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五.四一、二事

重说五.四一、二事

——兼议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一

蔡元培是不是五四主将？是不是五四“守护神”（李平心语），坊间议论不一。唐先生振常说，不是。亦有人说，是。何以是与不是交杂，纠缠，好像更有隐语——一是说，如果五四百无一缺，则不单单是陈独秀等可以当主将，蔡元培自然也应该拉入，以壮其声威；说“不是”者之隐语是，五四问题多多，蔡元培唯避之不及，何以要强行加入——这个看法，我以为就是唐先生观点。说五四走向一声炮响，走向毛主义革命，更是某种政治逻辑之证。但是，不同意者，以为是开始了德默克拉“贼”的民粹进程，故而要避之。（比如，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之吴虞，就是北大教授、五四大干将，以后，他不是走向马列，社民，而是心性笃信于佛了。自相矛盾。于是有人说，吴先生没有找到出路，没有马列。马列是出路乎？现在看来很清楚，根本不是。）那么，蔡先生是不是五四主将，课题就有得研究了。其实，蔡元培不是五四主将。非但不是，他还是五四的“辞将”。很多文章涉及于此。其间，他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辞去北大校长一事，学界多有争执。

一说，他在关键时刻逃之夭夭，不能担当，也担任“大学” 之长如孔子等人，可不是如是做法，云云。这个话题说起来艰深；要从蔡先生的道德观说起。蔡先生什么道德观？就是唐先生每每开口必称之：知进退方不为小人，“小人知进不知退，”是也。蔡先生知此道，遵此则，知后而行，故辞职。这是道理方面的说法。直接导线，就是他对于五四的态度。五四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打砸烧，烧了赵家楼——这个行为是蔡校长一直以来反对之极的做法，他作为一校之长，没有管得住学生，焉能不引咎辞职。更多的蔡式原则，人们知道很多。归结起来有几点。一是，他主张学、仰分开——就是说，学术和信仰要区隔，不可归一

——比如，你可以研究马克思，但是，和信之无涉，更不可为信徒，拿起武器打倒政府。这个做法可以说无作用。他的学生中很多人从“拿起笔来做刀枪”，到真的拿起武器，武装暴动，其时间并不长。二是，他主张兼容并包，什么都可以来教授，来宣传；只是他也有不并包，不兼容处，就是他反对林琴南到北大。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老林纾反对反对孔子，说是覆孔孟，不对。也有说，“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唐振常）于是，蔡式原则打了折扣。再是，他主张“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他坚决反对政治势力利用青年学生政治热情，以授其奸。

最后，当然，还有他的道德美学式准宗教观点， 就是众人皆知的美育说。（美育是不是可以取代宗教，是一个大问题。宗教有文本，有神祗，更有关乎于此的世纪文化，绵绵不绝；取消之，就是取消了文化——西方文化与文明——美育载体何在？不甚清楚。且宗教道德在星空，在恒常，可以衍射上下古今；美——则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之美，之道德，之诠释——如果步入时代，命实践为人之实践，不是星空律令，那么，这个美就会发生问题。正面效应是正教和异教之美媾和，产生如康斯坦丁大帝时代之兼容并包——负面效应，就是以意识形态诠释美和丑，发生法西斯美学和毛式美学，问题就来了。）

那时，五四当天，学生集聚在北京马神庙一带。蔡亲赴现场阻止， 不果。张国焘让校长“回办公室去”。于是，蔡先生的观点被挡回。蔡先生什么观点呢？就是不主张学生参政，上街，废学。个人有政治情趣，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甚至以后说，“但是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见《唐集》）所以，前此关乎林纾课题“已备载衷曲”，“出校游行，发生事端，他担心予人口实，北大将遭毁坏。这种心情，是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所容易产生的……他在《出京后途中致北大学生函》中说，“‘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处于爱国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同上）唐先生说，游行，他是反对的，火烧更是反对，你们“做得过火些”！他说。但是，当学生被逮捕后，他又拼死抢救，不遗余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张国焘语）唐先生说，蔡辞职有三种理道。一是，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其咎”；他有责任。二，蔡当时处境为艰；政府指责，亲日派攻击，守旧派嘲骂，一时盛传撤长说，增强了他辞职的决意。至于说他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典，唐先生解，“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蔡元培全集》）该年9月，蔡回到北大，他说，是为数千学生计。

二

陈独秀是五四主将。民主科学是其口号。但是，民主何物？ 科学何物？其间内容多多。诠释多多。历史显示的诠释，就是不知道民主可以变成民疯，科学可以变成极权——变成泛工具主义而枉顾人性。从理论上说，早有吴宓等人看出此道不正，就大声疾呼要转回正途，消除邪说——什么是邪说？就是民主结合马克思、共产党，叫做“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陈寅恪诗句）。吴宓是美国学者白璧德的门生，他的观点原出于白璧德也！白璧德说了什么？就是反对卢梭——民主/民粹，他说是浪漫主义，滥情主义；又反对培根的科学论，泛科学主义且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是卢梭主义使得培根说影响日大，涉及更深。（简要而论，可以说依据以下几个观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滥情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的关系是，人文为大，人道次之；枉顾二者，就变成后二者。人文主义兼顾宗教整体观。科学主义是专门化倾向。虽知不能和人文整体抗衡，但是，一科、一门，使得科学“想像”整体解决之，这样，科学野心使得人文丧失，权利凸现——而浪漫主义和普遍意志，则成为革命导火线，彻底颠覆宗教和人文，还美其名曰：民主，其实是民粹。故而，东方，白璧德一直看重中国孔孟，礼仪和道德，提倡中庸。西面，法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正是二者龃龉和辨正之历史，最后，被匡正过来。所以，一直以来，白璧德以为，科学、民主如果不识人文和宗教，一切都会走火入魔。俄国和中国革命是其证。中共枉顾宗教，看轻文化，正好是利用民主，且以科学为据，来一个走火入魔的无神论。）

这个争执不是以后几年十几年，或者到了我们的民主墙时代开始的， 开始于1920年。会通派说法，笔者很早就援引呼救于之。吴宓观点很简单，就是民主要回归希腊，科学要尊重儒道。不幸，历史是按照陈独秀的逻辑发展的——民主变成民疯，变成痞子运动和文革——科学变成新启蒙＝新蒙蔽，新愚昧——什么陈伯达、艾思奇取代的不止是希腊民主和柏拉图，就连马克思原本也庸俗化了。到了49，57，66，一切归于疯人院。但是，起源在陈独秀那里。耀杰先生书说，陈独秀因为狎妓被蔡元培革职，犯了道德法规。说是挖伤妓女下体。这个事情不堪于雅，于学，于人道——但是，古今中外，狎妓不是罪——罪要看他们的学说和以后的组织、政党，是不是搞了一个不自由，太专制，更极权之国度、之体制。陈独秀早年、晚年判如两人。一个是极权主义萌芽的疯子，一个是反省及时的常人——甚至和很多自由巨石一样，成为消极自由人列中之一粟，反疯为不疯。

他早年都搞些什么名堂呢？耀杰书说，他反对国家——

“国家是什么？……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包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籍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等世界大同了，这个“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又云——

“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 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张耀杰）

他反对什么国家呢？自然是专制的清朝皇权政体。 并且在体制改革和人性改造上用墨很多。前者，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氏反映之；后者，则是关于体制和人性辩论说的易卜生情结。关于后者，可以说迄今争论不已，成为一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辨证；而前者之说，则关注人少得多。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提倡革命，主张平等，有何不妥乎于当时的政治呢？这个问题很有辩论必要。从文革前后，政权忽而主张巴黎公社，忽而主张民主法制，即可看出，革命党于无政府主义之情结挥之不去。因由何在？就在于列宁和克鲁泡特金之间、之异同关系。异，在于列宁是首鼠两端，忽而要巴黎公社，忽而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克鲁辈异——相同的，就是要反对前政府。这样，克鲁和列宁就成为一种难兄难弟之关系，又加上兄弟倪墙，反正有异、有补、有血缘，政治血缘。克鲁葬礼在苏联国可以举行，是为证。那么，陈氏无政府和列宁主义关系何在？又是一个关系密切的课题。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他们都是源自法国之左翼思潮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社会主义者，是要施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就是说，要施行废除三权分立说的任何合法和合理权威的。也就是阿伦特在其革命论中阐明之、法国和俄国之社会革命异于美国之政治革命之在。美国革命是有预设和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和言社自由。法国革命没有实现之。是复辟时代包含拿破仑在内之一大批官员加学者、如夏多布里昂等人，在反对暴力革命和反对极端皇权的努力匡正之下，才把法国扳回正轨——而俄国革命，则是完全颠覆这个权利治衡，施行列宁和斯大林的专制极权。而道理十分清楚，陈氏历史作用，不在他如何狎妓，二奶（他抛弃原配，和某某同居等等），而在于他由无政府，转向列宁的共产党，且成为一代肇始者。这个负面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不管他后来如何背叛，抑或说，别人如何说他背叛——也不管他究竟是属于托洛茨基之中共革命论之正确估计，还是他属于斯大林中共革命论之错误估计——都是俄人政谍。我们说过，如果真的按照托洛茨基看似正确的、关乎所谓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之判断，中共在二十年代就掌权了，那又如何？这只不过加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苏维埃支部——傀儡而已。

我们说，陈，托，是有共性的。他们早年， 都是几乎丧心病狂的左翼革命暴徒，后来，却阴错阳差，成为西方人士为之辩护之自由主义人士，且死像悲惨。如果做起“像赞”，自然是要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取消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的一方危害。这个思想苗头，在五四时期，看得很清楚。陈氏狂妄自大，胡说八道于各种根本问题，全然不许别人有发言权。他说过，正确了，就不许别人再讲。这个非伏尔泰主义，是他欣然与共之源头。五四怪人特多，如钱玄同，如吴虞，如章太炎。都是不可一世的疯子。他们在那时，究竟要做些什么正确的事情呢？无非就是要施行自由之易卜生主义，要废除汉字，要打倒孔家店——虽然，蔡元培努力为其辩护，说是，他们只是要把孔子加于平等之地位，不要超越于其他之子之上也。而实际作用，不单是颠覆了孔子，而且颠覆了所有子，就是鲁父子说的，一片黑暗，是吃人历史。这个五四，我们说，是很畸形的，数典忘祖的，孤陋寡闻的；不是美育的，而是丑陋的。你看，希腊人，不曾、也不会打倒他们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德国人，不会打倒他们的歌德和贝多芬（连希特勒也没有打倒之），法国人，更不会打倒他们的伏尔泰和马拉美，西班牙人，不会打倒他们的唐诘歌德……唯独我们中国人，要打倒孔孟。这个东西一来，就变成千年未现的帝师合一，成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毛氏竖子，居然要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成为一个伪基督降临于斯，是不可悲，孰可悲也！

记得已经鹤去之唐振常先生，说过几句他喜欢说的话——

一句，就是前此说过的，“小人知进不知退”。 这不是儒家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蔡先生知政府，知后来之有限政府，“好政府”，他不是暴徒和列宁主义者，五四打烧，他引为罪责，而咎辞之，何错之有？倒是后来，不知退者，不仅为师，还要当天才，当上帝，唯其死，才是结束，甚至，死不结束，还躺在那里挡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句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是孟子的话。 这句话说的是，在极权主义那里，所谓民众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比如说，毛思维，在世界范围堪称动物园思维，但是，文革，他登高一呼，万众欢呼。就是他那个统治地界的“方”和方法，奏奇效，出奇功——出了那个方法和地方，就无法奏效，就骗不成了。这是唐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话。他批判张紫葛乱写吴宓，文章用此题名。

又句，就是他所谓写史不可为亲、贤者讳，不可因为牵涉三亲四故， 不说实话。

都是非常有效的历史研究方式和研究原则。

对待陈独秀，我们也需持有这样一个态度。 不可因为他是后来之反对专制者，就掩饰他前期言行。不可知其有进有退——且退之体制外，就罕言其组织共党之误。

也不可还要残用其党文化， 使劲挖掘一个共中正确性和党中杰出人物——须知，他是成为党外以后，方可“难罔以非其道”，不是在“方中”，就“难罔”了——他也是做过“君子”，伙同俄国人，要在中国“欺以其方”。难道不是吗？

“难罔以非其道”，还要说，在当时，在1920年， 五四一年不到以后，就有吴宓写出会通派宣言般文字，说出真理。就是要以仁义道德，孔孟儒家和西方非易，马之主流文化，匡复中国传统，就是，现在说的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之结合，古代性和现代性之结合（当然，阿克顿之两自由说，古代和现代，早已不是现代时的言词了）。现在，我们想引书一些吴宓之诗句，来印证他一个世纪以来的真知卓见。

关于陈，钱，赵（元任）等莽汉主张取消汉字，胡适之主张取消古典诗歌等，吴宓说，“车书同轨鱼虫灭，天地不仁雀鼠悲”。这个引憾，可不是只是涉及陈独秀了，从秦始皇开始，他就骂了——毛这个儒灭，更是在此一方面变本加厉，无法无天。车书不单“同轨”“同文”，而是完全毁掉，烧掉。难怪梅光迪说，灭古文形同自杀。49年以后，党文化之野蛮，粗鄙，荒诞，不是57年，不是66年首创，首创，是陈，钱，胡。

于是，在经历了从五四开始的车书命运后，到了五十年代， 宓更唱道——

“嘉陵江水几回黄，不死惊看汉字亡，……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这是他针对汉字简化改革，做出的悲观论。

宓引书陈寅恪，说，“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 加上宓之“僧颂佛号名杀戮”，“相思银汉疑通敌”——把个党文化神通无人，说个底掉！真是神州无神但有毛，无法无天灭人伦！陈之人性改造论，就变成这等模样了。

但是，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五四叫嚣里，有没有一些稍微正常， 言说正确的表达呢？当然也还是有的。耀杰引书章世钊言论，关于反对党，关于宪政和民主，即是。可以说，是和陈的无政府，反国家适成对比。章说的话，就是四十年代胡适之说的话。可惜，民疯已经煽起，革命无可阻挡，毛师所向披靡。国人之騃，之哀，之亡，也就只在眼前了。

三

一句老话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那也未必， 中国语言系统在五四颠覆以后，虽无彻底销亡，却也历经了断裂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白话文直接转入极权语汇、新华体和毛语录系统，乃至影响之深迄今不除；另一方面，五四中人和以后的文人文白兼顾，变形抵御，使得民国文字并不像胡适文字一样，白浅尽显，彻底草根——就连钱玄同，胡适和一切新诗人自己，也都是举行一种仍然是兼顾传统文气和文质的文体，且一直传到没有文革的台湾于今。这个似是而非的白话运动中，语言作为载体发生的巨大变迁，说明了一个五四不彻底的幸运之机，还是留下了可以理喻的人文和人间思索。其中，思维和行为的矛盾，倾向和现实的抵触，尤为明显；明显地表现在五四主将吴虞的身上。他是身子留在前期，脑子进入后期，最后以更加倒退于五四作为结局——他笃信佛教，万事皆空，是为其终。考察此公，可以说出中国五四之辈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这个旗帜之变，良莠俱备，只是凸现的红旗，一经遮蔽，就成为漫天无星的红色黑暗，连语言也不能脱身，而且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吴虞一生，唐振常先生做研十分细致；还记得八十年代初，老先生当时来到北京，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出入于图书馆；也偶尔到我家、原北大西斋（原京师大学堂址）坐坐。那时，他正在抄录吴虞日记，研读吴虞先生。

吴虞之思想，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吴虞之精神，是不是独立之精神？ 这个问题很有点哈姆雷特之问之余味。因为，说他反对孔子，不遗余力，是要讨自由，也许为真，也许为假——因为，孔子未能拯救他于此界，他转而信佛于彼界，是为证，这是自由乎？不见得。说他是独立之精神，对，也不对，因为他幼时反叛，称其父为魔鬼，而后来对于其儿女，其行其止，专制异常，也无异于魔鬼；独立之精神何在？这个两面派是不是自由和独立了呢？不知道也——所以，就是哈姆雷特之问。其实，这个现象笼罩在几乎一切知识人的头上，如云不散。你成立革命党，要自由，要民主，到头来，却是搞成一个比老不自由，老不独立更加“不”的东西——所有的造反有理，只是指向毛有理和毛独立，他，可是如鱼得水，天地以欢了。国人呢？陷入几千年的：造反——专制——再造反——再专制的怪圈里不能自拔，甚至不能自省，一直到文革几乎半个世纪以后。这样，吴虞之文，之问，之格，之风，成为我们观察五四的一个窗口，是有现实意义的。吴虞思维也是千头万绪，抓住一点，就是考量他的反孔、覆孔观。这个观点，被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极其宝贵，认识正确，立场坚定——含，唐先生本人。于是，掰开揉碎其文本，且分析之，就有必要了。我们开门见山，直说吴虞的反孔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考察并批判孝，忠，礼，刑（《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他说——

“他们教学，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故必用礼为纪，以正君臣，以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就是荀子之效、忠、礼一气相连观；“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而君主既握正教之权，复兼家长之则，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分离。”礼适道德，法适非礼，于是“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合为整体的“妙用”。也就是唐先生总结之，儒家伦理合家族，君主制度三位一体，是为孔教核心。如何解决？吴虞接着说，“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即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又说，“此余所以谓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则尚余二大部专制，安能而得真共和也夫！”换成今天的语言说，就是要先行进行家族和儒教改革，方能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思维，是不是哈姆雷特式的不得复案之复？现在看来是。比如说，毛氏就有斗私批修，灵魂革命说。但是，究竟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还是在后改革？历史做出的结论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不但是改，而且是革——人民公社几乎就是解散家庭——儒，也沦亡不复，彻底埋葬了——但是，这个最为彻底的革命，究竟于国，于民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换言之，颠覆清朝之革命，也同样是制度先行，有了表面共和，没有按照吴虞方案行事；倒也是成为阿Q式的改革，城头变化大王旗。两种非吴虞式方案，其实，都不奏效。奏效的，却是历史无情，政治无理。但是，政治究竟是不是只是无理乎？看起来，现在很明确，就是要施行真正的儒政分立/离，正教分立/离，建设一个容得下儒，释，道甚至基督，阿拉的政治体制，方能实现吴式梦想——而非相反，更非先要解散家庭，根除儒教——吴虞本人三妻四妾，也最终不解散家庭，连一夫一妻制也不遵守。至于君师合一之想法，关乎儒教准确定位说。吴虞之说，未必不准确，但是不能不更准确考察之——不幸，他的指责，在毛氏时代完全做到，虽然不是儒师合君，而是伟大有四，且为“导师”——我们的意思是，君师合一，在几千年帝王将相统治年代，细说其里，尚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帝王合儒，却不见发现他们自称“思想”，自占师位，就是马科斯.伟伯所谓，宠幸阶层即血统阶层和官僚知识分子之儒，形成的一个有限统治公司——这个公司，起初是布衣为相，制约，或者有限制约了皇权的蔓延。官僚和分子合一，也并不是毛氏后来那种依附关系，多少有一种制约关系。其一，表现在起来源，科举制度，有教无类。二，相对制约皇权，知识人——士，可制约皇帝，甚至形成宦官和官僚人员的互相制约——遂为西方人利马窦等人发现之中国权利治衡因子。这些，都不是君师合一，而是君师分开，或者说，有限分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也有！正是由于这个进退有独，自由有限的皇权体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南山篱下的文化空间——而这个空间民国尚存，到了毛氏于今，就荡然不存在了。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屈原、李、杜、曹雪芹。这个历史，当然不能责怪吴先生不知——却可以批评完全否认儒家文化和文化本身的反孔自，覆传统的一代代妄人，他们，据说还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璀璨异常，不是民主制度造就，道理，出乎于此。所以说，就连西方哲学家，也没有说要批孔、覆孔，而是把孔子列入世界文化轴心中，且和荷马，耶稣与查拉斯图拉并列（见雅斯贝斯）。其实，儒家地位确定之问，早就解决了，不是未决。因为，正如陈寅恪所谓，儒家之载体，即为“道光季”之附物，道光一完，王国维殉身，陈寅恪殉道。至于说，如何拯救出来一个“新季”——此问宏大，但是，一个陈寅恪之自由，独立，已经预言在先。就是共产党不是儒家载体，更新儒家，是要自由和独立之体制。这个课题，难道很艰深而不可解乎？所以，我们分儒家为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就是此意。“新新儒学”之反，就是回归儒政分离，解除党儒合一之怪现状。若是按照现在这样删书/删儒，以救党，救党文化，就是岂有此理了。以儒学之道发扬共产党软实力，建立什么孔子学院，在党委书记领导下，来一个今天之孔孟复兴，就更是天大一个笑话。

四

耀杰先生书，主要涉及北大教授中人于五四时代作用，和《新青年》 杂志诸事。其中不乏新的观点，新的发掘。如，周作人，李大钊等，在北大之实际地位，毛，是被谁人引入北大，等等坊间，常常涉及的内容，他又新考。而笔者最有兴致，乃是看到他关于鲁迅课题的再研究。史及鲁夫子，牵涉到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事件。耀杰考，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派系人物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如，文本指向李石曾。顾颉刚说，是因为蔡元培授予教授可治理大校，可以当校长后，遂有李氏抢校之战。“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可有某种不可恕的劣迹。”二是，1923年以来，苏联人帮助孙中山开始“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当时东南大学校长就被党化掉了。书说，“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推行‘党化教育’。”三，随着这个运动分成法日派和英美派，其结果导致了“三一八”惨案。何以分派，即导致残案？书中，并未续说之。我们的兴趣，倒不在分派各派有什么本质确、误，倒是可以看出，鲁迅等人遂属一派，却被说成是后来绝对正确一方——而后，鲁被毛利用之后，毛又说，要关起来鲁夫子，让其默不作声，云云。这样，吵吵嚷嚷的民国式纷争，就被一刀阉下，了无声息了。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五四也好，驱杨也好， 段祺瑞为被害学生下跪也好，都是呈现了一种民国精神——虽然，不好说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也没有犯下“战是和平暴是仁”这样的大亵渎，大涂炭，大毁灭。于是，我们说，五四运动之具体载体，自由独立的基本依附，还是在民国——这个体制，在这个体制的身上其得以开展，得以形成。是非优劣，正确错误不说，蔡元培也好，胡适之也好，都是民国文化和文运的关系人。他们的自由主义，使得西学东渐的萌芽获得茁长。也就是说，五四乃是民国文化和民国人物的产物，不是苏联和共产党的产物。蔡氏，是作为五四多元化的始作俑者，开始其兼容并包之作为的，换言之，是国民政府的兼容并包，实现了五四运动。如果说蔡元培是五四护法神，他也是护国民党之法，不会去护苏联大宪法吧，更不要谈共产法！

但是，五四之前后，国民、共产两党之存在，又不能不说， 他们把五四引向了列宁主义体制和革命办法。于是，依据多元而崛起之中共和国民党之一部，成为五四革命破坏之元素，专制极权之元素的继承者，而完全抛弃了五四的另一个开放元素。这是五四的二律悖反，也是世人总结之，不可不察之处。（这个逻辑的再详察，则是我们前此言极之，孙文本人的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或有异同。同在，他们都是西方学术的引领者，知道民主自由之真谛。异在，孙文之多元，最终驶向苏俄，浸染了共产党的党文化气味。而蔡先生的主导研究马克思，他要区分信仰和研究之别，却是难以做到。很多被他请来的教授，如陈，李，学生如张国焘，就不但信仰，还要实践，组党，革命——这与你蔡先生独禁林纾，不禁陈，是不是有些干系呢？我们说过，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的看法，如果自由允许反对和窒息自由之自由，就是自由之反——这个思想，是不是也起到作用呢？换言之，五四是不是一切兴盛，唯独不能和共产革命联手，以借其兴而兴呢？）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许争执有道，不无根据，但是， 从鲁迅一方看来，其书中介绍其之尼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边界了。我们不知道他的思维中自由主义资源。我们说，在两个层面，鲁迅给人的启示不弱。一个启示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可以骂倒一切，从历史到现实。自由主义就是一个自由骂斥主义。比如，美国之新闻自由，就是骂斥政府。一直骂到底，终其一生——很多美国报人、作家，就是这样。鲁迅之骂斥，原则上无错——虽然，我们并不必涉入他官司千种的骂斥细目，来确认其真其假，其对其错。反正，骂斥，无错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骂以后，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适之在大陆沦陷以前，就不单是骂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这样，骂斥分两种，一种是预期有前途，有预设，有目的之骂斥。骂后，革命后，是要建设宪政，从西方历史，学术种种汲取营养——还有一种，就是，骂只是骂，骂无前途，革命后做啥，不知道——最坏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骂，但是，回到前此说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就是也骂，要到地主床上滚一滚，也指出前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里，是欺以其方——这样，国人以为毛氏联合政府啊，社会主义啊，就是预设，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这样，不单胡适的自由主义前景没有了，鲁夫子要骂斥的权利也被一并取缔。所以，指出一个最为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开启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五四是不是开启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开启兼有之、并包之。

（原刊《北京之春》，此刊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