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悼念
—— 对慎之先生的点滴反思
李慎之先生在大学期间的名字是叫李中.因为和我的父亲刘克林同为燕大校园中的风云人物,所以一度引为知己.他们左派学生为首的学生会里,后来出名的人还是不少的,如唐振常先生等.
那时候是抗战期间.国破山河在.学生们的爱国倾向和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形成一种校园里的激进气氛.以至多少年以后,唐先生在文章中说过,他们那时候都没有好好读书;如没有好好听陈寅恪先生们的课,是自以为很革命很真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威廉。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已经面世。一批对于大小红区本来抱有幻想的青年人，是通过这样的阅读，来分辨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他们剥掉了罗曼。罗兰，艾吕雅，聂鲁达等左派欲盖弥彰的辩护词，梦幻已经完全成长为幻灭。
现在看来,左派学生一群人之所以发生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或者类似自由主义者胡适以及大公报人胡政之等一批学者的，在体制内改革的道路,大环境，小环境都是起了作用的,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他们自己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思考,以为打倒蒋介石，就可以救中国.殊不知,蒋的体制内几乎所有的反计划体制的财富，都为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派所用（我们暂时不提四大家族和如今的贪污腐拜人群攫取社会财富之比）.．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出来写，中国内战两派，究竟有无必要和有无可能不发生后来的战争，后来的追求社会主义的革命,且导致经济上和思想上一并实行国有化体制之恶果,从而牺牲了上百万无辜的中国老百姓.
现在跑出来纪念李先生的人，在追悼先生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很少提及于此。这里或许出于某种传统文化中习俗的考虑——就像我读过王芸生在鲁迅逝世时，对他写了某种不恭之词，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看法一样，人们很少愿意或者敢于正视李先生在那个时期的诸如此类的选择。然而既然李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位是几乎完全负面的，我们也就宁愿打破常规，做直言不讳状。.
慎之先生是一个人,不是神.这一点很重要. 只是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要看他思维的最重要的方面. 如果退一步讲,他的历史,是和周恩/来的历史;乔冠华等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如何评价乔,现在没有人来说的.是才子，是没有问题的.在钓鱼台的人都是才子. 但是,乔最后还是跑到毛一边去. 这是问题的关键. 章氏写过书，但是那本书关乎于此，是含糊其词的,王顾而已. 周的问题也是.. （我这里当然不方便说. ）于是,“五十年”（“风雨沧黄五十年”）那一文一经发表，就有人出来,是从右的方面出来说看法. 文章提到， 胡风用所谓新诗的语言歌颂那次易帜，说,“时间开始了！”李当时也极度兴奋，遗憾没有如诗人那样想到这样一句话。.
1949年!!!是什么时间开始了?! 胡在那时候是极左,骂了一大片. 是有案可查的。其实， 左派,毛不喜欢.左左相斥.胡罹罪有许多原因,左，是一个原因. 所以,李对于一下子“时间开始了”的态度是有同感的；是无独有偶的兴奋。这是他后来承认的体制内的语言。是体制内的诗意。以后，他的笔锋急转直下，对于五十年的兴衰功废之批评自然是胆识之言，且有公论。.可是比照以后，回到１９４９，他的反思就经不起推敲了；他的意思是说，罪过是后来发生的；是一种似乎当中的偶然；也许也可以不发生？！ 刘少奇说，要将［共同纲领］搞五十年.。是否那样，会不会出现一个新民主主义______也就是说是社会民主主义? 那样,就没有毛了. 没有专制了.继而可以避免发生镇反，批文化人，批红楼梦，以至反右，文革一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灾难衲？！
会那样吗？！
会有这个历史上的如果吗?!
这个逻辑，李先生是回避的。
所以,胡风说“时间开始了”,是基本上胡扯.
李的问题,也是所有过来人,过来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问题,是,如何评介他们的历史生涯的问题. 对于那个时期的参与是否有光荣感的问题————如果深言，是要负责任的问题；当然不会负全则————.还是像陈寅恪那样明察明鉴之，“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人们是要提出疑问的。因为毕竟有许多中国人没有采取这样的选择。他们可能是跑了，前后跑到了海外；但是在国内，这样的人还是有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出洞”的五十万“毒蛇”了；虽然这样的毒蛇，后来也许已经变成可以改造，或者说变成了优良品种的什么东西了。
１９５７年，对于李先生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他提出的大民主的问题，成为他后来文章中关于他自身命运的一个焦点。也是国人和后来人极为关注的问题。在体制内提出大民主，不只是慎之先生一人；后来有人在文革里也提出大民主（如王希哲）。但是他们的大民主，连同李的大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值得研究的。
因为如果直接或者说间接向毛这样的最高领袖提，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是要提倡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不可相象在毛的面前提出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从逻辑上讲，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时间的顺序。李的民主，是在１９５６年的年中或者年底提出的。是毛间接得知的。时隔一年左右，毛就骂有些乌龟王八蛋要大民主。。。。。。。。而民主，原来意义上，原教旨的民主，毛也懂得很。周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都是很懂的。
新华日报时期，李先生对于毛等一班人提倡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往事应该是记忆犹新的。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赞扬美国英国体制，新闻自由和宪政宪章的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但是这样的新闻封锁是相对宽松的，有新华日报存在，是为证）。他们考虑到在所谓的和平民主新期选择何种样式的宪法的时候，和宪法专家张君劢的看法一致，主张摒弃苏联宪法，选择英美式的宪法。后因张向蒋妥协，引起中共放弃了对于那个宪法的认同。这些，都是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发生的，由中共党提倡的“民主”运动。这个民主和鸣放时期主张\“轮流做桩\“,反对\“党天下\“的那些真民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中共何时放弃了这个民主之主张呢？
是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
毛开始向苏联一边倒。
毛开始说，我们就是独裁。
建政后，毛更说，要搞民主集中制。
于是，一个明显的推断应该应运而生。慎之先生如果看出来中共的民主是民主，又不是民主，他就没有必要，也无意义向那些玩弄过民主，又将之弃之如蔽屣者索要民主。也许，是东欧的纳吉和哥穆尔卡启发了他们；但是，这就又重蹈他们没有研读纪德之覆辙。其实，不但是李先生，那个时期几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这个游戏中成为输家。究其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们没有汲取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李先生不久前接受已被封门的［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记者采访，让他谈论一下对于李锐关于政治改革方案的看法的时候，李先生说，那样做不符和该党的立党之本。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慎之先生于毛谋民主的话题上。真可谓前言成谶了！
当然，如果说李先生是向毛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所谓的民主，和后来被邓否定的大民主的话，那么，一切就变得更加毫无意义了。被毛否定的那些乌龟王八蛋们，确实在文革里实施了毛的大民主，大串联，大放肆！而他自己，也是无法无天，无天无法起来。（补充一点，王希哲的民主，也是他本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那个时代顺理成章的逻辑结局和政治结局。）
五七年以后,李先生自认开始觉悟了. 六十年代他与人合作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记得那时候我父亲是其读者之一。他提到了李伯伯的名字。我们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有一个才华出众的他的老同学，就是李中，李慎之先生。）就更清楚纳粹.。七十年代，在李先生的另一位老同学的家里，我有借阅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相信李先生对于那个时期出版的所谓资产阶级哲学资料丛书是很熟悉的。经过如此一个长时期的思考，后来说“时间开始了”,还很兴奋,就值得商榷.。
我们小孩子时候都有一个简单到苟间的阅读习惯，就是说，总看到一本书里有好人和坏人。我们不断追问大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如何看待中共的问题上，这个童话般的分析方式也在复现。在李先生的笔下，对于周的凡事派思维是显而易见的。言必谈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这种光荣和梦想的关系又将如何？记得我们在不远的过去，也为家父能有类似的出访经历而心系光荣与梦想————尤其是在周出访十四国后，国内的烂摊子稍显打扫整理，毛在飞机场的出现，就已经预演了天安门广场上颠狂的序幕。李在定位周的时候，好像复现了这样幼稚的游戏。 虽然从人性的角度上讲，他对他们有比我们更深的了解，但是，在一个开阔的背景上，他们这些角色对于体制外的人士，对于老百性而言又算个什么呢？
我不认为索什尼津或者说萨哈罗夫，会对维辛斯基或者莫洛托夫。。。。。。。这些符号发生任何兴趣。
是党文化心理吗? 党文化究竟在先生的文化结构中占有如何位置，这个课题是否可以讨论？
还是将慎之先生再次神话而产生不许思考的定势。
如果周的问题,邓的问题可以公开讨论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在此一提。我不知道写作晚年周的作者如何看待李和周的关系。因为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并无此分析。）
李先生和家父，实在讲,他们都是御用文人.都是搞所谓的国际问题的专家。父亲也是和周恩来出访，和刘少奇出访的顾问和新闻官。并参与［九评］的写作。如何看法他们的和周,和刘少奇的主仆关系，确实是一个让人痛苦反思的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也很值得探讨. 如对于传统文化的问题.
李先生和我谈起过［大公报］刊登自由主义文章的事情. 他记得是王芸生的手笔.后来问大公报原来的社评委员会的贺善徽老,说是萧乾写的社评. 经查,也是萧的文笔. 但是王芸生口授其旨.那个自由主义还是不及格的自由主义；是鼓吹计划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结合的自由主义。那时候都是这样看法，连张东荪也是这样看法。
第二一点，王芸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要在国际上独立于苏联和美国。他反对雅尔塔会议出卖蒙古，也反对麦克阿瑟扶植日本。
王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全部否定的. 李后来也有这样一个观点的文章.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基本上的专制文化. 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争论.钱穆就反对.说,中国的害处不能都委过于古人. 我们看到有许多政治思想史家对此也有看法.肖公权就对传统文化中的反皇权思想有积极的评介.一般而言,是明，清以后，专权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但是如宋朝,就有一定的民主和制衡;当然不是西方的那种.孟子也有“君为轻”的说法. 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慎之先生的说法没有全部消除掉这个问题. 作为学生，我很欣赏慎之先生对于秦破封建，导致大一统的专制体制二千年的，否定秦始皇，或者基本上否定的观点。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直以来，说成是李先生的思维和人格写照。晚生无其他观念，是完全赞成之的。但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和特点，恰好应该是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占据其核心地位。革命，在英国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出现后在柏尔，恭古尔，再早在夏多布里昂的文章里被记述的那种血腥的场面，是法制之传统在发生作用。在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按照会通派学人吴宓的看法，五。四之所以可以被病诟，是因为他一，摒弃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二，是他引进了西方的不良的，非主流的传统，而没有直接汲取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样的主流文化，而是引进了马克思和易卜生这样在他看来的非主流的糟粕。
再看上述那句遗世独立的名言的处境。那是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传世说。但是我们在阅读王的诗词文章的时候，他那种歌颂前清遗老遗少的感情，使我们同样怀有十分复杂的心理。他那种歌颂前清遗老遗少的感情白纸黑字,是极其坦诚极其真挚的(他反对辛亥革命，“市朝言论鸡三足，今古兴亡貉一丘”，歌颂西太后,“西宫才略称第一”，歌颂隆裕皇太后和溥仪,歌颂张勋,惋惜其复辟之失败,......)，说他们不是遗民，是难以被接受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陈，还有辜鸿铭的对于革命，共和，这个洪水猛兽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没有道理的。简单说，传统文化的革除就是曙光，这个道理值得怀疑。我们没有我们的伏尔泰！连大才子陈寅恪，也只能在柳如是的反清复明的遗民情节上大做文章。半个多世纪过去，当红卫兵要吴宓先生批判孔子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打死我，但是孔子，不能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足以用来告别革命，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看过从哈德良皇帝（见尤瑟纳尔）和布什父子的军队，在横跨几千年的时间段里，越过犹发拉底河，为一个传统同样深重，文化同样悠久的专制国家带去战火和民主的时候，我们的忧虑几乎是难以言说的。
从性格上说,李先生本来是要自外于这个体制的. 九十年代初， 他跟我说过,因为我向他约稿;他说他有三不,不接受采访;不投稿;不开专栏. 后来他是否这样,不很明确.但是总之是写稿子的.产生极大影响. 这个影响已经完全排除了党文化色彩. 但是他的风格还是有那种文章的风格. ［九评］,李先生是完全否定的.现在看也无价值. 但是九评的文风不是一种开创而是一种继承.［九评］的文风要追述到新华日报的文风。读者有时间可以重温他们写的［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对应于王芸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作者陆定一））。毛改［九评］,就固定了他的文风. 邓是参与者,是领导者.当然还有康生，乔老爷,熊复,...... 所以,共产党的文章有其固定的文风.李先生的文风可以说有这样的痕迹.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文体标准吗? 而且是文如其人.我们一向所说的毛体和新华体，已经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的文章楷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楷模呢！。李很少对此有过反省。
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我指的就是唐振常先生的文风。他的文白二兼的文章文采出众不说，主要是他在构思和表达方式上独具一格，完全和新华体不建立任何关系。这一点或许从不自觉到自觉。憾是先生也已经走了。但是对比唐李文章，其中之异见极为明显。这当然是指文风而已。
我父亲七十年代末追悼会前后，慎之先生亲自到北大西斋院子送悼诗两首.也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对于他们————自然包括我父亲————这些御用文人的反思.（他是一个诗人.记得七十年代在一位老伯家里,辨认当时的所谓的毛未发表的诗词,不知真伪. 后来李先生来了.老伯说,专家来了! 李看过后说,全部是伪做.）
现录于兹:
莫论诗豪兼酒豪
昔日文坛抱旌旄
羡君应召天上去
胜似屠门握杀刀
十年无处哭孤坟
面对空棂揾泪痕
青山何处觅骸骨
可怜功狗党恩深
如今，他对家父的评价也已经做古.但是我和他最后一次通电话还是在去年盛夏。他说，我在文章中引用的他的诗是错误的；平仄错了。
他说，你这样一登，别人以为我李慎之是不学无术。
我说，我来更正吧。
他说，由他亲自来。是登在广东的［随笔］上的。去年某期，是要刊登李先生的更正的。但是该杂志只是在目录页上登出“重要更正”几个字。但是在内页上却没有下文，而存疑至今。
慎之先生诗是写得极好的。我甚至有心写一篇所谓的新古体派文章为之张目，为所有那些不写新诗的诗人张目。他和我说过，几乎是在三十年代，他们一班人早就不看新诗了。话语之间讥诮与否定之情毕露。新古体，在我看来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之所为。从汪精卫，于右任，廖仲凯，胡汉民等始，后来的李慎之，吴祖光，聂绀弩，邓拓等都是新古诗的杰出炮制者。李的“胜似屠门握杀刀”，就是从廖仲凯处出。这种诗歌的大关怀气氛，在今天的小诗人里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现在慎之先生去了.
“握杀刀”的问题;“功狗”的问题,也都烟消云散了.
党对其的评价还没有出来.
但是他后半生的非党文化的文化,可以说是功盖天下,超越了党文化的疆域而垂青于世了。. 这是没有疑问的.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也是许多悼念文章里说了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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