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

 报人做了一辈子。想想年轻时，刚刚迈进报社大门做校对，一时间悲上心来。与其说我迈进的是那座红漆的大门，不如说我被引进了汉字码起来的文字之门。你看，老校对们伏在桌上，面对一纸清样， 垂首看稿，两只眼睛游动在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更有人一组，一组 地对稿，念念有声，并不时挥舞一下腕里的毛笔，涂涂抹抹。我很快 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开始，对于那些并不深奥的新闻文字，我还是 无所畏惧的。或看，或读，或改，手到擒来。但是，慢慢的，那些具有极大敌对力量的文字们，就毫不客气地向我进攻了。它们不动声色 地匍匐在一张张的稿纸和小样上，看似乖巧，其实躁动不安。本来心 平气和的我，与之对阵几个回合下来，已处于明显的守势。然而，一旦处于守势头，文字们的反功就格外嚣张起来。正是所谓我疲敌打。三下五除二，我明显败下阵来。于是，处于看似不败之阵的老头们之 一，起身离开他的写字台，缓步来到我的面前。说，静下心来！静下心来！不要急，不要慌。而后，他又走回他的桌边，同样慢慢坐下。我学着他的样子，把我看稿的节奏放慢，并放慢我举止的所有节奏，举首投臂，下笔涂改。可是，文字们当然有着它们的对策。它们面对我的进攻速度之放慢，也放慢了它们的节奏。它们宁肯被你消灭一部，或大部，但是，它们中的重型堡垒却隐蔽得更深了。在我刚刚以为势 如破竹的时候，敌人对我一阵突袭，直到把我打个稀巴烂！它们中的常胜将军，往往是诡计多端的，让人防不胜防的，比如，一个同音字，就把你搞得焦头烂额。什么“终止”，还是“中止”；“度过”，还 是“渡过”；诸如此类。在我大骂了一声娘以后，又有一位老校对起 身离桌，向我走来。他还是说着那句老话，不要慌！何以不慌呢？我一时间无以所措。仰头望了望天花板，我长叹一声！ 　　　

几个月下来，我已心力交瘁。每每进校对室，念念有词声中，我看到满目皆字；字字成行；行行成阵；阵阵成势。每一个字方正端庄，不可侵躏，实有些令人生畏的字们，码起愈来愈高的大门。进得这座 大门，就会变成他们的俘虏。你要乖乖就范，这是一种极端死板的工作方式，不是什么思索、辨析和创造，一点创造也没有，哪怕你面对一篇白痴的文章，也必须待如上宾，不可须臾懈怠。更有甚者，因为一个疏忽，把富有政治意味的某字某句，伺候不周，发生了一次误植，那么好了，不但本人遭殃，连带本室全体人员也要受罚。那些故事听 起来怪怪的。讲起来，却满室肃寂，连个屁也没人敢放了。老皇埔，把毛泽东校成了毛译东，他被造反派按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又泼屎，又泼尿，到底是老人家大难不死，捡了一条命。每当他语重心长地从他那张老校对桌旁站起身来，扶正他高度近视的眼镜，走到我身边，对我说，白纸黑字，开不得玩笑啊！我听其言，观其行，特别是 想到他跪在写有“毛万岁！万万岁！”的大字报的面前，几乎像一个 无足轻重的错别字一样，被革命的大橡皮一举擦掉的情景，宛若沉入噩梦。而那些橡皮所具有的意义，则是那些后来人，不懂革命的人们，未经革命的人们，所无法理喻的，橡皮之功能是十分奇妙的。它可以 把一个错字，一行错字，一片错字，统统抹去。人们在抹去罪证的大 幸运中，得以苟延残喘，蒙混过关。当然，把文字从要命的痕迹中挖 掘出来以正视听的事，也时有发生。革命的人们认为，痕迹是一种阶 级烙印，是抹也抹不去的。
　　一日，一个喉舌样的头头，竟然从一团故纸堆里发现了问题。他面对一张揉皱了的破稿纸大放厥词，声称此稿中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实，此一所谓政治问题，无外乎是又有人把类似毛泽东几个字，写 成了毛泽西之类。而后，又用伟大的橡皮将字迹涂掉。然而被涂抹的 字迹还是留下了痕迹。此一痕迹，成为人们发难的理由。一时间，众 皆愕然，无言以对的大肃穆，降临室内。于是人们重新想到了橡皮想 到选择一种可以清除痕迹于乌有的橡皮。然而，橡皮，不是已用到所 剩无几，就是连找也找不到。又一日，校对室所有的橡皮干脆被人统 统拿走了（不知过了几十年，我忽然读到一首大肆赞扬橡皮的诗作， 并且，此作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橡皮事件过去以后，人 们大约松弛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又有新的事情发生了。 　　　
　　凡打倒一个反革命或者走资派，报纸上就会出现将某某人的名字 打上××的稿件。于是，我们如法炮制，将某某打上×。然而此人不 久又被恢复了名誉。见到他的名字已被打上了大×，大为脑怒。他拿 老皇埔视问。老人家面对革命领导同志的责问，吞吞吐吐，只好含糊 其词。我在下班前对老皇埔说，如果有一块橡皮就好了！我们可以擦了再写，写了再擦。老人家苦笑了一下，说，那个痕迹是擦不去的啊！我说，不！大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拥护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橡皮的功能就是否定之否定嘛！老人家仍讷讷无语。
　　第二天，上面又让我们为另一个被刚刚打倒的原领导同志的名字打上×。这就让全校对室的同仁感到为难。万般无奈之中，我只好提出，再行启用橡皮。老皇埔同意了。但他仍是提心吊胆，极度不安，生怕反对橡皮的某领导反对此一选择。不出所料，某a被打倒以后不久，他又神秘地复活了。于是，我们用伟大的橡皮，把打在他名字上的×悄悄抹去。对某b ，某c ，也如法炮制。可是，还是出了问题。对于未见报的原稿，可以取此一法。但见报以后怎么办？一时间众人又没了主意。好歹见报的事不是由我们校对可以负得了责任的。
　　几个月以后，老皇埔就要退休了。离开校对室，他默然无语，只是把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送给了我。说，好好校吧！错多着呢！是的，错多着呢！可这是谁的错呢？是老人家的错呢？还是我的错？他干了一辈子消灭错误的工作，见报的文章虽无错字，或错字不多，但那些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文字，难道不是错误连天，天连错误吗！老皇埔带着十分忧郁的心情离开了报社。他真正是解脱了。留下我们，在这对错，错对，无尽的漩涡里打转，挣扎，挣扎，打转。
　　每天早上，退休后的老人家，例列坐在一条脏兮兮的马路上晒太阳。我忽然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又发现什么错了没有？”
　　“发现了，发现了，”他打趣地说。
　　我说，“大错？小错？”
　　他说，“说不准。”
　　我说，“发现了怎样？不发现又怎样？”
　　他说，“一样，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来，来，来，坐下，坐下。”他让我坐在马路沿子上，坐在他的身边。说，“什么错啊，对啊的，我看透了，错的，也是对的，对的，也是错的；对兮错所依，错兮对所伏，哈哈哈！”
　　我也笑了。说，“您什么时侯变得这么开通了！”
　　他说，“我？！信佛了！”
　　“您信佛了！”我有点不敢相信。
　　“信了！信了！”他再三重复着。
　　我当然知道老人家是参加过解放初报社“起义”的老同志，老革命。校对组组长，虽为芝麻官，但也不是党外人士可以取代的。他怎么信佛了呢！
　　而我，现在还无佛可信，仍被伟大的中国字搅得焦头烂额。但起码老人家不会再跑到头头那里告我的状了，说，这个年轻人工作态度不端正，好高骛远，这是很久以后，才有“线人”向我转告的。一个党性颇强的老党员何以一下子皈依佛门，当时还年轻的我，自然知之不多。
　　现在，老人家从他高度近视的眼镜片后面看看我，要说什么，但又打住了。在汽车轮子掀起的尘土中，老人的面容显得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满面的皱纹一如横七竖八的笔划，划得他连疼痛也无感觉。穿过黄昏，他慢慢起身，步态锒铛地挪动他虚弱的身子。他的周围一如写满了入世与出世的偈语，以及让人莫名的禅宗灵谶。好大的一个浮躁的城市，日，是文字的日；月，是文字的月，连星星也是意象同一，且读之有声的。老人家举头望大样，低头读文章的印象，深深刀刻在我的心上。他踉踉跄跄走在我的前面，随时都有扑倒在地的可能。 但他的步子依然近似于一位老者的竞走。他要赶往何方？是一块佛门 净土吗？文字案对于他，是否结束？文字狱，对于他，是否结束？文字欲对于他，是否结束？这以后，老人家成了日夜伴随我的一个文字精灵。他的离去没有给校对室带来任何变化。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没变，只是我变了。变得更加不能容忍文字对我的折磨。每每看到文字，我就会想起黑乎乎的蚂蚁。只要有一只蚂蚁被我发现，我就会联想到 十只，百只，千千万万只。蚂蚁的力量不是一种分离的力量，而是一 种聚集的力量。他们越过高山，跨过河流，平趟一片片大草原，然后，在一块块荒原上，用黑乎乎的文字或所谓文明，建立城市，营造社区，出版报纸，招纳编辑，校对，和那些寡廉鲜耻的记者。帮派报纸刊登 的每一篇文章，都包含着把人变成文字和口号的把戏。人与字杀杀打打，亲亲逆逆，又各自心怀秘诡，暗中对阵。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一半，已在文字的身上死去，而另一半，却因我死去的心，激活了文字。 他们不再受到任何人的审视与怀疑。眼睛，这个字，有权力盯着我的 眼睛；太阳，这个词，完全可以替代太阳，用其火焰般的威力打击我， 犹如将我推进八月酷暑的广场。而一个不大不小的词，就可以致我于 死地，因为我冒犯了文字的尊严与主义。如此一想，我校对文章的能 力巨减。我照例要面对文字，而文字，照例会耍弄我，它们愈发猖狂 起来。它们对我的进攻改变了方式抓住了时机。而我，完全处于守势 还是197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下过雪的大街上，上班的人群熙熙攘攘。 人群聚而散，散而聚，雪地像纸，人，是写在这大地上的文字。他们 或黑，或白，泾渭分明。只有一个女孩，跳入我的眼睛，以她不同于 雪，不同于人群的色调。她高举着一朵玫瑰花，全身素装，围着一块 蓝头巾，步履匆匆，从我的眼前闪过。我看见了她一双动人的黑眼睛。而她也对我看看，而后，她对我摇动那束花。我停下来，神色愕然地 面对她和她的花。我们好像心有同感。我把这个记忆揽入怀中，在她 当然迅即消失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地来到办公室，打开我的文件夹。我面对文字清样和浊样，我努力忘掉那朵玫瑰，但那一天，我的校对错得一塌糊涂。要命的是，我把玫瑰两字和那个雪中女孩搅在一起了。字与人的关系，第一次让我陶醉。抑或说，昏迷。用玫瑰为那个女孩命名，当 然是莫以名状的事。但我竟不能自己。我在枯燥的新闻文稿中徒然地寻找偶然的发现。居然像白痴一样地等待玫瑰的出现。然而，在我的头脑中，实际出现的却是老皇埔坐在大雪中的形象。他虚弱的身体与大雪一并飘飘。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也落在老人家的头上，脸上，落在他的心里。雪，覆盖了贴在京城街墙上早已退色的大字报。那是十来年前红色年代的痕迹。那个时代，雪血融溶，黑白莫辨。中国人的存在，被流在雪地上的血所染红。我庆幸那些血字，红字，被雪覆盖，冲洗，腐蚀，进而吞没。我忽然透过雪景看见老皇埔，臂戴红袖章，奔跑在报社主楼前的广场上。他高呼口号，嘴里吐出一个个好斗 的字眼。他的身后，不下数百人，也臂戴袖章，随之大喊。这一幕，我耳熟能详。只是老人家的狂热，比我们提早了17年，18年吧！我突 发奇想，老人家的时代，是不是也会在红色浪潮退色时，发现同一个 女孩手举玫瑰，飘然出现在他面前呢？所有革命的字句，会不会悄然 让位于蓝色的，非革命化的情调呢？我惶惶不解。 　　　
　　老人家和女孩的影子围绕我，困顿我，使我障目一叶，尤其是那个梦幻样的女孩。她举着一朵玫瑰花，在大雪飘飘的寒冬的早晨，从我的眼前飘过。仅此一点，已经令人目迷。她的出现有无因果？是前其因，后其果，还是相反？其实，仅仅一次的出神状态，本无因果， 只是一团意志，或意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干扰，一双眼睛，与另一 双眼睛的邂逅，没有任何实在的成分。他们是虚枉的，透明的，纯粹到一无所有，连同对这个女孩的命名。叫她玫瑰，是正确的，却也是 一个错误；因为，我无知于她的真实名姓；不叫她玫瑰，也罢；叫她 玫瑰，也罢。对我而言，她的出现，就是玫瑰。进而言之，玫瑰这个名字，是外在于我，外在于我的她的存在，她的存在也许只是一个名称。我厌倦了面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却乐于接受玫瑰，这个似非而是的名字。（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读懂了一位大哲学家的名言，何为玫瑰？他无以说明。于是他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就是玫瑰。） 　　　
　　然而，回到我的校对室，面对所有类似玫瑰的文字，我又何尝不可以说，某字，是也！非也！非也！是也！而且，是，这个字，对于 玫瑰国度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存在”；而对中国人来说，是，丧失了她存在的意义；只剩下了是非的意义。所以，我校对这些文字的错 对，黑白，仅仅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这就有些无聊了。现在（仅仅 是现在！）我突然变得极度得意，又极度沮丧。我知道，我不能命名 任何事物；但任何事物都有命名。文字的阶级属性尤为如此。因此，我还是要绝对忠诚于所有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文字。我被一天天埋葬在 文字里，几乎入土半截了。你说，可悲不可悲！但是，我绝无可能从 我自己的处境里挣扎出来。我甚至连我自己是谁，也产生了怀疑。因为“我”这个字，也是对我的命名的一个否定。我，是我，但又不是我。这样一种状态，着实令人担忧。
　　我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仍期望保持形不于色的面容。然而，还是被我的同事们看了出来那种“我思故我在”的状态。其中一人问道，“有心事吗？小刘。”替代老皇埔的校对组长如是对我说。我极力掩 盖我的一团乱麻的发现。我深知，他们相信那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的狗屁文字。他们无以了解我的感觉。他们不能了解我，不能理解我， 甚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我能采用的方法，只能是重新埋头于那 些文字，而且要愈埋愈深才行。 　　　
　　回到家里，我看见父母姊妹。我和他们敷衍了几句话，就一头栽 倒在我的床上。母亲为我端来一碗汤面。她说，起来把！吃了晚饭。她又回身对我说，你不舒服吗？“不。”我挺起身来。我靠在床背上 陷入遐思。是谁为母亲起名叫她“母亲”呢？同理，还有“父亲”和 “兄弟姐妹”。 睡意袭来，我放下手中的一份报纸，却看见“红太阳”三字。于是，红太阳，就入梦而来。我在我自己安排的梦中却为蓝天恢复了她 的色彩。我以玫瑰的名称呼唤玫瑰。她，就踏上了我为她安排的小路。她的手里，举着那朵永不凋零的鲜花。我用无言以对，对她的无言。我们拥抱在无以命名的肉体中。像画上的情人。老皇埔，从另一个方向向我们走来。他的臂膀上，没戴红袖章。他以微笑代言，那态度当 然和蔼可亲。一场温暖的雪，款款落下。几只冬天的麻雀，鸣之有声。而我们与鸟类的对话，像出版一章奇异无比，铺天盖地的大报。这张 一个字也没有的报纸，令人眼界大开。如何安排她的格局，令我神魂 颠倒。然而事情不像我在梦中的布局，充满诗意。 　　　
　　第二天，头头告诉我，你已被提升为版面编辑了。我问，是学画 版吗？“是的。”他说。你去找老欧阳，他会安排你的工作。老欧阳 和老皇埔是老战友，老搭档，只是老皇埔一直未进编辑部。老欧阳对恭敬有加地站在他面前的我，说，“画版，容易，也不容易，你懂吗？ 就是说，画好一块版，和校对工做一样，不能掉以轻心。选择字号， 规画版式，都有一定之规，不可犯忌。比如，版式，要错落有致，不可横通竖直，头脚颠倒，不可腰斩出线，苟且分割，不可厚题薄文， 也不可薄题厚文。你，要边干边学。向老同志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嘛！”
　　说后，他交给我一份版样纸，说，“喏！一块橡皮，一把尺子，一只铅笔，够了吧？”
　　他走了。 　　　
　　我好奇。又看到一块橡皮，暗中发笑。我开始布置版面，按照老 人家的指令。可惜，几次尝试都被枪毙了。他们可以找出一百种理由 来枪毙你的版样。这个过程，我持续了两个月。校对文字的苦恼，被 我暂时忘记了。但是，逃出文字的圈套，我有跌入了另一种格局。我 要适时不误地把我自己画入版中。我的时间的绝对值，是存在于版面 的一个绝对的位置。没有这个位置，也就丧失了我的存在。从熟练走 向麻木，不过是几步之遥。我在这几步之遥的万里征途上，还会有什 么意外的发现呢？没有。没有。我的版面日益精确。精确到无以复加 的地步。正在我暗中得意时，老欧阳又让我学着去采访一件新闻。说， “你回来，自己安排上版。”
　　我遵照执行。在路上。我走过那条冬天不寻常的马路。那场不寻常的雪。我快要麻木的心，又止不住要想入非非。我期盼，那个玫瑰女与我邂逅，交谈于无形。用我们特殊的语言那是一条夏天的马路。 我走过老皇埔身前坐过的马路沿子。走过玫瑰女忽然开放的地方。当然，此刻酷暑逼人，没有了那场我称之为蓝色的雪。没有蓝色的围巾，
和那棵玫瑰。没有。没有。
　　我颓然走进一家公司，告诉门房，我是一个记者，是来采访某某经理的。我的话说完了。门房进去秉报了。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点了一根烟。我在烟絮的蓝色烟雾，中看见了另一个我，与玫瑰女双双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