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改革异同论

文革、改革异同论

——兼议红卫兵和极权主义

刘自立

有作者就文革历史做了很好回顾（见仲维光讲话）。这里补充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文革出台，毛难脱其罪，不在话下；共产党否定文革论亦不足为训，也不讲了；我们只是讲到文革/改革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造成很多根本课题的模糊。悖论在此——如果说文革极权主义等于改革，除去政治权力和权术稍做持一论外，绝少一致。因为一，如不能很好说明毛、刘不同，则邓改革和毛革命（命割）就不好区隔。这里简单的意见分歧是：《共同纲领》之1950年代、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之延续，色彩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搞五十年新民主主义”（冯友兰问刘少奇见答），那么，这个资本主义肯定是极右翼色彩的、逐渐将民间资本官僚化的、共产党私有化的、那种消灭真正意义上民族资本家——抑或采纳对待荣氏家或其他家族招安的资本主义——而这个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与邓式资本殊途同归之恶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和人权罔顾资本主义。所以，刘少奇资本主义和毛泽东社会主义，亦殊亦同；黑猫、白猫亦亦殊亦同之奥秘，也在于此。说得更加明确，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如果权力掌握在一党体制里，就没有好果子吃。这是一个规律。

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权力的独裁和一党的专政，人们就可以罔顾毛、刘、邓之不同。因为，邓的显著特点，是接轨于国际市场原则和无原则利益驱动。使得美欧日资本襄助中共国之希望，变成现实。这个只知道打桥牌的中共领袖，却悟出了这个道理，遂使得中国和西方斡旋打转几十年，把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搞得团团转——你说，这个邓是不是一个“天才”？而毛只知地域政治，三国韬略，机会主义，但是，该人比起邓之经济谋划，还是少了一根稻草。这就是中国极权主义结合西方实用主义延续其生命之诀窍。这个诀窍，毛不懂。于是，文革、计划经济，思想国有化和邓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生态倍加涂炭，人权亦遭凌辱，仲伯之间，谁是延长极权主义之体制寿命的有效论者和实践者呢？不是毛，是邓。这是研讨极权主义中共国之基本结论，不可以将此结论一体化为简单独裁恺撒说（毛、邓混淆论）；因为这个分别不是理论中国、而是现实中国之写照，不可忽视不顾之。

2，极权主义或者说邓、刘亚极权主义和毛正统极权主义之间，唯有搞运动和不搞运动之别，没有不施行极权压迫之异。这话从何说起？可以从其对待（60年代）教育改革的态势说起。因为，这个课题，直接关系到以下争论红卫兵课题之内容。简单说，卞仲耘是捍卫刘、邓教育路线的体制内人物——她属于皇家女校的实际掌权者。于是，对待她的问题，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她秉承刘仁（60年代北京市副市长）的教育路线，抵制毛的教育路线；而毛的教育路线，就是取消教育的教育路线——卞坚持的教育路线，实际上体现亚极权主义洗脑和功用教育之“正常”教育生活和教育方式——且当时，中宣部童大林们，还把北京景山中学，定为施行这种教育路线的改革试点。我们看到，这种中共间性教育思想之争，排除很多其他重要因素和祸根，直接作用于企图施行毛教育路线之清华附中。故此，这里出现的“造反三论”，就是要施行这样一种教育领域的“一穷二白”，为文革的无法无天打开缺口。这是连希特勒也不敢问津的、废止、废除、毁灭学校和教育的毛匪政治。这个政治，把人们引向中国几千年来绝无仅有的学生无知无畏和残杀老师之运动中。所以，在这里，我将其称之为毛极权主义和刘、邓亚极权主义之区隔。

这个现象的另外一面是，一旦文革结束，邓、刘教育复出，产生的结果为何，就是我们上述所言，使得中共国体制（含教育路线图）延续其所需人材，施行富国强兵路线。这个东西，问题很多，如，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如，无传统文化延承，无东（中）、西学精华保持，无真人才培养（只有奴才训练）等等；但是，这个教育体制，在单纯的科技训练和宣传洗脑上，基本上，还是在蓬勃发挥当中且野心不小。直到今天，将孔子学院和什么电视延伸于外部世界。这个东西，一方面是中共国之准扩张需求——另外一面，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廉价劳动和资源垂涎三尺所致。于是，邓复出后的教育改革，大学恢复，学生复出，甚至留学热潮，莫不说明毛、邓之别。以后，在美国之中共“小政治局”的出现，不是任何哲学家都给予说明之事。所以，这个势头，最后形成了在奥运会期间，中共国色彩的留学生响应其宣传方式的一次海外大示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怕也没有看到和想到。他只是停留在中共怕美帝、还是美帝怕中共，这样的穷白思维之上，显得极其愚蠢。

3

接之课题，我们稍稍转向文革初期的毛式镇压和煽动、及邓式刘式的镇压和护权（争夺文革领导和主控权）之争斗。这里，也可举一反三。刘、邓方式，就是工作组方式——而工作组方式，却非刘、邓专属，而是毛共共同方式。这个方式，众知，来源于土改工作组，工作队；不赘；于是，在如何发动“运动”（碰巧阿伦特也喜欢用这个词）和如何区分运动性质和运动方式上，也产生毛极权主义和刘、邓亚极权主义之异在。这个异议在于，刘、邓是动用极权主义国家机器，施行一切官僚化运作；而毛是继续革命，发动群众，施行民粹，打击官僚，动员红卫兵（一是，利用骆小海这样的第一根棍子——再到利用蒯大富这样的第二根棍子——最后，再消灭蒯大富，说，你们不投降，就予以消灭）。于是，我们要在理论层面分析这样的亚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本身运作之异在。这个异在就是，刘、邓信任一切官僚化，本位化，党控化运作之效能——而毛，施行革命化，人民化和运动化运作。这里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唯一不同是，刘、邓来自民间，却一直是涅恰耶夫式地下暴力主义者和破坏家——而毛主席老人家总是要把人民放在公开的位置上、予以认可，施行煽动——于是，主席和人民；官僚和造反被他玩于股掌之间；其间，从毛主席转换到人民抑或相反，完成时间，只需一秒钟。这就是他的神话可以攻无不克、坚无不摧之处（毛最终成神，而刘邓始终是人）。故此，毛、刘反目，远说，是建国建设之争；近说，则是如何理解和运作革命和官僚统治之双课题。这个课题，回归到极权主义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双向权力的人民化和官僚化，才是极权主义中共国之双特色；也就是说，文革论和改革论，施行跨越式整合，才是理解毛、邓亦同之关键，所谓缺一不可，乃是也！

叶维丽等人（含著名人物宋彬彬）就是这类剃毛舔邓之辈。因为，固然，毛给他们带来表面上的、正统的、权力层面的荣誉（“知名校友”等等）；而邓带给他们钱、权双料。这是一段小儿科的分析。她们的所谓“红色大院文化”（见叶书），更是这种小儿科无耻吹捧共国权势的奴才言说——她比起王朔、韩寒一类的笑骂逗哏，更显得寡廉鲜耻。我们多次言说的工作组镇压方式和毛的取缔工作组方式，只是“共币”两面而已，却为叶，刘（进），宋等人胡乱说成是“秩序论”和不死人论。须知两点，一是，毛本人就是派出人民日报工作组陈伯达之决策者；他后来发动撤销之，是他战略部署的一环；绝对不是毛后来发动“二次革命说”的根据；第二，宋，刘，叶等人肯定工作组，其实就是肯定刘、邓镇压这个亚极权主义运动——卞在工作组时期被有组织欧打，几次被冷水泼醒……。这个东西被她们肯定，是因为毛之草料不能满足她们住在美国，拿着护照，为中共说话这个特色——在毛时代，这就是通敌——而她们之中美国身份和首鼠两端的身份认同，也使得美国人、比如哈里斯一类律师，追讨卞案，来得棘手和艰难，因为他要面对人权和国家关系、这个同样是首鼠两端的世界性政治朦胧诗。所以，我们很少看到美国报纸、舆论、律师和官员，会在这个回合的文革争议中，有所作为。一般而言，中国人解决中国事的原则，也许很对；但是，根据苏联解体和德国、日本投降之历史看，诺大中共国，无国际关系介入，是不会变故更新的。这个日子会来吗？内部人士斗争之定位，又是如何？此外题，亦不赘。

4，所以，文革研讨涉及课题大至极权主义，函括如何诠释阿伦特的资本剩余论、多余人论、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等等课题（这是阿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导致极权主义）；此涉及中共国资本形式极权主义和苏联非资本主义、集中营社会主义体制之迥异——也就是，毛极权和希特勒极权之迥异。这个话题，我们说过多次，可惜很少人理解（见鄙文《如果阿伦特来到中国》）我们在此研讨文革之文字中，不可能大面积涉及于兹，只是点到为止。主要的区分在此：阿伦特说的资本剩余导致剩余人出现现象，是她们西方资本流向导致的结果；这个结果，使得殖民地和宗主国人民，产生认同区隔——左、右两翼，都有这个殖民地抨击说（比如赛义德所言“地域结构论”即为其一；加之康拉德，吉仆林等等文学家）——而中国极权主义分成两阶段：1，短缺经济之无剩余资本之极权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中最坏的斯大林、毛极权主义；2，邓式、现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极权主义。我们说，这两个极权主义之存在，体貌和本质，亦迥然不同。毛主席穷白极权主义，正是比较中国德国苏联更加不堪之主义。这里难道还要多说吗？斯大林和希特勒从未批判本国传统文化和著名文化人。毛批判、打倒一切文化和人物。于是，这里凸现了毛极权主义，不可能肯定中国之巴巴罗萨和其他历史比附（斯大林还要比附苏沃洛夫和普希金）。最后，就是遭遇邓式极权主义的世界定位课题之不好解决；遗憾的是，就连美国人也不知道如何定位于兹。黄海一轮争议后，美国正派出说和使团，企图重归同舟。

在资本一面，毛断定不可能支持德国之克虏伯和西门子；就像苏联不愿意更多的哈默来到莫斯科——苏联崩解，就是因为这个极权主义，没有让原先十月革命后进入苏联的美国（彼得博格集团为代表）和西方资本合谋共事，导致最后出现八十年代“政治借款”的美欧压力，使之崩解。所以，是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含中国）极权主义之双元素，无论论及苏联早期、还是中国晚期之体制资本和意识形态，成为研讨资本和“运动”之间关系的一门新课题。俄罗斯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就有这样敏锐的眼光和听觉。他说，美国人洛克菲洛等等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见对其访谈录）所以，在研讨文革坚决排斥资本主义之草的同时，我们看到，邓的、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奇幻景致，竟然在不同又相同的中共国出现，实在属于新式极权主义研讨的一个范式（范式，就是对于陈旧模式的认定——卡尔纳普）。所以，我们说，和极权主义经济政治方式真正接轨的，类似阿伦特所言资本剩余方式之接续者，是邓，不是毛。这也是资本主义产生正宗极权主义之元素（极权主义最终来自资本）——如果我们把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定义为极权主义之原始答案和内涵的话。于是，在另外一方，毛式极权主义，则成为这个极权主义排除资本元素的东方极权主义——这个东西，其实是极权主义的原始阶段——就像古巴，朝鲜等等。所以，肯定改革邓式结构者，正是这个正宗的极权主义的继承者。虽然，她们继承了毛的面貌，但是，骨子里，是邓式分子。请注意，这个原子化说法——其实，毛式极权主义根本不是“原子化”而是集中化和集体化之结构；是思想的国有化源于体制的国有化；等等。迄今为止，红卫兵现象的本质议题，应该从造反转变成为掌权和掌钱——也就是说，她们现在是反对造反之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反反和谐论者（请注意，“反和谐论”，正是克鲁泡特今当年的提法。）邓式极权主义，才是他们变打天下为坐天下之要害。按照周泉樱（文革清华四一四的理论首脑）的说法是，不是毛思想必胜，而是“周恩来思想”必胜——就是邓必胜。果真是这样吗？如是这样，资本主义一极之极权主义，真的可以代替法治和民主资本主义了？……法国学者所言，中国正在回到世界第一强国之地位，并且形成中国引领世界之局面，原已有之，亦必将有之；这可真是一语既出，石破惊天，使人大惶惑也。

上帝历史从西向东的路线图真的会改成向西吗？好大一个设想！只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只能让历史作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