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著《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

想起吴恩裕先生

——读吴著《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

刘自立

一

知道吴先生的人，无论老中青三代，恐怕不多。笔者相识吴先生机遇凑巧。那还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叶。因为父亲“问题”，我们合家被驱赶出北京沙滩中宣部大院，移居西斋斗室。西斋名气很大，是原京师大学堂旧址；此地现在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知道西斋者，也曾从《青春之歌》一书里略窥其貌；林道静这个著名小说人物，就经常出入此地；加上余永泽，则是确有其人；柒拾年代时，据说还住在西斋毗邻之沙滩北街57号（西斋是59号）。这个偌大的院落兼呈传统与民国建筑于一身。既有四合院，也有小洋楼。那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从此院落沿沙滩北街这条小胡同东行，即到著名之北大旧址，也就是北大红楼及其后面的大院子。所谓红楼，所谓民主广场，所谓后来之中宣部所在地，将此历史遗址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划分。文革时期，中宣部大院革命和命革交替进行，造反和保皇无分伯仲，实在是一场五四观念和后来四五观念的打乱仗。中共文化高官周扬等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而毛的宣传工作会议演讲，就是在这个院子进门右手之小礼堂里炮制而后传播的。很可笑，文革时期，中宣部演播内部电影，本来是在这个小礼堂，文革时期后期，就在周扬家院子里演播了——周，则早就被驱赶出去了（有时候，也在中宣部主楼下广场演播）。周扬被批，不止是所谓“四条汉子”之罪行，而且涉及到他在红楼后面盖了中宣部主楼，“破坏了民主广场旧址原貌”。等等。（现在，200年以后，这个原来就已不堪的北大旧址，又是乱改宿舍，又是乱建市场，不堪，业成更加不堪了。）

西斋出来西行不远，和景山仅仅是一街之隔了；景山对面自然就是故宫了。我看过可能是清末这个旧街道的照片。故宫城墙之下，河道水宽，有人荡浆，周际雪黼宫墙，四周老树蔽天，很是自然景致；惜自民国初叶，沙滩者谓，河道渐枯，沙城逐显，就没有那么浪漫了。人，也变得实际起来，远没有张仲行俞平伯笔下北大人、老师学生之神采兮兮的样子了。但是，老实说，从西斋到北大红楼，从景山到故宫，凡是要一领北京旧城神采者，还是要从这个区域呈现的林貌和宫墙中，去寻觅原委和初衷。我初入西斋后，不觉得有什么悲哀或者不悲哀。因为当时西斋是中宣部下层职工居住之地；父亲逝后，我家自然掉落于此地，地位于兹相符。此地，人物、风景，原本平平。只是，一日，忽见一位身体微胖，眼架金丝眼镜者，气宇不太轩昂，却也不俗于人众者，慢慢走过，顿生一丝好奇。因为和那些举止夹着尾巴者，到底身心显示出很大不同。后来闻知，此公，吴公恩裕也，本是大名鼎鼎之北大教授，却也住在这里斗室之中。再后，诗人北岛与我游，说是，也在此找过吴恩裕先生约稿《今天》。我本是见过此公，却并未深谈过。西斋格局是这样。门开向北。进院后就是一个小通道。然后，从南向北，延伸十几排房舍。我们家住在头排，吴家住在后面六、七排。排房高大，隔间却小。也没有暖气和煤气。记得王晶垚先生柒拾年代中期来探望母亲，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北京就要普及使用煤气灶了。这当然是一个科技进步和生活进步。又，这样的居所，自然无如厕处，所以，初居此地，就是老要上厕所。吴家在南北向住所外，尚在五、六排排房终端处，靠墙根，有一排面东之小房子居住；这个房子，分成四间隔开。北面通向排房间隔中之甬道者，是吴家房子；靠南两间，是我家房子。

我知道吴先生精神不同于文革中人，就是因为我夜游见友回房，常常听见吴教授于深夜，尚在高谈休谟，孔德；声如钟磬。我那时也读哲学，就往往偏听一遍，只是可惜，不记得吴先生具体观点了。后来听人说，吴恩裕是政治哲学教授，是红楼梦专家，与乔冠华同学于德（？），又是拉斯基的学生（还说，他并不赞成乔与章之后来婚事，云云）。这次，买到这本吴先生之民国版重印之《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翻看一下，出现吴公子做序之回忆文字；出现吴先生和拉斯基对谈抗日和中共前途文字，就出来书城，坐在长安街上路灯之下，匆匆一阅。（这是我再二再三看到吴著。有几次在琉璃场和潘家园看见吴著，都是民国版书，要价极高，两、三百元一种，放弃了；这次吴书价低，故而可买。）又想到，吴先生坎坷经历，并未被其公子合盘托出，是为带憾。比如，堂堂北大著名教授，何以会和西斋底层雇员住在一起；是谁让他搬出北大；他的政治学观点，在1949年以后如何安置？他的拉斯基学生的身份，如何排解？他在后来的政法大学，教什么课？是红楼梦，还是政治学？他的政治学，和中国无政治学，只有毛学之悖，何以解决？等等。以后，我作为吴先生邻居，逐渐有所交谈，却也多是寒暄问候，并无深入。七九年前后，一日，我忽然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次官方活动人员排名，吴恩裕排名在于光远之前。这让我很是注意。也说明，耀邦时期对于某种人文和闻人的一些尊重，也说明，吴先生之文化人重要地位，有所恢复。这在毛时期，绝无可望。再一事。小街道中，我每每看见吴恩裕或交谈于小贩，或购物于小店，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似乎很是融洽；固然，这个三教九流和五行八作，早就名不副实，是一个消灭和敉平阶级的淡出。忽然，我进得一家小缝纫店。这里有一个公用电话。只见吴恩裕正在电话里，向对方谈及他的房子，车子和孩子（乃及他家安装电话事宜）等等课题如何解决。于是，我原本疑问，得到证实。吴先生，本来不是居住于此，而是被排挤，破害后居住于此，和我家景况同，是可以等待落实政策的。固然，吴恩裕不可能像彭真等人那样，官复原职，就居复原址——其实，他们也不是居复原址，而是承继了49年以后之旧址/新址。我建议过一些作家和单位，将共产党高官进入北京后，哪些人，住了哪些皇公贵胄之宅邸，做一个统计，就知道为人民服务者之暴发户、革命户新址之所在了。比如我姑妈旧址北京西总部胡同5号，73间住房之院落

，先是李济深住，后是李宗仁住。宋氏，康生等都住进王府大宅……此不赘。于是，吴恩裕“三子”、电话课题是不是得到解决，我就无从得知了。七九年后，我们搬出西斋；估计吴家也搬出去了。

二

“在拉斯基活跃于欧美学界的20至4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就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他的各种主要著作如《共产主义论》(黄肇年译，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政治典范》(张君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政治》(邱新白译，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现代国家自由权》(何子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国家往何处去》(张虹君译，天津新民学会1935年版)、《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王造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陆续译为中文出版，并被奉为政治学中的“瑰宝”。

庐锡荣在《拉斯基政治思想》(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一书中，称赞拉斯基‘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怪杰，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怪杰……我们研究它的政治思想对于过去旧时代的旧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正确见解。对于未来新时代的新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光明的暗示’。王造时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一书的译者序中，只有四句话要说：‘第一，这本书是著者《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之前编。如果要明了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的本质，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第二，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转变的反映。第三，这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英国为主要背景，但其理论的涵义是一般的。’”（高增德）

众知，拉斯基的社民主义，费边主义衔接了中国21世纪谢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文坛评论社民和民社概念区隔和中国走向的争论热点。我的基本解读曾经在网上和网友有过交流和切磋，现在拿来再议：根据维基百科说法，“……Social

democracy as such has arisen as a distinct ideology from democratic

socialism”——大意：社民主义业已成长为一种源自民主社会主义的特殊思想体系（意识形态）。这句话不那么学究的说法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死了，社会主义（民主）变成了修正主义，就是社民。不是吗？谢韬路线和以下这个路线正好反向——从社民回到民社——这可不行。又，民社、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荒诞主义，因为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共产党主体；社民、社会民主主义，是从第二国际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西方社会主义泛称，最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里左翼政党，如工党，社会党等。谢老不知道“民社”问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课题；“社民”则早就成为融入普世价值的政治实践，政党政治和正确论一部分。此间的坎坷与波折可以回溯到德国魏玛时期社民主义滥觞而执政，左右两翼式微，李卜克内西和萝莎.卢森堡惨遭杀害；而这个接近社会主义的左倾当局，毫厘之间、一步之差，却被希特勒的纳粹社会主义篡政夺权。此是社民最糟糕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民的第二国际路线图没有实现；所谓修正主义万岁一说，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不是接轨于斯大林和毛，而是接轨于宪政民主之国体和政体。

英国情形，也有类似。说他有惊无险，也不为过；因为，如果主张计划经济和暴力革命者拉斯基上台，英国命数是不是要改变呢？这个胡克式“历史上如果”之提问，是不是合乎逻辑呢？不——我们只能做此答复；按照历史传统和英国文化，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0。人们看到，如果说拉斯基上台可能包涵了社会主义，社民主义或者民社主义的诸种挑战于自由主义，那么，至少在近代思想史上，哈耶克的出现，可能是式微拉斯基最初一个元素。虽然，我们看到史料之记载，说明险境时有降临，“拉斯基终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斯基从战争期间各阶级、政党的合作以及全民族的牺牲精神、爱国热情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提出了一种‘同意的革命’理论，主张在各阶级、各团体高度的‘公共利益感和公共安全感’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和协商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废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其民主的政治形式，摒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治’而保留其公有制度，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使拉斯基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丛日云）

主张社民而非民社之说法，也算回应了拉斯基思想今天东方走向的变形和延续。我们转向吴先生书中他和拉斯基对话的现场，且照录他们的对话如下；这是另外一个关乎中国如何走上斯大林意义上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道路之课题——也是吴先生和拉先生如何看待中共和抗战之对话（1939年）：

“拉斯基：吴，你认为延安共产党是真的在进行革命吗？

吴恩裕：是的，他们是真正在为人民谋幸福。

拉：他们懂马克思吗？

吴：我相信他们懂得。

拉：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的理论著作。

吴：他们实际实行的的确是马克思的理论，虽然我们这里不易看到他们的许多著作。他们现在又忙着打击日本侵略者。

拉：你认为他们的事业犹希望吗？

吴：肯定有希望。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那里。”

对于这样的对话，我们不能说什么；但是，此类谈话，比较很多中国人民主人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要说吴氏，宋氏，张澜，黄炎培，等等等等，不都是这样吗？美国人里很多人，拉铁摩尔，史迪威，甚至马歇尔等等，不也是这样看的吗？现在，很多人，不是还再这样期待共产党人转变、变型吗？此间问答，至少提示了这样一些课题——1，极权主义往往因其批判“合理性”，会掩饰它以后极端野蛮的社会造型和毁型；苏联打倒沙皇，德国消灭民主；中国反蒋拥毛，都是要取消我们后面所云之打倒老上帝，换来伪基督的历史之恶；2，知识分子，哲学家，（尤其是）文学家往往批判成瘾，他们像鲁迅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专事否定，不拟建构；这里，当然存在一个左翼永久批判之可能，之现实课题，可以讨论；吴先生做其一员，亦不能免俗。3，现在的课题是，我们要防止这样的乌托邦批判，实际上带来的极端动物庄园之乌托邦——就是通往天堂之路把人们带到地狱。

当然，这个政治领域不是吴先生懂得的，我们还是回到哲学地界。

三，

吴先生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犹感兴趣，是一个待决问题；猜测之，无外几种推演：马克思主义是极容易被大众化的哲学，且人们多是只知其口号，不知其文本。再是，马克思主义和马科斯.韦伯所言之儒家学说如不更变发展，会直接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合拍；乃是中国人施行马克思主义之不幸，被另外一个马科斯言中。再三，吴恩裕也许知道，他面对的强大对手，既不是维也纳逻辑学派，德国现象学运动，甚至不是拉斯基的费边主义改革说，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于是，这个猜测，定位在他作为学者必要亲赴虎穴，一探究竟之研究上。虽然，吴先生没有像美国的胡克，奥国的哈耶克等西方学人那样对马克思直接板砖伺候，却也在他的文本中发现了整体西方学人当时的思想轨迹。这些轨迹，自然包涵了对于语言学，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等等学派思想光电的涉及和斜照——故而，吴恩裕的书，与其说是跟随在马克思主义后面摇唇鼓舌，不如说是在抽象肯定之下的具体怀疑。这个说法，可见我们转引其文本而证之。在另外一个面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是作者明显受当时世界范围内此左倾思潮之影响的结果；加之其师拉斯基的名人效应和观点遮蔽，彻底摆脱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成为吴氏之未定之天。于是，就像吴所谓马克思主义之“独特性”一样，吴恩裕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独特性，也一样存在。然而，最后一点更为重要，负笈英国，从师拉斯基的吴氏，其研究和治学方法，仍是秉承十分西方和十分传统的方法和陈述——无论是他强调演绎也好，注重“实践”也罢，他的研究，是民国对待任何一种学说之自由主义态度之一种——虽然，在严格区分经验主义和超验主义两大哲学范畴的时候，这个人权和神权，宗教和哲学，自然和社会学说之一切区分，吴文并未做到彻底和明晰，但是其自由主义研究风格，并未妨害他对于西方哲学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关注。换言之，吴文明确知晓，经验主义领域中无论是罗素、杜威还是穆勒，他们都是怀疑第一推动力之人；而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这个经验主义范畴；马克思主义则彻底反对上帝之意义并且企图取消宗教，历史，传统。

吴恩裕著作之几乎全部分析的出发点，刚好在此。这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方法，和49年、66年、79年（新实践，真理论）之人们对待马克思列宁毛思想的庸俗方式，仍隔天壤，判别有术；且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提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数特征和另类风格，做出了无情胜有情的批判。这使我们大为释然——因为，当我尚未阅读此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何以著作等身，阅历丰富之吴，会对这个人称入魔之人的入魔之说，抱有某种好感和给予某种重视呢？西方哲人对于黑格尔败坏哲学传统的体系和思想，已有明确说法（见布拉德雷），更何况这个基本忤逆人文和逻辑思维之马呢。可是，这里出现另外一个反证。毛时期，吴恩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早就不知去向；就连马克思本人的一些看法，也被恶俗不堪之毛泽东思想完全遮蔽。于是，从毛看法，转向马克思；再从马克思，转向西方主流哲学和普世价值之路径，是一个正面的可逆过程。这一点，现在务必说得清楚。所以，我们从上述经验和超验说，可以打开吴先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在我看来，至少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半还多，并且和前述西方哲学的思维轨迹衔接，整合。这个衔接和整合的方法，就是吴先生提出来的一个看法，马克思主义规避了形而上学论（书中之原来说成“玄学”，后来迻译成“形上学”，）故而成为西学之一种异数；而这个异数哲学，就是对于哲学思考形而上学的规避和反动。这个课题，我们前此提法是，毛泽东荒谬解释了形而上学，故此导致整个中国传统和信仰的绝对丧失——也就是，并不仅仅是国家，思维，伦理，道德之亡，而是亡天下——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人之意义，究其根本，也是要亡彼天下，亡彼上帝，变西方世界几千年来的基督教，东正教，新教文明为先是批判，后是烧书，再是烧人之惨局；也就是说，马克思之“宗教是鸦片”之说，应该还给他本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鸦片。

那么，吴氏是如何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类哲学呢？他在此关于形而上学课题上，作出了他的解释；且引用了一些西方哲人的看法，如胡克，如罗素等人，以区隔马克思回避超然学说，宗教原则和绝对主宰的文本——在还原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可以苟简而曰，正是因为马克思和他收获的“跳蚤”们，企图造成新神而放弃和诋毁了老神；也就是列宁说过的、也许堪称正确之言，新领袖比较老领袖，更加糟糕。吴氏解释的具体过程是这样，马克思企图颠倒黑格尔精神异化学说的头脑决定论和逻辑决定论，试图将观念的逻辑转换成为物事的逻辑（“物事”——就是事务；原著称为“物事”——自立）。所以出现马克思所谓的事实的逻辑和观念的逻辑之反对，之颠倒。但是，熟知西方语言学常识者皆知，你说出、这是一个观念，和你说出、这是一个物事，这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吴氏举例说明的，逻辑式的桌子和观念中的桌子，都不是事实上的桌子——也就是所有后来之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们强调的词与物之间不能一对一进行客观转换之常识——也是美国哲人蒯因说的，“词与物，是一对原罪”——也是我们中国读者八十年代业已熟悉之、语言能指和所指之间之玫瑰，无法还原玫瑰之德理达主义说法。等等。所以，马克思说他的观念是物事，而别人的物事是观念——是几乎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接之，就是马克思说，因为他的头脑没有被颠倒，所以，是上帝的头脑，观念的头脑被颠倒了。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因为他说的物事不是观念，所以就有了他的语言的正确和真确性——他再从这个正确性，引导废弃上帝道德律和超验价值论之斜途，旨在转换他的道德，马克思的道德，马克思的克力司马为形而上……于是，马克思罔顾了所有西方哲学和哲学家都不可以罔顾的双向间性，上帝－人文间性和知行间性；更不要说胡塞尔，马丁.布伯一类更加接近于神学和“搁置学派”的超验学说了——马克思主义也违背了中国人格物至知的、主观之客观和客观之主观方法论、世界观——也就是梅洛.旁蒂等人之现象学说法。再示另外一个面向，马克思因其放弃了神，放弃了超验，放弃了传统，所以，他的物事直接粗鲁地转向了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吴先生是这样强调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学说法对不对呢？孙文就在二十世纪初叶，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说不符合现实（他特别指出劳动时间对应利润多少之说为伪——民生主义）；就不要说胡克等人对其锋芒所向了。所以，马克思没有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学之研究价值——吴恩裕说，恩格斯也没有多少价值；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他的自然辩证法）套用于自然现象、规律，就更是岂有此理了。所有这些说法，我们稍加援引，以修正笔者叙述的草率。

吴恩裕对此另类哲学说，“我们最好不名马克思的学说为哲学，因为他的学说和传统哲学的性质，是迥乎不同的。……马克思的哲学乃是反形上学的。”（该书，下同）“马克思给实在问题所加上的‘实践’一概念，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全然无关的。因为形上学的内容全都是在讲一些抽象的范畴，如心、物等，它并无意跻身于实践的科学之列。”“詹姆斯的实验主义，也是一种反形上学。但是，马克思反形上学的态度，却又远较他为激烈。”“应用哲学绝无理由否认理论哲学；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是互相依赖的……在事实上是不可分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凡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事务，都是一‘超经验的实在（SUPESENSIBLE

REALITY）’。由此可知，形上学乃是想用推理的方法取得知识（——安塞论式的经院推理——自立），此中知识的对象（反智主义？——自立），乃是不存在于自然界，为人类知识所不能及的超验的实在。……他们所谓‘心’并非你我之心，乃是一个超验的实在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可见马克思的哲学显然是反形上学的。而仅就其消极方面看，它是一种反形上学主义。”吴氏对所谓马克思源自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做了概括；马恩形而上概念是从黑格尔《小逻辑》中拿来的。这个《小逻辑》形而上学就是这样：“以抽象的同一性为其原则，并企图用有限的悟解范畴，去理解理性的对象（——这里对上帝这个非理性的概念，如何解释？——自立）。……二，认为‘范畴的限际是永远固定的’，三，‘相信抽象的思想范畴是‘真理的表词。”这个超越主宰如何脱离范畴；同一性和主宰与人间间性关系（马丁.布伯之说）；真理的表达——这些问题并不是黑格尔可以全权了解和威权做答的。马克思也无此特权。

这就关系到本体论形而上课题；关乎于此，吴氏援来胡克，罗素等人相协于解——

“美国S.Hook认为Wirklichkeit,一字与Truth相近。他在印证了第二条论纲之后，说，Marx,here equates

the real with the true, the unreal with the false.’(see from hegel To

marx)假如Hook君（胡克）不想把马克思的理论与John Dewey

的工具主义相混，则无疑地，他在解释这两个字地意义上，做了大胆而危险的假定。这种态度是不合乎历史考证常规的。”这显然是吴恩裕的担忧。詹姆斯杜威之类可以是美国经验主义的原则缔造者，但是，他们只是另辟蹊径，并无合一工具主义、且放大为取消超验之意识形态；和把机会主义、工具主义放大为涅恰耶夫、列宁、毛的无原则原则和无主义主义，是有严格判别的。（关于胡克观点）

罗素曾经批评马克思。“‘相信形上学和实际事务有关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缺乏逻辑能力所致。’罗素之意似谓：马克思相信形上学与实际物事有关是错误的，而此信念是错误的，是缺乏逻辑能力来区别抽象的形上学与具体物事所致。此处，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并没有相信形上学和实际物事‘有’关系；他只相信：假如形上学若想变成一种正确的研究，它便和实际物事‘必有’关系。……

”（关于罗素观点）

这里的争执仍旧牵涉到如何摆平物事世俗人间和超验主宰上帝之关系。究竟是罗素之无关论，还是吴先生的所谓不涉及关系，是另起炉灶论——就很难说得清楚——事务是这样的；整个哲学发展之轨迹亦是：从古典学派、中世纪经院学派出现，返回到多神教时期希腊宗教和民主的出现，这个超验和经验双合论，一直以来，就是相反相成，互相批判的。所以，近代以后，休谟和笛卡儿开始一个质疑主义；但是，休谟，还是像以后之康德，把经验定位在超验之外——这个势头发展以后，就出现了一系列呼应说，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百科全书，革命和拿破仑主义——直到近代法国革命后的美国精神，等等，都是在划一宗教，主宰和世俗政治，宪政民主的关系——而在思想层面，逻辑实证论们，试想撇开这样的上帝、世俗混合说，也来一个无关说（即罗素说），但是，他们觉得，就像科学－圣经并列一样，要人类完全放弃上帝同志的地盘，施行反反智主义，是非常遗憾，焦虑和困惑的事情。所以，宗教批判几百年、上千年，宗教式微是实，但是，就像尼采说的——他在说了上帝死了以后接之说，“上帝是杀不死的”。所以，马克思想把形而上学彻底摒弃于哲学大堂，是一个妄徒之举。人们要第一，相信上帝；第二，要降低上帝的某种政治世俗位格，取消宗教政治，改行人文宗教，实行双向补充，却不可排斥之，涂炭之。我们说过，文明，就是耶稣——虚拟，就是真实——这就把文明水至清无鱼说，改宗为神人合一。这几乎不是理论而是现实；是人类摒弃马克思主义之常态。

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经验主义里面最坏的伪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确实起到了詹姆斯杜威等人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个作用，今天以另外一种丛林新法则和实用新法则，既作用于中国，也作用于美国（美国信教人群比例正在下降）。所以，经济实用主义和讲究道德情操之相对成本说，相反相成；斯密时代的道德论底线，正在一点点被冲垮。美国政府居然不知道如何定位中共、这类无神，无德，无法，无天之体制，是为一例；于是在他们空洞叫嚣宗教自由的同时，新“形而下主义”正好肆无忌惮，大行其道。美国人正在经验主义中最坏的那条轨道上和中共“同舟共济”，共识共谋。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看到吴恩裕先生的这本书，首当其冲，就是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是要规避废弃和曲解本体论，形而上，乃及道德律等等课题的；他也许不经意中对于企图颠覆超验主义的经验主义者，予以当头棒喝。虽然，他的语气委婉，榷之温和，却是绵里藏针，读之甚爽。是的，我们说，吴书与其说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批判之，纠正之，反朴归真，超凡入神，是也（说入圣，言重了）。故此，我们赘言，人类政治宗教之分离，不是要毁弃宗教；经验主义，不是要实行颠覆超验（——相反，胡塞尔等人，含海德格尔之一半，更是企图在哲学范畴中，达到对于内容的“搁置”，而实行超验“还原”——这当然不是本文可以赘述的），更不是以经济决定论为借口，直接全都滚到暴力和革命的利益考量上去，把超验下降到什么共产主义。固然，哲学最大的挑战，绝对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一切语言和真理定型为他的真理、甚至毛式邓式实践——胜利，夺权和乱七八糟——而是永远要思索这个康德，休谟和笛卡儿式的经验和超验之悖论，之互补，之契合；把所谓实践平台，让位给那些心怀敬畏和克己复利之人——而不是要在绝对精神之否定之否定中，代替上帝，强行做出合题和给出答案（可见卡尔.波普关于真理相对性、抵进性说法）；这个屠夫和杀戮的“真理”，一点价值也没有。总之，马克思主义是魔鬼之道，马克思本人，也是魔鬼。

否定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阅读吴先生著作以后得出的、更加肯定的结论。

固然，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现在不止是在中国，在西方也有很大市场，可是对此基本持有清醒态度者，仍是主流。所以，继续反思这个课题任重道远，非此一片小文可以了结。

虽然，在一系列课题上，吴恩裕呈现了他的严密，他的完整和谨慎，但是，吴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学和价值的朦胧和误解，不能不说是导致他们本身灭亡（思想灭亡和人格涂炭）的根本因素。

也是我们一来悼念、二来反思这个偌大课题的初心本衷。