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化启示

台湾民主化启示

作者：刘自立

一

六四纪念和反思时期尚未过去。但是，少有对于六四政治课题有效和深入的探索。各种似是而非的争执萦绕其间，给人一个二十年就在眼前，却没有二十年后成熟之感。

其实，问题的提法非常简单。六四问题是一个反对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问题--而不是误解中之反对专制之问题--如果中共是一个蒋介石意义上的专制体制，很多问题就会得到解释，得到解决。换言之，对待蒋家政治统治之问题不同于对待毛，邓。这是两回事情，不是一回事情。从理论的意义上说，人们反对专制，在台湾和大陆是一样的，一致的--但是，反对专制，可以导致极权，而也可以导致民主--第一个前提存在：台湾人反对专制；而专制存；大陆人反对专制，而专制不存（极权存）。其内涵是，专制主义过渡到民主，是水到渠成的政治逻辑--而从极权主义变异中实行反对专制，忽略极权政治之压枝和统治，就变成既不能反对极权，也不能反对专制--最后导致支持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变异者（胡赵）领衔的改革，而囊成六四惨剧。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人们看不清楚这一点，拿反对专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对待极权主义，那就无异拿感冒药医治癌症，同样是似是而非。六四以来所有政治之癌症皆不得治疗，原因于此。

再就是，革命和改革之前提，不是存在于极权体制中，而却是存在于专制体系里。这个问题看似难解，其实很容易回答。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史上有所谓"古代"极权主义，却不是完整典型的极权主义）。所以，中国历史也好，世界历史也好，专制与革命是长时段相辅相成的政治轮替和历史演化--其前提，就是专制不湮灭改革（改良）和革命，而极权绝决改革和革命--这是两个相反的论题--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专制等于革命，而是说，专制是反革命，但是留有革命空间。中外历史上的革命都是源于此类旧制度与革命关系的存在--从孙文革命前后之分崩离析的政治格局中，从毛革命时的边缘地域分布中，都可以找到专制"边区"的留存；而毛政权本身，业已不存"边区"，军阀格局和各种势力，各色人等的存生与残留。所谓革命资源，其实也是一种专制资源（也许是极端负面的资源）--但是，绝对不是没有资源。而极权主义根绝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实行革命灭绝主义，使得思想和文化传统，直接导致"反对专制，迎来极权"；而却以民主和自由为之根据（伪根据和假前提）。

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继承德国巴巴罗萨传统，不如说他是扭曲历史--斯大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其说接轨于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不如说他是利用革命反对人权--而毛主义民主，就是以民主消灭自由，等等。所以，法国英国美国正面革命阐释的历史法则，不是新新原则而是传统原则。凡是此类建设性质的革命，其实就是回到传统--回到基督教（天主教）宽容和希腊民主模式--无论是法国复辟时期、还是英国光荣革命过后，都是如此--只有俄国和中国革命，企图罔顾传统，回到一个没有历史的非历时性时期，造成文化和历史完全的脱节（其特征就是反对传统），导致文化虚无主义。这里的悖论是，中国革命既然反对中国文化，回到没有民主的中国文化，就会产生革命和民主的背项而不是正项--而只有台湾模式给出一半答案，回答和否定了这个问题。

台湾问题、民主问题之解决，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结合：因为，台湾史，在满清之康熙时代，由大陆人郁永和撰写之台湾游（《裨海纪游》）可以看到，其文化朦胧和生番性质，不具备轴心文化和极之文化的原创性。这就为以后台湾文化多元性提供了基本载体和框架。（世界文化轴心说，来源于雅斯倍斯的一种说法。）我们的意思是，台湾文化定位问题，一如台湾独立意识一样，具备和大陆轴极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性质--她更像日本移来文化；乃是中国文化，欧美文化和日本神道之结合，而具备非轴心文化之体貌。所以，台湾民主和日本民主都不存在考量本体文化之讦难和悖论。其前途，就是变异文化和文化变异的起承转合，达致其预期和倾向的完成（或者半完成），导致其本土文化世界化和多元性之发生。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台湾人民在自己的本岛转移与兼容各种外来文化因子，并用世界政治优良倾向，实行台湾民主。这个过程，和日据时代和蒋据时代接轨，经过选择，走向正面，抛弃专制（他们没有产生过极权），实行民主。这是我们简论台式民主之前提；函其政治和文化前提；函其经济未曾实行公有制掠夺和所谓思想国有化过程（见哈耶克），等等。

台湾人是在国民党人实行解严之前提下过渡到民主体制的。换言之，国民党之价值观，一直以来就是苏联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的龃龉、共存和悖项。这个研讨的基本面向是，蒋经国价值观的由苏而美之过程得以实现--这是蒋介石反共主义的继承和延续--到了美、共建交前后，经国先生完全导向美国人自身放弃的对华价值观，普世价值观而走上开放党禁，实现民主，从而完成了国民党苏联价值观的颠覆与埋葬（但是，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眼下，国民党媚共价值观，在历经百年失败以后，却没有完全死掉。他正在被马集团小心拿起，作为新一轮联共、容共之试验，从而引发新的问题与麻烦）。于是，国民党人何以专制，何以民主，成为问题研讨的核心--和他相辅相成的民间反对派，反对党和自由中国，势成合力，结构解构，从现在回到未来，成为台湾民主提问的关键。我们粗浅谈之：党（国民党）国专制，不是党国极权，正好是相对、相辅于反对党运动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其间，选举文化之理性和实践，成为这种专制/民主互动的根据。没有这个根据，一切免谈。

也就是说，选举本身产生的政治合法性，第一，造就了民主自由意识的合理性和民粹性（民粹也有正面性！）--蒋介石和蒋经国不是天使，却也不是魔鬼--所以，选举本身，成为台湾民主人力资源和思想资源的滥觞和渊薮。第二，选举活动，正好是反对派人选的出现、成长及作用政治舞台的原因。他给党外"敌对势力"造就了活动空间。第三，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发挥了以蒋氏父子为自由载体的政治抗争，形成自由主义的活动空间，使得自由－专制双面张力得以展现，并作用于台湾前公民社会和后公民社会（而大陆尚无这种自由主义互动和合法的政治性公民社会）。最后，所谓官家经济和民间经济的互动，使得台湾民主之经济基础得以铺垫，稳固了私有制的民间性质，造就了所谓势成亚洲小龙，等等。我们说，这些因素是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必不可缺的前提。换言之，如果台湾实行毛氏公有制；如果台湾实行反对派空间的彻底挤压和灭绝；如果台湾实行根本不是选举的选举和镇压（不允许任何县市长选举）；如果台湾没有抵制美国美、共建交的压力而继续专制统治；如果台湾仅仅满足于美国新殖民主义之市场地位；如果台湾没有胡适，没有雷震，甚至没有自蒋渭水，蔡惠如以来的自由独立意识，那么，台湾民主历史就等于0--一如大陆之49年，之89年历史一样，等于0！

在此意义上，台湾历史上史自50年代的选举文化的萌芽和茁长，确是其民主的发轫和开端--这个开端（极端讲，可以追溯至日据时代之选举，之办报，之研讨）就是我们所谓专制主义本身给出自由空间的论点和要则--而不是极权主义政治格局中可以须臾存在一秒钟之现实。这个半民主，半自由的历史，也是蒋介石和胡适开创大陆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历史的自然延续。在此专制主义黑暗中，人们反对专制的革命合法性，重复而言，呈现两种前途：一种是毛氏反对专制，引来极权的中共体制；一种就是台湾后来实现的民主化。现在，我们不得不引述有关材料和史料以做说明（特别提及台湾公视发表的《打拼--台湾人民的历史》这部影片。她提供了提纲挈领的启示和轮廓。）我们强调，台湾选举文化和蒋介石放松政治空间之间的悖论与兼容，是十分明显的：一面，蒋介石实行二二八以来的专制恐怖，大开杀戒，使得台湾精英和人民遭受比较日据时代更加野蛮的压迫--另面，蒋介石毕竟不是共产党，他再要控制和挤压，也无法做到毛氏极权主义之控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其不可能实行经济极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公有制和党有制度--这是蒋介石政权异于大陆政权的根本之区别。在此区隔之下，台湾选举运动之经济资格问题，秉承了西方意义上的财产资格和权利分享，而非毛氏或者邓式选举文化为0的局面，可以搬到台湾。

二

由此出发的选举内涵包括了一，承认阶级立法的不合法性。阶级立法的概念，是孟德斯鸠先知先觉从而反对后来马克思主义之原则。阶级立法，阶级优先，无产阶级神圣化理论，导致了立法对于立法本身的亵渎和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实行这个阶级立法和阶级优先，就是以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此意义上，西方早期学者所指斥的社会主义消灭个体权利说的理据，亦然存在。二，而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批判了阶级性和群体性的误导。但是，立法和选举本身，却不是以个体为其根据和载体，而是以阶级，群社和政党为其载体（见阿伦特）。换言之，个体自由，旨在诉诸群社建设、各阶级利益和反对党政治之存身与发展，而不是相反。于是，选举文化，直接指向宪政要求的反对党存在之合法性和常识性。因为，反对党存身的理由，就是呈现各阶级利益的平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辩论平台之建立）。

换言之，选举文化之载体，其实就是建设反对党的合法性。这个历史中外皆然。我们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历史中可以得见，专制主义形态之德国，法国，英国，并不是在实现民主以后方实行选举政治，而是在此之前。法国三级议会也不是在法国革命以后出现，而是在此之前；德国和英国亦然。所以，专制主义选举文化的存在，说明专制主义可以允许或者半允许真正的人民普选。于是，基于这个传统，台湾选举文化亦为专制文化之一半--且自然接轨于民主文化和民主体制。这个逻辑并不为广大国人熟悉。所以，当六四二十年以后，人们（甚至一半多学人）甚至还以国家主义认同，取代个体主义诉求，苟合政权不要反对派的说法，以期中国改革的实现。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诚然，台湾反对党运动屡屡失败，遭遇镇压，但是，这种镇压，不是毛派和邓派意义上的镇压，他不是敉平各阶级，消灭全社会和取缔反对党的那种统治，而是企图由此转向极权主义的政治局面，而不可能。因为，其经济私有化和文化传统化的政治特性，到头来还是无法将此极权主义之政治格局移迻台湾。因为，这是一种政治不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只有在毛氏中国才可以做到--就是老话所云，无恒产，无恒心，无阶级，无社会之扁平结构和无结构之树立。这是极权主义理论诉求的显学和专制主义理论的潜学。

这样，我们可以进展到直接考量台湾何以会在蒋介石时代出现选举文化。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就是，蒋介石镇压社会而没有消灭社会--甚至日治时代，日本人也没有消灭社会；其"延长主义"，甚至探讨了殖民地政治中的某种有限民主--这是在英国之印度和法国之非洲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们看到，台湾选举始于五十年代以前很久。资料显示--

"日治时期台湾人虽爭取到基层选举的公民权，但必须在选区居住六个月以上，有谋生能力、年滿25岁、缴纳地方稅五元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与現在相较，该規定显得相当严苛，也显示出早期的人民並未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陳信仁《南投报道》）

这是相对于中共基层选举的一个比照。

"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举办首届地方县、市议员和县、市长的选举。1956年，台湾举行了第一届省议员选举。1959年，台湾地区开始选举。中央公职增补人员，增补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等中央一级的民意代表。这种从地方自治开始，再逐步推行到省和中央的循序渐进的民主实践，不但使民众拥有逐级对政府政策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而且也为台湾日后民主制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台湾民主选举简史》/VOA）

"1956年，台湾第三界县市长和省议员选举中脱颖而出的"五龙一凤"，尤为显赫，载入选册。他们是李万居郭雨新、許世贤、郭国基、吳三连、李源棧。（"李万居是台湾第一界台湾省参议会议院。主持过有台湾美誉之《公论报》；且负责调查二二八善后等，颇有影响。

"郭雨新是显赫的台独人物，他向往美国的两党政治而反对蒋氏政权，1960年与雷震等人筹组反对党对抗中国国民党，雷震入狱后，郭在生活上即备受国民党情治单位骚扰。

"许世贤是台湾第一位女博士、女县市长，有"嘉义妈祖婆"美名，也是嘉义政坛"许家班"的开山始祖。许世贤长期居于党外阵营，曾经于1960年参与雷震的中国民主党创党活动；许世贤曾经两度挑战嘉义县长落选，1968年当选嘉义市长，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县市首长，1972年当选增额立法委员，1976年获得连任。1982年7月1日嘉义市升格为省辖市，许世贤以75岁高龄再度当选嘉义市长，1983年逝世。

"郭国基，老资格政治反对派人物。早在1942年，即为日本大批搜捕之反日思想者，因涉东港事件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保外就医，结合东港事件被害者，组织高等事件复仇会。1946年，当选高雄市参议会议员；又被推为台湾省参议员，担任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第一任指导员。1947年，"二二八事件"被捕入狱210天，退出国民党。在参议员任内，以敢言著称，因质询台大傅斯年校长，致中风死亡而声名大噪。1957年，台湾省临时省议会第三届，转移至台北竞选，获第二高票当选，竞选期间，使他成为台湾选举史上成功的街头演说家之一。1960年，于台北竞选第二届省议员，高票当选，但转而控诉"选举无效"，要求查验投票所选票数，革除选举各种弊端，被判驳回。1968年，在高雄当选第四届省议员，1969年，当选台湾省第二选区增选"立法委员"。

"吴三连早在留日期间曾经参与改革台湾的运动团体"新民会"、"东京台湾青年会"等组织，并且积极参与过林献堂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大学毕业后出任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后于1932年返台出任台湾新民报编辑。之后又转任台湾新民报论说委员、整理部长兼政治部长，一直到1941年2月被迫离职。

1946年吴三连参选制宪国大代表选举并且以全台第一高票当选，1947年又以高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1950年出任官派台北市长，并且于1951年民选时得到九万两千余票，以得票率65.5%连任；1954年吴三连参选台湾省议员并且当选，与郭雨新、郭国基、李源栈、李万居并称为"党外五虎将"，吴三连此段期间不但投入《自立晚报》的经营，同时也参与雷震的组党运动。

"李源棧早年留学日本，光复后返台，开设医院；热衷民主政治。从民國四十二年（1954年），当选第二界市议员，复连任至第三屆。并参选第三屆台湾省临时省议会议员选举，並连任第二、三屆省议员。"（引自《维基百科》））

在此"选举期间，《自由中国》热烈讨论地方自治与选举的问题，甚至发出反对党的呼声，党外'五龙一凤'崛起的盛事，更引起来自大陆的自由主义分子之侧目。因此，当无党籍与民青两党人士就该次选举经验在台北市的蓬莱阁召开选举检讨会时，雷震前来参与并发表演说，与会的七、八十人在会中决议共同发起《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这是本省籍与外省籍的政治异己者的首度结合，已够国民党紧张、疑虑，偏巧甫自美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又於5月27日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公开主张知识分子、教育界与青年应合组一个在野党。

"1960年的议员与县市长选举，组党运动方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

"是年3月，蒋介石透过临时条款的修订，规避了宪法有关任期的限制，当选第三任总统。5月18日，无党籍与民青两党人士在台北市召开一《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与会者共七十二人，而以雷震、吴三连、李万居、杨金虎、许世贤、高玉树及王地为主席团。会中强烈批评选举的弊端，郭国基更慷慨发言，痛陈国民党一党专政；民青两党力量太小，因而呼吁；'把民青两党整个全部解散，和台湾一般民主人士共同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发挥民主的力量。'

"15日，座谈会发表声明，宣称不分省籍、党派，遴选委员五十五入，筹组新的政党。

"可以想见的，国民党对於新党的筹组当然横加阻挠，御用的报章杂志争相挞伐，发起人多数受到程度不同的骚扰，如雷震被特务紧密跟踪，李万居的「公论报」被围剿，高玉树的市政措施被刁难，而吴三连的事业集团也遭到许多干扰，不得不出国回避锋头。

"相对於国民党的压力，组党人士表现得尚称得体。他们所主持的刊物 「自由中国」、《公论报》与《民主潮》等；一再为组党事严词力辩。

"9月1日，座谈会更发表紧急声明，揭发国民党施加於他们一的种种迫害，并且宣布，新党「中国民主党」的政纲、政策及党章已有初步定案，九月底前将堂堂成立。同天出刊的《自由中国》社论，殷海光也以《大江东流挡不住》为题表示组党势在必行：

--'大江总是向东海奔流的，我们深信、凡属大多数人合理的共同愿望迟早总有实现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这些要求，绝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所能永久遏阻的。'

"九月四日新党秘书长雷震与《自由中国》编辑傅正、马文潇及会计刘子英等四人被以涉嫌叛乱罪拘捕入狱，《自由中国》亦遭停刊。雷震被判二十年徒刑。

"判决宣告後，组党人士发表声明，指出雷案具有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打击新党与「自由中国」、威吓大陆人与本省人合作搞政治运动等作用，并扬言'新党运动绝不会因此停止，只不过稍延一段时间而已'。"（据有关资料）

在七十年代来临后，国民党基于经济建设和文化本土化的时兴，在1972年修改动员戡乱时期宪法，并于72年举行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我国（台湾--自立注）退出联合国后，中国国民党为加强政治号召，决定由谷正纲提案，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选举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但于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中又为多数国代所抗拒，乃修正为以增额定期改选的方式充实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甫服刑期满出狱的雷震，则于1972年1月呈送《救亡图存献议》予总统蒋中正，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建议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12月，台北市议员康宁祥在补选立法委员黄信介辅选下以党外名义当选立法委员。"

这里再度出现"以党外名义当选立法委员"，这样的台湾专制主义交叉民主主义特色。（见曾建元《战后台湾宪法简史1947-2007》）

在整个70年代，新一代政治人物透过选举崛起。无党籍人士组建成为一股在野的政治势力。这表现在1977年台湾公职人员选举；即所谓党外活动组织化。此化之中，许信良脱离国民党，以党外身份参选桃园县长。开票时由于民众怀疑选举不公，因而出现严重暴力冲突。此后，台湾街头运动揭开序幕。党外人士活动逐渐组织化。

三

其实，选举作业本身不单是为了进入体制，共襄其业，更加主要的是另起炉灶，成立反对党，形成反对派，完成民主政治，形成监督制衡。

以下事实和上述事实微略的区别，就在于透过选举实现党争。

资料如兹--

"中坜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第一次公开展示实力，对国民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对党外势力则是一次巨大的鼓舞。

"1978年12月，党外势力的各派代表人物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有500人参加的集会，决定加强配合，协调行动，组织统一的'党外人士助选团'，统一竞选政见和标语口号，力争夺取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胜利。这是台湾党外势力近30年来的首次大团圆式聚会，也是台湾党外运动第一次统一协调各自的行动，标志着台湾党外运动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

"1979年6月，《美丽岛》杂志创办，迅速成为党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大本营。它在其全盛时期每期发行达8万多份，并在全省建立了11个办事处，掀起了台湾党外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但台湾党外势力似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1979年12月，《美丽岛》杂志不顾国民党的阻拦，强行在高雄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招致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党外势力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实力受到极大削弱。"（有关资料）

1979年尚发生余登发被捕事件--

"美国政府突然告知台北，即将终止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这个事件在政坛引发强烈的反应。总统蒋经国在获知消息后，行使宪法"临时条款"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宣布终止选举，即日起停止一切选举活动。

这个决定引起党外人士的反对，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在12月25日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并主张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1979年1月21日，党外运动的重要领袖余登发因叛乱罪遭逮捕，当时任桃园县长的许信良于是在次日领导20多名党外人士发动要求释放余登发的桥头游行，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以来所发起的第一次集会游行事件。

余登发被逮捕后，在施明德等人的努力下，党外人士组成了一个60人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在3月9日开庭时，由姚嘉文担任余登发的辩护律师，委员会也与国际特赦组织合作为释放余登发而努力。此时施明德等人就已经开始筹划一份党外杂志。4月20日，监察院通过了对许信良的弹劾案，委员会再度组织声援。随着事态的恶化，许信良被迫在1979年秋前往美国。"（《台湾的大陆想象》）

在此之后，台湾党外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趋于沉寂。经过1980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1981年的县市长和省市议员选举、1982年的县市议员和乡镇长选举、1983年底的"增额立委"选举和1985年底的四项公职人员选举，台湾党外势力几经沉浮，元气有所恢复，力量逐渐发展。尤其是一大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新生力量的加盟，使台湾党外势力慢慢走出了"美丽岛"事件的阴影。

"1980年代以来，台湾党外人士相继发起'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的第三次高潮。"（资料）

"台湾党外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咄咄逼人的攻势，给国民党造成了极大有压力。一方面，基于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国民党依照'戒严令'及其相关法令，严格限制党外组织的发展，连番取缔党外刊物；但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党外势力通过选举所展示出来的拥有近30%的民意，使国民党又不得不有所顾忌，担心如果采取强硬政策，反而会使局面更难于控制。于是，又打又拉、口头强硬而实际默许成为国民党应付局势的主要政策。例如，对'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在地方设立分会的做法，国民党虽然一再表示将'依法取缔'，但实际上并未采取行动。"

1986年，台湾民进党成立。

"1986年5月19日，党外势力数百人在台北万华山寺集会，要求立即解除'戒严'，与军警对峙达12小时。由于示威者都穿着写有绿色'反戒严、争人权'字样的白色外衣，史称'绿色行动'。'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台北分会理事长康宁祥甚至公开向当局提出'民主时间表'，要求在1987年开放组党。"（资料）

我们的基本关注是这样。一，台湾1978年公职人员再度选举，适逢中美建交，台湾面临国际生存危机。就像六四以后美国人克里斯托夫觐见邓一样，美台断交后，克氏也到台安抚。遭遇到全岛人民抗议。于是，美、共建交，促成蒋经国更加附和台湾反对党和人民民主诉求。台湾经济建设和专制镇压双手政治，看来业以完结。

二，正是由于台湾人民尤其是民间人士和反对党派的极力抗争--也由于双蒋政权一直以来的民主、专制之交叉作业，打压和纵容，绥靖和宽容并举--台湾人民争取自由的空间才会具备张力而越挫越奋，直至胜利。三，其间，各种反对力量参与（或者又被取缔）选务，乃是比较街头运动更加重要的人选环境和领袖准备。所以，当六四运动出现蜂窝状、纯粹民粹主义特征的时候，正好是大陆政治环境本身，不具备人选环境和领袖准备之写照（我们屡次说过，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料，呈现民主宪政进程的正面日人选择--他们的明治维新的主轴，就是实行反对党政治和采纳三权分立；乃是一步到位的政治改革，加上他们的西化或者化西……）

三，对照六四纪念，其实，我们其实并不认可学生"领袖"的说法。他们与其说是一些"领袖"，不如说是一些头领--而头领和领袖之区别是，领袖是一些思维者甚至思想家，战略家和革命家，而头领是没有战略，没有策略甚至没有思想，只有愿望和幻觉的一群--赵、胡等人，其实只是共产党内的派别头目；他们也不具备台湾反对人物的政治历练和训练，甚至就连像样的口号也提不出（"民主法制"，并不是像样的口号--因为共党本身并不否认"民主法制"--在文革时期，他们就响应了由李一哲等人提出的这个口号，以完结文革--其实是要回到毛主席体制内操作，代替其造反有理和体制外操作--共产党一直以来就有他们的民主，法制（新民主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法制，即阶级立法和权贵立法--单纯的法制说，相对于民主内涵的"法治"--治，制区隔，在于民主法治和秦始皇以来的法制--普世价值之内涵，等于0）。他们现在，在二十年过去以后，并未总结出六四一类民运的战略失误和挽回策略。我们说过，如果再度发生六四，中国群龙无首和并无领袖的局面，照样还会发生。

这是二十年不知教训，没有智慧和边缘一群的现状。

这个现状很可悲！

四是，台湾选举文化（函日据时代的选举文化），乃是民主文化自觉或者不甚自觉延续下来的认真或者虚伪的政治文化（你不能说日本人的台湾选举，不是虚伪）--但是，即便是这样有条件，打折扣的选举文化，却是台湾街头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无法逾越的前提，正如前述。

最后，美国价值观也是台湾民主的促进剂。因为，美国人虽然一般性提出台湾要实行民主，如，任期制度，普选和军队国家化一类事情，却是在重复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而美、共建交，使得这个常识遭遇挫折--从而更加促发了台湾民主诉求的壮大。在这一点上，台湾独立意识之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或为互相砥砺支持，是区别于世界上一般性民族独立却民族不民主运动之大区隔--这一点是人们迄今争执不休之所在。台湾独立意识，也许开始于蒋渭水等人的政治诉求，却停滞在马英九含糊六四观念的到退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深思的问题吗？而马英九六四选项的模糊不清，正好是美国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在美国受到奥巴马直接挑战和回避的结果。

当佩洛西和希拉里终于知错而返，重新回到鼓吹六四价值上来的时候，奥巴马为什么不发一言！他真的是因为关注中东问题而顾左右而言他乎！明眼人一察便知！他是利益主义者和中共真正的朋友！

这都是我们引述上面史事的原因。

四

六四终结了一个时代的幻觉，但是，台湾民主却并未在此时刻止步。史料显示，台湾解严以后，直选（总统直选）以前，台湾社会运动蓬勃展开，函消费者运动，反杜邦运动，工、农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老兵返乡运动，原驻民运动--原驻民权利促进委员会--族群认同运动--使得专制主义统治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也说明小蒋改革势必出笼的社会条件业已成熟。这个成熟主要的标志就是反对实力的形成而不是完全由蒋经国一人意志使然--他的民主选择，是反对运动逼迫的结果。

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

89年4月7日 发生郑南荣4月7日

引火自焚事件。史料显示--郑氏为坚定的台湾独立人士。"1989年1月21日，郑南榕收到'涉嫌叛乱'传票。同月27日，他出庭后公开宣布'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而开始在他所办的杂志社里展开七十一天的自囚行动。4月7日，国民党李登辉当局指示刑事组长侯友宜采取行动准备拘捕他的时候，他即自焚。同年5月19日，支持者于士林废河道举行葬礼并在台北游行，行经总统府前时，镇暴警察以蛇笼、强力水柱驱散民众，基层党工詹益桦亦自焚抗议。"

"他的妻子叶菊兰，原在台湾最大的广告公司担任专业主管，但在郑南榕自焚后，毅然转换职场跑道，延续郑南榕的精神，坚持台湾独立、捍卫言论自由，投入1989年立法委员的选战，并连任四届立委。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因其行政历练丰富，民意基础深厚，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客委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高雄市代理市长、总统府秘书长。叶氏并曾出书提及：'出版法的废止，在法律上可能只是简单一句话，但对有些人而言，却是用身家财产或是用最可贵的生命去争取来的言论自由。'1999年4月6日，在郑南榕当时自焚的原址成立郑南榕纪念馆及基金会"（《维基百科》）至此，台湾反对党运动发展至壮烈顶点--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同期发生的大陆悼念胡事件。

89年以后不久，台湾爆发反对延长国大代表任期之学运。台湾学者介绍于兹--

"1990年3月16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一场似曾在天安门广场出现过的学生运动爆发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精神在广场校际会议间复活，台北市民像北京市民一样地照顾和保护学生。台北学生要求与李登辉总统对话，姿势一如北京学生对中共提出的要求。广场上树立的野百合，像是被北京的民主女神高高擎举。台北的媒体兴奋地应用前一年学习来的技巧捕猎广场上的每刻动态，并且，开始比较起北京的柴玲和台北的范云。3月17日凌晨，国军首都卫戍部队可能开进广场的流言不断，六四凌晨的画面，浮上台湾每个还醒着人的眼前，包括广场上的每个人、国军将领和士兵们、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和总统李登辉……。

"国民党的党政高层自觉地意识到台湾不能重蹈大陆的覆辙，在六四幽灵悲悯地照看下，天佑台湾，李登辉当选第八任总统，对三月学运的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做出承诺，年底国是会议召开，决定终止动员戡乱进行修宪，而于1992年底完成为民主奠基的国会全面改选，1993年李登辉提名之台湾省政府主席连战经第二届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民主政府成立。台湾自此拉开了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发展的现实与观念上的差距，迈向一个民主的国家。"（曾建元《看中国民主人权发展与台湾民主的挑战》）

《激荡六十年--台大的民主历程》一文，关于此事件的介绍如兹--

"1990年3月16日，9名台大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意指从未改选过的七百位国大代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史称'野百合学运'

在台大的带领下，学生展开了要求'还政于民、重建宪政'的抗议行动。这批被称为'五年级'的'学运世代'，将精神象征物野百合树立于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至此，由80年代开始的各项的社会运动，终于冲撞到最敏感的政治议题。

当时，台大的自由派学者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将之后一周的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最后，李登辉总统在3月21日接见学生代表，并且答应学生代表的诉求。3月22日经现场表决后，学生赞成离开广场，至此野百合学运正式结束。

'野百合学运'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诉求。李登辉总统也向学运代表承诺：将会召开国是会议，并且在1992年全面改选国代。

野百合对台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时高举的理想，逐渐转化成90年代的社会共识。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民主化的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畏惧政治。至此，民主化进入新的里程碑，野百合学运也在历史留名。"

然而，这个表面上的学习六四，究竟是延续台湾民主传统、还是延续中国学运方式，就在对于历史的不同观察之上。我以为，这个运动的精髓毕竟延续了台湾的街头运动，反对派抗争和选举文化，而非绝对照搬北京模式--北京模式没有明确的反对派模式，也没有选举文化的内涵。对于李登辉乃至东欧国家领袖，屠杀的办法被证明不符合人类道德，哪怕是在苏东。这是李，东接受挑战的原因。于是，六四屠杀给予台湾和苏东领袖一个教训：或者举起屠刀，或者立地成佛，除此，他们别无办法；因为他们无力效法于邓而打开杀戒。于是，这个结果成为他们政权的终结；而并不意味着北京六四模式在内涵上具备世界民主榜样的力量和操作。台湾大学生提出的"90年代的社会共识"，眼下在争辩六四意义之时，并未完全展现于中国社会--野百合运动展现的台湾"学生不再畏惧政治"的定局，在北京，正好相反。这就是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台湾民主化之间的本质不同。

这是一桩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接续之变是--

1990年5月18日，台湾百位学者、医生等知识份子冒雨于台湾省立博物馆展开靜坐，抗议军人组阁。

1991年5月9日发生"独立台湾会"事件，政府進入校园捉人，激起社会、校园知识分子的抗议游行。

1994年，台湾第一次开放省市首长直选。

1996年，首次直选台湾总统。

2000年，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转替。

五

台湾民主化启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专制主义统治和极权主义统治，对于人民运动的不同解读和区分。专制和民粹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负面的，而极权却往往和民粹主义相辅相成。辨析其中，我们一度提及，毛氏人民运动和台湾人民运动之间，同样产生表面趋同，本质迥异的区隔。有人说，台湾解严前后的街头运动和文革群众运动都是"文革"，是台湾的文革和北京的、中国的文革；其一致性昭然若揭。这个看法颠倒黑白。固然，群众运动，是人民权利争夺于政权的天然现象。但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采纳的方式、本质和风格完全相反。我们看到，台湾群众运动的诉求，来自一般性自由抗争，而文革诉求本身，不具备人民诉求的任何因素，他是反对自由的--毛氏本人清除异己，不容他派的人民独裁，正好说明其反对自由继而反对民主。文革乃是打着民粹旗号的官方内斗和宫廷政变；为此，毛氏发展出甚至不同于纳粹的、人民拥护/反对阵势。发展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人民运动内涵。而其人民性和反人民性的悖论非常明确。形成了文革"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运动实质。只是从表象和规模上看，人民运动似乎疾风暴雨，万众齐集，看起来很像民主运动。

二，毛氏文革和台湾民主（如美丽岛事件，中坜事件等）的本质区别，从整体来看是，台湾民主运动和政权意志做出根本切割，其口号和指向并无任何支持政权的性质，而具备真正反对派诉求的内涵；而毛氏文革本身，是在毛一个人的意志下操控和愚弄一切的官方运动--运动前提，就是拥毛，而后，可以纵容和操纵支持他的所谓派性体系；最终，则是以根除毛氏民间运动，为其终结。

三，无论是文革还是反右，毛氏极权主义民粹运动中，没有任何来自民间诉求和天然权利的提出，也没有任何自由主义和（专制/民主）政府之间的互动。而台湾和所谓第三波民主浪潮表达和形成的民众抗争，使得专制政府在对待人民问题上，导向不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让步--像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生所谓起义时，遭遇的某种来自官方的（有限）镇压和妥协--而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主义实行极权主义统治期间，这种道德底线，不杀人底线，根本就不存在。这表现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事件上。

邓式坦克和赫鲁晓夫的坦克，是突破道德底线的象征。而这个象征，正好契合极权主义政府，苏联政府之风格，之性质，而不为其统治的卫星国之政府所拥有，所具备。他们只是苏联坦克的附属品和牺牲品；而当这个坦克持有者一旦垮台，东欧国家本身即可发生变故和改进。因为并不是捷克或者波兰政府本身具备出动坦克，镇压国民的能力和意识。这是六四出动坦克而导致东欧国家无法出动坦克的政治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换言之，如果中国政权是一个蒋介石专制政权，段祺瑞专制政权，那么，他出动坦克、扫射机枪于群众之场面，很难出现（人们熟知段祺瑞为死难学生下跪之事件）；甚至毛，也无法因此直接对应群众于直接之坦克和机关枪之前；他要用尽一切办法，使得人民为其所用，而不是简单屠杀--他的屠杀，没有否定他的街头运动；哪怕是1976年的"四五"来临，也没有想到会直接戒严和屠杀--他没有直接屠杀。

所以，问题出现另外一个方面。事有蹊跷，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没有出动坦克。为什么？因为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诡秘结合，使得毛，没有突破"人民伟大"的某种心结--他以人民，学生和工农为挡箭牌的暴力政权，在如何对应人民群体直接抗争之提问时，没有来得及考虑--起码在策略上，而非在本质上考虑--如何出动坦克！而我们说过，人民概念的使用，使得毛在他的历史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是，到了他的晚年，毛氏人民主义业已破产。他在面对人民悼念周氏而反对他的时候，没有想到，也无力做出出动坦克之决定，以改变其"人民文革"论的结论。这是45和64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说，45运动，是以人民力量对抗极权统治的矛盾之举--而六四，其实只是这个人民运动、民粹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接续。故此，他具备毛氏运动，民粹运动和民主运动多重性质。也是人民于朦胧与中，努力分野其间的一种伟大而天真的尝试、牺牲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说，六四人民运动的性质，和一切一般性人民运动一样，不管他遗留了如何的毛氏色彩、民粹色彩甚至是党文化色彩；也无论他多么单纯，有缺陷，有失误，但是，仅仅就天真一点而言，他是人类天真力量无可指责的所在。而在充分肯定这一点以后，我们马上就要对此做出严格的分析和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一种可以比照台湾民主模式的分析可以出台。

这个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可以分成几个方面。

--台湾民主运动的来源和六四政治诉求的来源或有异同，都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远自左、右派别分野（"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我们看到，台湾人在日据时代思考的政治目的手段问题，一直存在；根据网上资料显示，台湾劳工运动、社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绝如缕。《台湾劳工简史1920－1999》记载，从日据时代劳工运动开始，其间历经解严，改制，直至90年代，说明虽无共产党人，却有劳工运动--这样一个迹象。

再是，台湾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绝对响应，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逐渐式微。原因为：日本侵略，殖民统治（函延长主义的绥靖政策）；蒋氏来台（造成的共产主义思潮的颠覆和镇压）；经济建设之成功；反对派之奋争；专制主义政策预留的合法斗争的空间（一如上述）；反共本身对于共产主义意识的批判（--含1966年蒋介石和殷海光批判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于《这样的红卫兵》中，殷海光写道：

"近来中国大陆发生一种举世注目和惊异的现象。就是，在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亚洲那块广漠的土地上，红卫兵像溃决了的黄河洪水似地到处横流。这种现象富于戏剧性，可并不是喜剧。实在，它里面蕴藏着悲剧。因此它很引起我的注意。本文的目的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客观的认知。我用的方法主要的是述和解析。我采的观点主要的是文化人类学及精神分析学。我征引的基料（data）主要的是《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因为，如众周知，《时代周刊》的报导一向比较平实--虽然它的评论在我看来比较保守。我希望本文在对于中国大陆红卫兵横流的这一现象之了解上，对有兴趣的人士能有些微帮助。

"红卫兵之最初的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它是农民组成的"苦力"队伍。目前的红卫兵的主要成分是青少年知识分子。它是一支富于扰乱性的打斗队伍。今年六月中旬红卫兵的这一新的形式就开始出现。八月十八日，导演陈伯达发动红卫兵在北平和平门游行，于是"文化革命"正式揭幕。这个由十几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队伍，分列检阅台两旁，穿着系带子的军服，臂佩红色袖章。在事先安排好的计画之下，毛泽东出现，数百队员冲向台前。他们一齐高呼：'毛主席！我们要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大概是红卫兵运动的正式'开锣'。

从这时开始，以北平为出发点，青年暴力的洪流向中国大陆各处冲激：呼喊、啡嚣、打骂，捣毁、侮辱、非礼，……"红卫兵的意底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自立注）和行动是不能分开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底牢结支配着他们的行动；可是，他们的行动回过头来又影响他们的意底牢结。阿米巴的神经运动及细胞活动是很难划分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红卫兵运动，必须把他们的意底牢结同行动一起谈。依照我的观察，红卫兵的意底牢结'与'行动可以归摄为下列七个型类（Categories）

"A　排外

"B　拔根

这里所谓"拔根"，就是要拔除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子。

"C　汪达尔主义（Vandalism）

汪达尔主义就是纪元后第五世纪汪达尔人的那些特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汪达尔人肆意破坏文明世界视为珍贵的文物艺术。

"D　虐待狂

虐待狂的一种特例是性虐待（sadism）。性虐狂是把自我性欲的满足和虐待对手方二事连系在一起。

"E　神话崇拜

红卫兵最大力推动的是"毛泽东思想"。

"F　拜名

世界共产党人都有崇拜名字的倾向，中国的红卫兵尤甚。他们拆除大街的名牌。……

据江绍原先生（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1898年生于北京，曾执教北大。--自立注）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贯献》九期，江绍原小页百七八）

"G　狂热

"充满狂热的人易于犯夸大狂（megalomania）。所谓夸大狂，就是对自己作一种病态的过高估计，或对自己的能力过分作不切实际的估计。红卫兵高呼："我们不止要掀起中国革命的风暴，我们并且把这一风暴向全世界扩张。"这是多么狂妄！……他们却高呼：'敌人恨的，我们正好喜欢。外国敌人对我们攻击，正是我们的光荣。'他们真不愧为一群苏格兰猪！

……照红卫兵这一'逻辑'来说，他们还不够彻底。如果他们真够彻底的话，似乎应该自动挖掉右眼，只留左眼。因为，根据共产唯物论所立的物质基础来说，右眼是'反动眼'，左眼是'革命眼'！

"我们在以上将红卫兵的意底牢结，行为模式，以及特征分析了一番。根据这一番分析，我们又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基本状况提出两方面的看法。

"A　关于'思想'的问题…… '奉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的思想'真的已被中国赤色分子普遍接受，心悦诚服，一体奉行，那么何致于要放出红卫兵来"大力推行"呢？个中情形，耐人寻味。

"B　青年问题

不错，红卫兵是陈伯达们编导出来的，……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里，怎会有这样的产品？他们在'党奴教育'中长大，听了无数伟大的诺言，心中充满了狂想曲。然而，现实呢？愈来愈令人失望，愈来愈使人不安，于是心头的压力愈来愈增加。每个人像一个小炸弹，所以一碰便爆起来了。

红卫兵是中国大陆赤色分子烧焦自己的一把火！"

请问在台湾专制主义土壤里，有无可能发生这等荒诞派戏剧呢？老蒋小蒋会不会承袭和照抄毛主席办法形成殷先生所谓之ABCDE呢？读者自有判断--这个判断就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大异也！）

六

故此，导致经国先生的解严和李（登辉先生）式民主之到来。加上美国因素；美国后来背叛台湾之因素（经国先生在美共建交以后的讲话显示--"国人必须提高警觉，洞悉共党'统战伎俩'。共党最近在达成与美建交的野心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对我发动'统战'，诸如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广播暂停炮战。都是恶毒的故作姿态，'国人'应冷静地不予理会。"共党的'统战'居心……我们绝不能信，也不能上当。"（载1979年1月4日《中国时报》。）"尼克松背着国会访问当时的敌对阵营，作为敌对阵营的中国，接待了尼克松并决定中美建交之后七年，卡特又背着美国国会进行对华建交谈判。"（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2594.html）美国人一直以来就是首鼠两端。）等等。

台湾学者关于二二八事件最终没有让位于共产党引导，则源于，蒋氏镇压残酷，再是，源于暴力斗争在台湾传统和民心中的解构（"二二八事变期间，中共的角色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在台党员人数不多，仅有70余人）。"二二八起义的性质纯然为台湾全民自发的集体行动，没有任何单一的政治力量能有能力加以主导。然中共地下党的发展随着二二八事变和1947年3月国共内战的全面开打，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大量的青年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入党，如直属省工委的台湾省邮电总支部即在1947年夏天成立，台湾省铁路局工人亦组成支部，李登辉与陈炳基等人于10月成立新民主同志会等。地下党党员到1948年春天，则迅速地成长到285人。

"就在中华民国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由国防部保密局主导对台湾地下党的斗争也就越趋激烈，而此一困兽之斗，竟然逆转了中共在台湾的发展形势。保密局于8月获检举线报逮捕了台大法学院商业专修科毕业生王明德等人，逼其供出发行《光明报》之校园系统，由台北市立成功中学而台大法学院、基中，进而循线破获主持《光明报》出版之基隆市支部，乃一一揭开地下党之组织系统。

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平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谢雪红、李伟光、陈炳基等应邀观礼，而中国则自此宣告分裂。"11

月，保密局依《光明报》线索在高雄逮捕了陈泽民，在台北逮捕张志忠，陈泽民投降，供出所知地下党资料，政府肃清目标指向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于台北市泉州街为国防部保密局逮捕，蔡孝干用计脱逃后，再于4月27日于嘉义竹崎落网，终于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自新，供出所有台湾地下党系统，简吉、洪幼樵、郭琇琮等皆先后被捕，吴石则遭曝光而枪决，中共在台湾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在陈泽民、蔡孝干、洪幼樵与民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下，注定了地下党在台湾的全面覆亡。"（曾建元

《中共地下党在台湾》）

--同时，异议人士发现了蒋介石统治中反对派和选举文化继之街头运动发生之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而最后一点，至关重要。这和日本人放弃社会主义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原因是，日本天皇和期成国会运动，形成改革合力，使得反对派运动得以在议会道路中实行，发展和成型--这当然有异同于台湾之政治道路；因为，日本之民主--议会道路和专制蒋氏预留之空间政治，并不全然相同，只是相似而已！

而大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主要是反对派存身权利和选举权利＝0这个事实，形成绝对对比，绝对反差。（这个历史线索至早可以追溯到"台湾文化协会"之成立，发展和解体--"1921年（大正10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是集合岛内知识菁英，以促进文化启蒙与民族运动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吹起了1920年代台湾岛内非武装抗日运动的号角。而其中关键的人物是蒋渭水。

"1921年1月30日，以东京地区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由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第一次正式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设立「台湾议会」。

"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以'文化演讲会'最具有影响力，……以1926年的文化演讲会为例，全年315场活动，遭到35次被解散的命运，而也有157次演讲被中止的记录。"

请注意这个数字"全年315场活动，遭到35次被解散的命运"--请问，如果你在时下之北京可以举行300场活动吗！

"文化协会的活动，在1925、1926年达到最高潮，同时内部开始面临路线的辩论。这时，台湾的社会运动，已渐从初期的文化启蒙朝向进入实际政治社会运动的阶段。……而应转型为'政治运动'，积极介入及支援当时台湾逐渐兴起的农民运动。党内右派则反对这种路线。"

请注意这段话，"党内右派则反对这种路线。" 这是民社或者社民运动和自由主义派的龃龉和分歧之开始吧！

"这种路线纷争及辩论，愈演愈激烈，终于因左派引进大批社会主义青年学生入会，以争夺文协领导权，而导致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

"分裂之后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新文协'），以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为目标，更积极介入政治社会运动，支援'台湾农民组合'的抗争，并发展劳工运动。

"1928年10月，新文协召开第二届全岛会员大会，讨论进行至一半时，遭到警方突击，命令解散集会，并有16名代表遭到逮捕。会议被迫延期。次年1月10日，新文协主要干部（中央委员）再次秘密，'台湾农民组合'代表简吉等人列席旁听，会议通过决议，新文协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团体，并支持工农阶级斗争。"

请注意，"新文协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团体，并支持工农阶级斗争"这段话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1930年以后，新文协已被台湾共产党所渗透及控制，成为台共的外围团体。1931年6月，总督府破获台共组织，进行大搜捕，台共组织完全瓦解，新文协至此几乎停止运作，而名存实亡。"

"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是192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由团结走向分裂的转折点。1927年元旦，蒋渭水有感于文协内部冲突的危机，发表了'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的谈话。1月2日，《台湾民报》刊出这一呼吁，仍然无法挽回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大会表决造成的左右派决裂。"）

他们的总结是--

"这场分裂有其深层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台湾知识菁英不能团结，而是受到当时两股世界思潮交互影响下所造成的结果。一是民族自决潮流下，兴起的'民族运动路线'，林献堂、蒋渭水、蔡培人等人所代表的文协右派。一是在苏联共产革命成功鼓舞下，兴起的'阶级斗争路线'，连温卿、王敏川等人所代表的文协左派。

"同一时期，日本本土的政治团体亦发生'左右倾辩'的问题。而在中国，1927年也是国共两党决裂的一年。原本合作的国共因革命路线冲突而公开决裂。右派的蒋介石另立党中央，展开清党，逮捕及杀害党内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随即对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掀开了国共内战的序幕。"（以上皆略引自《Tony

《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的回顾）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75/tony0575.html）

关于蒋渭水的观点，一言总结之--

"蒋渭水在'左右倾辩'后，进一步提出'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路线。他为文论述：帝国主义内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应采取阶级斗争；但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被压迫族群，却应采取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这和"1927年，中国与台湾的知识菁英同时都面临了路线分歧的抉择问题"时为相关--就是台湾之阶级斗争阵营没有成型，而毛共业已坐大。这个问题的历史逻辑是，反日民族运动幸而没有成为台湾主流而转变成为台湾社会主义独立/统一--一如大陆；这个转型，必将、也已经丧失了作为专制主义之政治抗争可能性的一切条件，一如毛氏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文革和极权主义六四。这个启示，就是我们看待台湾日据、蒋据时代悲剧中的喜剧之出发点。

这个观点，不是哲学的宣誓，而是历史的结局。

七

--日治时期的殖民主义和"延长主义"（相对于特别统治主义的殖民地路线，则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内地延长主义'。受到法国殖民思想影响的原敬，相信人种文化与地域相近的台湾和朝鲜是有可能同化于日本的，因此主张将新附领土视为'虽与内地有稍许不同，但仍为内地之一部'，直接适用本国法律），一方面带来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一方面带来日本人的民主文化和日本文化乃至基础建设。这样，日本人在对内民主、对外侵略这一点上，将台湾放置于中庸之位置；也就是说，日本人也稍微尝试做到多少给出一些选举空间和言论空间于台湾人（如前所述--日本人实行了台湾本地人有权选举和独立/半独立出版报纸之短暂自由--

"明治29年（1896年）就成立，由萨摩派所经营的《台湾新报》创刊不到三星期就被台湾总督府把它拿来当公报使用。不久属于长州派的《台湾日报》在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的授意下也想分一杯羹，于是报社老板就跟总督府秘书长谈妥条件）。（网络资料）--因而林献堂成为台湾的议会之父；相对于蒋渭水之民族独立之父--也是因为存身这个可能性而不是不可能性。"）（网络资料）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除去实行上述系列，继承日人选举文化以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拔掉胡适之这面自由主义的旗帜。这是专制政府和自由主义互动之证据，也是自由主义得以存身台湾的重要条件--这件事情本身，直接走向民主。

关于这一方面的撰写和论述汗牛充栋，在此不赘。只是要说，胡适对于蒋介石之自由抗争和妥协于蒋之非法任选后几届总统，与其说是真理的倒退，不如说是政治的妥协。

--选举文化和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函《自由中国》等刊物的问世与影响，使得台湾专制主义空间的自由含量大大激增。虽然自由刊物载沉载浮，荣辱与共，生死不定，却前仆后继，越挫越奋，使得台湾价值在自由主义内涵中立于不倒之地。

--台湾自由人士的代代崛起，牺牲和奋斗，使得台湾民主运动本身，产生了明确的领袖人物而不是简单一些头领。从其文化，出身和背景分析，所有这些台湾自由斗士，都是源于日本、美国和大陆正面文化教育而成长、发展与作用台湾民主。他们不是简单一些党文化之内的党内民主派或者改革派，而是以世界视野环绕其中，并以化西，化台，化中国为己任的一些普世价值追逐者。和大陆64，45，66之文化政治诉求和政治训练出身者，大具天壤。

我们说过，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启蒙，来源于民国初期甚至晚清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54时期的文化选择，则实行负面化筛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罔顾了由晚清学子意识到和接受过的系列西方思想体系，如三权分立（见康有为文字："……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纠愆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如自由主义（群己权界；见严复）。

如马相伯，英敛之天主教训练，平等、博爱等等思维，却是54所根本不被重视和有意忽略的。（见马相伯，英敛之--"在20世纪中国天主教爱国行动中，英敛之和马相伯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英敛之，字敛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满族正黄旗。19岁时读汤若望著《主制群徵》，22岁奉教。1902年以启民智、宣民隐为宗旨与友人合办《大公报》。他对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极为不满，竭力主张尽快培养优秀的本国神职人员，进而自办教会。对传教士们只许自己爱国，不许中国神父和教徒爱国的行径，尤其愤怒。1926年，带着满怀希望和无尽遗憾，这位杰出的爱国天主教徒与世长辞。

马相伯，名建常，字相伯，圣名若瑟，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里。12岁入圣依纳爵公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天文学及宗教。1861年入耶稣会初学院，1870年晋升为神父，在安徽宣城及江苏南京、徐州一带传教。1876年离开耶稣会还俗并结婚，一度投身于洋务运动。1898年复回教会，在佘山圣母堂避静一年后获教廷赦免。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又另创复旦公学，意为'复我震旦'。1939年，马相伯百岁大庆。同年11月4日，他病逝于越南凉山。）（网络资料）

这个思想影响，并未在民国泯灭；胡适，大公报和《观察》等人物、媒体，则抗拒54，主张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接续晚清的开放传统和传统本身（吴宓之学通派等等），造就解构于结构之前提而非破旧立新，虚无主义。使得中西文化接轨之课题，继续得以保存，延续，批判和发挥。这表现在民国几次重大之争论上。

而这个文化根系，到了57年，成为身首两端的所谓右派言观。这些49年加入者，重新发现他们加入之之悖论，遂发生新中国谈旧中国之现象。这是唯一一次和最后一次秉承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文化资源进行的争论和抗争--随着毛"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绝灭政治，资源告罄，文化灭绝，人物死亡。虽然，中国先知先觉中尚有其勇，如，林昭，如，遇罗克，但是，却不成全局，实属魂魄而幽幽于天下也！

台湾没有这等课题。

胡适时代的"自由中国"，尚未可以做到对其之斩尽杀绝；虽然二二八残酷异常，不亚于64，但是，从思想资源上说，文革和台湾民运的思想水准，依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问题的关键。没有思想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思想（如，08宪章的无后续化），是所有民运的死结。所以，就此推断，台湾历届民运的思想资源本身，形成了台湾街头运动的品质与内涵，培养出自己的政治领袖，亦堪称台湾之"敌国"（见日本将大隈重信和阪原退助被日人看成"两大敌国"一说）；也是台湾（和一切国家之）宪政之要素：反对党。从此看出，专制主义在思想层面留下的空间，使得改革和革命得以"自然"而然地进入顺畅状态，而非六四一样形成多头却不是多元化的群社运动--因为多元化，象征了自由主义思维的存在与成熟；而多头化，却是源于思想本身的龃龉，幼稚，病态（他们抓反毛者）加上天真。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和结局。

所以，六四情结成为一种未完成式和对于传统范式的置疑（他们怀疑去共化的灾难性！）；而台湾模式，正好是对于传统范式的规避，而采纳了普世价值之新结果。

这是非常需要强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