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鸭嘴兽/翁。艾科

刘自立 译

　　世界驰名的意大利符号学家和小说家W.艾科于九十年代中叶，一度在他的新书《康德和鸭嘴兽》出版之前，前往美国布朗大学，并在所罗门大厅发表了他的演说。以后，又接受了出版者的采访。这里是他接受采访的中译文。
　　访者：首先，可否谈谈你最近的工作？及最近的计划？

　　艾科：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怪书，今年夏天我打算收集一些新的材料。现在我准备写一本新书，大概要准备半年到一年，这本书的题目叫《康德和鸭嘴兽》。写作此书是要试图回答我的学生和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何以二十年来我一直拒绝将《符号学原理》加以重版。符号学理论肇始于1975年，在那时候这个理论还可以约略可言，但是今天，由于文化研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试图一般性的概括这一理论已经不再可能。我不可能谈及心理案件，是因为那时候这样做是被禁止的。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素材置于“黑箱”操作，我们又如何将它加以描述呢？是的，那是基于一种学院的要求。我想过，我必须回到康德和他的概念系统。我一度确信康德在很晚才在他的体系中引进了这个系统概念，因为直接触及这个系统将使得它处于爆炸的状态。

　　所以我们何以要提到鸭嘴兽？鸭嘴兽是一种虚构的动物，它挑战每一个已经存在的门类器官。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无法对其一辨真伪，因为它一度被带来伦敦，动物学家说过，“那是一种虚构，它是动物标本制做人的杜撰。”而后，人们花费了八十年的时间来确认它是不是一种哺乳类动物。康德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以后，鸭嘴兽方得发现，所以，我确信康德无缘与之相见，对它闻所未闻。所以，我们的困难是，对于康德，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是否他一定要界定鸭嘴兽？我的意思是，一个动物学家，他对于狗的情况了解很多，而我，却知之甚少，而我们两人都能够说，“这是一只狗。”从而分享这一共同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来自于直接的目击物，而非像我们识别一只狗那样，依靠一种与之相符的虚构系统。

　　在《符号学理论》一书中，还有一些我没有涉及的关于鸭嘴兽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使用鸭嘴兽这个用词。你看，鸭嘴兽这个词，不是我们对于理解它的最好的方式吗？对它进行一种设计。是作为一个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去理解它。也许用人工的视觉来复制鸭嘴兽，把它当作一幅艺术作品来看待，设计它和再生它，你能够发现它的运动，它的姿态，甚至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它。这是建立概念系统的一种方式，以至于它只能透过美学的功能才可实现。

　　是的，关于这个系统。我有一个理性的系统，比如说看待老虎，一个孩子，可能在先没有看过老虎，知道他后，才看到它，在戏院，在动物园，但是社会已经提供他一个充分的，定型的，因果的，关于老虎的臆像，而我相信，这是一个社会的结构。然而对于鸭嘴兽又发生了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寻求社会帮助我。为什么他们把鸭嘴售叫做水鼹鼠呢？因为他们运用了前世的社会系统。一只鼹鼠--这只鼹鼠生活在水里，他是一只水下的鼹鼠。我以马可。伯罗的故事，作为我的书的开篇。他看见过独角兽。然而事情并不全对，他说，它不是白的，而是黑色的。它看起来像一只斑鸠。它有那样的皮毛，而且，是一只犀牛，他对他的作为饶有兴趣；他从来没有见过犀牛，他的第一次冲动是鳞选了前世存在的社会文化系统，然后付诸应用。然而这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应用，却耗费了几百年的时间。

　　我为什么谈论这个系统呢？一如我说过的，我正在谈论我的未成之作。这个问题至今仍旧困惑着我。

　　访者：你打算怎样解释“作者和他的诠释”这个难题。

　　艾科：你知道，作为个人我是分裂的。我能够做一种很为学院风的演讲，但是当我来选择适当的人选的时候，我被要求随大溜了，这就是我要选择的演说。首先，我要解释，何以我不相信小说家的写作能力受到怀疑这个问题。这本书，这个文本，qua的文本，是具有权威性的，是符合这些诠释的，即便它反对我的意图。有时候我也许会说，他们可能是正确的，即便我并不理解，或者了解。在另一方面，我也许会说，用这样的方式阅读此书是不可能的。

　　访者：你经常写到你的读者误读你的著作的情形。你是否发现，在聆听你的演讲的你的不同的读者之间有哪些改变？

　　艾科：这里明显地存在不同，我为学者及其团体撰写的那些文章，不同于我为大众所写的文章。我要强调我的理论的轴心观点；写作产生类型的和理想的读者。所以，我不能在写作时考虑我要为家庭妇女写些什么，比如说，为士兵写些什么，抑或两者兼顾。我希望能够产生反馈得当的读者，我希望他们接受我的传达而成为我的文本的正确的理解者，不论他们是家庭妇女，是战士，是司机，抑或是哲学家。我想，只有两种作家为了前世的目标而写作：为追求书籍印数的通俗写作，明显的，我想把书卖给家庭妇女和士兵；最畅销的小说--我想，是写给那些海滨读者，或者是从书中唤起性感和慰籍于伤感文字的读者。依随这样的感觉，那些读者都有明确的阅读目标，并且有着明确的阅读规则。现在，典型的所谓后现代写作的描述，是一种反讽。我想我在担当着双重的角色，反唇相讥的游戏空间，是在披风和短剑之间进行的，所以我希望读者参考前述文字的阅读标准，以了解我的plein doel或者反讽地了解相关的两个主导观念。然而我同时理解有一批完全民族性的读者，在刚刚接触我的书的时候，会出现双重的理解，不管是他，还是她。有鉴于此，我认为“是的，我不只是为了他们--我的客户写作。”

　　访者：所以对于你的作品可以有许多方式的解读，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

　　艾科：你看，我们可以提及在《玫瑰之名》这部电影中发生的情形。这是一部好电影，的确。导演非常精彩，很有修养。很明显，他把电影处理成为一部犯罪影片，而不是聚焦于它的理论色彩，政治性或者它原本应该具有的那种哲学的性质。所以按照这种方式，JeanJacques Arnaud是把它看作一部民族电影而作出反映的。他必须作出选择，所以他选择了犯罪故事的线索及故事的其它方面。这是这部作品可能的骨架之一。你的读者选择了一些情节，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确信，虽然他们可能作出选择，他们做出了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宁愿选择犯罪题材，以替代一部理论性的著作，这个犯罪的题材，是按照他们的颇有想象力的框架形成的。

　　访者：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你的小说试图引导那类读者？在全世界，你影响了几百万的读者。你希望传达哪一类的信息？

　　艾科：我认为存在着一个新的阅读圈子，他们愈来愈希望读到复杂的故事并对此加以欣赏。也许，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当代的许多作家，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有过一些出版家，他们认为读者基本上都是一些笨蛋，从而塞给他们一些劣质货色。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有着太多的这样的赝品。他们希望挑战经验。我记得有一位伟大的女士，海伦。沃尔夫，也就是海沦和科特。沃尔夫书店，为了出版我的《玫瑰之名》，在纽约与我见面，她的意大利文甚佳，她告诉我，“我很喜欢这本书，然而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没有人还能见到哥特式教堂--纽约客，一些旧金山人，可能是一些很有修养的人，喜欢这部书的人他们生活在中西部，这本书大概可以卖出3000本，你能接受最高3000本的印数吗？”我说，“可以。出吧！”

　　实际上，卖出了一百万另一半，也许是二百万。最有挑战意义的投书来自中西部。这些提出挑战的人，关注少数几个问题，他们被那些来自异乡的经验所刺激，因为书中的描述与他们显然无关。所以，他们并不希望获得《文摘》。或许，是的，一周六天出版，然而第七天安息日，有些事情你会咀嚼。这意味着出现了新一代的读者，他们不需要为智力工作效劳，他们应该受到尊敬。

　　访者：撇开智力工做这一话题，你如何回顾这些年来符号学的著作，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你如何看待它在发展中的一些变化？你认为符号学已经落在了后结构主义的后面了吗，抑或它在政治和理论领域尚有其冲击力？

　　艾科：首先，我对于符号学是不是一门学科，考虑得并不久，抑或说它是一种科学。我想，它是一种单元的名称，抑或是一所学校的名称。当我们说医学--何谓医学？你可以说有外科，针灸，核子医学，小儿整型。所有这些学科都有其共性？正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他们都有其共同的难点。我想，符号学面临同样的问题。你有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当我们说符号学家的时候。在依据认知的观点今天接近它的时候，你会有兴趣你了解这个词的意义是哪种方式，抑或在你阅读政治文章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方式。我发现它赋予成果，它们比较这些成果。

　　早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引起欧洲人的兴趣的，也就是说，罗兰。巴特，所谓技术利益相当于社会政治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分析了广告，政治术语等等。届时也许在美国，它首次上升到学院语言研究的水准，然后一步一步地固定了它的性质，文化研究，等等，由此，在这个方式里，产生了与此相反的运动。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有关于此的麻烦，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人混淆了符号学和解构。对我而言，它们的确是大向廷径的。我会对此讲讲我从六十年代迄今，造访美国书店的故事。一段时间，书架上胡塞尔，佛罗依德，马克思等人的书籍都算做了“大陆”学派，放在一起。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像符号学一类书籍，都归入“结构主义”，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某些书店里，书架上被冠以“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电影艺术”。似乎符号学，成了人们智力于电影和心理学的手段。然后，在《BARNES AND NOBEL》一书中，你发现了后结构主义，在这本书里，你发现了德里达，符号学，迦马，等等，等等。但是在剑桥的哈佛大学的书架上，它们统统归放于“知识”（cognition）栏，但是我发现我的书被放在了“符号学”的位置上，而另一些，放在“哲学”栏上，《读者的角色》放在“文学”架上。混乱在持续着。现在看来，似乎文化研究有了另一种规则和新的因素。有时，它可能宁原改变我的书的封面，而叫它为文化研究，抑或叫传播学，而后，它们会放上别的书架。

　　访者：你怎么看当代媒体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比如说伯明翰学校，这个州的作品，和符号学？这里，比如，在布朗，符号学现在改名叫做“现代文化与媒体。”你如何看待这种衍化，在不同的传统之间，它们是一个涵义吗？

　　艾科：我想这经常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标签往往变得异常重要。在此情景中，在欧洲，事情被中心论控制，有时是如此怠堕于改变一个单元，一个规则的概念。你保持老名字，你欲其所为。在这里，一些相反的事情发生：为取得研究经费，你必须贴上新的标签。长久以来，“认知”往往变得时髦，因为你有此选择就会得到钞票，如果你选择了心理学，无人会感兴趣。人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此意义上说，我不准备太多地考虑标签的问题。

　　所以你不想看到不同的阅读方式？或者，这些标签固然重要，但是，它们太多重复，特别是研究不同文本和文化时的话语系统？例如，伦理学研究，抑或“高级”研究，和人口文化扮演的角色？

　　艾科：解释自然必须根据不同的规则。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能否依据他们自己的宗教诠释，来准确地关注康德呢？我的印象是，土著美国人阅读康德只能采用一种方式，而显得不那末自由，不论是男，是女，然而不论是他还是她，都会保持一种宗教的犹太保留地。在他们写作的时候，他们有权理解十八世纪的文字的含意。多元文化的困难在于，不能使得每一个人，都拘禁在他自身的犹太居留地。我绝对同意亚洲人或者黑人知识分子的观念，在学校里，一定要教授可兰经和佛教，然而，如果有人说，“我想自由自在地阅读莎士比亚而依据dogon的神话，”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经验，是的，好，你准备允许了解一种经过选择的阅读方式。二者兼备，是你阅读的权利和特权。我觉得烦恼的是，欧洲的学校，总是教授伊利阿德和奥德塞，而非圣经，抑或可兰经。我是一个世俗的人，然而我只是欣赏他们只是教授荷马。在此情形下，多元文化是一种被动的力量。但是把穆斯林的小孩放在学校里，只是教授他们可兰经的主意，相信是他们的权利，不，那是一种新的压抑和禁锢的方式。

　　访者：用何种方式能够在你的百科全书里包容所有这些差异，这些文本？你如何建设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历史？

　　艾科：啊！是的，首先，我在最宽范的意义上，一直在说，今天的学校，有权处置各种不同类型的教学动机，比如说看网，看电视，等等。今天，一个孩子，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伊拉克，利比亚，等等，靠着电视。靠着一个优秀的cd-rom，你可以教授一个男孩或者女孩地理知识，只用一周时间。我的百科全书，在此情形之下，是对出现不同文化交叉参照系统的幻想。

　　所以，我告知你，基于一个神秘的理由，西班牙城市VALECIA决定在2000年举办一个巨大的国际展览会，聚敛很多钱。我应一些朋友的建议而参与其中。我建议在一处极大的开阔地上举办一个身体展览，而且，他们能够被浓缩到cd-rom中去。2000年发生的这件事，将产生横向的文化互补，欧洲文化走进美国，等等。所以，这个托盘使得阅读人类的历史成为可能，至少，可以了解埃及的，关于Neanderthal人和Cro-Magnons人的些微信息，从而在历史的时间里开始，让我们说，这是5000年轮回的发现。它将显示欧洲的事情发生在古罗马帝国，也可能发生在中国。过而言之，也可能发生在斐济岛。这个托盘还允许使用者进行两种操作：一是确认连接点，像1492年哥伦布的的航行，还有英国航海家科克。

　　访者：这项工做如何进行，你如何把日期，名姓和事件链接在超文本（hypertextaul）之中？

　　艾科：链接，是的。一段时间，各种文明有所接触。设想这个托盘是一次展览，你有许多平行的走廊，一处是欧洲的走廊。在马可。波罗时代，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走廊是开放的。1492年，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走廊之门打开了。你马上能够看见那时候的文化碰撞，抑或发生一些文化中的交叉事件。然而，你同样有权知道，在那段时间，让我说一下，圣。奥古斯特还在世：是的，这里有一个文化交叉的链接。圣。奥古斯特是一个非洲人，以至于他成为西方教堂的博士，和小亚西亚的东方教堂有所接触，在那段时间，三块大陆有许多横向互补。而你有权知道，他在世时，斐济岛上发生了什么？你能够审视斐济岛那条走廊，即便你现在不能对它有所触及，因为这个托盘无法链接，在这个现实的博览会上，没有门。可能在2000年后，斐济岛上会发生雷同的事情，不存在发生改变的巨大因素。所以，如果你勘查圣。奥古斯特时代的斐济岛，再勘查那个时期的哥伦布，你会发现，发生的事件都是一样的。然而，你对中国做同样的勘查，你会看到另一种局面。如果你看墨西哥，你会看到阿兹台克人和托尔台克人的帝国的兴衰，等等。所以，你会成为一名十字军般的探险家，意识到如果事情发生在欧洲的话，会发生在所有的地方。法国革命，在故事中，成为与此无关的话题，因为它不是文化交叉的话题，除去拿破伦出售路依斯安那岛给美国。罗伯斯庀尔的被斩首，在那个景象里引起忧虑。与此有关，路易xiv的角色至关重要，仅仅是因为法国向太平洋的拓展。

　　访者：你如何估价这个超文本系统，也就是多元线索，试图放松契入历史的欧洲中心论吗？

　　艾科：有此企图。它并不否认路易xiv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时候，我们不要把他看成那末中心，还要看到其他被隐藏的，被遮蔽的现象，但是，这只是第一种看法。为之工作的人们开始了一个真正困难的结构。

　　访者：你参照斩首这个词的声音，也许可以做成一个比喻；我记得不久以前我采访你时，你谈到如何看待互联网
的“acephalous”——即无首系统。

　　艾科：你看，从翻译的角度看，我以为不能替代斩首也就是a propos 。但是，是的，对。

　　我想许多人混淆了不同的难点。在我昨天的演讲中，我试图界定读物和参考书的关系。参考书是百科全书，字典，历史手册，像我的百科全书一样的超文本。莎士比亚是一种参考书，比如说，我想在他的书里找出“end”这个词的出现。但是如果你认为莎士比亚是一种读物，读物是一种交响乐。这种开放的故事，像乔依斯的台词，相当于新阿尔良拥挤的大学。爵士乐的出现，并不能废除贝多芬，或者伯辽兹。今天的演奏不同于昨天的，所以一部交响乐可能总是一样的，然而在纽约的三次演奏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文字，或者人们的举止。

　　访者：所以二者之间无法竞赛。

　　艾科：不，他们能耗相安无事。听交响乐，玩吉他--或者依我所愿，录音者--是完全不同的实践。并不是因为我能弹奏吧哈而不愿意听古尔德的哥德堡变奏，或者和朋友一起演奏即兴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一种台词的叙述会出现两种实践。你需要阅读单一权威的书籍。我说过，当我阅读《战争与和平》，我宁愿娜达莎嫁给安德列，而不是从ANATOLE逃跑；我偏向于我喜欢的这种方式。然而命运的意象，生活的意象是我无法改变的。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就这样。你可以加以诠释，诠释，而它，是存在的，存在的，你必须了解，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你不能移动它。而后，还存在别的材料。我不认为巴蕾就那么好但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巴蕾和摇滚不同——二者都令人兴趣盎然。我不能只选其一，不选其二，因为，好吧，也许巴黎歌剧院的舞蹈家和滚石乐舞蹈家，都能让我举案齐眉，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