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索尔仁尼琴《红轮》

难道只有斧头，斧头，还是斧头？

——读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一卷

刘自立

一

笔者在1986年，曾经译介过西方报纸对于索尔仁尼琴《红轮》这本大书的评论。时隔二十多年，现在，在京可以买到《红轮》。此乃读书界一件大事。虽然此书只出版二十卷的第一卷（上、中、下），但是，读之，依然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伟大俄罗斯作家关于天、地、人的浩然长问；为天有眼啊，为神有灵啊，难道只是天苍苍兮上无缘！举头仰望兮空云烟！天地人，本来就是世界本体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索尔仁尼琴继承了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传统，以一个俄罗斯文学家和历史家的眼光和心灵，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就是天地人三部曲的成书结构；析而说之，这个三步曲式，第一个，是读解历史中的天道与地道；再一个，是读解人文的革命改革；最后一个，是读解陀氏行文风格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启示。他继续了这个天问人道。只是，其所谓俄罗斯价值论，甚至超越了普世价值论，形成和俄罗斯思想和思想家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思想民族性和俄罗斯弥赛亚风格。其中，主要呈现的赋格曲，也和文学界所有伟大赋格一样，抬头望天而低头眷顾于大地苍生；他的赋格的具体内涵，不止是诗歌和文学的烂漫驰骋和想象，而是直接涉入红轮碾过后俄罗斯天地涂炭的血光之色。其叙述与剖析犹如滚雷划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段残酷而残暴的历史，令人错愕惊诧。该书提问的具体方式是：革命暴力之索非娅和扎苏利奇方式；（绝对不是）——列宁的方式，和斯托雷平以一人之身全力抗争的改革方式与和平方式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互补和赋格？

俄国历史是不是最终会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抵消恐怖主义之涅恰耶夫和列宁的革命，是不是只要遵循赋格复调的对话而不是独白的民主，就能不单成就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之大业，也能成就俄罗斯进步之梦想。答案却是完全相反的。巡神派的天道说，被世俗革命之暴力取代，是因为他们不能付诸建立地上天国之行动——而建立社会主义天堂的革命，却只能杀死上帝。早在《群魔》（抑或译成《鬼》）之伟大设问中，老陀就此二律悖反提出了后来由巴赫金总结的赋格曲：革命，还是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方面，陀氏因为参加革命而遭流放，一方面，他坦诚，十年流放，对于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于是，群魔所示的圣经中人被魔鬼附体而像猪一样陷入泥潭的说法，成为世纪之谈，永久获得了他的哲学和文学的意义。这个赋格风格，在《红轮》中，完全继承。我们看到，索氏提供的、列宁站在一人高之火车红色车轮旁，准备启动他的革命论，成为该书的命题象征——也就是，列宁狂喜于战争的爆发，在1914年前后；他要一改战前他所陷入的扃困无聊和绝望，用它蜥蜴般的毒辣和狡诈，利用战争，以其一条所谓“金色蜥蜴”（索氏语）之身，咬死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列宁成功了。这个水果就是恶果的逻辑，此前，呈现于索氏关注的暴力和改革的争执之中。他的所谓复调风格，正是在考察索非亚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主导动机的时候蔚然形成而展示于后人的。也就是说，当斯托雷平千方百计要为沙皇的政府施行被俄国杜马搞得颠三倒四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附和暴力的作乱），斯氏就像那个德国的俾斯麦一样，似乎要以其铁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政党之上——他试想实现的土地私有化和君主立宪之理想，最后被两颗枪弹结束。

这样，索氏以其对斯托雷平巨大的好感和严格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俄罗斯俾斯麦的功德举止，他在盛赞了贵族女子如索非娅等人的极度高贵的献身精神以后，将此话题引向斯托雷平。这样，男性化的阴柔和女性化的刚烈，双双形成那个时期的伟大俄罗斯精神。人们赞扬的并不是暴力和牺牲，而是那种革命家，恐怖者和贵族女性的高贵，纯洁和无私。他们/她们是俄罗斯精神和品德的榜样。人们无权指责任何历史上献身于暴力革命的女性或者男性，因为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人类净化世界的悲剧人物——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无权指责中国历史上反抗暴政的战斗英雄；同理，他们是中国文化中不可褫夺的一部分。这是赋格之一面织体——另外一面织体，就是暴力本身带来的无政府和作乱状态。这里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局面，业已变得毫无权威性，毫无秩序和道德。一切，因为暴力女性鲜花般的殒灭而更加显得魅力无穷。在此鲜花包围中，作怀不乱而更见决心者和清醒者，就是这个斯托雷平。索尔仁尼琴几乎放弃了他的复调和“对话”平台，而以托尔斯泰的“独白”和统率（叙述）方式，对斯托雷平的做法给予了历史和后历史的肯定。这里暂且说出几个要点，以做提示（待后文引证）。一个是，杜马在结合社会暴力方面，起到完全破坏政府的作用。他们的议会，和街头巷尾的破坏活动首尾相接，层出不穷。杜马，成为分裂俄国的、几乎是抵制改革的存在。（但是，请注意，就像俾斯麦有时候解散议会一样，这里，斯托雷平解散杜马的意志也并非诋毁这个政体，而是出于某种行政的困难——这和列宁完全否定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彻底消灭议会体制，迥然不同。）二，所以，斯氏主张的非社会主义革命之改革，遭到左右两面的诋毁和反对——这主要涉及他的改革系列——而改革系列之首要，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村社制度及其历史，前景。这个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倡议，同样遭到左右两面的夹击。三，按照俄罗斯派和赫尔岑诸人物的看法，村社主义，可以是俄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捷径——后来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成为后来列宁主义世界成功的前奏——而恩格斯所谓对于赫尔岑的批判，则是从两面加以呼应：1，村社具备公有制度之性质，但是，2，资本主义业已全面包围了村社；如果不能施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村社制度自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见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3，斯氏的改革，包涵的村社废弃主张，本身带有一般性自由和民主之主张——这些主张，包涵了他的关于发挥和继承村社地方自治概念的政治动机——他的眼光，甚至关注到美国地方自治的民主政体性质。我们在伯克和美国几大先贤之“联邦党人文集”中，皆看到这样的自治主义之主张乃及实行情形。所以，斯托雷平并非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派或者西方派人士，其独立思考放眼西方的性质和他强壮的体魄产生内在的严重的一致性，是让索氏极度看好的地方。4，在关于村社性质的课题上，社会主义者如恩格斯、赫尔岑这样一些人，以为村社是天然浑成之集体所有制度之范畴和模型——他们忘记了基本一点，村社是自然经济的人员组合和经济实体；和后来社会主义、由一个政权从上而下统治之新村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如果恩格斯和赫尔岑认为，中国和苏联以后之“村社”也是俄罗斯村社的翻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错误在于，赫尔岑的俄罗斯村社和恩格斯所谓原始公有制度模型，与其说是政治上层的统治模式，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蜜蜂组合，更为贴切；反之亦然。我们知道，如果看待村社制度，主张他的公有制集体性质，那么，就要有一个严格甚至苛刻的前提，那就是，村社不受中央政府干预，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索氏强调斯氏观点：你只有承认他人的财产，你自己的财产才获得承认）——土地；土地就是感情（施本革勒语），这个说法亦适用于俄国——土地的集体性质很像一种标准的共有制而既非私有也非公有（我们所谓西方自由市式的管理和统治，其实也带这种特点——自由市，不是社会主义的雏形而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雏形——但是，他的小集团性质也是非纯粹个体的；“市”，亦为“集体”；个体之载体；）这个集体所有制度中的个人性质，土地“私人”的性质，是集体的前提，而非相反。

所以，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卢梭主义（普遍意志），专制主义（之一部分），并不是村社主义的自然走向，而是她走向极度扭曲背叛和辱没之歧途。这一点，无论在马、恩还，是在赫氏那里，完全被看走了眼！5，索氏此书说，在“领带”（隐含绞索之意——斯托雷平绞索）统治的十几年来，俄罗斯暴力主义逐渐被控制，被消解，世道和平，人民居安。只是战争打破了沉寂和秩序。虽然，斯氏的改革并未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并非改变，是在说明了反对斯氏之力量的逐渐形成。他们还是利用了斯氏看到过的政府无能，议会反制，百姓作乱并未受到根本的遏止和改善，而被恐怖主义加以煽动和利用。所以，在战争出现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而且是向恶劣的方向改变——也就是向着列宁这条蜥蜴狂喜于战事的爆发之方向改变。于是，俄罗斯课题，走向了世界化和世界大战的漩涡。站在漩涡中心的、业已不是稳住大局的斯托雷平，而是搅乱天地的列宁——也就是说，稳住过大局，拿捏过均衡和制止过吞并的俾斯麦，死了，所以，出现了希特勒——而战争给中共以机会，也是道出于兹。按照列宁的说法，1905年起义是没有世界因素的，现在，这个世界因素出现了。《红轮》在第一卷里充分描写了列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心理和外贸。其间，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令人激赏。在细节大师的笔下，历史融入文学，体现了高于政治的人文关怀；其文本大开大合，确不是痘饤琐考之辈可拟可比（亦见下引）。

是的，索氏提及的、关于蜥蜴的意志策略和阴谋论，并未像当时坊间（甚至像中国文人记者，如，胡政之的同步报道）披露的那样翔实；如，列宁领取德皇威廉千金以往，前来施行他的颠覆革命、颠覆俄罗斯克伦斯基政府；而后再出卖俄国于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中——这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爱国贼相反相成，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西洋景。暴力主张，从涅恰耶夫泥潭主义开始，而后发展到列宁的四两拨千斤！全部关键课题尽含其中。这里也可以聊分几点。1村社主义之争，在恩格斯批判赫尔岑主义的时候，依然强调资本在全世界的崩溃之前提，而在他们首鼠两端的策略运用中，一旦出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就形成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说，毛的第三世界论，等等（加上波而布特和格瓦拉们的实践）。所以，俄罗斯人争执村社主义的内涵业已改变，扩大和扭曲。2，战争是内政之持续，抑或，战争是外交的持续之说法，现在，改观成为内政可以是战争的持续，外交可以是战争之持续这些说法的悖拗，颠倒和扭曲。列宁和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观点，现在演变成为世界红轮及其碾压的轨迹。正像美国人一度支持列宁一样，美国人也企图支持中共，于1940年代末叶——于是，在另外一个文本里，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对此大加抨击和批判——一要强调俄罗斯价值，再要强调革命资本共同性之特征——而在红轮里，他只是抨击了受西方支持者列宁，没有更多笔墨言及支持者。3，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走向。1905年的日本和1917年的德国，成为俄罗斯两次起义的外部条件。双头鹰面在西方的雄视下转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含斯大林模式）。

4，面对“第三罗马”之莫斯科抑或彼得堡，仇视西方的精神层面，现在，转变成为现实层面。列宁可以帮助威廉推翻克伦斯基，也可以直接推翻德国政府——如果不是魏玛政治家阿伯特制衡了德国左右两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会义无反顾地施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后来被斯大林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是西德）。于是，如何对待西方价值论和如何对待普世价值论，这里，出现了分歧和论战。这个论战，现在（眼下）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中、俄两国不伦不类的“另类结盟”为契机，重新出现在世界，以反对美欧价值乃及其政治体系，等等。5，这样我们须从西方的革命和体制双向轨迹来验证反对西方的俄国革命派，是不是会最后一笑且笑到最后——是的，他们没有笑到最后。西方革命之出发点，一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她不是建立在卢梭普遍意志的革命基础上，恰恰相反，即便是残暴的法国革命，也是事出多头，轮流坐庄，逐个杀戮；这个意思就是，即便是丹东抑或罗伯斯庇尔，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从来没有形成统合全法国为一党一派之全能－极权主义革命和独裁（即便是在罗伯斯庇尔法制时期）。他们轮流上台，再被轮流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情本身就和苏联与中共革命迥异。那是一个斯大林，一个毛，一个波尔布特杀死全民的革命。无论共和也好，皇帝（从波拿巴到拿破仑）也罢，都实行不了后来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元化杀戮——自上而下的杀戮（含思想者死——拿破仑也没有杀死斯达尔夫人——只是杀死了安关公爵；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政客）；一个人的意志杀死全民和全民人人反对人人，是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皇权，共和之西方特色和东方杀戮主义之不同。反共和的人民国“共和”，不是共和，是独裁，这是判断的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共和之政治经济的解读迥异。法国革命的多架马车之死本身，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虽然这是杀戮时期的自由，也是自由之反——这个赋格；换言之，即便是断头台时期，法国也不缺少自由。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种历史；他是西方学的重要东方参考，反之亦然。

这是（自由）革命和（极权）革命之间的极大不同。6，在历史上左派崛起的原理，完全在于右派体制上的缺陷。这个历史远起希腊民主——如，民主的多数杀死苏格拉底——近至1957年匈牙利事件等；美、苏为了维持苏联方面的“有限主权论”，放弃了对于纳吉的支持；加上美国对于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绥靖主义政策，导致后冷战时期价值论和政治论陷入朦胧状态；中国官方将此局面称之为“非政治化”政治——其实，中共在一切领域施行的是泛政治化，而要求美国施行非政治化。此举极其荒唐。7，左派崛起，正是因为右派在很多领域中不能解释和维护现实正义。索氏提到的赫尔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潮和体制之历史，现在看来，业已脉络清楚，不难厘清。主要的线索可以大致三分。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索氏和很多作家业已直接将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同）。这里主要涉及英国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德比内阁（含主要政治家迪斯累里），被迫认可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再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争取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带来的体制分梳说（中国人滑稽地提出过，要施行欧美民主和苏联经济模式，于四十年代）。8，最后，就是革命两分法；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和兴衰沉浮带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评介——也就是，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等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含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产生之区别、之意义——也就是，革命两面性的判别：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其纳入民主普世价值系列——一个是列宁式革命，它导致人类灭绝和文化灭绝。9，所以，索氏面对的“红轮”时期，也就是，赫尔岑的伟大著作涉及的“往事与随想”，揭示了他们和我们夹杂在专制主义误读和极权主义选择时期的两难处境。这些处境，是在暴力和改革的互相选择中胜败两处的。红轮作者倾向的改革路线和赫尔岑提出的左派批判，地下室革命和反皇权斗争，对于后来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示范，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中、俄命运之共同体；值得我们反思。

二

“红轮”之前是“红死”；这是一个说法。“红死”——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彼得大帝处死基督屠惨烈场面的命名——他是改革对于天道的反叛（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与反基督》）。这个反叛带来的道德沦丧，促使后来的巡神派人物企望力挽狂澜于既倒，给予耶稣，准确讲，是俄罗斯上帝，还以一个说法。这样，道德本体论在此岔道上引来两个“替天行道”者；一个是巡神派基督王国的鼓吹者；再一个，是取缔天道，代以魔道的无神论革命派，列宁主义——其间，所有改革者，在天道与人道方面处于比较正面却低调的位置，这就是斯托雷平等人的反对红死和红轮的实践和说道。于是我们发现，革命，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他们的政统都是要改变上帝，代替上帝；而改革者，往往是追随原有上帝而处理世俗事务。这是避免红死的一个比较好些的政治处理；但是，其弱点在于，这个没有上帝指令的改革，很容易被世俗中的机会主义者所篡夺和曲解，成为他们改天换地的障碍。这是很多历史篇页呈现的悲剧、荒诞剧的篇章；比如，斯托雷平就说，他要制定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宗教信仰的政策”。这是非常准确的宗教、人文两分法。可惜，懂得这个俄罗斯政教分离者，极其罕见。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至少也是先知（见托尔斯泰电影《最后一站》）——处死自己儿子的彼得大帝的改革道德，正是因为他的红死，成为魔鬼的替身或者本身；他的经济政治强大，因为附身于道德的渺小，而为伟大俄罗斯人所诟病。这样一来，红轮碾过之处，首要任务就是：第一处死上帝，第二处死皇上。他们的弑君屠民道德，成为俄国人七十年后必然（体制）死亡的一大段前奏曲。是的，我们所说的赋格曲是这样组成的。他的主导动机在左手上是天道，在右手上是人道。这本来就是赋格的基本结构。但是，其间发生很多异化。赋格，在巴赫那里，是上帝在人们心里——在保尔.策兰那里，就是魔鬼妖舞，肉体消灭；天地之间，不再是心灵行走之地，而是魔鬼应许之地。这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复调结构。

于是，夹缝在这两个年代的俄罗斯“红轮”时期，究竟是什么政治结构呢？我们说，他是后一种结构的前奏——就像加尔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几乎成为烧人、烧书的魔鬼一样，赋格的潜在结构，其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复调和组成——《红轮》“承前启后”，演绎了道德和人类的大毁灭，大拯救，成为这个赋格文本的负面再现；亦成为二十世纪大屠杀的表率；也就是伪基督的所谓二次降临。若说，天道人道之间的赋格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索氏书中则存在着一个较小的赋格，就是我们所谓赋格中的赋格。这个赋格虽然显示对于世俗事务的处理，但是，其实，她依然是人类仰望星空的一种间接表达。这个区隔之大致存在就是，改革者要面临他的左、右手和声处理的难题；这个革命练习曲往往和暴力和非暴力，鲜花和大炮形成一种对峙和渗透的结果。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的改革面对暴力的恐怖主义、索非娅和同样恐怖主义的列宁——同时，他祈祷上帝和沙皇的秩序可以做成和平之改革。不幸，小赋格变成了一个戏谑曲。一切崇高和正义咏叹调变成匪徒和投机者的丑角杂耍；佞臣和玩偶活崩乱跳，而人民，却在几乎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革命中“人人反对人人”。此间的逻辑表现是，如果圣徒们和知识分子们不再汲取乃至排斥西方式的政治组合，走上一条或者到农村去串连革命，或者躲进教会和书斋里，空论“巡神”，那么，这个假赋格自必引进消灭真赋格的单一单一结构和意志，做成一种有违伟大文化的小调；这个下流小调，就是毁灭消极自由和消极崇高的无耻的积极革命说和机会主义——当机会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时候，他的理想不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对此的解构；这个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一样，存在多种调性和织体、节奏和旋律，这种革命只有一个猪一样的呻吟和叫嚣，其单调和丑陋，势必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个东西，就是列宁这个鞑靼人的审丑“单响乐”。

如果从列宁主义入手，分析这段历史，并不能巧妙绍述这段历史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俄罗斯人的两级化分梳；一个，是1905年后“路标派”的空谈，一个，是在此之前业已采取行动的活动家和革命者之暴力。我们说，那时，虽然，业已存在马克思，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存在列宁，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米留科夫和斯徒卢威……，但是，主要的历史角色是涅恰耶夫——而后，就是列宁。当涅恰耶夫成为俄罗斯“单响乐”的主旋律，其表达的观念和意志，几乎成为历史主宰而消解了所有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精神——虽然，老陀还在浅吟低唱他的革命和反革命赋格于一身——托翁还在高唱呼喊他的反对私有制和建立地上天国（他成为革命派反对虚伪道德的首要打击目标——固然，他可以最后献出全部所谓私有财产，沦落他乡。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者的忘我和杀他，成为新人、新道德身体力行之榜样。于是，为了凸现和对称于后页绍述的改革，索氏对此几乎所有暴力革命者、暗杀英雄实行历史表彰和名氏列表。我们看到这个庞大表格散发的一种俄罗斯贵族兼革命者的独特气味；这是为了表现赋格总谱的上面的部分、还是下面的部分呢？（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些贵族女杰的托底和“帮衬”，俄罗斯交响乐是无法引进斯托雷平和列宁的——虽然出现列宁，对于索非娅而言，仍是一个回旋曲式；但是，本质业有不同。）当二十世纪中叶，戴高乐在巴黎宣布不能镇压当代的伏尔泰（萨特等）的时候，民主的无敌人状态傲然凸现——这个滑稽的法治典型，也在百多年以前的俄国，上演戏剧性一幕：“俄国恐怖刺杀的逼租”薇拉.扎苏利奇，因为法庭当廷宣布她刺杀行为无罪，为历史留下奇特的一笔。这个薇拉事件的法庭辩护词是这样说的，“俄国之所以伟大，未必是由鞭刑促成的！国家犯罪，只是证明我们需要尽快地提倡国家革命学说。不能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动机视而不见，这是一次真诚而高贵的情感宣泄，是革命情感的崩发！这是一次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跃，薇拉不需要杀死特列波夫，而是让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们的判决又在受重创的人再加上一些痛苦！”（《红轮》下同）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辩护律师的话获得满堂喝彩，连大法官都投以掌声，陪审团宣告薇拉‘无罪释放’！”民众为此欢呼雀跃。

这样，失去以制度为敌——因为制度和法庭宣告她可以刺杀——这个恐怖理想者得了忧郁症，在日内瓦郁郁而终。可是，索非娅.佩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就没有这样顺利了。这个同样的高贵与残暴者，也是贵族出身。在索氏笔下，她的暴力倾向和孤僻，矜持（对男人），冷酷这样一些性格组合吻合。她和薇拉为涅恰耶夫工作一样，为克鲁泡特金工作，帮助他出逃。同样是理想主义结合了革命观念。“梦想发动社会主义起义，希望专制制度和罗曼诺仆夫王朝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灭亡。”请注意，除去这样一些一般性革命理想外，索氏提出了重要补充，“她本人是在有意识地勇敢献身和努力实现当女皇的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总而言之，索氏这样总结，没有个人私产和意志的革命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一种追求，那就是革命。”索非娅24岁就开始了这种无私革命。最后，这个“刺沙皇的女人”被沙皇绞死了。这些女人感动了屠格涅夫，他写道，“圣洁的妇女，快登场吧！”这些圣洁女人被《红轮》一书记载——她们是：薇拉.扎苏利奇，索非娅.佩，菲格纳，伊万诺夫斯卡娅，采布里科娃，多拉.布里连科，玛丽娅.斯皮里多娃，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热尼娅.格丽格多维奇（“又是一位将军的千金”），娜塔莎.索利莫娃，丹娘.列昂季耶娃（“已被选为皇后的宫廷女官”），……。就是这样一个女权队伍，写出了男性自觉汗颜的暴力抗争历史——但是，索氏转辟一章，就刺杀斯托雷平的男人博格罗夫，另花笔墨，精雕细刻。这个博格罗夫的并不简单的观念是，“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了，俄国既没有像前一年爆发武装起义，也没有引发罢工，革命偃旗息鼓，硝烟尽散。这场原本可以胜利的战争就着样失败了。”

但是，这个勇敢者同样看到，“即便这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真的意外获得胜利，他们也组件不成铁的革命队伍；即便博格罗夫真的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专制制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群恶棍除去掠夺财产外，别无他求，胜利之后，他们也是毁掉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祸首。”（这样，这个博格罗夫就变成不能下贼船的、中国式瞿秋白一样的革命者和“多余的人”）；因为他看到党人之祸，却为自己找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党的纪律，无政府学说允许成员根据个人意愿自行选择行动路线。”于是，参加或者不参加革命，成为这位有效刺杀者的小小赋格。至于细节和观点，博格罗夫说，“如果处死尼古拉二世，那将发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会为斯托雷平进行大屠杀。至于说到尼古拉，他不过是斯托雷平手中的玩偶。”这位勇士如是说。这个说法，为读者转入博格罗夫与斯托雷平的对位找到些许根据——很明显，这个对位是粗糙和龃龉的，既不是和声（和谐——这是克鲁泡特金抨击政府的靶子）复调，赋格，也不是俄罗斯美幻绝伦的交响乐，现在，他的出现，比较斯特拉文斯基的节奏变换和声响尖利，更加噪音四起，震耳欲聋。这个小赋格的政治艺术，就这样被索氏、先是对女杰和博格罗夫的讴歌，再是对斯氏的“平反”，很是恰当和巧妙地组合起来——当然，就像老陀并不认可他小说中的革命派和自由派观念一样（他甚至可以做到文学家的中立）；说索氏要为哪些人辩护，扎苏利奇，还是斯托雷平，按照巴赫金主义，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索氏对于斯托雷平的偏好和维护；虽然，他因此有违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主义。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近再现这位俄国俾斯麦的篇章了。

三

关于斯托雷平的俄罗斯赋格曲在照样演奏——他甚至影响到中国——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改革的争执；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争执和关于体制和革命的争执，并未完成。我们看到，斯托雷平改革和不满意改革的农民暴动起义的数据记载；也看到改革如何让列宁们看到改革消解革命的所谓黯淡前景。改革和革命的赋格潜在于整个俄国——但是，改革因为不能解释政治上“正确”，社会上“不正确”的矛盾，使得革命（在战争的引发和诱导下）有机可趁。1905年以来的所有思索，总结和反馈，终于以一种负面的反改革和搞革命的结果，以1917年的爆发，呈现给俄罗斯人。这个结果的灾难性质，又过去七十年，被重新扳了回来。俄罗斯国家国体和政体正向一个明确又模糊的价值和路径挺进。于是，和所有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红轮》对于这段历史采纳的或许是中立，或许不是中立的立场，成为整个俄罗斯赋格曲的一部分，而并非呈现、抑或只是呈现索尔仁尼琴的复调织体——因为，他在文本中，明显站在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主张一种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暴风雨暂时停息的状态——虽然，暴风雨不是停歇了，而是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这样，人们就跨越历史（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疑问：改革，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和灾难。回答“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索氏的改革呈现的社会不公和掠夺性质，才导致革命发生——回答“不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改革并未完全镇压革命，才带来对于改革的颠覆。（我们中国人，现在，依然被这个回旋曲所困扰；提出的问题极其类似：邓改革，终究是要走出一条道路，还是要把整个中国撞死在改革之墙上！）这里，改革引发的系列课题中，以我们中国式说法归结为，政治改革是不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抑或相反；社会革命，是不是改革导致的权利－权利博弈和存废的结果；改革的正确性质是不是要造就后殖民主义西方政权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对于中国极权主义的勾结和同谋。于是，最后，中国改革的极权主义政府前提和俄罗斯改革的沙皇专制主义政权前提，是不是可以混淆和抹平，从而根本对此不加以甄别和区隔。我们说，无论如何，沙皇的专制主义，上到彼得，叶卡捷林娜，下到尼古拉，他们难道是列宁斯大林甚至毛式统治者，享有列宁毛式极权文化和无文化吗?这是很少为人关注的基本之改革与虚拟之改革的迥异。排除和回避了这个区别，历史的脉络将永久模糊和扭曲，不得解释和还原。我们的意思是，斯托雷平的专制主义政权改革和邓式改革之迥异，在于，一个是专制的改革，一个是极权的改革；不可混淆，无法等同。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识别，我们看到，索氏笔下之所以为改革和“领带”辩护，全部出发点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皇权之下的革命和改革都可能成为历史正面遗产，而极权主义救党救政权的任何修补，最后导致的，只是这个政权中人继续掌控和劫掠国家财富，并以外国利益、外国国家利益，为其双向出发点。这一点，在列宁这个间谍的卖国观念中就合了他们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和相对真理论，而彻彻底底地消灭了真理。这是我们阅读《红轮》可以看到的现在。回到原本，这个改革的过程，牵涉到对于民主和议会，这个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判断——这在书中记载为斯托雷平和维特之间的龃龉和对抗；政府，内政大臣和议会的对抗；俾斯麦式的宰相和议员的对抗，等等。但是，我们说过，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的说法，并不止于言辞，而在于俾斯麦认可西方政治游戏规则的基本存在——这也是斯氏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所谓“斯托雷平的绞索”（“领带”）说，索氏是这样评述的；述的方面是，“俄国与基督教保持了许多世纪的联系，对俄国历史的专一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对抗。”评的方面更多，（在一次议会辩论上——六月三日政变后）“ 我们的改革，为使其具有生命力，应该从俄罗斯民族汲取力量，拥有土地的下层居民一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只要俄国存在，俄国的全体女儿就要努力保卫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政权”；他把议会叫做：“异国的花朵”；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说，“‘俄国根本没有历史，最好不要谈历史。整整1000年间，正由于专制制度，俄国没有培养个人，没有个人便没有历史’。”罗氏说，恰恰个人权力是被国家破坏的——“罗季切夫是否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演讲成为经典式的演说，又没有饱含着他的立宪民主党的暴怒之情呢？他又得寸进尺，继而谈到战时军事法庭，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引经据典，摘引经典警句，以及对他的贪得无厌政党那份专注感情也不至于驱使他用手拉紧他脖子的扣绊，叫他‘斯托雷平的领带’（换个名叫‘穆夫约夫衣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依然不能载入史册，留名千古。”索氏继续写到，“性格的力量，在一年半之前俄国根本无人知晓，这种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斯托雷平一直流到议会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的话，请求斯托雷平的宽恕。这是15次议会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1906年俄国政府宣传斯托雷平农民享地政策时，“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决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杜马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啻是立法机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但是那时候庄稼尚未到收割期。）这就是俄罗斯特色的权力分立之现状（当时状态）；虽然，我们并未看到索尔仁尼琴涉及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援引——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一步到位地宣示和饯行所有的洛克，孟德斯鸠，私有制和三权分立——但是，在索氏回顾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中，西方私有制普世价值正在凸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叶，知识分子们并不得西方普世价值之门径而入——系列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搅成一个酱缸。这样的厘清，并不困难。我们看到，《红轮》是这样排列这些基本价值的——1，自治概念。“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受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争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请注意，历史和事实的逻辑是，沙皇要斯托雷平实施的改革的内容，具备所谓正常政治体制的设计和预估——这本当是革命派和民主派议员的愿景；但是，他们却因为要施行另外的废皇主义革命，从而有意延宕了这个改革——将他指向革命和毁灭——于是，十月革命接踵而来。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反改革逻辑。）

——2，私有制土地和产权概念（并且涉及了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叶争执的内在和外在自由拯救和出路问题；也就是反驳了巡神派的所谓灵魂超度之空言泛论！）索氏说，“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和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互相挚肘，都受约束，难道就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足够份额土地，以使他们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们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他又说，“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得到方方面面人士的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最理想的土地公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俄国可以超越式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说之源。）但是，农村村社的俄罗斯朦胧诗并不能排斥土地私有制的基本观念和普世价值。“……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里灵，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的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基本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是什么？就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几个小伙，一个姑娘就可以煽动几百人造反的俄国，土地私有化，分田给农民，可以对付任何破坏活动。斯氏这样认为。书载“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额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远见卓识。（以下是俾斯麦式的评价和证明——自立）它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国的赤忱，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居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能力。他剪除身边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1910年，“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200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开始了他的移民政策实施，“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

——3，结社自由等。此前，俄国处在革命爆发，改革未行，革命尚未完成这种状态里。这时候，出版结社言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就为如何估价那时候的自由，给出一个判断；而索尔仁尼琴对此不以为然——他以讽刺的笔触勾画了这副图景——这是一个俄国特色和俄国悖论与欧式价值之间的悖拗。他说，各种团体自由活动；不求合法地位；出版极度自由，不必经过政府核准；大学隐藏着仓库，武器，实验室和革命组织执行局；法庭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革命者肆无忌惮，从外国运回武器，煽动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地方政权摇摇欲坠。“恐怖战胜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400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工厂正在举办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畜生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和牡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拚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砸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的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省长对此无能为力；而牧师参加了打劫；军人也在和学生一起示威……这就是俄国的自由——这是索氏之所以提出俄国俾斯麦的前景图面。可是，斯氏死后，战争和这种图面死灰复燃，形成本来就乱而如今更加革命烈焰汹汹涌动、致使全国崩溃之结局。这个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宁的革命加叛国。

四

是的，我们回过头来稍稍评析这些价值和价值异化。这些正确价值需要有效的路径倚靠而体系之，实现之，否则就是一场空谈。这就包括国内策略和国际战略的运用。可惜，因为俄罗斯参加所谓世界殖民体系的重新划定而导致内政从改革走向混乱，民粹和暴动——和所有后期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俄国不能幸免于这个并不正确的改革＋侵略（这在我们多次言及的西方老殖民主义那里，叫做民主＋侵略；两个促成社会主义的战争，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口号是，把战争转变成为革命；一个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毛的策略是针对国府，消极抗日，积极备战）——于是，命运转向，时运始悖——出现了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列宁式狂喜——这个狂喜的无耻性和无道性，昭然若揭。（我们看到，内政和外交的赋格，于是在此无耻的机会主义戏谑曲中，击鼓而出，扬旗呐喊，覆盖大地——即便是俄罗斯这样广袤之大地）。一个和马克思一样享尽西方言论和行动自由的痞子和盗贼，开始利用法国，英国和瑞士这样的支点撬动地球。地球，居然被他们撬起了！这不是玩笑，而是二十世纪的人类死亡史。列宁是这样抓住时机的。改革带来的社会调整随着斯托雷平之死而死；所谓反革命镇压窒息了社会。双重的失望，对于改革的失望和对于革命的失望，使得流亡者群体出席几乎是犬儒主义倾向。列宁们虽然等待第二次革命，可是“地下工作瘫痪了，工人们像一群群蚂蚁涌出巢穴，纷纷参加工会，加入社会保险，随之地下活动似乎成为过了时的东西，侨居国外成了人人向往的事，……”。是的，这个情形就是改革窒息革命，或者说，改革带来转机和俄国之希望（这个希望和现在流网国外的异议人士，有着不同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国内所谓官方和党内民主派启动政治改革，他们乐见其成，不想，这个虚拟和幻觉最大时限拖延了一种真正的改变）。于是，出现列宁机会主义爪子伸向命运，俄国命运的运作方式——虽然，我们否定这个方式，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共产党人对于时机的把握，超过我们的民主人士。这是列宁们成功的主义和实际的辨正法秘诀。所以，战争出现的时候，列宁们开始兴奋。“这就是战争爆发成了那么好的事情。战争爆发了，这该有多么高兴啊！在那里（指流亡地——自立）所有那些取消派受到了压抑，合法性的意义在急剧下降，而侨居的意义和力量相反在增加！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心又往侨民那边转移了。”故此，索氏分析这个列宁主义的思维方式。索尔仁尼琴说，“当一项紧急任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跟不上了时，所有这些不久前的合作者便令人失望地变得迟钝起来，就像路边地柱子一样落后了，离去了，被遗忘了，有时在新的转折时期突然遇见时已经变成了敌人。”这时候，列宁变老了。“愁眉不展，胡子没刮，两道红褐色的尖尖的的眉毛，忧郁的下巴，他正无望着窗外，不过是斜着眼睛。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娜佳都熟悉。现在不能和他顶嘴，而且一般来说，现在不能向他提任何问题，不能用任何话来打搅他，包括和母亲讲话。现在就这么让他坐着，陷入沉思，在沉默中摆脱所有苦恼……只要经过半小时，他那紧蹙的额头就会舒展看来，那满是皱纹的脸也会熨平开来。”这是对一个革命者意志的考验。

接下来，课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确定下来，开始运作了。除去利用瑞士这个“革命澄水箱”，列宁在等待着，“自己也不知道等的是这一刻”，“现在这一刻来到了！一只沉重而巨大的轮子，像机车的红轮在转动着，必须让它有力地转动永远不停顿下来。他一次也没有站在群众面前，一次也没有指示群众如何运动，就像这个轮子，自己的这颗转动的心所牵动的那样，是使他们全都转动起来，但是，并不像它现在吸引着他们那样，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动。”这个方向把握的艺术，简单说来，就是以和平的名义，叫嚣革命的战争——就像我们的共产党叫嚣抗日而转向中国内战。这是大国革命家们方向艺术的把握要诀。不懂这个要诀，也就是不懂列宁主义。“那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毛病的、肮脏的、流着口水的女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取群众奢谈‘争取和平’，甚至‘反对吞并’。所有人觉得这很自然：反对战争，不就意味着‘争取和平’？他们首先应该挨打才是！/他们之间谁有眼光看到，有毅力做出这样的伟大决定：不但不阻止战争，而且要推动战争，要把战争引到国内去！”“我们不会直接说，‘我们拥护战争’，但我们就是要拥护战争。”这已经是十分清楚，丧心病狂的人格、心理在列宁身上和盘托出。而其具体策略也并不缺乏。列宁开始实行“德国主义”——“不能像愚蠢的牧师那样在几条战线之间举起手来挥舞袖子。”“应该看到德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去寻找谁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需要寻找谈判的道路，秘密地去查明：如果俄国出现了困难，俄国会不会呼吁和平？德国会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会不会把俄国的革命者置于命运的肆虐下？”这也就是坊间所云之列宁接受德皇金钱的状况。（这样，列宁对于国内一度沮丧而国家再度疯癫的形势信心满满。关于整个俄罗斯命运，被革命赌徒放在了赌桌上。“我们要打掉你的大国气势，要了你的命！……我们要肢解你，使得波兰，使芬兰分离出去！使波罗的海地区分离出去！使乌克兰分离出去！使高加索分离出去！要叫你完蛋才好！”在出行的瞬间，他看见了鹰；“从鹰的飞翔中突然间密切地注视着这只小小的、唯一的。金色的蜥蜴，一颗心突突地跳动起来，随着蜥蜴的出现鹰摔了下来，你在最近的石头缝隙旁抓住了它颤抖的尾巴，把它往后拽，就像拽一条宽带子，就像拽着这样口号的一大幅布：……要变为国内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啊——欧洲的所有政府都将垮台！！！”

总结这个历史，不需要后人如何反思（反思也是必要的）；和历史做出同步关注者不乏其人。大公报胡政之（当时未在大公报）就对全局之政治、之战争做过评述。他的简单分析是，一，英俄之间和德国之间的对峙；俄国和德国互相利用——德皇威廉第二利用列宁而被反利用之——列宁的欧洲完蛋梦，在德国并未实现——东、西阵营的对峙导致战前（二战以前的苏、美、欧格局。我们看到，胡先生的文字，可以对当事人索氏，做一个东西人物和观念观察的比较。我认为，索氏的观察和胡先生的分析，各得要领，各分千秋；恕引如兹，“‘所以，胡先生一言蔽之，世界战争之因就是开拓殖民地之需要--- -这是所谓经济学上剩余价值，创造于海外殖民地低端市场之换一种说辞----就是说，德国要接之英国发展海外领地，‘宜在亚细亚土耳其一带谋发展，’‘朝有事即可从此方面出波斯湾以略苏伊士运河及埃及，进侵运动颠覆英国之宝库，此皆德人所处心积虑，而英人所万不能堪者。此次世界大战，即以英德争霸为最大内因。’胡说，奥，法，俄，意‘皆受英德称霸而牵引而入漩涡。’日，美因此加入战争。此为德英关系之大概。/英德争霸，俄国关系密切之。俄国‘由黑海自由出入于地中海， 在俄国实为生死所关。彼德意志之须收亚细亚土耳其于手中，以胁埃及，以制英国，在俄国亦有同情，是则德须东进，俄利南下，两国之对英正处于同一之地位，而其相互间利害冲突乃不可避免矣。’/为此，‘英遂结俄使德孤立，划定波斯范围，承认俄土之关系。’/‘土耳其见英国保全该国热心减退也，则益于德昵，德土关系密切， 德在巴尔干益居优势，于是英感印度压迫之危机，俄苦南下发展之障碍，忌妒怨恶之怀蓄之久已，空前大战触机随发，此又英俄德三国世界政策之交叉的冲突也。’/于是德国之战争，着力点就是在与争夺巴尔干，经营亚细亚（ 土耳其），获取波斯湾海权，以胁印度，压倒英国。英于是占领波斯湾，更于法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图截击德军未果。所以，‘嗣又分兵于美索波多米亚，一举而陷巴格达，得与北方之俄军相呼应（本来德国让列宁援助该国，反对英国——自立注）。不幸俄国过激派崛起，军队解散，能力全失。 英国对德失一战斗力上之大助力。’于是，德国唆使乌克兰独立；要支配波罗的海；占有波兰煤矿；.. ....胡先生在此指出，波兰于德是一道‘防御堡垒’，‘且可经俄领伸巨掌于我之新甘吉黑等省，筑远东经营之大地盘。然则俄德媾和之关系于世界大局与中国之将来者不亦大欤。方今德俄媾和虽签草约，然过激派政府初非各国所承认，俄国内部之变化，今日尚难预测。’/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远及天边之事， 而是直接关乎我国今后之命运如何。胡先生如是说，‘将来德国在俄占得何等地位，终须待欧战平和会议时确定使德而终胜，则一面得志于俄，益贯彻其经营亚细亚土耳其之大计化，以胁英国之埃及印度；一面复挟战胜之威以临我，我必无幸使德不能大胜耶。/于近东问题，必与英国为妥协之处，而别注全力于东方经营，则我亦无幸于此’。”

胡先生还说——他直接解释了德国为何没有加入列宁主义的世界战争——“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前文之阿伯特——自立注），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 胡政之文存》上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 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刘自立 《胡政之的大论政》）

至此，第一卷《红轮》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会在后卷看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记叙，观点和刻画。是的，《红轮》是在文学方式政治学和史学方式之间的间性写作。这样的写作，好处在于，他有时候，可以突破政治写作的“政治正确性”桎梏，将文本和思维引向更为广阔的人性关怀。这也是俄罗斯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方式和托尔斯泰方式永恒不灭之所在。这种写作，并不妨碍谋种政治价值的凸现；但是，和以政治指向为其唯一指向的作品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伟大文学作品”，势必会超越政治范围，提出文学和宗教的更大课题甚至是天地赋格的不可解析的难题——比如，我们在言及二战前后文学作品时，业已看到关于二战盟军轰炸德雷斯顿和苏联红军危害人权于战败国的文学，德国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之记叙，皆不能以政治、战争之胜败确为其唯一导向——这个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价值和欧美价值之间的所谓媾和与同谋状态，索氏在其他场合与文本中，也有揭示，在此，不能一一。（革命，是不是和资本完全冲突呢？从理论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仁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刘自立 《俄罗斯思想辨正》）我们的评析，并不能全部牵涉索尔仁尼琴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历史大事件和生活小细节之间的故事脉络和人格再析。因为，我们只是撷取这个政治文本的滴滴答答，实属万一于伟大作家。希望有全面抑或专门的文本解析和历史分析之议论出现。

五

《红轮》为人们研究俄罗斯改革，革命，战争之历史，提供了极好的视点。第一卷的革命前奏曲包涵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改革的失败和式微，则因为俄罗斯沙皇，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改革人物和改革内容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固然，这并不能完全毁弃改革——可是，顶替改革，转变之为革命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宁看到这个机会，以其蜥蜴之身（索尔氏语）咬死这头俄罗斯双头鹰；于是，列宁走到前台，斯托雷平乃至维特等改革派被击倒，边缘化和最终消失（含俄罗斯“巡神派”人物和观点被人民忘却）。一直以来呈现模糊状态的俄国历史，开始走向“红轮”碾过和“斧头”（索尔氏引用了赫尔岑的语录，却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劈砍的明显现实；索尔氏的第一卷之所以冠以“1914年”之标题，就是这个逻辑的昭示。我们的分析就此涉及斯托雷平被暗杀后，俄国政局负面或者说恶性演变。其中主要线索是，斯托雷平退出政治舞台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处境，表演及其人格、心理、意志和素质在伟大作家笔下的描述和刻画。这是一个所谓的承前启后的阶段。尼古拉前衔改革和斯托雷平主义，后续列宁和暴力革命。其间，主要出现的历史事件是，1905年后持续的罢工和起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俄国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广泛的造反，动乱和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状态）；日俄旅顺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主要是俄英博弈带来的俄德反目和斗争——德皇威廉是尼古拉的表哥）；最后是，列宁利用了这个动乱的俄国，利用了即便是克伦斯基也强调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各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克伦斯基而言）。于是，由卡拉姆津（索尔氏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开始记叙的俄国历史，走到了消灭历史的极权主义阶段。作为一部并不能准确定位文体类型的《红轮》一书，作者并未完全运用史学专修、史料援引的直接方法和手段，而是采纳文学创作，传说和创作之类和文史兼顾的写作特点，不单记叙了大人物的故事，也在各个章节托出了一些必定在以后篇章里、首尾衔接的小人物在革命和独裁制度中的遭遇。其细节呈现，在此第一卷3中，就有如此表达；比如，当斯托雷平被穿甲弹击中死亡后，凶手首犯被绞死；但是其他次犯受到赦免——不只如此，主要的是，俄国社会对于斯托雷平的死秉持了一种麻木甚至庆幸的心理，上下一致（几乎是一致）对此事件报以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个社会状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俄国社会，知识分子，上层官僚，沙皇本人，对此人物代表的改革不以为然。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出现的消弭暴风雨状态并未有所持续，而是基本上被打破了“僵局”；虽然这个僵局表达的改革，在索尔仁尼琴那里，颇有正面肯定，颇负积极涵义。相反，随着这个改革之死的到来，沙皇变得更加优柔寡断，行色不一，左右徘徊；下层群众重新开始暴力反抗，出现了学生和军人，出版物和炸弹，街头示威和炸桥、炸路一体化的暴力行动——加之本文尚未涉及的涅恰耶夫主义，巴库宁主义，赫尔岑主义(被俄罗斯知识分子戏称为“地下室革命运动”和他本人所谓“斧头”主义)控制和煽动了暴力斗争，故事变得和西方历史完全迥异——和西方革命完全迥异——和西方知识分子主导的所谓右翼势力的变革，完全迥异。而在1905年以后，俄国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了不着边际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路标派”中人并未能直面俄国现实，找到政治运作方式，占有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的绝对神意论和反对世俗论造就了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政治采纳现实主义态度的反面；他们躲在象牙塔里的非路径依靠，变成了列宁乘虚而入的路径。

于是，西方价值论体现在改革中之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农民占有土地，议会政治等等概念和诉求，在更加激烈的革命观念主导下，开始异化走型——地方自治变成各立山头；自由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一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论）——农民的村社被取消，农民变成中学生煽动造反和起义的对象，到处杀人放火，霸占地主庄园，响应工人革命号召——而议会政治中的杜马，更是变成呼应街头政治的所谓室内动乱曲——正面的，西方学人积极肯定的俾斯麦主义，变成了反对斯托雷平主义（他们说，斯氏是俄国的“绞索”和“领带”（索尔氏在前章为此做出了辩解），是俄国的俾斯麦——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官僚正在利用这个充分的民主形式，将其带入革命和暴动。多元化的俄国知识结构正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化，民粹主义化和列宁主义化。列宁，站在瑞士这个革命支点上（一如前文所说），看见这头俄国之鹰正在被他这条金色的小蜥蜴接近，触摸和最终咬死！于是，《红轮》第一卷第三章，开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大规模记叙状态的前奏。这个前奏就是众神死亡前奏曲——这个前奏曲的中间部分，就包括了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的麻木和轻视状态——包括所有西方价值无法逃脱的殖民主义扩张和战争；所谓后期于西方老牌殖民主义之日俄，走到了殖民主义命运衰落时期；命使其然，他们没有了西方殖民主义民主＝殖民之一面，之可能，之（所谓）胜利，变成了民主的反面，变成了列宁殖民地解放论，苏维埃论，（中国以俄为师论）和后来日本的侵华、满洲开发论，侵略中国论。等等。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和真理的列宁们，正是利用这个所谓薄弱环节，将20世纪的巨大灾难，不单降临于俄罗斯而且席卷东方和东欧。列宁看到了中国革命，看到了德国革命，误认整个西方阵营也会被他这条金色的蜥蜴咬死。这个遗产虽然后来被颠覆，现在，却在中国模式的世界认可之契约状态下，反向影响着斯大林主义已死的俄罗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死亡，它正在以最大的反弹，企图像20世纪初叶那样，实行新一轮革命和资本的结合，哈默和列宁的结合，彼得博格集团和苏维埃主义（中国政权）的默契。等等。故此，重新看待《红轮》，看待俄罗斯历史、革命走向和反革命走向的历史意义，绝对没有过去。

索尔氏的文本议论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将俄罗斯动乱看成他的文本因果之分析，从中得出何以会造成如此的结局；而是在几乎一开始描述的改革前后，俄罗斯社会，就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也就是说，这个书面图画，一开始就是如此。这个病入膏肓不是一切被桎梏，被弹压，被绞死那种情景，而是呈现俄罗斯社会的极度活力，极度爆炸和极度不安。这些因素，即便在反对改革的前改革时期是这样，斯托雷平死后，这个暂时平静的局面须臾即被打破；动乱接踵而至，改革后时期，亦复如前。不是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二月革命时期这样，可以说，俄罗斯社会在前、后尼古拉时期，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得以找到时机的根本原因。一切皆在动摇，脆弱不堪，一击即垮；十月革命，只是最后一棵压倒之之稻草？事情是这样提出挑战的：俄罗斯社会，究竟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这个课题，不单是俄罗斯历史会正面遭遇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之历史，也都一度正面遭遇之。这个革命爆发论，如何解释、解决？我们的粗略看法有三。

一个是，革命元起的观念不同。法国革命之观念，当然是人权，博爱；英国革命程序，起事于皇室废止议会（运作）；而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它的观念，并不明确，或者说，是在反向方面，比较明确——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颠覆西方政治哲学之主流——而更为重要的是。

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结合——虽然他们反对涅恰耶夫和列宁（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始，到“路标”派人物结束——以后，又出现索尔氏）——但是，他们并不在人文主义政治实践路径上左杀右突，寻找可能；不像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左拉和基佐们，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广泛意义上的德雷福斯主义，人权主义和宗教政治之传统主义（夏多布里昂等人主张的天主教复兴；拿破仑制定法典）。于是，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在行为上，是统治者和底层人士结合的图画；在思想格局里，则该是知识分子左右统治阶层中人和广大民众；这种左右，包括本人直接参与政府（如，科列孟梭，夏多氏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和局外反对派一起，形成强大的观念引导和舆论定向。这是包括斯达尔夫人在内的、广大反对派产生的巨大反弹和独立之作用。这些加在一起，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含俄罗斯扎苏利奇式的，索非娅式的，列宁式的左翼观念和（暗杀，暴动）方式），就会被大大解构和转移。其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对于左翼政治的消解、镇压和消灭，正是因为其知识分子的亦官亦民，亦左亦右——右，就是如，大隈重信，坂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的民运色彩和官方色彩的合一融合——左，就是官方必然弹压的社会主义兴德秋水派，等等。但是，俄国和中国之知识分子则完全不是这样运作，也许，也无可能这样运作。

第三，杜马中看似秉承西方模式运作中人，却吃里扒外，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勾结一势不可理喻——斯托雷平这样要摆平左派者，既得不到工农支持，皇帝对他也不愿赞同。这里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如果政府不能弹压左派，让其看似公正平等之主义坐大，就会产生最后消灭公正平等于一个最无人性之体制里。历史表明的，就是这种状况，我们无须多言。所以，虽然索尔氏企图再现这样的图景，但是，他的逻辑和潜则，仍旧是并不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式对话，记叙和复调中，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却仍旧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在谈及1905年沙皇对于1月9号事件的处理上，索尔氏就呈现两面皆为其辩之方法。简而言之，一个说法是，沙皇是软弱的，自由化，并且提出了类似罪己诏一类的东西——沙皇诏谕；另外一面，沙皇的的确确是开枪了，镇压了。那么，究竟是要镇压对？还是放任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两难——但是，容忍这个两难任意发展下去，无疑是绝对不对的——而这就是俄罗斯历史走向列宁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六

在如何看待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课题上，坊间常见的看法，就是把斯托雷平和中国之邓式改革持平而论，且加上维特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些内容——意在指向所谓自由主义右翼的经济决定论之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自由起来，先和解（与共）起来。这是一种看偏的观点。我们强调，斯托雷平改革的关键是，他不是第一把手，不是邓式最高首脑；二，斯托雷平改革面对的，是强大的左翼集团，含俄国杜马中的议员中一部分；从《红轮》观点出发，杜马是导致俄国超级动乱之源头之一。这个说法和索尔氏评介斯托雷平和整个俄国左翼思想行止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线，他本来可以抑止正在高涨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最后的列宁主义革命。这个抑止的前提，应该是沙皇对他的权力支持和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舆论阵地上的呼应。但是，由于这些条件并未成熟，发展，壮大到可以抑止左派思潮之局面，所以，在斯托雷平强力推行改革的三四年时间里，俄国社会虽从暴风雨中得到暂歇，政治经济局面大致好转；其中，维特的系列经济金融改革（引进外资等等）也在发生正面效益；但是，强大的反改革思潮，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他们利用了改革的不平等化和所谓的政治镇压（这是《红轮》一书尤其要纠正的历史误读），导致改革思潮，全面导向列宁主义。三，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前提，是俄罗斯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虽然，这个西化过程，不能(像日本一样做到化西)导致整体思想转向斯托雷平和沙皇全盘化西，是因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潜在思潮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不平等的改革坚持。这样，斯托雷平在几乎是一片俄国社会之嘘声和轻视中被夺命而去，改革全面转向列宁之蜥蜴手段和目的，也就是手段高于目的之涅恰耶夫主义。我们看到，列宁对于斯托雷平的评介，是俄国问题专家金雁们的援用，不妨予以书示——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金雁 《十月革命二三事》）

我们的商榷：首先就是中俄改革的巨大不同。我们前引之《红轮》绍述之俄国动乱，一方面是动乱，暴力和党政本身；另外一方面，说明斯托雷平也好，沙皇也罢，业已处在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且专制改革之阶段；也就是金雁先生所谓“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这个许多政党，在中国六四时期前后是根本无望出现的。这是绝大的前提迥异之一。再，就是我们所谓取消俄罗斯村社的前提条件和我们改观人民公社，也是前提迥异。俄罗斯村社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治体制，其特点是没有对它的直接经济统治和干预——也就是我们援用欧洲中世纪自由市之模式与之对比之道理所在（如，选举自主，税收自理，土地集体等等——而自由市也是税收自理，师长自选，甚至自持军队，等等）。所以，改革前提完全不一样。改革失败的原因之重要一点，索尔氏说，就是因为杜马抵制村社改革，不愿意提供改革安定秩序说。这是后面和列宁主义作乱一样严重的革命起源和动乱结局——也就是说，改革施行的手段被杜马拦腰斫断；即便他不得不遵循一个议会原则而坚持杜马的工作权力。书中当然有很多篇幅写到维特在俄国动乱时期用其自由主义安慰和抚平暴动暴民而显无效之内容，使人感到万般无奈，无何如何。因为，按照索尔氏，全部俄国知识分子站在暴力一边（他忘记了，还有一班知识分子站在上帝天国那里，而不是站在现实政治一边）。于是，维特自由主义往往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中被嘲笑的对象。这是索尔氏笔下并无赋格的一边倒写法了。

金雁说到列宁的说法。但是正是这个列宁掩饰了一个蜥蜴的内脏般肮脏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这个逻辑的实际发展自动推倒了列宁主义的说法。我们说，如果不能把斯托雷平改革叫做民主实践，起码，它也是专制主义实践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实践——我们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业已提及当时俄罗斯杜马和言论结社结党的，几乎是到了极端化社会暴乱式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有无多少之问题。所以，正是列宁本人和他的党羽、含一切的暴乱党人，在超越所谓的人权底线，宪政底线和人权底线，将俄罗斯引向社会主义暴动和杀死上帝（此间暂时不谈其宗教状况）。这个逻辑就是，列宁们和他的前驱们超越俄罗斯传统路径和西方政治路径、改革路径带来的某种弊端和危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直接把俄罗斯带入利用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义氛围和毒气中。这个不要资本主义（不要斯托雷平的）改革，转变成为要列宁，要斯大林。这是“红轮”和“斧头”（赫尔岑语）逻辑的必然说明——而列宁煞有介事地批判的俄罗斯专制主义改革，正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人众、上下合力的负面颠覆，导致了十月革命这个俄罗斯和人类灾难的到来。其中，主观努力的一部分意志和实践，就是彻底否定改革，走向革命。

我们认为，俄罗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义，在索尔氏书中赋明显的悲叹之调。也正是因为沙皇和人民绝对没有认识到斯托雷平主义的正面性质而导向了斯氏死后局面的到来。这个“警察统治”——之说法——在索书中，则是无法无天，根本就几乎呈现了无警察，无军队，无法律，无秩序的动乱局面；何谈警察统治？！《红轮》中记载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示威游行；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利斯叶发生了类似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校园，……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罢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学变成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人依照法律指控他们。……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工课。罢工罢课像波浪般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整个九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接连不断，一直到十月。……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只说警察哥萨克和士兵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

这时候，维特要求皇上发出一份由皇上签署、他本人撰文之奏章，“就是用广泛赋予自由权利之法挽救俄国：首先立即实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然后逐步弄清居民中占大多数的通情达理的人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样的，并相应地建立起法律制度，这需要很多年，因为居民不可能很快养成公民习惯。”维特要尼古拉宣布一个诏谕，“甚至说如果尼古拉不签字批准给予自由，他就要开枪自杀。维特劝道，即使有一位敢作敢为的军人现在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尼古拉失算了，他没有受到欢呼，“那些狂热的人并不感谢皇帝，反而公开撕毁他的肖像，辱骂现存政权，把让步说得一文不值，不要‘国家杜马’，而要立宪会议。……人们举着红旗，庆祝胜利，嘲笑沙皇，对他毫无感谢之意。”“皇帝发诏谕像是火上浇油，莫斯科一下沸腾起来，甚至街上高唱马赛曲时总督都尔诺沃也脱帽向红旗致敬；一名医生逝世竟有近十万人前去参加葬礼，发表的许多演讲都是要人们不要相信诏谕，要推翻沙皇；大学里散发新手枪，彼得堡工学院学生向谢苗诺夫团投了炸弹。”“报刊审查已完全停止，革命报纸公开流行；高等学校里的大会连续几周不停举行；与西伯利亚完全失去联系；鄂姆斯克以东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伊尔库茨克建立了共和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被遣返回家的后备部队发生兵变并蔓延开来；莫斯科有一个掷弹兵团也发生兵变；沃龙涅日和基辅也有士兵骚动；……水兵们在彼得堡横行霸道；……城里的煽动家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财产，无人阻拦；农民骚乱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革命党公开讨论如何在军队中进行工作和发动起义。”……(《红轮》)是的，右翼无力乏味和无聊，导致了左翼的猖獗。这是左右博弈的一般性结局。中国和欧洲莫不如此，只是结局迥异。含日本，镇压左翼成功者，虽然残酷，无道甚至非人，但是，他们避免了左翼成功前后的更加残暴，更加无道和完全非人。所以，站在平等和公正立场上的左翼之政治正确说，莫不隐含着实实在在的小至巴黎公社，大至苏联中国这样的暴殄天物之物，之精神，之体制，之无体制。历史的逻辑并不是列宁说的，要中断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而是要中断斯托雷平的俄罗斯唯一政治正确论和经济正确论，使之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历史也正是这样写完的；虽然它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红轮》提供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最大限度看到改革的俄罗斯可能性，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性带来的不正当的历史推动——倒退；如果求全责备，理想主义，那么，你不满意斯托雷平的结果，就是承受毒果和蜥蜴的发展壮大。这就是索尔氏写作一卷斯托雷平篇章（含维特）的由衷用意和拳拳之心？也许，是这样的。（我们赘言，如果将斯托雷平改革等同于邓改革，就是抹平霄壤之别，抹平天地之别和专制极权之别；完全是无稽之谈。）

七

世间一切改革、革命甚至起义，都有一个现实和传统的条件及其条件转换。传统的条件就英、法两国（革命时期和复辟时期）和美国（独立战争前）而言，就是追回被统治者和皇上废弃，中止和破坏了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乃及其宪政制度——因为，宪政制度不是从革命时期开始的，而是从革命时期以前几百年、上千年旋即建立，但并不完善的。这个证明是非常明确的——如，英国人，议会和革命党（其实是反对党）要恢复议会决断和议事的权力；法国革命，也是要恢复被中止几百年的三级议会；美国独立战争更多是要争取美洲人的宪政权利——“无代表，不纳税”。故此，一切革命之名义（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出师有名），都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着的，不是要无中生有。二是，一切改革、革命，都是主义在传统中被窒息，在现实中被复活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组合；也就是所谓革命载体本身，乃是一种传统社会多元化力量的再现，而不是再消灭。法国革命之第三等级和贵族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自治地区农民和庄园主的力量，就是这样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力量，不是新人新势力的挖掘和再组。中国和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也是这种专制主义留下社会缝隙后，孙文操作的前提——其社会民间力量的存在（哥老会，三合会，洪门等——和水浒梁山泊的存在并无本质不同）成为革命的出发点，而不是再造没有民间力量存在的社会和乌托邦。（我们说，唯一不同之例是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分类。简单说，这个民众示威，在中期，起码，是受到人民日报、电视台等党之一部分媒体的宣传鼓动，而使得人民看到了某种示威的“合法性”——即言，纯粹极权主义之分裂，是产生社会变革的一种可能——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社会多元化载体之存在，所以，最后，反对派也因此而消失了。）

俄罗斯1905年的图景，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断裂和危机之存在。这个反对派和体制的博弈在知识阶层，宗教阶层和一些皇族贵族方面，业已受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改革因素的启动之影响——废黜农奴制度，施行西化建都，阅读（叶氏等）法国启蒙著作，质疑并且即将废黜村社制度等等，说出了托克维尔改革引发革命之道理——这个道理的核心，就是“旧制度产生大革命”。俄罗斯旧制度正在蕴涵着新制度参与的新、旧改革意志和改革方式，即为以后维特和斯托雷平之改革。所以，民众被鼓动起来，实出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这是起义事件的前因；起义被镇压，更是反映了俄罗斯社会首鼠两端，不一而是的绝对犹豫状态，这个状态，使得沙皇镇压革命的力度大大降低。其镇压的前提和合法性，也因为战争失败而显得更加乏力——暴动公众又受到列宁主义或者其他暴力主义、社会主义煽动，把左翼政治观点，推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不再对启蒙运动的学者和著作感兴趣，他们超越了理性制度建设和革命目的论，转而走向极端主义甚至（废止价值规律和道德准则的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泥潭。因为其中，人们看到的文学审美和托尔斯泰审美的某种虚伪和假象，他们更加愿意听从暴力论者的许诺和鼓动。所以，一方面，镇压，没有解决思维问题；二，镇压和绥靖齐头并进，犹豫不决加中途而废。俄罗斯社会，这样犹豫不决；沙皇尼古拉，更加犹豫不决。附身在沙皇身上的非独裁者性格在书中暴露无遗——于是，这样的性格，被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性格钢铁所折断。这是《红轮》极力描述尼古拉性格之俄罗斯忧郁典型。这个典型，如果放在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和夏里雅宾的歌声中，会是俄罗斯艺术的增值——不幸，他被安置在革命和政治层面，于是，悲剧一旦发生，尼古拉全家就遭到灭顶之灾；俄罗斯人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屠杀。

现在，我们看看书中对于历代皇上改革和统治的施行情景，索尔氏总结和归纳——“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因素，因为已习惯了掌权的集团，先是没有赶上，后来又不愿意看见和赶上新时代变化的步伐，即应在自己占有较大优势的条件下，出于最有利的地位时，做出深谋远虑的审慎让步。让步之初，不可抗辩的权威性、政权、资本、土地、不断被荐举等，当你的一切权利被慷慨的太阳洒满阳光，没有任何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对人的本性是最难以接受的。”（《红轮》下同）

他说——

“亚历山大一世当政时，这样开明的改革已经开始，但是由于他缺乏远见卓识又被抛弃和摒除。战胜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蒙蔽住了作为作为政治家亚历山大的智慧，本来改革的最佳时期应在战后进行，可惜失去了机会。十二月党人起义猛然使俄国偏离正常轨道，胜利尼古拉一世错误地理解了他的胜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次胜利给他一个暗示，似乎能一劳永逸地阻止革命运动，只有他的统治时代结束了，才能再次发生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急于进行改革，但国家未能走出刊刻的低估，踏上平台之途。恐怖分子出于他们乌合之众的本性和革命恶毒心理暗示，认为现在正是他们进行暗杀的最后时期，认为只要靠开枪射击和扔炸弹才能葬送改革，恢复革命行动。他们得以成功后进一步设想，他们能使亚历山大三世因其性格宽厚可能做出广泛让步，由于他爱俄国不会放弃复兴俄国的途径，他们逼使亚历山大采取不合做和顽抗的态度。于是有一次失去了机会。

“尼古拉二世意外地登上皇位，由于他的年龄和性格的柔软，对俄国最严酷的年代和延误的时间局面，最最缺少充分准备。1901年、1902年和1903年稍纵即逝的紫红色的曙光擦肩而过，他和他身边的所有官员却不明白曙光的征兆，他认为永恒不变。惟命是从的俄国，必定要服从占据俄国王位者的意志，而这样的轻举妄动又碰在日本的峭壁上。在他经受考验的年代，只要彼得大帝才有能力应对，此外罗曼诺夫王朝中没有第二个人。”

索尔仁尼琴说——

“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尼古拉二世，签署1905年宣言以自保。”

“于是保守与改革派发生争执；“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完全拒绝立宪机构，拒绝让步，也是行不通用的，否则只能促进革命爆发。俄国无论怎样也不会回到1905年以前的转态，制定宪法，意味着应当学会按宪法办事。

“但是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不断扩散尔后脱离正轨，很快就引向革命。维特的选举法（资料——

“在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同时，沙皇政府于12月11日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法》。新选举法允许工人参加选举，为此在原布里根选举法规定的 3个选民单位之外，又增 加了工人选团，城市选民范围也有所扩大。但这一选举法的性质仍是反人民、反民主 的。第一，没有实行普选制。所有的妇女、学生、未满25岁的青年，现役军人和游牧民族均被剥夺选举权。第二，选举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者选团由2千名选民中产生1 名复选人，而城市、农民和工人选团则分别由7千、3万和9万名选民中产生1名复选人，即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第三，选举不是直 接的。大地主和城市选团是两级选举。工人和小土地所有者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 级选举。第四，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而是受到政府、警察的严密监视。国家杜马代表总数规定为524人。”）

召集到塔夫利宫里来的，不是俄国，而是俄国的一副讽刺画。这部选举法依旧不能真正代表俄国，因为还没有包括准备参加普选的公民大众。因此，为保留杜马，就必须修改选举法。修改选举法虽然是沙皇的旨令，但是宣言发表以后，又有违法，可是没有其它途径塑造具有工作能力的杜马，简单地解散杜马，又会激怒大众，引发新的混乱的动乱！处于这种矛盾状态，只有采取不合法的方式修改选举法，才能体现真正的选择制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权。

“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动路线是走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必须保持平衡，既不能掉在这一面，也不能掉到那一方。只有处于两个革命之间，两方敌对群众之间，在两种平凡和庸碌之间，才是最可靠的行动路线。

“这年夏天，斯托雷平秘密会见了立宪民主党人”……；开始了他用改革消弭革命的尝试——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云，知识分子，改革官员和沙皇，都不是命运袒护一方的得力者，而是乏力者——其中，上帝并不眷顾的整个东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诡秘的关系解释是，因为俄罗斯要摆脱罗马中心论，也就顺势摆脱的西方政治见解及其实践，造成全部阴错阳差之险恶；即便出现最伟大道德家托尔斯泰，也无济于事；俄罗斯的要害之处是，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生论式的、俄罗斯宗教本体文化；可他们非要获得第四罗马之创造，之地位不可；反之，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弥赛亚和托，陀两氏，没有获得俄罗斯大众和信众的如此看好和拥戴，他们像日本和土耳其人那样，直接接受西方宗教和政治价值论，也许，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必然消失，但是他们的行动轨迹，也会变得十分简单。镇压和改革齐头并进，使得列宁们无处遁身和施展，也就会跨过斯托雷平所谓的黑暗时期，转而看见列宁的黑暗和消失。可惜，事情不是这样。斯托雷平的改革，他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废止村社等等措施，一直受到群众和杜马两头夹攻。他和维特的自由主义，很快就被更加负有煽动性的革命暴动所取代。人们自杀式戴上本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大众戴上的“领带”——绞索——是革命自己戴上的。他们不止是戴上沙皇的镇压绞索，更为以后戴上列宁比较沙皇严酷一百零一倍的新绞索，不遗余力，全力争取；真正将天堂变成地狱。历史对于东正教和（儒教——会直接导致布尔什维克——马科斯.维伯说）儒教，就是这样规定他们要戴上列宁和毛之新绞索的。这很是世界历史上匪夷所思的案例和范式；一个范式老化，陈旧和反动的典型。当人们、尤其是索尔氏对于斯托雷平加以赞扬，说他是更加优秀的俾斯麦主义者的时候（见《红轮》），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因为时代和条件完全不同；斯托雷平不是俾斯麦，也未能成就俾斯麦带给德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之成功（俾斯麦失败于他身后的希特勒）。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页，对于俄罗斯，其中牵涉了很多诡异和恶劣的因素。简而言之，俾斯麦战胜马克思，不费吹灰之力，而斯托雷平只能屈就他身后的列宁。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俾斯麦的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共产国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镇压，来源他的国际均衡政治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合法性，加之他对于反对党的相对存在（不是由他消灭和杀绝反对党）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使得可以他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马克思主义；而拿破仑，占据了宗教和自由的话语权，这使得复辟时代的人们，可以避开厄尔巴岛的独裁者气味而转换到自由主义思潮。但是，在俄国，事情完全相反。他们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是在“巡神”派空中阁楼里清谈上帝之国，另外一面，涅恰耶夫派开始了无法无天的革命策略和战略；这个无法无天，最终转变成为列宁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德国和俄国，只是因为时代和年代不对，就犯了殖民主义错误；而老殖民主义就万般正确；不是，天意是，这个后来的殖民主义，在已瓜分份额中抢不到地盘，也抢不到合法性——这个不合法性，就是因为旅顺的败阵和克里米亚的丢失——于是，列宁看到了战争和战争失败，给他带来的狂喜；他启动了利用战争的全盘“蜥蜴”计划（蜥蜴，是索尔仁尼琴赐予列宁的一个绰号——见《红轮》）。其实，这个话题，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有过时。不过，殖民主义不再是战争的继续，而是利益和资本的继续，此不赘言。尼古拉二世的忧郁，带来其国内外政治操作的摇摆不定；这两面主义，也在国际关系上呈现出来。他的表哥德皇威廉，最后和他反目，开战，支持列宁（金钱援助）。但是，他的所谓的人性化两面处理，也是他不得伟大皇帝性格之原因；他不是彼得，不是叶卡捷琳娜，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列宁——他是一个“红死”时期后（彼得大帝镇压基督徒，造成血海，称之为“红死”——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和反基督》——“），“红轮”时期前，命运锁定的末世皇帝。这是一个神话，是众神之死之终曲——也是我们的大师所言“文化神州丧一身”之俄罗斯版。今天，在国际关系上，这个宿命依然存在；虽然，这个宿命对于日本这个胜利国，其实也是一个（更远的）宿命——他们的宿命就是，最终被两颗原子弹，结束了尊严和野心。这个课题直到现在，还在日本正常立国之过程中，步履艰难，举步不前（不能前！？）

那么，中国呢？！

中国人真的以为俄罗斯人没有找到的俄罗斯弥赛亚，中国人，可以在“新”孔子化里找到吗？（——别尔嘉耶夫说，“现代国家应当被揭示为多神教的《旧约》国家，而不是基督教《新约》国家。现代国家，俄罗斯国家或别的国家，为什么不敢称之为基督国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的国家，完全有理由称之为非基督徒国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只有依据教会的联合体和承认某种大主教真理，才能得到解决。”他说，“教会将成为一个王国，地上和天上的上帝王国，这时宇宙灵魂最终地与逻各斯连合起来，……一切国家的消灭和废除，即上帝造物的最终启示。”

“结论是——

“人类为最终走上神人的道路，显然应该彻底经历抽象人道主义的诱惑，试图站在历史过程的顶峰，在大地上独立自主地安排好，恢复元气，从而否定自己存在的一切根源。随着imperium romanun，虚假神权政治、教政合一和政教合一的诱惑而来的是人道主义。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诱惑。从前人们把人——教皇和人——帝王崇拜如神，并以此改变了上帝，后来又崇拜所有的人、人类、民意，为相同的人类政权（该解读为“不同”——自立注）——人民政权而改变上帝，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面包问题和政权问题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把非宗教意识引向末世论的预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新历史的极限阶段、人类的最后诱惑（资本主义，更是最后的诱惑——自立注），它们因外表与负有彻底解决面包和政权使命（没有解决——自立注）和新神权政治种种形式的相似而感到非常可怕。……现代人越加尖锐地感到，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

中共国六十年亦为“红轮”之历史，（赫尔岑）“斧头”之历史，可以顺利交接为世界文明和经贸文化历史上的中国模式—— 一个第N罗马之中国宗教本体论和新轴心，出现了吗？

中国人摒弃所谓俄罗斯斯托雷平和维特自由主义，他们找到了所谓的新左和老毛式主义乃至实践，真的会改观世界一向以来对于右翼价值的维护，并由中国人加以改换成为新左翼加极右翼合一之模式及其有效性吗？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阅读《红轮》的基本层面上有所提问和分析；因为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出现了俄罗斯模式，而导致整个世界走上二十世纪大杀戮的历史——难道世界上的人们，还要来一个中国模式，对抗西方模式，最终产生二十一世纪之屠戮吗？

古语云，“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难道不该这样考虑吗？

（注：此文部分内容原载于若干网站、杂志；现改动题目，全文刊载于《今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