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讀鬼札記
《鬼》（《群魔》）中，陀斯妥耶夫斯基引述的那段耶穌，鬼，人和豬的名錄，十分不好理解。引述如下——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底坑裏去。
當鬼進入豬群裏面的那瞬間,豬就好像發瘋似地闖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
周邊的人來發現平時令人頭疼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潔淨了，但人們維持生計的手段——兩千頭豬卻全都死了。所以人們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因為他們想，耶穌如果再趕幾次鬼，全城的豬就會一頭也不剩。總之，鬼並不是一種精神現象,而是實際存在的。
污鬼們一進入豬群中，豬群就全都死了。鬼毀滅的特性通過豬群暴露無遺。污鬼們說自己是群。他們原來是在戰場上覆沒的幾千名軍人。鬼總是按照自己的性質傷害人」。（見《庇哩亞新書魔鬼論》/《路加福音》/《鬼》）
對此的解釋是，這是革命祭祀。人鬼相纏，鬼附人魂，卻要殺死豬，可以得救——這是很溫和的「革命」；但是，聖經裏面，耶穌要殺死以色列人，為了什麼？猶太人和羅馬人要殺死耶穌，為了什麼？據說，是為了新世紀。
這個觀點在卡贊扎基耶穌、猶大結合、共謀、陰謀論里，得到某種呼應；說，猶大不是背叛耶穌，而是聽從之；耶穌赴死，是主動主的，不是被動的，是為了「結束舊世界，迎來新世界。」（《基督最後的誘惑》）
研究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學者，對於耶穌旁觀和坐視此等大悲劇，大邪惡，大殘暴，無動於衷，辯解說，不是他無動於衷，而是他要結束舊世界，迎來新世界。（見《傾向》雜誌）
於是，豬死了，被拋棄了。人，是不是被拋棄了呢？其實，豬＝人（民），被屠殺，成了犧牲了——他們世世代代成為魔鬼的祭品。這是一個歷史，也是一本聖經。這個歷史，後來被叫作世界意志論或者「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人（變成豬），被犧牲，迎來新時代——而新時代，什麼時候萬歲？什麼時候短命、宿命，再迎來新新時代？耶穌沒有說——代替他說話的人，是人不是神。
人（超人？）說， 「我思故我在」——「我」是誰？上帝、還是魔鬼？「在」和「思」和「我」，其實都是罔顧本體——這個本體問就是：我是誰？在，是什麼？思，如何定義——人以群分；分成人還是鬼？——人聽從人的，還是上帝的？（別爾嘉耶夫說，人對上帝負責，自由。人對於人負責，自由亡。）——於是，從其中，出現存在＋虛無主義，成為價值否定的超人學說和思潮。在這樣一種虛無主義裏面，上述鬼論，大顯身手。這就是我們本文札記之，思索之之主題：革命和虛無主義（告密就是道德虛無）。
犧牲掉舊的，換來新的，所以要死，需鬼，迎神（耶穌——是人還是神？）——這些問題很大，很深。
道可道乎？陀氏回答，是否定的。他說，換來新的，會付出更慘重更可怕的代價，革命勢必成為魔鬼附體（革命者變成「群魔」），要摒棄和規避之。但是，對於革命和犧牲，他兩頭為難（就像我們現在所言之憲政和革命，兩頭為難）——若論復調，多元和保守，就是呈現雙向平行主義；事務雙向面向並不接軌，誰也不吃掉誰；而非呈現一方吃掉一方的辯證法——什麼意思？就是巴赫金對此所說，事情往往是辯證的，但是，沒有結論與合題——他們是「現在七點鐘」和「火車剛剛抵達於此時」，這兩件事情的偶合與差別——要將之等同起來，是不對，不可能的；辯證法是錯誤的。也就是說，採納耶穌犧牲大眾，實行革命的觀點，恰好是老陀反對之之觀點。因為，革命觀點，就是要以暴力換得理想實現。這樣，從中就產生不擇手段的、涅洽耶夫的泥沼主義（安納琪主義）和後來的列寧和毛主義。 他們都是要去除舊的，切斷歷史，變更（道德）坐標（從歷時性觀念轉變成為共時性觀念）。歷史是什麼？歷史就是人，一代代、一茬茬的人。切斷歷史，就要殺人。老陀預言和到這一點。他很害怕。所以，他犯了難：不贊成鬼，革命和屠殺（俄國革命黨之手段、目的），就換不來新世界——贊成之，就要殺人，爆炸和毀滅。其中，老陀因此猶豫着，猶豫着成為一個告密者。他反對暗殺和爆炸；以告密於警察的方式。（見《彼得堡邪魔》）為什麼老陀要告密？因為他反對以人為豬，實行殺戮（哪怕是殺戮沙皇和伯爵……）。
另外一個方面，他覺得沙皇政權本身就是暴力。他是這個暴力的犧牲品、西伯利亞囚徒。行苦役十年。他寫暗喻黑暗之書，之小說，之文章，影響甚眾，造就了一代革命者，暴力者。
所以，陀氏不知如何是好？（他一忽爾又要參與革命黨的行動！）
這個現象橫移中國，清末迄今，大同小異，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就是；讓不讓鬼（革命）上身問題。
結局是清楚的，鬼上身了。何以至此？就是無耶穌幫助驅鬼。理論上說，驅鬼法術，就是要人類響應耶穌教誨而免疫。但是中國革命正好是一場瘟疫，群魔亂舞，無法收拾。理論上說，群魔亂舞，就是根絕一切傳統法度和道德。什麼東西可以如此根除到底，革命！我們說過，並未完全根除道德基礎的革命、民國和蔣介石，就是半人半鬼；毛氏是徹底的魔鬼——其同志者類，組成「群魔」——群魔，就是上到國人身上的那些瘟疫。所以，人已被瘟，健康全除，成為毛氏集團告密獻媚獻身的源泉。而孫文和中正時代，不可以說沒有告密，但是，不是全民如此，何故？體制使然。這就是鬼全上身和半上身之區別。我們從中國看俄國；我們一直以來的以俄為師，使得這件事情變得大同小異。根源就是，是不是通過告密，革命和魔鬼附體，以「淨化」、消滅和根除文化道德本身。
再就是，何以我們兩國，都是從批判、戰鬥於壞的，導致更壞！
於是，歷史和悲劇是，我們國人響應革命，從不廢除全部歷史傳統之孫、蔣革命，轉化成為毛（反）革命，毛文革，徹底根除中國文化，徹底鬼上身——在他們那裏，列寧取代克倫斯基，斯大林接之列寧，也是徹底鬼上身，不可活。須知，耶穌說的大祭祀，大犧牲，在東方，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擔憂的鬼上身。這是一個可悲的事實——書載所言耶穌第二次降臨，只是降臨在人們心中？其實，這次耶穌的故事，不好講，因為他沒有故事。但是，魔鬼崇拜卻比比皆是，成就了二十世紀的屠殺史。列寧、希特拉和毛，成為偽基督，加之於我身，豈是驅趕於豬群，可以祛魔成功的！「鬼上身」之特質在於，耶穌驅趕鬼到豬群不成，鬼，群魔，革命者，齊入人群，入國度，入心靈。承受犧牲的不是豬，而是人。這個東西在革命論上就是，中國和俄國在革命選擇上，只能摒棄好的（二月革命），走向壞的（十月革命）——中國人，只能拋棄孫文、蔣介石，走向毛——這是怎樣一種鬼上身呢！這個問題的終極關懷是什麼？就是歷史目的論的破產。其中必需講清楚的是，鬼，撒旦，齊入人類，不會跑到豬那裏去，而是跑到人那裏去。
二
因為，善、惡雙身皆不可偏廢於歷史。
鬼，不是跑到豬那裏去，而是跑到人那裏去——其實，鬼，是以不同方式，一直以來，跑到人那裏去，不是跑到豬那裏去。
這個問題十分明確。所以，鬼，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鬧鬼！
我們節略一些而言。老陀說，不要革命，不要民主和西化，就不會鬧鬼；但是，鬼，還是上身了。為什麼？因為人不人，鬼不鬼，社會很壞，制度很壞。但是，要殺死壞的，就是好的嗎？不是。要殺死壞的（專制），就會更壞（極權）。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要告密警察，說，革命黨人要在何時何地爆炸，殺人——（見《彼得堡邪魔》）——他反對革命，害怕更壞的。所以，鬼，革命，暴力，告密等等，是一套特務系統，革命系統，革命機關，只能帶來更壞，人性戕滅和斯文掃地。 其主旨和操作十分精緻殘酷。他們這些告密者和革命者一體不二，實行異化革命，異化暴力，異化人性和人倫——殺人，就是救人；「戰是和平暴是仁」（吳宓詩句）。前此，我們談到專制主義批判者們之所以批判專制，就是因為他們要破舊立新，「時間開始」，結束歷史文化傳統——但是，宗教和人文，耶穌和伊拉斯莫，皆不是共時主義者，他們都是歷時主義，保守主義——於是，世界分成兩種革命論:：一種保持舊的（實行解構），一種破舊立新（徹底砸爛）——後者，以革命祭祀舊物，殺死舊人，毀棄歷史——前者，就是耶穌棄鬼更新（「兩種革命」——
一為，保持專制主義中的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走向文化解構和重組；二為，實行「文化革命」。）所以，鬼上身，在美國、在英、法，很有限，不完全，不徹底；因為他們很快復辟，保守，（回到）傳統——在中國和俄國，卻是徹底乾淨完全切斷歷史和傳統。
是的，我們並不是說在美國、英、法，鬼，就不上身了，還是要上的。所以，鬼這個東西，很鬼。比如說，左派、右派問題，革命問題加制度問題，就是一個靈異閃爍的結難。前此觀摩德國赤軍旅、巴德爾和邁因霍夫（赤軍旅創建人）的故事。得出結局了嗎？沒有。赤軍問題延續了革命和制度問題。誰在延續？歷史和現實——赤軍旅之結束，和現在恐怖主義之不結束，是為證。所以，又回到前面的老問題：是舊的不好，還是新的更壞。其間，事情錯綜複雜，很難釐清。我們不得不分出層次。從左派之在西方說起。西方左派，其根源，可以說就是克魯泡特金主義，法國革命時期之「共產黨」（見其《法國大革命史》），和後來的馬恩、列毛主義。這個左派緣起，正如克魯氏言，法國《人權宣言》沒有很好解決所謂「經濟問題」——遂導致後來之十月革命——老陀青年時期，崇拜巴庫寧，也是他覺得俄國社會之不公、之黑暗——但是，十月革命，是不是鬼上身，變壞為更壞呢？毋庸贅言，變得「更壞」了。所以，左派是要革命，要去除壞的，卻全然不知道，會變得更壞——他們看到越戰，看到種族歧視，看到資本邪惡，以為找到了前途。其實，他們實際上只是找到了更加黑暗。所以，左派比較右派，主張批判，戰鬥於黑暗，結果是製造更加黑暗。
需要指出的是，左派非功利主義的價值估計，是要實行烏托邦主義而反對秩序，反對制度，砍砍殺殺，引刀成快，赴湯蹈火。但是，當赤軍們關進監獄，其快成塊，並不樂觀。所以，西方左派，是反對政權的。支持政權的，就是右派。在中國，事情反過來。歷史上，毛反對蔣介石，是左派。但是，現在的政權派，是挺秩序的，挺「制度」的（其實是無制度，無法治，無文化），剛好是西方右派的角色——說，以前的毛派，支持中國，所以，現在中國政權還是左派；錯了！事實是，西方的右派和中共今日的當權者沆瀣一齊，做出各種王八蛋門，沒有什麼奇怪。於是，德國赤軍旅最初的，對於西方、美國的反對，是不是合理？這個問題，又成悖論。簡單說，馬丁.路德.金反對美國政府，其反對有效，最後成功，是補救民主自由，不是顛覆之——但是，支持金的赤軍，實行對於民主政府之顛覆，錯了！這個左派的最初目的，和金同；結果迥異。所以，左派往往出發點不是不對，而是很對——比如，毛反對蔣介石之黑暗；國人迄今以為很對——但是，打倒蔣介石，奴役全中國；你以為還對嗎？！
這個問題的根源，就是鬼上身，是不是可以戒掉？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好東西」——他只是對於專制極權主義，是好東西——於是，反對者（含專制、極權中人和草根、異族、異教等等之眾），就起來反對其「不好」。難道可以罔顧右派殺人，鎮壓和歧視乎？難道真的可以像佛里德慢那樣說，為了自由主義，庇諾切客可以殺人！所以，問題懸置了，很嚴重。用理論上的話說就是，民主不涵蓋世界一切事務；不涵蓋外交領域；不涉及「自由貿易」，經濟秩序；不觸動人權本質；不冒犯國家利益；這些問題不解決，左派不會消失。左派不消失，鬼就要上身；告密就不會消失；鬥爭就不會消失；革命就不會消失。
三
所有這些問題和文字皆不是無的放矢，純粹抽象和理論，而是針對章詒和先生揭示的告密事件，體系和體制。
章先生在此前一次座談會上明言，這種告密是一個系統，一個（龐大）機構，一個制度所為。
而座談中人，有不敏此題者。他們強調與之脫節的個人道德反省說，以解除對於整體系統做祟的體制批評，而將之指稱為，如果言及體制和歷史（宗教），會壓抑和遮蔽個人道德困境和道德責任。他們鼓吹國人懺悔精神和道德堅持。筆者卻恰恰認為，這個現象應該反過來提之：正好是國家政權體制，使得人性大變，異化和墮落，才使得歷史上一般而言的道德提升成為戲言。而且，這個人性論（人性消滅論）的背景，恰是極權主義政治。
前此言及之宗教魔鬼附體的革命幽靈說，設置於傳統未消除，道德猶在的一般性告密和背叛行為上而迥異於所謂人人自危，人人革命，人人背德，人人忤逆，人人反對人人之大體制操作。在極權主義切斷傳統常規以後，人人反對人人的告密和背叛，和以往傳統社會產生之有本質區別。告密說之所以為秘密之行動，因為告密者害怕傳統道德道數和正統，所以鬼竊而行。但是，在文革中，這個鬼竊之行發展到明火執仗，大言不慚。所謂四維不存，斯文掃地，正是因為知識分子和人民已不知恥，且為國恥，民恥。所謂上帝死了——正是這個意思——他並無尼采正面意義上的反奴主義；恰好相反，上帝死了，人人為偽基督之奴。這個教訓，在二戰以後越發看得清楚；民主國家之人，有尊嚴，可以反對官方意見，沒有絕對真理哲學——而斯大林毛氏政權，人們卻個個砍下自己的腦袋，讓國家任意玩弄之，強姦之。這是告密大行其道之原因。
在這個體制＝人性（人性消滅）的人性論反對時代，簡單言及告密者是一種道德困惑和道德反省之闕如，剛好抹去了體制戕滅人性這個基本事實和基本估價。
所謂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未來社會主義革命肯定是無神論者搞起來」的說法，一是否定了革命兼顧傳統道德的任何可能性；二是預言，無神論者之道德毀滅之必然性；三是，如何避免革命和革命帶來的整體人性戕滅和文化虛無主義，是一個俄、中知識分子談到，深思卻沒有辦法制止的歷史現實。
我們說，俄國知識分子在《路標》文集中討論的革命與否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面對西伯利亞流放所言之，「我罪有應得」（見《群魔》）之所謂；國人知識分子所謂民主變民瘋和變德謨克拉賊的問題，都是針對革命帶來群魔，革命帶來瘋狂和革命帶來虛無主義之嚴重擔憂的最好說明。很可惜，俄國人和中國人不但魔鬼附體，且附制度，附革命，附體制；整個一個群魔亂舞！
所以，人們不禁要問的是，何以俄國人和中國人之宿命如此嚴重：二月革命何以勢必過渡到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何以勢必過渡到毛革命。有沒有其中上帝驅鬼不成，鬼魔遍地之說？其間，人人不是變成人人而是人人變成魔鬼。這是一個時代被魔鬼附體的歷史。（我們想起西方知識分子討論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宗教反思。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希特拉是不是上帝的鞭子！）如果說，政治解釋和政治反思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何以陀氏一類極頂智商者還是要回到宗教關懷上去。為何政治變故以來，俄國人一方面反對專制，一方面遙想沙皇（陀氏為什麼要說，他罪有應得！而索爾什尼琴既要恢復沙皇也要重新肯定斯大林——他們是怎麼了？）我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鬼和群魔帶來的革命論，影響或深，祛魅（驅鬼）不成而產生的憂慮。這個憂慮又回過來，使得普京政權籍此回到專制體制中去。其上個世紀製造的莫斯科公寓大廈爆炸案，可以看作是俄國復辟專制獨裁的信號。一般而言的戰爭導致獨裁，這個理論，在莫斯科公寓爆炸案以後，開始實施，直到現在。俄國，不是回到沙皇的有限自由，而是正在毀滅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個由KGB產生的自由主義改革，究竟是人性戰勝，還是再度魔鬼附體呢？
中國人現在討論改革，革命和憲政。中國人也有上帝之死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敷衍答案不是來自對於上帝的演示，而是來自對於道統的爭執。人倫標準的出台和中國歷史相輔相成，不可一日脫離和解約。但是，辛亥革命提出這個問題，毛革命泯滅之。於是，中國人的上帝儒家道德開始亡故。王國維陳寅恪擔憂的事實終於發生。當吳宓六十年代前往廣州看望陳氏的時候，他發現陳處在一個世外桃源之中，精神物質尚足尚滿（陳女兒尚有一部小汽車）。是的，陳寅恪處境堪稱萬中一一，無普遍性。除去他們這幾個人沒有進入所謂醬缸，一切人，都不得以免。醬缸文化直接和告密文化相系不得解脫。其間，只是存在被動告密，揭發和批判，還是主動之，委派之，機關（作業）之之區別
從人性論上講，一切人，都在選擇一種不可選擇之選擇（想起薩特嗎？）這種選擇，就是更改道統於權勢的關係。歷史上，枉道從勢和枉勢從道之區隔，有了不同於二者的本質變化。這個變化是，道勢合一：道為毛，勢，亦為毛。這就大事不好！你不可以枉勢，也不可以枉道——這二者都是毛主席了——所以，知識分子的道，恆心，恆產，皆完；無恆產者之恆心，因為道統泯滅，也就泯滅了——世間沒有不是毛主席之勢，之道，之士，之群魔，之上帝。你看，這是不是一種新的「群魔」論呢？陀斯妥耶夫斯基預言的革命毀滅論，是不是一切負面應驗了！故此，革命異化以後，不是像老黑格爾說的，精神會回歸異化之反，而是和他說的恰恰相反，革命異化使得精神本身產生扭曲變形甚至完蛋！物質的力量不是被物質消滅，而是被精神消滅。當金岳霖四九後現身，聲稱只有毛主席語錄是唯一邏輯判斷之真理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的道數業已完結。（見其檢討書）
故此，政權，體制和主義在一般性道德建制和道德約束中橫衝直撞，左右開弓，使得中國人之行為——包括告密，密告和公開揭發批判蔚然成勢，簡直到了寡廉鮮恥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個人的反抗，如果也成英雄，像林昭和遇羅克，他們的孤獨性和非普遍性究竟意味着什麼呢？「人民」之思想就是統治階級之思想，究竟意味着什麼呢？極權主義政治平板性不可塑性和人人不成人之現狀，意味着什麼呢？不推倒各種東、西中國牆和德國牆之體外反思和自醒，意味着什麼呢？身處古拉格和柏林圍牆內之人人之要務，是推倒柏林圍牆，還是依牆而悔，而哭呢？你懺悔什麼呢？你深戴精神物質鐐銬，你的奧古斯丁寫得究竟如何呢！！！我們一萬次說過，反省之道之成功，首先就是考察柏林圍牆的體制事實，繼而集中萬力推倒之。也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本身可以成就，而非專制和極權可以成就之；當然，在此之中的導向民主的任何努力，也是一種導向之正途，但是，不可以迴避你所面臨的體制之桎梏，人民之「正統」，加之戲謔和虛無主義。所有這些體制製造的犬儒行徑和指向，都是對於告密批判的解構和洗脫，漂白和忽略；甚至是有意為之！
一句話，揭示章先生告密主義批判的要訣，就是要釐清告密制度對於人性的戕害，而非迴避之，而空談盧梭懺悔錄；因為背景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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