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
——纪念卞校长兼谈毛，刘异同
刘自立
八月五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众所周知，毛在这一天炮制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何以要写一张大字报呢？
他不是拥有各种喉舌和媒体以现其政吗？
他把自身定位在写大字报者的地位，意味何在呢？
他写大字报的日子和卞 老师之死重合，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呢？
毛写大字报，是为了对所谓工作组"镇压"学生的罪行实施报复，那么，工作组是不是施行了暴力呢？
在工作组撤出以后，后工作组实行的，是不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且变本加厉地实施暴力呢？
在此期间，工作组和校领导机构及其当时已经产生的各派红卫兵，又发生怎样的联系呢？
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或者造反派，对于卞仲芸之死，抱有何种态度，他们的人性和革命性，又是如何的呢？
……总而言之，在毛氏色彩和刘氏色彩混杂交错的，血腥的1966年八月，学生打老师，打校长，打学生的暴行，提供给历史和我们中国人，一种什么样子的信息，什么样子的启示呢？
这仅仅是学生，老师之间的反目为仇吗？
人民，领袖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又陷入如何一种关系呢？
人民和领袖的双重野蛮和堕落，究竟可以达到何种令人毛骨悚然之恐怖境地呢？
对于历史学家和文革研究者们而言，毛的"炮打司令部"和卞仲芸之死，给北京，乃至全国的文革，带来何种样子的榜样和效法，以后的残暴屠杀，又是如何加剧的呢？
……
解释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辨析卞 老师死难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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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文革的第一颗信号弹,是1966年六月初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炮制，其意图完全来自毛派政客康生及其老婆曹氏。这个历史已经清楚。随后，毛派出的中央级别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这个信息本身，在当时和现在的读者看来，都属意毛同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运动。且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毛派政客陈伯达——此人后来成为文革小组的领导人。
于是，在刘邓主政的"北京中央"，工作组的派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正像毛在1957年讲过的一句话所说明的，"事情在起变化"。这个变化是，毛的文革意图和刘的文革意图的截然不一。
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的毛刘较逐，所谓天有二日的现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脆弱而实际的存在。这个官僚统治集团，在如何操纵和实施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出现隐性的斗争和摩擦。而随着毛在六年代中期，任用林彪，掌控军队，和周恩来发动大型舞剧『东方红』的演出，表态支持毛派，中国政治层面两派势力你争我夺的局面已经形成。
而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个天有二日的局面，造成他可以无法无天，一人独道的绝对独裁局面。
但是，这两种势力的消长，在六十年代中叶，尚未完全见出分晓。毛发动文革的意志屡屡受挫。人们回忆他如何发出其政治信号的故事，说明了这个挫折感于他，是确然存在的。比如，他要发表『海瑞罢官』，这篇司马昭之心之文章，所遇到的阻力，可以证明。这个阻力的化解，还是周恩来以发表"学术争鸣"文章为据，使其刊载在北京的报纸上，疏通了毛所谓"北上"意图——那篇文章，是由上海文汇报首发，由文痞们接受其意志所为。
于是，在一开始，毛发动文革就遭遇了阻力。这个阻力的形成，凸现了他作为一个超级官僚，和整个官僚阶层发生冲突的现实。
毛把自己摆在大字报写作者的地位，说明了好几层涵义。而第一种含义是，他把自己和刘官僚集团拉开距离。于是，出现人们经常讲到的，独裁者和官僚集团拉开距离的历史现实——就像历史上许多独裁者以贵族和官僚为敌那样，而这种树敌行为的最终目的极为明确，就是要把他们打倒，致于死地，好建立他的个人独裁。（至于他致刘死地有什么"伟大目的"，人们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但是，他们无法否认，一切，是在毛的意志和辖制下进行的。他的文革，无论是文化，是革命，还是其他种种据说很伟大的试验，是用毛，这一个头脑中的思想统治之，使其一律化，而非多元化，"造反化"的——如果人们很想议论"造反"这个特殊词汇。）
在另一方面，毛式独裁如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他打出"人民"这张牌——举凡中国各种事务之名称，都有"人民"之谓，道理源出于此。而人民，的确成为他纵横捭阖，操纵文革这个棋局的重要筹码，几乎是全部筹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筹码。
对于如何操纵人民，毛，刘的看法是一样，又不一样的。毛，刘在1949年，1957年，其看法基本一致——虽然，其间，有利用农民实施暴力，消灭几百万地主，这个事实——这个方式是文革的前奏，因为，毛让底层农民打倒地主和富农（就是维持中国农村和世界联系的乡绅阶层），从而赋予暴力合法性，合理性。所谓贫下中农为此杀死了二，三百万之众的，交出土地，双手投降的地主——这个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为一证；文革里，他让"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如法炮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以类似土改的暴力杀戮，起来打倒毛弃置如敝屣之敌手，那个官僚集团中的某些敌人，而保护另一批官僚，如张春桥等。
而刘们，只是理解和记忆了毛后来反右的做法，没有重温他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老方法。于是，在区别文革形式的问题上，毛找到了发难于刘的一个借口。再从这个所谓的"形式"之借口，直捣"内容"。以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为之定罪。这成为他写"炮打"的最终原因。
其间，他在一系列故作神秘的出游和讲话里闪烁其辞，让其敌手不知所云，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初步考察毛在南方的那些日子的思维和行动轨迹。
许多文革中人，把毛这个故作神秘和故作沉默期，叫做"初次发动"，含整个六月和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
把毛从北京回来称作文革之"再次发动"——这是人们只能阅读马克思主义，且被其涵义和语境所桎梏之缘故。因为，这个术语，没有解释毛意，本来就是要分两步走，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受阻于刘，邓；而刘，邓，也是在执行毛意，并未出现和毛意不一的行止。问题是，中国的蹊跷是，一旦皇上发威，只好"臣罪当诛"，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情形是，毛在首肯刘，邓派出工作组问题上，是取得中央一致同意的。
这里我们引用邓小平的一个讲话——
"现在北京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
（学校的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一种是调干，临时集合，由新市委派出，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邓小平在北京大学、中学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
不，直到今天，毛意如此，还是不被人们全然接受和理解的。人们炮制毛意和刘意的各种神话，以说明他们或者有一方是对的，或者，有一方是错的。而官方，就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或者拥刘批毛，或者拥毛批刘的把戏——在所谓打倒四人帮前后，这种说法前后出现，自相矛盾。
（我们在下面对卞 老师两次追悼会的解释中，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在"文革五十天"问题上，毛这个超级官僚和官僚之首，打出一张王牌，正反胁迫，使得刘，处在中国人所谓"五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之境地。
这样，刘少奇镇压运动之罪名终于成立——就是说，毛可以以解放为名，行暴民政治——他登上天安门，号召"要武"，号召杀戮——这时候，无人敢说，毛罪之有！
毛，就是这样治罪于刘，而放纵于己的——放纵于他的人民，以百万之众，对他欢呼呐喊，要去匆匆杀人了！
所以，人们在解读所谓刘以工作组方式抵制文革，或者说，以工作组方式制造文革秩序的时候，他们都处在不辨真相的历史烟雾，毛之烟雾当中。可悲的是，毛阴魂不散，在他那一片烟里，还是有人被完全罩住，在四十年后的今天。
毛七月后半期回到北京，就撤除工作组，开始"再次发动"——其实是收获他的猎物。
用他的话说，敌手，有了一个表演的机会。
上一次，他给了右派们一个机会。现在，他给刘，邓们一个机会。人民之一部分中，有人察觉了他的游戏手法。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各个时代的赌徒一样，他们甚至不惜把性命押在这个赌盘里。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
于是，我们在此解说，包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内的那些红卫兵组织，是如何被毛意诱导而纷纷出笼的。虽然，在辨析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与否，成立的具体时间等问题上，迄今考据不清。（但是，文革研究，如果真的有此研究的话，人们，其实还未到像考证『红楼梦』一样得到细读分析——在大是大非还处在语焉不详的四十年后！）
然而，在毛派红卫兵和刘派红卫兵之间，已经出现两股政治目的不全一致的组织，虽然，他们同属于官僚的政治工具。一如前言，毛在文革预热的一系列政治动作中，在全中国造就了两个政治信号源。一个，是一般而言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体系，以刘少奇及其文化官僚为代表。他们代表了毛后来漫骂之"阎王店"，"才子佳人部"之"开明"专制文化，含教育文艺等子目。
毛，林彪等，则炮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部话剧的名称），"四个第一"，毛语录等极左文化，极权文化。毛甚至重复刊登"造反有理"这类煽动性语录，以教唆青年，让他们培育一种斗争和杀戮意识，惯称阶级斗争意识。
在1966年六月，聂元梓大字报出笼的时候，毛则更进一步，不但在思维上示范造反，而且制作榜样的模式，提示青年人效法聂氏，站出来反对党委。
有人说，这是毛允诺人们反对党的一个例证。可惜，他们忘记了，没有一场革命是由皇上指导的——这样一个历史常识——毛反对党的意图，其实，只是在打倒刘以前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出现。
二，他启用的红卫兵，是他制造政变的人民资源，以期人们把这个私人目的，看成是革命和人民的意志。
三，人民，实在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趁机造反。他们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又完全回到毛，周体制之内，像在1949年，1955年，1957年一样，遭受来自官方而且是纯粹官方的大规模整肃。一切复旧。
同理，刘为了维持他的文革掌控权，不被毛找到借口，他采取了与毛同样残暴的做法。在北京一些中学，尤其是在师大一附中，刘，直接控制了那里的阶级斗争。而邓，则通过其女儿邓榕，控制了卞校长所在的师大女附中。
按照党文化的语言，以邓榕为首（虽然她不是代表会的成员），加上代表会的七名成员宋彬彬等，是不是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镇压路线呢？答案就是，卞仲芸之死。
以代表会为一方，以反工作组的『红旗』红卫兵为另一方（那是毛派，或者毛林派，军队体系派出身的干部子弟），形成了师大女附中的政治格局，或者言，革命格局——而邓小平甚至要调查反工作组成员的爹妈身份，以事镇压。邓榕的著作里记载了这一段内容，那正好是毛指示撤销工作组的一次会议。邓说，她知道工作组要撤销的事情哭了（1966年7月底）。她还说，看见毛出现在会场，全场成为欢乐的海洋，等等。
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在卞 老师被打死的那段时间，虽然工作组已经撤销，但是，宋氏，邓氏为核心的校方领导机构，还在行使其权利。卞 老师在八月五号被殴打的时候，这个机构还在"开会"——这个情形，好像是纳粹在街上杀人，可是当局，还在讨论"战事"——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在近在咫尺的杀人现场，杀戮活动中，保持着罕见的沉默，旁观和暗许。
在阐述红卫兵问题的背景时，我们要说，无论卞校长是那一方红卫兵打死的，校方，革命领导委员会犯下纵容杀人罪，是罪不当恕的！
而且当事情发生后，这些人跑到医院责问家属，连带诛灭的气势。问家属，你们怎么看！......须知，他们是在革掉一个反革命蚂蚁一样没有价值的性命。
是的，在此之后，我们也许分不清是毛氏红卫兵，还是刘氏红卫兵，在延续这个屠杀。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至少毛，刘二人，对于卞仲芸之死，负有最高责任者的责任，或者罪责。因为，首先，是毛造成杀戮和革命的大局，他要"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以后，是刘，邓采用"老革命"的方式搞"新反右"，也是戕害无辜。毛隐身南下，直到他回京，刘，实际上被剔除，此前，刘，邓在掌控中学的运动，尤其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杀人事件，就是在毛回到北京后发生的，而刘，邓，其时，尚通过儿女掌握实际文革领导权。
解读卞仲芸之死的所有密匙就在于此。
换言之，反对和赞成工作组，反对或者拥护毛，刘，邓的红卫兵，并不影响他们秉承父命大打出手。且一并体现了党文化，"喝狼奶"，"驯兽记"（原话出于古稀腊哲学家西赛罗，指责僭主统治的著名演说——笔者），在政治，逻辑上的同一性。问题在于，历史，无法为毛，刘，邓的责任解脱。说，毛氏是在"试错"，可以杀人者，和说刘，邓是"建立革命秩序"，同样可以杀人者，是杀人和杀人事件辩护，没有任何道义可言——而证伪的前提是，杀人的诉求也许可以造就政治真理——但是，这个试错和证伪，造就了什么真理呢！
无论是四十年，还是四百年之后，人们得不出试错，证伪论中，杀戮无罪的结论。
我们承认，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今天，对于这个历史上的错综复杂，中国人还是处在一头雾水当中。这个问题的混乱在于，红卫本身及其意志，被毛，刘之间的斗争遮蔽了。
宋彬彬和邓榕的红卫兵，按照刚才我们阐述的逻辑，当然属于刘氏红卫兵。这个红卫兵，成为卞 老师之死的直接责任者。
就像邓氏1989年6月九号出来主持那个政治局和大佬会议一样。他已经清楚表明了，他是责任者。
邓榕和宋氏，刘静等人，当晚，出现在卞 老师死去的医院，北京邮电医院，并出具了七人签名的"责任书"，就是铁证。
须知，邓以为，1989年的事情，他做得正确。他的女儿，在1966年八月，也以为，做得正确。因为，卞校长是"四类干部"，受到他父亲的首肯，定为"四类"——而当文革中人，一旦被定位为"四类干部"，就丧失了人身安全的最基本保护，罪犯们可以像纳粹时屠戮犹太人一样杀掉她们。在此意义上，他们杀戮的不是人，而是非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反对工作组的红卫兵，上到清华大学，下到清华附中，那些接受了毛意政治信号的蒯大富等人，以及师大女附中的某些反工作组成员，也在这场屠杀里"不甘落后"。该校『红旗』成员在案发后，同样跑到医院。他们在卞校长的尸首旁边，留下一张江青，陈伯达关于"革命"合法，暴力合法的著名讲话稿。他们一伙人，把这张抄件，仍在医院的一张桌子上，汹汹而去。
三种势力，在力图证明，他们对于杀死卞仲芸，是表过态度的。起码，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这三种势力，是后工作组时期校方势力的代表，邓氏家族的红卫兵代表，反工作组红卫兵的代表——这三种势力形成一个为恶同一性的存在。
这个信息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也就是说，反对工作组派的目的，是要打倒刘。而邓氏，宋氏，则要守护和体现保卫自身和前工作组的意志，保护刘邓。这些人在红八月表达了她们共同的"革命性"。
毛，刘本属于一个政治体系中人，但是，他们的异同在于，刘，邓，周等官僚，他们，不具备毛这个"人民的儿子"——这个资本——不具备，朕即是神，这个人造神祗之资源。所以，他们在1966年八月份，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承认毛是神，承认他既是神，又是人民。故而，他们无法不选择服从。
第二个选择是，他们要顽抗到底，要革命到底。以期证明，他们也可以服从毛的"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意志——殊不知，这个意志，就是要打倒刘本人。
而刘，邓，就是在这样一个色厉内荏的尴尬局面中，通过自己及其子女，设法把权利和身份维持到最后。这个最后时期之到来，全国不是"一盘棋"，是参次不齐的。如后来发生的"武汉事件"（见『东湖风云录』），为一证。也就是说，运动群众的武汉保守派，和要搞群众运动的毛派势力，擦抢走火，大打出手......体现了毛，刘双重运动原则的冲突。这个冲突最后以刘邓失败而告终。
至于我们阐述的北京皇家女校的悲剧，实在要追述到这所学校的文革开始，刘，邓工作组的进驻时期。
受难者家属出具了珍贵收藏的第一手（或者拷贝的）史料。
这些材料说明，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是有所谓高层人物在背后操控的。卞仲芸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向有关中高层领导人写信控诉——一如左拉的"我控诉"——这些文件依然存在。
在这些控告以一律无效宣告结束。不但无效，控告本身成为罪行，且要卞校长付出生命之代价。而她，经常与之联系的北京市委当时的领导者，如吴德，就说——在事件发生后——"死了就死了！"
有人以吴德出于服从者之地位，实无可如何为理由，为之辩解。
的确，当时是狼主当道，要行吞噬之事，狼仔们，也自然无可如何。但是，语言，自有其暗示和隐寓。这个"死了就死了"的判断，无论如何，也无法看成是一种人性解读！
按照王 先生（卞仲芸的丈夫）的记忆和史料证明，卞校长，在北京发生文革以后的行迹如次。
在"批判"了该校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她，主要为自己被袁淑娥（一个校外人士）诬告做出澄清。
以后，她呈述了工作组时期的打人事实。
"四、坏人直接到场煽风点火制造了严重的打人事件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話，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台上发言的人揭发得越是激昂慷慨，要我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坚决不承认，就被打被辱骂得越厉害。我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现在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症，在这次被打的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医务室检查，血压是高压180，低压110。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恶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下面是王 先生保存的一些大字报，其中内容，证明了卞校长的自述。
"附件:大字报一
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耘）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嗦嗦）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一副）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
打人发生在六月二十二日 。这是毒打致死那场悲剧的预演。
所有关于工作组时期，革命是在有秩序，有控制之中进行的——这样一个判断，一种说辞，自然不攻自破。
这也提供了所谓刘，邓把持文革局面，并不文明，而是文明之反，这样一个反证。
而在这所学校之外，类似的殴打和屠戮已经遍及北京。
据王友琴书（『文革受难者』）载，这段时期，被打致死者，有一千七百多人。
而在全国各地，有关的数字记载，也着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獗。
据有作者统计，在北京地区，打击反工作组的学生很普遍——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1966年八月八号"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这个结论是对的。
在另一方面，卞仲芸的 先生当时在悲情和无奈中，期望『十六条』的发表会制止杀人。十六条中，毛又行鼓吹巴黎公社原则。其真正用意，是要打乱官僚集团的老秩序，以适应新的官僚集团或者说革命集团的毛秩序。"以天下大乱，以达到天下大治"——中国人在此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乱斗中，真实体现了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毛式反人类行止；在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上，倒退到历史的原始格斗之中而无意识。文化革命，成为毁灭文化的人际悲剧。而当我们回顾巴黎公社真实的屠杀史和逮捕史的时候，又发现，毛式巴黎公社的解读，完全违背历史。
我们要提前强调的是，家属希望通过他的妻子之死，引起官方的某种注意，以卞仲耘一人之死，使更多无辜者免于死难。
卞仲芸的黑色星期五（家属展示了1966年的老年历；为1966年八月五日 这个日子涂上了永久的黑色），直接衔接了1966年同样黑色的"八一八"。
鼓吹巴黎公社的十六条，好像制定了"要文斗"的指示，但是，这个条款的小内涵，被包括在更大的，毛式革命和斗争之大内涵中，成为一种装饰品——毛在那里鼓吹了"小将们"的干劲。打人事件，杀戮事件，在此之后越演越烈，成为一道血腥的风景线。
据上文作者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而在校园之外，北京大兴县的大规模屠杀，造成的血腥场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民革命之狂欢！
大兴屠杀发生的时间，也很关键。他发生在66年8月26日 ，是十六条制定以后。"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 至9月1日 ，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后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遇罗文『大興屠殺調查』）
这个杀戮，可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啊！
我们无法列举发生在"红八月"的所有惨剧，只是说明一个背景。从北京第一个死难者卞 老师走后，从六月份开始的，无论是刘，邓路线执政其间，还是毛以后的更大杀戮，都在昭示一个残暴的事实，196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力日，"国耻日"——而卞 老师之死，则为这个国耻日中的"校耻日"中，第一个死难者！
"校耻日"的倡议，是作家邵燕祥 先生所提。
人民，在文革时期，其具体表演，就像德国首相默克尔说过的，德国人在纳粹期间，正直的人是少数！
文革中，文革初期，中国人里，正直的人，是不是少数呢！
我们在指责屠杀的时候，不能不提出操者的责任。
我们引用其家庭成员说的话，明示世人。
胡启立，1967年元旦写出一张大字报说——"
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
1967.1.1
……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她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她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上述这段是六月二十八日 张世栋同志（该校工作组组长——编者）向我转述的，准确内容和时间，张世栋同志记得比我清楚。）邓说的争取就是要工作组对革命左派进行分化瓦解，拉一批，打一批。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张贴于团中央
元月七日转抄 "
这封信，除去文革套话之外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邓，通过他的女儿，遥控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怪不得，其女在后来的『邓传』中，只字不提师大女附中的事情！
二是，胡氏对于在毛，刘之间的摇摆，做出悔过。
他的这个悔过，在几十年后，要颠倒已经笃定的是非，他，要回到邓。
重复而言——八月五号，卞 老师死于非命，正是在这个毛，刘权斗之犬牙交错的特殊时期。
全部政治诡秘，深深隐藏在她无辜的死因之中，迄今不为人解。
人民，改装成为革命者，或者说，改装成为革委会，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员，在秉承毛意，或者秉承刘意，行使其罪行方面，并无"智慧"和愚蠢的区隔，是"集体智慧"的表达和行动。
在卞仲芸 老师的校园里，毛，刘两派势力较逐的最后一刻，是以卞 老师被活活打死而告终结，或者暂时停止下来。
因为，毛不会以卞仲芸事件而停止文革的步伐——他已经把他的大字报宣告国人——下一波的屠杀已经开始。
人们会问，卞 老师是谁打死的？
是后来上了天安门的宋氏所为？
抑或，还有什么蹊跷？
这些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
是的，宋氏，是当时那个皇家女校校官方机构——学生老师代表会的第一把手——如前所述，在打死卞 老师以后，在北京邮电医院里，校方出具了他们关照此一事件的证明书之签名。打头的，就是宋。这个签名，具名者有七个人。文件真迹尚存。
当天晚上，邓的女儿出现在医院里。她"气势汹汹"地问：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请注意，她不是问杀人者如何看待罪行，而是问受害人的亲属，"怎么看"！
可见，她是一个至少愿意去医院的，承认具备某种身份者之代表——这个代表的权威性自然不言而喻。
家属当时的回答是：
"反正，这件事不由我们负责。"（王晶尧女儿王学语——见胡杰电影『你没有死』）
这个回答，在"打死我像打死一条狗！"（卞 老师语）的时代，是要付出勇气的！
宋氏和邓氏代表的校方，和在到操场上行凶的女生，究竟发生何等样子的连带关系呢？
这个问题牵涉到对于具体行凶者的历史的谴责和道义的审判。
我们看到，没有人说宋氏，邓氏直接参与了打人和杀人，因为卞 老师不仅仅是被打，而是被折磨和虐待致死的。但是，按照"链条杀人罪"——一种两德统一后，对于下令开枪的东德最高权利机构中人及其下属的定罪办法——链条的底部是杀戮者，而其上面几个部分的责任者属谁？答案是明确的。
这个答案，由这七个校方人员，到医院里加以顾问，可以得知。
这个链条的直接责任者，就是这七个人。她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当然也要指责那些具体行凶者——也许，这些狼，还是崽子。
值得关注的是，卞 老师被学生殴打，时间加起来有四，五个或者三，四个小时。
我们知道，在卞 老师被殴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罪犯们把她放在一个垃圾车上，推到校园的一个角落，竟至无人过问！我们采访过亲历者，也是该校学生。
她说，当时，卞 老师卧于小车。发出鼾声......——她说，这是典型的脑溢血症状。
关于，是谁把卞 老师送到隔街的医院，也有不同说法。
也就是说，工作组以后的校方机构，目睹了她们的校长之死而置若罔闻，直到她们出面到医院，也没有任何表示同情的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当毛在举行文革准备的时候，他的权利控制，已经基本到位。这个到位显示的是：
一，林彪集团对他的支持，也许是无限支持。林彪的"四个第一"，"政治挂帅"，毛语录编辑出版，都是一个表态，一种造势。
二，周恩来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他的『东方红』舞蹈诗史演出。政府机构对毛的支持已经到位。
毛虽然无法笼络所有政治资源，但是枪杆子到位；政府资源到位。他还担心什么！
在这个逻辑的演绎下，毛，如果无法在党政系统灌输他的"炮打司令部"，撤消工作组，他也可以在军队系统贯彻之。而反工作组的学生很多是"革军"子弟，就是一个附证。
三，这些貌似反对派的学生，含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以反对刘，邓为那时的政治时尚，而支持毛。这个趋向，就像毛死后，许多时髦青年打出"小平你好！"一样。
中国人的可悲，在此一呈。
最后，宋氏和邓氏，虽然皆属于工作组观点，但是，八.一八后，她们与时俱进，撇开了其父辈代表的官僚集团（宋的父亲其时处在上升阶段），向毛靠拢。毛选择了宋氏，对她说，要武嘛！
他老人家当然不会和邓氏说，你要要武。
这个谜语并不难解。
也就是说，毛一开始就选择了和工作组做对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他们是第一批获得毛宠的青年人。
——毛至少指示军队，贯彻反对工作组的方针，以军干子弟带头，率先反对所在学校的工作组和刘，邓派红卫兵。
——毛在乱局形成以后，基本上放弃了中学红卫兵，无论是宋彬彬，还是彭小萌（彭是反工作组的老红卫兵），而直接转向他的大学打手，就是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如蒯大富等人。
——当刘，邓被打倒，刘少奇死于非命以后，毛，又弃蒯氏等如敝屣。他说，你们不投降，就像土匪一样消灭你们。遂之，全国"解放"，革命运动变为禁锢运动，镇压运动。小报，论坛，假反对派，全都烟消云散。全国各地呈现一片凋敝景象。
——直到1969年的五.七干校，上山下乡，三结合，军官会……人们梦想的毛之浪漫主义革命荡然无存。
——毛，打倒了他的政敌，他转了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回到前官僚体制。
岂止是回到原地，整个民族因浩劫和杀戮元气丧失，道德沦丧，人格涂炭。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个论断，已经到处被人引用。
但是，革命者和参与革命的当事人，要想摆脱这个臼穴则难。因为其中原因很多。
一是，革命是一个正面的说辞，凡是参加革命的人，迄今在中国的名声和地位，较之身处党文化之外者，有着实际和虚拟的各种好处。我们尚可以记得，当时普通人家出身的学生，居然以黑帮子弟自诩，招摇过市——说明，即便在文革高潮时期，中国特权阶层的优越性，并未荡然无存，而是依旧存在。
实际上，从1968，69，70年开始，大量老干部复出，周恩来系统保护老干部的政策，受到毛回到体制内的需要而特别张显，得到所谓"贯彻执行"。
二来，文革以后，官方对文革批判，核心是为干部平反，而枉顾对百姓及所谓阶级"敌人"的错误镇压之平反。遂形成文革反思，成为对于刘，邓原来官僚体制的全盘肯定。
其中，值得深刻思索的是，卞 老师的两次平反。
第一次。是1970年的骨灰安放仪式。这个仪式的举行，说明刘，邓方面倒台后——1969年召开共产党九大，打倒刘奇——毛派给卞仲芸 先生的有限平反。他们把受害者纳入受到刘，邓路线迫害之列。我们称其为"批刘拥毛"式平反。这类平反的意义在于，在定性卞仲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她的家属亲友，也可以不再受到社会的冷落和歧视。卞本人的冤屈，一部分得到伸张。无论如何，对于受难者，是一件好事。
然而，在中国这个泛政治化社会里，透过这个平反举动，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卞仲耘，做为一个受难者，生前，得不到任何党和官方的保护——一个参加革命很早的三.八式干部，可以死如草芥——死后，还要受到干部政策此一时，彼一时的捉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侮辱。这个死者，被毛派用来攻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又被邓派攻击毛派。在给卞仲芸平反的那个很短的时期，许多未能保护她的中，高级干部纷纷出来批邓。这其中，就包括了邓氏子女和卓林本人（见文革史料）。
于是，在1976年以前，受到官方平反的所有干部，无论死者，还是生者，幸存者，统统成为毛批判刘，这个所谓第一号走资派的炮弹。
而时过几年，刘少奇，在邓上台后获得平反。所有在四人帮倒台后受到所谓昭雪和纠正的干部，又统统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而"四人帮"，其实是毛的代名词。于是，和1976年以前的所有治丧活动定下的调子相反，那时的追悼会，成为一片批毛的声音，虽然这个声音裹着一层透明的"皇帝的新衣"。
固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卞 老师的家属和亲友，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八宝山，寄托他们的哀思，表露他们的怀念。中国人，只好在这个有限的追思中，判断文革中的生死，是非。就像"四人帮"倒台，而毛，还被挂在天安门上那样，人们枉顾这个可悲的事实，走上街头敲锣打鼓，以为"时间开始了"。也不知道截至1976年，中国人，究竟开始过多少时间！
而"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是胡风所谓。胡风，被革命迫害，但是，据说，他虽难无悔，说，如果他的生命的时间再行开始，他，还是要重新走一遍这样的革命道路（见胡氏女儿的著作）。
卞仲芸的革命生涯和她的死难历程，两相对照，人们可以得出类似胡风的结论吗？
现在流行的"两头真"的说法，就是在为中国走上共产党之路，做一种辩护。那么，这个辩护，是不是一种真理的辩护呢？
因为，真理，对于中国人而言，有许多种——而随着真理的多元化，人们，共产党的语言和思维体系，也呈现多元的结构。一种是毛式思维，一种是邓式思维；接下来，还有毛，邓结合式——又包括邓，赵式，邓反对赵式，后邓氏，改革终结式，改革死亡式。等等。
我们这里基本上排除了，在所有这些党文化思维和语言之外的普世价值思维——而普世价值之中国化，又是一种艰难的探索。
思考这些问题，是基于我们对卞 老师生平，革命经历之反思。
她，作为中国中学教育的典范人物，一直以来，是在传输和执行后来吞噬掉她的精神和肉体的党文化，党教育。其间所萌生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关系，无情地消解了她早年的革命选择。
她参加革命，从抗战，到内战，到解放——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她的死，是毛，刘两方曲解和侮辱她的革命之选择之终局——难道还有其他什么解释吗！
如果远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则在一百年以前，孙中山 先生就在"民生主义"里批判了马克思，而他选择了边沁和其他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理论上的观点。虽然，实际上，孙文还是借鉴了列宁的政治斗争手段。也就是说，中国人在选择党文化，包括国，共两党文化的同时，中国人忽略了，或者大致忽略了关于自由主义的思考和践行。
前此，所谓革命之轰轰烈烈，导致的是思维和行止上的空空洞洞。许多青年学生，像卞 老师一样，走向寻找和加入共产党的道路。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卞仲芸一人之选择，是中国青年人的，几乎是普遍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究竟带给中国何种命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个事实就是，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
作家一平在分析当时的"青年何以去延安"一文中，解释了其中的缘故。
他指出，一是抗日问题。
说，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这是他们的错位理解。
现在公布之史料说明，是国民党领袖抗日之主战场。
二是，如有作家指出，国家贫困，民不聊生，是他们靠拢和参加共产党的原因。
刘宾雁说——
"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麽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麽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刘氏提供的信息是，一，自由主义没有可行性，看不到希望（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同样面临这个难题。）
二，要革命。而自由主义不提供革命信息——共产党则要打土豪，分田地，要工农当家作主。自由主义，是谁当家作主呢？
问题在于，共产党的这个口号泡沫化以后，实际的应对之道究竟如何，则是当下中国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考虑的新问题，也是老问题。
三，刘氏之外，关于五.四以来，个性解放事情，也是争执之一。旧中国，许多青年出走的原因，如巴金的『家』『春』『秋』，起到很大影响。据说，是革命的一种启蒙和诱导。
那么，这些到延安的丁，王们，又要如何走出延安这个"家"，这个"春秋"呢！
答案寥寥！
四是，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包括当时行世极广的大公报，也有该报记者关于苏联的"正面"记述。
这个个性解放导致的去延安，实现了其初衷吗？
延安，有个性自由之局面吗？到延安去的王实味又得到何种样子的解放呢？
丁玲的解放，前前后后，又是如何一个光景呢？
林道静一类人的革命化，是不是给扬氏（沫）以最后的解脱和理想呢？
......总而言之，"娜拉走后"，是不是又要回来呢？
我们的革命，在废除私有制，复旧私有制，将共产主义公有制语焉不详地加以最后抛弃的时候，个性解放者们，是不是若有所失呢？
五，是一些阿伦特说明的社会"边缘人"问题。
像当时的毛泽东（希特勒）等，觊觎社会主流的加入和野心，成为结党营私者之乱世枭雄。而偶像崇拜传统很深的国人，就在诸多偶像之间，转来转去，以期得宠。
......
是的，投奔延安者，或改变了边缘人的脚色，最后成为一代官僚，成为革命领导者阶层或者阶级，今天，或者在不远的昨日，成为新阶级的成员，他们的选择，是不是一种解放？一种革命？还是本身又复旧为革命之对象"走资派"了呢？
这究竟是毛的幽默还是国人的悲哀呢！
他们如何对待他们以往的引导者和领袖呢？
当1966年夏，卞仲芸大祸降至，她给所有这些人，老延安和老革命写控诉信和通告信，......革命者们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漠然待之。革命的女儿就这样被抛向死亡！
这究竟是奇耻大辱，还是自入地狱！
我们还应该指出，卞仲芸加入过的早期人民日报，在1966年六月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期制造大屠杀舆论的时候，她，这个人民日报的早期成员，又该做如何一种读报姿态，研读而判断之呢？
人民日报，成为一种革命谎言和凶杀的"私器"，卞仲芸们，又该如何对待之呢？
我们当然承认，革命者鱼龙混杂，良莠难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间或混淆，并不稀奇；其种种主义之界限，也有边际不清之处。但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冲突，却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我们暂时不去解读民主中含有的卢梭式极权主义内涵——即人们通常所谓"普遍意志"向极权主义演变的可能性——我们只是说，仰赖科学和工具，无法实现人的价值。
此述卞 老师的遭遇，说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
单靠革命和革命教育，其实，只能造成或迟，或晚的革命和暴民意识——这是我们思考卞仲芸之死的基本结论。
是的，这个杀戮，可以像卢梭的法国革命，也可以像中世纪的异端迫害，甚至，可以造就今天的科学异化和"犬儒文化乃至"半傻"社会。
任何社会，都要依靠一种社会非政治化和社会常识造成的自然契约运作。有哲学家说过，自然之间形成的默契，甚至不需要法律化，因为所谓法律化造成对原契约的动摇和怀疑。
当意识形态成为法律的时候，回到常识，成为疏离这个形态的必然。
在治校和育人中，卞 老师秉承的许多原则和规则，依然不无指涉对于皇家女校的抗拒；虽然，她自己成为一校之长。我们很难处理这些私人品格的细节。这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下，人们难以梳理的一些细节。
我们的意思是，即便任何一个纳粹机构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无法承担所有纳粹罪责；即便他参加了战争，加入了工作，结识了罪犯。
但是，在作为人和作为革命机器两个方面，人们不可能不考虑他们被革命撕裂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文革时期，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是到处存在——这个存在的特点就是，要讲究一种人性的道义，并在这个讲究的同时，也讲究党文化和党性人格的"合理性"一面，这个是可悲的现实。
Tuesday, February 2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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