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辨

形而上学辨

----兼及毛泽东谬解的哲学概念

刘自立

一，形而上学辨

作为一个独夫民贼，毛泽东最大的危害一是其革命屠杀政治，二是其思想蛊惑政治；其中第二项更为祸乱人心，谬解哲学，造成一个世纪以来国人斯文扫地，思维混乱，跟随极权主义宣传跌跌撞撞，彳亍至今。此文不能全解，只是提出毛的几个错误概念及其解释，予以公示，加以澄清。第一个概念或者理念，就是形而上学。（此词一般性解释是，"

形而上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圣经'，他本人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然而，亚里斯多德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公元前1世纪时，亚里斯多德去世200多年以后，他的后继者安德罗尼柯着手编辑他的手稿，在编好了《物理学》之后，他开始编辑亚里斯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手稿。然而，安德罗尼柯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最后只好权且称之为《物理学之后诸卷》（metaphusika).有趣的是，这个词的前缀meta-在希腊语中不仅指'在......之后'，也有'超越的'、'元'等含义，而这方面的含义恰恰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的概念，于是汉语据《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译为'形而上学'，这就是'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由来。"）（资料）

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文文字，本是一个宗教层面的指涉，"第一哲学/第一推动力"；同样，也是西方本体论哲学的概念----中国之所谓天道和祭祀内容中，也关乎此概念的指涉；大致而言，我们可以用西方天地人道和上帝赋格（也就是上下哲学概念），对此哲学宗教织体予以解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换言之，人类发生论中，以耶教为一个中间阶段，前后都有宗教的形而上学为其支撑和布构，不能须臾所废。西方政治概念和宗教概念的分梳与结构，也都以如何对待此辞藻加以划分和深入诠释之。故此，在这个层面上，忽略和蔑视形而上学者，一般而言，就是无神论者和无道无统者。如果比较西方无神论和中国无道者的轨迹，宗教极权主义曾经给西方中世纪文明带来过良莠参半的文明和文化建树----换言之，宗教极权主义本身，并不会造成对于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而宗教改革，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更是在批判宗教极权主义的同时，提携和改革了宗教。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很像后现代解构主义织体的宗教演绎，成为西方近代现代哲学发生论和哲学解构的后学前典----换言之，整部圣经，就包含这样的对于上帝的解构和结构－这当然不是本文企图展开的话题。我们在此关注的，只是列宁和毛们对于这段历史和哲学的庸俗化歪曲。

二，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博弈的历史

形而上学何时开始走衰？这个课题其实纠合经验主义和抽象主义博弈的历史。简单而言，经验主义主导的逻辑思维和经济操作，在一个实证主义逻辑主义层面，曾经极大地消

解和示微了哲学本体论。此从启蒙主义开始的百科全书式科学批判，导致人本价值的树立和扩展----科学主义在经验主义的启蒙领域得到大肆发挥和深化----人文主义加以呵护和支撑这个批判耶稣和摩西的运动（见伏尔泰对于摩西的批判）----同时，在稍后一段时期，又对科学主义和卢梭主义之滥觞加以匡正（见白璧德主义）。这样，西方世界一段时间里纠缠在上帝和恺撒的博弈解构和批判之中不能自拔。这个趋势导致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宾格勒，胡塞尔等人对于所谓放入（）括号里的哲学定式的还原法提示。这个提示，在历史学家斯宾格勒那里，则明显呈现为对于前西方三权分立说的置疑。他的政治观念和经济观念，天才地直指以后希特勒极权主义的上台治政。他的说法是，科学主义结合权力主义，势必架空西方历史上僧侣制衡政客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常态，而导致精英主义的个人迷信----而胡塞尔则发现了一战前后，西方哲学概念含括的文化范畴业已发生明显的扭曲；他看不到依此旧规常则，可以继续哲学对于世界的解释。所以，在人们无法（几乎无法）读解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和现象学意指究为何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从旁门窥视胡塞尔现象学架构的某些山林和云朵----这个发现，就像发现斯宾格勒的复旧和别尔嘉耶夫的基督（王国）一样----我们可以发现胡塞尔将括弧，悬置和还原放入思维状态，正是他企图从现实回到形而上学的出发点。虽然，我们在德理达诠释的、和整本《现象学运动》中，每每看到现象学无法辨读和认证的圣经特质而不得不待如读天认地而不得----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谓格物致知时，每每发生西人我思故我在的我，思，出现现象学你我他之间间性关系的艰难之解；物与词之间，我与物之间的庄梦效应，往往将我们带入真正形而上学的迷空里去。

《自我的历史 ----胡塞尔晚期时间手稿和《危机》中的"原－自我"》中，迪特*洛马说----

"Shigeru Taguchi在其新近出版的、关于原-自我的研究（(Dordrecht Kluwer

2006）中以同样的方式深入展示了原-自我。正是这种自我实行悬搁和'进行现象学思考'。例如，《危机》中的原-自我不是形而上学玄思的、超个体的自我，它并不意味着'数量上的一'，因为单数和复数在这里不再有意义。当然，棘手的是去规定'彻底悬搁'的确切意义，这种"彻底悬搁"导致《危机》的原-自我。这涉及到先验还原的一种再度深入的运用吗？更确切地说，是在业已实行的、但仍总是搀有素朴性的先验还原吗？（胡塞尔《全集》）因此，涉及'悬搁的悬搁'（《全集》）。或者涉及一种交互主体性的还原，一种新的哲学孤独性----其中"共同体"的意义失效了----的产生吗？随之，人称代词我、你、他，她，我们等等的整个意义结构失效了。因此，原-自我在此是匿名的自我，它不可能再有名称。因此，《危机》的彻底悬搁比揣想中更接近第五《沉思》中的原真还原。Taguchi想区分'彻底的'还原与原真还原的努力（见上）因而最终没有令我信服。在我看来，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在'彻底悬搁'中再次明确地看到对于他人的共同成就之先验的经验领域的原真还原。

胡塞尔写道：（我们必须）'明察到，当哲学家终于清楚地理解他自己是作为起源性地起作用的主体性时，先验哲学就越真实，就越能践履其作为哲学的使命，它就越彻底；最终，它完全达到其现实的和真正的此在，达到其现实的和真正的开端。'"

(见上)。

三，人本与神本的犹豫

《现象学运动》（赫.施皮格伯格著）中说----

"也许这一点会变得很明显，即整个现象学态度和相应的epoche被要求造成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转变（Wandlung)，这种转变可以和宗教的皈依相比，而且它还超过宗教皈依，俱有一种期望于人类存在方面的最伟大转变的重要性。"（《胡塞尔全集》）这段话也是对于胡塞尔天书般文字的注解；这个注解来源于他的这个观点----"epoche"----"起源"？于是，本体论转变成人本而非宗教皈依，成为现象学的一条出路，一个特征（她甚至明确排斥了宗教皈依为现象学还原）；与此同时，胡塞尔作为犹太人，全家受到纳粹迫害。德国三十年代的小现实和胡塞尔的大哲学接轨之处，有了一个明确的拐点：究竟是皈依和返回到他所谓"生活"还原；生活－还原（如上言引）；还是回到宗教还原？排斥希特勒本位还原？其诀窍在于，胡塞尔两端皆虑；他很像斯宾格勒那样，看透了初期民主制度的不能抵制纳粹的伪基督"还原"----即，希特勒式的"人本"还原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斯宾格勒也没有看到西方和世界打死希特勒，恢复民主的任何可能性；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这个"生活哲学"（他在《危机》一书里的主导概念），究为生活批判，还原，放弃还是顺从和生活适应，纳粹统治；那也就一目了然了。

之所以把这段内容放进括弧，也是因为读者可以跳过此段晦涩之文。）

四，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神本异见

无独有偶，关于本体论的争执也表现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异见立场上。虽然，熟悉现象学还原和取缔存在者存在的哲学读者，皆知其实，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处在一个潜意识描述的哲学奥秘之中。这个奥秘的基本解读是，现象学"还原"后，是什么放入/抽出"括弧"？从括弧中抽取的内容，和现象学方法论、也就是现象直观之间，如何做到对于此前认识论的彻底摒弃？就像人们照旧无法解释存在是何种超越"存在者"的存在那样？这个纯粹存在的位置和内容，是不是一种人的存在，实存和此在？人们如何面对存在的存在者和存在者的存在----这个绕口的游戏究竟处在设置意义，还是取消意义的称述之中？人们也只能将其放入括弧----这是类似胡塞尔括弧的海德格尔括弧之谓。换言之，海德格尔也不知道，就像胡塞尔不知道悬置以后的本体究为何物？他也不知道存在----这个存在的存在为何存在；人们除去做出同语反复以外，毫无任何路径得入----究竟是存在者的存在，实存，此在，还是其他。但是，通过上书现象学史料的分析，作者施皮伯格伯还是头脑健全，不同一般的。他说，关键之处，也就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的微妙异议，在于这样一种称述方式：是要排除人学的先验还原，还是要秉持人学的先验还原----这是问题中的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是从人学的立场，契入这场对于他老师胡塞尔的区隔论的；而胡塞尔，则反对学生海德戈尔的立场，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海德格尔的"人学"立场；也就是说，存在者还原为存在，还是要依据存在者----而现象学还原，则是要找到不同于人学的，近似（请注意，是近似）神学的现象学还原。这样，对于康德"人是目的"这样的称述，就会出现两种分叉。一种是人文主义之反，就是通常所谓"把人作为手段"的政治、文化宣传攻势。另外一种，则是表现在海德戈尔和胡塞尔之间的不同观念。

胡塞尔要创造的非人学立场，不是人文主义和准人文主义立场，而是认为他自身创造的现象学还原----这个甚至高于宗教皈依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个理念根本不能涵盖道成肉身的任何括弧之外的指涉；换言之，胡塞尔更换宗教的本意，还是类似宗教的"神本"意义而非"人学"本意；这是至关重要的提示----海德戈尔则基本上不能或者不愿看到胡塞尔变成神话的哲学指向。海德格尔认同的康德式人学，人的本身就是目的之学，有一个被世纪中人误读的盲区。这个盲区就是，世间意义说和人权说，说到底，是由神道说明抑或不言自明的道德规范----这里，康德就是两面说法：一个说法是，人是目的本身；另外说法是，道德律令来自星空而非人本叙述抑或人文主义叙述可为（！）----这样，海德格尔就倾向于康德的人学而轻视了神道。这个海德格尔走向纳粹国家意志论符合人学之道之误，就在于他的某种扭曲的"人文"主义。（见《现象学史》）海德戈尔的基本转述和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意识可以作为存在者意识被纳入导向存在之路径。这个人文主义抑或伪装人文主义，实为纳粹主义的理论介入和强涉，就是海德格尔不能接纳胡塞尔的非人文主义和神本主义（现象学还原的非人性眷顾，恰好保障了人性免除纳粹在理论和实际上对于上帝的涂炭和杀戮）；而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恰好直接走向希特勒。这是澄清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类似天书文字迷宫的唯一捷径；这条捷径就是，究竟你要宣扬人的意识、还是意识的人----你要宣扬存在的存在者，还是存在者的存在----虽然现象学还原和存在者超越，都是根本为两作者无法做到彻底阐述的潜在叙述----这门艺术，对于我们中国人，更是天高地远，无法消受；因为，你既然无法自圆其说，何以还要牵强附会？但是，正像民主不是真理一样，德国哲学、西方哲学在此方面的诀窍和奥秘，正是因为他们要记述和论证无法记述和论证的概念，本体和认知。这是一种艺术行为。

五，文学化概念的插入及其影响

可是，当这种哲学和文学创造交叉进行的时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呈现了他们的交叉（哲学和文学）感染的不健全状态；这个不健全状态，就是他们进入了文学语汇语焉不详的朦胧诗叙述；这种叙述本身，甚至比其哲学的同语反复，更加语焉不详。所以，当海德戈尔将哲学引入他的"栖息地"，"林中路"和存在"诗歌"之时，他的哲学指涉，基本上变成了一片蛮荒之地。在文学性描述的政治哲学范畴里，政治动机会因为此类非哲学称述的模糊不清而变得有机可乘；这就是托克维尔告诫的、所谓文学性解释哲学和政治概念会带来危险的因果逻辑所在。可悲的是，当海德戈尔转变成为存在者和森林神话的布道者以后，他的哲学的释义和诗意，基本上成长为一种负面遗产----这个遗产，类似萨特的文学－哲学语汇的采撷和应用：那些自由，那些选择，那些本质和存在，往往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非宗教层面的师范和示例，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证。退后一步讲，我们知道，无论是胡塞尔，海德戈尔，斯宾格勒（他的植物学暗示）还是后来之人，之哲学家，他们之所以运用文学语汇，是因为他们主观上要排斥传统的哲学范畴和语汇，客观上，据说他们如此写作可以接近存在或者意识。但是，就像"现象学还原"和"现象学直观"那样，本来就显得十分简陋和无法操作的类比和诠释，在遭遇基本哲学范畴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放弃了哲学论证。一如存在主义的选择那样，它不能排除任何传统的历史和政治的定位在哲学上的本意。"选择"不是任意的----就像"悬置"和"还原"，无法说清楚他的意指。故此，我们知道，海德戈尔的人本主义分叉，其实是和负面路径接轨而滑向了纳粹主义的政治学说，且成为存在和存在者莫大的耻辱。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也是因为胡塞尔看出危机所在（见其关于科学危机的论述文字），看出上帝之死，看出德国和世界之没落，扭曲和涂炭----但是，他企望一种还原、再造和更新，赖以解上帝之既倒----而海德格尔，则看到完全相反的景象；他认为上帝这个存在者，只有被存在解构和放弃，才是上帝还原于人的初衷和本体。两件事情，完全相反相成，本末倒置。故此，海德格尔比较胡塞尔要取代上帝（用现象学还原施行新的非皈依皈依），更加具有再次（在尼采之后）摧毁上帝的杀伤力。这无疑是德国人和世界哲学读者的陷阱。固然，这两位哲学家在进行本体拯救上，都会滑向各自演绎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如次；因为，他们的还原，意向和超越说，只能在生活范围进行；虽然他们可能内心中更加执迷于这种纯粹的东西（纯粹意识和纯粹存在，等等。）

这个哲学思辨产生的非经验主义非实证主义之误，之悟，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实，就是我们抑或了解圣经，抑或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终旨；可惜，中国人只知前一，不知前二；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经验主义眷顾，其实不是从正面了解西方边沁，穆勒的实用主义，而是将此哲学扭曲拿来为毛式实用主义做了铺垫。是的，经验主义本身，可以削弱所谓宗教本体论甚至宗教极权主义的危害和偏隘；但是，正是因为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无法对应终极意义说和人类本体论，使得接轨经验主义的机会主义和革命论，相对论，虚无论，趁虚而入，慢慢坐大。而毛式反对形而上学，正是处于和西方维也纳学派，再早的斯宾格勒，胡塞尔等人的价值怀疑论和本体消解论互为呼应和表里渗透的----他们用取消对于上帝的论证和思索，将宗教本体加以搁置和取缔，以换得所谓的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在取缔了原有的本体世界和上帝以后，毛们遵循马克思列宁的伪本体和伪耶稣，将新宗教----也就是政治克力司马加入到实用主义革命或者反革命实践中来。这样，一个以经验主义为幌子，以伪基督为旗帜，以人民做盾牌和箭弩的暴政哲学，遂大致宣告完成。其中，反对所谓形而上学，是其打击宗教和哲学规矩的首要武器。换言之，他们以他们庸俗不堪的伪基督来教诲和毒化人类的宗教气氛和理性认知的补充；造成一种人崇拜人的滑稽宗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形而上学和魔鬼哲学。

六，毛反形而上学的荒诞

也许，我们不得不引证某些俗不可耐的毛式反对论，以证实这样的伪哲学，伪经验主义和伪基督。毛的有关话语俯拾皆有，此小引一二----

"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

"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这是毛在《矛盾论》中批判的所谓形而上学。

   这个看法有两层意思的误解和误导。第一层意思是，毛不懂西方哲学关于现象学前后、对于主、客观间性课题的思索和批判；也就是说，现象学不能取缔对于间性课题的定位，却强调胡塞尔等人所言"主观"意向的定位；就是"我思"的定位；你我他间性品质的定位。显然，毛泽东也不懂这个观念；客观性对于主观的呼应作用，抑或相反----也就是，他不了解卡尔.波普所谓"客观真理"的"主观因素"乃及无法穷尽真理的相对性事实。毛的错误在于，他停留在哲学主、客观两性考量的机械论素朴阶段而无自知。这当然是在哲学层面对于形而上的歪曲。宗教层面，第一推动层面，就更是他无法逾越和了解的内涵；这个现象说明，毛这个无神论者的极大浅薄。换言之，他的紧随其后的实践论原则和操作，更是等于把真理的无限和形而上性质加以绝对化，并且把实践，作为检验之的标准（也就是后来所谓唯一标准）。这样的说法，正好和西方哲学在此课题上的思索，背道而驰。因为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

七，宗教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平衡与张力

人文主义政治甚至文化操作，对于宗教绝对论有一个致命的批判（含伊拉斯谟和摩尔等人，甚至也包括主张共和和君王论（合一）的马基雅维利）。在此之前，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方式和民主范式，为以后几千年的西方政治实践注入了传统的内涵。所有的建制，革命和改革，莫不是回到这个传统的结构和解构；也就是说，没有没有传统的革命和制度，也没有没有传统的任何现代性观念和解构主义。所有的实践，都是源于后来更改成为不同于古典自由和古典民主的、却依然皈依古典原则和核心价值的自由民主。这是阿克顿强调此念以来众所周知之事。所以，在此政治平台和政治范畴中加以思索的人们，都对自由和民主提供的这个基本平台给予一个常识性认同。我们知道，民主原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所谓真理和真理终结；而是一种持续展开真理讨论的可能；终止这个讨论的路径，在哲学上的所谓表达，就是毛，列宁式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真理论----这个真理论，在机械区分了主、客观范畴以后，则开始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达成某种胜利和成功论，以代替民主平台上关于哲学真理的探索。于是，真理的话语开始逐渐走向暴力的话语，真理的话语和暴力本身，成为极权主义的一般性结局（这里切记不包扩反抗暴力的暴力）；这个走向，就是抽空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本体论和经验论上的较逐和争论，使之非思索化。这段思想史料的基本框架是，当承担经验主义哲学的人们，开始论证排除上帝课题的时候，整部逻辑实证论，开始问世----含卡尔纳普，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这个逻辑式包含了对于辨正逻辑的逻辑颠覆和解构----在此时期，所谓现代性排除形而上主义的势头越来越猛；这个势头，和胡塞尔和斯宾格勒等人排除西方价值论，预言西方衰落，悬置传统和宗教，几乎殊途同归。这里的两点矛盾是，实证主义排除终极意义的同时，排除了以后为列宁主义所称道的人之真理论；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元语言的出现是人类交流语言之外的"极端"。这个越轨和规避，带来很多后来为现代主义和经验主义所认可的价值，如实用主义，如成本核算甚至如幸福指数的现实考量等等。但是，不管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卡尔纳普，他们都知道，如果排除形而上和上帝课题，彻底放弃那个万一中的一万，那么，焦虑就会接踵而来。

这就是20世纪维也纳学派很快式微的原因。所以，出现了第二个内容，经验主义本身在排除了终极价值以后，遂泥沙俱下，纳粹，民粹，布尔什维克和毛主义，都在批判宗教鸦片和本体主义的号召下，滚滚而来，登上王座。他们把经验主义加以歪曲，据为己有，并且渐次发展成为投机主义，无道主义，也就是俄罗斯涅恰耶夫主义。这样，经验主义和前此逻辑实证论乃及边沁主义和穆勒主义，皆为机会主义所取代，成为毛式实践论之集大成者----而最重要的，是毛式假人文主义在摒弃了宗教内涵以后，将列宁，斯大林和毛，变成了上帝。这是非常可悲的有意思的没意思。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国人自20世纪以来对于哲学史，政治史乃至经济史之朦胧化歪曲有关。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和哲学家，对彼斯宾格勒现象都有博文论及，但是，因为倍受维特根斯坦反对真理论和语言霸权论影响，陷入对此经验主义的偏见，从而使其因此规避和僭越了上帝之道。对此，人们一直以来，莫衷一是。人们之所以把民主和科学当作手段和目的，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民主和科学"，正在遭受着严重的终极价值的置疑：因为，如果人们将人权和民主放置在高于形而上的"人/神话"地位，那么，民主很快就成为民主的反面，成为"德谟克拉贼"（见辜鸿铭论）。简而言之，毛作为一代枭雄，他也许和历史上很多政治成功者那样，图得眼前的胜利＝他的真理；但是，这样的成王败寇论，其实是蔑视和无知于哲学真理论之浅薄独夫的恶俗哲学----含列宁对于伟大马赫的批判----

一种反物质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列宁在物理学和哲学上彻底的无知。重复而言，毛式哲学的要害，一，在于他的认识论的机会主义性质；二，在于他的反人类反宗教反本体的野蛮性质；这种野蛮，充分表现在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霸道和无知之上----而他的民主，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是文革式的民主。

八，自由主义概念辨

紧随其后，毛在更多的哲学概念上，施行随心所欲的歪曲胡言。其中，首要的概念歪曲就是自由主义。反所谓自由主义，在有一点年纪者都熟悉。我们不图如上展开，只是简单说明。毛自由主义言论一言蔽之，要服从党的纪律－这个涅恰耶夫主义，并不让人陌生，让人陌生的，是中国人究竟如何对峙于毛式自由主义之反。我们说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杂志（似为《新闻周刊》）说，李慎之是中国今天自由主义之大亨，他们似乎用了这个名词：（自由主义的）Arbitrator。我们此前说过，在李慎之的自由主义里，包含了两种含义；一个是，作为互动与之的官方和异议人士，李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趋向于举谏于共；二是，这个可能性的不可能，和不可能的可能性，充分体现了他的矛盾。因为，按照自由主义载体的说法，自由主义不是唯意志论和内在主观论，而是主、客观间性表达的可能。这个主义之解，在亚当.斯密和解释于之的日人福泽谕诘那里，都说得十分清晰（见《原富》，《福泽谕诘自传》）。所以，这个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所谓中世纪自由市独立和所谓化外于之的独立存在。含税收，军队，选择市长等等自治特点（如美国独立战争以前之一些州郡）。这个自治本身，产生了自由主义观念和操作。之所以说李慎之是一半自由主义，就是因为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要求政治改革。同样，这个不可为，因为环境和条件不同于11世纪之西方中世纪，也不同于20世纪八十年代之台湾，内地自由主义操作处于基本惘然的状态。所以，美国人和国内多数读者借读过来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语焉不详的一手朦胧诗。文本回到毛对此的批判，就更加可见毛对于这段哲学史料的无知和匮乏。他的认知从未考虑对此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常识定位和一般之解；加上他把自由和自由主义硬性规定到涅恰耶夫和民主集中制里，就更加远离了自由主义的常识。这个歪曲的诠释，带来所谓党性，毛性大于中国，大于国人的屠戮主义，也就不难理解。

九，毛的其他荒谬观

随之带来的革命论继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等等概念，有时候可以和他的实践论结合并解。这个并解的全部可能，来自于他的另外一个概念，一个政治概念，就是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论，前后结合了他的土地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其中的关联是，他一手取缔了哲学意义上的、民主之不可知论和自由主义宽容（消极自由概念）。一目了然，毛式民主是民粹主义的集大成者，其要害，就是把人民从间接到直接，改换成为毛万岁！这个转换，其中缺失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约翰.穆勒所谓代议制政府----也就是通俗的说法解释的政党政治----这个反对派的合法性，成为制约，取缔和消灭民粹＝克力司马的极权主义之必然。这个政治概念的属下，就是毛歪曲真理发生论的哲学或者宗教根基。如果人民接受毛式代表和专政，那么，从人民当家作主，一次性滑向毛主义极权，只要一分钟的时间----请注意，如果毛被代议制政府，反对党人和三权分立所阻遏，他的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一体化论，就会化为泡影。这也是跟随西方哲学的不可知论哲学而产生的民主思维基础。这个基础和上层的两面效应，同样不是物质决定精神，抑或相反----因为，没有人可以明示，基督教民主理念和民主理念之基督教，是谁产生了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远景论和共产主义远景论，受到基督教，犹太教未来主义，地上天下之"赋格"影响，但是，他们受到的宗教制约和政治制约，皆来源于神性的非人文因素，也就是康德的、来自星空的、不言而喻的道德之律----而毛和列宁无知和批判的这个神/人权，也对神权极端排斥，带来了从人权宣言以后成生的悖论之一----谁，规定人权？人自己？还是神？这以后，亵渎人权的历史，正好从人类自己规定人权开始；包含马列主义和毛主义。这也是哲学上的一种误区（见阿伦特）。历史，就这样和我们哲学阅读者，开了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