜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偶然性是否存在呢？
这个偶然性如果存在，蒋介石威权主义的统治，是否马上就会让位给一种彻底的极权主义统治呢?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范围内自觉或者不自觉营造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否要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铁则毁灭呢？托洛茨基厌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会不会产生后来的大清洗和文化革命之结局呢？


这些考虑是甄别老托政治价值观的底线。如果没有这个关注，我们思考他的存在与否，就显得无足轻重，有就史论史之嫌疑。


在另一个方面，托洛茨基现象也好，列宁主义思想也罢，这是历史上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会侵袭世界的大课题，是人类受到某种魔鬼诱惑的深层次问题，是乌托邦主义和人类本性之乌托邦结构的问题。其实，就像人们思考最近逝世的哲学家德理达一样，在他们解构世界思潮的同时，他们赖以制定的思想策略，往往是以完美的乌托邦为前提，而非以人性之恶为前提——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思潮之本质——于是产生谁不服从完美，就要被杀戮之之局面——而解释完美者，自己其实就是屠夫。

这个观点也是我们考量托洛茨基美学的一个因素——如果说，他有美学，政治美学的话。

为托洛茨基平反——这个历史事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的。因为他牵涉到我们如何思索体制内，我们指的是思想体制内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命运的问题；就像前此提到的那些共产党里的反对派，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张国涛，王明，林彪，刘少奇。严格评价之，其实是看他们在什么程度上摆脱了固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政治和计划思想的臼穴，看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回归到某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宝库里——如在中国经济问题上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一个含有自由思想成分的社会主义思潮，就像某种程度上俄国的新经济策略。当然，反向的回归也是有的；就是自由主义回归平等的福利社会的社会主义诉求；这个社会主义当然不是斯大林式，毛式的社会主义。


2





     托落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沉寂了近一个世纪。但是新近拿到他的这本老书再读，似有新的体会。而我们只要细心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他的老革命的身份，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只是他的价值，要从反面加以证实。因为托落茨基的论点，从其反面，论证了所谓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实现的不可能性。在他的这本颇有名气的著作里，他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解说之最重要的观点，也是我们现在看来值得特别关注的观点，是这样的。在他对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提出的十四点论断中，我们在其第九个论点里，看到了他的精粹之在；也就是，他关于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之不可能性的介说。
    

    他说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
    

    托落茨基的观点是悲观而非常明显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应该是，也只能是，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政治上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他说，无论是在昨天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还是在民主革命经历了漫长的民主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其实现的前提，只能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只要透彻地分析一下他的观点，还是不难看出，其观点中带有某种真理性质的内涵。因为他的预言，有他明确的现实成份。当然，关于在所谓的老民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看来，早已成为红色幽默。资本主义的存在，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是处在一种类似壮年时代的，充满活力的现实当中；在我们中国，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有了一国两制之现实。这个两制，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方面做出的无可争议的让步，是一种既不偏宠“资”，也不偏宠“社”的所谓“公平”政治。在变相承认“资”方面，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需要争论的，只是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相对而言很可笑的“社”（其实这个“社”，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此其一。
    
    其二当然是，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和平长入这个现实，不是使人想起托落茨基和列宁的暴力革命论，而是想起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和平过渡论”的概念。福利社会的现实，正在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地融和，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无论是美国共产党，还是法国共产党，……在那样一些国家里，已经成为少数莫名其妙的边缘人的理想诉求。所以说，托落茨基憧憬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实现，已经在现实和文本的意义上归于完结。
   

    但是，在托落茨基的思想里，依然可以找到他今天犹生犹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揭示了一个不可能性——在这个不可能性的后面，则
是抛弃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式孤立主义政策，而走向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其实是资本主义总体进化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承认的。

    在马克思一系列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和文章里，他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报纸的立场上发言的；而恩格斯，则在鸦片战争时期，如，关于当时关于香港“面包透毒案”时期，大肆鼓噪，甚至赤膊上阵，大骂我们中国人。他们那些做法那些言论，无非是说，社会主义的实现前提，要依赖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之完成。


    于是，在实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国家里，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完全无望的闭关锁国的政策
以后，其政策调整为转向南斯拉夫式修正主义；这个转向最终演变为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从列宁主义蜕变到马克思主义之原教旨主义；蜕变到对于资本主义的准回归。
   

    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之命运究竟如何，已经是一个据说是无法争论的问题。
   

    而托洛茨基的警示是，所有这些单独的国家，是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要完成之，就要同时实现世界革命。


    这是托落茨基的文章，为一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提出的证伪和否定。也是他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挑战，一个唐诘哥德式的挑战——虽然，一如前示，他是从反面做出这个结论的。这个反面的挑战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
如果已经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应该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进行全面打击——就是今天的本。拉登式的打击吧！当然，老托不会看到另类
的现实国际政治已经提供给共产党人一个机会主义的选择，并令他们大获受益；这个受益不是来自革命，恰恰相反，是获益于全球化。将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国际金融资本和国际经济体制，实现再早的南斯拉夫试验，和再后的中国试验。老托对此一无所知。


    于是我们看到，在苏联解体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确朝托落茨基预言的方向进展——要“望眼世界”；但是，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引入资本。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社会主义的现实，在托落茨基预言的那些变相革命的层面上，得以存活。
  

    我们看到的是，纯粹列宁式或者说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苏联之解体，雄辩地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十月革命
的选择，在苏联人的再度选择下，已经被完全抛弃。由此来看，我们不能不说，托落茨基预言的一国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
  

    到了该纪念老托逝世周年的年代，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星球大战，使得老托的故地苏联大败而溃。无论在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各种领域，他们都输给了资本主义的竞争者。之后，问题处转移到了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要社会主义的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巨大争论以后，得到一个举世公认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要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体制接轨。接轨的“先验”之兆，是中美关系的建立；这是邓全部经济改革的前提，也被他本人屡屡强调（见他和老布什八十年代的谈话）。而在世界格局的考量方面，“他们”对于苏联式的，列宁式的体制的否定——如对待40年代的雅尔塔协定之否定——在外交和政治语言上取得了某种一致性。只是在确立国家利益方面，才是各说各话。
  

    在这个意义上讲，毛，周的外交政策，在规定所谓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了一个列宁主义之外的试验。
    虽然独立的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在毛泽东的心中，还没有化为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规定的全球化进程；还没有和没有必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接轨；他只是从梅特涅和塔列朗式的战略考虑上，打出一张美国牌，完全而不同于后来邓和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接触；这个接触，当然也不乏战略考虑。我们只是说，虽然好像他们都比以前更加重视美国和西方，

    但是这一外交路径的开辟者毛和周，和后来加入全球化的邓，有着本质的差别。
  

    按照托落茨基的话来说，“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来说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
备了世界经济。”
  

    其实他的话应该反过来说才是。就是……整个来说，也就为社会主义的改造提供了不可能性。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改造，这个问题是在托落茨基成为西方人为之鸣冤叫屈的人权受害者以后，也许变得更加清楚。从这个问题推演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变成一个新的亚细亚生长方式的研究课题了。

    人们也许要问，在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以后，中国的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答案，是否真的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


    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带来的“并非普世”的运行规则，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到底有多大的程度可以接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规则，来规定其利润的分成和劳工的待遇问题呢！？

    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对待他们的劳工权益的保障，是否会同样复制于我们的国家，而享用于我们的雇佣工人呢！？
也就是说，第一世界的雇主，是否会给我们和第三世界的劳工同样的待遇呢！？

   无数的事实在证明事情向反面发展。

    而我们自己社会的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又在坚持我们以往鼓吹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平等呢！？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化，难道是在证明社会主义原有的那些美妙原则，还继续生效吗？！我们不谈阶级斗争，也同时放弃阶级分析，放弃中国社会新的阶级分化之分析和揭露吗？

    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在和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关系，还是在和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生关系呢？

    而在相对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者中间，又有多少现代社会的特殊因素呢！？


    在所有这些方面，托落茨基的关于一个国家在和资本主义抗衡的前提之下，无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独立的观念，即便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我们深思以虑的。
  

    甚而言之，如果写过俄国1905年革命的他——也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法国人托克维尔那样——已经看到了，法国革命依赖于旧制度和土壤的革新而生，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今天的现实，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矛盾集中于我们自身，而是世界的矛盾集于一身的问题。我们的不得已而进行的全球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得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的洁身自好和所谓的独立自主？

    我们能不能将几乎超过法国大革命时带给法国的，更大，更多，更严重的矛盾，加以解决，还是不管身后洪水猛兽，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放在人们的面前。集聚矛盾的社会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是一头无归属的“利维坦”？都将是国人面临的选择。
  

    我们不能不说，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在托落茨基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加以批判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往往是以西方国家
的人权标准加以衡量的。因为，在后来的他的眼里，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只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这个资本主义中，
一切社会生存的原则，已经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暴政原则。他的“不断革命论”，也在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中渐行消亡，和西方人的全球化进程殊途同归了。

    这是我们在了解托落茨基其人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托落茨基的世界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在一个特殊的角度上，应该说是它的
反面，证明了世界之反革命论的现实。
  

    今天的现实，迫使革命的传统遭遇到最大的挑战。我们已经不是简单地在革命与否的命题上做选择了。今天的选择，应该是如何结束革命不能带来的，却是看起来一定要让革命出场的，那些角色的作用的问题。
  

    革命和历史的完结论，虽然已经达到空前的普及，但是，在民主世界里再度出现一个撒旦的可能性，果真被彻底根除了吗？那些用比如说格瓦拉等革命神话中的人物，来充当今天的托
落茨基的革命梦想的人们，在中国，也许还有它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在美
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那只是一个红色幽灵在沉重地飘荡。
  

死，还是活，这是革命者们过去的提问，也是他们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革命死了吗？还是提问过时了？

   如果革命是在那些只有革命传统，而无法治传统的国家发生，情形将会如何？如果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根本不同于
托洛茨基这样老一代清贫的革命者，他们要永远拥有对于第三等级的占有，情形将会如何？如果他们成功地和外国资本勾结，而取得某种全球化的认可，情形将会如何？。。。。。。

 

 

3

 

 

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文明来源说即所谓文明“亲体－子体”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把托洛茨基的学说看成是列宁主义学说的子体，（虽然，在历史上，托洛茨基和列宁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那些争论是在在1913年布尔什维克诞生以后就开始，而在列宁的四月提纲拟定以后，即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之前而言归于好的；）把列宁的学说，看成是俄罗斯东正教精神和彼得大帝发动西化改革的子体。

 

但是，就像前述学者做出的评定那样，列宁主义没有自己的“亲体”式创造来源，也就是说，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没有自己文明的起源，他其实是在俄罗斯文明的转化机制中偶发的一种假文明。这个文明的出路，或者是皈依到西方文明的总体框架之中，或者边缘化为一种准欧洲兼准亚洲文明——从文明之大起源说看，俄罗斯文明一直处在整个欧洲文明的边缘，其界限模糊，宗族模糊，文化也模糊。

 

无论列宁主义如何认准马克思主义这个反西方文明的西方文明，其反对的结果，其实是，或者回到欧洲文明，或者回到俄罗斯准文明的模糊位置——而按照汤因比的看法，斯大林的工业化，其实是在效法美国文明，福特公司的文明，是妄图创造苏联文明的“魔鬼般的努力”。

 

这个说法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信息是，从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建立，它就因为其文明定性的错误而导致其无论是亲体，还是子体选择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其地位的最终动摇。在经历了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主体文明的巨大诱惑力，就会排除暴力和铁幕，将其拉回到俄罗斯固有文明的道路上来。

 

这个历史发展的路径证明，我们半个世纪以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在文明中的定位是极其脆弱的。虽然如此，以苏联的外交历史观察，他们在努力确立其大国地位和对于欧亚大国的外交关系中，毕竟积累了虽然脆弱但是不无璀璨时期的种种幻象。从屈辱的李沃斯特－布利斯特条约的签订，到很体面的雅而塔条约的签订，在表面上，屈辱转化为辉煌。一切西方世界的领袖，都不得不向其领袖表示最大尊敬。虽然，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已经不复存在。

 

没有人再纠缠以往的是非。就像我们看到的，在今天的中国，也有许多朝圣者从西方远道飞来，是为了目睹一下，同样看不出其来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这些领袖被北京的教授唾骂为“助纣为虐”者。这个所谓的助纣为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治学上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认同。尊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客们寡廉鲜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为亚洲文明的崇拜者，而其骨子里，则是为他们的国家追逐中国人的牺牲。

 

好像是基辛格在七十年代说过，政治家是乐观主义者，而历史学家是悲观主义者。

 

他的意思是明确的。作为参与历史进程的人，是积极的，而回顾历史者，则往往消极。在毛泽东悄悄修改他的第三世界学说的时候——姑且承认他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学说——在他开始依赖美国而抗衡苏联的时候，从文明归属的角度和方法上估量其政治走向，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他开始从对抗苏美转向西方，转向美国。在一系列的秘密外交完成以后，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格局，似乎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因为西化的宽松或者说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使得毛文化，或者说江青式带来的某种禁锢，被悄悄地撤除了，比如，由奥曼蒂和阿巴多率领的交响乐团，首度在北京上演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

 

可是，这个变化的理论分辨是极为苍白的——不像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习惯于听命于毛制定的他的理论宣传。或许我们还记得的，中国人在红色文人撰写的国际战略文章中，似乎完成了一种反帝翻修的“文明冲突论”。这种冲突论的制定者，在定位自身的文明价值观的时候，却是极其模糊和语焉不详的。这个语焉不详，首先表现在他们不知道他们恪守之马克思主义，就像列宁恪守之一样，是在脱离文明主流，脱离俄罗斯文化定位，是在走向一个现实和理论都很虚妄的非文明状态；而毛的做法，就更是这样了。因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对独立性，让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显得更加荒唐和南辕北辙。列宁皈依的，好歹是他们西方人的文明，或者说是文明之一个次流分支，这个次流分支的衰亡，直接和其主流的复兴有关——即自由主义的逐步成熟——如果主流战胜了次流，这个文明的政治归属就会极为明显。

 

那么，中国的政治选择应该归属到哪一种文明呢？

 

这个问题显得十分棘手。我们可以轻易排除其马克思主义的子体归属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历史上，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干预，都显示中国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在文明选择上加以分辨，苏联选择的结束，应该就是置换到美国选择的开始吗？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再次选择呢？换言之，文明冲突论，如果在置换政治选择的时候，是否有一种解释存在，就是，如果苏联的列宁主义是文明选择之错位的话，中国人自四十年代开始选择英美的自由主义，是否在文明定位上也会遇到问题呢？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西方文明的传播，是否应该像亨廷顿所言，“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他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亨亭顿的全部结论由此推出，一，像前苏联，他是在文明归属上加极为模糊的国家——这当然是汤因比的翻版——那末，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人试验过西化而失败，是否再次失败证明八九的命运的错误，“全盘西化在二十世纪末已经不像在十九世纪末那么可行”，他如是说。。。。。。其最为有力的所谓证据，就是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证明那个证明是对的，镇压是对的。虽然这个论据还是会让人想起那句名言——

 

世界历史上出现这样矛盾的现象，“技术前进了而文明却在禁止不动甚而衰落；也有相反的事例证明技术静止不动而文明却在变动，或是前进或是后退。”（『历史研究』）

 

如此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文明上带来什么还不好说，姑且不谈这个增长蕴涵的深层危机和非绿色增长之因素。在这个论点的周围，却是海外学者和大量异议人士对于中国民主自由的不知疲倦的论争。他们和亨亭顿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于“亚洲价值论”的讨论之中。

 

其实，在我们考察文明类型和举例说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文明单位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传习的文明中，最优秀的思想，也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制度的实践理性。因为，无论是基督教文明的人人平等和人性之恶，带来公共监督的原始起因，使其改变为善也好；中国哲学里的性善，性恶论也好，孟子的重民轻君思想也好；印度宗教里的反种性歧视也好；都是民主的准备阶段，不是现成和最后阶段；最后的一波，是靠什么样的海浪推逐之，是靠世界文明，还是地区，种族文明，是靠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这个说法，如果有意复杂化，就会产生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或者说西方之东方学思维，而使得普世价值的实现变得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

 

 

最后，我们以为，自由主义和民主的选择，如果可以排除文明冲突论，那么，前此社会主义的选择，也就没有文明定位论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集中在一个课题上：是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因为这些选择，排除了上述学者关于文明归属之推论，而呈现一种跨国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了，无论是在佛教国家印度，还是在伊斯兰国家印尼，还是在未来的伊斯兰国家，停止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革命输出论，转变为全球化的文明统合论之可能还是存在的。

 

这个可能性的开发，肇始于类似自然科学的普世价值；因为在文明的尤劣区分上，我们不应该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无论是施本格勒，汤因比还是亨停顿，他们那些说法，有以文明为绝对标准的人类学标准取向，而忽略了人们追求优胜劣汰的总趋势。这个趋势，就是人们在发现了电力以后就排除了火焰照明。西方的文明如果延及民族国家一个优良的选择，人们没有必要再抱残守缺。

 

虽然，继承托洛茨基的革命输出论，今天的世界革命鼓吹者已经蜕变为全球恐怖主义者。这是另一种文明冲突论的所谓“实践理性”，就像上帝和魔鬼组成世界的两面一样，他取代了冷战的双方，但是，解决这个分争的可能性，并不应为其为文明冲突而作罢（不要说在伊斯兰教徒里，也有和基督教势力和平共处者）。考察其文明之起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为一种文明，甚至为血缘文明。

 

于是，在这样的假设上做出的结论，就变得很不可靠——如果是亲体－子体文明。他们的文明冲突就变得不太可能。是的，他们应该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亚伯和该隐之间的争斗何时结束，人们至少在今天看不出任何眉目。再早的解释，据说被解释成为上帝喜欢畜牧业，而不喜欢农业。。。。。然而，随着上帝之手的出现，他停止这个血腥争斗的一天，也许还是会降临人间的吧？换句话说，是人类在改变上帝，而非相反。汤因比说，

 

 人类的进步“付出代价的是人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仆人，在地上撒种子的人类。。。。。。。人类这个主角不但使上帝有可能恢复了他的创造能力，而且还向他的同类指出了一条道路”；如果说上帝制造了区分民族的巴别塔，人类救上帝的方法，应该是让上帝看到文明冲突的危害而改弦更张。

是人类救赎了上帝，而非上帝救赎了人类。这是我们之所以看到曙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