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顺乎天应乎人之革命

——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北京）刘自立

一

    冯自由是辛亥革命主要革命家之一，所谓“四大寇”（孙文，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之一员。他和自立（郑贯一），自强（冯斯孪）加自由（冯懋龙即冯自由））成三自一体，载誉史册。其实，冯自由与其说是“自由”之唤，不如叫（冯）“革命”更切。从他之大书《革命逸史》（新近再版）整局看来，他最为崇拜之改造中国的办法就是革命。此海内外一再面世之大书，极尽呼唤“汤武革命”——辛亥革命——谓其“顺乎天应乎人”（《易经》），是比较当时的君主立宪和自由之道更加切实迫切之第一位的历史选择。所以，冯之革命论，成为此书贯串整局之红线——另外，复合这条红线的史料，一个是革命人物，一个是革命事件——而对于孙文几无保留支持，是冯大员不可褫夺的原则；亦称革命原则。但是他并不满意孙文革命后期之联俄容共之见解，并且上书以呈异见。孙文死后，他被制裁；后被蒋公“平反”。这个异见书中，由革命大元老尤列、章绛等人签署发表，其所述所吁谓共产党“祸国殃民”，“立心不轨”。

    冯说：“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容共，旧同盟会员某等以共党首领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立心不轨，于民党根本及国家前途将有不利，尝屡列举共党祸国殃民种种事实，请求孙总理设法取缔，希图挽救。及民十四三月总理在北平逝世，共党篡窃民党之阴谋，益复暴露无遗。章太炎。田桐、居正、周震鳞、马君武、管鹏、但焘、焦子敬、谢良牧、茅祖权、刘成禺及余等事先已 ？然忧之，乃于民十三冬假上海南洋桥裕福里二号章寓开会讨论挽救之策，咸主张非号召同盟旧人，重新集合团体，不足以匡济危局。群推太炎撰稿领衔，该函叙述民党源流及失败原因颇详。”

    尤列说：“岂知忽忽十年，我之老友孙中山邃魂归天国；国民党不幸有人竟受共产党之诱惑，四分五裂，赤化毒焰蔓延四方。列（尤列）触目伤心，不忍其以孙中山艰难缔造之革命根据地广州，败于垂成，复始神明华胄之沦陷于赤祸。……去年四月通电海内外同志，集中实力，为讨赤之进行。”今国民党诸君自起清党，姑无论纯粹的觉悟，抑一时冲动的觉悟，但能自知讨赤，则中国尚有生机。“近北京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五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十七万美金。”（援引皆属《革命逸史》，下同；殊外必注）

    尤列却认为，共产党肃也肃不清，应该任其择一岛屿，实行乌托邦而无干于他，云云——实则一个幻想。

    章太炎也说：“民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共，旧同盟会员某以共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立心不轨，请求孙总理设法取缔，希图挽救。及民十四三月总理在北平逝世，共党篡窃民党之阴谋，益复暴露无遗。”遂由章起草函叙，以证之。

    诸如此类者尚有很多，如主张清共之章太炎，吴稚辉，蔡元培，皆如是。于是，革命论在此生发一个严重的后续之问！当孙文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乃至辛亥革命后，其国民党取得政治之正统地位，含后来荡平中原，取法统一，夺取南北之蒋介石政权，何以又成为革命对象——中共革命之对象；是革命发生了所谓异化——革命者之桂冠被戴在了共产党和毛氏头上，蒋介石成为反革命。这是一种很难厘清、却必须厘清的革命悖论。惜冯自由并未赶上对此情景做出判断和发言。诸如章太炎等先生等，也是赶上一辆末班车。但是，他们看到了共产党革命和辛亥革命基本反向和迥然不同的层次和本质，成为共产党早期投靠苏俄，扰国犯民，背叛革命之激烈反对派。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于共产党加入革命，生发很严重很焦虑很绝望之思考。但是，国人履行之革命轨迹，并未遵照冯先生之革命论，而是基本上直接拥抱了共产党之革命、之反革命，实行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之路线。于是，反思冯自由前辈做出的革命选择，比照他们的自由如何接续到毛之革命，孙文社会主义之民主运动何以成为苏俄民权屠戮之结果——水果之逻辑发展成为恶果，毒果和烂果，究为何故？——这是我们拜读冯自由之书的第一思索内涵。

二

    第二内涵是，冯自由之革命，究竟包涵哪些基本要素。我们也实行挂一漏万之补思，且从所谓逸史和旧人之行为轨迹，探索其革命，其团体，其思维，其风采。首先要提到的是，孙文革命原则的缘起，究为何物？这个革命的法统和正统来源之问，须以简单一释。我们看到，孙文革命除去其探明民主自由和宪政之美欧原则，批判资本论原则和节制资本原则以外，其实，他最为重要的革命发起原则，就是“反清复明”“驱除鞑虏”之民族主义原则——而反清复明原则乃至革命人脉展开之组织办法，就是接续太平天国残余人物的反清思维，实行涵盖毛，拈残余暨洪门社团（含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中人，实行一揽子汉人复兴之革命——也就是说，他们将此反对清廷统治，看成反对异族统治之民族战争。即所谓“非我同类，其心必异 ”，势成为一种历史逻辑而不可改。（清朝究为异族还是外国，则是一个很大历史疑问。至少不拟与英国之与印度和法国之与非洲类比；但是，汉人所谓亡国之恨，远如洪武之视元为异类，可能是等而次之之国家、民族课题。这个课题，又延续到今日之新疆和西藏课题而不能赘说于此了。）

    据“洪门秘册所载，洪门真主为朱洪竺，军师为陈近南，大将为万云龙诸人。最初发起于福建，以少林寺为主动机关。”后康熙兵焚少林。200年来，抗清运动“浅滋暗长，长江沿岸及西南各省星罗棋布，异常发达”——这其实也是中国专制主义不可议不能够剿灭一切之游民社会常状——如“水泊梁山”，则是这个民间社会之象征符号——而在专制主义和革命之间，这个游民社会和待招安社会，是革命、造反一直以来之不灭源泉。洪门之“致公堂之政治思想”亦如是；其倡反清复明（请注意：“明”之所谓，其实就是民间之“明”——汉之朝——和“朱明”之明——二者并不区分于遗民思维中——所以，在此层面，有君、民一家之念乎？）；且创立基地于旧金山。参与者华侨居多数。“及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在粤太平军首领）诸部将亦多亡命美洲，参加致公堂，为之提携指导，因之旗帜鲜明，势力日望。”孙文广州起义失败，遂赴美。“孙总理以洪门与兴中会宗旨略同，……”；但是，孙文起初并未说服洪门，倒是康有为伪诈“勤王衣带诏，”说项极效。可是其《大同报》亦复鼓吹汤武革命，康大愤。1904年孙文二次赴美，“由洪门叔父钟水养介绍，毅然加入檀岛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封总理洪棍之职。”洪门元帅曰洪棍，军师曰纸扇，将官曰草鞋。孙随机改革洪门，另辟章程，筹募金钱，教诲革命，举办报纸。后广州起义发动，“孙总理及余在加拿大发起筹饷，域埠致公堂率先变产救国，以为众倡。”但是彼时同盟会和致公堂尚有罅隙，双方共谋提携，“共图进取”。

    又，洪秀全之侄全福，谋在广州发难，也和兴中会人谢缵泰之父日昌过从。日昌为三合会之前辈；而全福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奉左天将锳王。“纪堂（李纪堂）自惠州失败，乃雄心勃勃，相见后，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洪门兄弟克期大举。”想命容闳为临时大总统，成立新政。为此，纪堂饷资过百万，“商业拂逆，丧资巨甚”。惠州落败也。此义，孙文在河内，不知道。洪门思路和长毛合作，则同。可见，“毛”（长毛和毛主席）势力，也是无独有偶，出现两次；好像深入孙文、革命，而外形内制；甚为可惧也！

    民族主义生发的理论探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但是，由冯自由和章太炎等人明确说项的、清朝狭隘民族主义统治之不合法性和阻挠革命之现实，却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无可否认和无法辩解的——由此，出现本着绍述之孙，康、孙之间引发的人际大关系，革命和反革命大关系乃至革命、宪政（扶清，勤王）大关系性间繁复，悉数展开，遗议后人。所谓圣教书楼和万叶草堂之间，孙文和康、梁之间，出现了上述政治选择中，幽妙之人伦风度和人品格调之不同；体现了孙文之比较大度和南海之狭隘个涩之证；所谓咫尺天涯，正可说出孙，康之沟壑难填和天地之仄；二人当时居所之实际距离，也是一线之隔（“相距甚迩”）。但是，君主立宪和革命造反之间的不可调和，使得孙文未得机会谋面于康有为。亦说，“总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见”——又说，“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孙文）。”日犬养毅约双方见面早稻田，未成。特派陈少白见之。但是，康还是坚持“勤王复辟”。（后因为康有为和王照不合——王举揭康衣带诏为伪；二人龃龉——日本怕生事端，康故被日人驱逐赴加拿大。这是本着阐发的第二个说项。

三

    第三个说项是，在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也就是实行三权分立——即孙文之最后宪政）方面，冯自由告知国人和读者的，多是来自传统之气节，之人格，之道德方面的肯定和唱和，而关于孙文革命如何实行类似日本明治维新同等的、上下赴宪，期成国会，普选民主，人际自由，则好像貌似而神非，并不相及也。因为，整部冯自由之大书，很少能和大隈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横于比对——如考察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于后——就说明，何以日本阻断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反而与之。这是因为孙文革命多轨迹，多原则，多岔路引发的归途与前景之朦胧导致也。然而，冯自由之叙述，不是没有任何革命可能性作为参考数据的。比如，他写道，孙文势力的世界漫布，北到美洲，南到南非，东到南洋，西到欧洲，孙文党徒无处不在，革命活动无处不灵。二是，孙文革命，屡挫屡奋，坚毅不拔，给清廷一次次致命打击。所谓人不是吃最后一块面包即饱者，说明了这种伟大的打击精神。三是，冯书绍述了各种自由团体之组建，从兴中会，同盟会，复兴会，不一而足，是大家知道的。四是，日本朝野互动以责，大隈等起落数次，在野在朝，不韪法治；而张之洞镇压萍乡醴陵起义；岑春煊强收粤汉路权；黎元洪解散议会；都是上下不得通融之日本无革命，中国必革命之分歧所在。最后，就是冯书塑写的革命者之大节和细部，活生生一部革命终生像，英雄全员谱。这是我们中国人之“人，岁月，生活（革命）”；且记述中，诗文并茂，文采斐然，既是史，也是文，是诗歌，是气度。这样叙述人物的大书，后来并不多见了。

四

    冯自由看到和引述了清廷人物在革命和改革可能性上的摇摆。他举例说出李鸿章、甚至有迹象其预谋广东独立，而不成——使人思考，何以曾，胡，李，左之没有造反和不可能造反之桎梏。（李鸿章独立事项，冯书记录之——“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到刘（学询——欲图帝王革命者，他预让孙文做杨秀清，他做洪，武）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于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后知道李“尚无决心”。）虽然曾国藩在支持清廷，发宏国学，坚持道德上，立维范典，但是，其正统之伪诈和其做人之诡异，成为国人至今说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对象。道理何在？就是因为曾国藩的价值论，是袒护一个行将就木的垂死政权，而他的反对派洪秀全，却是这个垂死力量的彻底打击者——而洪秀全之革命论和目的论，是不是和孙文并世一同，而要代上帝而行道？事情却恰好相反。

    洪秀全，实际上以上帝之死，“封建”之复活，来行统治。有学者说，如果太平天国成事，文革，要提前100多年就会发生。此言甚确。因为洪秀全之极权主义萌芽，业已发展到天国之人人反对人人的内讧；且天国之人实在生活在一个大地狱里，男不男，女不女，成为洪秀全奴役女性，打压反对派之淫场和屠场。所以，曾国藩消灭之，是历史必然——但是，曾国藩维护清朝狭隘民族政权，其政治正确是否存在？也并不存在。所以，这里又出现革命造反之悖论课题。如果一定要行比较，还是那句老话，清廷，无论如何还是专制主义政权，如果洪秀全当政，则为极权主义。

    大陆现在烂出曾着，其实是从维护政权原则出发，变曾氏维护专制，转化成维护极权。曾氏大文化之传统和洪秀全之基督耶稣，尚有得一比一博。曾氏从精神到物质，可以说，实在完成了一种绝学接续。就是将清朝异族文化融入汉文化大势，且以个人四维，天地纲常，为其立命之道，就和所有之专制主义君相符节、对峙和制衡一样。曾之对于满族的制衡，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无用——只是势强于人，儒学之道，那时，业已到了人亡政息的垂死地步，再大的儒，再大的国学正统，早已面临载体不再，学术式微的末日之界。这当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像洪秀全之“天国”，实际上，恐怕一天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无今日价值，就是因为今天国人传统，精神四维与基督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隔阂和疏远，是否可以以极轴文化的良性倾斜而得以匡正。笔者不甚了了。于是，全局考量革命与传统之关系，成为冯自由考虑大局之一个视角。

五

    最后，从中国国门被炮轰开，国人，尤其是留学生一类人，成为接受日本、欧美价值之革命主要发动者。那么，主张实行欧化之人们，遭遇了欧、日统治者，如何一种对待呢？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外交，安全和利益与此价值之间，或又产生如何一个关系呢？这个课题，严格讲也是一个悖论。日本、欧美统治者，其主要立场（如当时驻日使官蔡钧就是受到日本帮凶与之，而镇压留学生的：如取缔组建抗俄义勇队），还是协助清廷，镇压革命和革命学生，甚至驱赶保皇党。但是，俱体说到日本政界，是不是一点也不支持革命者和留学生，那也另当别论。如冯书就有说，大隈重信就是支持革命者之一类人。戊戌失败，康有为借英国军舰护航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总理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时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台后，则由进步党供给。”这也是一二而二而一之政治——大隈本是《二十一条》日本签署国之权员。

    又如，法国武官欧极乐（Captain Ogal）甚至参与到直接呼吁革命之国人行列之中，实行如此叫嚣和实践，该员“巡游长江沿岸各省调查革命实力。是岁五月初八日，欧极乐抵武昌，敬安预得电讯，乃率会员多人渡江之汉口迎之，既莅会所。军学两界到场欢迎者千数百人，极形拥挤。”“欧演讲法国革命之往史及中国不得不革命之理由，听者莫不感动。”——所以，革命时期，是不是革命成功，是不是取得政权，推翻老旧，成为欧美治界看不看得起你，与不与你打交道之前提。此叫做实用主义原则也好，叫做强权（压制）、公理也罢，总之，你一日无权，他们就会（实质上）站在对面——抑或，他们发现旧老欲倒，你，也会变得腰杆稍微直立一点点—— 这绝对不是你一旦政治正确，就可以打得包票，受到支持的！过去如是，今也未变。为此，冯自由给我们很多具体逸事，以做说明。

六

    我们现在常常讨论一个极其粗鄙化之课题，就是革命是不是为了发财？用文革时期语言解释之，就是造反派，是不是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见文革清华四一四领袖周泉樱说法）——换言之，就是毛革命，并未完成权贵私有化；到了邓改革，这个坐天下，拥权聚财之实际才算完成。文革前一部戏辞说，“蒋总裁就是总发财！”（《抓壮丁》）其实，这是过去，现在，革命和反革命现实中最为击中要害的说明。其他都是空话。可是，我们阅读冯自由，却可以看见于此轨道相反而持之人，如李纪堂等。“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其遗资百万，（革命后）“月租三十余元之九龙塘何文田之一层楼耳。”“开国元勋，几于身无立锥，求一饭而不得者，比比皆是，纪堂其一也。”（其实，冯自由后来还是补充了一点。纪堂民后还是受到某公司雇用和蒋介石资助的。）

    二为余育之。港愉园主。“育独慨助军饷万数千元。”后与纪堂营业失败，家道中落。民后，“育之乃至上海冠生园酒家（任）招待员。”他们对革命实行慷慨解囊，“挥金如土”，到革命后，却无立锥之地之“雅典的泰门”。于是，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见，辛亥革命不是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之一帮主义＋钱孔中人得道。

七

    经济问题之阐述关系到民生主义。今观其《中国日报》文（《民报》转载），连载十天，既宏大细腻，有文才斐然；对我们百年后人，还是有参照价值——虽然，很多看法不见得可用。一开始，该社论就明确指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勃兴，三民主义应力倡与之。他（作者未俱名）说，世界上因为有抨击社会主义者，如，蔡元培，如，刘逛汉，如，梁启超，谓“社会主义若行立亡中国”——而大加反对——说，实际上，全世界都“社”了。说，德国之社会主义，乃社会党魁抨击德皇（关于中国义和团事件）而无以还证：“其工商业膨胀之速率，大有驾英凌美之势，”“与谈政治，甚赞柏林”：“久有左右议会之势力”。法国之“社会急进派”势力亦“蓬勃郁葱”。英国之“社会公党骤然膨胀”，“以组成国会之第四团体。”日本之片山浅，幸德秋水（皆社会主义者），也是促成社会主义因素。“烟草也，铁路也，火柴也，酒糖也，日本政府逐渐收回国有。”

    其实，其论有偏。社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大别。社民不是“民社”（谢韬主义）。就是说，列宁主义起到德国采纳社民不是民社之外打正著作用。

    而民生主义误会了“社民主义”，以为资本主义未采纳之，其实，是采纳之了。

    故此，民生主义发挥的资本主义批判，只见其一，未见其二。在此一中，他们批判了资本垄断和托拉斯（托辣斯）——且讥笑梁启超之言：“吾爱中国吾尤爱托辣斯”。批判的原因就是资本欲壑难填，呈巨富巨贫——悉美国八千万人中富者二万；垄断财富占四分之三。云云；所以，美国立法，行政，普选，皆为金钱操纵，比君主专政和贵族专政“尤烈”。民生主义，就是要反对这个趋势，避国道于此途。

    而实行要务，生产资料共有制加上土地公有制。人民共享之，如，古代均田，如，“具有释奴之伟识”之王莽同志。“其（王莽）贤”远林肯，但是，“直平均地权之要旨。”且提及王安石（荆公）之改革。这是老一种话题；请可勿赘。但是，当时新人似乎感慨系之，东西皆叹。所以，一句话，就是要实行国有化，土地和森林矿产等等社会主义化。于是，这个社会主义和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之私有原则，相形抵触，自不待言。（其大论，甚至牵涉到原来印地安人用五镑购得之纽约，“价值奚止数万万镑”）

    这样看来，直到四十年到，中国知识分子之自由主义，还是主张国家实行苏联计划经济说加欧美自由体制，该论原来起源于此。

    一句话，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资本家的（或者一个特权利益“公司”）的资本主义后，不管是“八千万之二万”，还是0点4人群、太子党，占有百分之九十财富，却都并不关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换言之，私有制，也可以是希特勒极权；公有制，也可以是毛，斯大林极权——只是，公有制之“共有”，从来就是幻觉；法治私有，还是有些民主！（我们对于经济金融干预政界之话题，会在将来展开。）

八

    为此，接续之课题就是，革命者很多学界大师——此事，比对人民国之所以无大师甚至无师之现实——就可以衡量极权主义之中断学统和绝决历史的现实——即便冯自由代表的此侪学人和志士主张革命，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续，是勿庸置疑的。以下，我们从这些革命者的文采和人格做一个枉势从道的概括，说明于兹——尤列。兴中会建立以前于横滨与孙文游。中和堂创建者。“五岁即从师读，能过目强记，迥异儿童。凡口所曾读，至垂老尚能默记其半。……（孙）尝面笑其‘石龟肚’，即以其记忆力特强也。”后尊教陆南朗“我要尔毕生记此一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民建后少纨不务仕进，著书教读为务。

    杨衢云。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布会所于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俄国。长英文。

    陈少白。广州起义失败，少白在港主持《中国日报》。为南洋革命报纸先河。后“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现。”民十，孙建修广州观英山文澜阁，请少纨，少白，鹤龄三人居住，以念四寇之谊。

    谢缵泰。兴中会早期会员。曾与其父与洪秀全侄谋广州起义，失败。缵泰与英人同办《南华早报》；后著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章太炎。关于此公坊间多文。不满意总理让位于袁。“是年三月同盟会员在南京大开死难同志追悼会，章作挽联曰：”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居，古人之虚言。“

    沈云翔。自立军失败。张之洞劝降。云翔答之，“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诮，而又蒙羞杀士之名。”张无法回应，窘不可支。

    郑惯公。着《摩西传》。作为该报编辑却反对康梁之《清议报》观点，欲开《开智录》。还组建《有所谓》报等。后染其妻病，死时二十六岁。

    秦力山。原为保皇派，后，劝拳匪扶清灭洋不成，参加自立军大通，汉口发难，亦败。渡狮城见康。见“康拥资自肥”“遂对康宣布绝交”。东渡后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被日人和蔡钧弹压解散。后奔上海举报《少年中国》等。终赴缅甸商云南起义。其诗风采卓著。录二 ——“半生猿鹤又虫沙，缺恨弥天待女娲。食到莼鲈魂一断，终身无刻暇思家。”

    “三字微名五尺身，亦儒亦墨亦新民。年年蛮烟触天地，野马尘埃了一生。”

    王宠惠。民十七，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宠惠少聪颖，而思想日新，尝余乃父驳论宗教伦理，乃父怒极，欲施于夏楚”。（夏楚：体罚）善英文，责梁启超英语法不对。梁后不再使用英文“汉读法”。孙英文章皆王润笔，如，《革命潮》，《中国问题之真解决》。

    秦毓鎏。肄业江南水师学堂。又入日本早稻田政治科。与吴敬恒参加反对蔡钧事。谓革命三法：鼓吹，暗杀，起义。与黄克强等创立华兴会。欲义长沙，被告秘，不成。编《中国历代兴亡史略》。无锡起义被捕。籍没全家，荡析离居，梦家怜母，痛不欲生也。民十三，秦任省部。民十七，任无锡县长。“是时四乡共匪滋扰愈甚，民不聊生……纵火焚其庐舍”。

    苏曼殊。少拙，后大慧，善诗画。着《陈元效提壁》，《石翼王饮马》，“此才谓出自天授不可也。”

    胡汉民。略纪。“余（作者）嘲之曰，‘糊糊图图。’彼答余曰，‘冯冯翼翼’。”

    冯书记载，一九0八年光绪逝世；0九年，《中国日报》征联。上联——“未离乳臭先排汉”（朱执信撰）。下联应征者十万以上。

    仅贴其一 ——“将到毛长又剪清”（首名）

    其精对者，不下几百、几千也。

    所以，革命不能革掉文化，是因为这个革命不是“文革”或者“革文”。这就是孙文容纳康梁，洪门和共产党之文化观或言政治观。虽然，为此革命，孙文的革命原则或可变通和倒退，但是，他的界限，还是存在的，不想洪秀全，毛泽东，无法无天，无文无化；就是说，革命文化，革命道德，革命目的、手段问题，如果没有适当把握，那么，当革命一旦触及，危害，毁灭文化，毁灭道德时，你选择革命，还是不选择——这是一个问题，一个要则！我们说过，德国社民党人女杰罗莎。卢森堡就说，革命不道德，就放弃革命——而列宁，不但选择而且把革命和卖国兼并，一举而得之；道德涂炭，人格尽灭——他从德国威廉二世那里拿到万千马克，以摧毁英国同盟之旧俄政府、克伦斯基也，是为不择手段。

九

    孙文是不是不择手段，史界多有批露，而冯不看，不举，不论，他是“四大寇”，他做不到，不能做，不愿做。所以，冯自由之“信史”，其实可疑。他的逸事，也是选择性举事，并非示丑。

    如孙文对日借款卖国。此引杨天石所获史料。武昌义后，孙中山曾提出租让东三省给日本换取日援：“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孙中山）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

    “1912年月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县有朋从并上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二省为日本所有。……

    “森恪表示，这是桂太郎透露给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孙中山有意实行，则可由孙中山或黄兴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接，然后转去京都，和从东京来的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听了森恪的陈述后，孙中山表示：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

    如杀复兴会陶成章。也就是，斥责任者陈其美，用杀人者蒋介石。蒋日记录：“我把陶成章杀掉，这件事我没有向孙先生汇报过，孙先生也没有和我谈起过，但是，我想这件事符合孙先生的愿望。这是他后来信任我的重要原因。”

十

    此皆瑕不掩玉。不管如何，冯自由大书出版，是我们“戴盆”之人之幸。毕竟，我们看到了那个天良未变，道德犹存之时代，是“少”民主，不是“无”民主之国与家。在此国家里，专制和革命双向影响，互为诱因，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生生不息又停滞僵死之二元论。说古人皆罪，一无是处者，恰好不知道革命，深层原因，就是专制并未根绝革命资源，留有造反余地，容纳游民社会，招安水泊梁山，千年循环往复，得以文化保留而传统式微；唯独缺少日人之朝野上层互动于近代，允诺反对党执掌政权；邃成革命和（日本）无革命之大不同。这是第一。

    第二，孙文革命造就原来普世价值和欧美价值之滥觞，却因为俄国插手，孙文经济政治窘迫，又复建立苏俄价值观，于国民党；使得共产党及其价值观，亦此滥觞。这是所有革命发展成为悲哀的逻辑。致无民主时代来临。革命，成为最终反革命之历史——前此如孙文革命—— 一朝变成俄国支那支部之革命，变成共党革命，变成毛革命和痞子运动，一切文化定义和革命定义，即呈败莠残绪，不值一提了。

    第三，现在当局之所以不愿意提及革命——反对派中人也热衷于抛掷N种宣言、宪章公开信或者主义谈，就是因为革命现代观，桎梏于革命资源之一穷二白。极权主义体制里既无遗民，更无水泊梁山（今上井冈山，20分钟即到；边区者，不边也）——甚至就连孙文美洲、欧洲、南非、印度之大运动，亦复不存，何谈如何革命呢！所有体制，民间和护法之今日运动，皆处于前提阙如，纲领不存，策略皆失的窘迫之境域，不得突破。一位学人说，在本国，如是伪NGO，则必为官方所纳，如是真NGO，则必被取缔；纳之为伪，真之不纳；也许过于绝对——却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说，现在一面极权，一面NGO、公民社会了，无异想起“皇族内阁”了，“宪政”了，是谓“冯冯翼翼”（疯疯臆臆），糊糊图图。

    最后，如果孙文革命和日本联手，以出卖国家为手段，为目的，则现在全球化“智慧”，却是指向极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之“同舟共济”——这恐怕也是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出乎所料的吧。

    哀，莫大于心死。难道不是吗？故莫悲伤，再求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