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屠场的“卡夫丁峡谷”

 作为屠场的“卡夫丁峡谷”

——评议今天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



这里的原教旨主义者，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也是一种异议分子，只是这个异议是带有某种正统色彩的，就好像基督教中，人们要辨析“基督”的希腊文涵义一样，其用意是回到『旧约』，或者回到希伯莱文的教义和犹太人的观念而不愿意罗马化；于是出现一大批批判后耶稣时代者，如圣。保罗等人就被质疑和批判，遂使之成为教会争议史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之原教旨涵义如何，迄今还是在争论的。

这里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说，你们那些马克思主义窜改者者是不算数的；上到列宁，斯大林，毛，还有那些小半拉子，是不算数的。算数的是老马，老恩，还有第二国际中人，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他们很真诚地翻阅『资本论』和老马早，晚期的著作，企图把老马也来个“两头真”：一个是他的早年人道主义精神，就是著名的异化说；一个是他的超越“卡夫丁峡谷”说（就是主张俄国革命——后来果然出现了这个叫做十月革命的怪胎），加上恩格斯的斗争哲学和议会哲学的折中物。

他们说，这样一来，老马就还原为一个很伟大而占有真理之一部分的学者了；他要是写出『资本论/第四卷』，就会很好阐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别引用他晚期占有之俄国生产方式之资料；也许，还会直接引导我们中国革命了；再也许，也会和康德啊，黑格尔啊，费希特啊等人排列在一起了。法国的解构主义者德理达更是火上浇油地说，老马思维是一切时代的意义（大意）。

这个说法的延伸，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要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真老马结合，会有别一番景致了；又说，如果中国也反对马克思反对的新闻出版检查，反对某种官僚主义，甚至主张在一个时期里保留私有制，那么，中国革命也许就是一个好革命，而其领袖就是好领袖，其党派是好党派，可以在“党内”实行民主，云云。于是，马克思主义好像一个受到了冤枉的小媳妇，一肚子委屈不得伸张的模样儿。

而什么是真正的原教旨？在马克思主义者人群里，也是各说各话，自以为是的。首先是毛。他反对王明。他说，反对王明就是反对斯大林，谁让他叫王明一会左，一会右呢？我们反对了他，反对了斯大林，中国革命就胜利了。中国革命胜利了，就是马克思主义胜利了。（大意。见05年6月号『炎黄春秋』杂志）而斯大林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俄国人打败了希特勒，是苏联的胜利，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也就是他的胜利，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了。小半拉子如胡志明的反美胜利，卡斯特罗的反美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结合，和本土结合，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受指责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实质性的胜利。这个说法难道还没有说服力吗？

是的，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可以补充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里，马克思主义之胜利者遍布世界，他们是老斯，老毛，铁托，季米特洛夫，赫鲁晓夫，金日成，一大堆。他们荣耀得快要一步登天了，几乎就是耶稣和上帝的代名词了，谁还说马克思主义不行呢？

至于后来发生的变化有些无奈，是因为的确，“事情在起变化”。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了；毛的文革一塌糊涂了；铁托搞“工人自治”了；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要重复铁托赞扬有加的纳吉主义了。。。。。。于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说法应运而生。反对修正主义一出来，就有出来一种说法，叫做某某某党（马列）。那些在毛活着时候跑到北京晋见毛者，那些（马列）者，也是自以为是马的原教旨信奉者。

四人帮倒台后，邓时代来了，那些（马列）就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事情何时消失了，笔者考证粗疏，（马列）那些人，好像一下子就销声匿迹，无踪影了。

邓说，不要争论了；赵说，他也不知道啥叫社会主义了；云云。一时间好像真是要，多谈问题，少说主义了。

邓的座上客不是那些（马列）改了，像是什么金融大亨，西方政要和港台人士了?
什么时候热门话题又出现较真老马之真假问题呢？实在是在自由主义思潮开始遍袭中国的特定时期，也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再思索中国去向何方之时。而外国人说是一轮轮的“小阳春”。而到了严酷的89年以后，正式出现基本上是两种反思热；一个是自由主义思潮；一个是所谓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就像一百年前那样，孙中山早在他的“民生主义”里，把过时的——当时孙文即认为这个主义过时——马克思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他知道，也是在一百年前，孙文就知道了边沁和卢梭的思想，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中国可以借鉴之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他，不是老马的早期，也不是他的晚期思想，要借鉴。他说，老马是“大错特错”的。
 
他说，马克思是个病理学家，不是个生理学家。他的意思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其早期是有病的，“现在”也有病（他那个时代）。他的早期的残酷，是其病理明显的根据，这一点马克思看到了，把他定格了，也就错误了，他不知道病是可以医治的，有医治的基础，就是政治的生态是好的，互相监督制约，可以动用别人的手开刀——不是像共产党说的，给自己开刀——就药到病除，有除病的肌理；他的中期，也是有病的，左派一直批判之，说是要拿毛主义来对比衡量，要来开其刀，除其病；像萨特，德理达，富科就那样看法；后来“毛病”太重，知道是癌症类，生理机能有毛病了，不听劝，讳疾忌医，于是萨特们哈哈一笑就跑开了；德理达还留个尾巴；是给老马留个后路，不是给毛留个后路。
 
所以，孙中山的“诊断”是很高明的。资本主义有毛病，也有他的生理强健之处，何时到年老病残，还说不好；而这个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当然也不是天堂，但是无民主，就是地狱了；他没有错。
 
这样看来，老马思想是明确的，主流是明确的；主流是错误的，荒谬的，所以就没有早期晚期，一定要拿非主流来争辩，无强辩之必要。所谓孙文是革命之先行者，就说他是先知先觉，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他摒弃马克思主义于一百年前；甚至那时候，他就肯定了第二国际的做法，比我们要胜过百倍，要先进百年。后来人们纪念修正主义一百年，说修正主义是对的，社会党，工党是对的，那是一百年后了，没有孙文来得及时，他确实是一个放眼世界的人。而我们的较真派，比起他，是过于迟到的不及格者。

至于共产党人说，我们是孙文学生，我们又是老马派。这个矛盾是这样产生的。是因为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是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对列宁赞扬备至。于是，共产党就找到了一个看似有道理的逻辑：你赞成列宁，就是赞成马克思。殊不知，孙文也就是在这个政治逻辑上犯了二律悖反的错误；也是他无奈的实际生存条件所致。或者说，他的对于列宁的拥护，处于某种政治策略的考量，也未可知。

由于孙中山一开头，就有了把世界两大思考合流的“可观”局面，中国两派人马，起码在北伐前后，就是在一团浆子的思维里横冲直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伙在一块，大家一起往前冲。我们的前辈几乎好像是无头野马，冲冲杀杀，一辈子。到了晚年，他们一下子觉醒了。觉醒以后，却还是分成两派；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于是，一辈子的冲杀，在两个主义面前停顿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是痛定思痛，乱定思乱——也许，痛和乱，还没有完呢！

这个时段，世界上除去德理达这类左派，马克思主义好像却是已经寿数有限，日没图穷了。几年前，法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共产党人成为一种过世恐龙。只有尼泊尔毛派，还在那里冲杀。而他们的主义，正在小心地，或者被改变为拉登主义，或者被改变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就是原始资本积累主义，不要脸的掠夺主义。这个掠夺，他们是记在帝国主义掠夺之帐目上的——因为中国人只有内陆掠夺主义传统，没有海洋掠夺主义传统，悲夫。

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人之所以在孙文一百前批判了老马以后，何以乐此不疲地为马克思伸张其所谓“两头真”主义呢？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俱在。

历史上，参加革命者是据说，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引领自身之行动的。他们的五。四，一二九，乱七八糟，是有马克思的影子所在的，在他的笼罩之下的；二来，这个革命带来的是他们的某种实际好处，如在党政军内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哪怕很少），行政级别等。他们没有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汲取这类好处——有人戏称这类人是黑白通吃的，“先自由起来者”——他们对于老马之感情色彩很浓重，很真挚。所以，他们在现实发生和老马说教南辕北辙时，一定要那着『资本论』——这部圣经——来念念有词——说，你们背叛了老马啊！其实，老马是不是值得背叛，姑且存而不论。

我们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自由主义早在欧洲完成了他们举世皆知的政治学说。不要说穆勒，边沁，就是霍布斯，培根，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就早早在马克思之前，完成了关于人类政治思维的起因和归宿的理论。甚至这个理论在亚理世多德和西塞罗，在伊拉丝谟和马丁。路德的笔下，也有比较马克思更为精彩和准确的论述。在中国，马相伯关于基督教/天主教的论述，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说法，在两个很大的层面上，实际上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无聊的话语权。虽然，我们也承认恩格斯后期一些断断续续，语焉不详的“反革命”论，自有其道理和迟到的觉悟。但是，他们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的短见，还是在人类思维不太清醒的时候，乘虚而入，造成二十世纪亘古未有的对于人类的杀戮。

简而言之，耶稣说，要进天堂，你要受难，要先死去，而再复活；
而马克思说，要在地上建立天堂；为此，要杀掉阻止者，这是活的天堂（但丁也有在地上建立天堂说）。

问题就麻烦了。这个麻烦就是，天堂的概念被更动了。
以前，为了解释，或者取得对于天堂的解释权，人类投入杀戮；现在是，你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就要被杀戮，因为，据说，那是另类的上天堂之戒律。

这当然是西方人无法容忍的。你马克思和耶稣搞在一起了。你算个啥嘛！

但是，我们中国人至今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

中国人里，胡适是看不起老马的。还有一个是吴宓。他在五。四运动第二年，就大声疾呼，说是，你们不要做负筛选。西方主流文化是亚理世多德和伯拉图，不是马克思和易卜生（见『会通派』言论）。可惜，没有人听吴宓的话。

于是，同样主张传统说的吴宓，主张沿袭孔孟而非法家，秦始皇的吴宓，一辈子受到国人的不理解，苦难深重。

再有是，我们现在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是否恢复一部分老马的学说原址呢？是不是又走错的地址呢？

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是，马克思不知道他的思想有可能造成乱局，他没有时间，也许也无意作出某种显而易见的声明，说，他的观点是一种历史拷贝。他和恩格斯的晚期言论，就像是躲匿在他庞然巨著后花园的几颗小草，无以呈现其主体的面貌。他的异化说和卡夫丁说，鬼知道他意图何在。

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之学者在检点老马的观念时是很下功夫的。他们的功夫，对于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有好处的。主要的好处是，他们指出了斗争哲学的不对和所谓专政的不对，要学习到议会去——其间，马克思主义已经经历了很大变化。虽然恩格斯也许是始作俑者，是第二国际鼻祖，但是，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存在可以让你进议会。你何以不可以，无可能进入斯大林或者毛泽东的“议会”！这个，他们没有说，也无以言说。因为甚至进入的“主体”，如反对党，民间人士等已经被消灭了，只是生存的肉体，不是政治的实体了。那么，谁进入呢？这不是开玩笑吗！

虽然如此，弥足珍贵的是，原教旨们现在是对马持有批判态度的；他们一方面是主要研究马克思，被其话语包裹；一方面是怀疑的，选择的，还有一种叫挽救的；所以，原教旨不是指全面捍卫；那个太保守。他们批判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也许是主要思想，以说明他们作为学者的认真态度，但是却有“盖盆何以望天”的无奈感，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旁及或者仔细展开自由主义的话语群，以避开马克思主义之谬。

关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劳动价值说，九十高秩的余孚先生说——

“对待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丹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丹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而孙中山，是拿美国福特公司的做法来反驳马克思的。孙文的主要论点是说，劳动时间，劳动价值等，在福特公司的做法和老马的原则背道而驰。福特是缩短劳动时间；降低产品价格，等等。
 
余先生又说道——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丹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丹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丹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

他说——

“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

至于科学是生产力，是一个好像真理的说词。但是，近现代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也多对于科学的异化做了论证（如苏珊，桑塔格）。生产的异化，当然包括科学的异化。把人科学化的结果，和把人生产化，生产过程，生产品，时间等的异化，同样可以等同于科学化过程。马克思主义者一谈起科学，就红光满面了。殊不知，科学固然可以解构人的劳动强度和缩短劳动时间，但是，这个科学的过程，如没有民主自由的空间和时间，他同样是奴役的，压榨的和异化的。许多科幻电影如『THX138』，就和『1984』一样，没有否认科学带来的集权和专制，反而让这个专制变得更加精准，残暴和毫无人性。数字，变成专制统治最为有力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现在早就没有批判，只有统治。人，也许就是科学和数字的工具和非人类。这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科学灭绝人性的最强优势。

问题实在在于，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科学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是以他的忽略劳动时间作为人权衡量标准，而是以其对于人的超现代科学控制作为标准。这个标准以科学衡量人，而非相反。我们也许可以预言，如果人类没有这个见解，一味崇尚科学而不设置必须的前提，即人驾驭科学，而非相反，科学就会马上变为科学的灾难。这个趋势用在中国，就是，民主崛起的拒绝，导致专制科学主义的泛滥和人类的新灾难。这个趋势现在刚好正在开始！

那么，余孚先生对于马克思著名的“卡夫丁峡谷”说，做了什么样子的批判呢？他写道——

“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

“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以上皆见余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不仅仅是空想或者幻想，而是变成了一个“地狱化”实践。俄国的集体农庄早就成为杀戮的实验场；而中国的人民公社，也许正好符合马克思的真正用意：“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这个公用制度，就是造就另一种农奴制度，把亿万农民桎梏在人民公社里成为这个社会的贱民和劳动工具；甚至他们要进城吃饭，也会因为没有粮票而要背负粮食，易其粮食而换饭食（这个例子其他作家早有记载）。马克思异想天开的实验，是以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几千万人饿死作为反证的。中国社会没有对农民的任何“垫款”。过渡先是“共产”的，后来就是共公的大面积死亡。好个“卡夫丁”屠场！这个屠杀的后续步奏，至今也未完结。中国非土地私有化的桎梏造成的三农问题，也是“卡夫丁”效益的持续和做大。这究竟是马克思在开玩笑，开人类的玩笑，还是他的迂腐和愚蠢呢！


虽然，恩格斯确实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他们自己的失误；马克思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名的论断，都多少说明了问题。
 
于是，我们来看看恩格斯是如何“忏悔”的吧！
 
这些并不知晓忏悔的共产党人！
 
胡甫臣(他也是八十高寿的老共产党人)先生写道说，“1895/3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还说过：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社会制度的变迁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要以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实现，是很不可能的。’”
 
这是胡甫臣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援引的，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解说的重要段落。
 
虽然胡先生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纠正，看成是邓的某种自觉——而邓的自觉，据说来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和哈默的互动，是要纠正取消私有制，还是要坚持国有制，现在不是很明显吗？自然，斯大林没有这个策略。凡此种种，我们持有巨大的保留——正如胡文引用的，“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国有经济已变成利用垄断权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把它叫做权贵资本（这就滑向了裙带资本主义或权力资本主义的邪道），成为增值最快的资本，它们依靠垄断手段已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了。有人通过国库去挖民间资源，一来‘化（平民之）私为公'，二来‘化公为（权贵之）私'。”
 
再说，转向不公正的私有化，是对公有化的否定之否定，是错误在错误基础上，罪行在罪行基础上的重复。这个逻辑现在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抢夺几千万人的合法共有财产，“让混蛋们先富起来”，并不能成为“某种”私有制出现的理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没有预言，他的龙种生下的跳蚤们，今晚，也成了嗜血成性的新新资本家——他以为事情就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的。哪有这末简单！
 
是的，对于私有制的否定，或者否定之否定，在马克思以外，还有一种中国式的儒家集体主义起作用，就是“大公无私”，后来发展到“斗私批修”啥的，起了作用；这是中国人天性看上马克思的集体主义，而没有看上穆勒的个人主义之深层次原因。我们从严复的“群己权介”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己，是要服从群的；群是社会，而社会，是国家，是皇天后土！于是，严复小心翼翼地把他翻介的穆勒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悄然摒弃了。
 
而孙中山，他强调的自由，也是带有“训政”色彩的大公无私。这一切，就是变相地消灭“私有制”，私人性；不但是消灭财产，还要消灭思想，人格。就是，财产的国有化，导致思想的国有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传统起源于德国那些非自由主义哲学传统，起源于黑格尔和圣西门，这是尽人皆知的，是尽人皆知的错误。


而列宁，则在最大限度上，从马克思，布朗基和后者其他机会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那里，学习到一切政治权术和武装斗争的艺术，党派斗争的艺术，利用资本主义出版言论自由的裂隙，利用空前软弱的克伦斯基弱势政府，乘虚而入，一声炮响，造成既成事实。他完成了“峡谷”说的实践；虽然，在七十年后，人们把他的塑像拉倒在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城市的街头，人们说，“再见，列宁！”。

而我们说，再见，卡夫丁峡谷！

我们曾在某部电影里看到类似赌徒的列宁，在他郁郁不成功时候的叹息；也看到他取消合法议会，一举完成武装起义时的狂喜。

而赌徒列宁，非常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由他这类人灌输到工人中。
这就是极权主义群众，政党，领袖说的来源。当然，这个斗争艺术，和恩格斯说的加入议会，合法斗争，是不同的。

现在之所以说恩格斯的话有道理，也无道理，是因为，他们参加的议会，允许他们：加入，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立后，你们异议者，你们工农，你们反对派要来议会吗？哈哈，对不起了；你们？休想。

所以，“党内民主”，实在是一个笑谈。党，就是非民主；民主，就不是党——这个，孙中山就是这样做的——何来“党内民主”？笑话了。问题的提法是，要在民主的体制下组党；而不是先来个什么党内民主，党外是一片漆黑。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上所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没有说明，或者没有推论，他们设计的制度，恰恰不可以产生他们认为自然可以争辩的某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免除检查制度等等。他们实在是在享受他们批判和深恶痛绝的制度的宽容。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免谈，我们也就不会来此争辩，因为已经书，被烧掉；喉咙，被咔住。言论思想，未生而死。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彻底了解，何以马克思主义残生至今的起码生存之道——他是资本主义宽容的产物。而他对于资本的批评，与其说是为了人类，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学说。在理想和现实的较量中，马克思赢于一时，而败于永远；他的边边角角的真理之论，无法赎回他的学说之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